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五章 “出土”时期
一、“稳住自己”
沈从文原本以为，一回到北京，就能够接续原来的工作，埋头到他的服饰史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专题中去；想不到回来就感冒，流鼻血的老毛病复发，一连二十多天，每天流一点，好不容易才止住。他归咎于南方住了半年，“把人闲老了”；实际上是体力明显下降，衰老的侵蚀越来越严重。三月他上香山参加全国性的陶瓷史编写会议半个月，会议“务虚”空谈的性质，为古陶瓷名称概念之类的问题讨论不休的做法，让他极不适应，疲累不堪，“七十多岁的人，那宜于干这玩意儿？拖得半垮不垮的回到东堂子，记忆里只留下山沟中零零落落的灰白色李花印象，别的通通忘了”。(25；36)
家里人怕他身体发生意外情况，让他住到了小羊宜宾。因为两个孙女各自跟母亲生活在外地，小羊宜宾宿舍就剩下两个老人，长子晚上回来住。生活、身体得到了照顾，工作却不免受限制，资料又多在东堂子，所以他不得不缩减研究题目，主要精力用于已经进行的专题，做做修改补充，希望能收尾。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个多月之后“四人帮”—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集团—即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鼓舞，反而杞忧更深。一九七七年中央提出“三年大治”，喜欢说数字的他却以为，落实到不同部门恐怕得三、五、七、九年不等，这还是乐观的估计。五月他给苏州的亲戚写信说：“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只把社会混乱、生产破坏，领导老的消沉、中的无能、少壮的向上爬进取方式，多从便辟巧佞逢君之恶下手，大的‘四人帮’完事了，后遗症还是普遍存在，对社会好转形成极大阻力，任何好的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类似顽癣的种种现实，附着于皮肤上，还是至今尚无办法对付。至于生长浸润于上中下各阶层人的骨里、血中、以至于灵魂中的事事物物，岂容易用读毛选五卷即可得到解决？更那里会学学报告即迅速把大局扭转？……实在令人感到真正痛苦!” “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在如此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忧虑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25；50—54)
为“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十月初，王要外出考古，沈从文写信叫他行前来谈谈，“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他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作较好的处理，才可望在七十五岁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来用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坍圮。这种坍圮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25；140—141)
别人看不见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只看见他以难于理解的热情拼命地工作—工作，是他抵制内心“黑影”的方式，是“稳住自己”、反抗消沉和绝望的威胁的方式，是坚韧而有尊严地面对屈辱和困难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怀着不敢希望的希望、以劳动和创造把生命融入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实践方式。
然而，衰老的加剧使得工作效率大不如从前，“近卅年的疲倦积累在一起，一齐迸发出来了，机能失调，用任何外来刺激鼓励都难于恢复失去了的活力”。(25；86)从一个现象可以看出精力的不济：大约从一九七五年起，他给人写信就经常忘记付邮；到一九七七年，这种情况就更是屡发不绝。譬如一九七七年六月复老友施蛰存信，并书赠长幅书法，过了四个月之后却从自己的旧纸堆中发现了；他又在旧信后面增写了一段附言，装入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但再次忘记付邮，直到一九九四年家属清理遗稿时才又被发现。
十一月，为两年前做的专题《扇子应用进展》撰写主论文，“两次开始，每次四页，总还不对头。思索方法有问题，因此头极感吃重，效果不佳。看来大致还得作第三次开始，换一方法来谈。能否顺手，还是不可知。重新看看我过去写的小论文，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重新争回十多年来失去的长处，或许已不大容易。又或许基本上还长处保留得尚好，情绪不好，即便写个小信，也十分费事。天气日冷头脑日益转成痴呆状态，看书成，记忆中万万千千花花朵朵，也分明而有条理，就是不会‘写’了。可悯”。(25；164)
家里一张小书桌沈从文和妻子轮流用，他常常搬个小桌子到屋外的月季花旁看稿写文。来找他学习或咨询的人不断，来人了张兆和就得避到简陋的小厨房，酷暑时里面像蒸笼，十冬腊月寒气结冰。沈从文心里对妻子万分抱歉，可是却没有一点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八月和十一月，他分别致信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统战部长乌兰夫，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张兆和有个学生看不过去，也帮忙想办法。但都没有结果。
年底，沈从文又一个人住回东堂子宿舍，每天来小羊宜宾吃饭。
这一年，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完成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日本中国资料社出版《人间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收入沈从文《我的学习》一文。日本文学同人杂志Viking开始连载福家道信翻译的《记丁玲》初集和续集，从一九七七年七月起，延续至一九七九年 三月。
二、离开博物馆，调入社科院
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以往的政协会议中，他提交了近二十个文物方面的提案，但这次会议改提案为座谈，同组成员彼此隔行，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他住在友谊宾馆，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大多不是用拐杖，就得人搀扶，“不免令人略有凄惶感”。(25；219)
这期间，沈从文的工作已经在协商调动中。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从社科院秘书长刘仰峤等人那里了解到沈从文的情况，二月初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
沈从文自己觉得，他做的研究，实质上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对博物馆工作有用；但历史博物馆却并不特别在意，从文物局到博物馆的多名领导，对他抱有偏见。五十年代，管业务的韩副馆长说：“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24；51)此类的批评所表明的不理解、不信任，让沈从文终生耿耿于怀；文物局王局长曾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干什么。”[33]他“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陈副馆长后来回忆说，社科院商调沈从文，“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34]沈从文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耗去了近三十年生命的“单位”。
三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历史所，四月正式报到，职称由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五月，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既是表示感谢，也是对胡乔木二十五年前来信的迟到回复：一九五三年，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安排；面对此番好意，沈从文颇费踌躇，以致未能作复。
在王、王亚蓉的协助下，沈从文五月完成了《扇子应用进展》。当时《大公报》正征集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章，沈从文是《大公报》副刊的老编者和撰稿人，应邀提供近作，他就把此专题的图文稿寄往香港。但同年九月出版的两卷本纪念文集未能刊用。也许是因为过于专门吧：稿件包含前言、图表、图录、扇子考、后记五个部分，其实是一部完整的专著。这是沈从文研究服饰史的副产品，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九卷中可以看到它的规模和格局，特别是大量的摹绘图像：主图一百〇六幅，附录二十幅；其中的主论文《扇子考》，后来又经增改，形成五万余字校订稿，遗憾的是后来原稿和誊抄稿都佚失，所以《全集》中这部分不得不付诸阙如。
八月初，沈从文去石家庄，看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没几天，又和张兆和带着孙女沈红—她已回京借读了一个学期，正值暑假—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个工作站正在这里进行大甸子出土文物—主要是朱绘彩色薄陶器—清理修复工作，王特意邀请两个老人来这里看看，换口气，散散心。他们游览了山庄和几处庙宇，十多天后返回北京。
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见到了阔别三十年的亲人：张充和从美国回来探亲，八、九月两次探访北京的亲友。十月，他们又与张充和的丈夫、耶鲁大学教授傅汉思相会。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华，傅汉思是副团长。
社科院缺乏办公地，但为保障《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工作的进行，从十月六日起在友谊宾馆包房作临时工作室，借调王来协助，加上先已调来的王亚蓉，热心帮忙的李宏、胡戟，沈从文还动员了张兆和、沈朝慧，一起连续紧张工作了三个多月，完成了全部书稿。书稿在此前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一百五十余幅，说明二十五万字。
沈从文说他三个月“无日无夜赶工”，“忙得个昏头昏脑”，以致结束后“约一千个正附图像和约廿五万字一大份文字说明，都还在脑中襞摺深处形成一种混乱影响，有待一一清理”(25；286，289)—无论如何，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三、往来
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沈从文即刻拟定下一步的规划，准备建立一个小组来展开工作。为此他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致函胡乔木，请求调王：“他在考古所修复组廿年的工作经验及组织能力，和其他许多长处，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25；298)
考古所所长夏鼐和沈从文是朋友，有时两人会面，一个讲温州普通话，一个只会湘西话，语音彼此难懂，却无碍说笑交流。有一天沈从文告诉王亚蓉：“夏先生刚刚走，他不高兴了，他来了就跟我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你挖走了王亚蓉，还要挖王。说完就走了。”[35]此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沈从文向胡乔木提出调王一年之后了，因为一九八〇年二月末，沈从文致信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述说了两人谈话的情形，请梅益向夏鼐解释他的意思。夏鼐也非常看重王，虽然他极不愿意放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同意了王调到历史所。他跑到老朋友面前发牢骚，却不会让这件事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社科院支持沈从文筹建服饰研究室，沈从文心里长期的规划是，以这个研究室打下基础，将来建立“服装博物馆”—他多年的梦想，可他不敢相信真会有实现的一天；只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朴素沉默的努力。
一九七九年三月下旬到四月底，沈从文与张兆和相伴，到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镇江等地考察近年新出土文物，王亚蓉陪同。在上海的时候去看巴金，巴金在“红房子”请吃西餐，沈从文的评价想象得出：“贵而并不好吃。”(25；317)
五月，钟开莱到北京讲学，他有了一九七五年那次要求去沈从文家拜访，被以房间小为由力阻的“教训”，这次有意事先不通知，自己坐车去了小羊宜宾胡同。“我敲了门，他太太来开门，一见面就说‘不得了，不得了……’……他兴致很好，叫我看院子里的花，大院种了好多花。”[36]沈龙朱在院子里辟出一小块园地，张兆和从干校回来之后就成了“花农”，经营了几年，巴掌大的小花园已经种了二十种不同月季，各色兼备，次第开放，盛时开花有几百朵。八月，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应华罗庚邀请从美国来访问，经钟开莱介绍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在出席轻工业部工艺美术设计创作会议期间和丘成桐会面，两人谈得很好，后来丘成桐邀请沈从文在新疆餐厅吃了顿羊肉饭，沈从文送了他两张字，“一是用纸头粘接的，一是糊窗用高丽纸三年前写的，一切都不合款式”。(25；369)
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举行，沈从文提案两件。这两件提案以《政协提案选》为题编入《沈从文全集》第三十一卷；而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二年间，在二至五届政协的其他提案，由于档案查阅的障碍，未能收入《全集》。
八月下旬到九月初，沈从文与张兆和应邀赴兰州观摩大型历史舞剧《丝路花雨》，此行最让他欣慰的是，去敦煌考察了几天，时间虽然短暂，却总算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
十月底到十一月中旬，沈从文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会议期间，王西彦与许杰一同来家中看望他。王西彦写作之初因投稿而与沈从文相识，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就是由沈从文编定并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三十年代得到沈从文帮助的一群青年作家中的一个；一九四四年，他在桂林主编的一个报纸副刊《新垦地》上发表了许杰批评《看虹录》、《摘星录》的文章，因此而长怀不安。许杰告诉了他一九七五年和沈从文见面的情形之后，“我给自己作了一个决定：‘不能再枉自怀着小人之心，从文先生可是个宽厚的人!’”十一月十一日，他的日记里这样写：“现在他和夫人张兆和同志住在一间小小房子里，认出是我就温和地笑着，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握着的手好一会没有放开。四十年代在桂林编副刊时，我曾发表过×先生批评他《看虹录》的文章；现在我和×先生却一起来他家做客话旧了，这真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吧？”[37]
四、担心
有相熟的人告诉沈从文，香港曾有一阵子“沈从文热”，他的态度是：“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在国外情形，我受称赞，易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印象。香港那边盗印了我一二十本书，印得倒蛮好。直到最近，有个亲戚为寄回一选集，才知系一字不改翻印五七年北京选本。亲戚曾派人为追询出版商，回答十分巧妙，并附一六五年复印照相证据，转买某倒闭书店收据，并写一长长信件，加以解释，说是纸型系转购于某图书公司，已积压十多年，因见盗印的极多，印得不好，有损作者，所以近年才特别精印出版。”(25；337)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大陆和台湾沈从文作品都不能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小说选集和台北中华艺林文物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影印开明书店版《边城》，只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的漫长时期，香港的“盗版”倒是一直延续不断，具体的品种、数量、印数，难以完整统计，行销的范围已经超出香港本岛，包括了南洋各地；甚至，如果有人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发现沈从文作品的香港翻印本，那也是无须大惊小怪的事。[38]这种翻印，客观上起到了持续传播的作用。就连沈从文自己，一九七九年他应邀考虑出选集，还得依靠香港的朋友和亲戚寄来的大约四十种翻印本来编选。
一九七九年，沈从文自己也感觉得到，国内正慢慢出现为他的文学“平反”的声息。对此，他一点儿也不乐观，不兴奋。不断有人来信说要研究他的作品，他复信一律是劝阻。他给沈虎雏写信说：“我也绝不抱什么不切现实的希望，于国内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新人为我平反的。……且担心为我作品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25；377)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他心里的确很难相信那些一再重复的“官话”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即或可从每一个领导文学艺术的人(或官)的口中听到，事实上，有许多人是当成个语助词看待，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这方面的真正民主。”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和风气，总是令他“徒增杞忧”。“杞忧”中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并“试述心得”，做打油诗一首：“生活若要吃得开，应从二书学点乖。回忆录亦不妨写，适当说谎倒不坏!”(25；338—339)
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请他提供自传稿，他说自己“做个‘读者’已不大够格，那还好意思冒充什么‘作家’，来应考般写自传，自欺欺人？”(25；382)由于他的态度坚决，《传略》到一九八〇年五卷出齐时，也未能收入沈从文的资料。
荒芜写了五首诗，题为《赠沈从文同志》，沈从文看过后写信劝阻发表，但已经来不及，十月上海《文汇报》、香港《文汇报》、纽约《华侨日报》先后刊载，引起的反响令沈从文更为不安；十二月十八日，沈从文又致信荒芜：“昨闻一朋友说，你又在为我‘放炮’，实在说来，不免使我深感忧惧。……因照趋势说来，即使不久更进一步放开文艺，凡权威批评家尚依然存在，深受宠幸，则绝不会有我真正抬头时。一贯正确之‘文化官’，更不会自承工作方法有问题，转而实事求是来好好研究研究理论之空泛，所重视卅年之不倒翁不倒婆，在国内受重视，得支持，依旧可以用熟习世故哲学而维持其虚伪荣光，对外实不抵事，不抵用。即再善于交际取巧，捧场叫好，送出去人家总不买账，终究还是不成也。但这种人在国内的权威性却是天命永久性，不可动摇的。因为宗派沿袭，是巩固既成实所不可少，包含有原则性的。我得顺天命，始能得到保平安，可不是什么笑话!”(25；443—444)
九月，沈从文收到了金介甫寄来的英文著作、中文长信，他先回一信，又于十月再写信回答了十一个问题。
十月，萧离向沈从文介绍了一个湘西同乡凌宇，凌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他拟了二十几个问题请萧离转呈沈从文，十一月得到了书面答复。凌宇将问题和答复以《沈从文谈自己的作品》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全集》收入时改题为《答凌宇问》。十二月，凌宇写出他研究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沈从文看后给他回信：“承惠寄你写的关于我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使我稍微担心处，是你出于家乡感情，很容易把我一切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他提议，最好是把他的文学“影响范围缩小，限于略略有助于家乡后来一辈，可为他们打打气作用上，即可少犯错误。”(25；450， 456)
也是在十二月，他又接到上海师范学院学生邵华强的《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初稿，“看来也使我感动，同时反增加痛苦”。(26；6)
同一时期他还收到了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他复信道：“谢谢尊著近代《中国新文学史》下卷，内容丰富，持论也比较客观，但对于弟未完成习作过程的一份早已报废过时旧作，有些过于誉美处，不免转增忧惧。”(25；463)不久后他向老友徐盈推荐此书，认为值得告诉徐盈的儿子徐城北看看；同时他提到，“又听说还有个夏志清，在美用英文写了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港中有中译本，文笔既极好，且有见地。译文尚未见过”。(26；8)
北大等九院校编写组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对沈从文的评价还是“老腔调”，艺术上有所保留、无关痛痒地肯定几句作品的“特色”之外，仍然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反动性”这样的字眼赫然可见。沈从文看过这本书，此后书信中多次提及，虽然不免愤愤不平，不过他其实并没有多么意外。他对骂他的“雇佣批评家”，“只感到悲悯”(26；25)；而那些没有读他多少作品就编教材的教师，“无知处值得同情”(26；31)。
新加坡Heinemann教育书局亚洲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一场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收入了Stanley R. Munro 翻译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五、出版、住房
沈从文最关心的，确实不是对他过去的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倘若因评价而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就更是他所不愿意遭受的了；他最牵挂的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出版。
书稿一九七九年一月交给轻工业出版社后，他就着急地等着看校样。校样没有等到，却获悉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大约在五月份，书稿转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没有想到人美社也计划与日本美乃美合作，沈从文又再次撤回书稿。拿回来的书稿被编辑改过了，沈从文不得不重看一次，把改错的地方再改回去，他很有些恼火。
他最怕的是“夜长梦多”，事实上这部著作经历的波折也确实太长了。十一月，他给沈虎雏的信里罕见地显示出，他失去了耐心：“这书已搁了十六年，折腾得精疲力竭，我早已厌倦提及。”(25；431)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沈从文改好被编辑改过的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梅益负责联系。此前有不同叫法的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独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另外一件折磨了他漫长时间的事—房子问题—解决起来依然困难重重。好在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住房问题成了很多人关心的事。胡乔木先让秘书去看，听完汇报后自己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所见情景大大超出想象，回来后全家商量把家里的一套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39]胡乔木要让房，没有人敢同意这个决定；但有个好处，社科院由此重视。事实上梅益为沈从文要来过几套房子，但都半路被人截走，对此相当无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社科院“优先”分配给沈从文一套新宿舍，三十六平方米，三小居室。比原来是好一些，但仍然不足以让沈从文把文稿图片摊开来工作，所以他并不想要。巴金来京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茶话会，特意向周扬提出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周扬当时答应帮忙，过后就没有了下文。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给巴金的信里描述了他和张兆和轮流用一张桌子的情形。北京和香港要出沈从文的作品选集，沈从文主要依靠香港的翻印本，把拟选旧作校改后，张兆和再重校一次，“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子下去，那能支持多久!”(26；35)
看来不可能有更理想一点的住处了，沈从文接受下来前门东大街这套不足四十平方的房子，五月初搬了进去。房子在五楼，临主马路，日夜车流不断，强噪音环境让这个喜欢“静”的“乡下人”极端不适应；但他多少可以安慰的是：“卅年来，三姐算是有了个十一平方单用房间。”(26；46)还有，是不用再上公用厕所了。
这个家的情况确实在好转：一九七九年初，沈龙朱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当了二十几年钳工的他，调到学校电子厂做了技术员，平常带着女儿住学校宿舍，周末回父母家看看；一九八〇年八月，沈虎雏、张之佩离开自贡，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
六、费解
就在沈从文越来越受到关注，他的文学将要从历史严酷的沉埋中破土重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费解”的事。
一九八〇年三月，《诗刊》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对沈从文近五十年前写作的《记丁玲》，提出极其严厉的指责：
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部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一九三三年写成、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
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40]
丁玲铿锵有力的话语，简捷清晰地划分出一条鸿沟似的界限，一边是“革命”和“革命者”，另一边是“胆小鬼”、“市侩”、“绅士”，及其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不过，历史真实发生过的情形是，双方不仅曾经是共创文学事业的亲密朋友，而且在“革命者”遭遇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的恰恰是“道不同”却信守正义、抗议暴政的朋友。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试图营救；胡也频被杀害后，冒险护送丁玲母子从上海回常德；又写《记胡也频》，叙述朋友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和“他的精神雄强处”。(13；47， 48)
两年之后，丁玲被秘密逮捕，沈从文接连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严词谴责政府当局；同时尽一己之力，各方求助，如曾致信胡适，感谢“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41]；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分二十一节在《国闻周报》从七月二十四日连载至十二月十八日。文章连载时遭大量删削，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记丁玲》只是连载文本的前一半，被禁止出版的后半部分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得以用《记丁玲 续集》为书名印行；一九三五年，当北平报纸上刊登“丁玲办清自首手续”等传闻时，沈从文又立即撰文《“消息”》，谴责记者“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13；240)，维护丁玲的声誉。
晚年的沈从文对自己类似于“出土文物”般受到的关注总是忧虑重重，担心招致意外的灾祸，他的担忧甚至于给人以过分小心的印象。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绝没有想到，过去的朋友会有如此的一击。
丁玲自一九五五年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之后，就开始了长期的厄运：从北大荒农场，到北京监狱，再到山西长治农村，二十多年的磨难如影随形；直到一九七九年，她才返回北京，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沈从文没有公开回应丁玲的文章，但内心的激愤长久无法消除。私下里提起此事，他难以抑制受伤后的情绪。三月末致施蛰存信中，有言：“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26；68)《诗刊》上的文章是由邵燕祥编发的，他为此内疚不安，曾写信去解释，沈从文七月回信说：“依照近卅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至于某老太太突如其来的爆发性的袭击，倒真像是鲁迅所谓‘从背后杀来一刀’的意义。乍一看来近于出人意外，但仔细加以分析，也‘事出有因’，不足奇怪。她是个十分聪敏的人，应当极其明白，近廿年所受的‘委屈’，来自何方，可不宜派到我的头上。……说我是‘典型市侩’，陌生人听来，倒也新奇动人。……且加上个‘怕死胆小鬼’，真应当深恶痛绝，不与同中国!但是试想想看，在她们夫妇的困难中，别的‘正人君子’不为之奔走，为什么倒反而派到我这个‘市侩’头上来，……她若不太善忘，那本《记胡也频》的版税，还是由她拿去!并且到后迫得非送孩子返回湖南不可时，为什么不要个真正侠客去冒险，这相当危险的差事，又轮到我这个‘唯利是图’的‘市侩’头上？”“就事论事，那个《记丁玲》恰是充满了好意且为之辟谣，把她高举而产生。(若说不好，只能说是举得过高，使她后来忘乎其所然，而应受谴责。)”(26；122—125)
丁玲写文章时，未尝没有想到过，这对沈从文会“是一个打击”。一月二十七日致赵家璧信中，她谈到对沈从文的看法和将要发表的文章：“我真正觉得他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其实他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近年来因为他的古代丝绸研究有了点买卖，生活好了些(也还是不那末满意的)，我的文章的发表对他是一个打击，或许有点不人道。我是以一种恻隐之心强制住我的秃笔。最近在给《诗刊》写一篇短文《也频与革命》，稍稍点了一点，说这篇《记丁玲》是一篇坏小说。不过其中另有几点，仍将在某一天说清楚。以后再看吧。”[42]—她眼里的沈从文，“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他的服饰研究被人逐渐认识，是“有了点买卖”；批评他的书，她还是很克制的。
丁玲、沈从文先后去世之后，一九八九年一月，徐迟在《长江文艺》上公开了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写给他的信，一般读者才得知沈从文对丁玲文章的态度。信中说，“《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值得推荐给所有熟人看看”。(26；114)
沈从文因在《京报·民众文艺》副刊发表文章而结识编者胡也频，随后认识他的女友丁玲。那是一九二五年，在北平，沈从文二十三岁，胡也频二十二岁，丁玲二十一岁。三个漂泊的年轻人，都在寻找人生的出路。[43]
七、“我总算活过来了”
丁玲《也频与革命》发表两个月后，广州《花城》大型文艺丛刊第五期推出“沈从文专辑”，发表了沈从文的两首旧体诗《拟咏怀诗》和《喜新晴》，以及一份《从文习作简目》；“专辑”同时还刊出了三篇文章和金介甫的一封信。这三篇文章，传诵一时，日后也常常为人提起：朱光潜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黄苗子的《生命之火长明》。
在六月的一封信里，沈从文提到这些文章和几篇访问记：“朱先生文章只千把字，可写得极有分量。这种老实话或许会为人不满，但却是事实，和不少目下在教书的及别的工作上朋友却有共同感，但在三十年来‘一面倒’风气中，谁也不敢说，或不愿说罢了。黄永玉文章别具一格，宜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上我的一篇介绍他木刻文章同看，会明白我们两代的关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若就访问记而言，《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各有文章。三月份《湘江文艺》刊载的龙海清先生一文，写得似比较全面。……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出了个《大拇指》专刊，有二三篇访问记，都写得极有分寸，也有感触。事实上，这些年青人可料不到为我叫屈是不必要的。……《花城》附刊了我两首旧体小诗，题《拟阮籍咏怀》而作，像是朦胧，又像是还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有所指。记得阮的传中提及‘有忧生之嗟’，译成白话即‘担心活不过去’意思。这种提法过去不易懂，经过近三十年人事风风雨雨的教育，似乎才较多明白一些。在极端专制猜忌司马氏新政权下，诗人朝不保夕忧惧处境情形，万千人就都因之死亡了。我总算活过来了，……目下待作的事还多的是，必需争三几年时间，为接手人打个基础，那里会只想为自己翻案？至于别人的‘抱不平’，也只会增加我的负担，为他们‘明天’担一分心!因为事实上我已得到的比应当得到的好处过多，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我那里还会感到什么不平？”(26；99—101)
六月，著有《沈从文评传》的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大陆旅行，见到了沈从文。一九七八年聂华苓第一次来北京时，曾提出要见沈从文，未能获准，心里一直遗憾。这次来北京，又提出见沈从文，接待人员把他写的“沈从文”看成了“沈从又”，说找不到这个人。在作协的聚餐会上，他们相遇了。会见轻松而愉快，聂华苓注意到，沈从文“说的话不多，吃的也很少，不过很爱吃糖。关于爱吃糖这件事，沈从文解释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一个糖房的姑娘，就爱吃糖!’我把这话翻译给安格尔听，安格尔哈哈大笑”。后来，她和丈夫又去沈家拜访。[44]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来沈从文家最勤的是任教于纽约圣若望大学的金介甫。他第一次来中国，为撰写沈从文的传记而准备，一个月的时间里与沈从文长谈十二次。要听懂沈从文的话，金介甫感受到的困难程度如和钱锺书交谈差不多，原因却正好相反：钱锺书“总是不能自已地在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之间转换运用”，沈从文却是“因为他对湘西的乡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语言升华并对其绝对忠实”。[45]这个年轻洋人的“书生气”，给沈从文的印象很好，他们还一起去看了长城和定陵。八月金介甫去了沈从文的老家湘西凤凰。
七月，沈从文被聘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八月底至九月中旬，出席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十月二十六日，出席“中美史学交流会”开幕式。
一九八〇年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以来发表作品最多的一年，在海内外报刊新发表作品十四篇，其中八篇是本年所写，如《从文自传》的《附记》、《忆翔鹤》等。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十二月出版了《从文散文选》，收入《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之外，还在“劫余残稿”题下，编入《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一组小说。
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第八期刊出戴乃迭翻译的《萧萧》、《贵生》、《丈夫》，法文版第八、九期连载了《边城》。
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出版的《春天的希望：现代中国小说》，收入马汉茂(Helmut Martin)、吕福克(Volker Klopsch)合译的《我的教育》，这是沈从文作品的第一篇德文翻译。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