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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日本,听我对你说(续)(1)

  在我看来,日本现在主流的政治思潮,就是日本不愿意再以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委曲求全地被别人保护和制约着,而自己的军队却无权跟别人打仗。日本人认为,这不是他们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所应该受到的待遇。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正常的,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伟大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喊“小日本”,但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永远是大日本。

  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真正认识今天的日本,第一步就是千万别把他们当“自己人”。

  1.日本众首相,谁见我谁下台

  2006年9月,日本换了首相,对华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卸任,上台的是年轻的世家子弟安倍晋三。安倍上任后的第12天,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也就是轰动一时的“破冰之旅”。第二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名曰“暖春之旅”。在温总理访问日本前,我应邀到东京首相府,对安倍晋三做了一次专访。就在那年9月,安倍突然宣布,因身体原因辞去日本首相。

  新的首相名叫福田康夫,这个名字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动画片《机器猫》里的野比康夫。当时甚至还有网友恶搞说,这是令全世界儿童都振奋的消息!《机器猫》里老被人欺负的康夫长大了,大器晚成,成了日本的首相!这位充满卡通感的首相,上任三个月也访问了中国,先去了北京,又去了山东,我在那年的岁末12月份,在济南对他进行了专访。过了9个月,福田康夫也宣布辞职了。

  这一次,首相的位子,轮到了资深政治家麻生太郎。2008年10月,他来北京参加亚欧会议期间,我在北京一家日本风味浓厚的酒店——长福宫饭店对他进行了专访。10个月之后,麻生太郎也辞职了。

  这便是2006年到2009年间,日本首相上上下下的时间线,而穿插在这个时间线内,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次专访。所以,在我们《高端访问》栏目组,有这么一个段子:凡日本首相,谁要接受水均益的采访,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不过一年,就肯定会下台。当然,这只是句戏言,我肯定不能对日本首相们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也没那个神通,见到谁就把谁给鼓捣下去。

  不过,在我这么多年的采访历程中,也的确隐约有着这样一些,貌似规律的东西,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除了日本这些首相,还有很多我的采访对象,也中过这种“魔咒”:

  有一年我采访泰国总理他信,采访中谈到他的执政理念,以及对个人今后生涯的预测。他那时心里可能有所察觉,很伤感地谈到了未来的事情,谈到他如果政治失意会如何。三个月之后,他信黯然辞职跑到了英国,到现在依然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

  巴基斯坦的总统穆沙拉夫,我前后采访他三次,最后一次采访之后不到半年,他突然辞职,出国,一直流亡海外。前不久,他还回巴基斯坦参加大选,一回去就被扣押了。

  还有,我采访斯诺文尼亚的总统后不到半年,他就因为得癌症去世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用我们栏目组同事的话来说就是:“接受水哥采访,非死即伤。”也算是对我漫长的采访生涯,一种无伤大雅的调侃。

  日本政坛走马灯换帅的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算是独特的。这是日本政治的一种生态,也是源于日本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日本换首相很频繁,但是日本职能政府的运作,国家日常管理的政策体系,却并未受到这种更迭起落的影响。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日本有一支非常稳定,而且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公务员队伍。上头再怎么换首相,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冲击,基层的核心运作团队有章可循、有条不紊,中间力量非常稳固。

  所以,这些年日本虽然首相换来换去,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了不起就是某个党派、某个人的政治主张,会在这一时期有所凸显,国家、政府总体的运作一如既往。如果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个首相就重打鼓另开张的话,日本早就不知道被折腾成什么样了。

  近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日本的关注还是很密切的,可能由于我之前写的那篇文章《日本,听我对你说》,很多人也把我和日本在某种程度勾连起来。这种联系,其实有些无心插柳,作为一个记者,在完成《高端访问》栏目的过程中,我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对话政要的机会,而近年来,对日本政治家的采访的确也比较多。

  我两年之内,连续采访三个日本首相,在这个过程中还采访了若干日本政界要员,包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市等。鸠山由纪夫来访华时,我们也跟日本大使馆联系,希望能对他进行采访,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栏目组同事们开玩笑说:“鸠山肯定知道你名声在外,不敢接受你采访,不然就得下台了。”但就算没有接受我采访,鸠山后来也还是下台了。可见我的“魔力”,远不及政坛风云难测。

  2.狡猾的安倍晋三

  在这一系列采访中,2007年对安倍晋三的采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因其过程跌宕起伏,结果又相当成功。

  那年的春天,我们得到消息,温总理将针对安倍的“破冰之旅”做一次回访。当一国领导人或元首要对另一国进行访问时,受访国领导人按惯例,往往会接受对方国家媒体的采访,外交上管这叫作“新闻对等”。于是,在温总理出访日本前,我们向日本方面提出,希望对安倍首相进行专访。很快,日本方面回复,很欢迎中央电视台来日本专访首相。

  尽管我此前做过多次高端访问,经常率一支报道组赶赴对方国家采访,但2007年对安倍的采访,依然是不小的挑战。

  由于此前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漠视历史,不断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频繁参拜靖国神社,还发表一些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不符合中日之间长期共识和联合声明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在其执政期间里,跌到了低谷,很多正常的国家交往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当然,由于中日有着紧密而巨大的经贸往来,相互在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依存度很高,那时的中日关系呈现出的,是“政冷经热”的特点——政治上很冷,两国领导人基本互不来往,谁也不见谁。尽管小泉曾提过要见一下咱们的领导人,但是中方鉴于他的立场和表态,没有跟他进行过接触。经济上,中日那几年的经贸合作基本保持发展势头,也就是说,大家仁义不在买卖照做。

  虽然安倍跟小泉同属一个党派,立场接近,安倍也曾是小泉手下的内阁成员,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上台之后,想要在外交上寻求一点突破,所以选择了中日关系作为突破口,上任后的第12天就访问了中国。

  对于中方而言,只要日方能够在历史问题上正确表态,我们就愿意与之对话。安倍的“破冰之旅”之后,中日关系开始回暖,温总理在春暖花开之际启动“暖春之旅”,这无论在中日还是东北亚地区,乃至于全世界,都受到了很高的关注。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和时间节点之下,我们很期待通过这次采访,从安倍口中得到一些有新闻价值的访谈内容,当时纠结的点,不外乎是他对历史的认识;是否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什么规划;中日关系是否就此回暖,从五年的阴冷走向温暖、走向欣欣向荣。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希望了解的焦点。

  出发之前,我们开了若干次研讨会,做了很周详的规划,除了在《高端访问》《焦点访谈》播出专访外,我们在当地也要做一些实时新闻和连线报道。此次采访不光对我,对中央电视台而言,都是很重要的选题。国务院、外交部对此次采访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鉴于当时的两国关系和政治氛围,上级将此次采访的基调定得比较积极,并非冷思考或是批判眼光的定位,总体来说,是带着揭示中日关系融合的必然性和现实需要,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设计方案时,也非常谨慎,比如安倍的采访,我们之前列出了大概几十个问题,然后经过再三的取舍、不断的修订,经过电视台、我方外交部及日本外务省的审核,多次磨合沟通和修改。

  比如,我们此前提供的问题里,既涉及了日本在历史认识态度上的问题,也涉及到东海油气田及钓鱼岛等热点问题。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都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日本方面反馈信息说,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要提了,还有关于7月的战败日、8月的投降日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时间还没到,这么问会让首相很为难,所以也表示了委婉的回绝。

  对于所谓的“新闻审查”、“新闻监管”,我一向认为需要客观现实地看待,不能过于理想化。如果你是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某个主持人,也许你可以骂美国总统,可以骂政客商人,但是你肯定不能骂默多克,这是现实。日本推崇新闻自由,但也不会无所顾忌,需要根据它的利益考量,对新闻做出相应的取舍。

  如果我直接问安倍:你承认南京大屠杀吗?以他一贯的政治立场而言,他当然不愿承认,但他如果照实说了,不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了吗?又会再一次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爆发点。所以,这样的问题修订,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们的每一个采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这种程度的修改和限制,对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

  2007年4月,我率领一支报道组到了东京,而我手上那份被“蹂躏”多次的问题单,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十个问题,变成了大概只有八个问题。在采访前一天,日本外务省一位相当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官员,邀请我们中午一起吃地道的日本料理,谈谈采访的细节。

  我们欣然同意,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东京市中心,一处闹中取静的小院内。院内亭台楼榭,错落有致,翠竹摇影,樱花吹雪,犹如唯美的电影镜头一般,房间内都是日式传统的榻榻米,空气中飘着轻柔的和风乐曲。在那个幽静的空间内,我们报道组和日本外务省的三个人,吃了我此生最为精致但没吃饱的一顿饭。

  日本料理本来就很讲究,餐桌上摆得规规矩矩,筷子要横放在筷托上,调味料都装在小碟子里,每道菜都小巧精细,服务也是相当的周到细致。但是,每道菜分量就一点点:一碗汤,那碗就跟我们的茶杯一样大;一个寿司,小小一块,上面盖一片绿叶子,也不知道能吃还是不能吃;一个大盘子上来,中间就一点点食物,也不知道是什么,听介绍才知道是海胆之类。我一边跟他们谈事,一边看他们怎么吃,跟样学样,省得露怯。

  一顿饭下来,零零散散也吃了不少东西,但就是没吃饱。当然,也因为那天吃得不踏实,吃饭过程中,对方又拿着我们那张备受“蹂躏”的问题单,非常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对了一下。我脑子里对这些问题已背得滚瓜烂熟,做过那么多人物专访,很少有像采访安倍这样,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筹备和策划,所以他说什么我心里都有数。

  不想日方官员突然对我说:“水先生,希望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你采访时就按照这个问题单问,不要现场再添加问题。”他们都是搞新闻的,很懂这一套,知道我们记者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张口就来,所以再三强调,不要节外生枝。

  随后,他们拿出了厚厚一摞采访安倍的预案,就好像一套项目书,向我们介绍起采访的细节。比如说采访用什么方式,现场翻译坐在哪个位置,首相坐在哪个位置,我们几点钟怎么进到首相府,进去后先到什么地方……非常细致,细致到连我们摄像机在什么位置,摄像机旁边有个小桌子,桌子上会给准备一杯水,这水是什么水,都有详细的说明。

  他们还跟我们协商,首相后面有一面国旗,应该摆在哪里,是左边还是右边。那面旗不是挂在一根杆子上,而是像易拉宝一样,有个底座,旗帜可以拉开。因为有时候电视采访时,被采访人后面竖着一根旗杆,挂着国旗,又没有风,旗子就会垂着。现在有些国家有经验了,在旗子后面撑根杆子,让旗子舒展一点。2013年我去伊拉克采访马利基,包括采访美国大使时,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日本人更聪明,他们做一个底座,杆子是斜的,旗子挂上去自然就撑开了,自然舒展很好看。

  类似于这样的细节,日本人做得精妙到极点,堪称全世界第一。这么多年来,我对于日本唯一刮目相看甚至肃然起敬的,就是他们做事的这种认真、精细,简直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一年之后,我在北京采访麻生太郎,再次体会到这种细节主义。一样的提前给问题单,一样的多次沟通,一样是提前约喝咖啡,把所有细节过一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我的问题中有关于中日贸易关系的内容,涉及到一些数据,多少年前是多少亿美元,现在是多少,哪些领域有待发展等等。日方先遣人员当时很仔细的,把我问题单上初步列出,甚至未经确认的东西,都抄下来带走。

  等到采访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他们给麻生太郎准备了一个双面的大题板,正面是日文,写着我那个问题涉及到的、可能回答的数据,而背面,也就是麻生太郎举着这个板子,面对我的那一面,是用中文写上的同样的数据。这让我非常吃惊,这个采访,他们不光想到了为首相服务,也为采访的记者服务到家。

  日本人的精致,不仅表现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上,也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记得有一次,我采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采访中,他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盒,一摁就弹开了,成了一个小的烟灰缸。桥本说,他偶然从随行官员那里看到这玩意,眼前一亮,从此走到哪儿都揣着这个小盒子。

  他告诉我,他有次出访美国,在白宫等候与美国总统会见,突然烟瘾犯了,要抽烟,但白宫的人不让抽,说他们没有准备烟灰缸。这时候,桥本神气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说:“没关系,我自带了。”

  这种便携式的烟灰缸,是日本人众多精巧的发明之一,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随地弹烟灰、扔烟头是不允许的,日本人就发明了这个,抽烟时烟灰都弹在铁盒里,抽完了盖子合上自己带走,既干净又优雅。当然,如今许多国家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禁烟措施,这个便携式烟灰缸也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有了这些精细的准备,第二天我们在首相府对安倍的采访自然很顺利。虽然此前日方多次打招呼说,要严格按照问题单提问,但是我仍然延续了一贯“无组织无纪律”的采访方式,因为专访本身是一种交流。

  比如,我坐下来之后,问首相:“去年你对中国的访问好像很不错?”这就是一句寒暄,不算一个问题,但也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他回答问题时,说到某个细节,我很有兴趣,那肯定会追问一下。

  当说到中日关系时,安倍说:“我去年做了一个破冰之旅,今年温总理马上要来,我们希望中日关系迎来一个新的时期。”说话间,他提到一句话——“应该让历史的事情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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