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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露头角

  引言

  五十年前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的惨败而告终。这场由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给被侵略国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也给其本国侨居国外的人民带来奇耻大辱,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被视为“敌侨”,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被从居住国驱逐,然而,也有少数特殊例外。

  1945年5月,美国国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为一个当时被称为“敌侨”的德国人的美国公民资格问题,通过了一项不受敌国侨民归化要求限制的法令,提交总统杜鲁门批准。后来人们把这位美籍德国人称为“总统特别公民”。

  这人是谁呢?他就是本传记的主人公杰哈德·纽曼。

  纽曼,在他的祖国——德国法西斯和盟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刚刚结束,烽烟还未散尽,仇火还未熄灭的时候,以一位“敌侨”身份进入美国,竟受到美国国会如此重视,给予如此高礼遇,是使人感到十分惊奇的。仅此一事就非常富有传奇色彩。

  然而更富传奇色彩的是纽曼一生的经历。他这个“总统特别公民”背后有一连串不寻常的动人的人生故事。

  你想猎奇吗?想从纽曼的传奇式的一生经历中获取某种启迪和裨益吗?请读一读这本传记吧!当你翻开这本传记时,纽曼各个时期的传奇故事将联翩而出:

  他在中学毕业以后,没有像通常那样,直接升入大学,而是离开饮食起居有几个佣人伺候的优裕舒适的家庭环境,去一家简陋的汽车修理店当学徒,学习实用工程技术;过独立而艰苦的劳工生活,他为了延缓在德国服兵役去充当希特勒炮灰,远离自己的家乡和父母到当时正在跟日本侵略者进行战争的中国,为抗日军队传授机械技术,帮助维修德国出售的武器,为实现开通滇缅公路运输线的冒险计划,在昆明度过了艰难岁月;在美国四星级空军准将陈纳德领导的美国志愿航空军“飞虎队”

  里,在昆明、桂林两个空军基地,他冒着日军的狂轰乱炸,修复 P—40战斗机,参加对日空军作战,屡次重创日本空军;他将美军击落的日本最新设计制造的著名的“零式战斗机”装拼成一架完整的战斗机,并利用这架“零式战斗机”与美国的战斗机进行模拟格斗,使美国空军在临战中取得绝对优势;他和妻子克莱瑞丝开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从中国广州出发,横穿亚洲的一些蛮荒之地、丛林、沙漠、大山、大河、雪原、热带雨林,进行冒险而又不同寻常的旅程;在美国,他从一个基层的试验工程师开始,逐步晋升,成为美国最大的飞机发动机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喷气机的开拓者,第一台核动力飞机发动机的总设计师,新型高速涵道比发动机的研制者,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的副总裁、总裁,胜过飞机发动机集团中数千名美国人而占据了美国工业界的关键职位……

  纽曼一生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是极具挑战性的,他在机械和飞机专业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是十分辉煌的,而且他在企业管理和商品销售战略方面,也有许多改革和创新,成为美国著名的企业家,使他所领导的公司在与强大对手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纽曼为美国政府特别重视,为那些搞喷气发动机的首脑们另眼看待,而称之为“那个外国佬”或“红武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王牌飞行员曼费雷德·冯·理瑟蕃的绰号),多次给予奖励。他曾被授予考利尔奖,哥达德金质奖,国际盖格根海姆奖金,被聘为空军工业学院名誉教授,辛辛那提市还用他的名字为一条州际公路命名。1984年美国航空协会授予他“航空界至尊”的名衔,被列入全国航空史馆名人录。里根还通过闭路电视向他祝贺。

  在人生的旅途上,在事业上,纽曼能够获得如此巨大成功,有什么奥秘呢?

  纽曼认为,他一生经历坎坷,但有多次机缘让他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遇到了适当的恩人,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就是说他很“走运”。“走运”在他一生中占有关键性地位。但是,运气和机遇对一个人的发展只是提供了一种条件,而个人的素质和奋斗则是成功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没有较高的知识才能和驾驭知识才能的素养,即使有好的机遇,也只能做一个平庸之辈而已。

  纽曼的成功在于他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他大学毕业时,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按照当时德国兵役法,所有工科和医科学生,毕业后不能就业,必须按照三军部队的规定,去当兵;另一条是,按照德国向盟国和(购买武器的)客户提供技术援助的需要,去客户国家从事工程技术工作,而这一工作需求不多,获得的机会很少。纽曼在大学期间对希特勒疯狂备战、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有深刻认识,非常不满,不愿去充当炮灰。因而选择了后一条,他极尽全力,寻找机会,走上了向德国客户提供技术援助的道路,把自己的技术献给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这种选择对他一生事业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纽曼的成功还在于他有确定的事业追求,他从少年时代起就酷爱机械和航天航海活动。当他选定这一事业以后,整个一生,无论平时或战时,始终没有离开机械和飞机专业,执着追求,从没有见异思迁、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思想,这对他的成功大有裨益。

  纽曼的成功还在于他所接受的独特教育。在进入工程学院之前,他有过三年学徒生活的艰苦磨炼,以及实用工程教育,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是他那一代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这使他获得了在实用技术上,对设计的“可”与“否”直觉判断的才能。

  纽曼的成功还在于他对自己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生于忧患,毁于安乐”是他信奉的座右铭,他一生总是处于不断追求、不断进取、不断奋斗之中,从拼装日制“零式战斗机”,发明“可调静子”叶片技术、超音速发动机到新型高速涵道比发动机,在航空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

  纽曼青年时期在中国抗日战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把中国称为“第二故乡”。他退休后,还数次来中国旅行访问,并到北京航空大学和西安航空大学讲学,关注着中国的航空事业。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愿你能像纽曼那样,去追求你理想的事业,像他那样去学习,去工作,去奋斗,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高于前人的业绩。

  1. 成功路上漫话机缘

  1940年6月27日,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来往于香港和九龙轮渡上的旅客,观赏着景色秀丽的港口,海风吹来,使人心旷神怡,港口里停泊着英国的军舰、货轮和帆船。

  号称“战无不胜”的法国,经过22天的闪电战后,刚向希特勒德国投降。英**队在比利时境内遭到惨败,全部军备丧失殆尽,只有少数的幸运者仓皇中从敦克逃回英国。就在这个远东的英国辖区内,滞留着102个“敌侨”,港英当局限他们两天之内离境,他们正在寻求能接纳他们的未向希特勒宣战的国家,以便尽快离开香港。这102个“敌侨”中有一位名叫纽曼的德国人,两天来他一直由一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着,进行紧张的活动,英国兵从早上9点就紧跟着他,昨天如此,今天也如此,他跟英国兵穿过汽车来往不断的康那脱路,通过荷兰美国银行的林阴便道,来到了大英帝国辖地惟一漂亮的、现代化的20层大厦——香港汇丰银行大楼。

  这是最后的尝试,纽曼已先后7次走出铁丝网圈起来的、作为临时集中营的九龙喇沙书院,试图找外国的代办机构和商家交涉,希望得到帮助。结果都像泡沫一样一个个破灭了。两天以来,英国集中营的主管不知为什么 (可能是为了要摆脱他们这102个“敌侨”),准许他们在48小时内,在从没有向希特勒宣战的任一国家中,去找“入境许可”,并在第二天子夜前离开香港。否则就要被送到孟加拉湾的锡兰岛上去(那里新建了一个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这就是这位主管提出的动听但不实际的建议。

  事实上他们在1939年9月3日,英国向德国宣战的当天夜里被俘时,他们的德国旅行证和军事护照已被英国人没收,因此根本无法办理离开香港的手续。尽管如此,仍有那么几个人想碰碰运气,离开这个英国殖民地。纽曼先后去了五个外国领事馆和两个美国在菲律宾的汽车装配厂的代表处,结果都是徒劳往返。他选择了设在城内的中央航空公司(CNAC),最后碰一下运气,看是否有幸能离开英国势力范围。

  中央航空公司的办公室,设在这幢白色耀眼的建筑的八楼,一位身穿黑色中国旗袍,下摆开口到膝盖以上的年轻女士接待告诉纽曼:“老板不在,你明天再来吧!”

  他的心凉透了,转过身来对跟随的卫兵说:“我们回集中营吧!”

  他按亮了电梯下楼的电钮,望着四个电梯,其中一个红色楼层指示灯渐渐地显示八楼来接他们了。电梯门“哗啦”一下开了,纽曼踏进电梯,卫兵紧随身后,但他正好同一个要从电梯里走出来的高个子中年人撞了个满怀,纽曼赶紧退出来,结结巴巴地用德语向对方道歉。他听到纽曼的口音又看了看全副武装的卫兵,“嗨!怎么回事?”恰在这时,电梯自动门关了,电梯空着下去了。

  瞬间的奇遇!纽曼碰上了泛美航空公司太平洋分部的总裁邦德先生,他正好乘每周两次、从旧金山经马尼拉到香港的班机,到中央航空公司巡视。他坐在办公桌角上,询问他的情况后,就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纽曼从此走上了自由之路。

  纽曼的一生经历坎坷,但有多次机缘,让他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遇到了适当的恩人。吉人天相,终能化险为夷。

  多亏他在德国受到的教育,在学校和在家中的严格纪律,艰苦的“满手污垢”的学徒生活和实用的大学机械知识,对他的生涯所起的作用,使他能获得巨大成功。

  人们记得60年代初期,曾使英国国防大臣布鲁夫莫辞职并造成英国的内阁严重危机,那迷人的红发应召女郎克莱斯汀·凯丽小姐吗?当记者问她是怎样成为如此成功的风尘女郎时,她的回答是:“我想是运气吧!”纽曼欣赏凯丽小姐的回答。“走运”,在他的一生中占有关键性地位。

  2. 少年梦想航海与航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一个月,德国所有18岁到30岁男人都应征入伍。纽曼的父亲已33岁,但他仍自愿从军,他在军队受过基本训练后,在法国的凡尔登城和堪勃兰附近的战壕过了3年。1916年圣诞节他回家休假,1917年10月纽曼来到这个世界。

  1918年11月停战后,爸爸又干起了他的本行——回到1860年成立的北德羽毛产品公司,它已成为德国经营羽毛和鸭绒的两家最大公司之一。这些羽毛都是在东欧的匈牙利和芬兰的农民那里收购来的,用大洗衣机清洁、干燥后,放入接通的玻璃舱内,用鼓风机从下往上吹,重的羽毛落在吹气口附近,轻的被吹到最上面的舱内。羽毛就按尺寸大小分开了。然后,抽气泵把分好类的绒和毛分别抽入到大袋里,运往被子和枕头制造厂。羽毛清洗的过程中,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恶臭,纽曼下决心将来决不搞羽毛业。

  纽曼在德国21年中,很少见到父亲。父亲的一生只围着事业转,只有几个夏天的夜晚和他一起到附近的兵营散步,看士兵换岗。他父亲西格弗里德和母亲弗丽达都出生在普鲁士,他们是犹太籍,但未入教。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是犹太血统德国人,就好像在圣诞节时,摆一棵圣诞树是纽曼家中的传统。他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会滑雪、滑冰、打网球、下棋、打桥牌……,雇用两个女佣人料理家务。她的家族里出了位弗里茨·哈勃博士(Dr.FritzHader)——氨的发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火工业非常需要氨,为了表示奖励,在1916年德国皇帝授予他德国最高公民的荣誉,1918年哈勃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母亲惟一的哥哥是佩戴铁十字勋章的陆军上尉,迫击炮营的营长,1918年11月停战前6天在法国阵亡。他有两个姐姐:安妮丝和尤拉,他很少和她们来往。尤拉17岁时,骑马摔下来后才发现已经得了癌症,是晚期并且扩散了,1932年她18岁去世。大姐安妮同年在法兰克福与一个牙科医生结婚,在希特勒当权前就搬到耶路撒冷了。

  纽曼的故乡法兰克福 (奥得)是德国两个法兰克福中较小的一个, 那个大的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德国西部的法兰克福 (梅茵)。他的法兰克 福傍奥得河畔,在柏林以东50英里,是普鲁士的布兰登堡的省城,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0世纪。他们有自己的大学。17世纪时曾受到瑞典国王古斯垣瓦二世阿道夫的围攻。100年后,普鲁士大公弗瑞得里克率兵反击过俄国人的入侵,诗人翰·冯·克莱斯特诞生于此。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汉伯尔特曾就学于法兰克福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国防军10万人中的大部分驻扎在法兰克福。每当星期日,为军人做礼拜的军乐队,吹醒了奥得河畔沉睡的城市,令大家非常兴奋的是骑兵乐队打着军鼓,吹着军号,率领马队齐步前进,穿过城市时的壮观景色。

  纽曼的家是现代化的别墅,大花园里有许多果树。和其他的普鲁士家庭一样,家教严格,父亲的吩咐要绝对服从,从来不能对他说“不”,在屋子里吹口哨也是绝对禁止的, (你以为在哪儿?在马棚里吗?)对 大人说话不能把手放在裤子口袋里,违犯了这些规矩,要受处罚:或者星期六下午不许去看电影,或者把他的集邮本子锁一星期。有一次,纽曼在大门前用气枪打坏了街上的汽灯,被罚30天不许动枪。普鲁士人认为动感情就是没有男子汉气质,父母从不亲吻孩子,只是晚上上楼睡觉前贴一下脸颊。9点钟必须上床,绝对不准哭闹,在自由方面,课余时间可以随意去玩,但是必须先完成作业。“先工作,后娱乐”是铁定不变的。(30年后,他在美国的家里,试着实行这些有益的规矩,但就是行不通)

  1927年,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历史性地完成了从西到东飞越大西洋的壮举,激发了人们对世界的想象,虽然纽曼真心地希望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人是德国人,但对林白“圣路易斯精神号”(Spiritof St.Louis)的成功同样地感到兴奋。在那一年,最引人注意的是几个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他们试着从东向西飞越大西洋,似乎他们没有想到会遇到强烈的逆风,结果那年没有一个成功的,好几个飞行员因此丧生。然而第二年,考尔(Koonl),冯·赫那弗尔德(Von Hune-feld),菲茨莫里斯少校 (Mai Fitzmaurice),两个德国人和一个爱尔兰军官,驾着单发动机全金属的“容克式”飞机,第一次从东向西飞过了大西洋。

  1927年,纽曼快10岁时,一架4座位的高翼飞机,停在法兰克福城边狭窄的草地跑道上 (1914—1918年战争遗留下来的飞机跑道)待了5天,花5个马克买一张票可以带你兜上1圈。纽曼没有和父母讲,骑车跑了10公里来到机场,他用自己小扑满里的钱买票。飞机在不到3 000英尺的高度,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飞行,很快地他看到了他们的房子和花园、上学的路、图书馆、运动场和古老的市政厅,他认出了那一个个小黑点是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在回家的路上,他想这件事不能告诉父母,但是在饭桌上,他压抑不住那种经历了惊险活动的喜悦的心情,描述了从空中所看到的城市,他们的房子和上学的路等等。父母没有责备他,却决定3个月后,他们自己搭乘从柏林到德里斯顿的定期班机去旅行一趟。

  同年,纽曼开始了为期6年的男子高级学校中的学习。 (女生在利 西姆 (Lyceum)学习,周围的街道都禁止男生去的)3门外语是必修课:

  6年拉丁文,4年法文,3年英文或希腊文。他选了英文,在语文和历史方面他是个平庸的学生,数学、物理、体育和地理,他的成绩优秀。有一次,他忘记了印度的一条河名,是从阿萨姆山流入加尔各答附近的孟加拉湾,白胡子的纽曼教授 (不是他的亲戚),罚他在他的家里拔一下午的草(通常的惩罚),或用钢笔整齐地抄写300遍“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印度”,他选了后者,很有效,他再也不会忘记这条河和它的位置了。

  10年之后,1942年他从国际红十字会寄给法兰克福(奥得)中学的地理老师一张明信片。告诉他,他是坐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畔,身着美**装写的(6个月后,明信片退回来了并注“无法投递”)。

  在学校里,纽曼做过一次很后悔的事,打破了品行优良的纪录。有回休息时,同学们怂恿他把自行车灯里的碳化钙(电石)取出半品脱,放在老师的墨水瓶里,(19世纪20年代末期市场上才开始有电池,在那以前,自行车灯是用一个小碗装满碳化钙粉,沥上水后,释放出一种气体,骑车的人用火柴点着它)课堂安静下来后有几分钟没事。一会儿墨水瓶开始起泡并溢出瓶外。年迈的老师背着双手,靠着桌边正讲课,觉得湿乎乎的东西往袖口里溜。除纽曼之外,这对其他的同学都是一个大玩笑。穿着黑得发亮的旧西装的老师用铁尺和竹杖打他屁股,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坐不下来。不过,在疼痛的同时,他颇有点“大丈夫”的自豪感。

  当学校的法定温度表在上午10点准时上升到室外气温25度 (即华 氏77度)时,校钟就要打3下,那天10点以后就不上课了。这是这所已开办了一百多年的学校,一届又一届学生传下来的一种办法,在天公不作美时,就“鼓励温度表再上升一二度。方法是把一根点燃的蜡烛拴在扫帚柄上,高举到悬挂在学校室外墙上的温度表的下方,加温的关键时刻当然需要分散工友的注意力,这样做,经常是成功的。”

  当纽曼12岁的时候,他的业余爱好是摆弄客厅里的大收音机。它有个木头扬声器,形状像“主人之声”的商标(注:胜利牌狗听留声图案)。

  现在很少有人还能记得在20年代的收音机是如何的复杂,它带一个大的蓄电池,室外天线有100英尺长,在雷雨天,必须扭转开关让它接地,要转动5个旋钮,还要插入不同的线圈,才能调到你所要听的电台。调好了,能收到罗马、巴黎、伦敦、莫斯科等不同城市的电台播音 (在那 个年代中,那些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尽管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是很令人兴奋的。作为家里的“无线电专家”,他把耳机线接到卧室。20岁时,他做了一个收音机自动开关,把它接到闹钟上,这样就省得他在夜里,经过没有暖气的楼梯,下楼去关收音机。

  1931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纽曼看见一个人打开3个包裹,把所有的东西组合起来,就成了一条漂亮的小船。这条小船是用又细又轻的木料做骨架,然后放到橡胶和帆布做的外壳里,大小正合适,那就是18英尺长,世界闻名的克兰帕小船(一位德国退休海军上校乘着它,用了61天横渡过大西洋)。小船折叠起来可以带到火车或电车上,他的设计确实是很巧妙的。

  纽曼13岁时,所攒的钱可以买一条这样的小船(那时,德国是没有分期付款的),父亲允许了,但是有两个条件:不仅先要学会游泳,而且要通过德国国家救生员考试。他学过游泳,但学了3年都没学会,主要是他不喜欢那冰凉、滑腻的救生背心套在胸前。古板的游泳教练温加纳(曾代表德国出席1896年雅典首次现代奥运会)在训练蛙泳时,只要纽曼不完全按照她的拍子“一、二、三”去做,她就把他连人带头一古脑的按到肮脏的奥得河里。救生员考试包括救生程序,还有跳水 (穿着衣服,从33英尺高的塔上往下跳)。这种考试是考成人的,他父亲肯定,即使再过半年,他也不会得到这条船的。

  通过这次考验,纽曼懂得了比学会游泳更重要的道理:为了一个值得奋斗的理想,人们就会全力以赴,最后,变似乎不可能的事为成功。

  为了“得到这条船”,他第一课就学会了游泳,几个月就通过了救生员考试,13岁的他是当时法兰克福最年轻的救生员。父亲履行了他的诺言,让他买了这条克兰帕小船。

  从春到秋,每个星期日,纽曼都划这条船。6年过去了,这条两个座位的小船培养了他的自信心和独立的性格。而且练出了他一副宽厚的肩膀。他不需要参加一年一度北海诺德尼岛的夏令营了,他带着一个12岁的邻居在河上度过了为期4周的7月假期。他们有小篷、地图、煤油炉、睡衣,还有许多其他的好东西。从奥得河划到波罗的海,请求富有的柏林人把他们的小船拴在他们的汽艇后面,夜里就睡在河畔他们的帐篷里。他们遇到过好人或坏人,也遇到过穷人或富人。学会了一些进、退、应对、与人相处的常识;也学会了一些人与人之间施舍与接受的分寸。

  这一切,要比书本上所能学到的丰富得多

  1932年的冬天,纽曼在城里的图书馆看到了几本介绍英国高性能飞机使用的活塞发动机的书籍——罗克斯·罗伊斯 (Rocks Royce)、纳皮尔(Napier)、霍克(Hewker)、西德利(Siddeley)和布列斯托尔(Bristol)。他非常感兴趣,因为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制造超过150马力的发动机。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图书馆要进口这些英文书,难以想象在法兰克福还会有人对英国的飞机发动机感兴趣。借书卡上证明在他之前的确没有人借过这些书,对于他来说,就像是发现了一座金矿,他开始了解到了活塞、曲轴、气门、汽化器的结构,以及液体和气体冷却发动机的区别。从这些技术书中学到剖面图和图解,对纽曼后来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15岁时,纽曼参加了学校的一项课余活动,校长将学校的地下室改成工作间,他们向一位职业木工学习做木活,照着一套标准的图解做简单的、全尺寸的滑翔机。两个机翼分别运到城外的机场,装到机身上,谁在安装“格罗诺宝贝”飞机上花的时间最多,谁就第一个飞行,就顺序依次排列,纽曼按顺序排第二名。他们从当地飞机俱乐部得到了一些理论上的指导后,一个幸运的学生就被绑在座舱里,用吊索将滑翔机弹起,然后可升至300英尺高空。40名学生全力拉V字形的橡皮绳,达到足够的张力,教练发出信号,有人松开飞机尾部固定在地上的闩,借着点顶风,“宝贝”就起飞了!这是纽曼第一次放单飞,出乎意料的容易,滑翔机在空中飞了两三分钟,然后摇摇晃晃地着陆……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有关希特勒的情况。当时越来越疯狂的领袖欲使他相信,他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役的奥地利二等兵,将成为德国的救星。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驱使德国走向灭亡。另一方面,1936年柏林有声有色的奥运会,对德国民众和外国来宾却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赫曼·戈林,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驾驶员和重建德国空军的指挥官,被希特勒派去做奥运会的负责人。当有人问他为什么3个犹太德国人也被选为纳粹德国的代表时(其中一位是海伦·梅亚,白皮肤金发的美丽姑娘,她是医生的女儿,1928年为德国获得了一枚击剑金牌,1932年获得了一枚铜牌),他回答说:“我说谁是犹太人,谁就是。”

  现在,又一次,梅亚小姐在1936年为德国获得了一枚个人银牌,并使她的团体获得一块金牌。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敌视犹太人,在30年代中期,直到纽曼离开法兰克福到密特威达上大学时,他的同学们和学徒同行们,从来是毫不犹豫的到他家做客。他们的黑色或棕色的纳粹制服挂在门厅的衣架上,他家女佣人的男朋友,一个德国冲锋队军官,经常上他们家来看她。他常把穿黑色制服的德国冲锋队军官们(希特勒的精锐部队)的黑色军用梅茜迪斯车开到艾伦斯坦汽车修理行(柏林犹太人开办的三大修理行之一,他上大学时假期在那儿工作)修理,他经常同他们深谈。像其他顾客一样,穿黑制服的也喜欢这家汽车修理行,因为他们的汽车在这儿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在1936年奥运会结束,外国观众和运动员离开后,德国才开始了反对犹太人的行动。1938年11月7日,当一个年轻的波兰犹太人枪杀了德国驻巴黎的使馆官员后,形势就更加急转直下。

  在那些年里,如赫门·沃克所说,虽然战争之风已经刮遍了欧洲大陆,但是在法兰克福(奥得)拳击俱乐部,同柏林犹太人拳击俱乐部的比赛却照常进行,被拥挤得只能站着看的观众,向那些打得好的人欢呼、喝彩,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种族偏见。

  3. “满手污垢”的学徒生活

  “懂了吗,孩子?”

  这个生硬的声音,至今还在纽曼耳边回响,这是他在靠近波兰边境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城,三年学徒生涯的头两年里,他的师傅斯特劳斯先生的口头禅。回想当年他跟师傅在一起时,学到了对工序“一丝不苟”

  的精神;干活弄得满手油污,反而要引以自豪。他年轻时在那里树立起来的“只要是干机械活便无所不能”的自信心,对他的一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阿富汗、美国、越南……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无论是德国、英国或美国的汽车和飞机,抑或1942年,整修了掳获的第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或是1947年,把两辆已毁坏的吉普车拼装成一辆,带着妻子和狗,跋涉一万英里的横跨亚洲之行;还是为通用电气公司设计飞机发动机,获得技术专利;以及对美国陆军最新式60吨重M—1型坦克的发动机提出建议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斯特劳斯先生对他的言传身教。

  1933年初,纽曼勉勉强强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3门外语、数理化、地理等科比较扎实。他最感兴趣的是机械修理,他常常去他们的小汽车房,看司机(他父母一次大战时期的战友)保养他们的大型“宾士”车。

  他的父亲也常在圣诞节或生日,送给他最喜欢的礼物——铁积木。他暗下决心,不像父亲那样继承祖业去做羽毛生意,而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搞些发明,看着它做出来并为人所用。德国的工程学院或大学招生原则是考生必须先有两年机械工或钳工学徒经历,否则学校不能接受。虽非必须,但仍有许多父母希望给孩子们订3年学徒合同,让孩子通过公会所提出的一系列的考试。纽曼的父亲也是这个主张,他要纽曼在从事工程职业前,先成为一个具有执照的熟练工人。

  根据法律规定,不具有师傅资格,是不能收徒弟的,纽曼的父亲询问了法兰克福奥得城的十位出租车司机,请他们推荐一个最能使纽曼学点什么的车行,他们异口同声地推荐阿弗得行,很多车主对它一无所知,但专业出租汽车司机却都夸口称誉。斯特劳斯是一个机械能手、焊接专家、制造机械工具的熟练工,可是他从来不收徒弟,也不用任何熟练工帮忙。他有一句格言:“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好,那就得自己去干。”由于司机们对斯特劳斯的推荐和对其身价的认知,纽曼的父亲决心说服斯特劳斯,让纽曼去做他的第一个徒弟,并干满3年。在将近一小时的商谈中,纽曼默默地站在一旁,没说一句话,也没有问他一句,终于斯特劳斯同意接受他。

  纽曼听斯特劳斯对父亲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把一件事做两遍”。他做事干净利落,无话可说,他是德国南方人,沉默寡言,已婚,没有孩子。他经济并不充裕,只要能养活妻子和他的大瑞士狗,他并不在乎赚多少钱。每天一早,纽曼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斯特劳斯对于自己的工作很自豪,对自己的高超技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远超过金钱。他几次看见斯特劳斯把车修好后就让人开走,一分钱都没有要。

  纽曼永远不能忘记他当学徒的第一天的情景。斯特劳斯先生打量着他的一身崭新笔挺的蓝工作眼,看着他雪白干净的手说:“嗨,在我这里哪件事情都不能出纸漏,如同你没有出现一样,你能学到多少,就靠你自己了;此外,我从来不说谢谢,明白吗?”千真万确,那时纽曼还不到16岁,在3年的学徒生活中,从他嘴里的确从来没听到过一句“谢谢”,也没听到过一句鼓励和表扬的话。

  师傅和父亲所签订的合同,被公会批准了。合同规定:师傅应尽力教会徒弟专业技术,家长负担不起的话,还得供给衣、食、住;要是学习半途而废,家长必须赔偿损失。头两年不给报酬,没假期,每天工作时间长短由师傅掌握。第三年,可以得到一些零花钱,用来买电车票,给摩托车加点汽油,或者买几张电影票。最初,纽曼也怀疑过这种选择是否明智。他的那些同学们还在大学预科清洁舒适的环境中学习,他呢?

  尽管家庭环境很富裕,有两个佣人和一个司机伺候,现在却要像泥猴子一样,去度过长达3年的学徒生涯,所以开始时他的劲头并不高。

  斯特劳斯的要求是很严厉的,纽曼走进车间的第一天,他就宣布了对他的基本要求 (他断定,斯特劳斯敢情是穷思苦想了一夜): ——不许将身子靠在工作台上,如果实在累了站不住,你干脆回家去,懂吗?

  ——当你锉或锯金属时,不要像音乐家拉小提琴那样,锯或锉的移动必须直而平,懂吗?

  ——所有螺钉都必须朝一个方向拧紧,如果螺栓太松或太紧,可换一个厚度不同的垫片,或磨一磨螺栓,懂吗?

  ——我让你清洗一个零件时,必须洗得干干净净,懂吗?

  另外还有一些规矩,简单明了。

  ——“是,师傅。”“是,师傅。”“是,师傅。”这就是我惟一的回答。

  斯特劳斯穿着一件绿色衬衣,黑蝴蝶领结,蓝色工作裤,黑背带和一件蓝色艾森豪威尔式茄克,纽曼在跟他学徒的3年内,天天如此。他的汽车间很简单,一前一后刚刚能放下两辆汽车。他的拖车是一部带挎斗的哈烈·德威林牌摩托车,他的修车店,既没有液压吊车,也没有空气压缩机,补好的车胎必须用手来打气,就是连所需要的平板手拉两轮车也没有,钻到车底下修理变速器和离合器,调刹车或换机油时,斯特劳斯总是垫一个装土豆的麻袋。

  冬天,纽曼爬进滚满了泥浆的车子底下,调整刹车时,鼻子离车底盘只有几寸远,泥雪掉进嘴里并糊住眼睛。很快,他就没有干净的手和清洁的指甲缝了。油泥、锈铁丝、掉下来的工具、弯的开口销、断裂的挡泥板尖利的角,经常弄伤他的手和膝盖。他的手冻得发紫,要是能带上手套就好一些了。“嗨,怎么啦?你是个女孩子吗?”当他的手流血时,斯特劳斯指一指屋内的碘酒,嘴里还嘟嚷着:“笨蛋。”没有绷带,没有同情,没有歇息。

  一天,由于纽曼的粗心,一个50磅重的摩托车发动机,从工作台上掉了下来。就要摔到水泥地上,电嘴的插头露在外面,像炸弹的引信一样伸出来,他本能地扑向前去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发动机,可是电嘴的插头却扎进了他的右手掌,从拇指食指骨头中间穿出 (现在还留着一个疤 痕)。斯特劳斯帮纽曼拔出电嘴插头,即使这样,他也没有表示半点同情。纽曼幸亏保住发动机,只是换个电嘴。尽管这样,斯特劳斯还是大发了一顿脾气。

  每天午间和晚上干活完毕,油腻的脏手很难洗干净,斯特劳斯教纽曼一个办法,脏手先用汽油洗。用刷子刷,然后用发动机油洗,再从一个袋子里抓点木屑搓手。很奇怪,油腻的手由黑变成灰色,再用水和肥皂洗后,手就被洗干净,可以从衣服口袋里取车票或骑自行车了,但是和女朋友约会时,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把手藏起来,使他难堪的是指甲缝无论怎么用力洗刷却总是黑的。

  斯特劳斯每天都要把当天的活干完,所以很晚收工。渐渐地,纽曼也习惯了,而且迷上整日干活。不管是发动机还是车身,发动机大修还是调整,从敲直挡泥板到车身喷漆,他们无所不干,他学会了修理电气系统,氧气乙炔气焊修理挡泥板。师傅给他示范如何在车床上车零件,斯特劳斯先生什么都修,从小轿车到卡车。纽曼跟着他,只是清洗零件和拿稳照明灯,使他能看得清楚些。(拿着照明灯,准确地照在师傅工作的地方,保持15分钟,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第一年的学徒,纽曼就像牙科医生的护士,清洗发动机零件,准备师傅所需要的工具,就像把病人安置好,等着医生开刀一样,他们在车库修摩托车和汽车,在奥得河边修马达船,还要到消防站修救火车,因为救火车太长,拐不过他们门前的弯路。顾客很少有美国制的汽车,那时美国车比德国车高级得多。希特勒时代以前进口的美国福特、雪佛兰、别克、泰洛普兰、艾赛克斯、汉德森、拉沙勒伯卡,这些要比德国的宾士、霍克、欧宝、奥迪和BMW坚固、容易驾驶。并且美国车有电动马达、液压四轮刹车、转弯指示灯、自动雨刷等现代设备,德国车却没有这些。

  法兰克福城的严冬,大雪覆盖,又冷又湿。在不生火的汽车间工作简直太艰难了,墙角有一个铁炉,烟筒口在对面墙上,一长截烟囱从炉子起,沿着一面墙通到烟筒口。每次都等到手被冻红、冻僵了,斯特劳斯先生才说:“我们烤烤火吧!”

  生火是件冒险的事,为了使烟筒口通火,纽曼点了根火柴去烧掉堵在烟筒口浸透汽油的破布,强大的气流上升,引起一声爆炸,震得窗户哗哗地响,震动了整个厂房,也震动了他,炉子生着了,屋子暖和了,在炉子上放一盆热水用来洗手。这种生活和家里有佣人伺候、暖气和热水俱全相比,简直是原始生活,但纽曼一点也不介意,反而觉得很有意义,因为这里的火是我自己生的。

  马粪能止住汽车散热器水箱漏水,这是纽曼学到的一个窍门,有时人们见到他拉着一辆四轮车,跟在送奶、拉啤酒或拉冰的马车后边,用铲子和畚箕捡很多的马粪回来。为什么马粪能阻止漏水呢?至今他也不清楚。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是在1948年,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林恩城的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厂,应用这种老的马粪止漏办法,却解决了当时价值六百多万美金的美国第一座喷射式发动机压缩机试验台的大型冷却设备的漏水问题,效果很好,这是值得一提的。

  当他16岁时,他交了好运,有了一辆凯旋牌的摩托车(1933年时,德国平均52人才有一辆摩托车)。由于希特勒命令“只许买德国货”,进口车很少。为了减少进口,帝国元首不准德国人把进口车辆停放在政府的设施旁边。一位陆军士官,有一辆凯旋牌摩托车,因不能停放在营房里,被迫要将它卖掉。就在他对买主做过性能展示后的回程中,不幸丧生于车祸,——在拐弯时,他被两辆迎面开来的电车夹在中间。事故发生在夜里,地点就在他们汽车修理店门口。警察在清理街道时,将撞毁的废品铲进了车店门前走道上。第二天早上,斯特劳斯对他说:“这儿有一堆废物,如果你愿意,晚上在这儿费点劲,你就能不花钱弄一辆好的摩托车,我可以把厂房钥匙给你。”在师傅的帮助下,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大修并油漆,于是他就有了1辆跑得很好的车子。斯特劳斯在附近的停车场,只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就教会了他怎样骑摩托车。

  像年轻的摩托车骑士一样,纽曼渐渐地大意了,几乎遭到了和前车主同样的命运。下山时骑得很快,他紧紧地跟在一辆电车后面,一个急转弯,没有发现前面开来的电车,他在它前面穿过时,电车撞在凯旋牌车的后轮上,把他弹到对面的街上。摩托车是全完了,而他算是走运,不但脑袋没撞破,连胳膊和腿也没撞伤。只是前踝关节被划了一条三寸长的大口子,露出了骨头,伤口五个多月才愈合,用了很多的碘酒。每天夜里,师傅给他换药包扎。为了不让他父母知道,他没有到医院请医生缝合,这给他留下了半寸宽的伤疤。

  每星期一在商业学校8小时的学习,也是1周中惟一不干吃力工作的1天。4小时实习,4小时理论。在那里,纽曼碰到一些经历和家境与他不同的年轻人。但他们在另两方面是共同的:都是机械学徒,也都没有交女朋友,也不知如何去和姑娘们约会。很自然地,他们谈起了自己的师傅,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是相当严格的,可是斯特劳斯的规矩和要求在法兰克福城所有师傅中是最严厉的,能给一个真正技术权威当学徒,他感到自豪和满足。

  当纽曼通过技工毕业考试,向斯特劳斯先生辞别时,斯特劳斯对他说:“谢谢你,纽曼!”这是三年来,他第一次这么说,也是他第一次叫他的名字(战前德国人除亲戚和密友外,是不叫人家名字的)。他紧紧地握住纽曼的手,微笑着祝他顺利,并把一束鲜花送给他母亲,她很激动。当他感谢斯特劳斯先生时,同样怀着诚挚的心情,斯特劳斯永远是他的师傅,他在他企求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的愿望上,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密特威达工大的高材生

  1935年,纽曼在学徒期满的前6个月,申请去密特威达工业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当时德国最老的一所技术大学,当他接到录取通知时,既惊喜,又兴奋。

  密特威达大学的校舍及试验室虽均为政府所有,但学费却相当高。

  这里的老师经验都很丰富,同学生一样,都有一段黑指甲经历。教他们的老师都精于所教,否则他们就站不住脚。密特威达的教材不同于德国其他的典型科技院校,是仿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培养研究解决未来难题的工程人才。密特威达注意培养应用工程师,能够为民间或军方的用途,设计出易于维修、可靠的产品,这所学校之所以出类拔萃,和学生们入学前的学徒生活分不开,也为学习工程课目节省了学生们许多时间。老师要求学生尽量设计既简单又便于检查的产品,学生们学会了应用实际设计准则来设计实际管用的那些产品,他们深信墨菲法则:“怕它出毛病的地方,必定会出毛病。”

  在密特威达大学,他们除了学习机械工程标准、物理和热传导等课程外,还要有阅读工程图的本领,一张工程图不通过精确的计算就能够马上找出图上故意加进去的错误,并且很快能发现遗漏的错误。他们学会了,一摊开图纸,头脑中的第六感官便开始考虑,“照这图所制造的产品,能用于实际需要吗?”

  让人敬仰的、有名望的密特威达工业大学,培养出了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盛誉的工程师。他们有的经营着梅茜迪斯·宾士汽车公司,有的经营亨克尔飞机公司 (Heinkel Aircraft),有的经营着齐伯林飞船公司(Zeppein AirshiP),通用电气公司前任执行总裁巴赫的父亲,也曾是1900年初期密特威达的学生,这种先学徒后进入大学学习的模式,足以证明密特威达教育方法是成功的范例。许多经过德国训练的工程师现在遍布美国、欧洲,甚至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许多人移居到这些国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作为战争的“胜利品”。第一台俄国伊夫钦柯喷射式发动机,法国的阿塔战斗机的发动机和美国的第一台轴流式喷射式发动机,在这些飞机动力装置里,都可以找到德国的传统设计。

  密特威达大学只有学生650名,其中15%是外国学生。学校当局。

  (有意的)允许外国学生可以不经过学徒生活就入学,这些外国学生毕 业后,回到本国多半能谋得政府的高级职务。一张密特威达大学的文凭往往是地位的标志,但由于他们在上大学前没有弄脏双手,没有刮破膝盖,没有经过学徒的磨炼,所以不能像德国学生那样充分得到密特威达式教学方法的最大效益。

  在他们学校里,还有两个犹太学生,他们比纽曼晚来一两个学期。

  他们的父亲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当陆军志愿兵,由于希特勒时代承认这种作战服务,所以他们的父亲才能为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申请到“许可证”。在密特威达大学的日子里,纽曼个人从来没有被纳粹学徒 或纳粹学生侮辱和非难过。他从同学们那里得到了尊重和友谊,经常受邀去打牌,骑摩托车到乡间去玩,或到密特威达湖划独木船。至于他对这些纳粹青年们的友好关系作何感想?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在学校里他的成绩一直是“优秀”,常常超过他认为所应得到的,所以他认为教授们也没什么偏见。

  从1935年至1938年,从周围的气氛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德国要尽快地发动一场战争,爆发时间可能要比盟军军事情报估计的为早。后来他发现,这是常情,因为盟军往往低估敌国的人力、物力和斗志。希特勒的目标是要统治全世界,第一步便是征服欧洲。当时,德国有首流行的进行曲这样唱着:“今天德意志属于我们,明天全世界属于我们!”

  1935年,征兵制成了德国的法律:所有的工科和医科学生,不论体格等级如何,毕业后不能就业,而必须转到三军部队;每个年满20岁的德国人必须随身携带“军事护照”,上面记载着每个人的分类。1937年8月1日,他们1917年的同学都被召集到当地的一家餐馆里 (那天餐馆 停业),一整天站在那里,一丝不挂地进行体检。在德国没有例外和延误,每个人都必须为国家服务。如果有人患心律不齐、腰脊损伤或视力不佳,那将在后方做后勤工作,让那些身体强壮的人上前方去。可是,如果德国的盟国或客户需要技术援助——特别是购买了大量的货物而付给了他们极需要的外汇时——即使是希特勒的大规模重整武装计划,极需要大批的工程师去充实工厂,制造枪炮、坦克、飞机、军舰、潜水艇和从煤里提炼油,德国仍同意对盟国的客户提供技术援助。

  必须在六、七年中使庞大的现代武器储备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才能满足希特勒的“日程表”上企图在1939年至1940年发动的“国际事件”

  的需要。这个日程表早在1935年5月就定好了,除了储备传统武器以外,储备先进武器也包括在战备计划之内。譬如:研究最新式的虎式坦克、喷气战斗机、带通气管的潜水艇、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木制的空降滑翔机、V—l型飞弹和V—2型火箭等都在计划内,甚至原子弹的制造也在加紧进行之中。希特勒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从未有过的、最现代化的海陆空军。这是用枪炮代替牛油,不计代价的狂妄决策(真实的德国国防预算是国家机密,公布的军事预算数字,是捏造出来蒙蔽同盟国的)。

  在密特威达的岁月里,一连串的事情深深地印在纽曼的脑海里,在那个时代,他见到了五光十色的“欺骗”手段。希特勒的军队在1938年初进入奥地利时,奥地利的广大民众真诚地欢迎德国邻国的到来。随后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向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英法俄三国签订了军事互相条约,当德国可能侵略捷克的消息开始泄露到国际新闻界时,希特勒意识到必须避嫌,挽回影响,他在德国国家广播电台里宣布:“要和平解决同布拉格的政治分歧。”这是有意讲给外界听的。在同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的戴拉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紧张而频繁的接触中,他把这个声明重复了好多遍。由于他讲得如此诚恳,以至大家都相信了他。

  张伯伦从慕尼黑飞回伦敦时,在伦敦机场对世界新闻界说:“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是和平的时代。”他手里摇着当天上午和希特勒共同签署的声明说:“各国之间再也不会打仗了。”(希特勒对捷克和解的具体条件是保密的,这个和约的条件要求捷克百分之百的同意他的要求。)

  盟军为谋求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事前并没有同捷克商量,并且不顾捷克的强烈抗议,答应把捷克的一大块土地割让给德国。当和平解决的谈判正在进行时,纽曼从二楼的窗户看到,密特威达树荫遮盖的广场上,大批经过伪装的坦克和大炮停在那里,还有许多钢盔上插满伪装树枝的军人。在萨克森这个离捷克边境才35英里的小城市里,每个角落几乎都隐蔽着军队和武器装备,军车整装待发,一旦柏林有命令,可立即出动。

  同英法领袖会晤之后只是几天的工夫,希特勒就下令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而捷克政府还相信英法俄会信守他们的诺言,向德国进军,因而敢于拒绝希特勒的最后通牒,但盟国对此毫无能力,反而压捷克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德国的坦克车压碎了捷克边境的路障,大军开进了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拉夫,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几个月后又占领了捷克的大部,其领土和人民都合并进了帝国的范围。占领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完全按照1938年5月希特勒的绝对机密备忘录的日程所规定的那样进行。备忘录上还写着,在德国在波兰的闪电战终于在1939年的**月间实施了。

  1938年的几个星期以前,纽曼看到大学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打印的通告,上面说中国的蒋委员长要请德国的工程师去中国工作,如有愿去者,到中国大使馆接洽。通告并且说明中国政府和德**事当局已有协议,被雇人员可以延缓在德国的服役。通告对所要从事的任务没作详细介绍,但显然是到中国内陆去,而且与国防有关。能到遥远的中国去工作,听来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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