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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2003伊战采访揭秘(5)

  其实那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到了伊拉克的南部,靠近科威特的伊科边境。因为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把路堵死了。所以美英联军大部队实际是在伊科边境集结,新闻媒体已经有所报道,美军在该处集结了12万人,英军有4万人,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军队。

  从3月20日开战起,伊拉克每天都处在一轮又一轮、接连不断的空袭之中,美国宣布第一轮的空袭是“斩首行动”,紧接着又有“震慑行动”。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各种舰船,发射精确制导的“战斧”导弹,还有各种战略轰炸机、隐形轰炸机、F117、B2等,直接飞进伊拉克领空,对伊拉克各地的目标进行轰炸。除了巴格达首当其冲之外,巴士拉、摩苏尔等一些战略重地,都遭遇了频繁的空袭。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节奏。每隔一两个小时,空中就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导弹倾斜着飞向地面,天空震颤,光芒耀眼,阻断视线;地上的建筑仿佛在摇晃,下沉。每次空袭过后,都有那么一段死一般的寂静。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按照美军的部署,空袭一段时间后,就要开始地面战,军队就从科威特进入。

  于是,我就琢磨,如果从约旦不好进,何不转到科威特去试试运气?我们七个央视记者,都集结在约旦,可约旦除了边境上有些小冲突,以及可能出现难民潮外,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闻。我还是一心想回到战场,进入到风暴的核心。

  当时,央视在科威特没有记者,而现在《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那时他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带着一队人,以及新华社驻站的记者,还有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一批中国记者,云集在科威特。那里俨然已经成为报道伊拉克战争的主战场。所以,我提出兵分两路,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留在约旦,我们这拨人转战科威特,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立刻联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出,他的语气也相当沮丧。我知道,作为直属领导,对于我们无奈从伊拉克撤出这件事,他心里也挺憋屈。因为我们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苦苦挣扎了那么久,结果我们才撤出两天,战争就爆发了,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李挺主任安慰我说:“小水,你们还是要坚守报道,哪怕伊拉克不行,咱们在约旦、在周边,也要把报道做好。”

  我建议道:“既然现在约旦有两批记者,我们大可不必扎堆,可以分兵作战,其实现在科威特才是报道重点,我们能不能转去科威特采访?”

  李挺主任答应得很痛快。

  于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也就是当地时间3月22日,我们从约旦飞到了科威特。

  一出机场,走到科威特的大街上,我们就看到了与约旦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就是美军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军的军车,各种装束的美国大兵,带有各种标示的武器装备,有陆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等,处处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为了方便媒体记者,美军还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国际新闻中心,由科威特和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士组成,包括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为各路记者提供媒体服务,也会发布一些即时的讯息。

  我立刻被这种整装待发的气氛所感染了,对冀惠彦他们说:“弟兄们,都打起精神,从科威特出发吧!”

  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是新闻大战的主战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人头攒动,仿佛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媒体联合国”。有的是文字记者,一个人背着个包,拿着录音笔;有的是浩浩荡荡一个团队,一看就是电视机构。拉美的、非洲的、东南亚的、北欧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记者,在各个柜台前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

  我们决定向美军靠拢,希望能通过他们组织的“POOL”(联合采访团队),成为随军记者,跟随即将开始地面战的联军军队,进入伊拉克。

  美国人很喜欢组织“POOL”,但这个团队的名额有限,许多媒体都想去,那就得筛选。筛选的办法五花八门,可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可以抓阄,还可以指派。

  指派的弹性很大,美国人一般会首选本国记者,美联社、ABC、BBC等大牌西方媒体也可以受到优待,还有一些“哥们儿”国家的媒体也会得到照顾,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洲媒体获得指派很难,CCTV当时虽然小有名气,但毕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很难进入美国人的“法眼”。

  “POOL”的组成会照顾到门类,电视、文字、摄影,不同类型的记者都有。这个团队能跟着美国的某支部队到前线观战、采访。那时候,伊科边境,联军的地面部队正在集结,前线已经有零星的战斗发生。记者要上前线,得签各种各样的生死文书和报道协议,报道内容也必须经过美军的审查。

  美方会对记者们采访的文字或视频逐一审查,提出意见:“这个画面你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你泄露了我们某种高级武器的机密。你也不能从那个角度拍,因为那个角度你会暴露我们联军的部署,可能会危害到联军的安全。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可见,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限制的。虽然他们冠冕堂皇地讲“新闻自由”、“媒体不能得罪”,给你提供各种采访机会,但你的报道必须得经过审查,也会有一堆的“清规戒律”。

  但对我们而言,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采访机会,也是千载难逢。我心心念念想要回到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回到新闻报道的核心地带,但我们是被国家领导人以行政命令撤出的,如果我们违抗命令贸然回去,后果难以预测。我的同事、台领导都会为此事受到牵连和影响。但如果我们能跟随联军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重返伊拉克,安全系数也能有一定保障,我想,台里应该不会反对吧。

  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我们在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填了好几张表,交了上去。并且手写了几份英文的申请书,说明希望参加什么部队。

  等待的时候,我们在科威特也没闲着,继续跟北京连线。那时候央视的伊拉克特别报道,每天24小时直播,白岩松和康辉一直坐镇主持。

  我们要从科威特这个联军大本营获取大量信息。信息就像导弹一样满天飞,说不准哪条信息就会形成爆炸性新闻。每天处理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让我们备感忙乱的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每天一睁开眼睛,8档、10档报道就在线呼叫了。

  我们填的表有一个“中奖”了,陶冶和康锐争取到了一次机会,跟随联合采访团,去伊科边境拍摄了当时联军的状态,回来做了一个报道。此外,再没有任何能随联合采访团进入伊拉克的消息。

  7.凤凰卫视进了巴格达!

  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是靠着海湾的一个很小的城市,总共才几十万人口,还没北京的东城区大。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耳边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伊拉克的“飞毛腿”从天而降,视野所及,浓烟升起,某个商场或居民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那时候记者们最担心的是化学武器。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他们要报复美国,肯定首先会以驻守在科威特的美军、各国的记者、各个联军的工作人员为目标。如果仅仅是一枚导弹飞来,那造成的破坏大不了就是把这栋楼炸一个窟窿,而化学武器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心一直悬着。

  出国之前,冀惠彦利用他在部队的关系,给我们弄了一大批装备,其中有急救包、药箱、钢盔、防弹背心,还有防毒面具,我们一路都背着。到了科威特一看,我们都乐了,驻扎科威特的各国记者,拿出来的装备,足够开一个展览了。蓝颜色的防弹背心,黄颜色迷彩的防弹背心,还有白颜色上面喷着TV的防弹背心和钢盔,人手一个防毒面具,没有的就直接在科威特军需品商店买。据说在国际新闻中心排队也可以领。

  做新闻是24小时待命,而防空袭也是24小时戒备。

  当空袭警报一响,记者全都一个个从楼上往下撤,拿着防毒面具往酒店地下室飞奔。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导弹向我飞来,但防化可不是小事,一枚导弹在其他地方炸了,化学毒气也可能顺着空气飘过来实施第二次攻击。等解除警报,大家再从地下室钻出来各干各的。

  那些日子,科威特起码遭受过10次导弹袭击,事后证明,没有一次有化学武器。

  在科威特度过的两天两夜,好像两年那么长,每当空袭警报凄厉地在科威特上空回旋时,我心里都会震动,像冰山崩塌,振聋发聩。战场边的媒体就是如此,火线上的记者就是如此,生死大关之前的新闻就是如此,让我难以平静,感慨、冲动、兴奋,五味杂陈。

  我们焦急地待在科威特,等待和联军一起进入伊拉克的机会,一个突然的电话,却将所有的计划打碎了。

  3月25日,央视《世界》栏目组的同事张郇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他当时在应急对接小组里,配合战争报道特别节目,负责为我和白岩松提供计划、文案、外联等材料。他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凤凰卫视的记者进了巴格达。”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下,好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一片空白。张郇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进入了巴格达,肯定是闾丘露薇。

  我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我长期跑中东地区的战地采访,之前又在伊拉克坚守了近两个月,可是现在,我在科威特,凤凰卫视的记者却已经在巴格达!这是失败!其次,这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我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很多飞舞的文字碎片,那是“9 11”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诟病,对于凤凰卫视的赞扬。

  我前所未有地觉得,我与我所供职的媒体,如此荣辱与共,同气连枝。

  在约旦与闾丘露薇重逢时,我还专门鼓励过她去巴格达。当时我还处于某种不平衡的心态,觉得我反正没办法,撤出来了,我们中国记者不管哪家,只要有人能进去,也能代表我。但是,当这件事真实地发生,并且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时间,我失去了方寸,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有失落,更有不甘心。我心心念念想要做到的事,只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现在却让别人做到了。

  张郇有些担忧地告诉我,网上已经有舆论反应了,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地对凤凰卫视和闾丘露薇的赞扬,以及对我们的种种责难。台里知道这件事,也觉得挺窝火的,明明之前守了那么久……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对张郇说:“我现在也不管别的,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如果凤凰卫视进去了,那我们央视也应该能进去。”接着,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闾丘做了几条报道。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不顾一切地回去!凤凰卫视能在那儿待着,我们为什么不能?

  闾丘露薇的行动对我们而言,既是刺激和挑战,也是一个掩护,这使我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回到巴格达。当然,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向台领导请示,得到的绝对还是个“NO”,所以不能说。但是不说的话,我要怎么走?我在科威特每天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直播,有什么理由可以缺席?还有,就算走得成,要从哪里走?科威特有没有捷径可以进入伊拉克?

  我连忙翻出地图,铺在房间的地毯上,开始研究路线。

  我首先想,科威特离伊拉克南部的城市巴士拉很近,而巴士拉离巴格达也只有五六百公里,有没有什么通道能先到巴士拉?

  但是,伊科边境大军压境,陶冶他们刚采访回来,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果没有联军的指令和许可,寸步难行。而且,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那条路遭遇了严重轰炸,新闻报道中说,整条路已经完全瘫痪了,看来,此路不通。

  还有一条路,从土耳其北边绕道,驱车两千公里到土伊边境,然后再从边境往下走,一直走到巴格达。但这条路实在太远了,物力和时间都不够。

  剩下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返回约旦,再闯“死亡公路”。

  我拿起电话就开始联系各路关系,但是关于约伊边境的情况,没有人了解。不能肯定这一路是否安全,也不知道边境口岸是否彻底关闭,遭遇几次轰炸的“死亡公路”,究竟是否还能通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好不容易从几个约旦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约伊边境口岸为了防止大量伊拉克难民涌入,现在已经不让进约旦了,但是伊拉克那边让不让进,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又看到了一丝亮光,战争打起来,伊拉克政府肯定处于半混乱状态,我们去到口岸,说不定就有机可乘。

  拿定主意,我立刻把配合默契的战友冀惠彦叫过来,说:“我想回去。”

  “回巴格达?怎么回?”冀惠彦知道我惦记着这事。

  “先从科威特飞约旦,从约伊边境再进,往里硬闯。”说这话时,我能听见自己声音里的渴望。

  “那……跟台里怎么说?”冀惠彦探询地看着我,我相信他早已明白了我的想法。

  “不说,豁出去了,就违反一次纪律!”

  冀惠彦低下头,想了一会儿,问:“你是不是都想好了?”

  “嗯,我想好了,陶冶、康锐和杨小勇留下,就我们俩去,轻装上阵,你带上摄像机、比干、海事卫星,我们就走。让他们在这边,继续正常跟北京那边连线报道。出镜方面,就让陶冶跟台里说我病了,扁桃腺发炎,嗓子哑了,他先替我两天。这两天里,我们能不能进得去,是死是活,也能见分晓。两天后如果没有我们的消息,就让他们如实汇报,说我们回巴格达了,失去了联系。人死活都不知道,台里还能说什么?那时候恐怕咱俩也不用操心了,都‘拜拜’了还管那么多?要是我们顺利进去了,就自己跟台里汇报。”

  之所以只约冀惠彦一起回去,是因为多年来的默契,我明白他,他也明白我,我们都知道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多强烈,只要有一点星火,就能燎燃整片草原。

  果然,冀惠彦听了我的计划,没有一点犹豫,但他建议,杨小勇也应该一起去,“万一顺利进去了,还是要报道,要直播,我们需要这个技术保障。”

  我有些拿不准:“那得问问小勇,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了解你,这事你肯定愿意干,我也需要一个摄像。但是小勇是个工程师,让他跟咱们提着脑袋玩这个命,能行吗?”

  冀惠彦乐了,说:“能不能行那得试试。”

  我说:“行,那就试试。”

  冀惠彦悄悄地去把杨小勇叫了过来,小勇一听计划就“嗨”了,他本身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尽管是工程师,但是常年在新闻单位工作,已经被熏陶得很有新闻素养,而且男人嘛,谁不想亲历大事件,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热血中年”!他爽快地说:“跟着玩一趟就玩一趟呗,传送卫星什么的就交给我了!”

  我当机立断:“行,那就我们仨,返回巴格达,让康锐和陶冶坚守。咱们定一个生死盟约,去路茫茫,前途未卜。我不能保证我们能一路安全进入巴格达,更不能保证我们到那以后能活几天,但是,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所有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有后果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行不行?”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行!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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