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父亲南怀瑾 > 第六章 传灯祭酒觉有情（二○○四至二○一二）
二〇〇四年，父亲从香港移居上海番禺路，住在一个名为“长发花园”的地方，这是大陆早期为了方便港澳台同胞回来居住，特别开发建造的公寓大楼。这里环境尚可，就是靠近番禺中学，每天清晨都听得到学校的早操讯号，不十分清静。他居住的楼层共有四户人家，靠里面的对门两户，就是父亲的住所。一户是他居住和看书办公的地方，另一户就是接待访客、招待友朋大众的地方。客厅与饭厅各自放着一个大圆桌，方便大家聚会。在上海的日子，主要的时间都是为江苏七都的“太湖大学堂”的筹建费心力。近三年的时间，太湖大学堂的建设总算有了初步结果，父亲也就马上搬到了苏州吴江庙港太湖大学堂定居。
在太湖的最后几年里，父亲一如既往，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从下午开始接待处理事务，晚餐完毕后与众人交谈，有时则讲讲课目，深夜便打坐、看书、写作。由于有了属于自己固定的学堂与居所，大家也就更喜欢亲近他，求学的访客也越来越多。父亲晚年栖居于太湖湖畔，但他构建的人文大道已经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访客，延伸到中国的许多地方，文化的种子撒播到了广阔的中华腹地，中华文化的脉络也随之逐渐被重新串联起来。
一、月在波心说太湖
旅美归来之后，父亲主持修建的金温铁路已经实现“还路于民”的初衷，他号召并主导的儿童读经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但他仍不满足于此。他的心愿是构筑一条广阔的康庄大道，一条人文大道，一条继往开来的文化之路。在他看来，人文大道之推行，根本在于教育。
父亲对于当今中国的教育素有不满，此前也曾数次予以批驳，并试图通过建立东西精华协会、十方书院等方式，以一己之力改善这一现状。然而想要革新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对于文化与教育的观念谈何容易！父亲也深知，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从对儿童的教育入手，要从小便教育孩子，建立自己独立而完善的人格。父亲曾说：“我们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要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正是为了培养新一代青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超拔志节，父亲才倾尽最后的心血，不舍昼夜地为中华民族勾画文化与教育的蓝图。
父亲所理解和倡导的教育，既不同于传统的教育，也不同于现在官办的应试教育，更不同于西式教育，而是具有独特价值、理念与模式的，具有鲜明的“中式”特色的新式传统教育。在父亲人生最后的旅程中，他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最重要的是他不在乎有什么场地，他是真的心无所住，无欲无求。很多人以为父亲办这个大学堂是为自己保留一个纪念，这便完全误解了父亲的意思。
其实初到台湾时，父亲就有一个心愿：建立一个居士林，让有心修行的朋友们有一个共修的场地。曾经有人承诺可以把这件事办成，于是父亲拿出钱请这个人去办这件事，结果是人财两空，再也没有该人的音信了。所以父亲修建太湖大学堂，实际上也是为了完成当时的心愿，父亲许下的诺言，一定会在生命里完成。可是在这个大学堂，虽然他可以心无旁骛地讲学传道，践行自己一生接续中华文化断层的宏愿，但是父亲对许多的人事并不满意。从一开始身边同学的杂音，到后来学堂的管理和发展，都不是父亲原先所想所愿，所以他曾告诉我们和身边的同学们，办太湖大学堂是他的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他本人也一直说他只是在那儿“挂单”而已，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自开始就所托非人，所以大学堂注定以后也不能成为理想的居士林。
到吴江太湖边办大学堂，应该不是父亲的本意。在国内的许多事，往往取决于缘分吧。金温铁路正式通车那一年，即一九九八年，他先后去杭州、上海、苏州等地考察，最后才选定了吴江庙港作为将来的校址。父亲最初是想到杭州，毕竟这是他自小熟悉的地方，而且曾在那里学习、成长，且杭州又是中华文化的名城，文化底蕴极为厚重。遗憾的是，早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派过来的人，只是占利而没有替父亲在杭州建起学堂。后来父亲去上海也只是从权，不过上海的交通便利，各方朋友往来方便，这个优点却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这也是父亲考虑在上海修建学堂的原因，当然上海的各种高额费用是最大的阻力。
吴江的缘分则来自当地领导的积极性，父亲虽然不愿意，却也只好随缘了。千里太湖，水光潋滟，远处的空蒙山色若隐若现。大堤（也就是现在的南公堤）上杉木参天，林荫蔽日，微风拂面，清新醉人，令人怠倦尽消，心旷神怡。父亲漫步在大堤上，流连忘返，心情舒畅，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地方我曾经见过。”听闻此话，大家无不啧啧称奇，赞叹这片风土与父亲实在有缘。父亲还指着无边的滩涂地和芦苇荡说：“将来，到这里来骑着小驴子读书修行，一定非常好玩。” 听到这样的话，当时吴江地区的领导们就马上开始动作了，在父亲并没有决定去哪儿的时候，地方已经开始整理地籍和地面了。然后他们到父亲生活的居所，告诉父亲说，他们已经开始为父亲整地了，就等父亲来吴江了。
过了两年，父亲决定买下这一片三百亩滩涂地，准备动工兴建太湖大学堂。父亲这时候已经八十三岁了，按世俗标准，正是安享天伦之乐、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父亲虽已皓首苍颜，却仍毅然从头开始做这么一件大事，确实是毅力可嘉。由于这片土地是农业用地，父亲尊重国家的规划，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东西精华农业科技公司，然后参与投资建设，当然最后的意愿应该也像金温铁路一样，把取得的成果还给国家，以利大众。首先出资的是台湾润泰集团的尹衍梁，他把资金先打入李素美之弟的账户，然后才逐步使用到大学堂的开发上。
父亲不顾年事已高，仍然亲自上阵，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都不能令他满意，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建筑模型，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直到满意为止。从整体风格，到内部装潢，几乎每一个细节，包括房间桌椅的摆放，墙上字画的选择，其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倾注着父亲的理念和心血。父亲对太湖的环境固然喜欢，但是他深知太湖岸边湿气重，冬天的潮气也重，并不适合长期养身，所以他在建筑的设计上下了大功夫，要求地热和空调都要适当地保暖和排湿，尽量减除对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为此，他还特意向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强文义教授请教，询问东北的建筑如何保暖。这些考虑都是父亲非常用心的设计，可惜今日这个学堂却被人用来当作交际会所，并不能让更多的学子到学堂参访，所有的设计和父亲的心血最后都毁于一旦，实在令人痛惜。
经过六年的辛苦努力，在围填湖沼后，原先荒芜一片、芦苇荡一眼望不到边的滩涂地上，竟然耸立起了几栋三层高的楼宇：一栋为古朴的白墙青瓦，另一栋则有西方钟楼的风格，其中两栋又以回廊相接，颇有中西合璧的韵味。当地人见到学校建成，无不为之赞叹，他们说之前这里建设任何建筑都极为困难，短短几年，滩涂地竟然变成了风水宝地，人人争相前来观瞻。面对来自各方的赞誉，父亲打趣说：“以前这里是鸟不生蛋的地方，现在来了很多鸟争着在这里生蛋。”不过，父亲也正色说过：“王勃有云：‘人杰地灵。’一块地方好，‘人杰’要排在‘地灵’前面。”的确如此，再有灵气的地方，倘若没有杰出的人物彰显其华彩，最多也只能算是风景宜人，而谈不上钟灵毓秀了。
大学堂建成之后，父亲如倦鸟归巢，在这个他“曾经见过”的地方定居了下来。此后六年的岁月里，父亲在耄耋之年，公开授课五十余次，受惠者不计其数。如此日复一日，读书，立著，修行，育人，他一刻也未曾懈怠。父亲的心愿，是在这个地方播下传统文化的星星火种，并培育其扎根发芽，将来生长为参天大树，使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命力。
当初在决定创办这所学堂的时候，父亲在学堂的命名上颇费了一番心思。父亲计划创办的学校与传统书院极为相似。传统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最早出现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并在南宋时期得到大力发展。唐宋时期多为私人创办，以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逐渐加强控制，到了清代则完全官学化。传统书院一般只设山长（或称洞主、主洞）总理其事。书院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书院主讲往往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又能热心育人，故而深受学生爱戴。山长则类似于现在的导师，天天和学生生活在一起，除了言传之外，更会身教生活中的一切大小事务。这就对学院山长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学富五车，在道德品格上更要率先垂范。
当代社会也出现过类似传统书院式的教育机构，但都存在几个极关键的问题。首要问题是师资。高楼大厦只要有钱就容易建起来，但书院不是挂个牌子就行了，还要有足够学识和品行的教师，他们还要能够天天与学生在一起，言传身教。这样的教师说不上凤毛麟角，但也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第二道难题是招生。当代中国几乎都是纯粹的应试教育，所有的学生上学目标极为明确，那就是上一所好大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独立创造、自主思维能力几乎被一次次的考试消磨殆尽。传统书院的教学模式和现代的教育模式区别很大，绝大多数家长为了适应社会，为了孩子的将来，都不会把孩子送到这样一所传统的书院来学习。没有师生，书院就是个空架子，所以传统书院在当代社会一直不成什么气候。
父亲心之所属的学校，需兼具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之所长。他所创立的学校作为私人讲学的场地，自然要具备传统书院的特点。父亲就是山长，他老人家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一辈子教学传道，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都心甘情愿地追随左右。但是学校招收的学生是现代社会的学生，他们生长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又赶上了互联网浪潮，所以他们不可能和过去传统书院的学生一样，被父母放在书院里，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就此与世隔绝。大家都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现在学生的传统文化功底都很不扎实。有鉴于此，父亲清楚地知道，现代书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可能复制、重现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但是根据时代特点，现代书院可以走分享、互动、共同成长的路线，将学生的自我教育和外部启发、熏陶相结合，使书院的师生相互激励，教学相长，在书院的幽雅环境中不断提升综合修养和经世致用的能力。
因此，父亲最终决定将太湖之滨的这所书院命名为“太湖大学堂”，而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命名为“太湖书院”。他希望这所学堂的教育方式能够既超越传统书院，又有别于现代教育模式。父亲决定顺应时代需求，不仅注重传统国学，同时也寻求通晓西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等的人才，来支持、配合学堂的建设。大学堂力求融合中西方文化精华，其意在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未来，以补偏救弊于现代社会的沉疴宿疾。父亲的这个理想不是从太湖大学堂才开始酝酿的。早在几十年前他在美国创设东西精华协会时，就已经开始将自己这一理想付诸实践了。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和坎坷，然而父亲不计付出，默默耕耘，用毕生努力推动这一文化建设。太湖大学堂的建立是他的理想在更高层次的实现。
太湖大学堂
大学堂落成后，父亲给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叶小文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他立志“以传统书院之传习为基础，配合现代前沿科技研究方法，希望综合同志者之力，发掘固有传统文化之精华，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主流方向上有所贡献，以冀为人类文化之前行，探寻一条正途”。在信中，他明确说明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绝非对一宗一派的继承传扬，而是希望以传统书院为基础，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人类文化之前行探寻一条正路。父亲虽被奉为禅宗大德，但他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又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志趣不谋而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父亲与叶小文先生的合影
关于大学堂的创办理念，父亲曾说过他的教育理念就是“三个结合”。首先要培养学生“文武结合”。这里的学生不仅要学文，还要习武。父亲年轻时是从浙江省国术馆毕业的高才生，还担任过军校的武术教官，一生练武不辍。习武可以强健体魄，但习武先习德，习武者必须要将练武和学文结合起来，德武兼修，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第二个结合是“古今合一”。学生不仅要学习现代的知识，还要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为将来做一个真正博古通今的人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只学习现代知识，就会忘记自己民族的文化。实际上，一个人现代知识掌握得越丰富，与古代文化的断层就越厉害，父亲对这一现象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因此，他要求大学堂的学生做到“古今合一”。第三个结合是“中外结合”。大学堂的学生不能只关注自己民族的文化，还要扩大眼界，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做到古今中外的圆融并通，而不能有所偏废。这三个结合，是父亲对大学堂培养人才的要求。
太湖大学堂落成之后，父亲和工作人员根据大学堂的教育方式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当代社会的特征，制订了全新的运作模式。大学堂不同于一般的私人学院，它是开放性、合作性的，主动与中外大学或文化团体签约，基于特定主题进行合作，并制订特定人才的培养计划。合作单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一长串名单。大学堂致力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重新诠释与发扬，倡导加强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以培养能够从事各领域工作的“通才”，而不是只培养某一职业的专工。此外，大学堂还着力推动中西人文、科技的融会贯通。最后，大学堂虽有禅学等方面的课程，但并不举办宗教性活动，其推行宗教文化的重点在于学术及实证，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宗教文化的普及。
太湖大学堂合作机构
父亲开办大学堂，主要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身心性命科学的部分。最后几年在大学堂的授课，他始终坚持围绕这个主旨来说佛法、佛学，探索发扬他所理解的传统文化精髓。
太湖大学堂竣工后，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日至七日，父亲在这个梦想成真之所举办了他在大学堂的首次演讲。开讲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人士齐集太湖之滨，听父亲讲解禅修与生命科学。讲解中他把生命哲学与禅宗修行结合起来，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学术变迁结合起来，详细论述了生命的终极价值。开课之际，父亲说：“区区一条人间铁路算什么。现在这个地方，我想修一条‘人道之路’开始的基地，再启动一下。”他接着引用两句诗句表明了初衷：“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他说：“传统文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时代又很想挽回传统文化，所以要在庙港这个地方搞这个太湖大学堂。”
《礼记·中庸》有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父亲始终主张，“道”并非是少数学者才能独占的“霸道”，而是天下的公道，因而对于这一“道”的教育便不能仅针对有学问的少数人，而要能够做到深入浅出，活泼易懂，让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懂其中的道理和学问。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远离普通大众，他们的文章著述甚至日常话语，都像是在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阳春白雪，拒人于千里之外。对于自己的学术和著作能否让普通大众理解，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在乎。自近代以来，教育界和学术界更是几乎全盘接受西方的话语模式，“失语”而不自觉。父亲终生都在探索如何以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发扬传统文化。他讲课也好，著述也好，无不努力做到“道不远人”的目标，并具有一种独特的亲和力与说服力，丝毫不像大多数学者那般酸涩死板，张口便透出一股腐朽的学究气。而且他还每每旁征博引，涉及到的内容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并浸透了他一生非常人可比的丰富阅历与经验，因而广为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和学生所接受与喜爱。父亲把自己这种授课方式延展到太湖大学堂日常教学之中，深受广大求学人士的认同。大学堂开讲时，他以拉家常的独特风格，令身心性命科学这个看似甚为庄重的话题显得无比自然而亲切，使得在场的人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得到了启发和感悟。在这次开讲以后，父亲便全身心投入到太湖大学堂的传道授业中去了。
父亲在写书法
其实在大学堂筹建之初，父亲曾多次与魏承思先生商量，该如何充分利用这块土地。魏承思先生曾规划建设包括研究所、南怀瑾著作编译所、大讲堂、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和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等在内的宏大工程。然而无奈没有得力人手，两人便决定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学制十年，每年挑选20名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教给他们经史子集。十年后，这些学生中必定能成长出一些真正的国学大师。然而，当魏承思先生同苏州负责教育的朱永新副市长谈起此事时，朱市长表示这一想法虽好，却没有遵照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因而是不符合《义务教育法》的。于是，他们决定，只好将大学堂作为私人讲学场所，向全社会开放。为了培养一批能够从根基上开始继承传统文化的接班人，二〇〇八年，父亲在太湖大学堂内又开办了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
“在这里，你们学习的内容是生活的教育，大的照顾小的，爱同学，爱团体。教育不是管理，而是影响。做人的根本是生活。”父亲在太湖大学堂给青少年讲课时如是说。多年以来，父亲一直在海内外提倡儿童中英文经典诵读，为的就是要利用孩子十三岁以前如初萌的种子吸取水分与营养般的强大接受力，在孩子们的记忆芯片里，存储东西方文化的经典，使之日后可随意提取，毕生受用。父亲还大力提倡珠心算。珠心算是数学的基础，而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通过学习珠心算，能够培养孩子们的数学与逻辑思维，为他们从小打下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父亲希望通过这两个行动，让孩子们从小兼通人文文化与自然科学，完善他们的修养，在将来便可成为科学、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独占鳌头的人物，乃至成为能够支撑起这个古今交变、中西汇融时代的栋梁之材。
当然，这个基础只是存储于孩子们脑中的资源，而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则又有一番道理。父亲在推行读经运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孩子的传统文化知识确实比较丰富，但也因此很容易骄傲自矜，变得恃才傲物看不起人，在做人做事上显得没有教养，而且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父亲说，有的人只通记诵之学，理论知识再丰富，如果不懂得将其应用于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便也算不得是真学问；还有的人，只知一门心思地读经，而不下功夫学习现代知识和谋生技能，以致与时代脱节，毫无生存与自立的能力，这也绝对要不得；还有些人一味用功，每天都要连续数个小时读经，而不知劳逸结合，这便过度了，也有违他推行读经运动的初衷。鉴于这三点，再综合一些其他因素，父亲又创办了这个小学。
这是一所全日制的青少年寄宿学校，具有极为先锋的实验性质。除课本上的内容之外，学校还教授武术、中草药、书法等关于传统文化的课程，以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学校并不提倡死记硬背，课程中的中英文经典诵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学生每天专门用来诵读吟唱的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然而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经过日积月累，便会对他们产生极为可观的影响。父亲对于这所学校教学模式的设计是结合时代和社会做出的有益探索，本无意、也不可能成为绝对的标准，其中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进。父亲辞世以后，种种因缘也与过去不同，教师队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父亲的办学精神与思想，仍然很值得后来之人借鉴。
太湖国际实验学校开办之初，父亲请魏承思先生教孩子们《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以帮助他们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学校的许多老师自身的古文功底也不是很好，魏先生便在每天放学后给老师和太湖大学堂的员工们讲授《古文观止》，大家都觉得他讲得生动有趣，效果很好。一天晚饭时，父亲说：“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可是连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怎么读得懂佛经呢？不如我们办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让承思去领着他们学点古文。”大家纷纷表示赞成，于是父亲便当场指派李慈雄做讲习班的“班主任”，处理一切行政事务。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六日，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正式开学。父亲怕魏先生讲课太过学究，讲的内容太艰深，使大家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于是特地请了好几个在大学堂工作的学生来旁听，而且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打电话询问上课的情况。直到听说魏先生一口气讲了八个小时，学员们依旧流连不忍离去，父亲才终于放下心来，开心得合不拢嘴。这个讲习班坚持开办了一年多，无数学员从四面八方赶来听 讲。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父亲逝世前三个月，太湖国际实验学校第一届的二十九名学生顺利毕业。晚上，他最后给学生作了讲话，未曾想竟真的成了“临别赠言”。父亲说：“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国际’就是要把国际文化的精华吸收进来；‘实验’是因为不同于这一百年来的小学、大学的教育方法，我们主张文化教育要文的武的合一，要新的旧的合一，‘实验’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学习的重点之一是生活教育。什么是‘生活教育’？你们都很娇生惯养。而父母的错误观念，要想孩子考好学校，将来出人头地，换一句话，家长把自己一辈子做不到的愿望让孩子去负担，害了孩子们，这是我最反对的。不要以为拿个什么大学文凭、博士学位就好，那个并不算成功，你们要晓得教育的目的是成功做一个人。你们把这些年基本生活教育的精神带到社会上，我可以断定你们将来是顶天立地的人。生活的本质，一句话是‘做人’。你们这样出去做人，一定可以影响社会。你说我当年只有十一二岁，六年级毕业，那个南老头子九十五岁还亲自跟我讲过话，这个资格别人买不到，只有你们有。记住，不要给老头子丢人啊。我今天对你们临别赠言，要你们记住，将来是不是念名校，有没有拿到硕士、博士学位，那都是虚的，怎么做一个完整的了不起的人，怎么做一番事业，对社会有贡献，才是你们的目标，千万要记住。” 这是父亲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对他们的期望。
父亲说一百年来的近代教育很多是不甚成功的，所以他要重辟一条路。他创办国际实验学校，就是要改革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培养人的完美人格，这就是他的教育目标。这一目标看似平凡普通，却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教育的根基。在国际实验学校里，他通过身教言传，传承文化，培育新人，为完成接续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宏愿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
太湖大学堂的学生们，无不深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学堂内，课间休息的孩子见到来访者，都会停下来，礼貌地点头鞠躬，然后轻声走开，秩序井然。电器开关旁，则插着写有“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请随手关灯及空调，空调开放时，请关闭门窗”的中英文双语小纸片，时刻提醒学生养成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饭厅前，则挂着一张巨大的餐桌礼仪记录表，详细地列出孩子们每日的用餐是否合乎礼仪，上面满是孩子们做的记号。学生每天起床后要习武，中午要禅定，五六年级的学生还要学习烹饪、野营等生活技能。他们在学校里不许用手机、电脑，也不许看电视。“太老师说用一次手机折寿一年。”“太老师”是同学们对父亲的尊称。问太湖大学堂的学生“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不但会回答当天的日期，还会说出当天的节气，以及饮食行事上应该注意什么等传统养生知识。这些都是受到父亲教育观念影响的结果。太湖大学堂的首批毕业生已经奔赴世界各地，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带着传统经典、生活技能和一颗沉稳的心，面对未来的挑战，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孩子，不仅能熟记古诗古文，还拥有驾驶独木舟、看天空辨方向、钻木取火等野外生存技能。父亲以耄耋之躯，在太湖边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地传播文明的火种。在父亲看来，这些孩子能够学有所成，便是对他最大的褒奖和安慰。
父亲百年之后，太湖大学堂陷于个人利益之争的局面。由于许多不实的误传，很多人都以为太湖大学堂是由某个人独资出钱建造的，这完全抹杀了父亲的发心，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投入。对于这样的行径，竟然还有所谓的“南老师的学生”说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不应该干预，难怪父亲曾非常清楚地说过多次，也告诉过每一个人，他是没有学生的。不过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没有子女的，所以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就必须对这件事有所担 当。
作为子女，我们的缘分自然与那些“学生”不同。我们完全能够不争不抢，也从来不会为了利益去忙碌；我们可以永远不出名，不计较这些世俗事务。但是父亲的所作所为乃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个人；而且父亲并不是出家人，依照法律，我们依法享有继承权。所以我们站出来，不是为了那些不存在的学生，而是为了能让太湖大学堂能够尽到它设立之初预想的用处，为其他愿意来此参访、学习、传承文化的人，争取他们的权益。
所幸地方政府对我们这些子女的行动还算支持，及时出面，干预把太湖大学堂私人化的行为。大学堂所在的七都镇申请将太湖大学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将其建设成一个弘扬国学文化的基地，同时，在父亲生前捐出的十八亩地上建设“老太庙文化广场”和南怀瑾纪念场馆。十几年前，七都镇政府收了三百亩地的费用，但是只给了二百八十二亩地，多年来一直未曾履行合约，最后父亲就劝政府官员把旧有的老太庙附近土地算作是补偿的十八亩地。父亲不仅捐出这十八亩地，还发动太湖大学堂同仁共襄盛举，为广场的建设捐资三百五十万元，其中有一百万是他自己的稿费。他这样做是想让吴江的老百姓有一个真正的文化典范，更是为了让后世人懂得信义的重要。
父亲为七都老太庙文化广场的题字
父亲曾说过，创办太湖大学堂不是投资，而是自己一生经营的文化事业。大学堂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华文化断层的接续，还有人类未来的祸与福。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太湖大学堂在传承和振兴中国文化方面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父亲除了创办太湖大学堂之外，还鼓励他的弟子和朋友创建书院。
二〇〇六年，李慈雄提出，准备在上海建造书院，作为将来父亲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基地。父亲欣然首肯，并将之命名为“南怀瑾书院”。次年，父亲选定浦江镇恒南路作为书院地址，恰与友谊河和三友河相邻，与书院汇通东西文化及儒、释、道三友的宗旨相呼应，颇有意趣。书院请美国著名设计师Ken Jenkins主持设计，在父亲亲自审定后，交由斯米克公司负责建造。李慈雄想把这个书院建得尽善尽美，所以工程进展有些慢，父亲在二〇一一年对李慈雄说：“慈雄啊，房屋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赶快盖好吧！不要等公路修好时，车子已跑不动了。”父亲似乎早有先见，竟一语成谶。
早在数年前，父亲对太湖大学堂的李氏家人就已经非常不满，他决定越早离开太湖越好。对于慈雄所造的书院，他一再表示关心，而且曾公开说过等书院盖好就会搬到上海去。这样的表态，就可以知道父亲对李氏家族人的不满了，后来李素美之弟还因为此事，在众人面前对李慈雄有过非常粗暴的举动。
二〇一二年八月，书院历时五年，终于竣工落成。诸事完备，李慈雄准备在十月一日至十日，请父亲来书院讲学。这时，父亲已身体欠安，掩关谢客，无法前行。但是，父亲仍然把李慈雄叫到自己屋里，对他说：“学院你先安排开始文化活动吧，待我康复后再去讲课也不迟。”
然而，这次父亲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九月底，父亲与世长辞。无奈之下，李慈雄与朋友们商量，决定将书院更名为“恒南书院”。如今，书院谨遵父亲遗训，努力发扬中华文化，并结合现代科学，专注于对身心性命的认知调御方面的研究。
除了恒南书院之外，父亲协助建立的还有王红创办的女子德慧大学堂。细说起来，这个大学堂也有一个有趣的来历。
二〇〇八年，时任欧美同学会秘书长的王红，到处寻找人来帮助同学会成员提升精神境界，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父亲身上。通过朋友介绍，她与父亲取得了联系。毕竟初识不久，她心里没有任何把握能够请来父亲给同学会上一堂人生课，但没有想到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南怀瑾“骗”人办女子学校参考资料：《南怀瑾的最后100天》第一四六至一五○页，王国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二○一四年三月第一版。）
王红带领同学会一行四十多人排好队，翘首以盼，迎接父亲的到来。父亲到了之后，并不如他们想象般那样严肃，而是一直笑嘻嘻的，十分慈祥和蔼，还和他们一起合了一张影。在合影之后，父亲带领他们走进教室，开始讲课。那堂课整整讲了一个下午，晚上父亲还请他们吃饭。
之后几年，王红一直和父亲保持着联系。二〇一二年年初，父亲在太湖大学堂举办一系列关于女性修养的讲座，让王红过来听听。父亲分别于一月七日、二月十八日、三月十七日，连续三次讲“女性的修养”，这是前所未有的。父亲引经据典，沿着中国历史的脉络，从“西周三母”太姜、太妊、太姒的母仪天下，讲到明初女词人冯小青的“愿为一滴杨枝水，洒向人间并蒂莲”的大悲情怀。他说，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母亲比哪个学校都重要；中华民族若要发展、强大，便需要女性先自立自强起来；未来的时代也需要女性站出来，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女性来统治国家，而是说女性也是社会的基本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半，要想使社会真的获得进步，便需要培养和建立女人的道德，并由此来影响男性，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与世界。父亲认为，办女校，是为了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定能四两拨千斤，使社会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发展。
父亲让王红来太湖大学堂，是因为早就想好了一件重要使命想让她去完成。第一次讲座结束的第二天，即一月八日下午，父亲就对王红说：“有件事，要你去办，我想了几十年了，一直在找这个人，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去做。”
王红一听父亲这样正式庄重地谈一件事，甚是惊异，就问他：“什么事啊？”
父亲说：“去办一个女校，叫女子家职科技艺术学校，家职就是家政的意思，但家政在大陆叫成保姆了，所以就叫家职。”
王红听了之后竟也没有多想，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吃饭时，马宏达开玩笑地告诉王红：“你不知道，这是南老师给你的一个银元宝。”
王红听得糊涂，细问之下，父亲才说了关于“银元宝”的一段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美丰银行老板康心如请川盐银行的老总吃饭。大家就说，每个人讲一个关于有钱痛苦的故事。康心如就讲，他每天都很辛苦，晚上还要打算盘算账到很晚，老婆缠了小脚，每天做女红陪他。他们隔壁是一对做豆腐的青年夫妇，每天他们一边磨豆腐，一边说笑话，一边唱歌。康太太说：“你早点休息吧，那么辛苦干吗？你看隔壁两口子，没有多少钱，过得多开心啊？”康心如说：“我马上就可以让他们不开心。”康太太吓坏了，以为丈夫要做杀人放火的事。结果呢，只见康心如用毛巾包了一个银元宝，扔到隔壁家里。然后便听见隔壁传来了惊叫，跟着便没有声音了。从此，隔壁再也没有歌声，没有欢乐了。
父亲讲完这一典故后，马宏达开玩笑说：“这下子王红你该有得愁了。”
实际上，所谓“女子家职科技艺术学校”是父亲的意思，可是好像并没有说清楚。因为父亲先前提到的是保姆工作，他知道现代的家庭非常需要好的保姆，而好的保姆如果有教养，那么就能够对下一代人产生好影响。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故事曾经讲到帝皇的乳母，也就是现在的保姆，教育、成就了好的皇帝。我猜测父亲的意思或许是因为王红在英国读过书，有可能引进英国管家训练学校的教育模式，培养出具有中国式教养的保姆。当然这只是对父亲想法的臆测，王红的理解应该是她的直觉判断，所以后来成立的不是这方面的学校。
父亲在二〇〇七年应中国银监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之邀，就金融、企业、经济、国学和传统文化等问题做过三次重要讲座。他说当初管理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日本兴起的概念，再影响了美国，然后传遍世界。到台湾的初期，不是叫管理而是叫“家政”系，后来逐步改名为行政管理系，再到管理系。那个时候，父亲也好奇，这是个什么科系，同学们告诉他，这是等同于中国的总务，管一切的事。至今为止，英国的家政管理管家们依旧在延续着他们的荣耀。
关于女校的名字，经过他们反复考虑商量，最终确定为“中华女子德慧大学堂”。之所以称之为“德慧”， 就是要从女德入手，教年轻女孩子如何成为好妻子、好母亲。“中华女子德慧大学堂”的广告词是：好女子的终身课堂。
在王红的努力下，“中华女子德慧大学堂”于二〇一二年九月正式开课。刚开始，上课地点在上海，后来便开始在全国各地轮流开展，而且女德学堂并没有固定的老师，师资力量都是来源于社会上同样有志于培养女子德行的人。
女子德慧大学堂开办以后，父亲多次说办女校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同时还向王红表示了自己的歉意。对于办女校的目的，父亲说：“我们这次办女校便是要推广这样一个教育文化，是希望女性负担起男性没有做好的工作，女人出来，把推动社会国家文明进步的责任承担起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身作则，教育好下一代。”
王红帮助父亲完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也为中国当代女性教育开创出一条崭新的路径。女子德慧大学堂一直沿着父亲最初的目的稳步前行。父亲若天上有知，定当甚感欣慰。
父亲晚年是在太湖湖畔度过的，他像一颗巨大的恒星，吸引无数的行星环绕在身边，同时又散发着无尽的光和热。他曾开玩笑地说：“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太湖边的庙港，这不就是‘太庙’吗？这里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太庙，我住的地方，是有文化的地方。”其言谬乎？正恰如其分吧。
二、桃李不言自成蹊
太湖大学堂是父亲在人生最后六年时光里讲学的主要场所，自二〇〇六年大学堂建成之后，父亲在这里举办了五十多次公开授课，而且还于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在太湖大学堂亲自主持禅七。
二〇〇九年六月，魏承思先生受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之邀，进行题为“禅与人生”的演讲。有趣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魏先生刚好也曾以这一题目在复旦大学进行演讲，于是他便按照父亲的指示，以唐朝王播的两首诗作为开场白：“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演讲很是成功，结束后，听众们依旧不愿离去。他们希望能够到太湖大学堂学习禅修。魏先生向父亲说起此事后，父亲说：“如果他们答应三个条件：一、禅修七日每天坚持坐禅九支香；二、七日内专心禅修，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同外界联系，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三、吃素七日。那么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魏先生转达了父亲的条件后，复旦大学的学生们当即表示一定遵守。
九月十三日，一百多人来到太湖大学堂进行禅修。父亲虽已年过九旬，依旧不辞辛劳，每日从早到晚在禅堂中亲自带领大家修禅，耐心地观察每个人的神态，不厌其烦地纠正大家的姿势，学员们休息时，父亲也不放松，而是端坐于前，为大家讲法开示。禅七第一天，父亲播放了两段录像，一段是在中国寺院里，僧人们歪歪扭扭地修禅打坐的场景；另一段是日本寺庙，其中打坐的僧人无不坐如磐石，气宇轩昂。看到如此鲜明的对比，在场之人皆羞愧不已。父亲痛心地说：“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说到悲切处，父亲竟是老泪纵横，学员们见此情景，无不为之动容。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亲自带领大家打七。或许正是因为深感文化传承大任的紧迫，父亲虽已是九十岁高龄，却并未闲适地颐养天年，而是依旧在讲台上、言行中、谈笑间诲人不倦。不只是他的学术和思想令人豁然开朗，便是身为九旬老人依旧不辞辛劳地传递薪火一事，就可让无数听众从中获益。
每次公开授课，来自世界各地的求学者就会齐聚太湖大学堂。六年来，有数千名中外学生聆听过父亲精彩纷呈的演讲。每次公开授课，讲授内容都各有不同，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从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到当代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从中国传统文化到现当代经济管理学、大众传播学、金融监督，从现代工商到人文管理，从中学西用到新旧文化企业家的反思，从中国古典到中医科学，从当代教育问题到女子德慧修养，从佛学经典到儒家思想等，包罗万象。所讲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同时教化男女老少、中西精英、三教九流。每场演讲，父亲都没有一本正经地死板说教，即使是对于以严正著称的儒家思想和佛学知识，父亲也是以他的智慧通达，用一种幽默风趣的风格来讲述，使来自不同国度、种族、年龄、职业、性别的听众都如沐春风，深受启迪。许多听过父亲公开授课的学生都说，父亲的讲座，“一次聆听，终身受用”。
公开授课是父亲向大众普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通俗方式，每次都会带来很大的轰动。在公开授课之外，父亲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拜访者。在晚上的茶叙时间，父亲隔三差五地会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讲上一个多小时的课。这些课是类似于拉家常式的谈话。父亲会根据来访者的具体情况随时调整讲课内容。他从来不备课，每次都能娓娓道来，引经据典，随意自然，老妪能解，宛若香山居士（白居易）再世。
父亲在太湖的讲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莫不如此。
父亲的言传身教不仅表现在大学堂的讲座以及平日与朋友或来访者的言谈之间，他还经常身体力行，带领学生为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人才，并积极建言献策，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民族文化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从而引起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忧与关注。例如，父亲长期支持希望工程；支持设立光华教育基金会，并帮助改进了大陆三十多所大学的教育；资助在北京成立的桂馨慈善基金会，成立“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来鼓励乡村教师；支持厦门大学培养中医人才；支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养新闻人才；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培养秘书人才；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支持江西宜丰“东方禅文化园”建设，捐建八十余尊罗汉雕塑；支持上海道生医疗科技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发中医数字化“四诊仪”的研发与应用。此外，父亲还派古道法师支持禅宗曹洞宗的传承，帮助他们培养本宗人才，重建洞山祖庭。父亲的这些行动影响的不仅是大学堂中的一小部分人，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父亲身体力行，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无尽的心血，也培养教化并影响了无数的人。
曾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化学、物理学家，在分子局域模振动、单分子化学等国际科学前沿领域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他主持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称为“中国高教改革试验田”，他本人也被誉为“教育改革路上的独舞者”“中国高校改革第一人”“一位走在中国教育改革最前沿的教育家”。乍看来，朱清时先生和父亲研究的领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之处，但是机缘巧合，与父亲的一次会谈，竟然让朱先生的研究领域得到突破性的扩展。
二〇〇四年，朱清时校长来访。见面时，朱先生自报家门。父亲当时马上念出了唐代杜牧的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朱先生十分佩服，说：“我见了那么多人，极少有人能把我名字的出处讲出来的。”两人相见恨晚，当下即结为挚友，引为忘年至交。
是年七月，太湖大学堂尚未建成，朱清时先生当时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他代表中国科技大学和父亲合作，举办了一个以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历时十天，主要讨论佛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其间父亲讲了许多唯识学的理论，这对朱先生触动很大。会议结束后，朱先生十分认真地说：“我现在发现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把自然科学和佛学加以比较，吸收佛学等传统文化，来开辟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同时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佛学道理，来启迪新的思维。”朱先生通过探索科学和禅学的关系，认为现代物理主流学说与佛家思想存在密切的关联。二〇〇九年，朱清时先生在世界佛学论坛上发表了《物理学步入禅境》的演讲。
朱清时先生还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提出禅定十分有利于科学家突破创新。他说：“一个彻底的科学家，到了一定程度，都会发现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人类只是生物进化的一个阶段。科学家要想办法突破这个局限，首先必须提高大脑的感知和认识的能力，而佛法能够让人在禅定的状态下安静地思考，这个状态下大脑就成了超导体，能够感知很多新的东西。这种时候，最有可能产生突破性的思想与发现。”
父亲去世之后，在一个纪念父亲的论坛上，朱清时先生又发表了“量子意识”的新观点。他从量子力学的角度，发现粒子活动会产生一种量子意识。他以这一现代物理学的新成就来证明佛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心物一元”——物质世界和人的意识是一回事，而非二元对立。朱先生提出量子意识论，打破了长久以来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者间的界限，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经过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心可转物”这个佛学中的重要思想，已在量子意识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朱清时先生是难得一遇的科学家，他的科学发现自有因由。朱先生也是谦谦君子，对父亲十分尊重，许是在与父亲深入交流佛学禅意的过程中，父亲的思想与修为对他有所启发。所以朱先生曾谦虚地说：“南怀瑾是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最精深、知识最渊博的人，他是我的老师。”父亲对朱先生也十分尊重，虽较朱先生年长近三十岁，却也从不以老师自居。如果他们能早些相识，看到朱先生是个如此有学习精神的年轻人，父亲也许会破例，收下这位高足的。朱先生的夫人谭廉志女士，在佛法上的了解也是不遑多让的，也算是一对神仙眷侣。
不过用科学来看佛法，了解的只是一部分佛家的基础理论，并不是佛法的真实本体，许多人在这个科学认证佛学的过程中，过度兴奋于另一个假有，往往又走上了一个不自觉的法执，这是真正修行人必须注意的。现在的理论物理、天文和心理学，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学的影响，其所谈的内容已经回归到理论，然后再努力依照理论，利用各种手段来证明理论的真实。若是无法验证理论的真实性，科学家就会调整手段，直到验证出来为止。
言归正传。父亲虽从不收徒，但他讲学传道几十年，影响过的人不可胜数。这些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实践、传承、宣扬、传播着父亲的精神。父亲一生的心血没有白费，无数受他影响的人正在为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努力，为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上海斯米克集团董事长李慈雄先生是父亲的常随弟子，他在父亲推行各种善业的过程中出了很多力，捐了不少款，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太湖大学堂建成之后，李慈雄就成了大学堂的常客，每天只要没有重大事情，他都会从上海赶到这里，与父亲共进晚餐。这让他的家人略有微言，好在其家人也自小就视父亲为父辈，与我们子女算是世交，对国学的专注也是从小培养的，也就不会在意过多了。
大学堂的宿舍以类似禅房的设备铺设，每一间住房的陈设都很简单。房间内基本不设卫生间，淋浴和卫生间都是共享的。床铺比一般的略窄，是木板床加被褥，比一般住家的床硬。房间没有空调，可是窗户都有纱窗，晚上可以放下蚊帐防蚊。屋内是没有电话的，一切的联络与需求都要到前台办理。初期，慈雄每次饭后，就在一间来宾的房间内静坐修行；后来干脆直接住到禅堂的通铺去了，这就是他发心修持的努力。他在闭目修行时，没有人会在意他的社会身份——中国建筑界的“地砖之王”。在父亲的学堂，除去少数锱铢必较的人自认是大学堂的拥有者外，大家人人平等，没有人不是去修行的。
当初，李慈雄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父亲在美国时，他正好在世界银行工作，职位很高，薪资丰厚。父亲却对他说：“我看了美国，不行，遇到问题第一个开除的，一定是东方人，而且是中国人。你赶快辞掉，在你巅峰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辞掉，回大陆去。”父亲之所以想让李慈雄到大陆发展，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人才极为匮乏，尤其是像李慈雄这种经济领域的精英更是屈指可数，如果他能回到大陆，在上海闯荡出一番事业，势必会带动一批海外人才归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李慈雄的岳父曾经是反共主将——当时台湾的“政治部主任”萧政之，这无疑令其在大陆的发展困难重重。不过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按照父亲的建议，辞去了世界银行的高薪工作，卖掉别墅毅然回上海，白手起家，一手创建了斯米克集团。
李慈雄离开美国前往上海的时候，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经商的秘诀就是诚实、信用，并且让他把这个理念带到大陆。父亲还送给他四个字——“胆识”和“器量”，并说：“你出去做事，如果没有对事情的真知灼见，不够深入，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只有有真正的见解，深入，高瞻远瞩，才会有真正的胆识。”而后又补充道：“一个人的成就，除了胆识之外，更关键的取决于他的器量。”在父亲的劝勉下，经过多年的打拼，现在李慈雄已经成为中国商界名副其实的“地砖之王”。李慈雄常说，原来他拜师是为学佛，但父亲偏偏让他研读《史记·货殖列传》，他现在取得的商业成绩，或许早在父亲的预料之中。
但是慈雄的成就不只是商业上的，他从大学时代便开始学习中华文化，跟随父亲长达三十多年，而且是少数能够做到“依教奉行”的学生。他不单对父亲恭敬如自己的亲长，而且学习也非常努力，对父亲的教导和要求，从来没有怨言，只是尽力去做。当年他听从父亲的建议，毅然决然地回国，正是他的魄力和远见创造了今日的辉煌。许多其他的人可能也听过父亲的劝告，却没有依教奉行，反而失去了参与大陆建设的大好机会。与许多人不同的是，慈雄并非单身归国，而是举家返国。单身回国的，主要是来看看自己能在中国得到些什么；但是举家返国，就是义无反顾地回来贡献了。他的内心也一直有着一个中国读书人的理想，就是为这个民族做点什么。在那个全世界的投资者纷纷退出大陆的时候，他举家归国，正是出于无比的信念与爱国的情怀，我不得不再次赞叹慈雄对父亲、对民族、对文化的信念。也要赞叹他的夫人肖女士，她支持慈雄举家返国的决定，也是一位标准的女中豪 杰。
父亲还有一个有名的学生，还是一名洋学生，他就是彼得·圣吉。彼得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被誉为现代管理学大师，他的专著《第五项修炼》曾轰动西方管理界，并被奉为经典。中国近年来提倡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等概念，就出自他。
一九九五年，一直十分仰慕父亲的彼得前来拜访父亲，向他请教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以及如何解决当前科学发展的局限。出乎他的意料，父亲并没有讲太多高深的道理，而是让他每天花一小时坐禅，还介绍了《大学》《中庸》《管子》三部中国经典让他认真修习，并告诉他这是指导个人修身正心、立身处世的宝典，人类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也在其中得以体现。而通过研读这些经典，使自然科学与人文哲学相结合，使西方的思想与东方的学问相结合，才有可能拯救人类所面临的现代文明的危机，解决这一时代的根本问题。在学习了这些经典后，彼得深受启发，认为自己真正找到了东方文化的老师。从此以后，他每年都来向父亲求教，并多次率领管理层的团队来聆听父亲授课，从中获得了扎实的收获与心性的成长，他带来的学者们，也从父亲涵盖广泛的讲述中，找到了许多契合管理学发展的内容。
父亲辞世后，他特地从美国赶来大学堂悼念父亲，并表示自己一定要让西方，甚至整个世界了解父亲的学问和著述。他说，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精神财富，对于西方甚至全世界都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世界和人类正值生死攸关之际，正需要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思想。就拿管理学来说，如果只是寄托于规则和利益来控制别人，进行管理，而不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内心观照和各自的修养为立足之本，就不是真正好的管理。回美国前，彼得表示，自己回国后要立即着手组织人手翻译父亲近年来的演讲内容，包括《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和《原本大学微言》等，并将其出版成小册子，尽快送到美、英和欧洲主要国家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等精英人才手中，让他们都能了解父亲提出的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危机的方案，并从中学习和体认东方智慧。
基辛格事务所的副总裁雷蒙（Joshua C. Ramo），也曾深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甚至“雷蒙”这个名字，也曾经由父亲修改。
一天，雷蒙和许多拜访者一样，围坐在太湖大学堂的餐桌前，一边吃饭，一边同父亲讨论。在讨论结束、准备离席时，父亲突然转头对雷蒙说：“雷蒙是一个好名字，谁给你起的名字？”雷蒙以为父亲听错了，便恭敬地纠正道：“实际上我的名字是雷默。”并解释说，“雷默”和他英文名字的发音相近，且反映了“雷声”和“沉默”这两个对立统一的概念。父亲听后便立刻说：“你这不是对立统一，是矛盾。两个都不是，不可能有沉默的雷声嘛，也不可能有雷鸣般的沉默，这对你是个阻碍。你应该叫雷蒙。”
雷蒙听完此语，虽是一头雾水，但也受命奉行。随着跟从父亲学习的时日渐久，他慢慢体会到，父亲当时并非只和他讲名字，而是要他懂得“正名”这一中国哲学中最基础的概念。《论语·子路》中便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之语。很多时候，一个名字不仅仅是个标签或代称，也反映出了一个人待人接物的思维和态度，从而影响其命运。父亲总是能够通过那些纷乱的符号，看透事物的本质。
后来父亲与雷蒙一起吃饭时，每次大家讨论问题，他都会不断向雷蒙追问他的名字的意义及内涵。他追问的并非某个单词的表面含义，也不是西方语言哲学中所谓的概念的精确，因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的符号，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精确。父亲所追求的那种精确，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内蕴的精确，这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达的。而父亲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和见微知著的思想，无疑令雷蒙获益匪浅。
当然像彼得和雷蒙这样的外国学生，父亲一直都有。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有美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来到父亲的学门。一般到中国只是学武术或是语言的外国人，大多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能对中华文化真正下功夫研究的，他们本身也需要有与之相当的知识学问，所以才会想要了解为什么这个民族可以断而不绝，存而不灭。有趣的是，以往的外国学生，也有成为教授的，或是外交人员的；但是他们对佛学的修持，至今仍在不断精进，也有翻译过父亲书的，也有继续来中国与父亲的法弟子们修行的，但他们一般都很低调，不会为了名利而去做事。
二〇一一年中秋，身居太湖大学堂的父亲收到一张礼单。礼单上赫然写着：呈送人，正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南存辉。南存辉自己在安吉九亩山上种了些有机蔬菜瓜果，趁着中秋佳节，摘了一些给父亲送来，还列了一个小清单。父亲认真地看了看礼单，说南存辉是自己看到的第一个会用礼单的人。父亲十分高兴，当场送给他一尊佛像作为回礼。南存辉开始并不明白为何一张列满了蔬菜瓜果的礼单能让父亲那么高兴，后来父亲告诉他，现在的中国人虽然依旧流行送礼，却已没人写礼单了，每次面对一大堆礼物，都不知道哪些是谁送的，想回礼都没有办法，自己每次都对此大为头痛，无可奈何。古人每次送礼物都会附上礼单，礼单上清清楚楚地写了礼物名称、件数、送礼人的姓名等。这是中国古时礼仪文化的一部分，可是现在的人为了图方便，把这一传统丢了。南存辉这时才明白，正是因为父亲在他这个晚辈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所以才会那么高兴。南存辉无意之中得到表扬，此后，更时刻提醒自己要注意传统礼节。
这位南存辉与我们南家算是同宗同村，因为父亲早年便离开大陆去往台湾，后又在世界各地游学，所以之前他们并不相识。一次偶然的机会，南存辉陪同乐清市的一个领导去香港拜访父亲。此前南存辉已读过父亲的《论语别裁》，很是受益，现在有缘得见作者本人，心中自是激动万分。见面之后，父亲见南存辉还挺年轻，又听说他是乡里的同宗子弟，久在异乡的父亲乍闻乡音，自是欣喜万分，就要南存辉叫自己“爷爷”。之后，他们便叙起了家常。交谈结束时，父亲特意交代：“以后到香港来，晚上七点回家吃饭，不用在外面吃。自家人，不必客气。”他完全把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当成自家人来看待。
第二天回到温州，南存辉收到父亲发来的一份传真：“昨晚很高兴，忘了排辈分，我比你父亲年长，你可称我伯父。”按南氏族谱字辈“嗣元应德光，常存君子道”的排序，南存辉是“存”字辈，与我同辈分而已，父亲谱名讳常泰，属“常”字辈，比他大一辈，故而南存辉当称父亲为伯父。
二〇〇六年太湖大学堂建成后，南存辉多次来大学堂探望父亲。后来南存辉因为自己的父亲去世，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来大学堂。两年之后，南存辉再来拜见父亲，父亲一见面就责备他过了这么久才来看望自己。南存辉解释后，父亲这才知道缘故，原先责备的语气瞬间消失。父亲让南存辉坐下，突然问他几岁了。南存辉答：“四十五岁。”父亲的语气又瞬间变得严厉起来：“四十多岁，正好学习，过了这个年龄就学不进了，迟了！”父亲认为一个人研修学习打坐最晚要在四十八岁之前，再年长些，想要学习就会非常困难辛苦。受到一番责备之后，南存辉开始正式跟着父亲学习研修。
二〇〇九年底，正泰电器即将上市，南存辉和公司董事会班子都在忙着准备公司的上市路演答辩。就在上市过会前的一个星期，父亲亲自给南存辉打电话，要他参加自己在太湖大学堂“南禅七日”的开课，为期一周。父亲要求，在此期间必须切断与外界的全部联系，不能用手机，不能会客，不能请假，放下一切，静心潜修。电话里，父亲特别强调：“做不到，不用来！”
南存辉接完电话后，很是为难。证监会没有请假的先例，如果错过路演答辩，正泰的上市势必会受到影响。然而此时父亲已是九十高龄，如果错过此次授课，可能就很难再有这个机会了。思量再三，南存辉向董事会做了说明，董事会也很是理解，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向证监部门申请推迟过会时间。
在这七天的研修里，南存辉将公司所有事情全部委托给各位副总，自己则不参与任何事务，心无旁骛地修习禅法。七天后，他以经过调整的身心，带领董事会班子赴北京进行路演答辩，很快，正泰电器便顺利过会，成功上市了。
南存辉还曾向父亲报告说，在乐清家乡的宗亲想修一下宗墓，有人提议把周边的无主坟墓平掉，把新近入土的坟墓迁走。父亲听了连连摇手，说道：“地上拆迁已经够遭罪了，不能再搞二茬罪，死人入土为安，死人世界是平等的，有钱人没钱人都是死，不要再分三六九等了，我们的宗姓要与外姓和谐相处，都迁走了太冷清，要修就大家一起修才是。”
二〇一〇年，南存辉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因着凉而头痛，到了欧洲后再加上时差原因，休息不好，更是头痛欲裂。他去过卢森堡、德国的不少著名医院，医生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就让他吃止痛药，可是没效果。无奈之下，他发短信向父亲求助。父亲回信：“要命，速回！”南存辉听从父亲的要求，提前结束行程回国。当他出现在太湖大学堂时，父亲欣喜地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随即颤巍巍地从长衫斜襟里掏出一瓶药，吩咐他赶紧服下；又拿来帽子、围巾，将南存辉捂得紧紧的，再拿一件高领棉袄给他穿上。“你现在开始，哪里都不允许去，老老实实在这里住几天，好了再走。”父亲说完，又给他推拿、放血。
父亲“治疗”完毕，又问：“现在知道命重要吧，该放下了吧。什么时候回来学习？”南存辉答：“事情交代好就回来。”父亲一听，很是高兴：“交代好就来啊。”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南存辉还是没能“放下”一切，回来静心学习。因此，父亲多次批评他“财迷”。虽然如此，在跟随父亲学习之后，南存辉还是获得了很多教益。自从跟随父亲学习了打坐修禅之后，南存辉学会了调理身体，精力自然比之前好了很多。后来我也数次见过南存辉本人，却依然感觉他就是个商人，在心性上并无太多的改善。
受父亲影响的还有许多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再介绍一些父亲关于经商与管理方面的思想观念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们是父亲留下来的重要精神财富。
父亲在学术研究上向来重视古为今用，而且往往另辟蹊径，比如《资治通鉴》本是为帝王讲解治国之道，父亲却推荐李慈雄等从商的弟子学习，并让大家结合实际进行讨论。父亲说，管理一个企业，和治理一个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假如懂得了《资治通鉴》里那些帝王的用人之道，以及人臣将相间的应对之术，就可“治大国若烹小鲜”，游刃有余了。
父亲讲，“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太平盛世，这与当时的统治者“内用黄老，外施儒术”的治国方略密不可分。历代君王治国，都要懂得“外圆内方”的黄老之术。假如一个人为人处世处处棱角分明，走到哪里都磕磕碰碰，那么一定会受人打压，空有一身抱负而无处施展，所以为人外在要圆，而内方则是指待人接物要讲原则有底线。做企业同样如此，既要灵活机变，积极适应市场和社会需求，主动调整计划方案，更要坚持原则和底线，坚持公司的大方向和大战略，承担起应负的社会和历史责任。
父亲认为，赚钱虽难，但用钱更难。如果在饮食男女等低层次的享乐上肆意放纵心欲，胡乱挥霍，那算不上会用钱，只有用钱来做好事，才是真的会用钱。做好事，也不是向穷人撒一把钱就可以的，而要讲求机缘，有时甚至还要水磨工夫。在一次演讲中，他讲到，布施有两种，一种是钱财的布施，另一种是智慧的布施。他还改编了范仲淹的一首诗，以警示在商海浮沉之辈：
世事循环望九州，前人财产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父亲曾在面对民营企业家的讲座中说：“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指数很低，辛苦指数很高，发财了不幸福，发达了不快乐，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中午还要盯牢创业板。追求目标物质化，其实是文化贫乏，中国的市场经济如果缺少文化干预，缺少文明指引，就成了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他希望企业家不要过分追求财富，而要有责任担当。他认为：“现在绝大多数人做的不是事业，他们只知道赚钱。中国文化对‘事业’的定义很艰深，《易经》有云，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像现在随便开个公司赚点钱，那只能算作职业。真正的事业，是为‘天下之民’的利益干的，否则都是职业而已。因此我们为何要修炼？为何要反思？我们就是要追求并非只为了生活，而要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东西。”
父亲说，儒、释、道三家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国将来要想兴旺，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商人要认真做企业，也要想着如何善用自己和企业的力量，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好，继承好。
父亲劝从商的弟子们更要淡泊名利，这样才不会行恶事，也不会为恶人所骗。父亲在讲“老子他说”时曾讲到，白居易既学佛，也学道，按照道家的思想来修养人生，所以他能享乐一辈子，老了仍然在享福，真是不枉“乐天”的名号。白居易在读《老子》后，曾经写下一首七律：“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谁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父亲加以引申阐释说：“人生的遭遇，得失成败、吉凶祸福都自有缘由，何必用那么多的负担来困扰自己呢？如果想不开，想不通，那就会产生各种忧虑哀愁。”父亲以此劝大家，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否则就会像吃多了匏瓜，最后肠胃也会受不了的。
父亲还常举明末清初《解人颐》一书中的一首诗，来说明人的欲壑难填，是产生患祸的根源：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
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父亲解释说：“人的需索是无止境的，追求目标的同时也要有所节制，不要让自己的心被欲望所禁锢，无法自拔。”
上述粗疏点滴，不足以表达父亲日常言传身教之万一。而今我把它们记录下来，无非是想借此向大家说明：父亲的众多弟子中，确有不少名商巨贾，然而父亲对他们的教授、指点和关心，与对其他弟子并无二致。不过“富贵修行难”，虽然父亲对他们愿意付出心力，但是这些商贾人士仅有极为少数的能够不为物欲所惑，多数的依旧是身不由己，随着磨盘打转而已。
在父亲身旁，听过课，却觉不对门路，后来去依赖别的宗教者，有之；学习别派的法门者，有之；回过头来批评父亲者，亦有之。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所有的缘分，都是双向的，是当下的，是需要智慧的，如果缘分不足，那么赶快去学能够让自己生慧的方法，也就是了。在学习一事上，必须按照个人的能力，一步一步学，超过智慧的学习，就像对小学生讲博士生的课，课业本身并没有对错，但是对象必定是不适合的。
莫说是父亲的学生，便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未必能恰当地领悟父亲的教诲。从他对我弟弟国熙的接引中，便可见他对我们的良苦用心。
父亲对弟弟的脾气个性极为了解，所用的教导方式也更为激烈而直接。有一次国熙去探望父亲，父亲对众人说：“这个是我孩子，读了西点军校，有学位，无学问。”弟弟当时便瞠目结舌，被这一杀威棒打得满眼金星，绝不输于禅七的香板。
然而父亲对国熙的关心远远超过弟弟自己所能了解的。后来弟弟加入基金管理企业，父亲曾打电话给他，劈头就问他在做什么。弟弟回答：“在做基金管理。”父亲又问：“做基金管理又如何？”弟弟答道：“这个行业让我认识很多有钱人。”父亲再问：“认识很多有钱人又怎样？”弟弟道：“我可以赚很多钱。”父亲接着问：“那你赚很多钱以后又怎样？”这句话问得弟弟哑口无言，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于是父亲接引他道：“儿子，你是一个没有人生观的人，你还不如去讨饭算了，讨饭也可以活一辈子。”说完便把电话挂了。
后来听到弟弟说起此事，我不由得感慨万千。父亲关心的不是生命，而是慧命；不是生存，而是存在。父亲是为启发大众智慧而生的，自己的儿子既是亲因缘，又是增上缘，自然要设法点化。父亲用如此禅门宗风的手法接引国熙，是我从不知道的。我告诉他，希望他有一天会了解父亲对他的爱有如此之深。
我还和他说起另一件事。几年前，我去太湖大学堂探望父亲，父亲把我单独叫到房内谈心，这还是比较少见的。他对我说：“如果你弟弟将来修行，他的成就会比你好。”听闻此言，我很是感动，原来父亲一直在关怀国熙的慧命，还主动让我不要只顾自修，还需留心弟弟将来的成就。于是我告诉父亲，我一定会从旁助其入道的。其实自二〇〇五年来，我就发愿修行，人我无二，父亲既出此言，我自会受教奉行。
除了感动外，我还心生大喜悦。因为父亲之言，表明弟弟可以入道，只是机缘尚未成熟。其实国熙素来心善，却常常一场心火烧掉了功德林。他对我们家族中人，无论亲疏远近、辈分高低，几乎都能做到有求必应，甚至会主动帮忙。父亲之所以对弟弟如此用心，也是知道他有善念，有气魄，有顽强的执行力，不服输，这些都是修行人所需要的个性。只是我辈愚钝，经父亲如此接引，还未能完全领悟他的深意。
有人说，怀瑾先生府上“往来无白丁”，这是对父亲极大的误解，父亲实际上与不同层次的人都有往来沟通。父亲一生与政治的关系，大概可以归结为他自己说的“只买票不入场”，他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父亲一生未在政界中担任要职，但是他并不避讳与政界人物来往，而且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影响着政界中的人物，仍然秉承劝行仁政的宗旨。父亲在台湾时给政治高层讲课，在香港搭桥促使两岸会谈，这无不体现了他“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三、天南海北故人来
在父亲近百年的人生旅程之中，袁太老师焕仙先生对父亲的佛学修养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与袁太老师结缘，是父亲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从此他的人生之路彻底改变了。
不过，袁太老师对父亲的影响不仅限于禅宗方面，他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也时时不忘对当时年少自负的父亲进行开导和教育。据卞毓方先生回忆，当年父亲在中央军校学习，闲暇之时曾拜商衍鎏为师，学习古文诗词。商衍鎏是清末的探花，担任过翰林院编修，文章、诗词、书法均有很深的造诣。在跟随商衍鎏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父亲感觉自己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于是就选了一篇自己认为字字珠玑的文章让老师看。商衍鎏把文章看了一遍，只是微笑着不停点头。父亲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如果这篇文章在科举考试之中，老师觉得能考上吗？”商衍鎏一听就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就说：“没问题，没问题，凭这个水平，不说举人，考个进士都不成问题。”父亲一听，心里美滋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自己的文章颇为自负。
后来父亲上了灵岩山，追随袁太老师。在学禅之余，父亲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章写作。之前的文章已经得到了商衍鎏先生的赞许，父亲觉得自己经过这一段时间肯定又有所长进，所以又选了一篇自己认为水平不错的文章请袁太老师指教。袁太老师接过，大眼一扫，扔到一边，不管不问，没有一句评语。父亲满脸的惶惑，不知道袁太老师到底什么意思，也不敢细问。
过了几天之后，一心想求得老师认可的父亲又拿了一篇文章去请袁太老师指教。结果和上次一模一样。父亲这次再也忍不住了，就恭敬地请问袁太老师到底怎么样。袁太老师扫了一眼旁边的父亲，不屑一顾地说：“就这水平，还配写文章。”
父亲很不服气：“老师，之前商衍鎏先生还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呢。”
袁太老师把胡子一抹，冷笑一声：“这事我听说过，你还真拿他的客套话当真啊？我问你，《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
父亲回答：“读过，不仅读过还能背呢。”
袁太老师说：“能背就真正懂了吗？”
听袁太老师这样反问，父亲连说不敢。
袁太老师说：“回去，给我读上一百遍，读完再来见我，我再告诉你。”
父亲只好听命回去把这篇文章找来重新读。父亲不知道袁太老师到底有什么想法，但还是规规矩矩连着读了三五遍。突然，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油然而生，之前书中很多不是很通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同时也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父亲大喜，真的就读了一百遍，然后去找袁太老师讲自己读书悟出的道理。袁太老师微微一笑说：“不需再讲了，我相信你懂了，这样读书才能掌握历史文化的精髓，然后写出的文章才能独具慧眼。”父亲日后的学问和文章的造诣，与袁太老师最初的当头棒喝是分不开的。
袁太老师不仅是一代佛门宗师，在文学和戏剧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他虽常年参与军政，然而并未因此而消磨掉自己不凡的才情，他曾以《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故事为原型，写了个川剧剧本《醉后之光》，豪气干云，文采斐然。
父亲说，当时灌县有位叫作师竹君的老先生，是当地有名的耆宿，一九一五年，他曾和申介屏、官玉章、贾克卿以及袁太老师等人共同参与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回到灌县后，师竹君当了县城里袍哥的舵把子，并在南街开设了灌县最早的公堂（川剧堂子）“石公堂”。这家公堂办得风生水起，远近闻名，甚至成都府中也有不少人知道它的名头。师竹君常常在锣鼓喧天中登台献唱，好不悠游自在，也常去灵岩山与袁太老师及父亲相会。
一九四二年秋天的某日，袁太老师在灵岩寺中摆下素筵，邀请师竹君一道，在秋水长天间把酒临风，慷慨悲歌，击节演唱《醉后之光》：“开大步，迈出了天王宝殿，三门外，铺遍了锦绣江山。碧澄澄，江天高，晴空如练，风洒洒，过桥西，夹道楩楠。近溪头，水清浅，游鱼出现，池塘内，浮睡鸭，交颈而眠。望广陌田畴片片，耸高林，红叶翩翩，木落惊秋鹰眼乱，猿猴戏树打秋千。行上了山垭越岩畔，衰草如茵，石若磐，就磐石放下了身心一片……”师竹君虽已年过古稀，唱腔依旧潇洒清逸，绕梁不绝，激扬顿挫，字正腔圆。父亲后来回忆，当时他和杨光岱、释通宽等在座之人，无不听得“如醉如痴，如万壑鸣风，如银河泻影，如游钧天，如一切，总如而总不如”。说到这里，父亲还当即扣案唱道：“佛座拈花余贝叶，樽前含笑看人头（哇）。琴剑埋光易，英雄寂寞难，西风黄叶交乱，等闲吹过了十二栏 杆……”
“琴剑埋光易，英雄寂寞难”不仅是父亲对袁太老师所作的川剧《醉后之光》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对袁太老师以及他自己一生的慨叹。
一九四七年，父亲与袁太老师在成都告别。一九四九年春，父亲迫于时局，辞别家乡，只身赴台，从此与袁太老师天各一方。但是，老师的教导之恩，让父亲一直铭记于心。无论身在台湾，还是旅居美国，父亲无一时不惦念他的老师。可惜囿于彼时时局特殊，音信了无，父亲虽通过各种渠道，极力打听袁太老师下落，然终皆无果，无奈之下，父亲唯有将满腔思念化作缕缕诗情，聊表自己对老师的一番心意。
在台湾时，父亲常常因思念袁太老师而夜不能眠，于是在一个个冷僻孤寂的夜里，写了不少怀念袁太老师的诗，如《无题》：
又是春回二月天，百花供养住三禅。
灵山万里归初地，虚室祥光照大千。
还有另一首《无题》是这样写的：
事业名山道不穷，更无妄想念真空。
只缘一会灵山后，犹堕慈悲烦恼中。
而父亲在与友人交谈时，当谈到与袁太老师有关的事，他也往往会触景生情，牵起对袁太老师的丝丝牵挂。有一天，父亲的某位客人来拜访父亲，他们交谈时，不知不觉就谈到了国际形势。当时，父亲就被那位客人的一席话触动了，他又回忆起了恩师袁焕仙曾经说过的“处处人呼癸，山山鹿养茸”之句，于是有感而发，遂为一绝句云：
江山犹是霸才空，何处林泉鹿养茸。
呼癸万方多难日，为谁独步妙高峰。
随后，父亲开始尝试着以书信方式与亲人和故交联络。当时父亲已逾花甲之年，仍不遗余力地打听着老师的下落，他写信给张怀恕女士，希望她能帮忙打听老师袁焕仙的下落。张怀恕是五通桥人，她曾经参加过四川第一次县长考试。虽然张怀恕没有考第一名，但是也考上了，后来做了某县教育局局长。当年父亲从峨眉山闭关下来，找不到去处，有半年多时间就住在张怀恕家里，她家里有《古今图书集成》等很多书籍，对于嗜书如命的父亲来说，这是莫大的恩赐，于是父亲就在她家里一边住，一边看书，学到了不少知识，还认识了她正在读高中的女儿秦敏初。可见，父亲与张怀恕女士也是有着十分深厚的情谊的，而且张怀恕女士一直在四川，可能对袁太老师的行踪有更多的了解，父亲便想到希望她能帮忙打听一下恩师及各位老朋友的下落。
父亲将信发出去后，便日日盼望着收到回信。岂料，近半年过去了，连半点消息都没有。就在父亲又感到要无果而终时，竟意外收到张怀恕女儿秦敏初的回信，她在信中说到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而且家庭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住址了。之所以这么久才回信，是因为她刚收到信。原来父亲写的收信人的地址，是他凭记忆写出的以前自己在四川时张怀恕家的地址。这么多年过去了，张怀恕一家也多次搬家，自然不是以前那个住址了。不过，父亲的信最终还能送达，不得不感谢那位极其负责任的成都邮政工作人员，要不是他经过五六个月的辗转查访，父亲怕是又要失望了。要不是邮差的认真负责，父亲不知要多久才能再次获得蜀中朋友的音信。多年以来，父亲一直深深记着这个素不相识、不知姓名的邮差，一直感谢着他的负责。
话说当时秦敏初收到父亲的信后，非常高兴，毕竟是几十年不见的老友了，她十分乐意帮父亲的忙，就立即帮父亲打听很多老朋友的消息。
秦敏初女士不负父亲所望，很快就打听到了他恩师及一些老友的消息。她告诉父亲，袁太老师在父亲离开两年后左右，即新中国成立后，便不在灵岩寺了，而是回老家休养。那些慕名前去拜访他的人不在少数，袁太老师也一一为他们解惑。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袁太老师溘然圆寂，享年八十。袁太老师生平所写的日记数百册，诗、文、词及楹联千百章，皆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散失，而父亲他们整理的袁太老师的著作和问答集——《维摩精舍丛书》，也遭到了破坏。其第一函雕版亦毁，第二函尚未及汇刻。父亲听后十分痛心，为了能及时保留住老师的心血，父亲便以手中留存的原《维摩精舍丛书》第一函为母本，在台湾重印于世。而现所见到的所谓《维摩精舍丛书》第二函，是由冯学成先生收集资料编辑成书的。
秦敏初女士不仅打听到了父亲的恩师袁焕仙的情况，还打听到了其他许多老友的联系方式，通过这些联系方式，父亲先后联系到了最好的朋友杨光岱和维摩精舍同学邓岳高、李绪恢、傅渊希等。得到了这些好友的消息后，父亲自是十分高兴，但是苦于自己已年老体衰，不能亲自去拜访他们。于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蜀中友人的想念，父亲就每年都从美国和香港汇款给秦敏初，希望她能代表自己，于端午、中秋、春节等时节去看望和拜访朋友，包括袁太老师的三位太太和他的女儿袁淑平等人，给他们一定的资助。同时父亲也资助贾题韬等人，十多年来，都未曾中断。直至近年，蜀中友人集体商议请父亲不要再寄钱了方止。
父亲虽已逾古稀之年，门下弟子学生甚众，自己也已名动四海，但始终不忘尊师重教，自成都一别恩师后，便无时无刻不感念恩师对他的照顾和教导。因为袁太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去世，当时社会动荡，于是他的骨灰便没有被好好地安葬，直至当时，他埋骨何处也杳无音信，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 怀。
后来，父亲回大陆定居，并建立了太湖大学堂。在太湖大学堂讲习期间，父亲依然没有放弃寻找袁太老师的所葬之处，他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其灵骨的下落。
二〇〇六年，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慕名前来拜访父亲，他们就佛学与科学的关系，相谈甚欢。朱先生十分尊崇父亲的学问，待到临走之时，朱先生仍意犹未尽，他表示，若有机会，一定要引荐几位四川的年轻名僧来太湖大学堂拜会，希望他们能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创出新时代的禅佛传承，促进禅佛的发展。（南怀瑾与朱清时先生交谈参考资料：《南怀瑾的最后100天》第一百三十七至一百四十四页，王国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二○一四年三月第一版。）
二〇〇八年国庆节，朱清时先生果然信守诺言，偕同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法师到太湖大学堂，拜访了父亲。席间，父亲得知宗性法师是文殊院住持，便谈起抗日战争时，他在成都任教于中央军校，其宿舍恰在北校场后门，隔邻即是文殊院前门。同时，他也忆起了自己与文殊院方外之友之间的交往，还有辅助袁太老师在成都三义庙创办维摩精舍之过程，以及与传西法师、印华法师之因缘等旧事。往事仍历历在目，但如今却已是沧海桑田，不禁令人唏嘘感慨！尤其是谈及寻觅袁太老师灵骨隐迹一事，父亲深为之憾！
因为宗性法师也是四川人，父亲便想，可能他会知道一些袁太老师灵骨的消息，于是父亲就问宗性法师：“俗家原是哪里人？”宗性法师答：“我是潼南玉溪口人。”父亲一听大喜，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想不到他竟然就是玉溪口的人，随即说道：“哎呀，玉溪口我住过的，那时是跟焕师一起，回到他第三个夫人的家乡玉溪口，我记得是过年去的。玉溪口是潼南重镇，潼南县是傅真吾的家乡，也是杨尚昆的家乡。我在四川边区担任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的时候，还是用的‘南玉溪’这个名字。所以听到你是玉溪口人，真是心头一亮，这一下找到对象了。我有件事情能否麻烦你帮忙查一下，听说袁太老师的骨灰在潼南玉溪口，就在我师母家宅旁的菜园子里。如果能把袁太老师的骨灰找到，我想修一个灵塔作纪念。”
宗性法师听说是要为袁太老师修灵塔，觉得是一件功德之事，于是十分爽快地应承了下来，回川后便立即四处打听袁太老师灵骨下落。虽然他俗家是玉溪口，与袁太老师骨灰可能存在的地方很近，但是若要真找起来，也是颇费艰辛。他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数度，寻访多人，最终才了解到，原来袁太老师去世后，骨灰刚开始本来是放在成都家里的。但是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袁太老师的骨灰如果还放在成都家里的话，肯定会遭到破坏。为了保护袁太老师的骨灰，袁太老师的三太太陈雪萍就委托亲戚李成武，将袁太老师的骨灰坛子背回潼南玉溪口，让他好好保存。
之所以要将袁太老师的骨灰送回玉溪口，一是因为陈老太太娘家就在玉溪口，对那里比较熟悉，而且放在那里有亲戚可以帮助埋葬和守护，不用担忧外人破坏；二是因为袁太老师与玉溪口也有着渊源，他为玉溪口做了很多好事，玉溪口的百姓都很感激他，他生前与玉溪口的感情也极为深厚；三是袁太老师在潼南和玉溪口有很多朋友和学生，他们都对袁太老师十分尊敬。如潼南县长高登海（号柱东）、议长田肇圃皆是袁太老师的好友。《维摩精舍丛书》第一函中，曾收有袁太老师致高柱东的书信两函，并有诗《玉溪口舟行经红岩嘴夜抵潼南口号》纪之：“一苇红岩后，微微夜色升。疏林传暮鼓，渔火接风灯。水落舟行碍，潮平渡幸能。莫愁云黑夜，恐是有龙兴。”后来袁太老师离开潼南时，也曾以《别潼南诸子》一诗告别潼南诸位好友：“不可别君日，舒怀强赋诗。何堪春冷冷，况对柳丝丝？飞鸟营巢急，归车载道迟。殷勤报桃李，珍重未开时。”可见，袁太老师与玉溪口有着极深的渊源，其骨灰只有放在那里，才可以保证不受损坏。
李成武既受陈雪萍之托，便觉得一定得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将袁太老师的骨灰好好保存。当时，李成武夫人的娘家就住在潼南青石坝，李成武认为将骨灰放在岳父家应该不错，于是他便先将袁太老师骨灰放在青石坝岳父家中。无奈岳父家人认为家中无故放着别人的骨灰很是不吉利，让他赶快重新找一个地方放置。于是几天后，李成武又将骨灰背到了玉溪口古溪镇（原名红花乡）陈老太太的姐姐家。为了不被他人发觉，当天晚上，陈老太太的姐夫就将袁太老师的骨灰背上山，找了个地方好好地埋葬了，并委托儿子李成卓和李成群守护。其实，早在一九八〇年间，成都维摩精舍的后起弟子们感念袁太老师的无上恩德，就来到玉溪口，希望将袁太老师骨灰请回成都供奉。但是当时情况尚未明朗，陈老太太不愿轻易将骨灰交给他人，于是没有同意，弟子们就失望而回。陈老太太及家人担心骨灰被弟子们私自取走，又在一个夜里，另外在家宅旁的菜园子里挖了个坑，将骨灰埋了起来。
在得到袁太老师骨灰埋在潼南玉溪口的确切消息后，二〇〇九年二月，宗性法师就马上致函父亲，希望父亲当即就到潼南玉溪口将袁太老师灵骨迎出来，建墓纪念，他在信中云：“……另向您老提一建议，关于袁老夫子墓地事宜。袁老夫子在佛学上的造诣和禅学修为，在四川佛教史上是应记下一笔的。现袁老夫子的灵骨栖隐（潼南）玉溪，愚见以为，当修葺墓地，树立墓碑，立墓志铭，以供后世凭吊……”宗性法师认为袁太老师于佛教功德无量，希望父亲修灵塔后，最好能修建墓碑，将其功德刻于碑上，以供后人凭吊。
父亲当即回函：“……法师来函，提示吾师焕公遗蜕，尚在潼南玉溪，应需建纪念塔一事，忽而使我如见当时同参同学中，有一故友之感。但此事，惟再请法师代觅一潼南当地善信，能发心对此任劳任怨者为之，如是玉溪镇或潼南本地之出家人或善信居士更好。所有经费，统归我负担……”
虽然知道袁太老师的灵骨就埋于潼南玉溪口，但是，当时埋骨灰的陈老太太的姐姐和姐夫都已去世，所以并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埋骨灰的菜园子在哪儿。只有辗转联系其他相关人员，方可有些眉目。宗性法师历经千辛，才和陈老太太的侄儿李成卓、李成群取得联系，李成卓、李成群就是当年守护骨灰的人，他们两人最有可能知道骨灰到底埋于何处。但是，他们一听说是成都来的人想找灵骨时，就不同意相见，十分排斥。后来，宗性法师又辗转找到当年背骨灰回去的李成武，李成武便陪着宗性法师去了玉溪口。加之当地镇党委书记又是宗性法师的朋友，为了证明宗性法师不是骗子，党委书记便派了一个村支书陪宗性法师找到李成卓、李成群。宗性法师本想通过他们的带领就去寻找袁太老师的骨灰，但是李家说，袁家还有后人，他们没有来，这件事情就不能动。于是，宗性法师马上给袁太老师的外孙张谷打电话，张谷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当天下午就赶到了潼南。第二天，宗性法师带了袁太老师的照片、袁淑平的回忆录等出示给李家的人，李家的人终于消除了疑虑，告诉了他们埋骨灰的菜园子，并同意他们挖骨灰。
征得同意后，宗性法师他们就开始在一片菜园子里挖掘盛放骨灰的坛子。但是由于时间过于久远，旧宅也早已无人居住，菜园无人打理，李家人都不记得具体埋在什么位置。从上午十一点开始，直到下午四点才找到斜埋在菜地里的骨灰坛子。说来也奇怪，早在十多天前，宗性法师一次上殿时，就在心里暗暗道：“袁公啊，你都是很有成就的人了，你的事情办得不顺利，你可否给一点提示？”结果，当天晚上宗性法师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袁太老师骨灰坛子是斜着放在一块菜地里的，周围很脏，还有粪土，居然与十多天后的情况非常吻合。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宗性法师受父亲委托到潼南办理迎启袁太老师灵骨事宜，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并未向文殊院内诸人提及。但是，当他办理完事情回到文殊院时，文殊院内一名叫宗华的青年比丘来请他解疑，那个比丘说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他梦见文殊院的所有年轻僧人皆在餐厅服务，侍奉宾客，好像在操办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后来，他又看到寺中树林内走出送葬队伍，有很多人手捧牌位随行，而且他居然见到了袁太老师及章嘉活佛的牌位。
在袁太老师灵骨回迁那天，宗性法师感慨于寻灵骨一事的艰辛迂回，于当日说有一偈：“无来无去法界游，云水生涯牧白牛。归来拈出南泉句，春光遍野满枝头。”
其实，寻回灵骨一事，确实有着不小的渊源。此段因缘的初始，是由朱清时校长介绍宗性法师拜访父亲而引出的。当时朱清时与宗性法师的结识，乃因拜访看望住在成都的袁太老师之女袁淑平，袁淑平讲起父亲有部分文稿当在文殊院，希望朱时清能代为查看，朱清时于文殊院查访时，便结识了宗性法师；再其后，朱清时又引荐宗性法师拜访父亲，这才有了父亲托宗性法师寻找灵骨一事。而后来当宗性法师应请袁太老师灵骨抵达文殊院的次日，朱清时恰巧再来文殊院访宗性法师，遂礼拜了袁太老师灵骨……如此看来，一切事宜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因缘。
经过诸多磨难以及各方相助之后，袁太老师的灵骨终于从潼南玉溪口搬回到成都。父亲对于寻灵骨一事，终于可以放下了。
虽然袁太老师的灵骨已经顺利迁到成都了，但是已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还得考虑将袁焕仙灵塔建设于何处。他想到了好几个地方，他首先想到的是灌县灵岩寺，因为灵岩寺无论于袁太老师还是自己都意义非凡，毕竟这是父亲向袁太老师拜师学佛的地方。后来他又觉得不妥，认为昭觉寺似乎更加合适，最后经多方考量，他最后决定让袁太老师灵骨安息故里盐亭凤灵寺。这也是父亲经过多方思索，考虑了各方事宜后才决定的。
决定好灵塔修建地址后，袁焕仙灵塔建设工作就全面展开了。父亲身为袁太老师的大弟子，自知责任重大，于是就倾尽心思，全力以赴地为建塔一事尽自己所能。他曾说：“维摩精舍之友及同学等，亦皆见证于丛书所列名字。而今看来，最后尚在人间者，唯我一人而已。故我对焕师灵骨安置，实亦义不容辞，义所当为。”
二〇〇九年八月，为了保证修建灵塔有足够的资金，父亲拿出稿费五十万元，安排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汇入宗性法师账户，希望宗性法师能代理自己监督建塔。后父亲想到修建资金可能不够，为了不让宗性法师自掏腰包垫资，遂又汇去二十万元以补不足。宗性法师知道父亲的意思后，当即表示，如此功德无量之事，即使垫资也是理所当为。故收到二十万元后，他只是用了其中十万元作为灵塔维护费用，另十万元作为贫困大学生的助学金，以圆满完成此一大事因缘的功德。袁焕仙现仍在世的女儿袁淑平及其子张谷，也是从旁出力出钱，欢喜助成此事，实亦功不可没。
除了提供灵塔修建资金之外，父亲对灵塔的设计也有所提点。父亲为了让灵塔建得更加有美感，更加科学，便请他的弟子、国际著名建筑师登琨艳先生找来诸多佛门灵塔资料，最后选定了灵塔样式，并请登琨艳先生做了袁焕仙灵塔模型。
做完这些工作后，父亲本想亲自赴盐亭为袁太老师勘察灵塔建设地形，却因年事太高，行动不便，力不从心，不得不于八月十四日午后，委托登琨艳前去勘察。登琨艳飞抵成都后，就和宗性法师以及盐亭凤灵寺方丈正祥法师共同会商灵塔建设事宜。下午，登琨艳到德阳勘选灵塔建筑石料，当晚赶到盐亭。次日上午勘察灵塔选址，勘察地形后，确定在凤灵寺右边，即以当地所谓凤凰头右侧平地为基地，修筑灵塔。又于当日下午赶回成都，与袁太老师外孙张谷会谈灵塔建造事宜。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袁太老师灵骨移葬盐亭灵塔地宫，张谷携妻韩宁平代表袁太老师家人参加，我弟弟南国熙及弟媳何碧默，以及马宏达、乌慈亲、登琨艳代表父亲参加。仪式由宗性法师主持，盐亭凤灵寺正祥方丈率僧众二十余名及当地居士数十名参加，盐亭县委书记胡安虎及政协相关领导也参加了移葬仪式。袁太老师弟子邓岳高之子邓觉新兄弟、伍心言之孙伍丕庆赶来参加仪式。
在仪式上，张谷代表他的母亲袁淑平等家人致辞。
父亲虽然未曾亲自参加灵骨迁移仪式，却写了情深意切的颂辞，由我弟弟南国熙、弟媳何碧默、马宏达、乌慈亲、登琨艳同颂，颂辞曰：“叩告先师袁公焕仙先生法鉴：法乳深恩，未报万一，造此灵塔，永式古今，蜀道艰辛，衰暮难行，特遣子弟，叩拜法身。”
之后便是宗性法师致辞：“精舍榴窗分外晴，灵岩昨夜雨纷纷。淡白深红黄叶坠，屑语酬答接后昆。恭维袁公焕仙先生，昔游法海，彻悟真空。眼明手快，语出心宗。此缘难尽，胜因隆丰。嗣裔并门下弟子等，寻真骨用酬深恩，建灵塔而彰师道。巍巍乎仰止弥高，浩浩乎源远流长。既今灵骨奉安一句，又如何举扬？拈出夫子一指禅，双林华白已无言。”
致辞结束后，张谷、南国熙手捧袁焕仙灵骨坛放入灵塔下面的地宫，封盖。接近中午时分，仪式圆满完成。
随后，宗性法师虽然教务繁忙，但是他仍尽心督建灵塔工程一应事务，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始终如一。父亲在寄给宗性法师的回信中，曾由衷赞叹道：“法师真信人也。在儒而言，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之德，在菩萨行而言，则有言行利他之道也。”“法师青年有为有守，能尽心为人，诚为此时此世不可多得之胜范。”
二〇一一年中元节，袁焕仙灵塔工程终于圆满完成。灵塔为六角形，线条流畅，气度非凡。
早在二〇〇九年，父亲便亲自撰写了袁焕仙灵塔上的所有文字，尽管父亲当时已九十二岁，但为表达其对恩师的尊敬和想念，他仍然亲自撰写。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感动。
袁太老师像
灵塔的塔身正面为浮雕袁焕仙像。背面为父亲亲撰“维摩精舍先师袁公焕仙之灵塔”。塔身左侧面为父亲亲撰颂辞：“灵山一会，俨然未散。高山拥县，佛火封龛。心光焕发，莲开千叶。及门弟子南怀瑾拜颂。”塔身右侧面为父亲亲书《先师焕公示众警句》：“业识奔如许，家山到几时。漫言精进我，羞对天人师。五蕴明明幻，诸缘处处痴。藏珍谁可拟，之子欲何之。弟子通禅妙一书己丑冬日时年九十二。”其余两面为建设人员名单。
父亲说，早在很多年前，袁太老师就曾为盐亭紫岩寺写过一副对联，最后两句为“高山拥县，佛火封龛”。谁能想到，袁太老师竟一语成谶，真的魂归故里，在盐亭凤灵寺安息了。
袁焕仙灵塔建成，父亲的夙愿终于完成了。但是，父亲对恩师的思念与崇敬，岂是建一座灵塔就能展现的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亲已将袁太老师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对待了，他们的师生情将会如流水般，长流不息。
父亲不仅与袁太老师感情颇深，而且与袁太老师的女儿袁淑平女士也是交谊深厚。父亲当年在跟随袁太老师学习禅宗时，结识了袁太老师的女儿袁淑平。袁淑平自幼受家庭佛教氛围的影响，六岁时就在母亲的引领下于古佛寺中皈依，开始正式礼佛。袁淑平一生礼佛不断，晚年于佛法研修更加精进，这也使得她的性格很是随和，十分豁达与乐观。
说起袁淑平和父亲的初次相见，时光还要倒回到当年袁焕仙闭关之时。那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袁太老师在灵岩寺闭关，袁淑平和她的母亲还有外婆一块去山上看望。山路崎岖，加之袁淑平是一个一直在家读书礼佛的女孩子，所以体力消耗很大，脸上满是疲惫。终于到达灵岩寺，袁太老师见到女儿如此疲惫，心疼地说：“女儿真是难为这双腿了吧。”这时，袁淑平才注意到，自己父亲身旁有一个个子不高却英俊潇洒的青年。不用说，这位青年就是父亲了。这便是他们的初次相见。
一九四三年，袁太老师在成都成立维摩精舍，父亲成为他的首座弟子，并辅佐他宣扬佛法和禅宗知识。其间，袁淑平经常去维摩精舍听课学习。父亲也经常往返于袁太老师家里。于是，一来二往，袁淑平和父亲逐渐熟识起来，两人便以兄妹相称。父亲作为袁焕仙的大弟子，于禅学佛法方面颇有造诣，于是他就在禅宗知识方面给袁淑平以启迪，袁淑平在生活上给他以照顾，两人互帮互助，这份纯真的兄妹感情一直保存到彼此老去。
一九四三年五月，父亲离开维摩精舍去往峨眉山闭关阅经，后来又远赴康、藏寻求佛法，再后来又只身赴台，讲经说法遍及全岛乃至海外……从此父亲便与师门远隔大海，直到袁太老师去世后两师徒都没有再见到一面。当父亲离开维摩精舍的时候，他何曾想到，这一次离别竟成为与师父的永别；他又何曾料到，自己和师妹袁淑平竟然要分隔半个多世纪后才能再次重逢。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或许，这便是命运使然吧！
半个世纪的人生蕴含着太多的变化和沧桑，翩翩青年如今也垂垂老矣，但是心中最初的那份感情却像老酒一样清醇和浓烈。在父亲和袁太老师以及袁淑平分别之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份经历和感情，一直没有忘记袁太老师对他的教诲和恩遇，一直没有忘记与袁淑平的兄妹情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历经千辛万苦后，父亲和袁淑平终于取得了联系，相隔半个世纪的老人，在得知对方尚且健在的消息后，无不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他们多想当时就和对方相聚相谈，以慰半个世纪以来的思念之情。但是迫于种种原因，两人最终未能得以见面。即便未能相见，两位老人也经常电话往来，相互关怀。
父亲在为袁淑平女士施礼
又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二〇〇七年，父亲在太湖大学堂举行准提法灌顶，邀请袁淑平参加。接到邀请之后，已经耄耋之年的袁淑平欣然前往。在分开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太湖大学堂，已是鹤发苍苍的师兄妹才得以重聚。袁淑平老人在太湖大学堂小住三日，与父亲情深意切一如当年。后来，她赋诗一首纪念与父亲的情谊：
我年十九便逢君，玉树临风二五春。
异姓兄妹隔天涯，落地便是骨肉亲。
七十年离多相见少，会面总是谈诗文。
天南海北也谈论，口舌生花举座惊。
无须记录长相记，心情愉悦系天伦。
分别时风华正茂，再见时却已白发苍苍。他们见面时谈笑自若，情谊依旧，宛若当年，时光似乎没有在他们的心里和身上留下什么烙痕。当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他们的情谊备受感动。
谁也没有想到，此次相聚竟是兄妹二人人生中最后一次相会。二〇一五年三月二日，在父亲仙逝三年之后，袁淑平老人辞世，寿终正寝，享年九十三岁。老人家临走前嘱咐家人，荼毗后将自己的骨灰分撒在盐亭凤灵寺、都江堰灵岩山。也许，她的心愿是要踏入时光隧道，重新回到那段尘封多年的难忘岁月吧。
除了父亲与袁太老师家人的情怀，父亲的老学生叶曼居士也是由我重新牵线搭桥，让她有机会再回到父亲的学堂。这件事要从二〇〇三年谈起了。
我从小便认得叶曼居士，当时我都是称呼她田阿姨的，因为她先生姓田，当时是外交人员。有时他们回国，我也会到他们家去玩，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玩具火车，就是在他们家。那时候我们还住在龙泉街，所以田阿姨开始学佛修行也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点我在前面的篇章说过。虽然后来与他们接触得少，但他们毕竟是我心中的长辈。田阿姨的文学底子深厚，是北大的高才生，又精通外语，在许多国家帮助夫婿折冲樽俎，生活阅历极为丰富。后来她在杂志上发表许多文章，从女性问题到文化、修行，许多题材都有涉及。她用的笔名是“叶曼”，也因为她睿智的文笔，很快就名扬台湾了。从此大家多以她的笔名称呼，而不提她的本名或是夫家姓氏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叶曼居士移居美国洛杉矶，在有“小台北”之称的华人社区附近办了“文贤书院”，继续讲学的功业。她讲传统的四书课程和《道德经》，都非常受欢迎，后来也逐渐开始讲述自己的学佛过程与心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贤书院在洛杉矶的所谓华人的东区地段哈岗社区更是茁壮发展。那儿曾经是她的家，前院非常宽广，有可供多辆汽车停放的停车位和进出的环形道路，后院更是有许多的大树，林荫蔽日，枝叶密布，绿意盎然。在院中还把游泳池改建为一莲花池，加了观音菩萨像，是个适合修行的住家兼教室。
二〇〇三年，我经由身边好友联络上叶曼居士，就随同一起到她的周六课堂，听她讲课。我的初心是想见一下故人，同时也非常好奇她的讲课内容是什么。我从小便形成了一个习惯，对父亲的学生们都稍微接触，认识一下每一个人学习到什么，叶曼居士是我的长辈，以前没有机会了解，现在可以从她的讲课里了解一下，岂非乐事。田阿姨这时已经九十一岁，还能在讲坛上讲课不辍，她的愿力和体力真是多年修持之功。多年的分隔，好像没有带来什么距离，我们依旧亲近，只是出乎意料地发现，她似乎与父亲久未联络了，这倒是一个意外。每每谈及父亲在中国的发展，她都会有些羡慕之意，渴望自己也能回归国内，继续教化的工作。
接下来的日子里，叶曼居士数次谈及回大陆的意愿，这让她身边的学生都颇为担心，认为以她的年龄实在不宜再做居住环境的改变，也不需要再继续为文化搏命。可是她本人有一个宏愿，就是此生一定要站在讲坛上走完，所以回大陆成为她的一个动力。这件事我与她的学生张先生谈过几次，我说父亲在上海，她是不会去上海的，毕竟老师在那儿讲课，学生自然不宜在同地方授课，就如我们子女一般，父在子不言。那么何如去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离香港和台湾都近，可能更便利她各地的学生探望。我们还为了她的事去珠海看了环境，只是这些最后都另有因缘。她在二〇〇六年回到北京，那是她成长的地方，也是她最想念的地方。
这个时候，太湖大学堂已经初步完成，父亲也移居吴江。许多有心亲近的朋友们，也都是想方设法地想到大学堂一见父亲。由于叶曼居士与我父亲已经多年未有互动，她也想去，但是也知道我父亲那儿门规森严，因而不得其门而入。由于那时帮助叶曼居士回到北京的朋友圈中，也有认识我的人，他们向我问起能不能帮这个忙，我知道我若是开口，父亲必然应允。在这几年的接触中，我已经了解父亲为什么还在讲学，也清楚无人可以为父亲代劳，不过基于自小的感情缘分，我就在二〇〇六年的十一月向父亲开口，说叶曼居士想来太湖大学堂看他，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好吧，你告诉宏达一 声。”
宏达也把这事按照规矩来办，先要求提供来访人士名单，因为一般情况下都需要过滤一下的，避免父亲过于劳累。于是我把这个讯息告诉了北京的人，由他们列出名单，交由我送给大学堂安排。我一向是介绍以后，就不再参与，也不居功，但是许多人总是将别人帮忙做到的事当作自己的功劳，在外糊弄更多的人。没想到这次也是乱成一团，许多不在名单上的人也随着出现，甚至来访时还带着媒体人员，这也让我了解到大学堂对接待者进行严格要求的必要性，也对这样的无礼人事感到无奈。
十一月十九日，我和朋友先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素菜馆接待田阿姨他们吃午饭，非常惊讶地看到竟然还有媒体朋友出席，整个探望行程，变成了宣传过程。我只好赶快将当时的大致情形告知大学堂，请大学堂准备一下，毕竟这样未经认可的事，是非常不尊重的。因为场面有些混乱，功德林的素菜并没有应有的功德，大家匆忙结束，打道上路去吴江。那个时候，上海到吴江的直通高速也还没有完工，这么一群人折腾了好一阵子才到大学堂，我总算让叶曼居士和父亲再次会面了，当然高兴的还有一群自北京南下来见父亲的仰慕者。
经过这次会面，父亲就让叶曼居士可以和大学堂直接联络，后来她好像又去过几次，这样的缘分也是老朋友间的福分。我衷心祝福，也相信叶曼居士可以完成她的大愿力。
在以往，常有友朋要求我带他们拜见父亲，基于对父亲劳累的考量，我多半予以拒绝。有时我也好奇地问他们，见我父亲做什么？其实大多数人仅仅因为好奇，并不是真的读过他的书或真有什么困惑需要解答，所以我不觉得见一面有什么意义。其间也有若干真心求道的朋友，在美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说有修行上的问题，需要父亲帮助，对于这样的缘分，我自然是尽力相助的。记得有一位在拉斯维加斯赌城工作的朋友，找到我，谈起他的修行问题，我叫他写出来，表示一定交付给父亲。这位朋友写了好几张纸，我寄到国内托人转交给父亲，并且把缘由禀告父亲知晓。此事因缘已了，我就放下了。后来听父亲说到，该人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知道那人是个厨师，父亲还邀请他到大学堂帮厨，只是因缘不具足，那个人当时决定留在美国。后来我自己心量转变以后，对那些有要求的人也比较体谅，固然他们只是追星一族，但是如果因为见得一面，或许可以转得福慧因缘，那么我也应该似父亲般发心，尽量帮忙了。
四、行居坐卧禅无住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父亲年纪真的大了，但以他的修持，对所谓的年纪似乎浑然不觉，依然不知疲倦地讲学传道。所幸的是，大学堂成了父亲的栖息之所，他不再奔波，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过着忙碌而又恬淡的日子。父亲是一个有童心的真性情之人，追随过或者受过他教诲的人，都说他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举手投足之间即给人以感化，使人如沐春风。他们可以从他的一言一行中见到他的真性情，从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得到启发，有所领悟，有所习得。但是，对于一些无从得见父亲庐山真面目的人来说，父亲就像偶像一样，浑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也有些人因为无从了解父亲的真实生活，难免偏听偏信，因此产生了各种不必要的传言和误解。木秀于林，或毁或誉，本是十分自然的。如今，父亲虽已仙去，世人对他的议论和评价却一刻也不曾停止。我在这里摘取他晚年生活的点滴，并不能复现他真实人生之万一，不过，或许对于想了解他的人来说会有所裨益吧。
父亲不是医生，但他对中国传统医学十分熟稔，他既用它来养身，也用它为人祛病，积德行善。他的会客厅中有一个大玻璃壁柜，里面分很多层。这不是书柜，而是中药柜。柜子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成药。这些中成药大多来自海峡两岸的各个制药厂，其中主要的是台湾顺天堂的产品，里面还有几味中药没有生产厂家，那是他自己配制的。
就在这个貌似药店的会客厅里，他接待过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学人，与他们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药讲药理，药性分“阴阳”，治病有“正治”，还有“反治”，用药讲“中和”，可以说，中药学的高级层次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道家文化哲学。父亲精通儒、释、道，在中药学和中国传统养生学领域的造诣也颇深。父亲善望诊。他参透身心性命科学，又阅人无数，很容易看出对方身体是否健康。每当他诊断出对方的身体不适，就会从身后的玻璃柜中取出备放的中药慷慨相赠。
“人溺己溺，人病己病”，父亲看不得来访客人患有疾病，一旦发现有人患病或身体不舒服，他一定会伸出援手。他自己有一套眼睛按摩保健法，效果非常好。在一次和朋友聊天的茶会中，他看见王学信先生眼睛充满血丝，精神有些颓萎，便乐呵呵地向大家讲解他自己的眼睛按摩保健法。在座的人看了一遍没有全学会，他就根据大家做的情况兴致勃勃地进行第二次示范，直至所有人全部学会，他才露出满意和开心的笑容。
民间有种说法，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奉为圭臬，但是父亲不以为然。多年的人生经验使他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戴帽子。在离开台湾以后，每次天气转凉，他出入都会戴上帽子。他有两顶帽子，一顶是象牙白的圆形小帽，一顶是灰黑色的船形帽。他会根据出现的场合，不时轮换，别具风度。他经常对大家说，天冷时一定要戴上帽子保暖，否则元阳之气易从头顶散失，诱发感冒或引起肠胃不适。父亲关于戴帽子的说法，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支持。据试验数据表明，人在静止状态下不戴帽子，从其头部散失的热量，在外界温度为15摄氏度时，占人体总产热的三分之一；当外界温度为四摄氏度时为二分之一；而当外界温度降至零下15摄氏度时，可散失四分之三。父亲从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养生学中汲取了许多智慧的法门，但他从不独擅其美，而是大方地用这传统的营养滋润着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本就是人生之大事，一日不可或缺。又有人言，“参禅不如吃粥饭”，可见一粥一饭中也有禅机。父亲被许多人奉为禅宗大德和文化大师，访客自是络绎不绝，父亲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父亲待客有个特点，那就是常常要与访客一起吃饭。因此，日常饮食变成了交流的一个重要场合。在他的会客餐桌上，每天的晚餐几乎必定会出现两小碗粥，这是他饮食的一个习惯。盛粥的碗很小，并且每一碗都是八分满，三四口就能喝完。他有时喝两碗，有时只喝一碗，剩下的一碗则送给身边的人“代劳”。这粥不是什么燕窝鱼翅粥，也不是什么海参鲍鱼粥，而是清清淡淡的小米粥，有时候放些红薯，味道才丰富一些。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封小平先生从外地回来，带来几个大南瓜，父亲连续吃了好几天南瓜粥。一天晚上，他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赞叹道：“这个红薯粥不错。”大家听了全都笑了起来。父亲一脸诧异，大家这才说：“这是南瓜粥，不是红薯粥，您都吃了好几天了。”父亲一听，也跟着笑了起来，说：“我怎么现在还觉得就像红薯粥呢？”
父亲的饮食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相反，他特别注意根据季节的变化以及人体的特征来选择吃什么，吃多少。通常情况下，他晚餐会吃小米粥或者是红薯粥，但是当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吃薏米粥了。薏米又叫薏苡仁，《本草纲目》称其“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胜湿”，堪称食疗佳品。对此，父亲也并未多食，每餐依然是那八分满的两小碗。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想给他换换口味，就拿来了一坛子云南酸菜。这种云南酸菜很有地方特色，它是用昆明郊区盛产的两尺多高的苦菜腌制而成的，又酸又辣。那个朋友把酸菜切成小碎丁，做了一盆热气腾腾、鲜香酸辣的酸菜汤，端上桌。父亲身边的马有慧女士给父亲盛了一小碗。他尝了两口，连声赞道：“这个好，这个好。”这餐饭，父亲吃得十分舒畅，由于汤很是酸辣，所以父亲鼻尖上都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当晚，父亲破例没喝稀饭，而是连吃了两碗酸菜汤泡饭。
父亲被人称为当代禅宗大德，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他和出家人一样，不食荤腥。实际上，父亲一辈子都不是出家人。对于那些属于佛家“五净肉”范围内的肉，即“不见杀、不闻杀声、不为我杀、自死、残食”的肉类制品，他并不拒绝，但他每次并不多食，只是稍微品尝一下，适可而止。
南方多雨，气候潮湿，患关节炎和风湿病的人很多。父亲的食谱里有一道牛肉汤，专门祛湿，他很钟爱，而且自己还会做。一天，窗外正下着绵绵细雨，马有慧女士笑呵呵地邀请大家快去品尝一下父亲的手艺。等他们赶到厨房一探究竟的时候，发现父亲正在亲自下厨，炖牛肉汤。他做的牛肉汤香味四溢，牛肉炖得很烂，汤很鲜美，而且清而不浑，大家都说味道好极了。喝完牛肉汤，大家身上暖烘烘的，浑身舒畅，纷纷赞叹：“老师不仅厨艺高，而且寄养生于食疗，妙处多多。”
父亲会客的餐桌上菜品都比较丰富，而且荤素搭配适宜，但他自己主要还是吃一些素菜。菜品不论荤素，都是父亲熟悉的，偶尔也会加入一两个新菜。一次晚餐，餐桌上多了一道冷盘——五香酱猪肘，薄薄的肉片码放得整整齐齐，酱红色的肉皮泛着油光，看得大家嘴馋。父亲自然也看到了这个菜。他微笑着打量在座的每一个人，最后把目光停在刘雨虹女士身上。刘雨虹女士呵呵一笑，说：“这是台北正宗京味五香酱猪肘，早晨买时还是热的。这家字号是北京人开的，每天都要排长队等候才能买到，去晚了就卖没了。几十年了，天天如此。”果然如父亲所料，这道菜就是刘雨虹女士专门从台北带来的。听她如此一说，在座宾客更是食欲大增，纷纷举箸品尝。父亲也夹了一片，慢慢吃着，夸奖道：“不错，不错。”大家尝了后也觉得这酱肘确是名不虚传，滋味鲜美，肥而不腻，且酱香浓郁，刀工、火候都非常地道。
父亲这一尝，就和上了瘾了一样，连续两个晚上，他都让厨房做刘雨虹女士从台北带来的酱猪肘。不过，同样是酱肉，我的一个表弟从上海带来的酱蹄膀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表弟来看望父亲时，特地从上海带来一盒酱蹄膀给父亲尝尝。他带的这酱蹄膀，虽外观齐整，酱色美观，但是感觉像是火候不到，内外都偏生，而且肉丝老而粗硬，嚼不动不说，口味也很一般。晚餐的时候，父亲尝了一口，但是肉实在太硬，咬不动，只好悄悄地搁置一旁。同桌有人点评这道菜不好吃，父亲一听，赶紧把话题转移开。父亲心里十分清楚，表弟的本意是想带美味回来让他尝尝，却没有想到一番心意竟然弄巧成拙，心里一定羞愧万分。父亲就是这样爱护别人，从不让人因无心之失而引起他人的指责。
父亲门下的弟子自然是尊师重教的，他们遵守长幼有序的师道伦理，比如说，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让父亲先吃，然后自己才动筷子。不过，有时候人一多，难免出现一些“事故”。有一次，刘雨虹女士来看望父亲。在她的建议下，她和其他的同学一起做了一顿红焖羊肉。当时正值秋冬之交，羊肉“益气补虚，温中暖下”，中医学上讲“医食同源”“药食同源”，红焖羊肉既补益，又美味，此时做可谓正合时宜。晚餐时，一小锅又香又嫩的红焖羊肉端上了餐桌，父亲边吃边夸赞：“这个羊肉做得好。”大家见父亲喜欢，也纷纷伸筷子，一番下来，等到父亲站起身准备再夹片羊肉时，发现锅里已空空如也，只好坐回椅子上。大家这才发现老师意犹未尽，便觉得十分愧疚，停住了筷子。父亲见此情状，赶紧笑着说：“没事没事，下次多做点。”
父亲小时候在温州老家长大，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他却喜欢吃北方的水饺。有一次晚餐，赵海英博士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顿水饺，父亲一口小米粥都没有喝，却连着吃了十多个水饺。父亲可是极少一次吃那么多的。见父亲如此喜爱，大家大受鼓舞，又做了几次，有一次包的白菜馅儿，由于白菜水分太多，等到饺子下锅时，大部分的水饺皮都破了，煮成了一锅饺子馅汤。父亲端起一碗来，边吃边不停说：“吃着香，吃着香。”包饺子的几个人本来心里惴惴不安，一听父亲这样说，也就稍微放心一些了。
父亲也喜欢吃馒头、花卷和烙饼等面食，但他在晚餐中吃得最多的还是那两小碗小米粥，只是佐餐小菜时有变换，或韩国辣白菜，或广东豆腐乳，或温州黄泥螺，或半个咸鸭蛋，也有宁波的糟鱼，云南的酸菜。这些小菜父亲都爱吃，不过每餐都只吃一点点。
有一次，餐桌上摆了一盘看起来像是泥鳅的菜，父亲自己吃得津津有味，其他人迟迟不敢下筷，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父亲见状，笑眯眯地说：“这是浙江海泥鳅，腌制的，这种东西在台南的高雄海域里也有，台湾当地人叫‘活跳’。你们尝尝，好吃。”实际上，这道菜偏咸，还有相当重的土腥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父亲吃得那么有味，多少可能因为它是家乡的特产，有着家乡的记忆和味道。父亲不时会在餐桌上说：“当年妈妈烧的菜最好吃。”这话从一个老人嘴里说出来，真是别具一番滋味，听者无不动容。
父亲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是从来不喜欢麻烦别人，吃东西也基本都是自理。偶尔有学生为他夹菜或者剥虾壳、剔鱼刺，父亲每次都会客气地道谢。但是我知道，他更喜欢自己动手。父亲一生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对各地的饮食都了如指掌，对于面前的菜肴只需一品尝，高下立判。但是，我听王国平讲过父亲对厨师只会赞不绝口：“这个鱼味道不错！”“这个茄子烧得很好！”“羊羔肉做得很嫩！”即使菜品的风味不佳，也从没见他责怪过。
饭桌上，多数人都是怀着恭敬之心来拜会父亲的，所以大多比较拘谨，说话不多，基本都是父亲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讲话。因为这些人之所以千里迢迢来看他，就是想听他说说话，为自己答疑解惑，所以他不说话不行啊。父亲常常无奈地自嘲是“陪吃饭，陪聊天，陪笑脸”的“三陪老人”，但他总是以佛家的慈悲语、和善语、柔软语对待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使其生喜乐之心。
因此，刘雨虹女士曾说：“其实，这些年来，南老师没有吃过一顿合胃口舒服的饭，因为十天之中九天有客人，有时生张熟李，前来的各方豪杰志士们同桌进餐，老师酬酢应对，哪有工夫吃啊！因为客人都是来拜望老师的，老师晚上九点多甚至十点才回到自己的地方，发现有些饿了，吃什么呢？也只能胡乱将就吃一些作罢。”
有一天晚饭时，刘女士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父亲吃消夜的趣事：“说到南师吃东西的事，有一次真是太有趣了。老师是每天夜里工作的，有一天到清晨三四点钟，有点饿了，在冰箱中找到一包生水饺，他那个智慧的头脑，突然感觉水煮没有蒸得快，就在电锅中蒸。结果蒸了一个小时仍是硬的……怪不得爱迪生有两只猫，他就在墙上挖了一大一小两个洞，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所以头脑极不平凡的人，做法就是特别。”
后来父亲到底用什么填了肚子，大家便不得而知了。后来，刘雨虹女士常跟父亲打趣说：“老师啊，我的福气比你好，因为我自己会做啊。”其实，并非无人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只是他素来不愿让他人劳累，所以即使有人问他想吃些什么，他也总是说“随便吧”，大家只好凭自己的猜测为父亲准备食物了。
与父亲有一定接触的人都知道，他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嗜好，无论是喝茶时，与客人晤谈时，还是看电视时，茶叙时，都会看到他手上夹着一支烟，有时，就连上课他也要抽上一支。“抽烟有害健康”，他当然是知道的，可是谁也挡不住他抽烟。有人劝他别抽，他总是报以微笑，像个任性的顽童。为什么父亲这么爱抽烟呢？前文已经说过，父亲在峨眉山大坪寺闭关阅读大藏经的那三年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关房环境清幽，人迹罕至，在那里清修可以说是“不食人间烟火”。出关后，走到接近人群的地方，他便觉得有一股很重的“人味”扑面而来，一下子难以适应，只好以烟驱味。他说：“这是真的哦，《西游记》里的妖精就能闻出人味儿。这人味儿很难闻，只好抽抽烟，用烟味儿驱赶驱赶。其实，我并不往肺里吸，只是在嘴里转一转，就吐出去。”父亲抽烟确实和一般人不同。他抽烟不是为了获取快感，纯粹是一种习惯。普通人抽烟越久，抽得越多，咳嗽得越厉害，身上散发的味道也越呛鼻难闻。父亲抽了一辈子烟，但并不咳嗽，痰也不多，身上也没有那么重的烟味。有一次，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赵海英博士对正在抽烟的朱守正先生说：“这真的是很奇怪，南老师抽烟就不觉得呛人。可您一抽，不知怎么，坐在旁边就觉得呛。”朱先生是父亲寓所的常客，他在香港一家外国银行当经理，抽的一直都是上等名烟，而且抽得并不多。周围的人也试着对比了一下，发现确实如此，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父亲淡淡地说：“是吗？那你（指朱先生）以后可要少抽点儿。”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父亲虽抽烟，却不喝酒，至少也有几十年不喝酒了。家中放了许多中外名酒，有的还有些年头，不过这些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在与客人共餐时，他历来以茶代酒，欢迎来客。大家都知道父亲的这个习惯，出于尊重和爱护，从没有人强行要求他喝酒。不过凡事总有例外。一次，有位客人从西安带回来了几瓶“稠酒”。这种酒其实更像是饮料，酒是乳白色的，甜中略带些微酸，酒味极淡。亚视新闻总监魏承思先生一再说这种酒度数低，味道好，营养价值高，力劝父亲品尝。父亲拗不过，闻了一下，这才饮了一小杯。这就算是破戒了。
父亲基本上算是不沾酒的，但每天都要喝茶，而且只喝一种既没有名，也不贵的“老茶”。其实，父亲身边有好多茶，品种繁多，而且多为名茶，如滇绿、西湖龙井、福建花茶等。但是，这些茶他都不喝。为什么呢？父亲曾解释说，自己当年闭关阅藏经时，“穿上僧衣，住在庙子里，一切都是禅林里的规矩，每日一餐，过午不食。到了晚上，嘴里淡淡的，又没有东西吃，便泡茶喝，用高山上的雪水煮开后泡清茶，染上了茶瘾，把胃也喝寒了”。如是之故，父亲从此只认这种有暖胃功效的“老茶”了。我小时候，偷喝过父亲杯子里泡的茶，发觉非常苦。每天晚上父亲都泡一杯浓茶，放很多的茶叶，然后带到书房，一边看书一边喝着提神，那时候他泡的茶，主要就是为了提神用。从关房到书房，父亲跟茶有不解的缘分。
父亲一生在忙碌，他却不是废寝忘食般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相反，他有一套自己特定的用餐时间和习惯，而且多年以来一贯如此。父亲在大学堂时依然和从前一样，每天都不吃早餐，午餐只吃少许自家厨房炒的、略放些盐的花生米，每天晚上七点半则是父亲的“人民公社”几乎固定不变的用餐时间，其实，他真正吃的就只有这一餐。每到用餐的时候，宾客们就会自觉来到餐厅。会客的餐桌大，座位多，不用催促，也不必等待，来晚了加把凳子就可以了。父亲的客人很多，经常有从世界各地回来探望他的学生，所以，父亲的餐桌上总是宾朋满座。前面说过，父亲当年在台湾就已经开起了“人民公社”餐桌，到华盛顿、香港也都是如此，现在是把它搬到了太湖畔，用餐人数还是那么多，氛围还是那么轻松愉悦。
在香港因地制宜，父亲考虑周详，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圆形餐桌。圆桌上杯盘齐整，荤素搭配，坐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父亲自己主要是吃素，但并不要求客人也吃素，相反，他非常尊重别人的选择权。荤素自由选择，大家自由自在，不会因为吃饭问题产生不必要的尴尬。两个桌子有时都不够，随身的学生和香港本地的学生，就会看情况让出主桌位置，这样的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用餐似的。
在香港的时候，一般出家人都不会和大家共食，到了吴江，因为可以坐的餐厅范围大，出家众就可以与众人同厅用餐，只是从来不上父亲的主桌，依旧保持出家和在家的分际。平时用餐，都是以自助形式来办，菜色也是偏于素食，只有晚餐时会保持盘菜形式，而且因为父亲饮食偏重口味，故而常常是四川厨师主厨。父亲招待客人的餐桌上，菜肴丰盛，加起来有十几种，但是他总是只挑几样稍微品尝一下，主要是吃主食——两碗红薯小米粥。学生和朋友从各地带来的地方特色小菜，他也会少量地尝几口。父亲自己用餐量少，但是他会不停地招呼大家添菜加饭，唯恐大家因拘束而没有吃饱。晚餐时间大约四十分钟，大家边吃边谈，偶有客人晚到，随时可以加入进来。大家吃得满意，父亲就会显得很高兴，如果有谁没有吃好，父亲就会视为己过，颇为自责。不过，一般情况下，在这种轻松热闹的环境中，大家都吃得很好。
太湖大学堂的晚餐基本上都是六点开始的，父亲非常准时，不喜欢任何人迟到，除非是远地的客人。在直通七都镇的高速公路修好之前，去大学堂是一件苦差事，驾驶不熟悉就很容易在农村的乡间小道中迷途。我那时去太湖大学堂都依赖别人开车，靠他人指路，好几次带朋友去探望父亲的时候，外地的司机总是迷路，本地的友人也对那些曲折交错的小路不熟，几乎我带朋友去都会迟到，而父亲总是在等着我，我每次心里都像淌血般难过又感动。虽然父亲会不高兴地骂我怎么老是迟到，但是他心里清楚我也是没有办法。虽然迟到，父亲却知道我一定会来，每次都等我一下，而且让我固定坐他右手边的座位，在桌上也一定会向来宾介绍我。有趣的是，没有人看得懂我们父子间的互动，我也自然是保持微笑缄默的时候居多。
（南怀瑾与众人唱议川剧参考资料：《南怀瑾的最后100天》第七十六至七十八页，王国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二○一四年三月第一版。）在饭桌上，大家除了向父亲请教一些问题外，还经常天南地北地聊一些轻松的闲话。有一次，大家说到了“英雄”这个话题，在座之人有不少血气方刚的盛年男子，讨论得自然热烈了些。父亲也为这种气氛所染，加入了讨论的行列：“我为什么不想当英雄呢？那是因为我看了川剧之后就不想当了，我才明白了什么叫英雄。”于是父亲顺势便谈起了川剧，还即兴用一口“川腔”唱起了七十余年前他在四川时听过的川剧段子。
父亲说，川剧的语言非常幽默，充分体现了四川人的风趣幽默和他们的人生观。接着他便讲起了一次看戏的经历。那次演的是山大王。第一个山大王刚一登场亮相，便唱了一段开场白：
独坐深山闷悠悠，
两眼盯着帽儿头。
若要孤家愁眉展，
除非是——
唱到这里，父亲微微一顿，随即又眉飞色舞地接道：“除非是——豆花拌酱油。”然后他解释说“帽儿头”是指一碗盛得冒尖的白米饭，接着又说：“你看四川人好幽默，怎么才能让我愁眉展，只需要有一碗豆花拌酱油就行了。”
接下来第二位山大王出场了，脸谱勾得甚是威风。父亲学着他的腔调唱了起来：
小子的力量大如天，
纸糊的灯笼打得穿。
开箱的豆腐打得烂，
打不烂的——
父亲又卖了个关子：“打不烂的是什么呢？你们可能猜不到。”随即父亲猛然起身，双手握拳，右拳举过头顶，左拳横于胸前，很是入戏地唱道：“打不烂的——除非是豆腐干。”唱到这里，他又是一阵大笑：“呵呵呵，把我笑安逸喽，我恍然大悟到四川人的幽默哲学观，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称帝称王，他原始的人生意义，第一是为了吃饭，所以伟大的本领和成就，不过是‘纸糊的灯笼打得穿’而已。”想来父亲一生对于名利的云淡风轻，定然也是受了四川人这股怡然自适的闲散之趣的影响吧！
饭后，撤去菜肴盘盏，摆上各色水果、点心和糖果，再给每个人倒上一杯热腾腾的红茶，这就开始进入餐后的茶叙时间了。对许多人来说，晚餐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但是对父亲而言，晚餐结束正标志着忙碌的一天的开始。
大家松散地围坐在圆桌旁边，边喝茶，边谈论世界各地的新闻和趣闻，气氛轻松愉悦。如果有新到的客人，父亲一般会请他们讲讲当地的风俗人情。父亲从来都不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专家型学者，相反，他十分随和，而且随时愿意当任何人的忠实听众。在大家纷纷谈论当天或客人当地新鲜事的时候，父亲就会点燃一根香烟，慢慢吸着，面带微笑地倾听客人侃侃而谈，有时会冷不丁地插两句话，逗得在座的客人哈哈大笑。父亲也会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十分爽朗，极富感染力，餐厅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溢着笑声，气氛温馨而祥和。
茶叙时间大家聊的多是些奇闻趣事，但是绝大部分访客是不会满足于此的。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为的是听父亲讲授人生、禅宗或者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如果父亲愿意讲课，那么茶叙往往会在九点之后就结束。当然也有不讲课的时候，茶叙便会持续到十点半左右。一般来这里就餐和听课的人都知道父亲的这一习惯，所以，每到此时，客人们就会陆续告辞。送完客人之后，父亲自己又一个人开始工作、学习和写作。
在太湖时，依据父亲身边学生的说法，父亲总是到了子夜时分，才回到睡房。他先洗漱，然后休息一阵，之后便开始施食。施食是他每天必行的一项日课。这是父亲自青壮年时期起就誓愿在做的，他许愿施食分享各道生灵，发菩提心。父亲的这一日课，数十年如一日，从不稍辍，更不假手他人。日课之后，父亲便诵经禅坐，在定境之中自净身心，深入空灵，体证禅家真空妙有之殊胜境界。父亲偶有闲暇之时，写过不少记述定中情境的诗，描绘自己在此过程中的心境和启迪。他写过一首《闲居杂咏》：
勘破荒唐是大雄，
开怀一任往来风。
多情原是菩提种，
人在圆明微笑中。
还有一首《秋夜定起》：
眼底云山似绮罗，
星辰日月掌中过。
诸天花雨当空定，
信手拈来供佛陀。
这些诗中的诗情禅境，精妙入微，不可思议。其中妙境，实不足为非过来人道也。
坐息之后，父亲便开始进入繁忙的工作之中。很多事情他都要亲力亲为才可放心，譬如他要阅读和回复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函，还要审读一批将要在大陆和港台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书稿。在这众多的信件中，有很多是来自亲朋故旧的，更多的是素昧平生的人写来的。需要父亲亲自挥笔作答的，父亲当夜就会把回信写好，其他的则由秘书室统一复函。这些信件中，有一类最难回复，便是那些要拜师或者问佛的信。听过父亲讲课的人难以计数，有些人听过之后就写信要拜师求法，但是父亲从不收传统意义上的徒弟。还有不少信是专门询问佛学上的很多问题的，实际上这些问题在父亲的相关著作中都有详细而精确的讲解，可见这些人并没有对其加以认真阅读，当然，对一些人提出的十分荒诞不经的问题，父亲自然也是不会回复的。
希望向父亲拜师学佛的人很多，但是父亲从不鼓励或提倡人们去学佛。他知道，在很多人眼中，学佛就是整日打打坐，参一参话头，有什么困难的？若真要让他们学起佛来，不仅连最基本的清规戒律都守不住，更不用说能对博大精深的佛法有所体悟了。父亲常说，学佛是大丈夫之事，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并且一直劝告想学佛的人先踏踏实实地做一个真正的人，然后再谈学佛。否则，一切都是妄谈，还是免谈的好。父亲并非不希望将佛法发扬光大，他只是不想让一些没有慧根的人，把时间白白浪费在了学佛上，最后落得个一无所得。但是，又有多少人能懂得父亲的一片苦心呢？
夜深人静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已进入梦乡，对于父亲来说，却正是忙碌的时候。处理完一天积攒的信件之后，他便开始读书，直至黎明，常常一夜就读完几本书。父亲珍藏了几十万册中外古今的藏书，但是他求知若渴，常常苦于无书可读。于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常去书店买些新书，或者从各种报刊上剪下一些科技新知识和各类资讯，送给父亲阅读。因为知道父亲爱书，所以来访的客人也会带些自己的新作或最近出版的著作送给他。这是父亲顶喜欢的礼物，他几乎都会照单全收。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父亲才放下手头的工作，打坐休息。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很少以睡眠的方式进行休息。中午十二点前后，父亲休息结束，之后他又忙于各项事务，直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又回到自己的会客厅，与来自各地的客人见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忙而不乱。
父亲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严肃呆板之人，相反，他十分幽默。有一次，一位北方的客人来访。父亲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开始，他抽出一支烟冲着这位客人说：“来一根？”这位客人性格沉默，不太爱说话，没有接茬。父亲长吐一口烟，向在座的其他人介绍说：“你们知道吗，他很厉害，是中国有名的铁板神算。”周围的人就接着这个话题，问一些关于算命的问题。父亲说：“我们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很多，这个预测学也算是古人留下的一门高深的学问。南方人有抽签算命的，他们北方有按生辰八字测算的。他的这门技艺叫铁板神算，在中国的北方盛行，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被父亲称作“铁板神算”的客人不停点头，表示首肯，谦虚地说了一句：“是我的师父传给我的。”
这位客人走后，父亲便向周围的人说起其中的因果。有一年，父亲去北京，请这个人算过一次，当时他说父亲有过牢狱之灾，骑过马打过仗，而且家里老人过世得早。他还预测说父亲本有八十七年的寿命，如果这一生做过修桥补路的事，那就会弥补很多恶缘，生命可以延长二十多年。父亲说完这些后，笑着对大家说：“这个人啊，真厉害，那时金温铁路已经建好，虽说不是我建的，但我也算是出过力的。所以，我九十三了还活着，要不早死了。不过，按照他的算法，我要活一百多岁呢，那不成了老妖怪了。”话未说完，他自己先呵呵笑了起来，周围的人早就笑得不能自已。父亲最后说：“他一个河北乡下的农民，哪里知道我是谁啊，我也是初次到北京，一个朋友说请个人给算算，觉得好玩，就来了。”
还有一次，一个朋友来访，晚上开着空调依然觉得热，原来是被子太厚了。这个朋友对工作人员说：“谢谢您的招待，一切都好，就是这被子照北京话来说就是‘皇帝他妈’。”工作人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父亲知道后，用温州话说：“皇帝他妈——太厚！太厚！被子太厚了！”大家听了之后，这才明白是一句歇后语，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次晚餐，有几位是父亲的老朋友。用餐时，父亲不停地调侃老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餐桌上一个喜欢佛学的朋友对父亲煞是尊重，开口便说：“您是一代宗师……”父亲不等他往下说，就笑着道：“什么一代宗师，是一代终死。”父亲说话带有浓重的温州口音，在场的很多朋友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他又一字一顿地说：“是终将的终，死亡的死，哈哈，还不明白，吃茶去！”后来，那个朋友又接二连三地向父亲请教了好几个问题，父亲脸色突然一沉，假装严厉地说：“吃茶去！”把这位朋友吓得愣住了。父亲见状，忍俊不禁，大家这才明白父亲是在开玩笑，一起大笑了一阵。
二〇〇六年八月，父亲应邀到上海，给当地的媒体人讲了一堂“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的课。课上，为了说明媒体人要对社会负责，父亲提起当年自己在四川《金岷日报》做编辑时自编自导的“征婚启事事件”。这事在前面第二章已经简单交代过了，这里补充一些其他细节。父亲当时编的征婚启事大致内容是说自己是一个小姐，来自杭州，因为日本人打到杭州，没有办法逃到这里，现在家破人亡，无家可归，谁要娶她，条件是什么，等等。启事一登出去，报社就收到了好多信。社长对他说，这次你犯了一个错误，看你怎么收场吧。父亲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又在报纸上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前几日去重庆，不慎跌入江中淹死了。父亲本来是想幽它一默，没有想到弄巧成拙，最后想尽办法弥补，才算是平息了这桩无端的风波。父亲借此告诫在场的媒体人，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一点都不能马虎，要对社会负责任，要时刻记着自己是个文化人。幽默可以，但是要分场合和对象，不能肆意任性。
许多人到了父亲的面前，往往因为心里那份崇敬之心，坐在父亲的对面却一句话都不敢说。明明心里有些问题想问，但是到了面前，又怕人家笑，又怕老师骂，自己越想越害怕，反而特别沉默。我就有这样的朋友，在去见父亲之前，我告诉他们要多说话，否则岂不是让父亲来讨好他们，让父亲为大家找话题吗？所以讲讲笑话、时世、个人故事，问问题都好，就是不要拘谨。但是原本活泼的，到了饭桌上也变得安静了，所以父亲常常说他是陪客的人，真是辛苦啊！不过有几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友人，反而特别放得开，和父亲互相敬烟不说，交谈时也是笑话不断，让父亲高兴得还特别写了字送他们。
除了幽默、开朗之外，父亲给人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便是他的大度了。虽然大家都称父亲为知识渊博、学养高深的文化大师，但他从不以此自傲，相反，他对自己周围的人和很多素未谋面的人，始终拥有一颗仁厚、博爱的心。
二〇〇六年，张中行先生去世，上海的《新闻晨报》首先登出了这个消息。不过，与文章搭配的照片却不是张中行先生的，而是父亲的。不少文化界的朋友看到消息后，纷纷打电话询问。后来报社也发现了这个重大错误，报社领导赶忙带着那位犯错的年轻女编辑来向父亲道歉，并带来了两万元作为精神赔偿。等到弄明白他们的来意之后，父亲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只是趣事一桩，并对报社领导说千万不要为了这件事为难那位年轻女编辑，年轻人难免粗心大意，会有错误，以后多注意就是了，有了这次错误，以后就会更谨慎细心。看到父亲如此大度，报社领导和那位年轻女编辑又是羞愧，又是感佩。至于那两万块钱，父亲当然是不收的。
父亲一生所为，没有因为地点、年纪、生活环境而有所不同。他习惯每夜静坐、看书，每日接待、应对，都是用时无心，无心正用。
最近一再听到有人说到父亲一生辛苦，我实在觉得有必要解说一下。对于那些凡事都依财物来衡量生活的人，他们活得战战兢兢，不但看自己是用钱来衡量，看所有人也都是如此，于是，就算有好机会、好缘分也看不出来，也会漏失。孔门七十二贤，属颜回最贤。其贤处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何苦之有？父亲亦如是！父亲万缘放下，哪里还会有辛苦可言？每次去探望父亲时，晚上用餐，我都坐在父亲右手边。每当听到有人说父亲辛苦，我会转头看看父亲，他的那一抹微笑，岂有知音可解！
五、一无所长无所是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一种文化长盛不衰，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包括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等活动在内的术数文化。这些术数文化，是从道家文化中逐渐剥离出来的。虽然在科学日渐昌明的今天，术数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但就目前为止，这种文化在民间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大街小巷，在人群集聚的公园附近，甚至是在路边，我们还是经常会看到一些自称能通晓古今的人在招揽生意。其实，这些人所掌握的术数，是十分“低端”的，与几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进，而与真正的道家文化精髓，自然也毫无关系。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些“旁门左道”也“与时俱进”了，换了一张新的面孔，披上新的马甲，继续纵横江湖。现在，社会上提倡学习国学，因此，有人便利用“国学热”的效应，打着《易经》的旗号，到处做宣传、办培训班。于是，一些在古代很简单的知识，甚至一些民间信仰，经过别有用心之人的包装，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科学”，成为牟利的工具。这基本上就是利用人的贪念和心理学，进行的财物或是人事的欺骗。真正穷苦的人是不需要任何未来预测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每天必须努力生活。但凡有了财产或是地位的人，就开始有了恐惧，害怕失去，正好让人有可乘之机，本来不会受到损失，反而因为想多得而多损。
其实，无论是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还是民间流行的据说能够包治百病的气功，或是各种所谓的特异功能，无一例外，都是道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东西，历来都被归为“旁门左道”。对于这些东西，父亲基本上都做过研究，无论是看相、算命还是看风水，只要他愿意讲，就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父亲和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文化人一样，虽然不一概否定，但也并不提倡这些东西。
一方面，他认为，这些东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中一些内容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说《易经》这门学问，现代人只能偏重于其中的术数应用，而不能真实地去探究它的原义，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大损失。父亲在《易经杂说》里，提到古人对易经的看法是“洁静精微，易教也”，据说这是孔子整理《易经》所做的评语。这句话点出了《易经》的真实性，既富哲理，又符合科学，不过现代人只能用到它的极小部分，同时思考上又被文王著的周易所限制了，这让老祖宗的智慧沦落为街头小道，甚至有人误以为它就是占卜学说，可悲可叹。以我的了解，我们必须回归到易学的起源，重新思考它的理象数问题，必然可以对后代的中国心理、科技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真理实相是万变的根源。
不过，《易经》作为占卜之书，其中一部分预测还是有道理的。因此，父亲的意见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一概归于迷信的行列而完全加以排斥。
另一方面，父亲不做看相、算命这些事，也屡屡劝诫别人不要迷信，更是坚决反对有人用这些东西去赚钱牟利。
父亲虽然对于这些术数文化颇有研究，但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一无所长，一无所是”，下面，我就谈一下父亲对于这些术数的研究和运用，让大家了解一下父亲的博学多识。不然，不了解他的人，真就要被这句自谦之语所“蒙蔽”了。
在这些术数文化中，预测是一门流行至今的学问。预测学并非中国所独有，古今中外，都有这方面的著作和学说。前些年在全世界流行的世界末日理论，就是源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而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以《大趋势》一书名扬世界后，又相继写了几本关于预测的书，这些书也无不风靡一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预测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似乎更大，而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中，道家中人尤为擅长。平民百姓津津乐道的所谓“参透天机”“通晓古今”，都源于预测之学。而与预测学相随而出的，有许多预言之书，如《推背图》《马前课》《烧饼歌》《梅花诗》等。父亲遍览中国古籍，这些书他都有收藏，于他而言，自然并不陌生。
父亲虽然从来不提倡这些东西，但是对道家的学问却极为推崇，特别是《易经》中的预测学问。因为正统道家学说，是在宇宙万有和性命修身上，别有所长，而且是中华文化百家源头。我们的文化本来没有什么家门派别的，只是战国时代，因应不同理论游说，才有区别观念；而《易经》本来是不分什么道家、儒家的，是中华古文化里每一个读书人都会研读的理论学说。所以父亲也精通《易经》，偶尔用《易经》里面的方法来进行预测，而且每次都能应验，这让我们惊叹不已。不过，父亲从来不讲预测的过程或者方法，他一般只讲预测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莫名惊叹，却无从知晓这些结果是怎么来的，也不了解父亲是如何运用《易经》来进行预测的。只是听他提到“去年是‘雷水卦’，流年不利，今年是‘未济卦’”之类的话，但都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因此，对于未曾真正读透读懂《易经》的人来说，父亲的话依然是不知所云，听起来一头雾水。
有一次，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谈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很多人对中国发展过快表示十分担忧。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笃定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候。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中国的内忧外患一直不断，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是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从现在开始，中华民族将有二百年的好运。但是好运能持续多久，还是需要靠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自己很好地把握住。谈话结束之后，大家都望着他，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却没有人追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父亲只讲结论，不讲预测过程。或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唯愿父亲的预测能够成真，更愿这个民族能够恢复雄风，把两百年变成五百年的兴盛。
父亲不仅预测大事，有时候，对一些小事也会进行预测。之前，父亲曾于香港办了一个公司。公司自然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和其他的公司一样。当时，公司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同时兼营房地产生意，也投资股票、黄金、外汇等业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香港的房地产、股票市场受政治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很大，经常大起大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股票和房地产行情普遍不被看好。在大家对这类生意一致否定的时候，父亲独具慧眼，认为此时买入这类股票，日后必定会赚钱。于是，他就让周围的人大胆吃进，果然，跟着他大胆买股票的人，后来都大赚一笔。
不过，父亲终究只是预测，所以“失算”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一次，父亲在谈论到某只股票时，对其颇为赞赏，认为将会大涨。有人听到这句话，就跑去买了那只股票。结果，事与愿违，股票渐跌，那人被死死套牢了。后来，那个人见到父亲，忍不住埋怨他，说早知道这样就不该听他的话。父亲听闻此言，微笑着说自己又不是先知，谁叫他听的。说完，他和那人都笑了起来。实际上，即使父亲真有这种“通天”的能力，他也是不会投入过多精力在这些小事上的。所以，把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金科玉律，拿着它去寻求利益的人，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父亲对大事、小事都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父亲来说，是平常无奇的。但是对于常人而言，这哪里是平常无奇，简直是神乎其神了。所以，父亲在众人面前预测事情，从来都是极为慎重的，生怕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导致听者误解了本意，生搬硬套，生出是非，平添麻烦。
因此，每次茶余饭后，父亲要预测什么事情时，都会在开头先加上一句“现在我讲一点迷信的话，根据《易经》”云云。如此一来，父亲首先表明自己的预言不是凭空乱说，而是有依有据的，而且不管自己做出什么预测，都会因为事先的“迷信”声明，而免去了责任。其实，倒不是父亲怕事，而是他历来对于预测之事持慎重的态度。有时候，在讲完之后，他还会开玩笑地说：“这是我们的‘党内秘密’，大家不要出去乱说。”他说的这个“党内”，自然是指当时在座的一班人。当父亲根据《易经》讲今年是什么卦，明年是什么卦的时候，显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参考，并非当作金科玉律。这是需要听者去自行分析和判断的。但不知道是因为某个“党内”成员过分崇拜父亲，把父亲的话当圣旨，还是因为“党内”有人无法“保守秘密”，总之，父亲的说话内容，最终大多都会“泄露”出去。因此，有时外面一些流言满天飞，但是其意已与父亲的本意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预测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于这种学问，父亲的态度十分明确——可以研究，但不要盲目。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可以研究”，那是少数人的事，哪怕研究一辈子却一事无成，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毕竟那只是少数人的事；“不要盲目”，一旦盲目的人过多，则就变成多数人的事了，便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
父亲曾结合孔子在《系传》里的“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句来具体阐释过自己的态度。父亲说，中国过去在科学上，以天文法则看天象的演变，就是除了天上的气候、宇宙气象的演变有一套法则之外，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找出孔子所说“易为天地准”的道理；所以，我们推崇《易经》，但也不要推得那么高。孔子说“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就推得太高了，等于说，宇宙里任何法则，人事物理，一切事一切理的原则，没有超过《易经》的范围。父亲的这个态度，不仅早就写在书里，而且经常挂在嘴上，但是他的意思是孔夫子的说法，还没有得到更实在的验证，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支持这句话的论证，并不是完全否定孔夫子的说法。
在父亲的影响下，周围的朋友和学生大多认可父亲对预测的态度，但是还是有人过度迷信，执念难除。有一次，一个学生拿着一篇阐释《黄蘖禅师诗》的文章，不远万里来向父亲请教。那个学生很认真地说：“这篇文章很好，解释清朝十个皇帝的事都很准确。”然后，他请教父亲，台湾会怎么样，自己该怎么办？父亲十分生气，狠狠地将他批评了一番。父亲说：“你怎么越学越迷信了，不要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啦，我一辈子不搞这个的。你问我台湾会怎么样，我怎么知道？至于你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来问我有什么用？”
父亲不迷信预测，因为他清楚，《易经》并不是每次都能准确预测未来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能根据各种信息，对所面临的事情给出一个近乎完美的推论，这就使得父亲在别人眼中成了预言家。事实上，父亲几乎每次都能预测准确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而这几个条件，又是常人所不容易完全具备的。
首先，父亲极度熟悉中国历史，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在对国内外大局形势走向和待人处世上，有足够多的经验可以借取。他可以站在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去审视眼前的事情，拨开云雾见青天，而不会被眼前的“乱象”迷了眼。因此，国内外很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对此感到突兀，而父亲早就看透了前因后果。于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能使父亲吃惊，什么事情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样。
其次，从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来说，《易经》上讲人生，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吉、凶、悔、吝”，人生中如意事不过只有四分之一，而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人生中的任何事都无法逃脱这四个字。而这些人世的喜乐哀苦，父亲早就尝遍了，甚至可以说，他早就跳脱出此岸的苦海，至于荣辱得失，更是早就不记挂了。父亲超然物欲之外，做事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因此在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时，他能做到冷眼旁观。
再次，父亲一生做事遵循“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原则，做事时追求完美，要求事无大小都要尽力做好，但是对于结果就不刻意追求完美，凡事随缘就好。这是他律己则严的个性使然，当然我们子女也自小受此熏染，脾气个性也多与父亲相似——在对人要求上，固然希望有等同个性的人来相应，不过经过生活的历练，自然也能够做到豁达和潇洒。在我看来，父亲在面对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时，总能迅速做出判断，这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则是因为通晓情理的结果。
最后一点，父亲在和朋友日常交往的过程中，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对很多事情进行预测。如果说得准了，朋友就会把话不自觉地传播开来，倘若说得不准呢，朋友们也没人会把话记下来，将来与他当面对质。于是，不知不觉中，大家就把父亲看作是预言家了，认为他预测得非常准，而忘掉了其实他也有预测不准的时候。
至于看相，父亲也有自己的心得。和预测一样，看相也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门学问，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市场。父亲虽然很少公开给别人看相，但是历史上的各种相书，无论什么派别的，他都研究过，而且还会运用“麻衣相法”“紫微”和“子平”等各种相法。识人相面之书不可胜数，而父亲只对其中两本书颇为推崇。一本是曾国藩的《冰鉴》。该书记载了曾国藩自己识人的各种技巧，提出“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踵；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曾国藩的这几句总结，深得父亲之心。父亲认为这些话很有道理，而且比较科学。因为看相是古代的形名之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研究人的科学。另一本是曹魏时刘邵的《人物志》。父亲说，这部书比起国外的“人物管理”和“职业分类”等学问要高明许多。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涉及识人看相的学问时，父亲就会要求学生去读《冰鉴》和《人物志》。
看相虽也被列入“旁门左道”，但父亲不轻易地把它斥为迷信，而是认真地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对于看相，父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法，并且在平常的处事待人中，经常加以运 用。
父亲相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个人的长相，二是个人的举止仪态，包括衣着边幅。一个人的长相是天生的，无从改变。而举止仪态则不同，是后天形成的，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官员，对举止仪态似乎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父亲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很注意的一个细节。父亲出生于民国时期，从小接受的教育学问就是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的，这些礼仪经过几代人的革命，已经逐渐消失了，到了今天，几乎荡然无存。普通人的举止仪态，或许不算是大事，但是在官员身上，它的影响就大了。现在传媒高度发达，公众人物的所有细节，无时无刻不暴露在民众面前，无所遁形。这时，一个人的举止仪态，更能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
帝王将相有他们的相，平民布衣也有自己的相。父亲既给别人看相，作为一介草民，也被人看过相。父亲小时候就被一个相士看过相，这在前文已经提及。后来，父亲老了，也有人给他看过相。大家都说父亲的相很好，给他最普遍的评价是“仙风道骨”。父亲个头不高，体重不足一百斤，是一个瘦小的老头。但是当你站在他面前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父亲不怒自威，身上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同时，父亲慈眉善目，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虽然面相是先天形成的，但父亲的仪容仪表，同他一生修禅学道也有很大关系。港台一些有名的相士，还有父亲的学生中懂相法的人，都给他看过相。父亲听了他们的论断，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主要是看这个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父亲有一个相士学生，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在台湾很有名气，人送外号“刘神仙”。他看相算命要价很高，一次要好几万块钱。有一次，他得空要来看望父亲。彼时，父亲还在香港居住，于是他就从台北飞到香港。他刚一见到父亲，没说几句，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看相算命。父亲劝他不要再从事这类事情了，收摊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吧，如今时机不错，可以到大陆投资做生意，自己可以帮助他找路子。但是，这位“刘神仙”对于父亲的提议，完全听不进去。他继续谈论自己的老本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讲得头头是道。最后，他对父亲和周围的人说，给大人物看相算命，更容易成名。对于他的侃侃而谈，父亲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礼貌地再次劝他就此打住。
父亲对他说，历史上有名的相士，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正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父亲为此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东汉之时的易学大师京房的例子。京房与他的老师焦延寿创造出“京焦易”，能未卜先知，言无不中，以至于连皇帝有什么事都要去问他。他的老师说，京房把我的易学都学通了，将来必死于易学。后来，京房果然因学问太精，遭人嫉恨，被捕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另一个是关于北宋大儒邵雍的。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对易学研究很深，写了一本《皇极经世》，并创作了预言性质的《梅花诗》，学问很大。但邵雍的命运也并不好，一生隐而不仕，生活清苦，六十七岁便病逝了。父亲举这些例子，规劝“刘神仙”，希望他能及时收手，莫要将来后悔。但父亲的一番好意，却没有劝动他，他的兴趣还在算命看相上。
过了一年，父亲听到消息，说他的那位学生因为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才刚过五十岁，也算是暴死。真应了父亲对他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那句话。这些所谓的“神仙”，究竟能否“察见渊鱼”，我们无从知晓；但他们为了个人私利，绞尽脑汁去糊弄别人，以至于心力交瘁，却是事实。
父亲在香港时，还有一个学生也对看相测字诸事颇感兴趣。有一次，这个学生听说从内地来了三个不寻常的人，其中有一个是“神医”，还有一个是“相士”，据说本领都很高。于是，就向父亲询问，能否请这三个人过来聊聊。父亲那一天正好没有要紧的事做，就高兴地答应了。随后，那位学生就开车将三人接来了。那位相士来了之后，和父亲寒暄一番，提出要给父亲看相，父亲没有同意，让他给其他人看。于是那相士就开始挨个给在场的人看相，而父亲就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有道理”“讲得对”。那一天，在场的人共有二十多个，大家听了相士的话，都觉得颇有道理，于是在相士临走时，大家一起包了个一万港币的红包塞给他。对此，父亲就一直坐在旁边，默不作声，不置可否。等三人离开之后，父亲才长叹一声，说：“唉，跑江湖的，也不容易。”大家这时才明白，原来父亲并非真的认为那些人讲得对，只是给他们面子，不去点破罢了。
平日里，有很多人要给父亲算命、测八字，对此，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我的八字早就算好了，叫作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都是这八个字。”这一句话说得看相人和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不单是看相，只要是有关人身秘密的探测，大家也都会拿父亲做实验。有一次，在东莞寮步镇办学校的姚海奇在晚餐以后，拿着父亲的手把脉，父亲也让他把了两只手的脉，然后问他，怎么样？海奇回答得很妙，他说：“老师的脉是六脉纯阳，非仙即怪。”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也是笑得开怀。其实父亲身体的各种状况，他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气脉的流通，气息的起伏，气机的运转，父亲自己都有数的，不需要外人多叙，随着机缘让大家开心一下就是。
当时，父亲虽然身在香港，但有很多内地的事情要去处理，很多投资和文教基金项目都需要有人去管理。父亲自己没有时间，也难以安排出人来做这些事，于是只好靠内地的朋友向他推荐人。对于朋友推荐的人选，父亲一般会让对方交三样东西，以此来决定这个人的去留：一是本人的一张照片，二是本人的笔迹，三是本人的姓名。拿到这三样东西之后，父亲很快就会决定到底用不用。父亲说，照片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度；笔迹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就像西方的“笔迹学”一样；至于一个人的名字，一般都是爹妈起的，从生下来就有，一般都暗含着父母对子女的寄望，而人在成长过程中，多少也会受到自己名字的影响。凭这三样东西，父亲往往都能选出合适的人选来担任相应的职务。当然，父亲这样的选择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有时做事的结果证明用人不当，甚至有时所选的人在他眼皮底下坑蒙拐骗。不过，父亲明察秋毫，一经发现，立刻就把他们开除掉，因此也没有给公司造成太大的损失。
如果父亲要去从事看相算命这些旁门左道的事情，一定也会是个“活神仙”。父亲自己也曾说过，这些旁门左道的东西，他都不玩；他要是去玩，赚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父亲此言并非吹嘘夸大。但是父亲并不玩这些东西，而是把对这些东西的研究运用到为人处世上，应用到人际关系方面，而这远比他从事看相算命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除了预测和看相之外，父亲对风水也颇有研究。
风水，又称堪舆。（堪，《淮南子》云：“堪，天道地；舆，地道也。”堪舆学即天地之学。《史记》所记堪舆家，本有仰观天象，俯察山川水利之意，后世以之专称看风水的人，曰“堪舆家”。）它和看相算命一样，也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经过千年的发展和流传，直到今天，这门学问则更加系统和完善，甚至传到了国外，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国外的一些媒体曾介绍过中国这门古老的学问，把中国古代的风水学和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管理理论。比如，公司的选址，公司大门的朝向，办公室的布局，甚至桌椅物件的摆放，都有讲究。桌椅的朝向，桌上应该摆放什么物件，哪些物件不应该出现，实际上蕴含了风水学的一些道理。但是，这桌椅摆放的讲究，算是迷信还是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如此一来，风水理论逐渐风靡全球，近年来，连许多堪称天生商人的犹太人老板，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他们纷纷花大钱，聘请华人命相家、堪舆家，对他们的公司布局选址进行指点。
父亲曾告诉我们，他在幼年时期，就对风水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父亲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读书人一般都要懂得三理，即命理、医理和地理，“中国文化讲究孝道，这需要我们懂得命理，父母岁数大了，什么时候是个关口，自己出远门能不能回来，都要事先心中有数。第二就是父母病了，要懂医理，知道怎么治疗。第三就是父母不幸去世，要懂地理，找个好地方安葬”。父亲祖籍温州，当时这个地方很重视风水，住宅（阳宅）和坟地（阴宅）选址都是必须邀请风水先生的。父亲说，他小时候曾跟随风水先生跑过路，煞是有趣。从小的所见所闻，令父亲对风水学说逐渐产生了兴趣。
和其他钻研风水学的人不同，父亲对这些知识虽然精通，但是并不迷信。父亲懂风水，但是并不拘泥于所谓的风水理论。年轻时，他以好奇的心态涉猎风水学，探索把玩，疑信参半。等到年事日长，他说自己“涉猎既多，恍然而悟”，对这些东西就不再有任何的迷信了。
当时，有朋友对父亲说，他的办公室座椅的位置不对，不能那样坐。但父亲置若罔闻，他说：“我不需要鬼神来帮助我，一生行事无愧无怍，了无所憾，所以什么都不怕。”
父亲认为，风水学是我国古代质朴的科学研究，可惜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只把它用在阴阳住宅的选址之上。后来，这门学问在民间广泛流传，逐渐被加上许多妖妄之言，这实在是一个大错误。父亲一直在劝诫别人，不要迷信风水，因为风水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能够改变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父亲说，老一辈的风水理论里就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只改变风水而置积德、读书于不顾，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父亲希望那些迷信风水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人，可以从这个理论中醒悟过来。
父亲经历过两件与风水有关的事，这两件事也体现了他不迷信风水的态度。
第一件事是力保天文台不被拆。蒋经国晚年时，曾患过一次很严重的眼疾，对此，他曾向一个风水先生请教。那个风水先生勘察了“总统府”周围的环境之后，说蒋经国之所以患眼疾，是因为风水不利，都是被“总统府”前面的那个天文台所“冲”，应该把它拆掉。听闻此言，管事的人大吃一惊，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卧不安，陷入两难之地。因为如果相信风水先生所说，就需要拆掉天文台，而这个天文台是美国人帮忙建造的，且刚完工不久，一旦拆除，很有可能会酿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更何况，宋美龄一生信仰基督教，根本不相信风水先生所言，想要说服她相信风水先生的话实属不易。但倘若不相信风水先生的话，如今蒋经国已经病成这样，万一那风水先生说得有道理，却置之不顾，耽误了蒋经国的病情，后果也十分严重。
这个管事的人左右为难，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父亲。于是，管事的人就来拜访父亲，恳请他亲临天文台，看一看风水究竟如何，出一个主意，到底该如何是好。父亲本是不想管这件事的，因为他根本不迷信风水，更不相信蒋经国的病和天文台会扯上联系。但是，管事的人和他是老朋友，这个忙不好不帮。于是，父亲就答应下来，说会想办法的。待那人走后，父亲随即招了一辆出租车，不动声色地去天文台附近看了一圈，又叫自己的一个学生，拿上罗盘，到台湾“总统府”前面有模有样地勘察了一番。等到勘察完了，父亲就给那人捎去一句话：“告诉蒋经国先生，不碍事的；不过，为了把事情办得妥帖一点，最好还是给那个风水专家送一笔钱，叫他不要再吭声。”那个管事的人听取了父亲的建议。最终，天文台保住了，而蒋经国的眼病，还是请了医生去治疗。
第二件事是关于买四合院的。父亲曾托一个朋友在北京帮他物色买一座四合院。这个朋友收到委托后，跑了不少地方，经过仔细的筛选，终于选出了一处，觉得挺理想，那个四合院不仅地段好，面积大，而且价格合理。于是，这个朋友就向父亲报告了考察结果，催促他赶紧买下来。随后，父亲就派了一批学生前去看一下，并交代他们如果觉得好就赶紧买下来。大家到那所房子看后，大多数人觉得十分不错，但其中有一位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这位学生跟随父亲多年，自己又花了很多时间钻研风水的学问，自我感觉很有心得。他看完这所房子，就对父亲的那个朋友说，他觉得这里风水不好。他说这所房子的右边也就是西边，是一幢大高楼，根据风水理论，“左青龙，右白虎”，右边这座高楼一挡，风水就不好了。而白虎坐镇，将来必是小人当道，女人当道。听到这句话，另外一个自以为对风水有研究的人更是添油加醋地说，这所房子的门牌号是“一九四号”，这个号很不吉利，“一九四”同“要就死”谐音，寓意谁买下来谁就死。这个人一说完，把父亲的朋友吓坏了，担心如果买下这座房子，万一以后真有人出事，自己可担当不了那个责任。因此，这个朋友就赶紧打电话，向父亲报告“险情”。父亲一听，笑着说：“你不要管这些了，你不懂，赶紧把房子买下来就是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座房子最终还是没有买成，不过绝对不是因为风水问题。
父亲除了对以上诸学有所涉猎外，对咒语也进行过研究。和风水学一样，咒语也是旁门左道中的一个分支。咒语本来自佛教，梵文称之为陀罗尼，意译为总持。故密宗说：“一切声音，皆是陀罗尼。”可见，咒语在密宗里，是一种修持的方便法门。实际上，咒语不仅在佛门里有，在其他宗教里也有。父亲曾在自己的一些佛学著作里介绍过，也曾给学生传授过一些咒语。比如，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念的是“唵嘛呢叭咪吽”。父亲说，《济公传》里面的济公和尚，一辈子念的就是这个咒。小说传记上描写济公每次遇到妖魔鬼怪便拍一下后脑，念一句这个咒子，赫赫光便出现了，降妖伏怪，无往不利。
父亲注重结交人，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有过交往。早先，理教在黄河以北地区较为流行。这个理教，有个“五字真言”咒语，不同于佛法中的“五字真言”，是教内秘密，据说“六耳不同传”，意思是有三个人在场，就不能传授这个咒语，只能两两相传，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悄悄地贴到耳朵上传。得到传授以后，也只能在心里默念，不能出声。只有在大难临头之时，才能念出声来。比如，犯了法，临刑之时，大声念出这个咒语，就能保你不死。那么这个“五字真言”到底是什么呢？
有一次，父亲认识了一个理教徒，便问他理教的这个“五字真言”究竟是什么。那人故作神秘，左顾右盼，确定四下无人之后，悄悄地伏在父亲耳朵上，一字一顿地说出了那个咒语。说完，还捂住了父亲的嘴巴，示意他不要说出来。
听完那五个字，父亲暗自发笑，但碍于情面，只好忍住了笑。后来，父亲告诉大家，那五个字就是“观世音菩萨”。父亲说，这多么可笑，但那么多人就是相信，真诚地信，真是不可思议。父亲后来听说了理教的另外一个咒语，也觉得很可笑。原来，那个咒语就是曾子《大学》开头的那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风水学和咒语，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旁门左道”，其中夹杂着很多迷信的成分，而这些成分逐渐掩盖了它最初质朴的学问。父亲对这些“旁门左道”都有过深入研究，但他并不迷信这些东西，而是积极寻求其中科学、合理的部分，让它们在当代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父亲通晓这些学问，故此，父亲的学生和他的一些读者中都有不少人认定父亲有神通，他们也都想跟着他学一些神通之术。试想，我等俗人凡身，如果见着哪个人有神通，是一定会崇拜敬佩得不得了的。可是，父亲真的有神通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神通。佛经里面的所谓“神通”有六种：一、天眼通；二、天耳通；三、他心通；四、宿命通；五、神足通；六、漏尽通。父亲的一部分学生认为他是有“神通”的，是个得道的高人。
不过父亲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什么神通，对于一个修行人，嘴上挂着这些词语都是不到位的，如果被人说是有神通也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每当有人问我：“听说你父亲有神通，是不是？”我一定记住要远离这样提问的人。父亲也一再说过，喜欢谈神通的，必然离神经不远。我们人生来就是神通具足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哪个不是神通？把自己搞清楚明白以后，现有能力自然会更有能量，本是本体功能，不要当作什么特异功能来看。不过一般人对父亲的所谓有“神通”的看法，也就是一种钦佩的态度，所以无须苛责。
不过父亲却也有些常人难以理解的故事。比如，父亲对于一些老友、亲朋的去世，都会有心灵感应。例如，父亲的表兄在去世前一个月，因病住院，虽然病情反复，主治大夫却认为有好转的可能。对此，父亲却断言：“不可能的，过不了下个月的八号。”到了次月八号的晚上，他便写好一副挽联，通过传真发到医院，而这时，他的表兄情况还很稳定；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到了九号深夜两点钟，他的表兄就溘然长逝了。
虽然那么多人认为父亲有“神通”，但是父亲自己从来不承认自己得道，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神通”。佛门有语“制戒神通”，禅宗里也有“以神通惑众者，迁单”的戒条，此外禅宗还有“荷担慧命者，则不言神通，以平实为人，做人天表率”的训诫。父亲作为禅宗大德，对此自然烂熟于胸。所以，他对那些想跟着他学“道”学“神通”的人，是极力反对的。当有人说他有“神通”、有“道”时，他就会说：“我有什么道？我有食道、尿道。”他还常说“神通”和“神经”只差一字，没有得到神通不要紧，变成神经病了就麻烦了。
当然，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神通”，父亲是不赞成大家去追求的。但是，父亲始终认为，人有无限的潜能，如果通过某种方法，把人类身上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那么这就是极大的神通。在这个意义上说，历代禅宗大师有神通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佛经明训，公开演示神通是违反佛门戒律的。所以，由此看来，神通是世俗中人无从窥见和习得的。可惜的是，当今社会上有些无德之徒，以神通为幌子，招摇撞骗，甚至谋财害命，已经完全背离神通之原意。父亲对这些人是极为反对，也是极为鄙薄的。
六、维摩宣唱梁皇忏
父亲的身体一直以来都是安好的。他多次说过，自己是不会进医院的。然而或许正如父亲自己所说，龙年对他流年不利。二〇一二年年初，父亲做了白内障去除手术后，他的生活起居逐渐受到了影响。他曾想请当年毛泽东的眼科医生唐由之以“金针拨瞳”的传统方法为自己治疗，无奈唐老年事已高，实在力不从心。父亲也只好采用西医的方法手术，却也没能使视力恢复多少，便又请张仁医生为他针灸治疗，这才渐渐控制了病情。
父亲一生用眼超时，到九十五岁依旧阅读不倦，他自年轻时起，就知道不断为眼睛做保养，但是不论修行养身的努力若何，每一个人都无法违背身体的自然规律，所以父亲在眼睛的问题上还是需要医生的介入。由于对中医的信任，他先请唐由之医生针灸，不过唐医生已经是八十六高龄，而且这“金针拨瞳”的手法也久不施行了，于是同学们又帮忙请了上海名中医师张仁来诊治。由于白内障摘除以后，父亲的视网膜有黄斑病变，视力逐步下降，所以找张医生来治疗。张医生说，如果早期治疗可能效果好些，现在只能尽力控制情况了。父亲也不强求，就笑着对张医生说：“控制就好，控制就好。”不过张医生还特别告诉父亲，可能会因为刺破小血管形成熊猫眼，父亲也不计较，轻松地说：“不要紧的，我现在也没讲座。就算是讲课也没关系，我可以找个墨镜一戴，蒙混过关。”就这样，父亲开始了几个星期的针灸治疗。
为了感谢张医生的援手，父亲送了他两本收入“太湖大学堂研读丛书”，由父亲亲笔题写书名的唐代著名医药家孙思邈的经典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张医生也在父亲的中药房里为他配制了一些调理的中药，用以维持疗效。六月下旬，张医生全家三口，带着女儿一块儿到太湖大学堂参观，也在父亲有名的“人民公社”餐桌上用晚饭。晚餐结束后，父亲送他们到门口，父亲双手抱拳对张医生说：“张医生，这扇门一直对你敞开，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只是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二〇一二年八月，父亲的身体出现不适，但他拒绝前往医院。为此，常随父亲身边的人只好请了一个大医院的医生来给他看病。医生建议父亲去医院做检查，但是父亲仍旧坚持不去医院。因为一直以来，父亲都是自我调理，药物大都是自己调的，只是偶尔才吃一些中成药。
八月中旬，父亲自我诊断后，决定闭门休养，不再接待访客。八月二十七日起，父亲不再去办公室，交代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就上楼报告请示。当时，在温州的二哥小舜和在香港的弟弟国熙得知后，都赶来看望父亲，恳请父亲去医院，但都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服用中药一段时间后，病情未见好转。九月十四日午时，父亲突然咳嗽不止，应是十分痛苦难受。过了很久，情况仍未见缓解。当时正轮到宏忍法师值班照料，她关心地问父亲：“老师，要不要改变方式，到医院去？”
父亲努力克制住咳嗽，微微笑了一下，说：“好吧！你要通知大家。”
于是，宏忍法师马上通知了我哥哥和弟弟，并联系了李素美、郭姮晏和马宏达等人。宏忍法师与李素美、何碧默（国熙妻子）、郭姮晏四人，在救护车上陪着父亲前往上海的医院。而牟炼、许江和郭彧嘉（郭姮晏弟弟）另外驾车随行。在动身前，父亲曾说了一句话：“此时要借用一下西医了。”父亲平日里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一直拒绝前去医院。但看到自己生病这一段时间以来，学生们跑前跑后，十分辛苦和不安，父亲内心十分不忍，于是决定还是住院为好，一来可以不让学生们身心疲倦，二来也适时做一下改变，尝试一下西医。
救护车在路上行驶了两个小时，到达医院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医生先给父亲做了初步检查，接着安排住院。在此期间，父亲服了医生开的消炎、化痰、利尿的一些药物，不久，他的咳嗽症状有所缓解，还上了几趟小号。此时，父亲的脸色好了一些，不忘开玩笑地说：“到上海来，就撒了三泡尿！”
第二天上午，国熙夫妇赶来，见到父亲，十分关切。国熙为了让大家的情绪不那么低落，故作轻松地说：“鸠摩罗什也害病啊，而且病了很久。”父亲听了，微笑不语，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当天国熙弟打电话到洛杉矶，告诉我父亲进医院了，情况不是很好。我立刻查看了护照，发现签证刚刚过期，需要马上再次申请。除了准备第二天去中国领事馆之外，我也立刻静下心，默诵心经和大悲咒，为父亲祝祷。
二哥小舜随后也从温州赶到医院了。父亲静静地看着国熙和小舜，忽然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们。”他们紧紧抓着父亲的手，哭着说：“爸，不要这样说，都过去了。”父亲多年来视家人为天下人，视天下人为亲人，公而忘私，不免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有所疏离。而他的对待，让外人误会南老师不喜欢自己的子女，或是与子女根本不亲，更有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冷淡疏离，所以父亲这句话，只是告诉我们他是明白的，我们也应该了无挂碍。说来不可思议，每次国熙弟来大学堂看望父亲，照样是要交住宿费的，好在大学堂的餐饮费用是父亲供养大众的，我们也随众免除了。不过能与南老师结上子女的亲，毕竟是有些华严因缘，本来就是万缘不缠一身轻的，这样的对待，就是一种助道的方式，让我充满感恩之情。
听弟弟说，在医院里，护士们看到父亲的不舒服，马上取相对应的药让父亲服下。服下西药后似乎立竿见影，父亲的病况好转了很多。这时，大家心里头稍稍放心。父亲也不愿耽搁麻烦大家，就让李素美之弟回台湾去了。而国熙当时也感冒了，父亲以怕传染为由让他们夫妇二人不要作陪，即刻回香港。
住院第三日，父亲状态转好，一上午都与前来探望的人闲谈，还特别嘱咐郭姮晏赶快回去照看实验学校。可是，到了傍晚，父亲的身体又开始不太舒服。不过，父亲宽慰大家说：“没有什么，不要担心。”
第四日上午，父亲喉中有痰，呼吸不畅。国熙他们赶忙又从香港飞过来，而之前回去的许多学生闻讯又赶回来，马有慧、彭嘉恒夫妇也从香港赶来了。我这时已经订了机票，排了行程，即将赶赴上海。
医生经过初步检查之后，对父亲呼吸不畅的情形，建议必须进一步检查，查找病源，才能正确诊断，彻底治疗。父亲同意了，并于当天下午做了核磁扫描检查。次日，检测报告出来了，显示肺部有真菌感染，另有一小处有阴影，看不清，无法判断是什么。医生说，如果要彻底查清楚，还需再做切片检查，但老人家一来年事已高，二来太瘦，怕无法承受那种痛苦和手术，所以医院方面不建议做。医生最后说：“我们的能力到此为止了。”
听到这样的决定，马宏达心痛地对父亲说：“老师，接下来要靠您自己 了。”
父亲这时候已经无法说话，就用笔写下：“明白，好！” 听弟弟说，随后又有学生们来去，父亲就再写下两个字：“平凡。”我可以了解，这就是父亲一生修行的总结。社会上关于父亲的言论很多，有神化的，有妖魔化的，有赞美向往的，有顶礼膜拜的，最多的还是真实懂得修正自己的，所有的反映就是镜中的倒影，自家的心性而已。现在父亲对大家最后的话，就是“平凡”，如是而已。
此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
住院这几天来，父亲不像别的病人，他极少躺着，和在家里一样，坐在床上，有时候盘腿，有时候不盘。父亲听了医生的“告知”，写完字后，开始活动颈部、腰椎，继而安静地坐下来。半个小时以后，相同动作再做一次。如此反复三次，终于稳坐不动，姿态与平日打坐并无二致。大家安安静静地，围侍在病房周边，没有人说话。
从傍晚开始，父亲始终保持这样的姿势，安详从容，气定神凝。
是夜，宏忍法师等人继续守护。
次日，也就是十九日，早晨六点四十分，一缕缕阳光照进病房。宏忍法师正在准备为父亲洗漱，忽然听到父亲身体里传出一个像开关突然关了一样的声音。她连忙上前，试了一下父亲的鼻息，没有呼吸了！再摸一下脉搏，极其微弱，近乎没有了！
宏忍法师急忙通知医生。医生第一时间给父亲做了心电图检查，屏幕显示已经没有心跳。所有人紧盯着屏幕上那一条直线，它似乎没有尽头，毫不理会大家焦虑担忧的心情。病房里只剩下仪器的嘀嘀声，偶尔屏幕上那条直线凸起一点点，大家都齐刷刷地转头望向医生。医生摇摇头，灭掉了所有人心里头的一丝希望。
不一会儿，国熙夫妇、宋钏、小舜哥、李素美、郭姮晏、阿驾、马宏达、彭嘉恒夫妇等人陆续到来。
医生和小舜哥都检查了父亲的眼睛，发现瞳孔并未变大。于是大家商议，决定在下午两点护送父亲回大学堂。收拾停当，准备出发前，小舜哥又一次检查了父亲的眼睛，瞳孔依然没有放大，而且他发现父亲的脸颊现出红润的光泽。大家看到了，谁都不说话，只在心里默祷。
父亲回大学堂坐的是大学堂的商务车。据说马宏达和王洪欣（大学堂拳术老师）分别坐在第三排座位两侧，他们的腿上铺放上软垫，父亲躺在垫子上，周围用软枕垫着。第二排座椅向后转，与第三排相对，阿嘉、小牟、小乌和马有慧四人面对着父亲，一路护送随侍。车子由小许驾驶，郭姮晏坐在副驾驶位。
十九日下午两点多从医院动身，四点多回到大学堂。大家把父亲放躺在卧室的床上。卧室外是书房，书房外是医药室，医药室门外是通向走廊的楼梯，这个门是父亲出入之门。
当晚，三人护持，各在一间屋中，两班轮值，共六人。从那时起，每一晚都有人护持，学生们的愿力是，父亲是入定的，依旧有随时出定的可能，大家更要加倍用心。此时每一位都是家人，都是学生，这两者名称之间，已经毫无界限。
国熙弟在电话里语带哽咽，断续无常地告诉我说，这次父亲真的是要走了。我们以往曾经谈过父亲往生方面的问题，弟弟此刻低落的表达，虽然说得不清楚，但是我了解父亲转化的时候就要来了。这确实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心里我们相信父亲应该是要过三位数的年纪以后才会走的。如今要走了，应该是度化大众的缘分已了。父亲自从开办东西精华协会以来，大致有四十五年，也和本师说法的时间差不多。因为当时美国的生活变化，我有一年多未赴中国探望，需要再签证和买机票，时间上非常紧迫。弟弟不禁叹说，你大概来不及见父亲一面了。
挂了弟弟的电话，我先立刻放空，让全身释去触受，让心安住一会。这个人世间做子女的，最大的、最后的、最伤情的时刻，最是考验个人的修行。母亲去岁辞世，姐姐们和我，虽然悲痛抠心，但是都可保持正定，除了在心口意念着心经，祝祷母亲有情接引之外，我们时而步出室外，放声抽泣一阵，但是只要回到母亲的身边，必然微泣助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安排所有世法的程序，顺顺利利地送母亲往生。现在我远在他乡，知道父亲周边，视父亲如父如亲者众，其情伤不下于子女。此刻我与天下人同亲，与天下人同悲，与天下人同心。数刻更漏之后，将心来用，用之则行。先是规划申请签证，然后订机票，安排家事。
洛杉矶时间的九月二十日，国熙弟再次来电话，关心我的行程，并告诉我父亲已经自上海回到庙港，他和二哥一路伴随。我是在洛杉矶二十一号下午拿到签证，然后即刻飞上海的，但是到达时也是国内日期二十三号了。当天晚上，我赶赴七都大学堂，一到学堂就进入父亲卧室拜见，不禁垂泪黯然，心中依旧佛号不止，行三跪九叩之礼。出来后，与几位愿意交谈的学生谈了各自的想法。众学生做主，认定父亲是在定中，仍然需要等待。这样的认知是我没有想到的，多年禅宗的熏习，我个人对父亲的了解，应该是像古代的大德们，来去绝不拖泥带水的，我深信父亲的修为亦然如是。平常在与父亲的谈天中，如果有人打岔了他的话，他就会停止下来，等到纷纷扰扰过后，他也不会再续原先话题，一切活在当下，了无牵扯挂碍的。现在大家愿意如此相候，静待变化，我自然无需多言，以同体大悲之心，接受大家的心意，暂时不做认定。
次日，哥哥、弟弟和其他家人们都赶了过来，经大家商议，我和刘雨虹女士、宏忍法师、李素美、马宏达、李慈雄、吕松涛先组成七人护持小组。
经过连续几日的观察，大家还是无法达成一致。大致分成两派观点。一部分人认为，医生已于十九日上午宣告“不建议作进一步检验”，而且心跳、呼吸和脉搏都没有了，说明父亲已经仙逝了，现在应该处理后事了；另一部分人却提出，父亲的瞳孔并未放大，气住脉停很有可能是父亲进入禅定的表现。他们提供的证明是说，父亲二十世经七十年代在台湾入定时，医生测试过，也是气住脉停，心电图也是呈直线。所以，父亲没有死，是入定了。
由于父亲住院，甚至已经过世的消息，已然外传。此刻争论不下，也总要对外界略做交代，所以最后决定先发布消息，宣布父亲在禅定中。此刻亲自经历众人的不舍，也看到做一个大众名人，确实是没有自我的，自己在往后行径中，更需要注意安排。
我的心里是多么期盼父亲就是在禅定中啊！守护的人多日来的报告，总是一再强调一种观点：父亲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任何异样。以我之见，如果能够按照古代那样，停灵七七四十九天那就更好，只是现实中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十八日傍晚，父亲的朋友林德深、李丹夫妇从香港来到大学堂。林德深是国际知名的遗传医学专家，李丹是神经科专家。在对父亲进行详细检查后，二人于当日晚在主楼会议室与大家见面，讲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说，父亲究竟是入定还是死亡，应该分成两步来看：首先，检查是否有生命现象，如果没有生命现象，必须再做第二步：检查是否有死亡现象。二者都具备，才算是死亡。
父亲离开医院时，虽然没有生命现象，但不能判定为死亡。现在需要做第二步检查。他们带来了一些医学仪器，为了讲解测量方式和结果，我自愿充当假体，戴上仪器接受检查。这样大家都有了一个概念，也希望第二天的检查可以确定父亲身体的现况。
二十九日上午十点半左右，这对医生夫妇用仪器给父亲做了检测，用时三个小时。其间，国熙弟与小舜哥陪同在侧，与医师们一起看仪器检测过程和结果，我和其余人，则焦急地在主楼会议厅里等待着。等到下午，林医生等人出来了，下到一楼，他悲声地宣布：“南老师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部分身体已出现死亡迹象，身体不可再用了。”林医生说到这里，忍不住大哭起来。大家也悲伤得难以自抑，纷纷落泪。
下午四时，本地的法医确认了父亲的死亡诊断。
为了让大家吃好晚饭，等大家用膳完毕，我们七人小组在餐厅正式宣布，父亲去世了。
大家强忍住悲痛，商定于三十日晚，在太湖大学堂院中火化遗体。三十日恰好是中秋，本该是人月两团圆之夜……能在这样的日子送走父亲，也是圆满了。
先前在二十六日的下午，四川成都文殊院的方丈宗性法师突然到访，而且带了十二位法师一起到太湖大学堂。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示现，早先我们也商量过，有何人选可以为父亲主持化身仪式，大家一时没有头绪，此刻顿时明白，这事早有安排好的因缘。
宗性法师约四十岁左右，年轻时出家，曾经是四川佛学院招考时，排名第二的高才僧生，现任中国佛学院的副院长。因为袁老师遗骨的事务，和父亲结的缘。父亲曾经以玩笑方式说过，宗性法师是以前维摩精舍的同学。这次宗性法师说，前天夜里，他梦到父亲与他坐在一起，对他笑了笑，醒来后，他立刻知道父亲有事发生，所以即刻搭飞机前来太湖。交代完毕，宗性法师进到父亲的房间，静坐两个小时，出来以后告诉大家，一切均能圆满解决。在往后的会议中，大家总算达成共识，决定请香港两位西医，并且熟知佛学的同学过来，经由他们两位鉴定父亲的状况，是可以得到所有同学的认可的，此事到此步向圆满。
父亲的大事由古道师操持，谢福枝协同安排。早在二十日起，古道师就按照以往寺庙里大德起行用的化身窑为标准，和谢福枝两人雇工人开始建造了。化身窑盖在主楼外右前侧的绿地上，隔着学堂的环道就是太湖堤和太湖，非常开阔。整个化身窑用红砖垒砌而成，然后敷上水泥封填缝隙。化身窑后上方建烟囱，前方开了门口，方便灵柩进入，同时装设铁门一副，紧密度甚高。门下设通风口，方便初火时通风加热。我在化身窑即将完成的时候，曾走入窑中，心中所想则是希望此窑是为我，而不是为父亲而设，如果我能替代父亲而走，那真是我的造化，更是苍生之福。
下午我和沈主任一起去看灵柩的准备，沈主任和谢福枝他们也用最好的木头，定制了盛大体的棺椁，沈主任一再叮咛，并亲眼看着师傅认真地用榫头接起片木。见此情景，我心里对这些与父亲感情如此深厚的学生们的感激之情瞬间有如泉涌。父亲自幼就教我生命的认知智慧，授予我诸缘并了、诸亲并断的法理，此时此刻，正是用时。
九月三十的中秋夜，晚上七时左右，父亲的大体先是由二哥、弟弟、我和在床边的学生，抬放到准备好的棺木中。我们将父亲抬出他的房间，然后交由子侄们，也就是父亲的孙子辈们，他们谨慎地接手抬下二楼，安稳地放置于有滑轮的医院推车之上。扶棺的安排是由大哥、二哥在前，王伟国表哥和乡弟刘煜瑞在中，干弟张谷与我在后，分别立于棺之两侧，以手扶棺。而国熙弟则立于正后方推行，踽步前行。缓缓地推着走出主楼大门，转经大楼门口的右侧步道，与门外前行的八位礼仪人员会合。我们扶推着棺椁，亲友、学生、大众踽步随行。步道两旁站满出席的学生与家属们，所有人念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号，心口意诚，佛号不断，就这样送父亲的大体直到化身窑边。化身窑入口处，多位亲近的学生接手，将父亲的大体抬送入窑。中秋皎皎明月高照，一路短途送行，子女和所有学生受众，动静之间，都是两眼清流，涂面不干，可是大家也都能摄心一处，口宣“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号，泣而无杂音。
父亲荼毗仪式：宗性法师于化身窑前诵经文
父亲荼毗仪式：化身窑封
父亲荼毗仪式：南师头骨舍利
父亲荼毗仪式：捡骨殖舍利
父亲的大体入炉后，化身窑前，我们兄弟一字排开，首先进行了世法程序，宣读国家大人的吊唁文，由政府的代表先致辞，我随即代表家属致辞，父亲的好友周瑞金先生也代表所有学生致辞以后完成。先由宗性法师带领举行佛教祭拜仪式，再由各方代表致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先生发来的唁电如下：
惊悉怀瑾先生仙逝，深表哀悼，先生一生为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令人景仰，切盼先生学术事业在中华大地继续传承。谨向先生亲属表示慰问。
温家宝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世法了矣，佛法启动。接着由宗性法师引领全体大众，诵念心经七遍。此时，我大起悲心，俯身拜榻，泪流满面，全身搐动不已。心经诵念完毕，我们依法师指示，依序行至供桌香炉前，拈香祝祷，拜行告别父亲。然后宗性法师做开释语，并做共勉歌，亲自吟唱：
勿成迷，勿着相，来来去去了旧账，
秋风拂面太湖水，碧波后浪涌前浪。
何用悲，何来伤，南师自己有主张，
辛勤耕耘春复秋，无生灭处是故乡。
莫私语，莫喧闹，心灯相续最重要，
金粟轩里青青秀，同愿同行菩萨道。
不可言，不思议，月圆天心在秋季。
今朝撒下菩提种，他日龙华共相遇。
法师吟罢，右手举火，高声喝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俄而一梦，是梦非梦，梦里梦外，梦！梦！梦！梦！”接着斜举火杖，大喝道：“烧，烧，烧！”将火杖送入窑口，刹那间金蛇蹿起，四周天华并落。看到宗性法师的威仪，听到法师的法语，不禁欣喜有此出家人，佛家法脉有续，特别感谢能有如法的，以禅门宗风为父亲送行，当下清明祝祷父亲乘愿复返。
三十日晚八时举火，大众跪拜念诵佛号不止。火起风烈，白烟浓密直上虚空，为了要让炉中尽燃，路口的铁门外，还需要加砖砌上。古道师、谢福枝、王洪欣和多位学生又携手封上炉口及风口。此后几日，日夜都有学生主动守护炉旁。
十月五日凌晨四点半，忽接到通知，要家属到化身窑炉处，举行开炉大事。
开炉也是一件非常耗体力的工作，谢福枝主导整个过程。首先要把窑门的封砖逐块拆除，然后再把铁窑门取下，最后将窑门所凭借的砖墙全部拆除，暴露整个化身窑的正面，这时方可不着痕迹地将内含的金属底盒完整地拉出来。这是古道师和谢福枝他们的用心细密，对父亲的遗骨做最全面的保留，供大家在捡骨殖的时候，无所遗漏。
因为燃烧的热度极高，火化的纯度也非常细致，所以所剩骨殖颇为细碎。但见父亲头颅骨依然完整，也还有其他舍利，形状不一，诸多学子和家人都戴上手套，以虔敬无比的心念，仔细地搜寻残存的骨殖片，经大众捡拾以后，全部密封装坛。父亲的颅骨完整，并有一条长满鲜明白色刺花的条状物，自颅骨后腔枕骨左右的位置，横空而出，几达颅骨前腔，非常殊胜不同。在此做详细说明，只是让读者知道，确有此事，固然有同学以舌根不烂来形容，我并不希望有任何人做神迹看，只是叙说事实。
之前，父亲曾多次说过，自己不愿留下任何遗骨舍利，就是不希望有人以相为是，又着相失智了。二〇〇六年，他在一封写给峨眉山通永老和尚的信中，还曾专门说明此事。目前我们并没有遵从父亲的意愿，但是待父亲所有遗物处理清楚以后，我觉得以父亲意愿来处理所有遗留骨殖是必须的，此事也必然将如此处理。
特将父亲写给通永法师的信列注于此：
通永师兄道席：
近年经常接到你的弟子们告知你的景况，知道你健康情形很好，良慰。
师兄，你今年九十六，我亦八十九，故旧之情，峨眉之胜，无日不在念中。清代遂宁诗人张船山的诗说：“云山历历谁无梦，风笛遥遥倍有情”，你我亦同样有此心情。我在昔年的诗中，也有“长忆峨眉金顶路，万山冰雪月临扉”，你就可想而知我是如何情系峨眉了！
最近听说你要在山上选地，为我预先筑藏骨之所，这是不是谣言谎话？如果真有这事，师兄，你就要吃师弟我一顿香板了。
学佛参禅求道之人，早已明知四大无我，哪里还有为生死事所困，更不要说还留情在死后一堆朽骨了。从前俗士有说：“求仁得仁复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何况你我是学佛之人啊！
世尊在涅槃前，吩咐出家弟子，不要注重舍利（遗骨）之事，那是只供后世起信者的玩意，不是佛道的正经事。所以除世尊故意留舍利子以外，只有一般小乘罗汉们才有留舍利子供人起信的事。你当明白，从来没有哪个大菩萨留下舍利子供人供养玩弄的。除非仅有极少数的出家菩萨，偶尔留下全身舍利，供人起信而已。
至于我呢？本来只是一个“一无所成，一无是处”的凡夫，只是欺世窃名，虚受人间十方信施的幻景而已。万一随时随地死去，最好有人将此残留污染之身，碎为微尘，撒下虚空大地，供养一切众生，以还此身混世吃喝几十年的老账，就算万幸；哪有妄想如一般俗人，预先构造埋骨之所，留作后人谈笑，岂非天大笑话，更是罪过不小。
师兄，我希望这些话，只是你弟子们传闻失误的谣言，不是真实的事。但你我师兄弟浮生此世，已过耄耋之年，都是意外的幸运，你可千万不要老来忽动妄想妄情，为我多作一桩罪过也。
专此驰函相告，务请注意为祷。此致 祝
安康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二日 丙戌元宵 白衣弟 南怀瑾 百拜
据说目前在大学堂七号楼一楼，曾是父亲和弟子们用来修行打坐的地方，现在成了父亲的灵堂。灵堂正中是一张大相片，相片中的父亲白衫银眉，手持香烟，慈眉善目，如此安详。相片下方是一个祭台，祭台正中是一座名为“行走中的禅”的佛像，六根蜡烛长明，周围放满了一束束鲜花。
为什么只能说是据说，因为如今的大学堂，已经不是原先的太湖大学堂，所有父亲身边有道的学生和长期随行的学生，都被迫离开了这个本来是父亲建立的学堂。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一切都如露如电般逝去之后，大家重新回过头来重温与父亲一起度过的时光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在辞世之前已经多次示寂。
二〇一一年六月，父亲在一次讲课时，引用苏东坡的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讲了前四句。当时后四句父亲背完了，但学生们却写不下来。父亲借题发挥，突然提高嗓子大声说：“‘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你们不懂啊！不懂啊！”这是父亲第一次示寂。
二〇一二年，父亲过生日时，曾说：“净念相继，往生净土。”待到在端午节时，他又很感慨地说，不晓得今年中秋人在哪里，仿佛已有所暗示。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王国平到太湖大学堂拜访父亲，当时，他正在做父亲的口述传记工作。父亲见到王国平，说：“国平啊，我们这个（口述）工作要抓紧时间做，我可能就最近一两年了，很可能你的采访还没有完成，我就死啦。”这又是父亲的一次示寂。
二〇一二年暑假，父亲的弟子陈峰到太湖大学堂看望父亲。父亲严肃地对他说：“以后再没有人骂你啦！”
父亲最后一次“示寂”，是在太湖国际实验小学第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父亲一向是老顽童的性格，幽默地说自己的讲话是临别赠言，他跟这批刚毕业的学生说：“以后不能靠太老师了，要靠你们自己了。”
父亲是禅宗大德袁焕仙最为得意的衣钵传人，当无异议。父亲的学生遍天下，只是先前一代，尚有文化底蕴；后来一代，则仅有文化爱好了；其间差异似微，实则极巨。虽然父亲在辞世之前，没有指定自己的衣钵传人，但是，有诸多弟子在世界各地继续发扬父亲的精神，父亲已撒种子，已垒沃土，但看将来苗生何处，花开哪时就是了。旦复旦兮，他开拓修建的文化大道，必将更加广阔舒畅。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盖棺定论。如今，父亲已仙逝，关于他的地位和成就的争议逐渐扩展开来。父亲身前身后遭受的毁誉，非常人可以想象，也非常人可以忍受。不少人尊父亲为当代大儒、国学大师、禅宗大师。不过，也有不少人视父亲为高级策士，“在学术上经不起推敲”，“是个骗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对此类争议，不论是赞誉，还是毁谤，父亲根本就不以为意。早在多年前，父亲就作了一首《狂言十二辞》来概括他的一生：
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人半鬼之世。
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
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
挟王霸纵横之术，居乞士隐沦之位。
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
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
父亲在病榻最后告诉诸生的话，唯有两字：“平凡。”
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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