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四章 川行土改：“群”、“单独”的生命、“有情”的传统
一、到“群”里去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启程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
这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卷入的人数众多，个人不过是群众中的一员而已，本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对两三年来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隔绝在“一个群”的运动之外的沈从文来说，现在给他机会参与到“一个群”的运动中，他不能不郑重其事。他去找过丁玲一次，征询她的意见，丁玲“鼓励他下去”[27]。沈从文其实有自己的打算。九月初，在给一个青年记者的长信的末尾说，“特别是要告你，我拟在十月中旬去参加土改”，“更重要是学习明白人民如何处理历史中这个大事情，如何生长，如何生产。也只有从这种学习中把我认识清楚些”。弄明白正在发生的历史，认识清楚自我，或许—他不敢肯定，但有这样的期望—还能够恢复文学写作。他邀请这位记者朋友来吃晚饭：“你们觉得什么是最为一般人认为成功的短篇小说，也为找点来看看。我自己已看不懂目下说好的和不甚好的差别。如最近些日有有关土改报告文章，你认为好的，也盼望找点来看看。”(19；120)
出发的那天上午，孩子们上学走了之后，沈从文在小房间给张兆和写一封短信。他提笔即“不免稍微有点儿感伤”，“像是三十年前第一次出门，和十四年前离京上云南一样，心相当衰弱”。不过，他安慰妻子说，“到群里，会健康起来的”：“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要从乡村生活中使健康回复过来的。”(19；121， 122)
下午五时到火车站集中，七点排起队伍进站上车。土改团大约六百多人，二十七号到汉口后，分坐两只船去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乘坐的华源轮二十九日凌晨才起航，停留的这一天空闲，他到武汉文协见到了三十年代北平结识的旧友田涛，时在《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田涛又约了中南局宣传部干部、以前受过沈从文帮助的刘祖春，一起来船上看他。而最触动他的，是汉口江边景象，特别是来自各地的万千小船，其中有一些是从洞庭湖那边漂来的，“船上水手有我极熟的口音……这些口音是极有感情的”。他在甲板上给孩子们写信说：“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19；126)
在船上过集体生活，六人一桌吃饭，早饭后学文件，其中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沈从文是第一次读。与在革命大学时对抽象、空洞的政治学习的强烈排斥不同，沈从文觉得这次学的文件和实际工作相关，具体深入。同行的人，分别来自北京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单位，虽然大多并不相熟，他却都充满了亲切感。船行三天后即将到达宜昌的时分，沈从文不禁心潮暗涌：“江岸边有在作船的，许多人抬着木梁作龙骨，向架上搁去，孩子们乱跑，许多年沅水流域所见印象回复到我生命中时，我眼睛全湿了。因这种印象同时带回了我卅年前的心，完全的孤立、单独、脆弱，那些造船人近在我身边，彼此却隔着。那些杉树高摇摇的在堤坎边直矗而上，那些小房子白墙黑瓦，如只是特意为给人一种印象而排列得如此规矩整齐。那些小孩子，到处乱跑。那些用网子捞鱼的人，站在河边岩上不停的挥乱摇网。一切永恒。一切常在。而我和人的关系，却彼此在常动中。世界也在人的意志和信念中而改变，在改造。三三，要爱国家!要好好的来为国家多作几年事。看到这一切，使我只感到个人的渺小，以及生命的脆弱。我们国家太大了，历史太长了，而这一回变动又太重要了，个人适处身其间，接触了历史一点，也若成为历史一部门，要来叙说它，讴歌它，通不知从何说起。”“我似乎在一种完全新的感情中，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19；132—133)
二、自己想写的作品，想做的研究
十一月一日，船入三峡，两岸景象令沈从文十分动情，“照我理想说来，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二百或不过三十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二月，对我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这里，明显地透露出对土改文学的不满。后来他还谈道，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或者是作者个人爱好习性的不同，其实却关涉如何认识人事巨变在世界—包含自然和人事的世界—中的位置。
同一封船过巫山时写的信里，他又说道：“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在自然背景之外，沈从文又提出历史的感兴，而他所说的，并不是在作品里添加形式上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符号，而是作者及其作品要能够深入到“常”与“变”的关系中，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中产生出深刻的感情和长远的关心。
沈从文设想，表现新的现实的文学，既得和自然结合，也得和历史结合。“江上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作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其实这个江城这个时节的全面，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19；139—140)
经过七八天的航行，十一月四日到达重庆。同行的队伍里有音乐家嵇振民，沈从文和他合作，写了一首歌，名叫《土改团来到重庆》：“我们从首都来，/排成整齐队伍，/来自各阶层，/万众一条心……”(19；149)
沈从文分在第七团四队，七日乘车离开重庆，经过璧山、荣昌、隆昌，第二天到达内江县城。在此停留几日的空闲里，他写出了以革命大学厨房一个炊事员为原型的短篇《老同志》，修修改改，抄了三次。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也许真能从此恢复文学写作；眼下的川行，也好像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19；156)他一定想到了当年《湘行散记》是怎么写成的：路途中写了大量的家信—即沈从文去世后才由家人整理出版的《湘行书简》，在此基础上改写出《湘行散记》；这个方法也许仍然可以再用。土改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见闻、感触、情绪、思想，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极其丰富而复杂。
他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创作和以前的接续起来，完成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期间酝酿构思的湘西系列作品，那时候他就已经向读者预告过，《边城》之后，还有好几个小城故事。“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而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个轮廓。我意识到，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会写得好的。只要有时间，能在三年内写完成的。……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也还得把满家《雪晴》以下故事续完，这个作品分章写，本意可作到十五节，比《湘行散记》好，因为正是地主斗争事。”
但是，要写出这些在心里盘桓了如此之久的作品，他担心的，一是时间，不能自由支配；二是体力和头脑跟不上。他越来越感受到体力的限度，高血压和心脏病时常使他头昏、心跳加剧、失眠，有时胃病也能使他半夜痛醒。就在从北京出发的当天，林宰平还打电话给他，说身体不好，最好不去。在火车上他摔了一大跤，脖颈和膝盖都受伤；后来的路途中又丢失了几件衣物。似乎是衰老慢慢来临了，来得有点过早。
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急着去进行工艺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工艺学校要成立，我盼望了几十年有个国家工艺学校，来接受优良传统再创新。我应当来参加这个工作。如成立，就调我回来筹备也好。……还希望能主持一个研究资料室工作，因为可以把工艺史中几个重要部门理个清楚。也要赶快作几年，体力再一消耗，即不成功了。即有机会来作，有些材料特别是由清代丝织物花纹来作唐宋丝织物的比较工作，就不大容易作了。”“想起这一串待作的工作，我就十分痛苦。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事，已耽误了四十年，许多事已来不及搞了。……我得来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现在从何说起？”(19；159—160， 161)—“来不及了”的紧迫感，让他内心“痛苦”。
三、对存在有了理会，对人生有了理会
十一月十三日，沈从文和工作队走了三十里路，下到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住处在山上，是一个地主的大糖房改成的公所，四围竹树环抱。
初来此地，自然和人事的交织、对照，即让沈从文感触深切，随手化为文字，朗然在目，澄明见心：“昨天饭后天气好，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岩边去，但见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土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而微带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各处山坡上都有人在点种豌豆，远处人小如米点，白布包头蓝长衫，还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山坳或悬岩绝壁间，照例都有几户人家，一片竹子林，杂树林，在竹木林间扬起炊烟，田埂间有许多小孩子和家中瘦狗在一齐走动。山凹间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的返着明光。有些田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天边渐渐漾成一片青雾。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所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地面上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和其他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静，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野黄菊相映成趣。一面却是即只五岁满头疥癞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箕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过身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个对照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位置在一个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保留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茅棚下，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干部同志，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三，这对照太动人感人了!特别是一群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画中的人的活动，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动如何伟大稀有，凡事如平常，更使我感到一种奇异。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
他想起自己准备了多年的一个计划，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眼下产生出一个想法：把这里的背景和张鼎和的故事结合起来。“有些东西在成熟，在生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给我时间和健康，什么生活下都有可能使它凝固成形。”
那个“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从早上极静中闻竹雀声，和四十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令人年青回复，不敢堕落”。
他接触当地农民，体会他们的哀乐，觉得这些人在好多方面和他写的三三、萧萧、翠翠相似，在土地关系的变化中又有了些新的内容。他自己的感情浸入得深，不免就会觉得同来的人用情浅。“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三年或十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子。换言之，也即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
有时间他常到山顶，四处望望，自己的生命仿佛融合进无边的视野和历史的悲欢进程中，有天地悠悠之感。他想，如果有机会把一切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他这样称呼自己预想的作品。“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受自然限制，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相信的。……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
他自认，“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惟其如此，才能“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此时看文学，“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但是，他自己目前的现实的另一面却是，“身心都脆弱得很”，虽然“已尽了极大努力”，“时代既日日向前，自然不可避免即衰老者毁灭，而青春健全的大踏步而迈进”。(19；172， 173， 177， 179， 180—182)
四、生日
在糖房改成的公所住了一个月，工作队又迁了住处，离原来的地方四里多路，是一个拔贡的旧式庄院，院坪很大，可用作村中集会。刚来的那天晚上，隔壁住户的妇人用竹竿子打老鼠，木桶、缸子、家私、门板，到处乱打，边打边骂，这么搞了半夜，沈从文听了半夜。“那种半醒半睡到骂声，听来有异国远方感……醒来头重心跳，在院子中看屋后白雾茫茫，竹梢滴着重露……这时读杜甫诗，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19；225—226)
附近山上有个旧堡子，名叫卢音寺，有一天沈从文到那里去，“在一个孤立的四围是绝壁悬崖的山顶上，且见到一个老头子在小水塘中钓鱼”，土改已经进行到划分阶级的阶段，“男女日夜都开会，这个老人却像是和这个动荡的社会完全不相关，在山顶上钓鱼，多奇怪!我想用一个短篇小说写它，写出来一定动人”。(19；236)
十二月二十七日，沈从文给小儿子写了一封短信：
我们工作已入第三段，即最紧张活泼的阶段，每个庄院都有激烈的斗争，每户人家男妇老幼通参加。……我们每到一定时日，即转到别一村子去开会，多自背被包，拄个竹竿子，一面撑路一面打狗。有时一人上路，有时又一大群。总得从一些大小竹林子过身，走错了路就在山头上去看方向。晚上每人用个手电，我用的是牛油烛，巴巴灯，亮得很，一买来就烧掉。每会二三天，照例相当累，但是休息两天又好了。……我总是心脏不受用，晚上醒来，胸部痛苦(也可能是胃膨胀)，得不到药，毛地黄片闻有用，也得不到。(已得，每天只敢吃一片。)
我刚从七里外村上回来，躺到铺有稻草的大床上，有些三十年前从军感，且正和有时开拔到一新地方一样—除了天气或环境中的空气，什么都生疏。有些人好像熟极了，其实生疏。但是另外有些东西又极熟习，别的人不如我熟习，即田家生活种种静的方面，和动的方面的彼此错综。
……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
……
我们这次又开了四天会，完事后我独自背了个被卷先回来，大院子中只几只母鸡在啄谷子，我胸部极难受。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廿九。吃了一碗红苕饭，坐在院子中休息，到晚上也许还得去参加斗争会。(19；249—251)
《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这封信后面，给“今天廿九”加了个注释：“即农历冬月廿九日。直至今日，收信人为整理此信文稿，才明白写信的那一天，是作者虚岁五十岁生日—一九九六年三月七日编者附记。”
五、时代的锣鼓声，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号，在山上糖房坪子里，开了一个五千人大会，“解决”了糖房的主人“大恶霸”。糖房依然还在用简单离心器生产白糖，已经归老百姓掌管。沈从文向两个儿子描述当时的情形：“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了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矛，露刃。有从廿里外村子押地主来的。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一般比农民穿得脏破，闻有些衣服是换来的。群众大多是着蓝布衣衫，白包头，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
感受就是这样锐利：在“历史奇观”中，他看到“人人”都在“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的“支配”之下；这种锐利的感受更进一层，却一下步入了天宽地厚包容载重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同时也就是最平常真实的情景：开完了会，“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19；267)
上面引的两段文字，沈从文是连着写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有谁能在时代巨变之中如此感受时代的巨变？沈从文能，因为他有“自然背景”；而他始终情之所系的“自然背景”，不仅仅如字面所示是与人类相分离的“自然”和人类活动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人类活动的依托和承载，是在放宽拉长的空间和时间范围里评判人类活动的无言而常在的参照。
后来又有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不久还有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活动，这个活动在沈从文的简单叙述里，也是如第一次公审大会的情形，有那种沈从文式的感受转折：地主家中大小十多口跪在屋前菜园地里，武装部队、农会人员把所有东西陆续搬走，锣鼓声震，群情兴奋，“人民全体行动都卷入在这个历史行进中”—“但是到黄昏前走出院子去望望，丘陵地庄稼都沉静异常，卢音寺城堡在微阳光影中更加沉静得离奇，我知道，日里事又成为过去了。”(19；341)
毫无疑问，时代的变动带来了新的空气，但同时不变的仍然长存，那就是“在农村中延续了一千年二千年的平静，由任何社会变动都搅不乱的平静”。为什么会有这种“搅不乱的平静”？沈从文说，“为的是土地中庄稼本来就是在平静中生长的”。(19；321)
六、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工作紧张激烈，时间不觉到了年根上。一月二十四日，旧历腊月二十八，沈从文住处的其他人都到县里去了，剩下他一个人过年。“今年会到这么一个地方过年，且用过去许多次过年光景来温习，作为这回年景的点缀，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温习到三个旧年，都是在辰州过的。一个是在船上，身边剩下铜子一枚那一回，黄昏前船始停靠，想法从他人船篷上爬上岸后，进得城门时，大街上一切铺子都关上了门，在门里却有各种笑闹，有玩锣鼓的，玩骰子的，每家都如浸在欢乐年景空气中，看了许多新年对，回船时，看到同渡船的穿上新衣的船老板，皮抱兜中胀鼓鼓的，可知正耍了钱来。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经过整三十二三年了，这一切均犹如在目前，鲜明之至。另一回是廿三年那次返家，龙虎都还不在世界上存在，我一个人在小船上，船正向下行。经过沅水上大滩横石、青浪，一路都是破船搁在滩头上，我的一叶扁舟，却从中流而下，急于奔马。过柳林岔，河边寒林清肃之至。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湘行散记》和《边城》，因之而产生。三次是廿六年和小五哥萧乾等从武昌过沅陵，同在芸庐，他们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大哥住房中玩牌去了，只剩下我独自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也是完全单独，但是虎虎的大眼蜷头发，和龙龙的小车子上大街，和其他都在生命中。得余的战争叙述更深刻的和北京的第一回轰炸，南京的夜袭，武汉的空袭，同在生命中。”
三个旧年情景，勾连起沈从文生命的不同阶段：当小兵的时代；新婚不久之后的幸福期；战争爆发后流离南迁的途中。都是单独的生命，状态却有所不同。而现在，在川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又别是一种境况。这地方空气，使他又想起两个乡村年景。
“一次是在凤凰高枧乡下满家作客，那地方全村子姓满。先住一地主家，后改住一中农亲戚家。村子也是在一个冲子里，两面住人，中夹小溪，雪后新晴，寒林丛树如图画，山石清奇，有千百八哥成群聒噪于大皂角树上。从竹林子穿过时，惊起斑鸠三五，积雪下卸，声音如有感情。故意从雪深处走去，脚下陷极深。我一个人从田坎上由此到彼，先是进到一个榨油坊，油坊中工作正十分热闹，有二十多人在动手作事；进到一个碾米坊，却只有满家穷老太太一个人在打筛。两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青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一部分。”直到一九四六年写《雪晴》，一九四七年接续《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年青时代的这一次经历才化为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也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最后发表的小说。现在在川南身历土改，想起旧作，似有新的认识：“如能将作风景画的旧方法放弃，平平实实的把事件叙述下去，一定即可得到极好效果。因为本来事情就比《李家庄的变迁》生动得多，波澜壮阔及关合巧奇得多。不过事件太巧，太富于传奇性，写来倒反而如不大近人情了。”
“还有另外一次，是在保靖地方，我住在一个满是古树的半山上，年终岁末，大家都在赌博放烟火，我只一个人在一个小小木房子中用一盏美孚灯读书，远远的听到舞狮子龙灯的锣鼓喧闹声，如同梦里一样。一种完全单独的存在。看的书似乎是《汉魏丛书》中谈风俗的。半夜后，锣鼓声都远了，大致是下面军官们在吃东西，或者偶然想起我可能还在看书，派个小护兵送了些年糕和寸金糖来……时间过去了，所有房子民十二即一把火烧了。许许多多当时生龙活虎的人，都死的早死，老的不成个人样了。这一切却在我生命中十分鲜明。即我当时的寂寞痛苦的情形也若可以完全用文字重现。”
回忆不只是回忆。由当前而回想过去，回想过去也是回到当前。“这些遗忘在时间后的年景，这时都十分清新的回复到生命中来。也是竹子林，斑鸠，水田。也是永远把自己如搁在一个完全单独没有谁理解的生活环境中，对身边发生的进行的事情，似乎无知又似乎知道得格外细致明澈。……目下种种，有些也正和三十年前情形一样。什么事都十分真实，而又恰如在非真实的梦里!……也因此感觉得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比起一般人说的复杂得多。目前人用一种简单方式培养、改造，因此总不大和问题接触。人和人彼此不同，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得如何有限!”
由回忆而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自是感慨万千；但感慨之上，更有宏阔的进境：个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是怎样庄严的景象？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沈从文的思想最终通到了这里：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的历史，一个少数艰困寂寞的人进行文化创造的传统。
由个人生命的现实遭遇而体认历史，会心一个文化创造的传统，又由历史和传统而确认自我、接受命运：“新的人民时代，什么都不同过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恐还不免还有一些人，会从历史矛盾中而和旧时代的某种人有个相同的情形。……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19；308—312)
七、“有情”的传统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晚上，在老式油灯下反复翻看从糖房垃圾堆中捡来的一本《史记》列传，继续前一天个人命运和历史文化创造的思考，夜不成寐。“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
此时记忆又活跃起来：“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过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作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同回复到生命里来。”但沈从文此刻并不想在个人的回忆里多做停留，他为通向理解历史的某种普遍情形而感同身受，追忆旧事之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
而“寂寞”生长“有情”，所以接着就谈“有情”：
“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19；317—318)
为什么谈“有情”要在与“事功”的矛盾纠结中谈呢？过了几天致张兆和信里说：“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历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谁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19；335)
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有情”从哪里来？“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19；318—319)
深陷困境的日子已经不算短了；没有意想到，在川南的小山村，在土改的进程中，在过年的孤单时刻，沈从文产生了深刻的历史醒悟，自觉地向久远的历史寻求支撑的力量，把个人的存在连接到令人肃然的文化创造的伟大传统上来。
沈从文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的困境和个人的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一体的。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也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也并非亲密无间。但他又不愿意认同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的“事功”或“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救助和支撑自己。一直隐伏在他身上的历史意识此时苏醒而活跃起来，帮助他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传统。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简单地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八、尾声
腊月三十日，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这里“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复查等等过程”，每个村子“都大斗过地主，有过种种残酷的斗争，杀的已杀(别处闻有一乡打杀数十人的)，管的已管”，再“不大会有何等剧烈动作”。(19；322)
大年初一，沈从文和工作队去给去年牺牲的二十八个土改工作干部扫墓。扫墓结束后，工作队又出发去捕捉漏网坏分子，沈从文独自先回村庄，“沿路拜年一路问庄稼，或蹲在田坎边谈胡萝卜甘蔗，当成新年课学到了家”。(19；330)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工作队离开烈士乡回内江县城，乘坐新建成的成渝线火车，二十四日到达重庆，在这里停留几天，做土改总结会。沈从文以第七团中队部调研组成员的身份，“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廿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廿分钟，说到一半时，却有个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19；351)
二十八日坐船离开重庆，到汉口后再换火车，三月七日回到北京。
从出发到回来，历时四个多月。
此行初始，沈从文确曾抱着把“单独”的生命融合到“一个群”中去的意愿；但最终，“单独”的生命投向了“有情”的传统—他没有直接说，精神上却已经非常自觉而明确地把自己放到了这个文化创造的长远传统延续下来的脉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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