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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俄罗斯之行(4)

  怎么说我也算是经历过风浪的,相信他也不至于会真把我铐起来,但是多少被他的举动惊到了,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怎么能这样粗暴?但是护照要紧,我还是坚持比画着沟通。10分钟后,那个中年妇女终于出现了,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我满腔怒火,从文件夹里把那封邀请信拿了出来,说:“你看看这个,这是你们俄罗斯总统府的邀请信,我来采访你们的总统普京,你凭什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两个多钟头?”

  那中年妇女装傻,比画着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护照我们检查完了,你们排队吧。”实际上,那时离我们下飞机已经快三个小时了,整个厅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已经不用排队了。

  我当时真是觉得很委屈,出来后,路彪跟我说:“那女人来查护照时,你直接给她塞上50美元,啥事没有了。”

  我气还没顺过来:“我凭什么给她钱啊?”

  路彪说:“这是俄罗斯的生存法则,她拖你那么长时间,就是在等你找她给钱呢。”

  我这才醒悟过来,当时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就算想到了,看她那态度,也不愿给她钱。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接下来在采访拍摄中又遇上件麻烦事。那时候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刚刚建立,路彪和另一位资深记者开车带着我们,去拍莫斯科的街景,拍拍红场、莫斯科河、莫斯科大学等标志性的景物。在一座桥上,我们把车停下来拍了些镜头。拍完下桥,我们的车正拐弯,后面警笛声鸣响起来,一辆警车跟了上来。

  路彪他们知道规矩,是警察要检查,连忙靠边停下车。警察看上去很和善,打招呼也很客气,让我们出示证件。路彪他们有当地的居住证,采访证,没有问题。再看我们几个的护照,问题就来了。我们因公出国,拿的是外交部核发的公务护照。那个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实行公务护照免签,当地海关看到这个护照,盖个章就行,不需要签证。

  警察一看,马上就说:“你们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路彪懂俄语,马上解释说:“你好好看看,这是公务护照,中国的公务人员,免签的,有你们海关入关时盖的章。”

  那警察完全不理睬,说:“那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要核对你们的身份。”

  我还没反应过来,路彪立即激动地抗议:“凭什么去,坚决不能去!你们为什么要带我们走?我们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定,我们有拍摄许可证。”他把各种证件都出示给那个警察,但那警察坚持说不行,一定要我们上车跟他们走。

  上了车之后,路彪非常紧张,赶紧给我们大使馆打电话。幸好那地方离使馆只有20分钟车程,大使馆一位参赞接了电话之后,二话没说,开着车直奔警察局。等我们一路提心吊胆到了警察局时,远远看见那儿停了一辆车,参赞就站在边上。经过参赞交涉,我们幸免于难,没有被带进警察局。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俄罗斯的公检法系统,尤其是警察系统,非常黑暗、腐败。其中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称之为“铁笼子”的拘留所。执勤警察如果一旦怀疑你有犯罪嫌疑,就会把你带到拘留所。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你说不清楚,找不到人来证明,不能解释,他们就会借故把你关押在铁栅栏围成的笼子里,让你待上一天一夜,遭受打骂也是常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劫你的钱财。关押时间结束后,你要是找到人保释,或是他看你啥都没有,就会放你走。在关押你之前,他们会拿走你身上所有的物品,等你出来时还给你,但是你的钱包很可能就会变成空的。你如果有疑问,他们就会装傻。他们也不会预先登记,各种程序都很不规范。在俄罗斯社会急剧动荡的初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去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遭受过这种不公的待遇,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

  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俄罗斯的执法部门有多恐怖。可就在这次采访结束前,我又遇到一件更加惊险的事,至今想起来都后怕。

  因为采访普京很成功,大家都很开心,使馆人员说,你们中央电视台这次为国争光了,这也是我们在俄罗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晚上请你们吃饭吧!当下就把我们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露天烧烤处,在一片白桦林中,吃着格鲁吉亚烤肉,拿着巨大的扎啤杯子,喝着啤酒和纯正的伏特加,谈天说地,非常愉快。

  晚宴结束后,使馆人员把我们送回记者站。那时俄罗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新鲜玩意。我听说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商业大街上,开了很多家赌场,觉得很好奇。作为一个记者,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对当地的新鲜事物,都有一种去见识见识体验生活的心理。虽然我不是赌徒,但对于赌场这种能观察到人性百态的地方,还是动了想去看看的心思。

  那时候已经12点多了,而第二天上午11点,我们就得跟着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国,只能趁着晚上那点时间去看看。我语言不通,问谁能带我去,可没一个人响应我。大使馆的外交官肯定是不能去的,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路彪说太晚了很疲惫,就给我写了个纸条,让我打车去。

  那整条街道灯火辉煌,马路两边有各种各样闪着霓虹灯的酒吧和赌场。我找了一家看上去最大的赌场,走了进去。赌场规矩也很严格,必须要出示证件登记。进了正门之后,有一个很长的走廊,往左边一拐,是一个很大的大厅,里面有超级多的赌博游戏,有玩纸牌的,还有玩轮盘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我在里面走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找了个玩21点的桌子坐了下来,掏出了兜里的200美元,决定找找感觉,体验一把。我打定主意,输赢就这么多,玩完了就走。可那天特别诡异,我越想输还越输不掉,一下子拖到了凌晨两点多。我有点困了,就拿着筹码去把钱换回来。出了大厅,到一个拐角处卖咖啡的柜台,我买了一杯咖啡,想提提神。

  就在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出事了。我坐的位置是个死角,看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等我喝完咖啡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发现刚才人声鼎沸的大厅,一个人都没有了。我纳闷地往前走了几步,探头朝门口看,只见长廊尽头的玻璃门外,停了两辆警用卡车,闪着警灯。赌场里的人,正在被警察押着一个个往大卡车上赶。

  当时我就震惊了,连忙缩回来,躲到刚才喝咖啡的地方,用英文问收银员怎么回事,他说,警察来查抄了。

  原来,这些莫斯科的赌场和夜店,虽然公开营业,很多游客都可以去,但并不是百分之百合法的。警察们缺钱了,就来查抄一把罚一堆钱,然后把人放了,第二天照样营业。若是开赌场的人没打点好他们,他们也会趁着人们玩兴正浓的后半夜来查抄。

  我当时一身冷汗就出来了,在里边躲着,不敢出去。躲了将近二十分钟后,我又蹑手蹑脚地走到楼道拐角处,探头一看,外头一个人影儿都没了。收银员说,应该没事了。我顿时松了一大口气,赶紧冲到马路边拦了一辆车,惊魂未定地回到住处。

  这件事我想起来确实后怕。如果我当时跟那些赌客们一起,被一网打尽关进“铁笼子”,语言不通,又没带手机,真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许等大家想起我的时候,我们的专机都要起飞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是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代表中央电视台来俄罗斯的,如果在赌场被警察扣起来,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丑闻啊,很可能会造成外交上的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身为记者,不管是为了采访做原始资料的积累,还是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在外面独身一人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十年前我还年轻,血气方刚,敢闯敢跑,无论到了什么地方,看到新鲜事物都跃跃欲试,觉得也没什么坏处。后来,经历了一件件类似的事情,我开始有所反思,变得谨慎了,不太敢轻举妄动。

  我们出境采访时,并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中央电视台,还代表我们的国家,如果由于我们的草率行为,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那就后悔莫及了!这么多年的采访,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当记者一定要敢打敢冲,但是在非工作状态下,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远离不必要的是非和麻烦。

  去问问那些在俄罗斯工作、留学、生活过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这样被执法人员敲诈勒索的故事,真是一本本的血泪账,一段段的痛苦史。

  2005年,我带队去莫斯科报道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当年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在红场上举行了一次巨大阅兵。很多外国嘉宾从世界各地前去参加,胡锦涛主席也出席了。中央电视台要在那儿做一次直播。

  我们从北京飞到莫斯科,在机场依旧被扣了两三个钟头。这次我有了经验,就是不给钱,后来扛得差不多又把我们放出来了。

  我们报道组有位编导的表哥就在莫斯科。当时使馆和记者站的接待任务很重,也顾不上我们。我就对编导说,干脆请你表哥来机场接我们一下。可我们出了机场,等了快一个钟头,才等来她表哥。那哥们儿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说:“对不起,哎呀,倒霉倒霉,碰上俄罗斯警察了。”

  原来,他在接我们之前,去另外一个地方办事,把车停在马路边。等他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警察正在拖他的车。他拦着警察,不让他们把车拖走,警察就提了条件:“你给我一点买酒的钱,我这回就饶了你。”

  他没带多少现金,就几十块零钱,那警察说:“不行,这还不够我和弟兄们喝酒,我得把车拖走。”他连忙拦着又求情。这个过程当中,他接到我们的电话,警察一看就说:“这个手机不错啊。”

  那是他几个星期前刚买的新手机,值三四千块。他只能忍痛割爱,把卡卸下来,将手机塞到警察手里,说:“送给你,作为礼物。”警察立刻笑逐颜开,把车还给了他。

  据说,俄罗斯警察特别喜欢敲诈中国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钱,中国人是冤大头,只要稍加为难,中国人马上会想到用钱开路,破财免灾。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光是在俄罗斯,在海外很多国家都往往会遭受这种“特殊待遇”。这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遇事就想给人行点小恩小惠,图个方便,钻点空子。可贪小便宜吃大亏,说起来也赖不着谁。

  我们作为记者在外面跑,到了紧要关头,被逼无奈也会出此下策。但是长期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要在当地做买卖,那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千万要做到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哪怕那法律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不要钻空子,一旦被抓住,将得不偿失。哪怕你见过很多阴暗面,它无形中会诱导着你,也记得要活在阳光下,凡事坚持原则。

  就像那个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在谴责别人吏治腐败黑暗执法时,也要反省自己的问题。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亮出身段,也开始唱唱主角,我们中国人在外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了解当地的国情。出门在外不容易,可千万别让人抓住软肋欺负,那才真是有苦说不出呢。

  我每次采访普京,都会提类似的问题,含沙射影也好,旁敲侧击也好,总要关心一下中国人在俄罗斯投资的环境。我们做过很多节目,包括关注“灰色关税”等问题。很多江浙一带的商人到俄罗斯去做买卖,为了省点小钱,在关税和海关通关手续上,私下塞钱办事,结果被人家查出来,罚了个倾家荡产。前几年,在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被关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其实,俄罗斯方面对这些猫腻了然于心,当觉得这些对他们有利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当他们发现无利可图,这些腐败行为实质上使俄罗斯损失更多钱,普京腾出手来整治这些黑暗行为时,存在于“灰色地带”的交易,马上就会被停止。

  有一个阶段的俄罗斯,的确让人恨得牙痒痒,但随着时间推移,普京开始整顿吏治腐败时,风向就转了。警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敲诈了,对外国人也不敢那么蛮横了。等我去采访梅德韦杰夫时,感觉俄罗斯正在矫正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普京再次上任总统之后,莫斯科的环境在逐渐变好。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它过去曾是帝国,以后仍将会是。只要它的人民少喝点酒,哪怕再勤奋一点点,我相信,俄罗斯必将再度雄起。

  俄罗斯人说:“上帝让我们为邻。”中国人则说:“远亲不如近邻。”普京总统非常赞赏这两句谚语中所透露出来的哲理和友好。他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互为邻邦,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不仅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与行动,也是两个伟大国家推动世界繁荣与进步的共同责任与事业。

  在我看来,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有时候,我感觉中国和俄罗斯就像一对情人,一边是瘦小精明却一往情深的小男人,另一边是高大丰腴完全掌控着小男人的大女人。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俄罗斯是可以依靠的,但不能投靠。

  5.普京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本书即将完稿之际,2014年1月,我再次得到一个采访普京的机会。一开始,我习惯性地认为,这只是和前四次采访大同小异的又一次高端访问,可没想到,第五次采访普京,却成了我职业生涯中又一个亮点,它让我连续几天在央视屏幕和各大网站上大放异彩,种种赞誉纷至沓来。而所有这些,大半都是缘于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做出的一个动作。

  201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驻俄罗斯中心记者站接到俄罗斯总统府新闻局一个邀请:普京总统将于2014年1月17日,在索契会见几家俄罗斯和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中央电视台作为亚洲唯一一家新闻媒体受到邀请。总统府新闻局同时要求:受邀的各家媒体派出大牌记者、主持人参加联合采访。当俄罗斯记者站将此项目报告央视新闻中心时,孙玉胜副台长决定派我去会见普京。

  2014年1月15日傍晚,我只身一人登上了俄航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从莫斯科向南,飞机又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降落在了索契。索契是一个人口只有不到四十万的小城市,它面对黑海,背靠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最大的度假胜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从叶利钦到普京,苏联和俄罗斯的众多领导人和高官富商,都在这里建有度假别墅,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来到索契度假休闲疗养。这里就相当于美国的戴维营和迈阿密、中国的北戴河和三亚。故而,索契也有着俄罗斯“夏都”的称号。

  索契也发生过许多关乎苏联和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悲喜剧。1964年,正在索契度假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遭到勃列日涅夫等人“逼宫”,最终黯然下台。当然,真正让中国人对索契感到亲切的,是那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原型、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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