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契诃夫 > 第四章 作家道路的艰难起步
1879年9月初。
莫斯科莫霍瓦亚大街一幢陈旧的楼房。楼房里那间肮脏狭小、烟雾弥漫的屋子里挤满了年轻人。
这天是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开学的日子，他们是前来报名的。安东·契诃夫也在这些青年之中。
1. 读书与写作
这个全俄闻名的大学医学院、科学的神圣殿堂，在新学生的脑子里，应该是红砖绿瓦、金碧辉煌、宏伟壮观、高雅不俗的。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使他们产生了不如人意的印象：校园建筑年久失修，教室地面凸凹不平，墙壁污迹斑斑，桌椅缺脚少腿，走廊狭窄阴暗，这一切给人一种凄凉之感。
尽管如此，安东·契诃夫心中仍然很兴奋，他毕竟跨入大学之门了。何况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在全俄罗斯各大学中还算是很有名气的。它的名气之所以大，主要是有几位全俄著名的学者、医学科学家，如查哈里宁、斯克列弗索夫，是他们给俄国医学科学带来了骄傲。
医学院不仅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有完善的教学设备，管理工作也很出色（除课堂教学抓得紧外，还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因此被看成是很严格的学院。跟法学院比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学院的大学生被戏称为懒汉大学生。契诃夫很喜欢医学，对学校的管理也很赞同。他学习非常认真，对教授们很尊敬。他觉得听了教授讲课，才感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浅薄。他甚至担心，他能否学好自己选定的职业所必需的知识。要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减轻病人痛苦，增进人们的健康，这是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责任感，将会误人生命。
安东发扬了塔甘罗格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潜心学习医学院规定的课程：听好每一门课的讲授，上尸体解剖学和实验课，写病历卡，到医院实习，完成课外作业。从不缺课，也不拖欠作业。
在完成当天的功课以后，他得抢时间给幽默刊物写稿，挣点稿费，填补家庭的生活费用。因而常常是匆匆写完一篇故事，又连忙去看教科书；刚从编辑部出来，得马上到解剖室去。他根本没有一点闲暇，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从超然的地位观察一下生活的机会。
契诃夫的大学生活正处在对俄罗斯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的80年代。
80年代以“多灾多难”的时代，以反动派野蛮无耻的凯旋时代，写进了俄罗斯历史。
那是一个转折时期，民粹派遭到了最终破产，而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时代深处成熟起来了。
民粹派不依靠人民的力量，热衷于暗杀活动。1881年3月1日，民意社（民粹派的政治组织）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从此革命的民粹主义宣告终结。反动派利用这次暗杀事件在国内制造恐怖气氛，其代表人物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忠实走狗、操纵国家命运的凶恶敌人波别多诺斯采夫，他是血腥镇压各种社会思潮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化身。
民意社的领袖被处决以后，随之发生的民粹派分子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图谋又遭失败，于是反动派的恐怖活动更加猖狂残酷了。
80年代当然不止是“多灾多难”的年代，列宁曾把80年代的俄国比做监狱，但同时指出是俄国革命思想迅速发展，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基础的时代。俄罗斯的先进思想、俄罗斯的文学、俄罗斯的艺术充实了80年代。
1883年在俄罗斯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著名的“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写了许多哲学著作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契诃夫的思想发展中不能不反映出时代的那些特征。门捷列夫、季米里亚泽夫的著作，俄国写生画的天才作品——苏里科夫·列宾的绘画，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不朽的音乐创作。所有这一切造就了时代的内在本质，使契诃夫受到了直接教育。
那时安东虽然不参加政治活动，或者说不关心政治，但并非对俄国的前途不关心，对人民的穷困不同情，他的作品恰恰以普通人、下层人、“贱民”的苦难生活，不幸命运为主题，以描写俄国黑暗痛苦的现实为主题。
他后来在《套中人》中写道：“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读书识字”，这既是波别多诺斯采夫时期俄国残酷现实的写照，也反映了契诃夫那时对这种现实的真实态度。
2. 第一篇作品问世
契诃夫的作家道路开始于新闻出版从未有过的困难时期。
1880年3月25日，契诃夫从莫斯科一家名叫《蝉》的幽默周刊，领取了几个卢布的稿费，第一次发表作品，第一次获得稿酬，这在安东·契诃夫生命史上是一件大事，表明他从此开始了作家道路。然而此时他还未完全意识到，这将是他的终生职业的起点，他只想到他的文章能卖钱贴补家庭开支了。那时他兴奋异常，在回家途中，竟然大方地拿出部分稿酬买了一个大蛋糕，准备回家庆祝一番。他的母亲、弟弟、妹妹，还有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也赶回来了，一家子围坐在蛋糕周围，说呀笑呀，一个个向他祝贺，给他鼓励。
而安东这时的思想却很不平静，他想到那时创作、发表作品多么艰难。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呀！波别多诺斯采夫为了钳制言论，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加大了对充满进步社会思潮的期刊的压制力度。他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陈述自己的政纲时，主张采取措施安定思想界，平息被搞得“混乱不堪的疯狂煽动**当局的”社会思潮，制止那些搅扰人心的“异端邪说”。他企图按照他的政界朋友、著名的反动理论家列昂季耶夫斯基的说法，把全俄罗斯“冰封”起来。
他镇压全俄文学界的罪行之一就是查封了由谢德林主编的著名的进步刊物《祖国论丛》，严酷地进行书刊检查，进步作家的作品横遭删节，禁止出版。
谢德林在给作家热姆丘日科夫的信中写道：“你问，为什么在二月革命的小册子里没有我的文章，很简单，我的文章被书刊检查官从那本书里删去了。而且把我刊登在一月的小册子上的文章，撕去了十页，也就是全部中心内容。这就是说，允许写作，但得服从他们的条件，那是一种什么条件啊！
简直是受罪。”
波别多诺斯采夫改变了俄国出版界的面貌，对凡带有进步倾向的书刊一律查封取缔，只残留着那些畏葸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的出版物，以及对政府奴颜婢膝的类似苏沃林的《新时期》那样的杂志，还有黑帮分子宣传民族仇视的小报。
这种反动文艺政策的结果，是庸俗的幽默刊物的空前繁荣。这类刊物在莫斯科、在彼得堡以惊人的速度滋生、繁衍，如《蝉》《点滴》《闹钟》《消遣》《观众》和别的小报。
这些期刊的规模和形式要求小型的艺术体裁，短小尖锐的讽刺画题词，十行字的趣闻，两行字的对话，小小说，小剧本，而内容必须是滑稽的能引人发笑的。
在书刊检查机关的高压下，所有那些期刊都不得不百般地从纯商业性要求出发，依靠讽刺醉酒的商人、小市民的婚礼、轻佻的妻子、戴绿帽子的丈夫、渎职的官吏、失去姿色的老处女和花花公子，以取悦读者，获取微利，糊口度日。
安东为家庭生活所迫，起初编写了一些小故事试着寄给幽默刊物，但由于稿子写得太严肃且表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抱怨情绪，不对编辑的口味与要求，屡试不中，屡遭退回。后来，亚历山大给他作了提醒和建议，只好曲意以就，去迎合编辑的兴趣。严肃的作品没有人要，滑稽的说笑逗乐的东西一试即中。这就是3月15日发表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幽默刊物《蝉》上的《顿河地主的信》。
3. 安托沙·契诃昂泰
对家庭生计的操心，首战告捷的鼓舞，使他进一步鼓起勇气，利用休闲时间尽可能地多写，不停顿地写，伏案弯腰地写。
然而他那时的写作条件是非常糟糕的。那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斯特伦坚卡区一套更宽阔的房子里。由于他喜欢活动和广交朋友，再加上弟弟妹妹的社交关系，所以来家的客人比过去更多。有的来后就在家里吃住玩耍，于是他家里成了娱乐消遣场所。经常是尼古拉弹钢琴，另一个人弹巴拉莱卡琴伴奏，大家一起唱俄罗斯民歌，喉咙唱干了，就举杯畅饮。
但安东不能跟他的兄弟和客人一样尽情欢乐，他还得写文章去换稿费，才不致使一家人挨饿。所以有时感到欢乐的喧闹声太吵，抱怨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我的面前是非文学性工作，它无情地折磨着我的良心。在隔壁房间里来家做客的亲戚的小孩在哭闹，在另一个房间里父亲在高声给母亲朗读《被感动的天使》。对于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这种环境再糟糕不过了。
我的床由一个新来的亲戚占用了，他老来缠我，跟我谈医学。那是一个天下少有的环境。”
然而在这么糟糕的环境下，他的写作仍然获得了丰收。他向《蝉》投寄了大量的滑稽故事、传说、小品文、通俗笑剧。仅1880年至1881年就发表了322篇故事，还有别的文章和报道，在这几年里契诃夫并没有把文学事业看得那么重要，他只是以写作为糊口和消遣娱乐的手段。他对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很不满意，不愿意写上真实姓名，全都署为“安托沙·契诃昂泰”，那是在塔甘罗格语法学校他敬爱的宗教课教师给他起的诨名。由于《蝉》编辑部对他的作品过分挑剔，近乎残忍，有时还在《读者信箱》里写一些讽刺挖苦他的话，“几句俏皮话掩盖不了满纸枯燥乏味的空谈”。“花儿未开竟凋谢，遗憾之至也”。“从事笔耕切不可以毫无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
这严重刺痛了契诃夫的心，他决心不再向《蝉》投寄任何稿件。
《蝉》的编辑人员不仅对契诃夫态度傲慢，而且稿费也很抠，不仅标准定得低，领取还得向他们央求。当他或他的弟弟米舍尔去取钱时，主编推脱说出纳处暂时没钱。有时候主编不付现钱，对他说：也许你想买张戏票吧，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或者说：你想买条裤子吧？那就上某某商店买一条，记在我的账上好了。这种情况，也是促使契诃夫跟《蝉》脱离关系的重要原因。
1880年7月，安东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学习。这时已经跟《蝉》的编辑部闹翻了。他暂时没有写什么，而且正值暑假，想轻松一下，便离开莫斯科，跟他的朋友和房客到他父亲的乡下夏季别墅度假。在那里他尽情地游玩，到田野上散步，到小河里洗澡，在柳荫下垂钓。乡下缺医少药，附近的农民听说他们是医学院的大学生，有头痛脑热的，便来找他们诊治。契诃夫和他的朋友非常乐意，认为这是一个做实习医生的机会。他还跟朋友的小弟弟去田野捉青蛙、逮老鼠、捕鸟雀，拿回来做解剖实习，引得村里的小孩甚至大人前来围观。
从乡下回来以后，不知怎么塔甘罗格时期对戏剧的迷恋之情突然在他心中复苏，他想写一个剧本，并开始搜集素材，在脑子里构思。那年冬天，他利用寒假空闲时间集中精力写了一出四幕情节剧。这个剧本情节混乱，语言累赘，写好后他寄给马雷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玛丽·叶尔莫洛娃。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气恼，把手稿撕得粉碎。但他写的初稿于1920年在他的档案中发现，并以《普拉托洛夫》的剧名发表，后译成英文时改为《没有出息的家伙普拉托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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