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契诃夫 > 第十三章 “我需要社会政治生活”
萨哈林岛考察和随后的欧洲观光旅行，他的世界观，他的创作思想、创作目标起了急剧的陡然的变化，过去不问政治的倾向已有了明显的转变。
由于这些新的变化，契诃夫与苏沃林之间在哲学和文学观点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论，导致了他与《新时代》长达近10年之久的合作共事关系的破裂。1892年之后，他再没有向《新时代》寄送作品了。
这段时间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相继完成了报告文学《萨哈林岛》、短篇小说《第六病室》、《农民》和话剧《海鸥》。他已经享有世界名作家的声誉了。
1. 厌倦了博吉莫沃
1891年5月2日契诃夫随苏沃林一家在国外度过了一个半月旅游生活之后，回到了莫斯科。
在他外出旅游期间，弟弟米舍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阿列克辛选定了一座环境优美、交通也方便的别墅并租了下来。从别墅可以远眺奥卡河和铁路大桥。但是别墅只有四个房间，契诃夫觉得太狭小了，给人一种烦闷和感伤的印象。
他决定换个地方，便到离那儿几俄里远的博吉莫沃租了一座占地面积很大，既别致又威严的楼房。房主把整个楼房的二楼都让给了契诃夫一家。房间很宽敞，大厅里还饰有浮雕立柱，并设有乐师演奏台。在显得既浪漫又荒芜的庭院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菩提树林荫道，一个鱼塘和一架风车，还有可供父母做弥撒的小教堂。这样的地方无论工作还是休息都是一个颇为理想的场所。于是契诃夫带着全家住了进去。
这个时期契诃夫的家庭有了一些变化，弟弟伊万作为小学校长在教育界混得不错。米舍尔当了公务员戴六品文官官衔，他们自食其力了。只是亚历山大又添了一个小孩，一直叫穷，需要接济；父亲已失业在家需要补贴。因此，家里的用度并不宽松。加之，契诃夫周游欧洲，花销很大，欠了苏沃林不少钱。所以卢布问题仍然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这样，他不得不寄希望于搁置了较长时间的笔杆子，并制订了写作计划，分配了时间，每周3天撰写关于萨哈林岛的文章，3天继续写长篇小说《决斗》，星期天作为机动，编一些小故事或短篇小说。
他每天黎明四五点钟起床，喝完自己煮的咖啡就开始写作。上午11点钟出去采蘑菇或钓鱼。中午1点吃午饭，饭后睡上一小会儿的午觉。然后又开始工作，直至夜幕降临。晚上便轻松地与家人和客人一起共进晚餐。餐后，大家聚集在极为宽敞的大厅里按照俄罗斯方式，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聊天。
像通常一样，契诃夫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大家在一起除聊天外，还经常唱歌，弹琴，朗诵诗歌。为了过得更热闹一些，他们还用契诃夫制作的一台器械玩转盘赌博游戏，并由契诃夫坐庄。有时他们还演戏，演活报剧。他养的那只獴，非常讨人喜欢，更使孩子们入迷。但这东西特淘气，经常到处乱窜，咬坏屋里的家什，造成严重损失。契诃夫怀着一种负罪感，把它送给莫斯科动物园，让它与早先送去的两个同伴团聚。
随着秋天的来临，大雁南飞，西风萧瑟，契诃夫又产生了感伤情绪：他的肺结核病不见好转，心悸加剧；跟莉卡的恋爱剪不断理还乱；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那种高谈阔论使他失望，而且越来越对自己不满，对自己的作品不满，以致对博吉莫沃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他时不时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去，想找个地方消遣消遣。他对苏沃林说：“我老是觉得我的裤子裁得不合体，写的东西不对头，给病人开的药方不对症，这可能是一种精神病吧。”
2. 生活在普通人中
他无法在博吉莫沃呆下去了。他感到，作为一名作家，他过的并不是作家的生活，也不具备写作所需要的适当环境。他对苏沃林说：
“如果我是医生，就必须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作家，就必须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不是在马拉亚—德米特罗夫卡大街与一只獴生活在一起。我需要过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罢，而现在这种闭门不出，与大自然隔绝，离群索居，体弱多病，不思饮食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
那时医生对他肺顶端的症状作了确诊，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他很想改变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避开城里无益的喧闹，各种干扰，以全力从事工作和读书，“穿件睡袍、晒晒太阳、多吃东西、治疗肺病，延长生命。”怎么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苦思良久，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乡下买一座舒适的房子。他把这一想法向家里人和朋友商讨以后，大家都表示赞同，便这样定了下来。
于是全家人分头寻找，最终在离莫斯科80俄里的地方找到了被过去的领主空着的一座庄园。这座庄园位于一个叫做梅里霍沃的小村庄附近，占地213俄顷，其中大约一半的地段覆掩着稀稀拉拉的树木，还有一个大牧场，一个果园，一条“小到不能再小的小河”，以及两个水塘。在通向房屋的路边的高大树干上有个椋鸟巢，上面题词：斯克沃尔左娃兄弟。住宅还比较新，附属建筑物看来也还好。契诃夫选作工作间的那间屋子光线很明亮，有三扇窗户对着草场。
这个庄园契诃夫觉得很满意，便决定把它买下来。然而，售价很高，要1.5万卢布，这把契诃夫吓了一大跳。一个摇笔杆子为生的人，哪去弄那么多钱呢？他把这一情况告诉苏沃林，苏沃林主动帮他解决了难题，从《新时报》的金库给他预支了4000卢布，其余部分他将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支付，分五年还清。
当一切经济手续办好了之后，3月4日契诃夫开始搬家。虽然时令已届春天，梅里霍沃牧场和田野上仍覆盖着白雪，天低云暗，寒风刺骨。但这并未影响契诃夫的兴奋情绪，他带着全家人，发扬艰苦勤劳的家风，自己动手整理庄园。同时请来木工、油漆工、泥瓦工，修理屋顶、门窗、地板，粉刷房间，加高库棚和篱笆。还打了一眼井，修了一间现代化厕所。全家人都参加了庄园修整：玛丽管莱园，米舍尔带人在地里干活，父亲在小路边除草，安东拾掇果园和花园，母亲在厨房忙碌。他买来樱桃、苹果树苗补种在果园里，在花园栽上冷松、丁香和玫瑰。
经过清理、整修、扩建之后，到处显得焕然一新了。后来契诃夫又买来一些鸡、鸭、鹅饲养，甚至买了一条牛犊。他感到非常满足，在信中对苏沃林说：“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再也无需在莫斯科住公寓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方便。”“坐在有三扇大窗户的工作间里，我感到心旷神怡。”
他，一个农奴的孙子，小商人的儿子，在年方32岁的时候，居然像托尔斯泰那样，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有了自己的庄园，而且不是父母留给他的，是靠自己的辛勤写作换来的，怎能不由衷地产生出一种自豪和幸福的感慨呢！
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环境优美，设备完善的地方，不仅对契诃夫的生活、写作、疾病的疗养和健康的恢复大有益处，而且使他实现了自己的“如果我是医生，就必须有病人；如果我是作家，就必须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夙愿。
他和大自然更贴近了，和俄罗斯的普通人更贴近了。
在这僻远的乡村里，来请求他治病的人比城里更多，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农民、工人和拖儿带女的农妇从方圆25俄里的地方赶来找他治病。他在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带了一车药物和医疗器材，完全可以开一个诊所，他每天上午接待病人，有条不紊，每一个病人填一张病历卡，他亲切和蔼地为他们诊断，并给他们提供药品，给他付钱的人很少，几乎是免费治疗。每天，天还没亮，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病人就在他的院子里排起长队等待了。当家人们还在梦乡里的时候，这个院子就已经完全像一座诊所了。玛丽则尽力帮助哥哥，当护士，扎绷带，发药，打针。
这一时期契诃夫很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了，整个生活都在乡村里度过，除了给农民、工人治病外，还经常到附近村子里、工厂里闲逛，找人交谈，询东问西，嘘寒问暖。农民们很喜欢他，当他在村子里行走时，就有一些女人有礼貌地、温存地走上前去表示欢迎。农民们有什么疾苦、烦恼都爱找他倾诉，他跟那些庄稼人一起忍受着痛苦。契诃夫后来写的《农民》《新别墅》《在峡谷里》等短篇小说，正是从梅里霍沃黑暗、混乱、毫无出路的农村生活中获得素材和灵感的。另有一篇写工厂生活的题为《出诊》的小说，也写的是这地方的事。
3. 为人的尊严抗争
在90年代初，在梅里霍沃那段时间，契诃夫开始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表示关注，对沙皇政府的黑暗、**和暴虐，对普通人的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怀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杆子，用自己的作品进行控诉和抗争，为维护人的权利、尊严而呼喊。
契诃夫从萨哈林岛返回途中，在印度洋的轮船上亲眼目睹两名因重病和海上颠簸而死亡的乘客的尸体用帆布包裹着沉入几俄里深的海底的悲惨情景。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利用在轮船上获得的素材写了一篇题名《古谢夫》的小说，这是萨哈林旅行的第一个成果。
这篇小说描写了沙皇政府对人的卑鄙的愚弄和侮辱。轮船上载着服役期满退伍的士兵从远东回故乡去，在健康的士兵中夹杂着几位重病号。小说取名《古谢夫》是借用了一个生病士兵的名字，他在航行中由于晚期肺结核即将死去。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叫巴维尔·伊凡内奇。这是一位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他也在远东服役，一直跟长官的关系很僵。他也得了肺结核病，失去了生的希望。但他一点不考虑自己的病，他想的是其他被欺骗被愚弄的病人，想的是古谢夫——他的吊床的邻居。巴维尔·伊凡内奇对古谢夫说了这样的话：
“……我一直觉得奇怪，你们这帮家伙明明害了重病，人家却把你们往船上一扔，让闷热的空气，海浪的颠簸把你们折磨死……你们在军营里简直成了累赘，你们一死不要紧，他们的统计表就不体面了……所以他们要丢开你们，这并不难。需要的只是：第一昧掉良心，不顾人道；第二瞒过船上人的耳目……在400个健康的水兵中夹五个病人是不惹眼的。他们把你们送上船，把你们夹在健康人当中匆匆忙忙地点一点数，趁着忙乱，一点马脚也露不出来。轮船一开，这才发现：原来有几个快要咽气的瘫子和痨病鬼躺在甲板上……”
巴维尔接着说：“这真可恶，他们明明知道你们经不起长途旅行，却硬叫你们上船。就算你们勉强活到了印度洋吧，以后又怎样呢？想起来真叫可怕……你们忠心耿耿当了几年差，人家却这样报答你们……”
“你们是没人照应的人，是可怜虫……我可不同，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像是在陆地上空飞翔的老鹰，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事我都明白。我经常抗议，看见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我就抗议；看见假仁假义，我就抗议；看见得意洋洋的猪猡，我就抗议……任什么东西也压不倒我，……就是把我的舌头割掉，我也会用手势来抗议……”
这个巴维尔没过多久就在激动的情绪中撒手人寰了。大约过了三天古谢夫也随之而去。水手们用帆布把古谢夫包好，用针线缝起来，为了使他沉一点，还塞进去两个铁架。然后把他抬到甲板上，借助一块木板慢慢滑下去，接着头朝下，栽到海水中去了。帆布包在海水中往下沉着，一条鲨鱼游过来，懒洋洋地张开嘴，露出两排牙齿。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展现了像吃掉古谢夫的鲨鱼那样吞没成千上万人的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可怕情景。他以自己震撼人心的强烈抗议的小说为武器，揭露谴责了当时的君主**制度。巴维尔·伊凡内奇的抗议反映了契诃夫的心声，他的坚定精神也就是契诃夫精神。
《萨哈林岛》是又一部抗争主题的作品。它是契诃夫在梅里霍沃时期，在进行其他作品创作的同对，断断续续写成的。1893年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连载。契诃夫用客观的写实的手法，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深刻而准确地反映了萨哈林监狱当局专横、暴戾、残忍和说谎行为，反映了苦役犯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虐待和他们感到没有生还的希望而失去理智的生活以及孩子们虚弱、疾病、堕落的情景。
这是一本关于冤枉地葬送了生命的人的书，是一本继《古谢夫》之后对**制度无情揭露，愤怒抗议，强烈谴责的书。俄罗斯这一社会溃疡一经揭开，在科学界和文艺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形成全社会的抗议。致使沙皇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向萨哈林岛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于调查结束之后，采取了某些措施改善苦役犯的生活条件。
4. 对君主**的愤慨
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之行和在他写《萨哈林岛》一书的过程中，脑子里产生出一种幻景，好像整个俄罗斯是令人恐怖的监狱，好像是围着栅栏、安着岗哨的四堵墙内的生活。这种禁锢在四堵墙内的苦恼简直超过了萨哈林岛。
由于有这种思想，他写了《第六病室》这篇小说。
《第六病室》的情节是这样的：
在一个偏僻的远离铁路的被遗忘了的小城里，有一家医院，由于管理不善，秩序混乱，盗贼横行，遍地是灰尘垃圾和病人的废弃物。医院的秩序仅由看门人，一个粗鲁暴虐的老头用铁拳揍病人来维持。医院院长拉京大夫，曾经工作很热心，试图重创医院辉煌，但他的想法跟院内普遍的冷漠态度相抵触，因而进展很不顺利。于是他失望了，便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一头钻到哲学和历史书中，并醉心于享受伏特加和盐腌黄瓜的美味。一次他到关精神病人的第六病室去，发现病人格罗洛夫有丰富的哲学知识，于是俩人攀谈起来。但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格罗洛夫主张反抗压迫、奴役和**，为自由而斗争，就必须有实际行动；而拉京则主张不必多管闲事，什么也不要做，良心反而清清白白。他对那些不幸的人的遭遇，只是反复念叨：“何苦呢！”
由于他性情孤僻和跟生活隔绝，产生了一些古怪行为，周围的人怀疑他也发疯了。而他的助手霍博多夫，一个权力欲者，早就觊觎他的地位，他借口拉京得了精神病而将他关进第六病室。在病室里拉京的哲学彻底破产了，他和格罗洛夫不堪忍受医院的虐待，便举行了反对暴力和专横的抗议。结果饱尝了看门人尼基达的铁拳，他被打倒在床上……第二天拉京由于中风而身亡。
《第六病室》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史上反对**、独断、暴政的最沉痛最愤慨的作品之一，是俄罗斯这座监狱的象征，是声讨沙俄政权的檄文，凶恶的看门人尼基达就象征着沙皇政权的维护者。当时还很年轻的列宁曾对他的妹妹安娜说：“当我昨晚读完这篇小说时，我感到非常可怕。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一样，我不能留在房间里，我站起来跑到了院子里。”
契诃夫对君主**的憎恨和抗议，在那时具有十分伟大的社会意义。《第六病室》是俄国社会**开始明显上升征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时代的衰落和时代的崛起的历史界限重要标志之一。
5. 救人民于水火
这一时期，契诃夫思想上不再相信托尔斯泰主义了。他认为托尔斯泰否定技术进步，吹嘘精神进步的理论是不对的。他说：“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相信人类进步，而且一直相信这一点……托尔斯泰的哲学曾对我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它曾支配我达六七年之久，现在我内心里有些东西对此提出异议。
理性和正义告诉我，电和蒸汽机比贞洁和拒绝肉食更能体现人类的爱。”
契诃夫认为人类的出路在于相信科学，在于相信人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进步，不能像这位哲人那样通过把有学问的人降为农民来实现，而应把农民变为有学问的人。企图通过发展小农经济和愚昧政策来更新世道是一种空想。
当然，契诃夫虽然反对托尔斯泰的空想主义，但他仍对托尔斯泰怀着敬仰和亲切的感情。他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赞叹不已，认为写得好极了，每读一次都感到新鲜和惊讶。他越是否定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越是钦佩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而且他对托尔斯泰的道德人格钦佩得五体投地。
1892年，全俄罗斯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赤地千里，禾草不生，颗粒不收，全国陷入了饥荒，到处是逃荒求生的人群。沙皇政府害怕农村发生动乱，下令禁止新闻界刊登反映灾情严重的文章，并禁止向私人募捐，只允许红十字会和教会帮助灾民。
对政府当局的这一决定，托尔斯泰提出了异议，认为红十字会和教会的救济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凭借自己不受惩罚的巨大威望，不断向公众宣传灾情，发出呼吁，募集捐款。他还亲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慰问灾民，并在自己的女儿们的帮助下开办了数百个赈济所。这场由一位离群索居的作家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掀起的慈善运动，使契诃夫目瞪口呆，他不由赞叹说：
“托尔斯泰！呵，托尔斯泰！在当今的世界，他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超人，他简直是朱庇特神！”
作为对国家、对人民有强烈责任感的契诃夫深受托尔斯泰道德力量的感染，他很想去援救成千上万挨饿的灾民，并且已经与他早先的一位朋友，现任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地方自治局局长的叶戈罗夫进行了联系。遗憾的是在这危急的当口，他偏偏患了一场重感冒加上肺结核加重的并发症，有好几个星期卧床不起，使得他焦急万分，他的病一开始好转，刚能下地，就立即带病行动，帮助叶夫戈罗德实现其救灾计划。
叶夫戈罗德计划是到林区买一些马匹，喂养一个冬天，到春天再把马捐赠给农民以利于来年的耕耘。这个计划需要很多资金。为了筹集这一大笔钱，契诃夫便在报纸上刊登了启事，给他的熟人和朋友写了成百上千封信，并四处拜访有可能提供资金的人。但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他便于12月去彼得堡，打算在那里募集更多捐款，结果也事与愿违。返回莫斯科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找他的朋友叶戈罗夫，商议采取什么措施救助农民。
那时已届冬天，天寒地冻，风雪交加，道路泥泞。他依然乘雪橇去查看受灾的村庄。在一次去乡下的路上，他遇到了暴风雪，险些迷了路。事后，他坦白地说：“我当时相当害怕！”
灾区的现象十分悲惨，家无隔日之粮，户户停火断炊，老人小孩啼饥叫寒，真是惨不忍睹。在灾情面前一筹莫展的政府当局已不再反对私人救灾行动了，可是尽管契诃夫四处奔走，八方求告，但提供救灾捐款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他感到非常沮丧和气愤，在信中对苏沃林说：“如果那些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人能够言行一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就不会有任何饥荒。”
在白雪皑皑的乡下踉踉跄跄奔波了八天之后，他得了重感冒，而且感到背部剧烈疼痛，不得不返回莫斯科治疗。感冒好了以后，他又于1892年2月2日随苏沃林一起动身去沃罗涅日州。
这个州的救援活动比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有效。但苏沃林的出现却给此行披上了令人不愉快的官方色彩。这位深得政府信任的显要人物、《新时代》的发行人的光临使地方当局受宠若惊，大为感动。招待会和晚宴接踵而至，契诃夫不得不怀着怒火虚与应酬。村子里的农民饥饿难挨，这里却满桌佳肴美食，琼浆玉液，使契诃夫无法忍受，他觉得这位名声显赫的朋友既无能又糊涂，实在荒唐可笑。
1892年7月梅里霍沃地区发生了霍乱，地区卫生委员会特来拜访契诃夫要求他帮助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避免这种流行病的传播，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翻阅了有关霍乱的最新书刊，并叫人搭起一些临时的木板棚，用来隔离得了霍乱的病人。由于无钱支付各种费用，他只好求助于他的朋友、邻居和富有的企业家，在他们面前施展“乞丐口才”。他乘坐一辆四轮马车到处奔波，疲惫不堪地走村串户，去教农民如何预防流行病，并且为那些患了白喉、伤寒和猩红热的病人看病，几个星期之内就治疗了上千个病人。多亏他的努力，这种疾病未能侵袭他所在的地区。
6. 兴民以科技
契诃夫认为社会的前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按俄国的现实，还必须改变农民的愚昧落后状态。所以在梅里霍沃期间，他十分关心和重视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他经常去地方议会参与审查有关重大事宜。他对怎样修建新的道路，怎样修建新医院和学校的建议也十分感兴趣，向地方政府建议为当地居民修一条从洛帕森到莫斯科的公路，重修一座桥梁，为邻村修复一座教堂。
他在诺沃谢尔克和梅里霍沃建了三所学校，亲自组织音乐会，业余文艺演出等活动筹集、募捐资金，不足部分由他支付。他自己编制建校计划，亲自设计图纸，自己购买材料，自己监督修建工作。当他谈到这些学校时，双眼炯炯发光，很明显，如果资金设备允许，他将要建的学校不是三所而是更多。在诺沃谢尔克学校开学典礼上，三位神甫前来为学校祝福，当农民把面包和盐送给他时，完全不会当众讲话的契诃夫，忸怩地向农民的敬意表示感谢。
契诃夫总是这样想，与其坐在文学沙龙里，空发议论，夸夸其谈，不如办几件实事，兴建学校，创办图书馆和医院，帮农民治病，倒还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在自己身后留下一所学校、一口井或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使我们的生命不致白白流逝而无所作为，那该多好啊！”
在社会工作中正如在艺术工作中一样，对契诃夫来说最讨厌的是不学无术。他做任何事都是严肃认真的，任何一件小事他都考虑其结局，这是他固有的求实精神。梅里霍沃给了契诃夫很多很多，丰富了他的知识，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发展。
长期生活在农村，跟农民密切交往，使他对农民的苦难生活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对造成那种生活的社会制度的愤慨。
1897年契诃夫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农民》。
通过一个名叫奥尔加的年轻妇女去农村的生活经历，真实地描写了农村的苦难、污垢、愚昧、迷信、粗暴和懒惰充斥的情景，揭露了当时俄国农村的黑暗和落后。这也是一篇抗议主题的作品，为人的尊严而斗争的作品。
沙皇政府的新闻检查官们感到恐惧，对小说作了大量删节。但读者仍然对作者在小说中的大胆描写感到吃惊。文艺界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有的认为“这是多年来在全世界出现的最伟大作品之一。”把这部作品和莎士比亚的悲剧相提并论。
这篇写农民的作品还有一个新的创造。在契诃夫之前已经有许多描写农民的小说，可是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写农民。屠格涅夫和格里戈罗维奇带着贵族忏悔的感伤情调写农民，而在民粹派作家的笔下，农民总是显得有点像是神。在《凶杀》《农民》和他后来的小说《在峡谷里》，契诃夫是第一个**裸地不加粉饰地描写俄罗斯农村真相的人。以后只有高尔基和普宁像那样描写农民。
俄罗斯农村的真相是第一次揭露出来，跟揭露萨哈林岛真相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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