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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2003伊战采访揭秘(3)

  我有气无力地把大使的撤出通知重复了一遍,根本不敢看他俩的表情,连我自己都迈不过去的门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俩迈过去。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听到“哐当”一声,猛地抬起头,看见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杨小勇,烦躁地在房间里打着转,像是想找个出口发泄一下,却无从寻觅的困兽。

  “那天,我有事去大使馆,还遇见张维秋大使了呢。”冀惠彦拿起一根我的香烟,也不抽,就那样拿在手里,闷闷地说,“他跟我说,他们要撤了。我说,那你们撤吧,我们干脆住到大使馆来得了,还能省点钱。”

  我苦笑地看着他,也就是老冀了,这时候,还想着说点玩笑话。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大使馆有好几辆好车啊,还有一辆奔驰600,他们都开不走,我还跟他们说,把钥匙留给我们,你们先撤,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们实在待不住了,还能把车给你开出来,也算是保卫国家财产了。哪里想到,我们也得一起撤啊。”

  “撤什么撤!”杨小勇的情绪依然很激动,“我反正无所谓,你们说不撤,我就不撤,都待到这时候了,眼瞅着就是大新闻大事件,怎么能撤呢!”

  我张张嘴,又闭上,有些话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房间的天花板上,那盏不怎么亮的吊灯,像是感受到了我们情绪的躁动,有些轻微地摇摆,昏黄的光亮摇摇荡荡,照着地上的影子,捉不住,也停不下来。

  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我接到的,是一个命令。之前跟台里所有的商量和要求,得到的回复就是,要听从使馆的意见,听从统一安排。而且,前两天台里也发来了传真,再次重申随使馆留守人员撤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去跟台里解释,显然无济于事,眼前的路好像只剩下了一条,但是要我们放弃抛掷在这里的所有期盼和理想,去踏上这条路,我们只觉得心里被割了一块,腿里被灌了铅。

  “不撤,想办法,坚决不能走!”我沉默了半天,突然就这么说了一句,适才反复的思虑全部白费了,脱口而出的才是真实的想法。

  冀惠彦和杨小勇立刻跟上,“是啊!走了的话,想再进来就很难了!”

  必须想办法,然而却好像没有办法,我们很理解台里和外交部门的良苦用心,战争一旦爆发,危机四伏,无人有“免死金牌”,台里把我们派出来,就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我们留在这里,对台里和外交部门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但是对于我们仨,我们作为记者,这样的报道机会百年不遇,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搏,怎么舍得就这样眼看着烽火彼岸,却白白放手?

  那天晚上,我难得地失眠了,平常六七点起床,忙上一整天,晚上一沾枕头立刻睡着,连梦都没有。但那天晚上我没法睡,一直在反胃。这是老毛病了,平时工作起来亢奋的时候没什么事,一旦神经紧张,情绪激动,就会莫名其妙地胃胀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断断续续地睡着和醒来,猛然一个激灵,已经能看到17日凌晨的蒙蒙亮了。

  18日早上就要集合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慌得再也睡不着,连忙爬起来,去敲冀惠彦的门,再过一会儿,杨小勇也起来了,我们仨就迷糊而又清醒地,坐在那儿合计。唯一能肯定的是,17号的报道,基本算是废了,我们反复地想这事该怎么办,左想右想,中间还接待了大使派来确认情况的工作人员,面对他们的关切,只能口不对心地说着,跟台里再商量一下,再等等、再看看,拖延着,忍着时间的煎熬。

  眼看着到了午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不得不做一个决断。我说:“我们表决吧,是执行命令走,还是不走。”

  “能不走吗?怎么能不走?”他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我说:“不走,咱就躲起来。”接下来,我告诉了他们一个很极端的办法,那是个疯狂的念头,最后的挣扎与赌博。

  傍晚的时候,我把阿布叫到饭店,交给他三本护照,这是我们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组三位成员的唯一合法证件。我告诉他:“从明天开始,你就失踪,只有我能找到你,别人都不行。只有明天一天,躲过去了,这一关就过了。”

  阿布虽然不知道我的意图,但仍给予了足够的信任,他连声答应着,收好护照便匆匆离开了。

  那一夜,我们在拉希德饭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3月18日凌晨2点,冀惠彦还坐在窗台上发呆,他问我,小水啊,这法子能行吗?我装睡,没回应他,其实是心里也没底。这么冒险的事,谁说得准呢。但是现实是,这是惟一的办法。

  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赶紧开上车出门,离开了拉希德饭店周边。海事卫星电话断了线,阿布专门帮我买的伊拉克版手机“二哥大”也关了机,打定了主意要与世隔绝。

  后来新华社的同行告诉我,张维秋大使在使馆门口足足等了我们两个钟头,甚至让人去饭店找我们,却毫无结果。快9点多的时候,我听说大使他们一行人还在等,有点坐不住了,我就跟冀惠彦他们俩说,你们先找地方待着,我还是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地打车到了使馆,一眼就看到张维秋大使,所有撤离人员都在门口,车辆都已整装待发。

  我假装一脸慌张无奈地跑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大使说:“大使,不好了,我们那个伊拉克的雇员今天早上不见了,我们三个人的护照都在他手里,我找了他一早上,怎么也找不到人。没护照我们走不了,到了约旦口岸,您这边也说不清楚啊。伊拉克本来就是警察国家,现在又这个局势,没有护照肯定不行啊……”连说带比画,表情和音色都足够夸张焦虑,“要不你们就先走吧,别耽误了,我继续找那家伙,找着他拿了护照,我们就跟上来。况且那家伙还拿着我们的钱,没钱我们也没法从新闻部和饭店那边结账啊。”

  张维秋大使就那么盯着我,眼里满满都是“你就骗吧”,那种识破的感觉,但是又拿我没有办法,我心里一阵阵发虚。我们就这么四目相对了半天,他终于无奈地松口说:“好吧,你们一定要马上来,我们在边境口岸等你们。”

  我心里一块石头“咚”的落地,满脑门都是汗,嘴上说着“好的好的”,想着赶快把他们哄走算了。

  大部队从我面前离开的时候,新华社的老同事跟我道别,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一拳就捶在我肩膀上:“你小子行啊,你那护照现在就在身上揣着吧?”

  我一脸诚恳和无辜,嘿嘿地笑着:“说什么呢,我是真的找不着了。”一边说一边还推他,“赶紧走赶紧走,我们马上追你们去了啊。”

  等撤离大队的最后一辆车绝尘而去,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却不想,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找到冀惠彦和杨小勇,三个人躲在新闻中心的帐篷那边,找选题的找选题、编片子的编片子,都没开口说,但都觉得暗流汹涌。

  平常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在白天都是架通的,我那部巴格达当地的“二哥大”虽然多数时候不好用,但也是24小时开机,时刻等着有什么消息过来,或者国内台里的什么人找我们。但现在全部都掐断了。

  突然一下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我心里就跟一千只蚂蚁在爬一样。在使馆的时候,大使就跟我说,电视台打了很多电话联系不上我们,也把电话打到他们那儿了,要我们务必跟着一起撤离。我知道开了机要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不开机,就是一种怯懦的逃避。

  中午过了以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就把海事卫星电话接上,也把那个平常时通时不通的“二哥大”开机了。没过多久,台里的暴风骤雨就通过各种通讯设备穿越千里,劈头盖脸地朝着我们来了。

  首先就是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电话,我从来没听过他这么严厉这么恼火的语气,一上来就直接问:“你们怎么回事!电话不通,人也不见了!”

  我连忙跟他解释,还是那套“不靠谱本地雇员携护照失踪”的说辞:“我确实没护照,走不了,一上午就忙这事呢,‘二哥大’也没电,刚刚充上电。”

  李挺主任直接说,不行,外交部来电话了,台里也是这么个决定,你们还是得走,不能不撤。

  我心里还想着怎么搪塞一下,反复解释说,没有护照,走不了,再说还有工作没干完,总算把李挺主任搪塞过去了。又接了一串领导的电话,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相信那个故事了,越说越真诚的感觉。

  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副台长罗明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我故意很无奈地说:“没找到,那个人真的不知道现在跑到哪儿了,我确实走不了啊。”

  罗台的语气很平静,也很坚定,他说:“没关系,安全重要,我们跟外交部商量了,跟约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交流过,你们没有护照没关系,现在就走,在边境口岸那里可以补办手续,外交部会为你们做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门跟伊拉克当局、外交部门和军警部门沟通好了,他们承诺放行,所以你们现在就动身。”

  我想,我拙劣的谎言大概是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了,但我还想挣扎一下,还在纠结一些细节,又说阿布拿了我们很多素材,又说他身上还有我们的钱。

  最后,罗台在电话里,非常郑重地跟我说:“小水,你别说了,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别说了,撤退不仅仅是央视一家的决定,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国家的决定。现在台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担心你们的安全,有很多热心观众也打电话来,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撤回国内。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很多人,你如果坚持现在不走,我可以告诉你,台里决定,你们以后所有的报道,我们都不会播出,你们不会从伊拉克发出任何报道。”

  我切实体会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含义,便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我感觉自己紧绷的精神慢慢瓦解,坚韧的躯体开始逐节崩溃。作为一个记者,我看到再多,听到再多,采访得再翔实生动,没有报道的平台,一切工作就都丧失了意义。

  我想要赖下来,是想要报道这场历史性的战争,不是想留在伊拉克举一面标榜自我的旗帜。我不怕死,也不怕违抗命令,我和我的伙伴想必都是如此。但是,我很害怕,我所做的一切失去意义。

  5.撤与留的真相

  在新闻中心二楼那个狭小的帐篷里,我将一切向我的战友们和盘托出,冀惠彦听了以后,两眼茫然,不住地叹气;杨小勇也不说话,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摆弄那些器材。那种心情,与其说是沮丧,不如用绝望来形容,更加恰当一些。

  谁都不想离开这块新闻的阵地,不想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将会被记载的大战前缺席,但我们现在就是要鼓起勇气,自己打自己一闷棍,然后让灵魂出窍,把自己拖走。

  那天晚上,没有晚饭,其实一天也没怎么吃饭,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仨坐在帐篷里相对无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愿意先说出那个“走”字。最后杨小勇特别无奈地说:“你是领队,你说吧,总要有个人拿主意的。”

  我沉重地垂下头。我想,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也不是我们一组人的事儿了,这是一个不得不遵守的命令,由不得任何任性与欺瞒。而且我知道,这件事还会影响到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上级领导。

  终于,在3月18日晚上9点多钟时,我开口说:“没办法,那就走吧!”

  张维秋大使和中国驻约旦大使,依然很负责地在边境口岸等着我们,而我们已经纠结了太久,时间显得尤为紧迫。我急急地找来阿布,要找车,拿护照,一通杂乱无序地忙。此前,完全没有想过要走,所以我连牙刷都没装起来过,看着所有摊开来的、杂乱的东西,我有种收不齐、归不拢的无力感。

  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小时,简单地收拾了行李。至于那些大饼、汽油、发电机、安全屋什么的,都随着一个简单的拥抱,托付给了阿布。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的呼吸,在伊拉克那样干燥的地方,竟然意外的潮湿。我对阿布说:“东西你帮我留着,保存好,我们随时还会回来,还能用得上。”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回来的时候,我只知道那一刻是离开的期限了,当我们匆匆上车走上出伊拉克的大路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初来到的那一天。那夜,那月正亮……

  夜色迷茫,我们失落地撤出巴格达。晚风宁静,人们的表情却隐约不安。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的征兆。

  首先让我觉得不大对劲的,是汽油。石油是伊拉克国家局势的晴雨表,这个国家不缺油,它的石油储量自称世界第一,甚至超过沙特阿拉伯,但其石油设备老化,生产炼油能力很低下,加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联合国十年来的制裁,石油出口受到很大限制。加之运输等各方面的原因,一旦风吹草动,油荒立竿见影。

  从伊拉克出来时,我们租的车油不是满的,但要走1000多公里才能到约旦。我们租的都是排量很大的美国造雪佛兰GMC大型越野车,比较费油。我们这一路上很无语地发现:加不到油了。高速公路边的简易加油站,很多都关门了。难得遇到几个开门营业的,都排着老长的队,凑上去一问,每辆车只能加10公升油。我们那车是个“油老虎”,10公升油简直不够它咂巴嘴的。没办法,只能走一段,排长队,加10公升;再走一段,再排队,再加10公升。

  很多外国人在排队之列,也有西装笔挺的伊拉克富人,堆着大包小包的汽车排成长龙,行李甚至拴到了车顶,流露出一种逃难的窘态。人们沉默不语,只想快点离开这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

  就这样走走停停,没几辆车的高速公路,800公里的总路程,我们走了8个多小时。在19日凌晨5点多,我们终于赶到了约伊边境口岸,看见了我们大使馆的三辆车。张维秋大使坐在车里,眼里布满血丝。

  “终于把你们给等到了!”张维秋大使神情疲惫,见到我们如释重负,“我接到国内的死命令,要在这里死守,一直等到你们出来。而且,我还接到指示,如果等不到你们,天一亮我们就返回巴格达去找,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把你们带出来。”

  接着,他急切地说:“赶紧把你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我用一下。”我们把海事卫星架在车顶上,让张维秋大使给国内打了个电话,具体哪个部门不清楚,但他的声音非常急迫,说:“已经接到他们了,就在我身边,我们现在马上办手续,这就撤出伊拉克。”

  虽然张维秋大使没有明说,但我也隐约猜到,他接到的指令或许不仅来自于外交部,而是来自于更高层。那天上午在约伊边境,我尝试了这么多次以来最通畅的一次出境,因为有外交官陪同,护照手续也很齐全,所以少了很多麻烦。

  虽然十分惭愧与尴尬,但由于我之前都是拿护照在说事,所以在出境时,我还是很努力地把这个护照的故事讲完了。

  我跟张维秋大使说,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护照弄回来的。准备撤离的头天晚上,我们把护照交给伊拉克雇员办签证,并让他帮忙准备些东西。结果,他在深夜回巴格达郊区的路上,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给拦住了,一检查,发现他身上有几本外国人的护照,还有一笔不少的现金,因此怀疑他的身份,伊拉克的军警、秘密机构就把他扣押了,关了一晚上。到了白天他拼命地搞证明、想办法找朋友来“捞”他。终于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交了罚款,还贿赂了警察,终于被放出来了。之后他直奔新闻中心工作的帐篷里找我们,我们才及时拿回了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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