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致谢
我曾经以为，《他的道路：弗兰克·西纳特拉外传》（班塔姆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是我写的书中最困难的一部。一些人被当时那个题目吓坏了，担心受到报复，拒绝和我谈话。但是这种惊吓和对南希·里根的恐惧相比，却黯然失色。开始时，这一点显得毫无道理。与弗兰克·西纳特拉不同，这位前第一夫人既与任何有组织的犯罪无关，据人们所知也没有发过暴怒。所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那样怕她。但那些谈到她时吞吞吐吐的人们的脸上，明显地表现出内心的忧虑。
“她会毁了我。”一位前雇员说。“她会让人稽查我。”一位她过去的邻居说。“她会使我的丈夫被解雇。”一位前任白宫秘书说。
当我开始研究写作这本书时，南希·里根是美国总统的夫人。她竟然会有这样大的权力，实际的或想象的，这似乎很荒谬。于是，我认定人们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并把他们关于威胁的警告当作耳边风——但1988年7月20日，事情发生了变化。
那天，我收到联邦调查局弗兰克·安德伍德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打来的一个奇怪的电话。他问我是否在写一本关于里根夫人的书，还问我根据《新闻报道自由法》我所要求得到的有关她已故母亲伊迪丝·戴维斯的档案是否用于这本书。这个电话使我吃惊，因为我的研究助理已经用她自己的名义根据《新闻报道自由法》递交了申请。我说，这些正在收集的资料是用于这本传记的，然后问他为什么要打电话询问此事，因为这样做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仅仅想知道这些资料是否用于你的书。”他回答。他拒绝作进一步解释。他是自己想这样做的，还是在按照他上司的命令行事？他的上司有没有向第一夫人报告？我不得而知，因为他拒绝回答。我的助手一连写了五封信，提出了两次行政请求，但她夫于得到有关戴维斯夫人的资料和暗中进行调查活动的要求还是遭到了拒绝。自那以后，我开始更加注意南希·里根的广泛影响。
一些人对前第一夫人的恐惧是真实的，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些人的恐惧完全是愚蠢的，例如白宫首席招待员加里·沃尔特斯。我打电话问了他两个简单的问题：
（1）第一夫人在白宫住所用什么样的百合花？
（2）第一夫人在1989年离开白宫之前，给布什夫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白兰花？
“这些情况是个人隐私，”沃尔特斯说，“我无权把它透露给你。”
我想这些问题是无害的，于是大胆提出，白宫属于每一个人，甚至那些写传记的人。因为第一家庭使用的花是用我们交的税买来的，我不认为问这些问题有什么不妥。而且，作家相信——正如建筑师米斯·范德·罗厄过去经常说的——细节中有上帝，尽管它们可能看来毫无意义。但是，白宫招待员还是没有被说服。
“这是保密情报，”他说，“你没有权利询问。”
在研究写作这本书时，我给里根夫人写了七次信，解释说，我正努力写一本深刻的传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每一封信里我都请求她接受采访，甚至提出事先交给她我准备询问的题目。我一直没有得到回答，直到去年，南希·里根基金会的计划部主任才答复了我的第七封信，说：“里根夫人现在不能同意你的请求，而且我们也不能预见将来什么时候能安排采访。”
曾经受过文字中伤的我，知道当一个人被别人不公正、不准确地加以描写时，是一种什么滋味，而我永远不想对其他人造成这种伤害是为了公正、准确和全面，我和我的研究助理试图尽可能多地采访在南希·里根的一生中了解她和与她共过事的人。我们找了南希的朋友、熟人、亲戚、同学、演员同事、邻居、雇员和罗纳德·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政治助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懂得真实的回忆最忠于历史，因而谈话坦诚，并被记录在案；而另外一些人则以不使用他们的名字为条件接受采访。最后，录音采访达到1002次。
我从总统文件、联邦调查局卷宗、财政报告、纳税申报表、通信、日记、回忆录、传说、电影档案、个人回忆、日程表和往来函件中提取材料。我努力超越“一个人的衣服和扣子”这一马克·吐温给传记文学下的定义，以回答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遵循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有道者的信条：“没有罪恶也没有德性。有的只是人们做的事情。它们全都是一回事。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做得不好，而对此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评论。”
……①
①这里作者接着罗列了她要表示感谢的长长一串名单，竟有7页之多。其中有参与调查和研究的人员、她的代理商、图书馆馆员、档案管理人员、编辑、作家和新闻记者等。为节省篇幅，此处从略。——译者
基蒂·凯利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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