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撒切尔夫人传 > 第二篇 新星升起 第八章 初露锋芒
1959年，正是保守党政府处于鼎盛的时候。***于1957年接替安东尼？艾登担任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位很出色的政治家。他上任后，很快领导全党医治了因苏伊士战争而造成的创伤，确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家的形像。在国内政治上，他干得也很出色，到50年代末时，英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处于战后以来最好的状态，他被一些媒体称为“超人麦克”。大选时，他利用当时英国经济繁荣的大好时机，提出了鼓动人心的竞选口号：“我们的形势从来未像今天这么好！”。结果，不仅使保守党实现了三连冠，而且把保守党在下院中的多数席位从弱席增加到100席。撒切尔夫人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进入议会的，这种环境为她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干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玛格丽特满怀信心和激来到了下院，开始了新的工作。她跃跃欲试，想一显身手。她通过议会中高级秘书为自己物色了一位秘书。当玛格丽特第一天去议会时，她的秘书已在圣斯蒂芬门口迎接她了。这位秘书小姐名叫帕迪？维克托？史密斯。虽然她当时已在为另一名议员当秘书，但为了增加收入，她要多做一份工作。
帕迪比玛格丽特小三岁。她原以为自己的新老板肯定会让她带着到各处看看，熟悉周围的况，教她了解各种规章制度，帮助她适应新的环境，克服紧张心理，早日安下心来。可是女秘书万万没有想到，玛格丽特根本不需要这个过程，她对下院的况了如指掌。撒切尔夫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她唯一关心的是尽早开始工作。那时候，下院的办公条件是很差的，普通议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议会大楼内有一间女议员共用的衣帽间，她们可以将随身携带的衣物放在里面。她们的活动基地主要是秘书的桌子，然而秘书们只能六七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内。没有单独的电话，在房间的一头有公用电话间，凡打进来的电话都由服务员传呼。所以，每个人干些什么，其他人都知道。秘书们免不了会在一起议论各位议员的况。她们对来自芬奇利选区的这位女性新议员的干劲都极为佩服。撒切尔夫人与那些办事拖沓、不干实事、空有其名、凡事只满足于顺其自然的议员截然不同，她总是勤奋工作，以热切的献身精神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她从进入议会的第一天起，就认真、刻苦地工作，并且期望为她工作的人也有这样的干劲。她总是平等、公正地待人，虽然她经常提出各种要求，但对手下人所做的工作总是不断给以肯定和称赞。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为她工作的秘书对她都忠心耿耿。
在大多数日子里，撒切尔夫人上午10点就到达议会，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有时甚至更晚。上午，她一般是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会见选区的代表，处理往来的信件，口授信件，撰写讲稿。她经常应邀到其他议员的选区去表演讲。午饭经常是在下院的议员餐厅吃，或者随便在街上吃点便餐。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用餐，她吃得总是很快，她的同伴总是不能适应她的快节奏。她下午通常是在议会里度过的，有时利用这段时间向相质询。她和邻居们定好轮流去学校接孩子，轮到她在下午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她常常让自己的秘书代劳。除了这一系列活动外，她还要挤出时间去理。每次理时，她都要把秘书带去，以便她坐在头烘干器下时，口授一些东西让秘书来记录。每个月里，她都要抽出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时间前去她自己的选区——芬奇利选区出访，那时，她同她的选民直接见面，选民可与她单独讨论一些问题。
撒切尔夫人当上议员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闻界打开了议会的大门。在撒切尔夫人刚当上议员时候，新闻记者没有权利参加地方议会的会议，偶尔被允许参加会议，也是一种照顾和恩惠。撒切尔夫人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新闻界的拥护。
很多人都认为，撒切尔夫人是个“幸运”的政治家，然而，这只是表面现像。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幸运是机会加条件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机会。对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的人来说，机会来到了眼前，他也是抓不住的。而玛格丽特早就具备了成功所必要的条件，而且也做了抓住机会的准备。她到议会没有几个星期，机会就来了。议会的工作方式是：在每一届新议会开始工作时，后座议员即在内阁中没有职务的议员，都要将自己的名字定在一张标签上，然后投入抽签箱里，以便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后座议员向议会提出议案的前后顺序。可是，由于时间很有限，在每次会议上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机会的议员很少，最多也不过五六个人。正因为这样，很多议员在得到机会上都是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他们只管把自己的名签丢进抽签箱，很少考虑如果自己得到表意见的机会时将提出什么样的议案。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然而，出乎她的意外，这次在抽签中她却名列第二。机会来得这样突然，以致于她没有多少时间来考虑提出什么有关某个紧迫问题的议案，以争取别人对自己设想的支持，也不可能做必要的研究工作，以使自己的建议更合理，进而能为提出这个建议表一篇精彩的演讲。在略加考虑后，玛格丽特决定提出一项主张新闻界人士有权参加地方议会的议案。这一招很高，吸引了新闻媒介，从而得到了它们的广泛报道。撒切尔夫人在认识、利用新闻工具的价值方面，一直都很敏锐、果断。
撒切尔夫人把这个议案称为“公共团体”议案。***提出这项议案成了她在议会中的处女演说。她的演说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下院表的。当时，议会有个惯例，即后座议员的议案要在下院比较平静的时候提出，而星期五的下午正是这样的时间，因为这时很多议员都早早退席回家去度周末去了，议会大厅里显得冷冷清清。不过，玛格丽特的议案使很多议员都感兴趣，那天参加会议的议员很多，比平常参加这个时间的会议的人多得多。玛格丽特没有像很多人通常做的那样，在表处女演说时唠唠叨叨地讲一大堆套话和废话，诸如“能代表芬奇利选区在这里讲话感到非常荣幸”等。她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谈及实质问题，并且至始至终都紧扣主题。她讲了27分钟，其间没有看一眼讲稿，博得了在座的议员们，包括反对党议员异口同声的好评。他们称赞她的演说“是前座议员演说的水准”，“讲得明白流畅，令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钦佩”，“同她一起进入1959年这届议会的其他新议员大概无人能超过她的这篇处女演说”。不过，对她提出的议案的内容，议员们的看法却不尽一致。经过各常设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和一番扯皮之后，玛格丽特的议案被作了修改，然后重新提了出来。新议案不仅使新闻界人士有权参加会议，而且使公众也有权参加会议。
其实，“公共团体”议案不完全是撒切尔夫人的主意，议案的动机也不完全与新闻界有关。保守党在1959年的竞选宣中就提出了这样的措施。撒切尔夫人不过是信手拈来、借花献佛罢了。她的这一举动实际上帮了政府、尤其是议会的组织秘书们的忙。保守党当初提出这样的主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宗旨是削弱工会和工党的势力，而新闻自由仅仅是个次要目的。当时的背景是这样：1958年，新闻界在工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但仍有一部分记者为报社工作，客观上分裂了罢工活动，于是一些工党控制的地方议会通过决议，拒绝这些记者来议会采访，以此来声援新闻界罢工。保守党抛出新闻自由的主张决不单是为了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而主要是为了反工党之道而行之，目的是瓦解罢工，削弱工会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工党，以及工党所控制的地方议会的势力。当然，撒切尔夫人的议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新闻问题，它在议会中所引起的辩论也纯粹是围绕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个问题展开的。
这个议案的提出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可是个不小的胜利。这使她名声大噪，因为她的议案引起了舰队街（英国报业集中地）的注意。舰队街在做新闻报道时，对女政治家的偏爱大大超过男政治家。她的照片同人们最感兴趣的报道以及有关妇女问题的专访一起刊出。撒切尔夫人一直很乐意报界对她进行宣传。早在她政之初，她就曾不厌其烦地把达特福晚报和伦敦晚报上有关她的消息剪下保存起来。有一次，她把这些剪报摊在地板上，给一位来访的朋友看。但是，在进入议会后，她的这种兴趣开始减弱。在下院，有一个收费的剪报服务处，专门向议员们提供报界刊登的与他们有关的一切参考材料，但是玛格丽特没有订阅这些材料，她只是保留极少数她自己特别喜欢的文章。此外，她还让她的父亲收集他所能找到的有关她的材料，并将它们保存起来。父亲当然愿意干这种事。
“公共团体”议案证明了撒切尔夫人的演说才能。该议案的补充和修改也说明了她是一个为了党的利益愿意做出让步的折衷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该议案的提出表现出了这位女议员对保守党事业的忠诚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及对政治问题的敏锐。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才能很快得到了保守党领袖的赏识。1961年10月，也就是她8岁的宝贝儿子马克被送进寄宿学校的一个月后，麦克米伦相在唐宁街10号相官邸召见了她，让她在政府中次担任一个低级大臣的职务。开始，她还以为相可能要她准备一篇向女王表示效忠的稿，或征求她对稿的意见，因为女王就要在议会表讲话，而每次讲话后，议会总要有一篇表示效忠女王的。出乎她的意料，这次是让她出任低级大臣，这是她的一个不小的成功。
在年轻有为的新议员中，她是批得到提升的人之一。她的提升一方面是她努力工作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她的女性优势也起了很大作用。她这次所担任的职务是预算部低级大臣，她的前任是帕特里夏？霍恩斯比夫人。玛格丽特自己曾对人说，她的晋升得益于她的女性身份，因为她的前任也是位女性。当时的传统是，男性所把持的政府里要有几个女性做点缀。麦克米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中女性不多，而像玛格丽特这样漂亮的女人就更少，麦克米伦提升她主要是为了提高他的政府的形像。所以她比其他年轻议员都幸运。她刚被提升后，她的顶头上司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有些瞧不起她，以为她仅仅是凭漂亮的脸蛋才上来的。然而事实表明，这位不同寻常的女人谙熟税务，对工作热心，完全能够胜任低级大臣繁杂的工作。当然，女性身份也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因素，它在使撒切尔夫人尽早开始前座议员的政治生涯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当后座议员的两年中，除提出“公共团体”议案外，撒切尔夫人还参与了若干有争议的问题的辩论，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对要求恢复使用肉刑的刑事法议案的辩论。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她得到了“反动分子”的称号。她向议会刑法常设委员会清楚地表明，她没有时间同那些关心罪犯出路的假慈悲者进行辩论，那些人最关心是使罪犯获得新生，而政府的职责是保护百姓不受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型年轻罪犯的危害。这些新型犯罪分子纯粹是“为了暴力而使用暴力”，“他们以让别人痛苦为乐趣”。撒切尔夫人认为，对于这种人，只能给他们两个选择：坐牢或服劳役。
1961年春天，撒切尔夫人参加了反对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提出的预算案的斗争。她对劳埃德提出的削减附加税的方案表示欢迎，因为这时对那些希望重新出来工作的已婚女教师有利。但是，她尖锐地指出，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妇女缴的税，比欧洲任何国家妇女都多，她们的纳税负提仍然很重。她竭力反对增加对公司的征税，因为这会引起通货膨胀。她引经据典地说明，国内税收法已经做出规定，政府不能对赢利资本征税。
那时候，玛格丽特在每次演说前，都要认真做准备，亲自进行各种调查研究。所以她经常在下院的图书馆里长时间地工作，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她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事事都做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一直是她的长处。不经充分准备，她是不会轻易就某个问题的。玛格丽特还有一个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本领，这就是留心和记忆数字的能力。她能在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报告中找出有用的东西，记住有关的重点。她习惯用普通的书写方法起草讲稿，然后把小标题列在一张纸上，放在边上作为提纲。其实，她在演讲时，根本就不用看讲稿，除非需要引用一大串数字时她才看讲稿核实一下。她是一位善于在辩论中使用数字的行家，常用一连串的数字、统计数据把反对党搞得眼花缭乱、一筹莫展。对她列举的数字和数据，谁都无法提出争辩，因为他们通常也弄不清楚她所引用的东西是否准确。她在演讲时，总是信心十足，然而在之前，她心总是很紧张。这是她的一个弱点，后来一直也未能克服。
撒切尔夫人在预算部任低级大臣时，其工作既涉及财政问题，又要涉及福利问题。总的来说，她对那时的工作是满意的。就在她任职后的一个月，她就在预算案的讨论中崭露头角。第二年3月，她又以一名低级大臣的身份次在一项重要的辩论中。这次主要是对工党提出的一项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答辩。工党认为，政府未能在增加养老金方面提高预算，并对此深表遗憾。撒切尔夫人对这次答辩做了充分准备，她把1946、1951、1959和1962年这4年的养老金数额做了比较，对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家庭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计算，列举了养老金总开支以及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总额，还把英国在养老金方面的开支与外国做了比较。那天，她站起身来，向议员们高声宣读了这一长串统计数字，与会者听得目瞪口呆，全场鸦雀无声。
低级大臣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同所在部的文职人员一起埋头于各种事务。***但所到的荣誉却很少，他们在各个部里被淹没在一般幕僚人员中，不能经常参加议会的活动。预算部的事务很繁重，公务人员每天要接待数百个前来牢骚或者询问国民保险及国家资助事宜的人，这些问题最后都得由低级大臣来处理。撒切尔夫人对这个职务本来不是很感兴趣，她也没有做出令人难忘的成绩。但是她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也很懂行。她的第一任上司博伊德？卡彭特很快就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他说“我再也不能小看她了。社会保障事务牵涉到异常复杂的专业问题。她一上任就显示出对这一专业的娴熟和应付艰苦工作的能力。这使我和同事们感到震惊。”
撒切尔夫人到预算部来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部内的不少官员都反对她来任职。如艾利克？鲍耶爵士曾怀疑，一个有孩子的年轻母亲是否能够全心全意地做她本职工作。20年后，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她总是仪表整齐，她的型似乎是花了一个早晨才做出来的，她的衣着似乎是花了一个下午才精心打扮出来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做的事比她的前任只多不少。
在60年代初期，歧视女性是白宫官员的典型特征。他们刚愎自用，以国家的统治者自居。而低级大臣的地位又处在政府官员（指与执政党进退的官员，而非文官）的底层。所以，高级大臣瞧不起她这个女低级大臣是可以理解的。撒切尔夫人以前对白厅世界不了解，心理上没有准备，所以很难忘记官员们对她的冷遇。
在担任低级大臣期间，撒切尔夫人印像最深的是，幕僚人员对辩论不感兴趣。他们缺乏创造力，只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保证自己的部门平安无事。预算部几乎不涉及政治危机问题，也不需要制定重大的决策，所以该部很少召开探讨长远政策问题的会议。她在该部干了3年，内阁大臣也换了3个。在这3年间，她最主要的收获就是现了幕僚人员是如何应付内阁大臣的。她注意到，幕僚人员在提出建议时，总是想法迎合大臣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实际况。内阁大臣喜欢什么，他们就提出什么建议。撒切尔夫人长期对文官的不信任感，就是在这时播下的种子。
撒切尔夫人当上低级大臣的第二年换了秘书。她原来的秘书帕迪因为结婚不得不离开了她。代替帕迪的是与她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黛安娜？鲍威尔。帕迪曾同时为两个议员当秘书，但在她离开撒切尔夫人之前，已只能为撒切尔夫人一人当秘书了，因为感到同时为两个议员当秘书时间不够用，尤其是为像撒切尔夫人这样总是紧张工作的议员当秘书就更是如此。黛安娜以前一直兼任梅根？劳埃德？乔治的秘书，在帕迪度假时也曾替她给撒切尔夫人做过事，因此，黛安娜和撒尔夫人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黛安娜比撒切尔夫人年长10岁，她俩共相处了7年。两人的工作关系非常好。后来帕迪同撒切尔夫一家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当帕迪婚后一年生下他们的女儿罗斯玛丽时，他们特意请卡罗尔？撒切尔夫当孩子的教母。此前在帕迪举行婚礼时，还曾请了卡罗尔当女傧相，只是由于卡罗尔过分激动和紧张而在婚礼前病倒了，所以那天只好呆在家里。
1961年后的两年间，英国政治处于很不稳定的时期，保守党政府困难重重。有“超人麦克”之称的麦克米伦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政府开支过多的苦果。由于他根本听不进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的劝告，彼得愤而挂冠辞职。政府开支过多，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英国的形势从一度出现的空前大好走向反面。英国经济开始衰退，失业人数上升，麦克米伦的威信急剧下降。在1960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克米伦的支持率曾高达79%，而现在却成了自张伯伦以来最不受欢迎的相。张伯伦因在1938年签署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姑息让步、最后使英国在希特勒动进攻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而受到人们的厌弃。为了扭转局面，重新得到人民的拥护，麦克米伦向保守党内的那些要求增加政府开支的人妥协，同时，为了迫使内阁其他持反对意见的成员也接受这一措施，他对内阁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这次内阁改组被称为“七月大屠杀”。
与此同时，麦克米伦又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5年，麦克米伦向欧共体递交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第一份申请书。他这样做，是他打出的巩固自己地的最后一张王牌。麦克米伦的做法遭到反对党——工党领袖盖茨克尔的坚决反对。在1962年10月举行的工党年会上，盖茨克尔宣布，麦克米伦的行动是与英国一千年来的历史背道而驰的。一个星期后，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一，政府内务大臣巴特勒在保守党的年会上讲话，批驳了工党领袖的攻击。他讲道：“他们注重的是一千年的历史书，而我们注重的是未来。”他的很有鼓动性、很成功，助长了保守党的士气，得到了保守党上下的支持。然而，1963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投票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这对麦克米伦及政府是个沉重的打击。
屋漏偏遭连阴雨。英国在安全方面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丑闻，弄得满城风雨，使保守党政府处境更加尴尬。其中普罗富莫丑闻从根本动摇了保守党政府的根基。1963年夏初，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被指控同克里斯廷？基勒小姐关系密切，而基勒又与俄国大使馆有着微妙的关系。起初，普罗富莫在下院公开否认了此事，麦克米伦也正式表示相信他的话。可是，几天之后，普罗富莫又承认自己在下院撒了谎，并辞去了大臣职务。那些受了欺骗的议员，特别是反对党议员怒不可遏，向执政的保守党起了猛烈的进攻，保守党后座议员们则掀起了一场“迫使麦克米伦辞职”的强有力的运动。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举行保守党年会，在会议召开前夕，麦克米伦因身患重病，辞去了保守党领袖和英国相的职务，倒阁运动没费什么力气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在挑选保守党新领袖问题上，保守党年会陷于混乱。有好几个人出来竞争党的领袖职位。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人有：内政大臣拉布？巴特勒，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和枢密院院长黑尔什姆勋勋爵。还有一位竞争者是外交大臣霍姆勋爵。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霍姆在下院和内阁中的支持者最少。可是，麦克米伦却垂青于霍姆。当时，保守党内挑选领袖的制度极不民主，完全由党的几个元老和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所构成的“神秘圈”来操纵，其中现任领袖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在正常况下，现任领袖都要先征求内阁成员的意见，而且一般都尊重内阁多数人的意见。当时，巴特在内阁中支持者较多，撒切尔夫人也支持巴特勒。然而，麦克米伦却觉得他不够顽强，而且在党内缺乏足够的支持，不适宜提任党的领袖的职务。麦克米伦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选择了霍姆。巴特完全可以向麦克米伦的决定提出挑战，并有可能取胜。然而，为了保守党的团结，他作出了让步，接受了麦克米伦的选择。
这样，霍姆勋爵便于1963年10月18日出任保守领袖并担任英国相。
然而，霍姆时运不佳，他上任后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大选，结果败给了工党领袖威尔逊。原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于1963年去世后，工党选出了新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是位足智多谋、能力超群的政治家，相比之下，霍姆则显得逊色多了。在大选中，威尔逊把保守党统治的13年说成是“被浪费掉的13年”，他向英国人民保证要把英国从“13年保守党治理的衰败中”解救出来，让人民享受到人类现代科技的成果，使他们有一位英明的领导人。1964年10月的大选结果是，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员的下院中仅以4个席位的多数险胜保守党，威尔逊成为英国相。霍姆仅当了一年相和领袖就使保守党遭到下台的厄运。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选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没有能像1957年那样轻而易举地取胜。其原因是自由党人的插足。芬奇利选区犹太人较多。当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拒绝让那些没有在出入证上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人去参加活动。该选区的自由党人对此大加利用，将此事渲染成是保守党的种族歧视政策。保守党在种族问题上确实没有自由党那么开明，党内许多人持有种族歧视观念，尽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没有表现出来。自由党吸引了很多犹太居民的选票，它的候选人对撒切尔夫人的多数地位形成了严重威胁。自由党在芬奇利选区对保守党构成有力冲击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59年夏天，当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作为20人中之一竞争保守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时，保守党在这个选区的况就不太妙，它在该选区议会的席位迅速地丢给自由党。每一位将要当选的保守党候选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制止这种颓势。当时，只有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对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她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走上街头，同他们进行斗争。做一真正的保守党人，相信最后必定会胜利。”她果然成功了。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同样以上次大选时的精神投入了竞选工作。***芬奇利选区的保守党工作人员都觉得与撒切尔夫人在一起竞选很累，她总是大街上东奔西跑，一会儿在这家坐坐，一会儿又同那个人握握手，或是向坐轮椅的人间长问短。她什么时候都是绪激昂、风风火火，走街串巷，行动快如闪电。有时，她还会停下来同店主谈论物价问题。在大多数况下，她都是带着秘书黛安娜去进行这些游说活动。有时在午饭时间，她们就在一起到小酒店吃饭、喝啤酒。有时还与她的代理人罗伊？兰斯顿以及竞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如保守党协会主席伯特？布拉奇，在一起喝啤酒。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又去会见选民，与他们握手、谈话，在集会上表演说。
撒切尔夫人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记住人的名字和面孔。这对从事政治活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这种能力一般是女人的天赋，然而玛格丽特的这种天赋又特别强。在她第一次被确定为芬奇利选区候选人后的那次晚会上，在拍卖威士忌酒时所表现出的惊人记住每个人名字的本事说明了这一点。玛格丽特不仅记住了每个人的模样和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记住了他们之中谁患有关节炎，谁家的住房太潮湿，谁家的女儿在南非等。更为了不起的是，她不但记得住自己选区选民的况，而且还记得住本选区以外的人的况。在保守党的领袖中，她是记得下院保守党成员的名字以及他们的配偶的名字和特征最多的一个人。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女性所具有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她关心人们的温饱，而且认为人们应该衣食饱暖。不管谁到她家，她总是拿出一些吃的东西来招待，即使这些食品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有时只不过是一包外国的巧克力饼干或一小块核仁糕点。她的食品柜里总断不了这些东西。她关心人们的温饱决不限于熟人。虽然她从父亲那里秉承了这样一个信条，即所有的人都应该自食其力，不应该一辈子依靠国家的照顾，但她也确实笃信慈善事业。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听说一位在精神上曾受到一系列打击的妇女生活非常困难，就不声不响地用自己的钱买了几袋食品给这位妇女寄去。
议会下院议员的主要日常工作是处理本选区的事务，如处理人们在住房、上学、就业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甚至像家门口的人行道是否平整这类问题。有时候，选民们写信给议员们，要求自己选区的议员代表他们为自己犯法的孩子或找不到工作的丈夫想想办法。有一次，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处理这样一个案：有位男青年想当邮递员，但邮局拒绝了他，原因是他在警察局登记有前科，他在10岁时曾偷过一个牛奶瓶。她还处理过这样一件刺手的事：她所属选区的选民档拉尔德？布鲁克是霍尔本法律、语和商学院的俄语教师，1965年初，他在莫斯科被克格勃逮捕，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把他关进了监狱，并且不允许英国领事馆的人见布鲁克，也不具体说明指控布鲁克的罪名的性质是什么。撒切尔夫人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她一再敦促外交部采取措施，并在下院带头抗议苏联人的这种做法。后来，苏联终于释放了布鲁克。这是一起异乎寻常的案子，撒切尔夫人因而赢得了赞誉是理所当然的。撒切尔夫人确实喜欢做普普通通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福利性工作。就是那些厌恶她的政治主张、决不会把选票投给她的选民，也不得不承认她是该选区一位非常出色的议员。
1965年，保守党领袖再次易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1964年大选失败后，失去了担任保守党领袖的雄心壮志和兴趣。而当时工党政府的相威尔逊在选民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咄咄逼人。保守党的一些议员开始酝酿改换领袖。他们大声疾呼霍姆的形像不佳，不能同威尔逊相匹敌。而霍姆则有自知之明，干脆宣布辞职不干了。这时，保守党对1963年改换领袖时所出现的不合理现像仍记忆犹新，强烈要求改革领袖挑选制度。在霍姆退任前，由他领导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制定一种由下院议员选举领袖的制度和办法。霍姆设计的办法主要点是进行多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者除需要得到多数选票外，还必须比得票第二多的人多得15%的票数；如果竞争者中无人满足这个要求，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没有15%多数票的要求，得多数票者即可当选，而且在第二轮投票中新的竞争者还可参加进来；如果第二投票还无结果，就要举行第三次投票，第三轮投票仅限于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的头三名竞争者，而且竞争者不可退出；如果第三轮投票仍无结果，就要进行第四轮投票。当然，按照这个办法，第四轮投票极少生。
1965年7月参加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共有3人，他们是爱德华？希思（前劳工和掌玺大臣，英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金纳德？莫德林（前财政大臣）和伊诺克？鲍威尔（前卫生大臣）。撒切尔夫人投了希思的票。虽然希思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规定的15%的多数，但是莫德林和鲍威尔在第一轮投票后宣布承认希思获胜，又没有新的竞争者加入，所以没有进行第二轮投票。这样，希思就成为第一位由正式民主选举产生的保守党领袖。
从出身背景看，希思同撒切尔夫人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两人都是从文法学校毕业，都不是英国国教徒，都出身卑微，说话都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从家庭出身看，希思还不如玛格丽特。希思出身于典型的工人阶级，他的父亲威廉？希思是个木匠。威廉？希思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攀登社会等级阶梯的奢望，这一点就不如玛格丽特的父亲罗伯茨先生。爱德华？希思完全是无政治和社交气氛的环境中长大的。1972年，威廉？希思曾对儿子的传记作者玛格丽特？莱思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家庭，无法改变自己的境遇。”当然，希思的家庭也同玛格丽特家一样信奉着某些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勤俭、整洁、重视教育等。希思和撒切尔夫人还有一个惊人的相同的经历，这就是两个人都从牛津大学毕业，都担任过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当然，两人也有很多不同点，比如在对待自己的出身上，玛格丽特始终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而希思则终生都在为摆脱自己的身世而努力。
希思的成功表明，领导代表上层社会利益政党的人不一定是上层社会出身的人。保守党本来是个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极强的政治组织，这对像希思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来说是个很不利的因素。然而，到了本世纪60年代，传统的社会模式已经破裂，英国人的思想观念已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保守党也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很多保守党人都认识到，要想不使保守党衰落下去就必须破除陈腐的门第、等级观念，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可以说，希思在保守党历史上开了一个先河，也为后来撒切尔夫人的成功扫除了一些障碍。假如保守党人当年不让木匠的儿子希思担任领袖，那么10年后，他们也很难接受杂货商的女儿为领袖。
希思具有番茄的天赋。除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外，他还是位相当有水平的乐队指挥，此外，在写作和航海上他干得也很出色。然而他的一大缺点是不善交际，尤其是讲话时口音很重，好像口中含着一个东西，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这使他不善交际的特点更明显。
虽然撒切尔夫人与希思一直交不密，但她很赞赏希思，经常提到希思待她如何如何好。也确实这样，在希思当政期间他给撒切尔夫人提供了许多机会，他让她在影子内阁中担任过多种高、中级大臣职务，使她有机会看到许多部的工作况，以及各个部所存在的问题。这对她将来极有益处。她在5年中的这番经历比一般政治家15年的经历还要丰富。
在这个时候，希思已认识到这个女人对他自己地位的威胁。在提升她之前，希思曾问吉姆？普赖尔，“秉公办事的女人”是谁，普赖尔向他推荐撒切尔夫人。希思沉默良久才回答道：“是的。怀特洛也认为她是最有能力的人。但他说一旦她出人头地，我们就别想对付她。
1969年10月，希思任命撒切尔夫人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这个职务使她有机会接触政府各个部门，并在议会经常亮相。
总的来看，在希思任保守党领袖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从一个低级大臣很快成长为一名保守党影子内阁成员，直到成为属于政府决策圈内的教育大臣。而这一阶段开始时，玛格丽特正好40岁，进入不惑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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