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充沛的幸福感是来自精神状态的，统摄精神的最高力量就是信仰。我们需要信仰的支持，才能使我们的精神不动摇地维系我们的理想世界。有了理想世界，我们才能安于有缺陷的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正是理想者的工作要点。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而生活
《论语》里子贡问孔子，如果治理一个国家，需要三样东西，你说是哪三样？孔子排了一个顺序，说：第一个是粮食，要有饭吃；第二要有军队；第三要有信仰。子贡就问，不能有三样东西，只要两样呢？孔子说，那就要有粮食和信仰。子贡又接着问，这两个只选一个呢？孔子说，那就选信仰，没有粮食没有关系，没有信仰什么东西都谈不上。
人类最充沛的幸福感是来自精神状态的，统摄精神的最高力量就是信仰。我们需要信仰的支持，才能使我们的精神不动摇地维系我们的理想世界。有了理想世界，我们才能安于有缺陷的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正是理想者的工作要点。好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通过思考和阅读就明白了理想的重要，但是在后来的生活中，却渐渐忘记了理想，失去了信仰。忘记理想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理想世界太远了，自己有生之年是不能实现了，失望之情渐渐压过青春热血。也许就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就放弃了，一屁股坐下，正好坐在耽于物质享受的沙发上。
理想之所以被称为理想，就是永远不能变成现实的未来，我何苦要去徒劳拼搏呢——这是很多物质享乐主义者的想法。听起来是符合逻辑的，但是他们对理想的设定是错误的。因为理想其实不是遥远的东西，理想就是你自己心灵的一部分，你带着理想活着，理想就在你的生活里。
在我看来，理想就是你想让生活变得美好的愿望。那是一步一步逐次去做，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始的。也许你的理想并不是一个系统的、宏大的、乌托邦那样的东西，但你每天的行为都带来这个世界正在变好的感觉。如果你的理想成为你日常行为的基本动机，每天都有效果，你怎么会遗忘它和背弃它呢？有远大理想，但具备务实的行为能力的人，我称之为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最敬佩的人，也是我多年来希望达到的境界。我希望从小事做起，有耐心；我的手会带电，我做的每一件事，哪怕它再小，都会因被注入了理想而熠熠生辉。
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一直坚持做着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者，并从中获得持久的乐趣。那种狂飙式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企图一举推翻现存世界，马上实现其系统的、宏大的、乌托邦式社会，其代价也许是大规模的流血和死亡。在历史中有很多案例证明，真正持久有效的并不是狂飙式的革命，而是缓慢细致地从各个方面进行着的改良活动。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短短几十年，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亿万默默无闻的改良活动汇聚成的伟大成果。
我相信在自然状态下，人都是善良的，寻求幸福快乐是人生而具有的动机。最自然的人，就是最好的人。从这个前提去看，理想世界并不是改造自然的人去适应什么观念后的结果，而恰恰相反，应该去解决那些扭曲人的种种问题，恢复到自然状态。如果我们认为所有人都自然了，都幸福快乐了，就是理想世界了，那么它的确并非在遥远的未来，而是被扭曲和被遮蔽在现实中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像一个矿工一样为执著于现实，挖开渣滓，淘出金矿。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脚踏实地解决问题比空怀理想坐着不动重要。我天天工作，汗流满面，精神和体力的充实都相得益彰。生活到了妙处，犹如瑜伽的身心合一，这是在行动中的幸福，是我们幸福感的最大来源。
科学和信仰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
唯有走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人才有确定感。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只能独行，任何的盲从最后只能变成毫无意义的起哄，这不是探求真理的态度。真理只有一个，只要我们有科学的态度和精神，无论你是从哪条路上走来，最后一定会走到一起，相聚在真理的脚下。
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总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而别人的观点全是错的。比这更可怕的是情绪失去控制，失去了理智，最终将无法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许多错误的言行都是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情绪失控失去理智的行为甚至可能给我们带来终身的后悔。
世界上，任何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真理也只有一个，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探讨，只要本着真正探求真理的精神，最后都会殊途同归。找到唯一的真理，找到真相，达成一致和统一，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谐。
目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不和谐，甚至战争，根源都是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方式和走的路是对的，别人的方式是错的，由此产生了分歧和冲突。这样的结果，只能使人离真理越来越远。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存在两种很大的分歧，一是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分歧；二是宗教各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后者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
科学的目的是探求事物的真相，发现事物之间的规律，发现真理。科学采用“发现”的方式，通过发现各个事物之间的规律来达到接近真理的目的。而宗教信仰是用“启示”的方式。如果只承认用“发现”的科学方式探求出的真理，而不承认用“启示”的宗教方式得出的真理，人们一定会陷入没有信仰、失去方向的极端物质主义的泥潭。世界上有许多现象是科学的方式难以解释的，例如，“爱”、“快乐”，无论用什么样的科学公式和定理都很难表达清楚，但它确确实实地存在，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时刻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除了科学之外，还有一些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事物存在，而信仰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和接近我们所处的世界。
但是宗教一旦陷入迷信就会变成不尊重科学、排斥科学的幻想，甚至成为装神弄鬼的闹剧。如果承认真理只有一个的话，那我相信，这个真理不可能在宗教上是正确的而在科学上却是错误的，反过来也一样。有位圣人叫阿博都·巴哈，他说了下面一段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科学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如果宗教的信仰和观点与科学的标准是相对立的，那它就只是迷信和幻想，因为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而无知导致迷信。毫无疑问，正确的宗教和科学是一致的，如果发现某个问题与真理相抵触，我们就不能相信和信仰它，除了使人迷惑和动摇之外它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用科学和宗教两个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会更接近真理和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只注重用科学的方式去探求真理，就会忽略自己内心的感受，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观察外面的世界，向外看；如果只用启示的方式探求真理，整天冥想、静坐、祈祷，只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以及神奇力量给自己的启示，就会忽略了身外的存在和变化。科学和宗教信仰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是一只鸟的两个翅膀，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偏废，两者要平衡发展才能达到和谐。近百年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应该有坚定的信仰，用更高的道德标准去约束自己。我们不可以忽视信仰这种神奇的力量对我们进步的影响。曾经，我向国家宗教局的领导请教中国目前宗教的现状。她告诉我一个故事，让我非常吃惊。她说，在《圣经》中有一段亚伯拉罕杀子祭上帝的传说。在中国河南的农村有一位农民真的把自己的儿子杀了，要祭上帝。这完全是出自迷信和愚昧的行为，是在信仰真空的状态下出现的悲剧。也有人见山拜山，见水拜水，敬拜越来越多的形式和礼仪，而忽视了对神圣事物本质的理解和对真理的探求。
目前，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更多的是采用科学的方式，对信仰启示的方式关注得远远不够，有一些启示的方式还是2000年前留下来的最原始的方式。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在进步，探求真理的方式也应该随着进步，2000年前的方式一定不适应现代人的思想和生活了。
我们是什么，我们去哪里
在我们的知识分类并未明晰的时候，绝大多数知识，包括哲学、艺术、科学等等，都包含在宗教体系里。那时候寺庙和教堂，就是唯一的学校；传道者就是启蒙者，既传播着上帝的知识，传播着爱的学问，也传播医学与生产知识。然而，所有的知识都只有一个核心，就是回答人为什么是人的问题。
人为什么是人？与神有什么关系？与动物有什么不同？千百年来，无数圣贤反复讨论，终于从人有灵性、有接近伟大进步的创造力、有谋求大多数人幸福的爱心、有理性的决断力和情感的驱动力等各个方面设定了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定义。实际上我们所获得的最终信仰，就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的定义。在这个伟大的、终极的信仰里，我们是什么，得到了回答；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得到了解释。我们不再迷茫，我们有了明确的人生，这时候我们才能安心面对生活，才可能去拥有幸福。
但是我们经常忘记了信仰的本质，陷入了迷信。我们可能迷信教规，成为教条主义者；我们可能迷信偶像，成为偶像崇拜者。科学本来是迄今为止最具理性思维的范畴，是破除教条的先锋，寻求无穷宇宙之谜的利器，却也有可能成为新的迷信。迷信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本质上都是人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误入了歧途，让自己变得迷茫无知、瞒心昧己。其实，真理只有一个，无论我们是通过信仰的道路，还是通过科学的道路，只要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总会在真理的面前相聚。但如果方向出了问题，无论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还是在信仰的道路上，都不可能认识到真理，也不可能到达真理的面前。信仰和科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追求真理，两者不应该是矛盾的。如果它们之间有了矛盾，那一定是一方有错，甚至两方在方向上都出现了错误，走入了迷信。所以说，在信仰的道路上误入歧途会产生迷信，在科学的道路上误入歧途也会产生迷信，而探求真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破除迷信的过程。
我们这一代人受科学的影响比受信仰的影响更大，有时片面地强调科学的力量，也会给我们带来迷信。这种迷信比信仰带来的迷信更多，危害也更大。其表现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只了解、承认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对未知的领域、无限的东西缺乏认识，也缺乏敬畏和探索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本身也是违反科学的。
物质是速朽的
几十年来，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优秀的工程师，也包括优秀的商人，掌握了物质世界的规律，发明了高效工作的工具和方法，创造了物质财富。这几十年来物质财富的积累已经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等于过去上千年财富的总和。
但我们的精神进步却十分缓慢。伟大科学家层出不穷，伟大的哲学家少之又少；科学的进步日新月异，宗教和意识形态却墨守成规，仍然充斥着迷信、愚昧，甚至黑白颠倒。也有人发出呼吁，但这呼吁还被大家看成是虚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因而也得不到多少响应。
从个人的人生轨迹来看，多数人都表现为从追求物质到走向追求精神享受的过程。你大学毕业，最需要的是物质基础，因此你努力挣钱，以此实现经济独立，提高生活水平。满足生存之需，是人生的第一紧迫之事。从求生存的第一个行为开始，你就有被迫之感。一个人因为肚子饿而吃到一碗饭，这碗饭解决了问题，也可以认为这碗饭给了人幸福。但这碗饭的幸福感并不充沛，因为一碗饭能满足的仅仅是肠胃快感而已。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更高层次的幸福，而更高层次的幸福需要从精神需求的满足中获得。
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感觉自己饿不死、生病也能去医院看，日常生活可以保持一定的水准，这能够给人安全感，但安全感仅仅是人类精神需求的一个较低层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发工资的时候大家是快乐的，但这时的快乐却没有花钱的快乐多。购物、吃喝，或者颇有创意地为自己买一个小礼物，都是很快乐的。从物质财富的使用中去开发快乐，寻找更高层面的精神享受，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更多的人开始阅读，开始旅行，开始欣赏艺术作品。无论哪一种精神活动，开始的第一步都是要令自己从纠缠于物质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获得放松。因为有了这个放松，所以有一种闲适感。相对于日常工作的“正事”，所有的精神追求活动都是闲适的。正是因为这种闲适，这种闲适的自由感，令精神追求的活动一开始就获得一种幸福。
精神享受绝不同于物质享受，因为物质享受会受限于物质本身的数量、质量，而且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会进入无底泥潭，是很累人的事。说到底，物质是速朽的，带给人的快乐是短暂的；而精神享受是无穷的，人对真善美的欣赏和追求带给人的愉悦是无止境的。精神享受的无穷性来自于内心无限的潜力，那种来自内心的启发，会带给人更多光明、更多喜悦。这正是精神享受的真实乐趣。
精神是永存的
物质是可分的，可以转化成别的物质；精神是不可分的，是永存的。作为物质的人只有一生的时间，大多只有几十年，最长也不过一百多年；但作为精神的人，他的精神可以世世代代经久不息。所以塑造我们的精神比塑造我们的物质生活更重要。
通过学习和服务可以让人的精神进步，也只有精神进步了，境界提高了，才能够看到和体会到美好的事物。可以欣赏音乐的美妙，可以欣赏到画面的美好，可以看到别人优秀的品质和身边美好的东西，可以发现美，并欣赏美。
对我们这些盖房子的人来说，才能发现优秀的设计和创意，并为此欢欣鼓舞。
在发现和看到别人美好的作品的过程中，同时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会逐步让自己变得耳聪目明，也会让自己越来越有创造力、理解力和自己动手创造美好事物的执行能力。没有精神的进步，一定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就像睁眼瞎一样，美好的事物摆在面前也没有任何的感受。精神颓废的人不会有任何创造力，不光自己没有，也看不到别人的创造力和优点。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一团漆黑的，有太阳，他们也看不到光明；有指南针和gps，他们也找不到方向。任何一个优秀的创造者一定也是一个精神的富有者和进步者。
名和利是精神进步的两大障碍。中国有句古话说，富人要开悟，就像大象钻针眼一样困难。名和利就是臃肿的身体，是精神进步的累赘，让自己变得不再轻盈，也无法进步。追求名利、虚荣心更是过分关注自我的表现，人若太自我，精神是无法进步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耶路撒冷的一次领奖会上发言说，任何一个作者都要躲在自己的作品背后，如果作者跳到作品的前面，跳到前台，一定会破坏作品本身。优秀的作品是高贵精神的反映，是神来之笔写成的，把渺小的自我放在比做品更重要的位置、摆在作品的前面，是本末倒置，是对作品本身的破坏。
提到昆德拉，我不禁想起捷克总统哈维尔。前不久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一边吃饭，一边跟大家开心地谈着各种各样的趣事。有位朋友说起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捷克见到哈维尔的情景。我说：我可是哈维尔的追星族，他是我心目中一颗大明星。记得哈维尔说过一段话：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是“自私”、“嫉妒”和“空虚”。我们应该唤醒巨大而沉睡着的社会的善意。我想哈维尔的话会警醒很多人。而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都是精神非常强大和丰富的人，所以他们才能写出感人的作品。
很多时候，我们向前走时最先要战胜的是自己。
音乐创造了宇宙
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这篇文章中写了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我读后许多年都不能忘记，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在头脑中的画面却越来越清晰。
《遥远的绝响》是写“竹林七贤”的，这里的“绝响”应该是指嵇康弹奏的《广陵散》，但我想在这里说的是阮籍去拜见孙登大师的过程。
阮籍上山后，向孙登大师询问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大师却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连眼珠都不动一下。面对大师这样的表情，阮籍突然觉得他所认为的那些重大问题是多么地没有意义。于是他就用吹口哨的方式吹了一段乐曲。当时，这种吹口哨的方式叫“啸”，它没有内容，没有固定的旋律，就是随心所欲地吹奏一番，吹完之后他发现孙登大师正注视着他，笑眯眯地说：“再来一遍。”于是，阮籍对着苏门山又吹了一遍，回头再看，孙登大师又回到了原来安静的状态。最后，阮籍有些高兴、也有些茫然地下山了。走到半山腰，突然奇迹发生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妙音乐充满了山谷，如天月开奏——这正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它如此辉煌和圣洁，回答了阮籍全部历史和哲学的重大问题，比任何语言都更能感染人，更能穿透人的内心。阮籍仰头聆听，直到音乐结束。可见音乐是古人的一种表达和交流方式。
最近看到一种说法称，宇宙的形成和音乐有关。宇宙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有知道来处，才有可能知道去处，这是千年的诘问。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这已似乎成为科学界的公论——600多亿年前的大爆炸形成了今天的宇宙。那大爆炸之前是什么呢？据说是一“奇点”，也叫“悬点”。这个奇点又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一高能量体。前几天看了一份资料，有位科学家推测说，奇点是一段波，一段音乐，这就是说，是音乐创造了宇宙。当然，这个浪漫的说法是否能解释得了宇宙的千古疑题，还有待科学家们去探讨。
我还看到一则消息，据说科学已证明，我们生活的世界至少有九维空间。两维空间中的生物是无法理解三维空间的，三维空间中的我们也很难理解超过三维空间的任何事物，九维空间的“啸”声、音乐、话语到了三维空间一切都成为可能。
这也包括宇宙的创造吗？
比祈祷更重要的是祈祷的精神
这些年寺庙道观的香火之旺，与十多年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去有寺庙的地方旅行，感受信仰的力量与大自然的宁静，也是一种精神享受。2005年我去了趟五台山，看到很多人的表现，对精神追求有些许感悟。
我看到，有一种人崇拜跪拜的功效。他们一进到五台山县境内就开始跪拜，一路跪拜到山上。这种探求的精神、虔诚的精神可能在当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中都看不到。但是，我发现这些人什么都跪拜，甚至跪拜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床、江青住过的床乃至林彪住过的床。见到什么就跪拜什么，这就是迷信了。迷信，违背信仰给人的初衷，反而成为痛苦的根源。你迷信烧香拜财神后就会发财，结果发不了，你会失望，感觉受到欺骗。但是你跪拜过的财神爷，一个泥菩萨，什么时候给过你承诺呢？它一句话没说过，你觉得受了欺骗是因为你对它有着错误的定位。这就是迷信造成的后果。但迷信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他们没有“放松”。本来到山里旅行，就应该暂时丢开工作，获得闲适或者精神苏醒的快乐，但他们没有丢开。在城里忙着发财，到山里则忙着找偶像保佑自己发财，这样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有精神享受。
在没有真正信仰的社会中是很容易产生迷信的，就像地里不种庄稼，杂草一定会长起来一样，信仰也是需要引导的，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会误入歧途。祈祷具有某种物质形式，但比这形式更重要的是祈祷的精神。我们唯有通过祈祷的精神，才能与造物主的伟大精神相接触。
在五台山，除了迷信于跪拜的人，还有一种人看起来很不“严肃”。他们不跪拜，或者只是玩乐一样地跪拜。他们本身已经破除了迷信，认为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给人越来越多发财致富的机会，自己的生存质量可以控制在自己手里，只要你努力，就能发财。这些人去寺庙，最多就是捐个钱，获得快乐。为什么去寺庙捐钱人们会快乐呢？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中，朝寺庙捐钱具有供养菩萨的含义。他们大概觉得通过这种有意义的花钱方法也可以获得快乐。
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很多人带着都市生活里的困惑去求教高僧。许多白领、知识阶层，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都很高，却经常去找寺庙的高僧，几乎把高僧们当成了心理医生。
爱与恨，一道不必要的选择题
《圣经》中这样写道：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快乐的生活。上帝对他们说：“园中每棵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除了善恶之树上的果子。”后来，蛇诱惑夏娃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夏娃又给亚当吃了。上帝责备了亚当和夏娃，蛇也受到了诅咒，让它永远抬不起身子。就这样，因为能区分善恶了，仇恨之根就深植于亚当和夏娃心中，祸及他们的后代子孙。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
在禅宗中，三祖僧璨在他唯一的一本著作《信心铭》中说道：“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对那些没有成见和偏好的人来讲，伟大的道并不困难。
当爱和恨两者都消失，每一样东西就会变得很清楚、很赤裸。但是如果你对它作出哪怕是非常微小的判断，那么天和地就被分割得无限远。如果你想要看到真理，那么就不要先入为主地持有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内在喜欢和不喜欢的冲突是心病。
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
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可能你别的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
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总是要我们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冬天般寒冷？？而从古到今的圣人、智者们总是教育我们“恶是不存在的”。阿博都·巴哈说，并不存在恶，无知是缺乏知识，谬误是缺乏引导，健忘是缺乏记忆，愚笨是缺乏良好的感悟。同样，瞎子是缺乏视力，聋子是缺乏听力，贫穷是缺乏财富，疾病是缺乏健康，仇恨是缺乏爱，分裂是缺乏团结。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物都从正面去理解，就没有了黑暗。存在黑暗是因为缺少光明，在一个漆黑的屋子，当我们打开电灯的一瞬间，黑暗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带给这个世界多一份光明和正面向上的力量。
从《圣经》、禅宗的《信心铭》、萧伯纳的剧本到阿博都·巴哈，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语言，需要的只是闭上眼睛静静地去想。
灵魂的真实性，是人类存在的凭据
灵魂存在吗？这是个问题。在我的记忆中，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我思考过的最大问题，可能也是生死的问题。现在的小孩不想生死的问题，他们天真烂漫，非常幸福，可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死亡在身边发生。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有30多个同学，上到小学五年级时班上就只有13个同学了。消失的那些同学，其中一半是女孩子，家里不让上学了，另一半同学是因为饥饿、营养不良或生病而死去了。那时候我很小，便试图去想生死的问题，但我没有能力想清楚，仅仅在想一个因为恐惧死亡而产生的问题：我怎么才能不死？再后来长大了一些，我不再想不死的问题，开始想：我怎么能够不怕死？终于有一天，我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相信有灵魂后就不怕死了。
人对死亡的理解是其世界观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对理想的看法影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做法一样，不同的人对死亡的理解决定了他在活着时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世界观。灵魂，就是我们对永恒生命的一种阐释。如果认为我们没有灵魂，仅仅是一个肉体的生命，咽气了就死了，过段时间就风化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样的观念容易造就及时行乐、不管后代、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我还是宁愿相信人死后有灵魂，这样可以令我在生前不畏惧死亡，令我生活得更加谨慎。
什么是灵魂？我想拿一个佛经上的故事来阐释。我记得15年前，我与朋友易小迪一起背诵佛经。背诵到《楞严经》时，发现有这样一段描述：佛的弟子阿难心中烦躁不安，便请佛祖安一安他的心。佛祖说，把你的心拿出来，我给你安。阿难说，心在我的身体里，拿不出来。佛又追问，心既然在你的身体里，你为什么能够看到院子里的竹子？阿难马上回答，那我的心就在院子里。佛祖又问，心在院子里你又为什么能看到屋子里的我？阿难回答，我的心在房间了。佛祖一直追问了六个问题，阿难最后终于明白了。但是阿难到底明白了什么，我却没有看懂，于是请教易小迪，他说他也没有看懂。我们俩谁也不知道阿难到底明白了什么。很多年以后，我恍然大悟，佛与阿难对话中的“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灵魂。灵魂是精神世界的东西，用物质世界的语言无法准确描述。灵魂的存在，受到一些人质疑，还因为目前的科学手段无法获取可信的证据。如果我们迷信目前的科学，将眼下科学的成果当做唯一真理，当然会认为没有灵魂。可是科学本身也还没有到终点，越伟大的科学家面临的未知领域就越大。爱因斯坦，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也相信上帝存在。要在未知领域保持自己的敬畏之心，这敬畏之心，也许是探求真理的最好方式。
其实所有人，从其内心都是隐隐约约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的，就算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说自己死后是去见马克思了，这不还是有灵魂吗？这种隐隐约约的相信，其实是很厉害的。人心里面有些直觉，有些本能，超越知识、财富，在很隐秘的地方控制着人的心灵，而且会在生死关头冒出来。像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拄着拐杖要饭，第二天要死了，临死前她的重大问题就冒出来了。于是，她问鲁迅：“你见过大世面，我就问一个问题，人死了有没有灵魂？”鲁迅一看祥林嫂的脸色不对，就想了半天说：“可能没有吧。”再一想又觉得不对，其实他也没想明白，就说：“有，可能有。”
这个问题不是祥林嫂一个人提的问题。自从有人类以来，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里，人类一直在追问。追问之余，宁信其有。从不同民族的葬礼文化中来看，大家都认为是有灵魂的。有些葬礼仪式就说明人们相信灵魂在躯体里，灵魂离开身体，还对身体有记忆，所以人死亡后要保留尸体一段时间，因为灵魂凭借记忆会不断地来回访。我有的时候觉得，人们经常说保留记忆，要怀旧，旧家具、古代的四合院都要保留下来，但是人死了以后好赖也是一个文物，为什么马上就拉去烧了呢？
换一个角度来看，人们之所以对灵魂不厌其烦地讨论、争辩，也说明它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不可忽略的存在价值。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人来说，语言即世界，说得出来的就是存在的。真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那是用科学观察做依据的；另一种是精神世界的真实，那是用信仰、艺术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灵魂的真实就属于后一种，它对人类非常重要，没有它，人就等于动物。
我想，不管怎样，人们都是需要灵魂的。因为灵魂能减少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给人们在世时完善道德、确定历史使命以坚强的理由。
灵魂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利用某一阶段的科学论断，就把它轻易地抛弃了。
敬畏之心长存
人死后，灵魂去了哪里，有各种说法，基督也好，释迦牟尼也好，孔子也好，他们都明白了，可是用语言跟大家又说不清楚，所以他们老用比喻，说上天堂了。天堂挺好的，但上天堂的肯定不是肉体，而只能是灵魂。
人们最早对天堂的描述，好像并非太明显地排斥肉体以及感官欲望。《圣经》中的伊甸园，并不是灵魂去的地方，而是活人被赶出来的地方。那儿充斥着水果、蜜糖等等，完全是满足感官欲望的最丰盛之地。亚当、夏娃偷吃了不该吃的苹果，知道了羞耻，破除了天真，犯了原罪，被赶出来了。而《古兰经》则描述得比任何宗教更加具体，说好人死后，周围有很多漂亮天使托着你，慢慢托到天堂。天堂就像花园，就像五星级宾馆，带给人的满足是活着的人的最大梦想。
天堂其实是人类对幸福的最高想象，因为它太完美了，所以在现实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活人去不了，只能死后去。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有时候，我觉得天堂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不远，但我们不容易发现。英国有一本小说，写生活在二维平面世界的人。这里的人生活得很好，他们能力大的是一个大圆，能力小的是一个小圆，再能力小的是一个点。还有的人是另外的形状，比如诗人是三角形，企业家是菱形的。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能区分得特别清楚，因为一见到人的形状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突然有一天，二维平面上来了一个点，开始这里的人并不奇怪，但这个点会变化，这就有些奇怪了。这个点越变越大，变到最大的时候又开始慢慢缩小，最后又缩小到一个点，消失了。二维平面的人永远不知道，这个奇怪的现象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来了一个三维世界的球。球体接触到二维平面，自然是慢慢变大再慢慢变小，当三维球体穿过二维平面，就消失了。二维世界的人永远不理解三维世界的东西。我们就是生活在三维世界里的人，可以去嘲笑二维世界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遇到比我们更高级的呢？我们能够理解吗？爱因斯坦发明了一个叫三维半的世界，现在科学家说还有多达九维的世界，《变形金刚》最厉害，说有一个二十七维的世界。
有时候消失不一定是真的消失了，而是我们看不见了，无法理解了。人死后，意识消失了，灵魂到哪里去了？说不定就在你旁边，在另外一维里了。
我们世界的背后，一定有比我们更高的主宰的力量，否则我们的智慧从哪来的？医学再发达，生产出来的假手也没有一个妇女生出来的小孩的手那么灵敏。还有我们的关怀、快乐、爱等等，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后面一定有一个创造这个东西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是无处不在的。
伟大的创造的力量，人是永远不能理解的，因为你也是这伟大的创造力量所创造的。我们仅仅是上帝创造物的一部分，作为被创造物，是不可能理解创造主的。就如同人制作了桌子，桌子永远无法理解人的智慧一样。高智能的东西创造低智能的东西，低智能的东西无法理解高智能的东西。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和方法去理解或接近理解它，如静默、沉思就是理解这种创造力量的方法。也可以借助音乐、诗歌、文学艺术、建筑艺术来理解这种创造力的一些特征。
这个创造主的王国如此强大，即使你拥有一点钱或拥有一点权力，在这个王国中都是弱小的、不值得一提的。你是这个伟大创造者的作品，不要把自己搞乱了，要用敬畏之心安顿你自己。
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万千世界背后推动创造、发展和进化的一种力量。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把上帝拟人化，把他描绘成大胡子的老头，与人的长相是一样的。《圣经》中说，人们是愚钝的，所以耶稣要用比喻来让人明白道理。除了比喻，基督教、佛教还大量利用象征，用“形象”之物，来传达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深奥教义。耶稣受难的形象，是我们的文化宝库中最经典的造型，它感染力之大，无法估计。但利用形象之物传达教义，有时候容易令人见山说山，陷入偶像崇拜的迷障，所以先知们又反复要求人们透过表象看本质。佛教《金刚经》不停地劝谕人们不要执著于色相，就是因为这个担忧。
用拟人化、象征和比喻的方式来宣扬教义，让新入道的人更容易理解，这就如同幼儿读物把风、树、动物、植物都拟人化一样，便于年幼的脑袋去理解。人们能够感觉造物主的力量，但不能百分之百地理解它，更不用说去控制它了。我们尤其要小心自以为能战天斗地的人，在这种骄傲下，人类拥有了核武器，并轻率地使用了它，令人类至今未从原子弹的毁灭性惊吓中恢复过来。原子弹制造出来已经几十年了，还是大麻烦，人们依然没有找到妥善安置它的办法。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我们持什么样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最终是要有敬畏之心。在中国，我们习惯称呼造物主为“天”、“老天爷”，这种称呼可能比西方其他具体化的称呼更要接近和反映上帝的本质。上帝到底是谁？我们不会知道，因为不可知是上帝的特征之一。我们称它为“老天爷”，仅仅表达了我们应该有的敬畏。
幸福不一定是什么，但它一定是可分享的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曾经采访过我，让我谈谈什么是幸福。我谈了一遍，记者觉得不满意，让我再谈一遍。我再谈一遍，记者还是觉得不满意，就举了几个例子启发我，比如谁在谈到幸福的时候说，幸福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幸福就是老百姓平常的日子。又比如谁在谈幸福时说，老婆怕他发胖，不让他吃肥肉，昨天老婆不在家，他吃了一顿红烧肉，感觉到很幸福？？
但这些好像都不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对这位记者说，单纯的物质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我记得有本杂志采访了美国华尔街最有钱的100个老板，超过90个人觉得自己不幸福，同时这本杂志又采访100名露宿街头的印度人，超过90个人说他们很幸福。我想，幸福与物质有点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柴米油盐酱醋茶、红烧肉与幸福也有点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精神感受，可分享的。
这位记者还是反复地启发我，一定要让我讲一个关于幸福的故事和幸福的时刻。
我说，当我在海边骑着自行车，戴着mp3听音乐时，有幸福的感觉。前几天，又听了一遍《同桌的你》，它把我带回了中学时光，这时刻我也感觉到幸福。的确，哪怕我再疲惫，再烦躁，只要有音乐就能让我安静下来，尤其是莫扎特的音乐，每一首我都喜欢，我听莫扎特音乐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幸福。所以我觉得幸福与精神的关系可能更大一点。要让人们获得幸福就离不开信仰，信仰才是幸福真正的源泉。
记者仍然觉得不满意，问我能不能再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我说，前几天，我见到了我的中学同学，我们在一起吃饭，饭桌上还有许多人。看到这位同学，我就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中学时代。那时，我们20多个学生住在一间宿舍中，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取暖，同学们就在床板上铺上厚厚的麦草来取暖，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再把麦草清理干净。那时，床板上有许多臭虫，每天晚上我们都被咬得全身是包，有时我们用竹棍或笔去戳床板的每一个裂缝，裂缝里都会有血流出来。有一天，我实在忍受不了臭虫的折磨，就带了两毛钱和一个空瓶子去公社的生活资料门市部，想买一点敌敌畏，但这个门市部敌敌畏只能整瓶销售，不零卖。正在发愁时，正好有一位解放军叔叔来买一瓶敌敌畏。我就问他能不能卖给我一点，这位解放军说可以，但要注意安全。于是他给我分了一些敌敌畏，但坚持不收我的钱，白送给我了。回到宿舍后，我先在床板上洒了一些，等上完课回来，床板上一大片的臭虫都变软了，跑不动了。从那天起，我睡上了安稳觉，宿舍的同学们也都睡上了安稳觉。这次同学来到北京，一起吃饭的人都在不断地讲话，谁谁是什么“长”，谁谁是什么“总”。带“长”的都是当官的，官似乎都做得很大；带“总”的都是赚钱的，谈到钱的数目也都很大。但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的一直是那两毛钱和那一小瓶敌敌畏。
回忆也许也是一种幸福。
我有爱情理想
可以跟信仰的力量相比的，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了。爱情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可是对人的作用太明显了。我经常看到一些人因为有了爱情，一下子变得漂亮了，精神焕发了，人也快乐、爱笑了，皮肤似乎都变得白皙细腻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爱情成了他们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成了推动他们生命前进的动力。爱情的强大力量，足以从生理上改变我们的外貌，也能令我们调动全部的能力去追寻、了解所爱者，并因此对世俗生活发出由衷的赞美。
理想的爱情很早就由诗人、哲学家描述过了，可是没有亲身体会还是很难理解。因为爱情是一种状态，如果不在这个状态里，或者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状态的人，你跟他说得再多，他还是不懂。就比如同样一首诗，有人读着感动得落泪，另一个人可能毫无感觉，甚至嘲笑诗人太酸。我经常会被文学作品里的爱情故事打动，觉得能经历真正的爱情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平凡的世界》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每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拿出来翻一翻，不知看了多少遍了，里面关于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我想路遥一定经历过一次真正的爱情，否则他一定无法把田晓霞死去后孙少平的悲伤写得那么真切感人。另外，孙少平和田晓霞每次约会总在杜梨树下，由此我也牢牢地记住了杜梨树，把这种树当成爱情的信物看。后来，路遥去世，很多读者去悼念他，都带着杜梨树枝，可见，不只是我，还有无数人被他描写的爱情打动了。这也说明，爱情在人们的心里是珍贵的，富有感染力的。
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有着对爱情的全盘构思，其中包括完美的道德操守，以及浪漫行为的设计。为了实现这个构思，他们像一个苦行僧那样克制，以便令自己无论是在精神情操、行为方式还是生活的格调上，都符合爱的要求。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都认为爱情的理想如此神圣，堪比当时对“四个现代化”的梦想。
理想爱情，包括了彼此情投意合、相互奉献、忠诚于对方、长相厮守和浪漫感觉，更深层的内涵则有两性平等、对性的理性认识以及对弱势女性的倾斜性保护。
我一直认为，补偿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的，正是爱情的理想主义。理想的爱情必须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而男女平等是指其基本人权上的平等，并非是抹除一切差异的胡乱平等。“文革”时期，所有的女人都追求和男人完全一样：一样的发型，一样的服装，一样的工作，结果成就了一批看上去不男不女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与现在西方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们追求的男女平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这难道是真正的男女平等吗？
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物质的人，另一部分是精神的、灵魂的人。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结构是不一样的，但他们的灵魂是一样的；他们的体力是不一样的，但他们的精神是一样的；男女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但他们追求真理、渴望拥有美德的品质是一样的。所以在社会和家庭中，男女的角色、分工是不一样的，而他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应该是一样的。这个社会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如果只有一个性别存在，人类过不了100年就会灭亡。所以，在地位一样的情况下，男女虽分工不同，但互相协作，互相配合，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马列主义老太太”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西方女权主义追求的也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
男女从自然属性上看是有差异的。自然属性中包括他们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大自然规定了男女有不同的分工，男性女性也以自己不同的才能创造了不同但同样珍贵的文化。
我们不能单方面地厚此薄彼，不同民族的矛盾要磋商，不同性别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也需要磋商。男女之间的和谐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双方真诚地互相关爱，互相理解，更多地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给对方更多鼓励、肯定的语言，忽略和包容对方身上的一些缺点和不足，这样的氛围就是爱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人生就会得到积极的推动，因为当一个人受到精神上的鼓舞时，他得到的力量就是一种向上的力量。相反，如果没有真正的爱情，或者是一方面的单相思，那就会得到相反的力量。这是一种向下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让人自卑。如个子、长相、讲话的口音、家庭的状况、学习的背景等等都会成为对方挑剔、不满和指责的理由。在这种缺乏爱和欣赏的氛围中，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自卑。在这样的状态下，就会没有力气去做任何事情，自然也会一事无成，有时甚至会给对方和别人带来负担。自己本身没有力量，又如何能给周围的人以力量呢？
恋爱绝不仅仅是本能之需，而是一门学问，要在其中大量利用到磋商，搭建最好的、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年轻人在恋爱的过程中，要学会爱，学会表达自己的爱，也要理解对方的表达，上好“恋爱”这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并把爱情转变成为坚实牢固的婚姻，建立美满的家庭，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在这一课中，要学会理解、爱、忠诚、宽恕这些美德，并把这些转化成自己性格的一部分。这对每个人的一生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人生的很多方面都会因这些美德而获益。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粗俗的传统与真正的爱情是格格不入的，例如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换亲，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童养媳的陈规陋习。
我觉得男女感情最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包含亲密的温情脉脉的状态，它不够热烈，但是极为长久。从激情到温情，转换好了才能永远在一起。老在激情中争吵，分手是迟早的事情。我觉得这好像是大自然安排的，你必须要转到温情，否则即将出生的小孩子受不了。我觉得冥冥中有股力量在安排男女感情，在为后代做准备。
小孩出生后，需要温情、关怀、祥和的环境。对于年轻的夫妇来说，新生的孩子是个新问题。对他的照顾，对他的教育，都需要磋商。前面我讲过磋商的原则，平等、互惠、民主，这些都导致家庭是一个温和的地方，而非充满大起大落的激情的环境。
爱情是属于精神范围的东西，我觉得这样一种爱的状态是神圣的。就像我们做生意也有理想一样，对于爱情，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爱情。
父母的形象遗产
在我的记忆里，我爸爸非常勇敢和乐观，妈妈非常善良。一个心理学家对我说，一个孩子如果对父母有这么正面的印象，那这个孩子一定是健康和幸福的。他这样说我感到非常庆幸。父母良好的形象会伴随孩子一生，永远会激励孩子、启发孩子，我把它称之为“父母的形象遗产”。仔细想想我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究的孝道，就非常强调父母的形象。
一个人如果被人注意，他就要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努力完善自己的仪表。而一个人没人注意，他也就变得灰头土脸，衣冠不整了。现在我们的“父辈形象”在哪里呢？被“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打砸抢了。重建父母的形象非常重要。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位指导老师，其经验、智慧和道德，都无可避免地传给了孩子，这是传统中“孝道”的实际内容，我觉得是十分优秀的。我们要从社会价值的角度重建父母的形象，要有一种制度，将父母放在广阔的社会中来评定。作为父母本人，也应该时时刻刻明确自己对子女的社会责任，一定要拿出优秀的东西可供传承。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封闭的农村，贫穷而单调，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我的幼年教育90%都来自于我爸爸的言传身教。即使我现在有了很多阅历，遇到一些事，我也会首先想到小时候父母的做法，他们的很多做法都成为我现在处理问题的原则。
有几件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我爸爸在一个军官家庭里长大，又是大学生，一直处在很好的环境里。后来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他个子矮小，不会干农活，很受气，但他永远是乐观的，而且话多得不得了，天天高高兴兴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穿着只有一个袖子的衬衫到学校接我，手臂上都是血，我问他为什么衣服只有一个袖子，他说他到我们镇上卖瓜，结果让城管（当时应该叫“民兵小分队”）打了。即使遭遇到这样的不幸，我爸爸带着我回家的路上还唱着歌。这件事给我特别大的震动，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从中感觉到了乐观的榜样力量。这种学习的有效性，超过我后来的任何一种学习。
还有一个关于我爸爸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他为了糊口到一个小型的造纸厂去干活，有一个滑轮掉下来把我们村一个农民的腿砸坏了。所有人都吓得哭了起来，因为腿断了，得花很多钱去看，但大家都非常穷，怎么办？这时工厂里来了个人，说赶紧往医院送！大家都说没钱，真的没钱。工厂来的人说：“没钱写个借条，先借上200块钱，你们谁会写字？”当时大家为了找个活干，大学生都不说自己会写字。我爸站出来说：“我认识几个字。”于是，他写了一个“领条”。工厂的人问他怎么把“借条”写成“领条”了。我爸就说，我们生产队穷得不得了，你这200块钱相当于我们全村一年的总收入，借了也还不起，所以只能写一个领条。有了这200元钱，农民的腿就治好了。在我的印象里，我爸真是一个乐观、勇敢和有智慧的人。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父母是强大的，父母的形象在他心里处在一种接近圣贤的地位。我看到一则故事，说中国古代有一个妈妈天天教育孩子怎么写字，念四书五经，而孩子爸爸天天看书，不管孩子，妈妈就埋怨爸爸说，你老不教育孩子，光看书怎么行。爸爸就说，我坐在这里看书就是教育孩子。我觉得这个父亲的办法很好，于是我就与自己的孩子共用一个书房。我坐在里面看书，孩子在旁边玩。我们其实是在相互启发，他在学习我，渐渐对阅读产生兴趣，而孩子纯净天真的玩耍，其实包含着很多质朴的真理，对我也相当有启发。
于是，我和孩子建立了“父与子工作室”，我们在这里一起读书，学习，也一起搞一些其他活动。现在如果隔一阵“父与子工作室”没活动，孩子就会问我，什么时候活动呀？我觉得这种与孩子交流的方式很好，我会坚持下去。我相信行动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语言，与其一千遍地教孩子做一个好人，不如自己去做一个好人给孩子看。
一个好的父亲，能够给孩子留下正面、积极、向上的形象。他喜欢周围每一个人，能够给他们带去爱的温暖，这也是我希望自己能留给孩子的形象。我坚信父母的形象问题，是社会教育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因为父母的形象，是孩子走入社会的第一道大门，也将是长存于孩子一生的记忆中的宝贵财富。
拥有善的力量，你就是圣贤
我们通常会觉得圣贤离我们太远，其实圣也好，贤也好，都是永恒精神的象征。躯体死了，就没有了，可是你的灵魂是不断在进步的。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快乐、慷慨、愿意为别人服务的人，你的灵魂的能力就会非常强大。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心里面有很多的阴暗面，你的能力就会比较弱。那些能力足够强大的人，可以用精神力量改变许多人的命运，他们不会死，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都发挥作用，他们就是圣贤。
如果你灵魂健康，不断拥有善的力量，你就是一个圣人，一个贤人；如果你的灵魂有病，病还很大，是传染病，你就是一个恶人、魔鬼。这种认识不仅仅在中国，在各个国家的文化中，都是共通的。世界各国对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都非常警惕，都觉得金钱和权力是一个人成为圣贤的障碍。除却金钱和权力，个人某些特有的优势反倒成了一种负担。有才华的人过早毁灭，漂亮姑娘嫁不出去，这些在世俗生活中容易成功的优势反倒成为负担，所以有优势的人尤其需要谦虚谨慎。
精神价值源于对灵魂的相信，我从心里面相信人的灵魂是存在的。我认为承认灵魂，了解灵魂发展、成长的规律，就可能会更主动一点，一步步会让自己完善。完善自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向圣贤靠拢，圣贤就是灵魂不灭的标志。
创造力的启示
说到《道德经》产生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学者做了认真的研究，也有很多考古学上的发现。在民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传说，类似神话般的传说。如果仔细推敲这些传说，会发觉它们大多只是《道德经》的一些花絮，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也是没有逻辑的。我想这些传说也主要是为了在民间更广泛地传播《道德经》吧。就《道德经》五千言本身而言，它一定是中国古代曾受到神圣启示的智者、教育者的作品。《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显圣者和先知。
远古时期，交通和信息都非常不发达，人类文明要不断地进步，不仅要依靠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来推动，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推动文明不断发展的创造力。在这种神圣创造力的启示下，在世界各地，乃至各个角落都有受到启示的智者，由这些智者来教育人类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不断推动人类的演进。越是在远古时期，越是交通和信息不发达，这些受到启示的智者越多，因为世界太大了，不可能靠一两个人漂洋过海地进行传播和教育。人类文明的演进正是在这种“创造力”的启示下，同时依靠人世间的智者不断往前推进的。这种“创造力”在世界各个民族中的叫法也各有不同，例如西方就管它叫“上帝”、“神”；而我们中华民族则叫它“天”、“上天”、“老天爷”、“道”等。在不同的年代，“道”也启示了许多显圣者、人类的教育者，如耶稣基督、摩西、亚伯拉罕、老子、索罗亚斯德、穆罕默德、佛陀、巴哈欧拉等等。《古兰经》曾经说过，在穆罕默德出现之前，世界上已经有十多万个受到这种力量启示的显圣者。
老子的《道德经》到底给我们启示了什么呢？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处在孩童时期时，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道德经》启示的核心是“平衡”。它一共分为上下两篇，这两篇从头到尾贯穿了平衡的思想。人类的发展与成长和个人成长一样，会经历幼儿期、童年期、青春期、成熟期等。当人类刚刚进入幼年期时，就像一个幼儿刚学会走路、做事，此时平衡是最重要的。只有掌握了平衡才能站立，才能行走，才可能去做事情。《道德经》把各种各样的平衡都归纳成阴阳平衡。这种平衡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绘画、音乐，包括建筑艺术。在中国的建筑艺术中平衡的思想表现为对称美，在建筑、家具和城市的规划中强调对称。
《道德经》上篇《道》启示了这种“创造力”的大计划。“道”是自然规律，是人类所不能及的，人类只能顺从它，遵循它，这是道的力量，是上帝的力量，也是道和上帝在用心做的事情。下篇《德》启示了这种“创造力”的小计划，以及人类要做的事情，人类要遵守的法则，人类应该具有的美德。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这种“创造力”的大计划和小计划并没有改变，只是不同的显圣者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这一大一小两个计划，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互为补充，互为促进。所以在《道》中虽讲的是“道”的大方向，但也谈到了小方向。
《道》教我们顺其自然，“上善若水，无为而治”。而社会的和谐则来自于它的统一，不要进行人为的高低、好坏划分。反对英雄，反对个人崇拜，重视天的力量，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不尚贤，使民不争”。它告诉我们，世界上本身没有坏人，也没有好坏之分，太阳照耀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同样受到上天的惠泽。受《道德经》的影响，当佛教传到中国时，禅宗三祖僧璨也强调同样的道理，他的《信心铭》开篇就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对那些不偏执的人来讲，接受伟大的道并不困难。人只有成熟的人和不成熟的人之分。不成熟的人就需要成长，需要知识，需要受到教育，从而让他们变成成熟的人。世界上还有健康的人和病人之区别，病人就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医治疾病，需要我们的扶助。人们应该和谐相处，如果天天搞阶级斗争，天天抓坏人，和谐社会就会远离我们而去，与伟大的道相悖离。
此外，“小国寡民”是老子设想的理想世界、桃花源，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的是美好的”思想不谋而合。《道》篇则讲的是上天的事情，上帝的事情，充满着神秘。
《德》讲的是美德，人的美德、国家的美德、民族的美德。它教给我们的第一个美德就是“超脱”：从困难中超脱，也从物质世界中超脱出来。
在我们做事遇到困难时，先要想一想是不是符合了“道”这种创造力的大方向，如果不符合，我们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是没有结果的。如果我们做的事符合了“道”这种创造力的大方向，就一定会有更强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最好的状态是把自己变成婴儿的状态，空心竹子的状态，水一样的状态。让周围的力量和创造力之水像穿过空心竹子一样流淌过我们，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在《德》篇中，老子拒绝一切的欺骗、花言巧语，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强调没有诚实就没有了一切，所有的“德”都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该篇还指出，人要保持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平衡，“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天的法则是利于万物而不加伤害；人的法则是奉献而不与人争夺。
《道德经》是上天在漫长历史的发展初期给予中华民族的最好赠礼，它的核心就是教会中华民族应该如何掌握平衡。
当人类继续成长，人类文明继续演进，人类的发展迈过幼儿期，进入童年期和青春期，上天又不断地给我们新的启示，像老子在《道德经》中启示了“平衡”一样，基督在《圣经》中启示了“爱”。当今时代，新的人类教育者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中启示，当今人类所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团结”。在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离开了团结和合作，我们将寸步难行。我们在以团结和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想要生存和发展，就离不开诚实和磋商，没有了诚实的品德和磋商的态度，长久的团结是无法建立的。在老子启示《道德经》的年代，人类活动的范围比较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很松散，只要人类能掌握平衡的思想，就可以生存和发展下去。但当今时代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展了，人和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我们只考虑小范围内的平衡已经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团结和合作，为别人提供服务，同时也接受别人的服务，成为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和品德。
“团结之光是如此强大，它将照亮整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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