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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天才啊,你属于谁

  从188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仅仅几年时间,契诃夫就成长为俄罗斯新一代艺术大师,第一流作家。这个时候他年方25岁。

  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他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才能比莫泊桑更精深。高尔基称他为“非凡的文学天才”。有的人甚至把他比作闪闪发光的星星。

  这位天才作家是怎么获得如此伟大的才能的?他的成功有什么奥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1. 用青春作代价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非贵族民主文学事业的境况是十分艰难的。

  在波别多诺斯采夫反动政策的高压下,在跟贵族资产阶级文学的激烈斗争中,许多人或因丧失了气节,或因精疲力竭,或因意志消沉,而被毁灭了。

  契诃夫强烈地意识到来自社会底层而登上文坛的人处境之艰难。他在给拉扎列夫·格鲁津斯基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幸运儿’,在文学事业中我是从《娱乐》《潮流》深处蹦出来供观赏的东西。我是贵族中的小市民。而这样的人是不会坚持很久的,就像急促绷紧的琴弦不能经久一样。”

  在小说《庄园》里,契诃夫塑造了一个地主宗教反动分子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对非贵族作家的看法。这位地主推断:所有伟大的俄国作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都是贵族,非贵族作家没有创造过也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契诃夫在开始走上文学道路时经常遭到包围着他的敌对势力的讥讽嘲笑,当他遇到什么麻烦时,那些人立即幸灾乐祸。

  契诃夫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得不严肃思考一个非贵族出身的人为了求得知识,学习创作而做出的奋斗之艰难。他深深懂得从一个社会环境转到另一个社会环境,从黑暗愚昧转入作为贵族资产阶级核心的有极高文学艺术才能的知识分子圈子,必然会引起深刻的内心震动和沉重的思想负担。出身微贱的人得有特殊的责任感,他们必须时刻小心翼翼,为争取创造性劳动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为自身的生存而不懈工作。

  在1889年1月,契诃夫致苏沃林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名言。

  “贵族作家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获得的东西,非贵族知识分子则要用青春作代价去换取。你可以写一篇这样的小说:一个青年人,农奴的儿子,当过店铺老板、教堂唱诗班的歌手,上过中学,进过大学,受过严格的等级教育,吻过牧师的手,崇拜别人的思想,为每一块切成小片的面包感恩戴德,上学没有皮靴,经常挨打受**折磨。写吧,写这个青年怎样从自己身上一滴一滴挤出奴隶的血,写他怎样在一个美丽的早晨,一觉醒来,感到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

  契诃夫的这些话,对自己走过的为争得真正的人的资格而奋斗的道路做了总结。他号召他的朋友、亲人跟他一道去战胜整个农奴制度。

  契诃夫认为为非贵族民主文学而斗争是集体的事业,要依靠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他在回答文学界一位朋友声明“他,契诃夫是站在他们这些小野兽中间的‘大象’”时,写道:“……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单个的人,不会成为‘我们中间的任何大象’、任何别的什么巨兽,而我们整个一代人的努力是能够捕捉到的。把我们大家召唤到一起的将不是契诃夫,也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80年代’或是‘19世纪末期’。”所以契诃夫始终站在反对农奴制斗争的前沿,把自己的创作与之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把所有心性与他贴近的有才能的文学家吸引过来,发动起来共同战斗。

  契诃夫的两个哥哥都是天赋很高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有过一定成就。但是他们的品格、气质跟契诃夫不同,主要是软弱,不能克服自身的奴隶心态为自己的尊严而抗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们俩人都放荡不羁,纵酒无度,道德堕落,缺乏事业心。契诃夫当面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认为摇摆不定,羞羞答答的抗争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说明还没有克服奴隶心态,因此不能驾驭自己的才能而不断进取。

  契诃夫为挽救两位兄长的才能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希望兄长成为真正的人,也就是希望他们有好的品德,摆脱奴隶心态,摆脱小市民庸俗习气的影响;希望他们自尊自重,为自己的尊严而抗争。但是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无论在品行方面,在艺术创作乃至家庭生活方面仍然是那么软弱、庸俗,并继续堕落下去。

  2. 必须鼓足勇气

  契诃夫认为才能既与一个人的思想素质有关,也与一个人的气质有关,所谓气质主要是指刚毅和勇气。他认为非贵族作家能大展其才,一要敢于跟奴性心理和小市民习气决裂,二要勇于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心扉,做到朴实真诚。因此,他对亚历山大小说的批评,首先针对那些未克服的奴性心态和庸俗习气。他在1883年4月给亚历山大的信中委婉地把这些特征称为“主观态度”,并建议亚历山大“更尊重一些,要抛开自己,不要随便把自己塞进你的小说的主人公形象里”。亚历山大有一篇小说,其中年轻的夫人们整个午餐都在接吻,唱歌……没有一句正经话,只是脉脉温情!契诃夫批评他说:

  “你写作不是为读者,你写的只是你自己喜欢的闲话。你应该描写吃饭,吃什么,怎么吃,厨娘是怎样一个人,你的男主人公怎么庸俗无聊,满足于自己懒洋洋的幸福生活。你的女主人公怎么俗气,她对保养得肥头大耳、撑得太饱的肥鹅表现出的爱情显得如何可笑。”

  亚历山大小说中的小市民残余习气证明他屈服于“奴性心理”,他不能抗拒它,他有成为小市民资产阶级作家的危险。而契诃夫则坚持跟“奴性心理”作斗争,在自己的家庭中也如此。

  在驳斥哥哥小说中小市民的“与生俱来的主观态度”时,契诃夫同时要求他在艺术方面应该自持,不要歪曲,不要丢掉他心中曾经有过的美好的东西。契诃夫非常清楚,在哥哥的心灵里有许多好的纯洁的创造性的东西。他认为亚历山大会成为一名十分出色的作家。在回复亚历山大对他生日的祝贺信时,契诃夫写道:“你的祝贺信写得太好了,艺术性相当高,令我崇拜。

  你应该明白,假如你像写信那样写小说,那你早就成为伟大的作家了。”

  亚历山大的信真是非常出色。他以十分鲜明的态度说明,老天爷没有赐给他实际的艺术才能。当他回忆起第一次感到弟弟安东·契诃夫似乎脱离了他的影响时,他心里非常痛苦。信中有许多艺术细节,许多幽默和抒情的话。

  那封信充满了细腻的、机智的、审慎的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关于现时的安东如何远远离开了他,离开了曾经多次许诺然而已进入40岁尚未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的亚历山大的感伤。对童年感伤的回忆隐隐地和成年人的感伤交织在一起。当然,契诃夫十分清楚这样的“潜台词”:哥哥对自己毫不宽恕。作为一名艺术家不能不为这样细腻的、机智的、感伤的幽默情调而高兴。

  像写信那样写小说——这就是说艺术家应该敞开自己的心扉,就像亚历山大在信中所做的那样,同时不能把自己的个性硬塞给读者,让读者不是去想生活是怎样,而是去看生活本来是怎样。

  艺术要求艺术家诸多英勇义举,其中包括毫不留情地敞开自己的心扉。

  然而亚历山大很少像他写信那样去写小说,这就说明,当他坐下来写小说时,他失去了真诚,他不再是他自己。

  契诃夫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谈到吉利亚罗夫斯基是一位有才能的文学家时说:“他揣付出别人作品的美,懂得了小说惟一重要的魅力是朴实和真诚。但是要在自己的小说中做到朴实和真诚他感到不可能,因为缺乏勇气。”

  契诃夫要求艺术家要有勇气,因为所谓才能也就是勇气。

  3. 培养责任意识

  作家的价值在于把才能用于创作劳动,向读者、向人民奉献他们需要的优秀作品。作家担负着高于常人的责任。向读者、向人民负责,才能得到升华,否则将是才能的毁灭。而责任感又来自于作家良好的教养和高尚的品行。

  所以契诃夫认为,才能首先要跟人道主义、跟高尚美学的严肃性不断结合。

  契诃夫在1886年写的专谈才能主题的小说《强烈的感受》之中说,才能是伟大力量,是飓风,它能把岩石碾成粉末;这种力能创造一切,也能毁灭一切,它是很可怕的。若是才能不经常跟高尚的人道主义结合,人类就遭大难了。

  才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在契诃夫的观念里是密不可分的;前者不能离开后者而存在。对自己的兄长们契诃夫首先渴望培养的就是这种品行,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应该具有这种品行。用契诃夫的话说,一个人的才能不以他的天赋高低论短长。一个具有才能的人,担负着高于常人的责任。他应该是比较完美的有教养的人。同年,契诃夫在写给尼古拉的信中详尽地讲述了自己的道德规范。

  契诃夫对尼古拉写道:“你常常向我诉苦,说人们‘不理解你’!我相信你,作为弟弟和对你亲近的人,我理解你,衷心地感谢你……你的全部好品行我都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五个手指头一样。我珍视你的优点,对之怀着深切的敬意。假如你希望,为了说明我理解你,我甚至可以列举那些品行,依我看你善良到了胆小怯懦的地步,你宽宏无私,慷慨大方,忠诚坦白;你不懂得嫉妒和仇恨,你厚道朴实,同情人甚至牲畜;你心地善良,你不记前嫌,你过于轻信……你有别人没有的最高天赋:你有才能。”

  这一切在契诃夫看来是具有巨大价值的优秀品质。但是与一个有教养的人应有的比较起来还是显得很少。

  “你的不足之处只有一点,就是你自寻烦恼,无病呻吟,这是极无教养的表现。请你原谅,但是真诚比友谊更重要……”

  契诃夫向哥哥发出呼唤:

  “你应该勇敢地唾弃你的缺点,急速地向前奋进……打碎你的伏特加酒瓶吧……”

  同时,契诃夫温存地爱着他的二哥尼古拉,爱他除软弱性之外的全部天赋。

  尼古拉确有很高的天赋和艺术才能。他描绘80年代商人和小市民的漫画具有细腻的手法和优雅、俏皮、敏锐的风格,借助这幅画可以对那个时代进行研究。他的才能的特点跟弟弟(契诃夫)才能的特点相近似。他为《蜻蜓》杂志作插画,他用诗的意境把粗俗的特点表现为真正的契诃夫式的幽默。他还为安托沙·契诃昂泰的小说作插画。那时莫斯科幽默杂志之一的《目击者》一段时间成了他们三兄弟展示才能的舞台。尼古拉还承担了几幅大型油画的创作,通过这些画他的才能得到了展现。契诃夫为二哥的才能而感到骄傲。

  然而尼古拉把那样一些财富胡乱糟踏了,喝酒喝掉了!

  契诃夫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痛心,非常遗憾,非常气愤!

  在萨多瓦—库德宁斯基住宅里住着契诃夫和母亲、父亲、妹妹和弟弟米舍尔。在最上一层的房间里竖立着尼古拉未完成的一幅描绘女裁缝的大型油画,描绘她黎明醒来就开始做衣服的情景。对这幅画契诃夫1883年4月给亚历山大写信说:“尼古拉过着放荡生活;他卓越的伟大的俄罗斯才能将被毁灭,毫无价值地被毁灭。你看他现在的工作吧,他在干些什么?尽干些庸俗的一文不值的事……可同时在画室里还竖着刚刚开始的名画。”

  尼古拉的画的主题是真正契诃夫式的:表现出对普通人,对生活艰难的“小人物”的爱心。尼古拉的“放荡生活”在契诃夫看来是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缺乏责任感的表现,是对才能缺乏责任感的表现。因而对才能的概念,从契诃夫的观点来看,即是对人民的责任感,对俄罗斯艺术、俄罗斯文学的责任感。

  4. 让天赋变成才能

  契诃夫家族的成员都有较高的天赋,但成才的并不多,因为天赋并不等于才能,需要经过多方培养,把天赋发展为现实才能。

  然而为了做一个不愧为有天赋的人,就不能简单地做有天赋的人,而应该做有才能的劳动者。为此,需要培养自己的才能,并把才能用于劳动。

  才能就是才能的培养。

  尼古拉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他不尊重自己的才能。

  他很少读书,做事只“凭灵感”,在二十六七岁时就已经停止前进了。

  跟尼古拉不同的是,亚历山大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善于弄清复杂的科学问题的亚历山大,为了以记者的身份参加科协的专门会议,需要阅读大量资料。他有惊人的记忆,他是一部活词典。他是有才能的化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但是他没有统一思想,没有世界观。他的作品不能用宏大的目标、理想和热情去鼓舞人。

  亚历山大向契诃夫坦白承认,他对生活知之甚少。这可能是一件怪事:

  首都大报《新时代》的记者,从职业来说,是消息灵通“无所不知”的人,却发愁说没有生活知识。他的生活知识是皮毛的,他没有参与生活,而只是观察。

  才能就是获得自由,其中包括“摆脱嗜好的自由”。契诃夫写道,他的意见是在“嗜好”之下,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激情,而只是不可遏制的粗浅的激情,没有创作的激情,就没有才能!

  他的哥哥们都是自己的嗜好的奴隶,变换无常的情绪的奴隶,伏特加的奴隶。

  天才就是劳动。

  深刻理解劳动价值和劳动人民的高尔基,谈到契诃夫时写道:“我没有看见过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样对劳动的意义理解得那么深刻和全面把它视为文明的基础的人。”

  布宁讲他与契诃夫初次见面时,契诃夫问他:“写得很多吧?”

  “很少。”

  “太可惜了。”他几乎是用忧郁的低沉的男中音说,“你知道,应该多写……不要放手……整个一生。”

  这是契诃夫最喜欢的主题——就是“应该多写,不要放手”,通过写作成为真诚的和朴实的人。

  他喜欢重复说,假如一个人在艺术家视野如此广阔的艺术环境中不去写作,不去生活,那么他即使像所罗门那样绝顶聪明,仍将感到自己空虚没有才能。

  契诃夫从16岁起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劳动习惯和意志,从不放手。在二十一二岁,当他开始培养自己兄长们这种意志和习惯时,他不疲倦地无情地公开批评亚历山大缺乏真正劳动的意志。

  他在1886年4月给哥哥写信说:“你寄给我转交给莱金的所有这些小说散发出浓重的懒汉气味。……在耶稣面前你要尊重自己,当你的大脑懒惰时,不要把意志交给手,一周内不能写两篇以上,将其缩短、修改、加工,使劳动不致白白浪费。”

  在另一封信中,契诃夫把哥哥的手稿寄还,同时写道:“要想出办法来,首先得改变小说的名称。然后,老兄,缩短、缩短,至少缩短一半。总之,请你原谅,没有涂改痕迹的小说我是不想承认的。”

  在大学毕业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既要行医,又要进行大量的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契诃夫竟能做到经常地、广泛地阅读,而且仔细钻研,不随便放过一本书。

  “作家应当使自己养成聚精会神的、永不休止的观察力。”契诃夫对谢格洛夫说:“你必须做到,把优良品行的培养变成直接习惯,变成为天然素质。”

  他整个一生都为做一名作家而提高自己,他觉得作为作家他完全不够格。

  “对自己不满成为每一位现代有才能的人的根本品质之一。”契诃夫给演员斯沃波金写信说,他本人具有永不自满的创作热情。

  “我想,如果我还能活40年,”他在1889年写道,“在这40年里我要读书、读书、再读书。我要学习高超的写作技巧,那就是说写得短一些,那就是说40年后,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说话将像放大炮一样震得地动山摇。而现在我和你们大家一样,完全是一个侏儒。”

  他对自己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

  当他成为知名作家以后,他在1889年致苏沃林的信中说不再写“任何一行字”了。这“任何一行字”在他本人看来就是“文学必须是严肃的……我需要学习一切东西,从最初学起,因为我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知识贫乏的人。”

  他对待劳动的各方面都很严肃,不迁就任何人。跟他有过朋友和情人关系的莉卡·米西诺娃,没有完成限期的工作任务就干别的事,他给了她毫不留情的斥责。

  “你没有一点做好工作的打算……上一回你偷懒我就很生你的气,请原谅,不要为自己辩白,讲好限期完成,你已有承诺,所以我就不听任何辩白,我不听,而且也不懂那一套。”

  对待劳动的态度几乎已被契诃夫作为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这点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见到。

  才能就是劳动,才能就是责任感,才能就是良心。

  5. 要有坚毅意志

  才能就是力量,才能就是坚毅,这也是契诃夫的深切体验之一,是他本人意志的体现。

  契诃夫深深爱着兄长们,但他一点也不迁就他们对艰难生活,对出版作品,对物质生活的贫困,对自尊受到的打击以及对孤独和愁闷等等经常的埋怨情绪。当然他深知遭受报社剥削的亚历山大的埋怨也有不少充足的理由。

  当他从抱怨的性质中感觉到哥哥的劳动意志已经衰竭时,他仍然经常为他的软弱而感到难为情。

  他本人任何时候也没有对谁抱怨过。

  然而,他的整个一生,从童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灾难、贫困、沉重的劳动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累赘。

  高尔基在致苏沃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契诃夫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比失去生活欢乐,被迫变得冷漠,为生存而斗争更枯燥更无诗意了’……对他来说还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为生存而斗争’,而且那是在一种难堪的不光彩的每日为一块面包费尽心思的情形中,不是为自己争一小块面包,而是为一大家子。他把青年时期的全部力量消耗在这些失去欢乐的奔走操劳上,令人奇怪的是,他那时竟然还能幽默得起来。”

  布宁回忆说:契诃夫的沉着冷静说明他天生的罕见的毅力。例如,有谁听见过他的抱怨?而抱怨的理由却是很多的。他忍受着青年时期的贫困,为一大家人工作,而挣得的钱却微乎其微。而且是在摧残最旺盛的灵感的环境中:在狭小的房间里他坐在桌边写作,周围不仅坐着全家人,还有那么一些客人和大学生。说话声、嘈杂声不断传到耳边。但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听见他对命运发过牢骚,倒不是因为他对生活的需求不高,虽然他的生活方式是少有的堪称高尚的俭朴,但他那时并不容忍那种单调乏味的枯燥的生活:有15年的时间他曾患着难治的疾病,正是这种病魔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凡是病人都爱倚仗特殊优待,用懊恼的、痛苦的音调不断唠叨自己的病痛来折磨周围的人;但契诃夫对待生病和死亡的刚毅精神真正使人惊叹!

  甚至在病得最沉重最疼痛的时候,也没有人怀疑他这种精神!

  “你身体不舒服吗?安托沙?”当他的母亲或妹妹看见他整天闭着双目坐在沙发上时问道。

  “我吗?”他睁开双眼,平静地回答,没戴夹鼻镜,目光是那么明亮温和。“不,没什么,只是有点头痛。”

  凡是接近契诃夫的人都为他的道德力量所折服。

  克尼佩尔·契诃娃给他写信说:“我的意志刚强的人”,她在另一封信中对他说:“你是一个刚毅的人,你能默默地忍受一切。”

  然而这种力量完全不是“天生的”,是加强自身修养而获得的,是通过劳动“赚得的”。他用劳动和牺牲获得了一切,一切。

  他十分清楚才能还少得很!进而他同样十分清楚,才能很多,很多!

  6. 必须超越自我

  才能若要发展必须人格化,就是一个人与自己的才能和谐地融为一体,也就是跟自己的人格、思想、品行有机结合。

  在契诃夫和才能主题有关的小说系列中,有一篇实际上是为尼古拉写的,他定名为《才能》。顺便指出,在1886年同一年里契诃夫如此多地思考才能的本质问题,看来不是偶然的。例如他给尼古拉的信,小说《强烈感受》、《天才》,给亚历山大的信等等。这一年是他一生中以格里戈罗维奇的信为标志的、以提高自己的才能的责任感而倍增光彩的一年。

  小说《天才》描写的是三位“大有成名希望”的艺术家。他们一个搞人物画,一个搞风景画,一个搞历史画,都有点才气。但他们耽于幻想而不切实际,想成名而不愿付出劳动代价。

  那位叫叶戈尔·萨维奇的,在脑子里勾画将来怎样成为名人,想象他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报纸怎样评论他,商店怎样出售他的照片,一大群女人怎样向他献殷勤等等。但他没看过多少书,偶尔看看果戈理的作品,可是看到第二页就睡着了。朋友问他画了多少素描,他到床底摸索了一阵,拿出一幅油画,那上面满是灰尘和蛛网。

  风景画家、历史画家跟他是一路货色。他们三人凑到一块儿大发成名畅想,谈得没完没了,又激烈又真诚,兴奋得忘乎所以。好像什么前途啦,名位啦,金钱啦已经拿到了他们手中。然而到那时他们还没有干出一点成就,他们却那么高兴,充满豪情,寄希望于未来。

  这篇小说在初版时,有这样一句话:“他们情绪那么激昂不是别的什么,好像是孩子们的艺术游戏。”没有劳动的任何天才,只是小孩的天才游戏。

  才能需要不断超越自我,套用一句格言,可以说:惟有才能人格化,你才能每天得到它。

  才能的人格化,就是说人跟才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净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使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水平。当一个人和自己的才能相脱离时,只可能有比天赋更差的渺小的才能。才能应当完美地“扎根”

  在自己的主人身上。这个比喻是属于聪明的亚历山大的。可以认为,他本人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诙谐诗篇中的自己的思想,因而他感到那么深沉的悲伤和困窘。这首诗是1885年他为祝贺安东·契诃夫生日而写的。

  母亲生了我们五兄弟,

  我们五人来到了人世上。

  但是只你一个人有才华,

  好像燕尾服穿在公子哥儿身上。

  而我在你面前显得很渺小,

  请用你的灵光把我们照亮!

  才能“扎根”安东的兄长身上,没有那么合身,没有那么和谐,没有跟他们融合为一体,妨碍了他们,他们也妨碍了它。他们没有“和自己的才能融合为一体”。安东·契诃夫以巨大的劳动作代价,把自己的才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才能越大,对劳动的需求越大!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是一个有天赋的善良而懦弱的人。可惜!没有运用自己的才能,虚度了整个一生。他变成了拉货的驽马,低劣报纸的小伙计。

  在世界观方面漠不关心。他越来越沉默寡言,脱离了他心中曾经有过的诗的源泉,他不顾安东·契诃夫的警告,未能跟苏沃林的《新时代》断绝关系。

  安东在跟这家报纸合作的著名时期中,就跟报纸断绝了往来。这一决定是他的社会政治自觉性增长以后作出的。而此时亚历山大却停留在不问政治的庸俗生活的立场上。

  他真诚地、天真地认为《新时代》是一份“非常好的俄罗斯报”。

  他的老年是忧郁的、孤独的。惯于称自己是诚实劳动者的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最初几年,突然地完全出乎意料地发现整个俄罗斯都在鄙视他们“新时代人”。

  这是他快到老年时才发现的,不能不使他震动。他不是“理论家”,他只是一位记者,但是全民蔑视落在了他身上。不过要他脱离《新时代》,他这个害狂饮病的人也没有足够的毅力和决心。

  他的历史是一部被那个人人咒骂的、他的弟弟与之进行斗争的黑暗势力毁灭了的“小人物”的历史。

  亚历山大死于1913年。就这样一个曾有几篇不错的小说,许多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有才华的信的作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历史是未能驾驭自己的才能、脱离了创造性创作劳动的历史。

  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对许多许多的白白地毁灭了创作能力的人,他自己负有责任。一种暗藏内心的声音,他的良心的声音对他说,他应该代替他们所有的人工作。于是,他不抱怨自己历史包袱的沉重,继续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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