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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俄罗斯之行(2)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克里姆林宫。初访普京时,他刚刚当上俄罗斯总统。如果说那时他还多少有点收敛,锋芒未必全露的话,现在则已经大展拳脚,在好几件事情上,展现了果断、强硬、干练的手段,在俄罗斯的人气如日中天。

  我心里对与普京的这次会面,既充满期待,又十分紧张。紧张主要来自于我们走钢丝般的采访安排,我暗暗祈祷,日理万机的普京,能准时出现。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高大宏伟,走廊的挑高都有5到8米,走在里面,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空旷回音。我们被带到克里姆林宫配楼的一个厅,被告知就在那里采访。

  架好机器,准备停当,已是11点多,我们开始安心等待。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等待普京出现。可渐渐的,这种激动变成了焦急、不安,甚至有些恐慌。因为从12点一直等到下午3点,普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总统府新闻局的人去问了一下,回复的消息是,普京正在开一个紧急会议,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地方,出了一起事故,普京正在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开会。你们耐心等待,马上会到的。

  快到4点的时候,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我们10点钟就进了克里姆林宫,所有人都没有上过厕所。虽然我预估到要等候很长时间,一直控制着喝水量,但是攒了快6个小时,内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向俄方工作人员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谁知他们竟然拒绝我如厕,说:“上厕所得走很远,要从这个楼出去,经过几道安检门,到另外一个楼才有公共卫生间。总统随时都会来,你现在去上厕所不合适。”

  那我就忍着吧。又忍了快20分钟,实在不行了,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大使馆参赞:“您能不能跟新闻局的人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待会我若在采访过程中尿裤子,那可就成了新闻采访史上的奇闻了。”

  参赞帮我过去交涉,新闻局局长终于想起来,旁边是另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里面带一个卫生间。好在参赞跟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人家总算给了个面子,让我在克里姆林宫奢华考究的局长办公室卫生间里方便了一下。

  解决了个人问题,我只享受了短暂的舒缓,接着就陷入更加焦虑的境地。尽管俄罗斯方面的人不断地说,总统随时会来,但是直到四点多钟,普京还是没出现。

  我们是8点半的飞机,就算4点半能坐下来采访,怎么着也得聊半个小时以上吧。再加上收拾器材,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时间,上车大概是5点40分了。那个时间正好是莫斯科交通的下班高峰期,几条主干道堵车是出了名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去机场都起码要两个小时。

  即便不堵车,到机场也快8点了,还得过安检、过海关、托运行李、办手续,按照我数次进出莫斯科的经验,那些海关人员随时随地的刁难和抽查,没有两个小时是弄不完的。这么满打满算下来,4点半普京要是再不出现,我们的行程就得泡汤了。

  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能又拖着参赞,去找那位新闻局长交涉。我把整个情况和盘托出,然后反复强调:我们事先都联系好了,12点的采访,现在都过去快5个小时了,这事不能赖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赶上8点半的飞机回北京,不然,若放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鸽子,造成中国和联合国的外交事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新闻局长一边保证说,5点钟之前采访肯定没有问题,一边答应马上通知克里姆林宫的交警,派一辆警车来,采访完之后帮我们开道,走紧急车道。

  莫斯科一些主干道的马路最里侧,的确有个紧急车道,一般情况下没人敢走,如果能走紧急车道的话,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他又问我们是什么航班,我说是中国国航,他笑着说:“那我管不着,中国国航的事让你们参赞想办法吧。”

  我连忙争取说:“飞机的事先不说,您能不能想办法跟机场海关打声招呼,一会儿放行痛快点,别为难我们。”跟“老毛子”商量这些事,一向是特难沟通的,但那次他们可能有愧于普京的迟到,对我的要求照单全收,立刻开始打电话安排。

  参赞正想办法跟国航打招呼,我们央视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路彪也挺身而出,他爱人正好在国航莫斯科机场办事处工作。路彪说:“我跟我媳妇打个电话,想办法跟国航的地面经理打个招呼,看看有没有可能行点方便。”

  1998年我去伊拉克的时候,民航的管制没那么严格,还让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阿联酋等了我们将近半个小时。但是到了2004年,这种情况就很难出现了。民航都强调准点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延误起飞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争取找人先帮忙把登机牌给办了,如果行李来不及拖运,之后再想办法补运。

  就在我们心急如焚的时候,5点钟左右,房间外突然一阵骚动,新闻局长跑来通知,总统马上就到。我赶紧开始准备,掏出随身带的小粉扑,为被汗水弄花的脸补补妆,又对着玻璃窗梳理了一下头发,便正襟危坐等候。

  不一会儿,普京一如既往甩着一只胳膊,“哐哐哐”地走进来。这是普京走路的标志性姿势:只有一个肩膀在晃,另外一个肩膀是不动的,感觉一个肩膀是以另一个肩膀为轴心在动。我猜测,他或是因为小时候练柔道受过伤,或是做克格勃受过特殊训练,总之与众不同。

  这么多年采访他,每次都在聊国家大事,从来没有机会涉及到这么私人的问题。但是每次看到他这个走路的姿势,疑问便会浮现在我心头。他特别的走路姿势,脸上冷峻的表情,加上那对蓝中泛绿的“狼眼”,令人感觉他深不可测,琢磨不透,以及毋庸置疑的强悍。

  尽管普京开了一天的会,处理了很多紧急事务,但他状态还不错,进来就跟我们说:“很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我今天可以多回答一些问题。”

  以前要是听到这句话,我绝对是心花怒放,恨不得拿出100个问题来问。但那天可真没心情,心想,可别多问了,我来不及赶飞机了。

  那天的采访全是按计划进行,我事先跟新华社记者和那位小记者商量好,让他们在前面赶紧提问,接下来我就可以自己控制时间和节奏。

  普京那天很配合,我们希望了解的问题,他全部都回答了。我提出的5个问题是新闻官临时圈定的,普京事先并不知道,当我问到200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三起特大恐怖袭击时,普京的眼睛里甚至迸出了泪花,他说俄罗斯的百姓受苦了,感谢中国朋友在俄罗斯最艰难的时候,同他们站在一起、分担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支持,那动情的一幕相当感人。

  等我们跟普京握手告别,已经快到6点钟了。普京前脚刚出门,我们后脚就像疯了一样,赶快张罗收拾设备。把摄像机的机器卸下来,把三脚架捆起来,这都很容易。但是我们带着的一套组合灯,已经烤了快一个小时了,一般情况下,要等十几分钟再去卸灯泡,那时候已来不及了。

  幸亏摄像有经验,戴了一双白线手套,去拧那个灯泡,只听“嗞”的一声,一股黑烟冒起来,整个手套就烤焦了,幸好没有烫到手。我们也不要灯泡了,手忙脚乱地把散落的东西都归拢。

  我们非常狼狈地扛着那些器材,争分夺秒地走出克里姆林宫,内心被焦虑啃噬,恨不能生出一对翅膀,瞬间飞到机场。

  我隐约想起,以前也经历过这种近乎绝望的场景:事情已经完全超乎自己的能力,却必须完成。就像快要溺水的人,想要努力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介乎于希望和绝望的临界点。人生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景,眼看着快不行了,但事实证明,只要咬咬牙,这件事也就挺过去了。

  记得1998年我们去伊拉克,我、冀惠彦、一个技术加一个摄像,四个人带了20多件行李,从莫斯科转机去约旦。从北京来的飞机停在T1区,由莫斯科飞往约旦的飞机却在T2区,两个区域之间必须步行过一个漫长的通道。我们的航班时间衔接得很紧,必须争分夺秒。我们提着20多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艰难前行。四个人一趟当然搬不完,只能让年长的技术老师留在原地看着,其他三人肩扛手拽,恨不得拿牙叼着,一趟一趟搬运。累得差点断气,终于赶上了飞机。

  这次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经历,似乎又将我送回到几年前莫斯科机场那一幕,他们几个人拿着摄像机和三脚架,我得背着那个大灯箱,手里还要拎两个包,简直要崩溃了,根本拿不动。

  从克里姆林宫走到那个侧门,再从侧门走到停在红场边上的面包车,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走到一半已经眼前发黑,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到最后。走到车前,两腿发软,上气不接下气。使馆的人过来时,我连道别的心情都没有了。令人欣慰的是,那位新闻局长说话算话,安排的警车果然停在那儿,闪着警灯,使馆人员将我们介绍给一位魁梧的俄罗斯警察。

  打过招呼之后,参赞悄悄问我:“身上带钱没有?给这个警察一点辛苦费,他会卖力的。”我问给多少,参赞说:“大方点吧。”

  我想都没想,掏出口袋里的1500卢布,全部攥在手里,用仅会的那一点点俄语,说:“同志,谢谢!”我把钱塞到他手里,然后连比带划,指了指表,又比了一个天上飞机的样子。那个警察心领神会,连连点头,说:“OK!OK!”跟参赞匆匆告别后,我们就从红场一路绝尘而去。

  绕了几个弯,我们上了那条通往机场的大道,果然堵得水泄不通,连紧急通道都被占得满满的。接着,我就看到那1500卢布起了奇效,那辆俄罗斯警车开上了应急车道,把灯一闪,扩音器一开,就开始喊。我听不懂,但能明白那种气势,肯定是说:前面的车让道!前面的车让道!

  有人说,在莫斯科警察的权力比总统还大,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看到警察就吓得直哆嗦。因为那里既有严格执法的警察,也有过度执法的警察,更有肆意执法的警察,你不知道你碰到的是哪一款,所以还是赶紧让开为好。

  但也有人可能是什么权贵,谁怕谁,就是不让。警察一边喊一边开道,那个紧急通道很窄,只能过一辆车,但有的车就在前面压着道,给你留条缝。我眼看那个警察,为了1500卢布拼到什么地步,他直接把轮一打,打向左侧,贴着半米高的水泥隔离墩,车轮毂摩擦着,一路火花带闪电,硬生生地把前面占道的车给挤过去了。

  我们6点15左右从红场出发,一路在警车开道护航之下,奇迹般的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在7点40分就赶到了机场。航空公司的人奇迹般地出现,帮我们把能办的手续都办好了。而俄罗斯的海关,居然也真的接到了总统府的指令,很爽快地盖了章。我们满身大汗,满怀侥幸,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坐到了国航飞回北京的飞机上。

  我如约赶上了第二天下午2点,在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的会面。我当时坐在飞机上,最大的感受就是:认识普京总统真好!

  后来,我还曾经三次近距离与普京对话。无论观察多少次,我对他那种复杂的感觉,始终不曾改变,总觉得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未曾说出的想法。

  首先,普京心里到底如何规划俄罗斯这个昔日超级大国,从他嘴里套不出任何直截了当的回答。大家都知道普京崇拜曾使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彼得大帝,他在办公室里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当了总统之后,还在莫斯科河边竖起了巨大的彼得大帝雕像。但当我问起他,关于他的野心时,他只给了非常模棱两可的回答:“俄罗斯要做一个开放、革新、富裕的国家。”

  其次,关于中俄关系,每次采访,普京都会强调我们两国非常友好,俄罗斯很重视发展同伟大的中国的全面战略关系,包括能源合作,贸易合作等等。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普京一直在说,俄罗斯更多的还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的重点在欧洲。

  关于普京,许多人都感觉他很强硬、很酷,什么都会,多才多艺。据我的观察,个子不高的普京,他的手很大、很厚、非常结实。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那颇具特色的眼神。他的目光非常锐利,很少有人能长时间直视他的眼神。每一次坐在他对面采访,我都会试图透过他的眼睛来解读他的内心,但是至今,我都很难从中窥探出什么明确的信息。

  普京是个非常冷静的人,讲话的逻辑性很强。我们的编导说,在节目后期剪辑时,普京的专访往往是最难剪的。一般来说,做剪辑应该会使采访更精彩,可是普京的话剪掉任何一句,味道就变了。

  这些年,普京在内政外交上的一次次出手,屡屡让世界刮目相看,也让人不敢小看俄罗斯。现在,世界上不少人以某种复杂的心态揣测着普京,猜度着普京,但没有人能够得出明确的答案。

  上一次采访普京时,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历史,正在研究历史。在我看来,一个研究历史的普京,对当今世界上这个面积最大的昔日帝国,一定会有他更为深刻的思考。

  3.我挑拨了“梅普”关系

  自2000年叶利钦卸任,把执掌俄罗斯的大权交给普京之后,这十几年里,俄罗斯政坛基本上是以普京为主导。

  我们所看到的普京,是个“纯爷们”,能开战斗机又能潜水,能打老虎还能摔跤,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还利用宪法允许的空间,加上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任期将满时,把他的小兄弟梅德韦杰夫推到了前台,在政坛上玩了一把“皇帝轮流做”的小把戏,让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新词“梅普组合”。

  在俄罗斯有一种说法,由于普京太强势,没人能替代他。所以,当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普京很自然地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梅普兄弟轮流坐庄的游戏,也开始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之一。

  2011年初,在国际上开始流传一些捕风捉影的说法,随着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时间越来越长,梅普二人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嫌隙。比如说,以前他们俩总在一块儿,假期里相约一起度假,一起滑雪打猎。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两人渐渐开始单独行动了。在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叙利亚的问题上,两人的表态也不太一样。西方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挑拨他们的关系,认为梅德韦杰夫更加开放,更加倾向于西方;而普京还是冷战思维,对美国非常强硬。

  恰在这时,梅德韦杰夫要来中国访问。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提出要采访他。几个负责外联和策划的优秀同事做了大量工作,甚至请俄罗斯使馆的新闻官到三里屯喝了一场大酒,白的啤的红的全部招呼。俄罗斯人都爱喝酒,非常豪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就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

  这个新闻官跟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府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经过他强力推荐,梅德韦杰夫同意了接受我们采访,当然也还像普京那样,要求我们去莫斯科采访。

  2011年4月7日,我们来到莫斯科,驱车前往采访地点。有意思的是,这次采访不在克里姆林宫,梅德韦杰夫提出,要在位于莫斯科西郊的戈尔基总统官邸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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