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父亲南怀瑾 > 第四章 西出阳关啸东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
在此之后，父亲又相继到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担任国学教授，并经常受人邀请到各地讲学，影响力也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而水涨船高。父亲讲学范围很广，除儒、道、释三家学说，还曾为工程师学会讲过中国建筑之特色及庭园艺术等，也曾向一些青年企业家讲授中国的企业管理之道。尽管父亲常常自谦为“个人一得之见，不入学术预流”，然而，其对经典的解读自成一家，毫无矫揉造作的陈腐学究气，故而每次讲座，台下都是人山人海。其中以《论语》讲得最久，而在父亲的众多著作中，《论语别裁》也最为畅销，加之报纸文章、电视网络竞相传播，令这部著作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许多学校都将其列为必读书目。这本书对社会人心及青年思想，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有位公立大学校长，为父亲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所感，便联合一些文学、教育界的有心人士，特地热心推荐父亲参加台湾省最高的学术奖项——中山学术著作奖的评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父亲获悉此事后，在真诚感谢了推荐他参选的诸公之爱戴后，反而想尽方法，托人将自己的作品从名单中抽出。他认为，整理传统文化，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虽任重道远，却是每位学者所当为之事，他并不愿意接受此类荣誉。而且在父亲看来，传承文化者一定要不慕荣利、耐得寂寞、甘于平淡，只有在这样不求闻达的操持中才能保持学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风骨，也只有这种“只问耕耘，不计收获”的人多了，中华传统文化方能代代相传、薪火永续。这种不问回报、不辞劳苦的精神，和“誓为传经死，不染名利生”的高风亮节，也正是当下最需要的学人品质吧。
一、铁肩担道正知见
随着文化活动的开展，社会上对父亲的评价也多了起来，毁誉参半。对外界而言，他似乎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有人说他精通各家拳法，武功高深莫测，甚至说他会降魔捉妖。佛教界的很多人则说他是“大魔王”，因为他并未严守修行人的戒律，结婚生子，又不吃素；而且，他虽个子不高，身材瘦小，却是颇有威严，骂起人来，眉毛一竖，眼睛一瞪，再加上厉声的呵斥，保证吓得你魂儿都飞了。说真的，对于父亲的行事风格，不要说一般人无以窥其堂奥，就连长期跟在父亲身边的学生，也少有人能知其所以然，不过大家都晓得父亲爱骂人。
“骂人”可以说是父亲的一大特色。只要你跟他学佛，就一定会挨骂，而且往往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自己往东走，不对，要挨骂；往西走，也不对，还要挨骂；如果你站在原地不动，呵，那便会被骂得更惨了。有时即使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稍有不慎也会惹来一顿痛骂。无论你自视有多高，在他面前，都会自惭形秽，变得谦虚谨慎起来。不过，父亲从不随便骂人，只骂那些在他看来有心性根气、真的有意愿进修的人，看不上眼的人他才不骂呢！
禅门宗风用言语接引已经落于下乘，然而学子的资质多数浑浊，难得其中有几个可教的人。许多想学禅的人，都自以为聪明，却不会明白这聪明机巧只是工具，用了以后就要舍弃。所以临济一脉就有少数因受骂而起悟的禅师，这其中的奥妙，我无法在文字里解说。父亲与临济宗渊源深，有时也会施些手段接引，不过这些只是对台湾地区早期的学生使用，对后来的大学生们，还有美国、中国香港和内地的学子而言，只是听说过，并没有真正接触过。至于父亲在上课时的责难，已经算不得是什么接引了，而是直接的提醒 了。
宋朝的慈明楚园禅师问道于汾阳善昭禅师的时候，在两年里，师父都不准他入室参学，而且是见一次就骂一次，指着鼻子大骂，用的还是粗俗言语，直骂得慈明头昏眼花，又不敢作声。直到有一天，慈明鼓起勇气向师父哭诉求道，汾阳禅师将他上下打量一番，脱口又是大骂，说慈明这样一个恶知识——也就是说慈明这么笨——还到他这儿来卖弄，说完还拿起禅杖要打。就在慈明吓得正想表白时，汾阳一手捂住其口，不让他说。就这样，慈明楚园禅师当下大悟，说：“是知临济道出常情。”慈明七年后归去，让汾阳感叹其道随慈明东去了。这样的了解才是值得挨骂的学子，单纯地挨得起骂，却不能够起悟，也不过像块石头罢了。这样一个例子和解说，或许有助于世人了解父亲的“骂人”吧。
不过父亲也有学生懂得挨骂是道，把父亲责难他的话，裱写出来，挂在墙上，反而成为自己的宣传。这样的小聪明，却是在德行上不修正，以为初步的知道、了解就是道，误了自己，也误导了许多人，究其实际，还是五毒不除，在贪念里徘徊。现在在互联网上擅自使用我父亲名义的，把我父亲思想分割成片段写成文章的，都是这类无道装有道的人。这些人的存在，就是需要文化复兴运动的原因。
人活一辈子，却很少会自我反省。因为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错误的源头都在别人那里。即使偶尔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事是否有不合理之处，也多半是因为与别人发生了冲突，或者没有办成某事。即使有这种会反省的人，数量也在少数，因为人多半都只会将过失推给别人，不会反省自己。
古之贤者，大多会自我反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都要多次进行反省，不断反思自己是否有错。曾子是孔门极为有名的一位弟子，而且就是这个被人认为鲁钝的曾子传承了孔子的衣钵，写下四书之一的《大学》。现在看来，单单这种自我反省的智慧，便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尘莫及了。天主教将忏悔列为七大圣事之一，并设有忏悔室，供信徒定期忏悔自己的罪过，想必教徒中定会有人依教奉行。基督教则要求信徒在每日睡前祷告，其用意之一也是为了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教义。其他的很多宗教所设立的规章，也要求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从而净化心灵。这种做法，对于不信教的世俗中人，也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
虽然许多人一辈子非常遵从这个反省的方法，但是在反省里却不认错，每每经过反省以后，就“清楚地”看到了所有其他人的错。所有的反省只是检讨别人的不对，这不叫反省。反省是要认错的，是要从自己的态度和方法上来检讨，不是去看别人的不对。要知道，所有其他人的不对，只是相对地反映出自己的错误作为，所以反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绝对不是一句口头禅。在宗教文化里，反省叫作“忏悔”，这就比较接近真实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西方宗教典章那样严格的规定，但对“反求诸己”也极为看重。除了儒家注重自省外，道家也有一种自我修炼的方法，叫作“内视”，又称“内观”，对于修炼之人而言，既是对自我的内照反思，又是修道的高妙法门。近百年来，在西方发展迅速的心理学，也结合了这个法门，通过反观内照来进行深入的自我剖析，唤起人们的“醒”与“悟”，倒也颇具功效。佛法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典籍之中就记载了许多拜忏的活动，如拜梁皇忏、地藏忏、消灾延寿药师忏等，正所谓“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记录这些拜忏的法本，也都是描写一些内在反省、自我检讨的法门。多数人在几十年的生命中，极少会进行这类的思考，所以这一法门不免流于形式，达不到“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的效果。这些忏法，不但方外之人要修，即使是红尘中的普通人，也该如此训练吧！
父亲不仅骂别人，也骂自己。前面的篇章说过，有一次，父亲的学生在讨论问题时说到某教授的论点，父亲对此颇不以为然，未及细想就张口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评语，略有轻视的意思。他说完就去了洗手间。大家听了父亲的评论，虽觉有些激烈，却也并不在意。不想父亲回来就对大家说：“刚才我批评教授的话不应该，是我的错。我在洗手间已经忏悔了。”大家听父亲如此说，真有些不知所以然，心想：我们是你的学生，你就算是忏悔，也不必告诉我们啊。后来大家才偶然从宏忍法师那里知道，这叫作“发露”，指公开表达内心的所想，是学佛必须遵守的一个要点。对于忏悔也是如此，当你犯了错误，必须公开表达悔意才算是真忏悔，而不能只闷在自己心中。可见，父亲是个懂得“发露”的人。
父亲与杜忠诰先生的合影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理解父亲的苦心，反而觉得他是学高自矜，惺惺作态。因此，谤随名高，外界的讥刺和诋毁也随之纷纷涌来——诸如狂禅啰、魔禅啰、傲慢啰、江湖啰，等等，真是热闹非凡。父亲对于外界这些谤言，统统了如指掌，却是毫不介怀。他笑道：“我半生岁月，都在毁谤中度过，早已习惯于此。佛说孔雀吞毒，益增神采。学道人只问自心，莫管毁誉，止！止！不须辩。”
在这样一个毁誉俱来、纷扰繁杂的境况下，父亲为何还要坚持阐道弘法呢？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台湾地区充斥着各式真假莫辨的宗教；假借宗教之名行骗的，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符合规矩的只占少数。因而社会对宗教文化多有误解，他不能不起而树立正确知见。所以父亲便毅然铁肩担道义，不辞辛劳，辗转传授佛法。但他绝非意在宣传佛教，自己也不愿加入任何一种宗教，也从不鼓励任何人出家。父亲一再地说，他并没有学生，其实也就是不断地提醒大家，对任何人说的佛法都要用自己的智慧去辨别，不要把任何以他的名义说法的人都视为是对的。在父亲传播文化思想六十年的过程中，已经出现过不少学人，以行乱法，以口败佛。我在此再次提醒，希望大家能知父亲的苦口婆心。
父亲虽然不鼓励任何人出家，却曾经有人鼓励他出家。承天寺的得道高僧广钦，就曾力邀父亲出家为僧。广钦法师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僧人，他早年在福建山中修行，无意间竟占住了老虎的洞穴。待到老虎回来后，看见一个和尚在自己的洞里盘腿打坐，还围着他转了一圈。当时广钦和尚已然入定，虽有虎在身侧，竟一动不动。或许是有感于他的虔诚与威仪，那只老虎竟然不声不响地离开，把洞穴让给这个和尚了。广钦和尚还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者，每天只靠吃香蕉与喝水度日，且从不躺下来睡觉，唯靠打坐休息。
对于这样一位得道高僧的致意，父亲写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游承天寺答广钦老和尚劝出家话
昨从歌舞场中过，今向林泉僧寺行。
欲界禅天原不异，青山红粉总无情。
时难辜负缁衣约，世变频催白发生。
拄杖横挑风月去，由来出入一身轻。
可见，在父亲看来，无论是红尘歌舞，还是林泉僧寺、欲界禅天、青山红粉、出家在家，一切都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已，为何要执着于毫无意义的表象呢？正如佛经所说，观音菩萨有三十二相。一个人如果真想要静心修行的话，三千大千世界何处不可为，何必拘泥于出家还是在家？
父亲虽然不出家，但他很支持出家人。出家人割舍掉亲缘剃度出家，为的是学习佛法，以了生死。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因为当今寺院中修习佛法的环境并不好，很多僧人出家后反而无法学习，只是表面上过着出家的生活而已。现在形势使然，父亲又恰好有这个能力，能够为这些努力的出家人上课，也是一桩好因缘。就像有些人虽不喜欢开车，但仍抢着开车，只是因为不放心别人的驾驶罢了。许多人做事，并非出于喜好，而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也表现在父亲对禅宗的传承和弘扬上。禅宗这一门，一般学者较少涉及。为了使禅文化不致断层，父亲不能不重视禅学的传承，但这并不等于他鼓励所有人学佛学禅。
而且，父亲关心的从来不是单纯的“复兴传统”，而是从不同的高度去看这个问题。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学佛悟了道，又怎么样？”在他看来，“儒家开的是粮食店，道家开的是药店，佛家开的是百货公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老百姓能吃饱，其次是不害病，然后行有余力才能奢侈一点，开个百货公司。连饭都吃不上，还要去百货公司买东西，这能不完蛋吗？若是仅就这样的看法而言，幸亏悟道的人只是少数，不至于亡国，否则麻烦就大啦！
他半开玩笑地说：“唐宋时代，一流人才都去学佛学禅宗了，而现在的时代呢？
“一流的人才做生意。
“二流的人才研究科学。
“三流的人才搞政治。
“四流的人才从事文化。
“五流的人才去学中华文化。
“学中华文化也不成，才学佛。”
当然，这是很痛心的话。他常说，只有两种人可能学佛成功：一种是有大智慧的人，另一种是下愚而诚敬的人。有大智慧的人，能运用自己的悟性，来了解并掌握佛法的最高意境，灵活运用佛法，并且能于混沌的人世间，摸索到宇宙、人生中的关键点。而下愚诚敬的人，虽然才智不足，却能有坚强的毅力，他们不似平常人般三心二意，而是认定一件事后便坚持不懈地去做，终会水滴石穿，获得成功。至于一般的人们，他们既无大智慧，也不能如诚敬之人般毅力坚定，他们可以算聪明伶俐，但是鼠目寸光，不能放眼未来，只是斤斤计较于当下的得失。因此，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少有吃亏的，但是在关乎人生大事的方面，则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于学佛之事，更是不可得的。如果有人表示，想要跟着父亲学佛、学禅宗，父亲必定会劝他说：“你学这个干什么呢？这是拿一生做实验的事，划不来，还是做个平常的人吧。”
他说：“真正想要学佛，第一步先把人做好，人格好了，才能谈学佛。”他总是鼓励那些想出家的人，先把人字写正，把社会建设好，这才是第一重要的事。
在台湾，许多大学都有佛学社，这些社团由对佛学感兴趣的同学们自行组织，定期集会，共同参研佛理禅学。父亲也曾应邀到这些社团讲演。在跟他们接触后，父亲常说，最看不惯有些佛学社的学生，见人就双手合十，平时动辄低眉垂目，满口佛话，一脸佛相，全身佛气，没有青年该有的天真活泼的样子。学佛首先要学做人，不可装出个惹人讨厌的模样。父亲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下联是：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对一个人来说，只有做了真人才能悟道。父亲一再说，要先读《论语别裁》，先做好一个人，儒家所教的种种举止进退、待人接物之法，都是做人的基本。这个无关乎学问，一字不识的人也会有这种修养。所以，判断一个人能否悟道，只要看一看他的言谈作风，就心里有数了。悟道的人，对于“财、色、名、食、睡”，自然就淡泊了，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贪财好利，更不会赞自毁他，热衷名声。父亲不爱声名，他追求的是至道。因此，他不仅谦虚，而且渴望听到他人的批评，这样真理才愈益澄明。每次对公众讲演时，他都会说自己“一无是处，一无所成”。有一次，刘雨虹女士整理讲稿时，就忍不住对父亲说：“把这两句删掉好不好？你已说过很多次了。”父亲说：“不行，不能删！这就是我内心的想法。”
一个能够活明白的人，不仅淡泊名利，而且能够超越爱恨情仇、生老病死，从而达到通达洒脱之境。父亲曾有一个熟人，年岁也已甚长，有次住院，医院向其家属发出病危通知，但他想再见父亲一面。父亲立刻赶到医院，询问了病情，见他已经不行了，就对他说：“快点走吧！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留恋的？提起正念，不要慌乱，从头顶上出去！”
能够出言劝病人赶快驾鹤西去的，怕也只有父亲了。当然，父亲只对那些年龄大，又患有不治之症的老友们才会这样说。毕竟人总是要死的，命数既已将尽，又何必那般苦苦忍受呢，不如早些摆脱身体的困锁，尽快超脱去吧。
但是有的人因为太留恋这个世界，或是舍不得儿女家庭，或是舍不得物质财富，虽已神魂俱破，却仍死守这副躯壳不肯离开，或因太执着身体而出离不了。所以，一个人平常就要知道舍，不要执着，临终之时才能不再留恋，才能快点走。
而对于那些寿数未尽之人，父亲则不会如此劝说。一九七〇年末，孙毓芹先生病愈出院后，对父亲说：“以后我再犯病的话，就不要送我去医院了，医院那个活罪难受。”父亲笑了笑说：“你还年轻嘛！”后来，孙毓芹先生的身体状况渐渐改善了，在琴艺界名望也越来越高，学生也越来越多，成为一代古琴大师，而那时父亲已远走美国了。
父亲有教无类，因此，这其中可能有一些并非善良之辈，外表披着善人的佛衣，肚子里却满是贪嗔痴怨，利用父亲求名求利，钻营取巧，口蜜腹剑，暗箭伤人。故此，父亲年老之后，也常感叹：“遇到的人，坏的占多数。”
在感叹之后，父亲又念叨“缘起缘灭，随他去吧”，“拄杖横挑风月去，由来出入一身轻”。这才是解脱自在的境界，也是禅宗的超越境界。世间若是没有这些恶世现象，那么反倒是真的难以修行了。
二、纵横百家通三教
父亲自创立东西精华协会和十方丛林书院后，学生数量日益增多，社会上对于父亲的学术成就也愈加关注。对父亲的学问，当然有许多赞美之词。唐树祥先生便曾公开称赞父亲的学问“博、大、精、深”。父亲曾经在家里客厅中，悬了一副对联：“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父亲创业东西精华协会后，就把这副对联挂到协会入口了。
以他对《易经》的研究为例，以前的学者，都说八卦乃伏羲氏所创；现代的学者，多认为卦象起源于结绳或龟卜。对此，父亲并不认同，他有独到的见地。他根据宗教哲学，以及现代的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经综合研究后认为，上个冰河时期之前，有一种如现代人类般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统治这个世界，由于精神与物质文明的高度进步与发展，最后归纳了万事万物的原理，著成了这弥纶天地的《易经》。不幸的是，新的冰河时期来临，大地凝结成一个大雪球，前一冰河时期毁灭。也许有极少数的智慧生物进入冬眠状态，待大地复苏，这幸存的前期人类孑遗，便成了今日人类的始祖，进而使《易经》得以在今世流传。
父亲熟读经史，故而对人类的历史有着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独到洞见。他对五千年前文明与世界的这一见地，是前人所未见、所未言的。父亲的说法，定会招致反对的声音。可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对于人类历史的所知在不断地修正，新的实际证据让远古文明存在的说法越来越真实。须知冰河时期的海平面要低于现在的数百米，在许多所谓大陆架的海岸地带，必然有古文明活动的遗迹。这些遗迹不但被现有的海水所淹没，同时还被大河口带来的泥沙所冲击覆盖，就像中国的河口，较数千年前的河道，早已沧海桑田不知变化多少了，所以现在陆续发现的史前文明，不过是极少数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没有发掘出来的遗迹。
对于身边的某些小事，父亲也乐于做一些判断，给别人以指引。当他对某事可行与否做出判断时，一般人却总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说法，而往往是按与父亲说法相反的方向去做。当然，最终撞了“南墙”才证明父亲的看法正确。可见凡事他都有一定预见。这种预见源于经验的积累、学识的广博和眼光的长远，再加上对世事的洞明、人情的练达，这些都是父亲独一无二的人生际遇所造就的，绝非浅薄之流所认为的装神弄鬼的魔法。
“纵横十万里”，乃是对父亲所涉足的空间距离的概说。就可见的行迹而言，父亲足迹所及之处，自然已经不止十万里。而他胸中所含蕴的学问，固然无法做到知无巨细、杂陈万象，但对五湖四海、六合八荒的人事习俗、水土风情，则无不谙熟于胸。
“经纶三大教”这句话，虽说是别人的夸赞之词，放在父亲身上倒也并不夸张。于斌主教生前就曾当面称父亲为“通天教主”，意思是说他通达天下的宗教。父亲不但了彻儒、释、道三教的义理，就是对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等各种宗教，也都颇有研究，绝非“三大教”就可以概括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只是死记硬背各教的教规、特点等，而是能将各教的义理融会贯通，令其彼此互补。甚至对于民间教派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教规教义等，亦了然于胸。而且这一评价也只包含了父亲在理上的圆满。更难得的是，父亲不仅明于理，更是能将理运用于实践之中。父亲有极为高深独特的修持功夫，并通过自己的亲身修行，证得理上的实在并非空论，而是真正值得人们践行的不二法门。父亲通过亲身实践，向众人证明，佛法不只是玄妙的理论和神秘的生活方式，更是修养心性的必要实践；佛法不但不是迷信，而实在是常人无法参透的最高、最深的科学。
所谓“百家言”三字，并不是一个实称，只是一个泛称而已。父亲所讲，并不局限于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之言，更是涵盖了世界各家的理论，尤其是文、史、哲诸学科的不同学说。父亲曾下功夫仔细研究诸如苏格拉底、笛卡尔等大哲学家的学说，研究过逻辑学甚至曾经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并在认真比较后得出了不少新的创见。而且父亲对于各种学问的涉猎也不局限于那些高深抽象、已成一家的派别，连老农们的俗语，甚至当下年轻人的流行话，像“菜”“跷课”等，也不放过，总会仔细研究一番，并根据这些俗语文学，指出其代表的时代思潮与当下人类所处的社会背景。在常人眼中，单是我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学说，已令求学之人应接不暇，更不要说融贯东西之学了；然而，父亲却连古今中外各宗各派乃至贩夫走卒之言也绝不放过，一一留心并出入精研其中之义理，然后自成流传千古的一家之言。
父亲一生在佛教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提出了“以经解经”“经史合参”的独特解经方法，还把大陆禅宗打七的香板带到台湾，促进了台湾禅学的发展。老古文化前总经理陈世志感性地怀念说，台湾地区以前只是提倡禅门以心传心的宗风，并没有大陆禅宗这种克期取证的方法，而父亲的传播对台湾禅学的意义可谓非凡。早期台湾地区文化事业一片荒芜，佛经印行极少，父亲便出资赞助朱镜宙先生成立了台湾地区第一个印经处，这才开始印行佛经单行本，而佛学便由此广泛地传播开来了。之后，他为了让人们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还陆续出版儒、释、道三家经典的注释本，在高层次的理念上对佛经和中华文化进行了融通疏证，提升了文化界和佛学修行者的眼界与学养。一个人单以世间法或出世间法立身处世或许还较容易，但父亲这样的在家人，能做到出入世都有成就贡献的，则甚为罕见！
孙毓芹（左）、蔡策（中）、王启宗（右）、南怀瑾（坐） 一九八三年摄于台北
对父亲的学问，有些人认为他除了精通佛经、儒典和诸子学说，还涉谋略之学，分别讲过《素书》《反经》《太公兵法》等。他还精通医理，深研《黄帝内经》，一生都在探讨生命奥秘，并著有《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等。不仅如此，他还通晓西方历史、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等。所以“国学大师”一说，无论从范围还是内涵来看，都无法准确表达和涵盖父亲的大学问。
父亲除讲课授徒之外，还笔耕不辍。在著作方面，对于儒家之学，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等论著，还有对《大学》《中庸》的阐述及有关《易经》的讲稿；对于道家之学，有《老子他说》及有关庄子、列子、素书、参同契的阐述；对于佛家之学，则著述更多，有《禅海蠡测》《禅话》《习禅录影》《楞严大义》《楞伽今释》等巨著；诸子中如对《管子》《吕氏春秋》的阐释及《历史的经验》等，均为不朽之作；而父亲的诗词歌赋、序论楹联，亦无不文质并茂。
甚至在武术方面，父亲也十分精通。他曾练习过武术，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的功力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但他却深藏不露。在一次禅七活动中，他给大家展示了一套罗汉拳，之后，他便两腿双盘为跏趺坐，两手食指在座上似按未按地轻轻一点，人即腾空而起。在场之人，无不惊叹万分，都不知他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近年来，他多次受人之托，无从推辞，这才开始指导别人练太极拳。但若有陌生人，尤其是学武的人，想要在拳术方面和他一较高下，他必两手抱拳打躬作揖，以作辞谢，并幽默地说：“这是我的天下第一拳。”当然，父亲未曾和任何人交过手。
有人曾问父亲：“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学生？”父亲答：“没有。”理由是：“当我的学生，得文武都会，至少同我一样。古人说‘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古称文告）’‘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宗教、哲学、科学、吹牛都要会，风水、卜卦、算命、骗人都要通，烟酒赌嫖没有哪一样不懂，然后才可做我的学生。我的要求是这样，所以我讲我没有学生。他们道德好的、文章好的，各有所长，那不是我希望的。换句话说，如果做生意，马上就会赚钱；如果做小偷，一定偷得来，如果被抓住，那就不算数。哈哈，这只是个比方而已。”
这不过是父亲的一个戏言，很多时候，他会就相同的问题做不同的回答，这当然是因为人事时地的不同，有时开开玩笑，也是父亲的轻松个性使然。但他对自己学生的成就和能力的要求是那么的高，医卜星相文数诗样样精通的人往往都自认为师，不能再虚怀若谷地学习了，所以对这样素质的学生的要求就是百丈禅师说的“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了。
至于与人结交，父亲与人为善，不是只跟什么正派的或是清净的人往来，对一般人以为的邪魔歪道的人物，也来者不拒。这一原则绝不因外界的不了解和毁谤而有所动摇。父亲常说，引导一个普通人向善，其影响范围非常有限；而引导一个有恶行记录的人向善，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就太大了。随着与父亲的交往，有些“邪魔歪道”的人也发生了转变。佛经上说，佛魔不二，一念之差佛即成魔，一念之差魔即成佛，但是真能入佛又能入魔者如果不通达一切法，如果没有佛的八万四千法门，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父亲是既可入佛，又可度魔的。
父亲的学问固然令人仰止，然而最卓然超群的，还是他的修行。他的修行，与其自身的学问，从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有人评价父亲“将文、史、哲、艺、道打成一片，他是修行人，也是个纵横家”，因此，“其人有王佐之才，其学堪任王者之师”。从古至今，鲜有人能达到如此博大、深邃的境界。所以说，父亲是独步青云，“对于修行，不仅知得，更能证得；体道之深，当世鲜少有人能比”。
父亲一直倡议整合古今中外文化之精髓，以服务于全人类。基于这种思想，他对艰深的古代文化进行了许多创新解读，从而为今人理解古人的思路打开了新的窗口。比如父亲流传最广的《论语别裁》和《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两书中，便包含了许多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论点。正是父亲这些跳脱出古人疏解桎梏的新奇解读，才使得当代的学子，对于传统文化从冷淡转为热情。
虽然父亲著作等身，但也有部分学界、宗教界人士，将其中与主流不合的创新的诠释和观点，视为异端而不愿接受，甚至加以排斥和指责。然而从古至今，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观点间的争斗与博弈始终存在于各宗教与思想的派别间，有时甚至会呈彼此水火不容之态。故而他们对于父亲这些新诠释的论断及非议，倒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倘若这些反对父亲观点之人能够换个角度，不再只关注某一派别、某一时代的思想及观念，而是像父亲一样从人类文明的总体出发，来看待他的思想体系的话，便定然能够理解他那种“学问为人服务”的胸怀与抱负。
无论那些学者认同与否，父亲的确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深邃的思想，深刻启发甚至颠覆与革新了新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掀起了近年来两岸热衷于“文化的再诠释”的潮流。这一潮流发展至今，已成为一种“文化创意”的崛起，父亲所引发的文化革新的风潮与古今东西思想的碰撞，定会为后人所理解与称道。更何况，当今的时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处于这乾坤巨变之时的人类，所需的正是融通新旧，且能顺应时世、不断创新的思想，来作为撑起时代大厦的支柱。
所以，与其仅从儒、释、道抑或其他某一家的思想入手，脱离当今的时代背景，将父亲的诠释与古人的注疏相比较，指责他不合传统，不如打破时空与宗派的界线，并由此理解他为何要煞费苦心地抽取出古今中外文明中适用于当今时代的精华，并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将其进行包装，以期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并启发其思想，令其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且能有所收获。如果父亲一生的作为能够在日后垂于青史，那么史册中对他的评价，定是一位划时代的“整合新与旧、中与外文化，再创新观念、新知见”的思想家吧！
回顾父亲的一生，他老人家真是为复兴传统、巩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础投入了毕生心血。他每日不舍昼夜地阅读、写作、修行、授课，宵衣旰食，不辞劳苦，还经常无条件地帮助那些有缘与他相遇的人，以求通过整合古今文化之精华，为中华民族接续传统文化的命脉，激活创新与进步的泉流。
经过他的努力，社会上已逐渐肯定了这种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但是父亲并不满足于此。过去的几十年中，父亲不但在学校中、社会上教导学生，也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气度，通过种种因缘，影响了许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要人，虽未跻身朝堂，却以“为天下之师”的方式，在庙堂之中、江湖之内发挥着令人不可忽视的作用。
父亲应当算作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推动者之一，其著作言行，无不影响着汉语世界的无数知识分子，并促使后世学人重新思考民族文化所应有的定位及日后的发展。想来后世若为父亲的贡献所泽及，定会将他视为“促使中华民族务本归元、安置心灵软件的主要推手之一”吧！
三、席前百辈数英雄
父亲的学说，不仅广受老百姓欢迎，也深得当时台湾地区一些高官政要的垂青。当时去听他课的，好多都称得上是“王公贵族”。也许这也是有原因的。政坛常常是充满明枪暗箭的地方，地位越高的人，面对的义利纠葛越复杂，就越容易产生如何守身达位、安身立命的人生疑惑。父亲通过儒家教化、佛道学问，讲解一些圆融无碍、应世进退的道理。可能是因为这些确实能够度人解惑，助缘济困，当时很多的达官贵要纷至沓来，向父亲求教请益。正所谓“觉悟因傍喻，迷执由当局”，对于人生世事中的诸多困惑迷执，世人往往求法不得，百思不解，于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接引、点化，方能豁然通达，直指本心。没有外在的因缘，就很难自己消解顿悟，甚或积久成疾。而对于这些造访者，父亲向来是开门迎人，来者不拒，务求皆大欢喜，所以常常就只好勉强“手持千尺杆，尽度有缘人”了。
一九八〇年六月，父亲在台北建立了十方丛林书院。书院除了开设一般文化、历史、哲学及佛学的课程外，有时还会邀请一些常人难以接触到的各界人士前来讲演，通过他们非同寻常的经历来开阔学员的眼界和学识。早年曾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刘建华将军，就曾应邀来讲“东北义勇军与抗战”。听了刘将军的演讲，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悲惨岁月，无不感慨万千。后来他的讲稿还被整理出版。
而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的李慈雄博士，也曾在回到台湾时应邀到十方丛林书院演讲“世界经济之趋势”。统一企业的总经理林苍生先生（那时还是副总经理），也曾来讲述“企业经营”。周梦蝶也常来讲“新诗的鉴赏与创作”。
那时父亲虽担任十方丛林书院的教授，课业繁重，但是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老古出版社的工作也依然照旧开展。协会仍会定期为贫困学生颁发助学金和奖学金，举办义诊（丁进医师）、为受刑人讲演等活动也仍在继续。担任这些公益讲演主讲人的，有张尚德、章克范等人。同时，父亲也应邀主持过多次讲座。如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班，就曾邀请父亲主持题目为“中国文化大系”的系列讲座。
一九八一年，父亲搬进了台北信义路二段复青大厦。这是一座十二层的大楼，他买下或是租用了从五楼到十二楼的所有楼层。他本无意出头，无奈当时“党、政、军”各界，以及财经、传播、教育等各方面的高层人士纷纷要求，希望有一个更适合他们的课程，于是父亲便只好应邀开设了一个“特别班”。也正是这个特别班，最后导致十方丛林书院关门，并迫使父亲出走美 国。
特别班本是为了使那些平日里忙于工作、疏于进修的人，能够有机会充实自己的学养建立的。不想一经开始，便有不少人闻风前来，其中大多数都是负有“党国”重任之人，还有些是已然退休的赋闲人士。这个班持续授课大概三年有余，到一九八三年九月才停止。特别班主要研究《左传》《战国策》《史记》《长短经》《汉书》《管子》《庄子》等典籍的部分内容。父亲针对这些听众的身份及特点，挑选适合的篇目进行讲学。他讲课的内容也包括古代文人的笔记选文以及《易经·系传》的摘录等。
特别班的学生都是“党国重臣”：红极一时的“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上将、“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一级陆军上将”刘安琪、“陆军司令”彭孟缉、“调查局长”阮成章、“海军上将”崔之道、“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萧政之中将、陈诚的女婿“中央大学”校长余传韬、台湾富豪蔡万春的次子蔡辰洲，等等。这些人年龄大都与父亲不相上下，但都将父亲视为师长，尊称为“南先生”。
父亲（中）与周关春（右）等合影
王升是这些学生中与父亲较为亲近的。每天早晨他都到东西精华协会来，同父亲一起打拳。从蒋经国“主政”赣南时起，王升就开始追随他。这时，蒋经国已经当了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王升便成了他最得力的干将，当时甚至有传言认为王升可能会接蒋经国的班。萧政之只比父亲小两岁，却对父亲的学问非常推崇，他曾说：“南先生最高的是佛学，可以说，他是近百年来禅宗第一人，他主持的禅七，那是禅宗大手笔，连虚云大和尚都比不上。”他还说父亲的佛学著作，给佛教经典加入了现代的元素，使之适应了现代生活，并称父亲为“真正大彻大悟了的人”。
在复青大厦五楼讲堂，则聚集着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台湾新生报》记者苏志诚、萧政之部下郑淑敏等，都是青年讲班的学生。这批文官武将在听课之余，便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纵论天下大事。待到晚饭时分，大家就围坐在桌前，不分地位尊卑长幼，无拘无束地边吃边聊，并由此相互亲近起来。蔡辰洲就因与王升在那里熟识，进而当上了“立法委员”。由此，父亲的周围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政客们的小圈子，王升称之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大陆的曾用名词，那个时候台湾当局对此讳莫如深，是没人敢这么用的，但“人民公社”被王升叫响后，却也一直沿用下来。
这些军政要员和青年才俊自由地在“人民公社”里参学修道，切磋学问。有一副楹联记述了当时父亲讲学的盛况：“白屋让王侯，座上千杯多名士；黄金如粪土，席前百辈数英雄。”这些风流的名士、名流们，不为名，不求利，亲炙于父亲道场，在彼时文化萧条的台湾地区也算是盛景空前了。
在特别班，父亲的讲课内容偏重于历史哲学在现代政治环境下的发挥，如经常讲的都是关于《史记》《长短经》《战国策》《素书》《阴符经》等经典的内容。但父亲并非空洞高渺之辈，从来都是注重“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自然免不了将那些经典与当下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如此一来，那些高官政要们自然便忍不住在特别班里议论“朝政”。比如，谈到两岸关系，父亲曾说：“讲反攻大陆，反得回去吗？还不如赶紧同大陆做生意，要是直接的不行，先间接做起来。”对于类似这些政事，父亲都有不少自己的见解，加之他心忧天下，自然不免常常将自己的意见表露出来。他陈说的本意是想影响并帮助这些当权者稳妥地使用权力，脚踏实地地为民众谋福祉。其实，父亲的意见，只有少部分被采纳，大多数都被当作了耳旁风。但不管怎样，这个特别班在当时的政坛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班中，部分年纪较大的学生，长久以来缺乏锻炼，不知养生，再加之整日忙于公务，身体状况自然不容乐观，有人甚至慢疾缠身。父亲精通中医药理，会开药方，便常常针对各人的身体状况，施以汤药，并鼓励他们打太极拳健身，甚至还会亲自教授。父亲的拳术造诣颇高，除了太极拳外，还精通几种密宗的拳术和气功等功夫。当时他虽然已六旬开外，但身体却依旧轻盈柔和。这些人在父亲的帮助下，后来身体都强健起来了。在参加太极拳活动的人中，最认真的是刘安祺将军，他将打太极拳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刘安祺是山东籍的一级上将，比父亲年长十多岁，却一直待父亲以师礼。
特别班的周宣德老先生是慧炬出版社的创始人，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一九八一年的一天，他到办公室来看父亲。那时周老已经八十多岁了。
父亲见到他，说：“你不是要退休吗？‘慧炬’找到人接手了吧？”
周老答道：“一时还交不下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接。”
父亲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看见年轻人总觉得能力还不够，不能放心交给他们。其实我们年轻时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因为累积了七八十年的经验，才会自觉有能力，等到年轻人活到我们这个年纪，自然有我们现在的能力了。你念佛一辈子，快点放下交给年轻人，自己专心念佛吧。”
周老立即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不再耽搁留恋，很快就把慧炬出版社交给他人，自己和夫人则移居美国洛杉矶，每日安心念佛，清静度日。
除了常来同父亲谈心的周宣德老先生，孙静源董事长则常来同父亲喝酒吃饭。他是在一九八三年通过洪文亮医师跟父亲认识的。大家都是为跟父亲上课、学禅坐而来，孙静源来则多是为了陪我父亲吃饭。虽然他后来有时候也学打坐，但他和其他的学生并不一样，可以算是一位朋友。因为孙静源并非对儒、释、道的学问有什么兴趣，他只是喜欢听父亲讲课，而他来这里最常做的还是陪父亲吃饭，可以说是个“饭客”。
只要孙静源来吃饭，父亲便一定要开酒。父亲说：“孙老板不能不喝酒。”（父亲都叫孙静源孙老板。）父亲素来不喜学生饮酒，只有对孙静源不加限制。因为父亲曾说，他没看到孙静源醉过。他并不是说孙静源酒量好，而是说孙静源喝酒从不会乱性。父亲几乎滴酒不沾，那些别人送给他的好酒，比如杨先生送的茅台酒，都是给孙静源喝掉的。父亲说：“旁边其他人顶多只可喝一杯，这酒是属于孙静源的。”
孙静源在父亲身旁一向很自在，还会主动要求喝酒，与父亲也无话不谈，毫不拘束。就这样，他在父亲那里学习父亲出世入世、待人接物之道。他既把父亲当作老师，也当作兄弟，更当作朋友。
十方丛林书院总共只办了两年，后来洗尘法师身体欠安，所以在第三年即停止招生了。一九八三年的九月，已经讲了三年的特别班也宣告结束了。对于历史学术的研讨，本来是永无止境，没有什么讲完没讲完可言的，当时的停讲，也是由一些环境的因素造成的。
特别班的那些党政要员及企业家定期相聚，本是来听父亲讲演的，或为以史为鉴，或为满足兴趣，或为充实学问，无论如何，都纯粹是兴趣使然，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图。但是日久传扬开来，便免不了有人添油加醋，风言风语吹到那些本就草木皆兵的有心人耳朵中，必然会引起顾虑。不仅如此，当时还有一些有关人士，再三邀请父亲与蒋经国先生见面，但父亲始终不肯，可能蒋经国先生也因此感到不快，对父亲的“傲慢”不满。父亲既无政治企图，为避免节外生枝，就停止了这个课，也避免了一些流言蜚语。
四年后，由于种种原因，书院的活动都停歇下来。十方禅林筹建会设立了“中国禅道学术研究班”，以接续书院的业务。研究班的日常事务由首愚法师和日常法师共同主持。日常法师是江苏崇明县人，一九四七年来到台湾，因在岛内和美国多地弘扬、宣传《菩提道次第广论》而闻名，深受信众的敬仰。研究班的导师是父亲和显明法师，两人倾尽心力，旨在培养一批佛学人才，为开创十方禅林做充足的准备。
复青大厦场地较小，随着参与者的增多，已经不敷使用。加之台北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激增，环境日渐嘈杂，不再适合静坐参禅，筹建会开始更加积极地选择建造十方禅林的地点。购买建设十方禅林的土地非常困难，历时四年才完成。父亲离开台湾之前，在多位佛学大师的协助下，于台湾新竹峨眉乡购买了一块土地，后来又陆续购买了几块土地，最终共得到一万五千平方米的建设用地。修建十方禅林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从寻找地点、考察地形到购买土地，父亲和弟子们投入了无数心血和精力。后来，筹建会在父亲的指导下，成立了十方禅林文教基金会和十方禅林护法会。
一九八五年，台湾发生震动朝野的“十信案”。为避免受到牵连，父亲决定远赴美国。于是，修建十方禅林的工作就落到了首愚法师的肩上。第二年，十方禅林文教基金会董事会决定成立峨嵋书院，继续为十方禅林储备人才。
父亲专注于文化传播，致力于讲学著述，且心怀天下，为中国台湾这片土地播洒了无数的文化甘霖，带来了丝丝清凉禅风，然而却终究难逃毁随誉至的俗世逻辑，很快便被政治旋涡所波及，竟至远离故土，漂泊异乡。
四、剧怜高处惊风雨
一九八三年年底的一天，深夜两点，父亲还在读书。忽听敲门声骤起，开门一看，竟是只穿了睡衣与拖鞋的马纪壮。堂堂一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在深更半夜穿着睡衣来访，不免令人错愕。
父亲问：“什么大事，如此仓皇？”
“老师，你怎么看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这三个人？”马纪壮也不客套，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他的问题。
单从他的张皇失措和这三个名字，父亲就立刻明白了马纪壮的来意。原来，此前父亲就已从学生口中得知，蒋经国先生知道自己的身体很糟，随时都有可能出状况，因此，他一直对提名就任第二年（一九八四年）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人选一事很是头痛。现任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谢东闵是不错，但他年事已高，并没有续任的意愿；曾经刻意培养的孙运璇又突发中风，无法继续任职。左思右想之下，蒋经国先生脑子里只剩下“省主席” 邱创焕、“内政部长”林洋港以及台北市长李登辉三个人选。马纪壮来不及更换衣装便在深夜来访，恐怕正是应蒋经国先生之命，前来征询候选人的意见 的。
“我跟这三个人都没什么交情，很难说得上意见。”父亲不愿引火上身，因而并未直接发表见解。
尽管父亲平日谨言慎行，且向来远离政治，然而，风暴最终还是不期而至。这还得从一桩经济案件说起。在父亲那里上课的蔡辰洲，是当时台湾首富蔡万春之子。蔡家最初不过是农民之家，后来因经营酱油产业而发迹。随后，蔡家逐渐将经营范围扩展到百货、建材、制药、贸易等方面。由于蔡万春经营有方，他于一九五七年被选为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理事会主席。从此，他先后担任“十信”理事达十五年（五届）之久。蔡万春任职期间曾到日本访问，发现日本金融、保险及信托业甚是有利可图，回台后便立即成立了国泰产物保险、国泰人寿保险、国泰建设及国泰塑胶等企业。此时，蔡万春将其他三部门交其三兄弟分营。“四分天下”使得蔡家在各业均有很大发展，尤以蔡万春的人寿保险获利最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蔡家已成“国泰王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蔡辰洲出任“十信”理事会主席。“十信”成为台湾规模最大的信用社，到一九八四年，“十信”的存款额达一百七十多亿元，贷款额一百二十亿元，这也令蔡辰洲敛财甚巨。国泰企业至此进入大力扩张阶段。但不少被兼并的企业是蔡辰洲以“吃倒账”的方式接管过来的，并非由他亲手创建。这些企业或因向“十信”贷款而后无力还款，或者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而被蔡辰洲吞并，成为他旗下的企业。
然而这些企业多是亏损企业，蔡家将其吞并后，也增加了自己的财务负担。为了维持经营，蔡辰洲开始以国泰塑胶公司的名义，向民间调度头寸，以高利率吸收资金，利率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四左右，是一般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四倍多。况且蔡辰洲是“立法委员”，拥有庞大的家族资产。在普通人眼中，这一投资自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许多人为了赚取高利息，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蔡辰洲的国泰塑胶公司名下。蔡辰洲通过这种方式汇集了不少社会资金，但利息压力也很沉重，许多关系企业还需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于是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后来，蔡辰洲已无力支付银行利息，他就利用职权将“十信”的资金挪用到他的关系企业。挪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利用人头当贷款客户，高估低价值的土地作为抵押品，从而大量套出信贷资金。而他为了当选“立法委员”，也曾动用了不少“十信”的资金，这是最普遍的政治投资。蔡辰洲的行为引起了“十信”内部一些员工的不满，不断有人向财经部门告状揭露。尽管有关当局也曾多次检查“十信”违规经营的情况，但蔡辰洲差不多每次都能过关，而未受到任何处罚。
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调查局”终于将一份长达七十八页的关于“十信”违法经营的秘密报告呈送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曾以“打虎”闻名的蒋经国先生对商人素来没有好感，便当即批示财经部门依法处理，不可姑息。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蒋经国先生指示，要彻底整顿金融与经济犯罪，依法办事。债权人见此情景，纷纷到蔡家的“十信”“国信”与来来饭店等企业门前抗议，要求蔡家偿还债务，蔡家的商业帝国由此被彻底摧毁。这场瓦解蔡氏家族王国的金融风暴，在台湾引起连锁反应。许多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出现挤兑和退票风潮，债权人和其他受害者纷纷游行示威。连政坛也因此产生震荡。
三月十一日，“经济部部长”徐立德因其在“财政部部长”任内对“十信”违法经营负有道义责任而辞职。到了三月中旬，“十信”与国泰信托公司十多位负责人被收押。不久，蔡万春、蔡辰洲及国塑集团理想公司董事长萧政之三人以违反《票据法》之罪被起诉，三人的财产也被查封。萧政之锒铛入狱，被判刑一年又八个月。因萧政之是王升的亲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升也被外放到拉美当了“大使”。
这些事件其实都与父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但由于这个案子牵连了许多特别班的学员，外界不免将舆论的矛头指向了父亲。一时之间，“凡与南怀瑾沾上点关系的大员纷纷失势”的传言甚嚣尘上。
而恰在此时，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彦士请李省吾传话，对父亲说：“蒋（经国）先生认为老师是‘新政学系领袖’。”
“政学系”是国民党里的一个派系，人数不多，但一段时间里，曾在蒋介石身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发动第四次、第五次“ 围剿”时，所谓“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就是由“政学系”的杨永泰等人提出来的；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也是由他们炮制的。此后几十年里，“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部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蒋经国说父亲是“新政学系领袖”，以其多疑的性格来看，肯定是对父亲有所怀疑，认为他图谋不轨了。
“这个话严重了，我得走了。”尽管心底磊落，但面对如此棘手的情景，父亲也自知身不由己。瓜田李下，是非由人。他知道任何辩解都是没有用的，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走为上计”。其实父亲招来这些风传也并不意外。当时，因为这些特别班的学生身份特殊，父亲的寓所门前经常停着一二十辆高级轿车，还有不少便衣安全人员整夜在外巡街保卫，这自然有些树大招风。而特别班还请父亲讲谋略，父亲因为身正心明，也便没有推辞。于是，父亲就编了一套“正统谋略学”的书，将春秋以来的诸家兵法全部归入其中，这些也都给当局留下了口实。
为免父亲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也有意借由“十信”事件来瓦解“南门”势力。在蒋经国看来，这种势力，早晚会出大问题。所以，他不能允许所谓的“新政学系”在他的眼皮底下继续存在并壮大。父亲说过，这时的文官武官都有自己的学生，都来听过课，这就犯了一个忌讳，所以他离开台湾实在是“盛名之下，不可久居”。
父亲在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时，和他的同学们在南京见过一面。当时大家还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要去台湾，毕竟只是政权的变革，不像离开台湾是整个大环境的改变。那时父亲就说过：天下事是你们的事，我自己决定做个世外闲人。等父亲到了台湾，他决定定居岛内。谁知道三十六年后的他，竟然有如此的名声。虚名之下，祸害自身。如今竟然要离开这个居住最久、朋友最多的乐土，那份感觉只有不胜唏嘘了。
这一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了。在台湾这座小岛上，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迅速传到每个人的耳中，令人不安的气息笼罩民众的心头。有的人说，正是为了转移大家对江南遭暗杀一事的注意，官方才一举揭露了酝酿多年的“十信案”，将其抛出作为吸引民众目光的第二战场。官商之间自古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界的动荡自然也牵动了党政界的神经，没有人知道蒋经国想要把这剔除异己的罗网撒多远。于是另一种不安也弥漫开来，只是感染的范围缩小了。这次，民众是看戏人，而政坛中人则人人自危。一九八五年整个上半年，这场戏锵然开场后便一直紧锣密鼓，戏中人唯有踩着幕后人的鼓点，依照早已设定好的剧本唱念做打，并时时担心自己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
父亲心知人言可畏，为避免招致欲加之罪，他已决定离开这座生活了三十六年的美丽岛屿，前往他地暂避风潮。我在父亲到美国住下以后，马上打电话给父亲请安。一时之间，我百感交集，告诉父亲，非常高兴他及时来美国了。虽然没有身处台湾的环境中，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父亲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险峻。其实我一直没有和父亲提起一桩令人伤心的事，在我高中时，台湾某单位就已经派了“职业学生”与我交往，甚至后来还与我拜把子做兄弟，就是要更进一步观察父亲的言行吧。我离开台湾后，这位所谓的把兄弟从来没有联络过我，虽然也到机场送我离开，但是从来不与我合照，随时保持隐身。后来此人在父亲离开台湾后，马上与我联络，我才大梦初醒，醒悟人生的复杂，见面后我决绝地与该人绝交了。最起码我不负人，但也无须做违心之人。
至于为何选择美国作为落脚之处，则还有一番因缘。
五、文化出台有因缘
一九八五年六月，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氛围之中，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访问团来到了中国台湾。他们除了参观访问、文化交流之外，还邀请父亲赴美，与他们合作推行文化活动。父亲在详细地了解他们基金会的性质之后，欣然同意。这也是促成父亲离台赴美的一大因素。
说起来，其实父亲早就有推动文化出台的想法，也早就做过在美国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夏先生—— 一位在美国当律师的华侨，来台拜访我父亲，希望与父亲合作，在美国推行文化活动。对此，夏先生的初步构想是先办一个杂志。文化推广其实是父亲基本的愿力，他念及侨胞独在异乡为异客，可能看书报都不像在台湾这样方便，因此听闻夏先生此言，便立刻同意了夏先生的提议。
父亲为此还在协会中召开了好几次会议，商议如何具体进行。当时，协会的秘书长蔡策先生，是一名资深新闻记者，见多识广，于是父亲就决定派他前去。但父亲觉得两个人去可以相互照应，就希望刘雨虹女士能一起去，解决蔡老语言上的不便（蔡老不谙英语）。后来，父亲还不放心，又将显明法师派去了。
当时，刘雨虹女士的母亲已届九十七岁高龄，虽说老人家身体无恙，但到底是年高之人，需要有人时刻陪伴，容不得一点闪失。于是，她就先把老人家送到苗栗的姐姐处奉养，并向父亲说明，如有任何突发状况，必须马上赶回台湾。至于她要去美国的事，则先瞒着她母亲。
待一切处理妥当，蔡策和刘雨虹女士便启程去了美国。到了洛杉矶不久，他们就开办了《人文天地》月刊。过了不久，显明法师也到了美国与他们会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许多出家人都拿到了美国的签证，而且到美国后，很容易就取得长期居留权。因此，当时就有不少人利用这个法令，先出家做了和尚，然后飞往美国，等到在美国拿到长期居留权后再还 俗。
对于显明法师赴美一事，父亲之前特别交代蔡策他们说，显明法师不熟悉美国，要大家照应他一下，又说：“他在美国有法缘，不久自有人邀聘，你们只要短期给他方便就行了。”
显明法师到洛杉矶那天，有好几个人去机场接他。待接到他后，有人提议去吃海鲜。听闻此言，刘雨虹女士觉得这样有些不妥，便对蔡策先生说：“我们陪显老吃素菜吧！”
岂知显明法师连忙说：“不要不要，去什么地方吃都可以，我只要叫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就行了。来的时候南老师特别嘱咐我，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一切随缘就好了。”
到了海鲜餐厅，大家特地为显明法师叫了一盘罗汉斋。不曾想，大家都十分爱吃这道素菜，显明法师反而没有吃多少。
当天，显明法师就下榻在刘雨虹女士和蔡策先生所租的房屋，他们为显明法师在客厅搭了一张临时床铺。正如父亲所料，显明法师住了没几天就被人请走了。
在美国住了三个月，刘雨虹女士就接到紧急电话，要马上离开美国返回台湾，原因是她姐姐留在大陆几十年的儿子，此时忽然到了香港，因此她姐姐要去与他相会。那时，两岸还没有相互往来，分处两岸的亲人只能到香港相聚。若有人就此转道去了大陆，回来时会被海关查问，并且会让回答印在纸上的问题：
米多少钱一斤？
人民衣着如何？
公车车票价钱多少？
……
刘雨虹女士回到台湾，囿于家事，短期之内是无法再到美国去了，而此时杂志才出了两期。那位夏先生不得已，只能终止了这个计划。又过了不久，蔡老也离开美国，回到了台湾。这个兴师动众的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继续下去，算是因缘未到。这样一来，父亲在美推广文化的实践只好作罢。因此，父亲这次和美国文化基金会的约定，也算是再续前缘。
我想，父亲与美国，冥冥之中自有因缘。不仅美国文化基金会邀请他前去美国，而且此时，父亲教授多年的美国学生和往来的美国友人，也让他对这个国家并不陌生。在父亲的书架上，关于美国历史与地理的书很多，可见他平时就已经研究过美国；我从他身边离开时，还带走了几本有关美国通史和地理方面的书，以便入乡问俗；更何况我和弟弟国熙也正在美国，所以这是个有缘的地方。
国熙自十二岁时被美国海军退休中将薛乐如收为义子，从此便在美国生活。出国前，父亲对他说：“你将来有机会就念西点军校。”当时弟弟还小，以为父亲是让他去学做西点面包呢。后来，他果然进入西点军校学习，成为美国陆军军官。毕业后，他在科罗拉多州任后勤军官，还念了管理学硕士，退役后长期从事基金管理工作。
虽然国熙早早便被交给别人收养，使他长期远离至亲，独处异国，但父亲并没有减少对他的教导和挂念。一九八八年，国熙到香港探望父亲时，很是踌躇满志，父亲见状，便说：“儿子啊，你这种收入是在矮人中间做高人，你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在我眼里你快‘起不了’了。你继续这种态度，我保证你会血本无归。”父亲此语，绝非耸人听闻。少年得志而不知谦让的人往往都会如此，人的命运只有透过个性和习性的改变才能逢凶化吉。等到一九九〇年，弟弟回到台湾，很快就因识人不明而失败，竟至血本无归。父亲所言，诚不虚也。
一九九一年，国熙已经事业有成，致电问候父亲。父亲问他是否坚持打坐，他说没有。
“儿子，你老了以后，就会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比打坐重要。”父亲说。
虽然从小离家，但在父亲晚年，国熙则陪在父亲身边。他一直称父亲为“老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奇怪，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国熙从小远赴美国，记忆中父亲的形象并不清晰，加上薛乐如对他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使他对父亲这个概念就有点模糊。到了香港，陪伴父亲左右时，他感觉自己就像父亲的学生一样，所以也就习惯了称父亲为“老师”。后来有人问过国熙弟此事，他回答说：“我们做儿女的，跟着南老师的时间还没有他的学生长。我二哥（南小舜）曾经讲过一个理念，一般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是‘一日为父，终身为师’。我们的感受真的是如此。而且儿女有一个共识，认同老师绝对是修行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出家人……可是跟一般人很难讲，老师没有真正出家，只是我们把他定义为出家。你听到我称父亲为‘南老师’会觉得奇怪，假如我们称南老师为‘父亲’，则会觉得有一点别扭，有一点肉麻，我们很不自在，不舒服……因为我们做儿女的都认为，老师‘视天下人为儿女，视儿女为天下人’，这和很多学生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叫他‘爸爸’，而叫‘南老师’。”这是其他兄弟们的感受，也很特别。
父亲与薛乐如先生
每一个家庭，父母与子女的缘分不一，兄弟姐妹们都是依与父母的缘分而来的，彼此的缘分更是增上缘外的增上缘，所以龙生九子，各个不同。父亲这一生，能坦然听到叫他一声“爸爸”的也就是我了。而且我自小记得他讲的历史典故、文化概念和佛家心法，问一下其他家庭成员，竟然都不记得，实在是缘分深浅有别。我十分感念自己和父亲这样接续的父子情分。由于我远走美国，没有人再叫父亲“爸爸”，他就曾经在香港说了一段玩笑话。一天晚饭后，大家围坐谈天，国熙弟又称呼父亲为“老师”，父亲就开口问大家：“你们知道子女像什么？”大家都说不知道，于是父亲就笑着说：“子女啊，像眉毛，有了，没用；没有，难看。”惹得全体哄堂大笑。其实这就是对国熙的教育，可惜没人听懂父亲的用心。
父亲与国熙弟
许多人都说，父亲对子女十分严格，但对其他与我们同龄的人倒是比较宽容，如同慈父一般。确实如此，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向来十分严格，但正是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严格要求，令我们受益匪浅。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国熙养成了做事严谨的良好习惯，工作也格外细致，对公司的每件事情他都会做详细的了解，就连工作环境的卫生标准也极高。
至于我，虽然排行老三，但因我是在台湾出生的长子，所以父亲对我还是怀有期望的。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古文观止》《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都指定一段文辞让我背诵，待到傍晚回来的时候考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父亲每天要求我背诵的内容不过一百来字，并没有太多任务，也没有逼迫太紧。当时背得深恶痛绝，如今却深入骨髓，虽不能说这样就把我的国学基础打好了，但至少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兴趣。
从我会看书起，父亲就让我随意进出他的书房。当时家里有很多儿童读物，比如《三国演义》《罗通扫北》《李世民征东》《封神榜》《水浒传》《西游记》《安徒生童话》《希腊罗马神话》等，还有许多武侠小说。我从小坐拥书城，是在书堆里长大的。直到离开父亲身边，这私人图书馆，多半供我独享。后来我年纪稍大，不再满足于那些浅显的故事，便喜欢不时看看父亲在读什么书。他读完的书，如果不是太过艰涩难读，就会成为我读的下一本书。父亲读书，时常会做点评，有时就在书页空白处写下些心得或是评语；对他喜欢的字句，也会在旁边加以圈点，犹如古人读书的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这样的习惯，喜欢的书总有些地方让我画花了。
孩子长大后，往往会怀念父母小时候的督导，我就是这样。“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有时，我会因父亲在我小时候没有再督导我久一点而感到遗憾。好在我喜欢读书，已经养成和父亲一样广博的阅读兴趣。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往往是开放式、启发性的，除了最初对我读的书有所要求外，之后他给我的，只是一个环境，一个靠自己去学习的环境。这种读书环境，真是父亲给我的最大财富。
从台湾大学毕业、服满兵役后，我在二十五岁时（一九八〇年）移民美国。赴美前，虽然能带的行李有限，但我还是从父亲的书架上拿了许多的书。一套小字的《二十四史演义》，我从小读到大，看了好几遍，实在舍不得离身，也被我带走了。每次看到书架上的书，我都会怀念父亲和我分享他的藏书。这些书，还有父亲的教诲，会随着我的足迹而延续、存在。这也是我对父亲永远的怀念。
父亲与我的合影
为了保护子女免受争名夺利带来的无妄之灾，父亲从来不要求自己的孩子参与他做的任何事。所以，我虽然从小受父亲思想浸染，在离开台湾前，也喜欢到父亲的书房去看书，但我之前从来都没想过要传承父亲的衣钵。因为在我看来，有父亲传播中国文化就足够了，不需要子女继承。每一代人该做的应该是发扬，而不仅仅是继承。所以，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基于父亲所教的，用我的方式继续创新、表达，启发下一代人更新的愿力。
六、远在异乡有比邻
父亲此番答应赴美，不仅是因为美国文化基金会访问团的邀请，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赴美之前，父亲在欧美就已经声名远播，朋棣遍四海了。因此，父亲此番前去美国推广文化，还有一定的声望做基础。
那时，有许多欧美人士远道而来，和父亲交流，向他请教，甚至拜父亲为师。父亲赴美的前一年，即一九八四年，《纽约时报》记者出身的美国禅宗巨子卡普勒（Philip Kapleau）为了寻禅宗之根，率弟子贝克先生及般森女士特来台湾参访了父亲。
卡普勒是美国康涅狄格州人，生于一九一二年，毕业于纽约布鲁克林学院法律系。早先，卡普勒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曾被派往德国纽伦堡及日本东京报道关于审讯战犯的新闻。彼时，战争的残酷，人民所遭受的灾难，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五〇年，他又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选修哲学。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佛学理论，学习了铃木大拙的禅学。于是，卡普勒便于一九五三年，去日本学禅。在日本时，他遍叩各寺庙，十二年间，先后得到三位日本禅师的指点。后来，他正式师从安谷禅师出家，法号为大心净圆。卡普勒关于禅的著述颇丰，达十余种之多，其中最出名的是《禅门三柱》一书，而其弟子众多，遍及五大洲。
卡普勒知道，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而中国是禅宗的发源地。为了礼拜禅宗圣地，他曾亲自率领二十多名学生，到大陆参访中国禅者，游历少林寺等名刹古寺。一番游历过后，他感觉到，大陆只有一些残留的寺庙、佛像以及遗迹，孤零零地伫立着，向人们诉说着过往的辉煌，这令他感到失望。但他并不死心，又希望能够带领两位弟子——贝克先生和般森女士，到台湾参访我父亲，以期觅得禅宗的根。他通过叶曼居士，向父亲表达了这个愿望。起初，父亲并不同意，婉转谢辞。后来有人说，此举有利于中美文化交流，主张由文工会主办，父亲方才勉强同意，遂吩咐协会的秘书长王启宗去安排策划卡普勒访华寻根的十天内的活动行程，并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妥善安排他们一行三人的食宿和交通等接待问题。待到一切准备妥当，卡普勒按预定时间，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许，率领他的两位弟子，一行三人来到东西精华协会。
与田阿姨（叶曼）（中）合影
卡普勒一见到父亲，便与之拥抱在一起。他表现得极为亲热友善，对父亲的风度清华大加赞叹。翌日，卡普勒等人即依照预定的行程表，展开相关活动，包括座谈会、访问、购置宗教用的钟鼓乐器，以及在中山堂中正厅公开发表三次演讲等活动。或许是感到卡普勒自视甚高，父亲虽始终待之以礼，却不愿与他讨论禅宗问题。后来，卡普勒再三诚恳地向父亲请益，父亲才答应了他的请求，在这十天之中，两次与其在深夜单独恳切地相谈。
彼时，正值初春三月，天气微凉，温差较大。两位大禅师相谈到夜半之时，更是寒气逼人。父亲看到卡普勒穿得有些单薄，便以中国人“解衣推食”的待客之道，将中式的丝绵长袍和丝绵短袄赠予卡普勒，让他立即穿上长袍，以御寒气。待到卡普勒临行之时，父亲还亲切地叮咛他，可以穿上棉袄，以防在路上着凉。但卡普勒却认为父亲相赠之物是深厚友谊的象征，将其视为无上珍品，唯恐在路上弄脏，所以舍不得穿。
卡普勒一行临走之前，父亲还为他们举办了饯行晚会。那一天，无论是在僧俗双方联欢表演的节目中，还是在东西精华协会禅学中心举行的饯别素宴席上，卡普勒都一再紧抱着父亲，不无激动地说：“我不能不再来！”并把他最得意的著作——《禅门三柱》赠给父亲，上面亲笔署着“送给南大师，敬请赐予指正”的题字。在惜别餐会上，有吃有喝，有说有笑，有歌有舞，一时觥筹交错，宾主尽欢。饶富意义的是，大家还齐声高唱父亲在餐桌上写就的《聚散》歌：“桌面团团，人也团圆，也无聚散也无常。若心常相印，何处不周旋。但愿此情长久，哪里分地北天南。”
卡普勒的寻根访问，就在歌声中结束了。父亲的这次接待，不但无形中使东西文化得以交流，而且也完成了一段不亢不卑，既融洽又富有意义的民间交流经历。而寻根的卡普勒，更是满载而归。诚如卡普勒自己所说：“我感觉我和日本的缘，已经告一段落，我和中国的禅缘正在开始。”相信这次父亲与卡普勒历史性的会晤，会对美国未来禅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卡普勒回国后，还常在人前盛赞父亲，称他是当代难得的一位开悟者，是最了不起的一代禅宗大师。卡普勒还不断感叹，他在台北的寻根之行，没有获得更多的时间亲近父亲，深为遗憾。此后，他还经常介绍他的禅门弟子，不断来向父亲访问和求教。
不只卡普勒，美国前海军少将薛乐如也与父亲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还成为弟弟国熙的义父。薛乐如与我父亲结缘，甚至与东方结缘，都源于他父亲的一句话。薛乐如的父亲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在临终时曾告诉薛乐如，他一生信奉基督，但心中仍有一个关于生命的疑问，没有答案，希望薛乐如以后能到东方去寻找，可能会有答案。
于是，薛乐如先到日本停留了一段时间，感觉收获不大，再加上当时听说了父亲之名，于是就离开日本，到台湾来向父亲请教。薛乐如对《易经》颇有研究，后来，他的一部著作《易经传承》（Heritage of Change）便由老古公司出版发行。
除了卡普勒和薛乐如之外，来台向父亲请教、学习，甚至拜父亲为师的欧美学人还有很多。
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事顾问团到了台湾。当时，随行的美军人员众多，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顺便加强美国人之间的联络，他们就建了福利社，英文叫作PX。罗维特（Lovatt）就是在那里工作的美国人。他本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来台不久后，他认识了杭纪东，于是就开始学习打坐。后来，他自己有了反应，有种醍醐灌顶、身体发热的感觉。他感到十分疑惑，就向杭纪东请教。但是杭纪东也并不清楚，于是，就带他去见父亲，让他向父亲请教，并参加听讲。慢慢地，他也就天天来上课了，对父亲的崇敬也日益加深。
据杭纪东说，罗维特回到美国一段时间后，便到旧金山万佛城出家当了和尚，追随度轮法师（宣化上人）。罗维特曾又来过台湾一趟，后来又还俗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在禅学班中，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女学生，名叫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她当时在淡江大学教法文，闲暇之时，来禅学班听课。她不仅对道家学说，如《老子》，有较深的研究，而且对《易经》、禅学以及密宗，都有深入的研究。在台湾期间，她还加入了东西精华协会，也曾在《人文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自述学习中国文化的感受和心得。后来，戴思博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不过她仍常利用假期来台，进行学术之旅，听父亲讲课。她对学术研究的态度非常认真，据说如今已是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主任了。
父亲与众弟子
一九七六年春末，一位天文学博士特地从美国而来，请求跟随父亲学习禅宗。这位博士本来是念物理专业的，读了博士后，总有一点不能突破，于是只好转系。而与物理最接近的就是天文，所以他便转到天文学系，经过努力，得到了天文学博士学位。父亲与他初次见面，听到他说自己已在美西日本禅堂学了一些时间后，父亲便毫不客气地说：“你学禅宗只是找一个栖身之所，大概找不到工作，心中苦闷，就躲到禅门里头了……”话还没说完，就见那个博士潸然泪下。父亲的话虽然太直接了一些，但也可能是用了禅宗的棒喝法门，为的是让来者认清事实，直面自己的内心弱点，不要自欺欺人。
想不到，在父亲的“棒喝”之下，他竟然很坦白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父亲便劝他不要自暴自弃，要继续努力奋斗，至于工作，则可以随遇而安，退而求其次，不必坚持博士的待遇标准。美国的工作是以学位分等级待遇的，学位越高，待遇就越好，薪水就越高。可那时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公司情愿雇用学位较低的人，以此来减少支出，因此那些高学位的人往往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父亲还给他举了朱文光的例子。朱文光也是博士毕业，但他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找工作时没有出示自己的博士学位，而只拿出了学士学位证书，于是便得到了工作。这位天文博士听后，便辞别父亲，重回美国，并找到了工作。
一九七七年，在父亲闭关之前，汪公纪先生陪同一个法国的文化官员来访。这位法国文化官员对中国的书法、绘画、哲学都十分热爱，而且皆有涉猎，是个有修养、有文化的知名人物。他说自己曾到日本参观过不少禅院，那些禅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知禅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便找机会到大陆去参访，现在又来到了台湾，满怀信心，以为自己总能找到一些禅宗的痕迹。但是他走遍台湾，虽然也看到许多所谓的“禅寺”“禅苑”，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那些寺、苑只不过是普通的庙宇罢了，里面没有禅师，根本不是禅院。踏破铁鞋无觅处，不得已，他只好来向父亲请教 了。
这位来自法国的客人，在叙述他的访禅经历后，问道：“南先生，台湾到底有没有禅院？有没有禅宗？在什么地方？”
这问题真把父亲给难倒了，该怎么回答啊？那时的台湾，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但是要怎么回答才能顾到中国人的脸面呢？
在旁边的听众也极有兴趣地等着听父亲的回答。只见父亲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正寻思该如何回答时，这位客人忽然又提出另一个问题，他说：“日本禅宗颇盛，有出名的禅院，也有禅师，既然台湾被日本统治五十年，想必台湾一定会有些禅宗的痕迹吧？”
幸亏他问了这第二个问题，父亲顺势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大意是说，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实行的是殖民地政策，推行的是皇民化教育，并不是培养文化，尤其不会鼓励发展禅宗等精致文化，故而台湾普遍只有民俗宗教和寺庙而已。
这位客人又说道：“台湾光复已经三十年了，大陆过来的文化和文化人也很多呀，为什么竟然看不到任何禅的踪迹呢？”
这又回到上一个问题去了。一向有问必答的父亲，此时也只能“是啊，对啊”地将就应付着。最后，这位法国客人自己给出一个答案：“大概你们中国人受了一千多年禅宗的陶冶，自身已与禅宗成为一体，每天的生活都是禅，所以再也用不着另有禅院或禅师、禅宗了。”
此言一出，令人既意外，又吃惊，不知道是否他真正的想法。只不过，这些话在我们这些中国人听来，总感觉有些讽刺的意味暗含其中。在这一时期，另有几个美国学生来到台湾，来到东西精华协会，向父亲表示，他们想要研习中国文化。虽然这些学生各有专注的方向，但大都对道家学说颇感兴趣。然而，他们的中文基础很差，并不能完全听懂父亲说的话。因此，父亲也就没法教导他们。于是，父亲就嘱咐刘雨虹女士，让她帮助这些学生学习。没办法，刘雨虹女士只好当起翻译兼助教的工作，帮他们研究《禅与道概论》中“道”的部分，实际上是在陪洋人读书而已。而这些学生除了学到了些中文之外，对于道家学说依旧不甚了解，也逐渐失去了兴趣。对此，父亲虽尽心尽力，却也无可奈何，只好送给他们一些书，劝他们回去了。
一九八二年前后，协会迁移到复青大厦。这时，一个来自南美玻利维亚的学者前来拜访父亲。他的中文名字叫“达易理”，就是通达《易经》之理的意思。这位学者研究《易经》多年，也在自己国家教“易学”颇久了。他此次前来台湾，是想请父亲为他测试一下，证明他有资格教授《易经》。
这个达易理，不仅是一个精通《易经》的学者，还是一个自由派画家，擅长禅意书画。在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还忙里偷闲，开了一个画展。达易理跟从父亲研习《易经》，经父亲亲炙并通过严格考试后，最终获得了父亲亲自签署的适任海外易学教授的证书。达易理学成之后，欣然返国，后执教于委内瑞拉公立大学，专授中国《易经》课程。
和达易理几乎同时间，来自加拿大的学子文颢儒也师从父亲，修习不到一年，竟比不少中国人还中国化。他待人谦逊有礼，手不释卷，温文尔雅，堪称西方儒者。受中国孝道的影响，他在台湾求学期间，还将寡母接来游玩参观。学成归国后，文颢儒出任加拿大文化部专员，工作之余，他还将父亲的《论语别裁》一书译为法文，以广教化。
值得一提的是，以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闻名的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曾与父亲有过交往。当时两人见面后，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慨。
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对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他特别推崇道家之学，认为中国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了中国早年一切科学的基础，比起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也绝不逊色。而且在中国科学思想及技术已经辉煌的年月，今日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那时还正处在洪荒时代”。
李约瑟对中国道家极高的评价，使中国人感到大为振奋。那时，本已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的国人，又开始对中国文化萌生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李约瑟在这本书中对中国文化、科学方面的研究，现在看来还十分浅显。虽然该书尚未对中国道家进行深入研究，但足够警醒中国人，使国人开始重视自己的文化、科学的宝藏了。
当时，李约瑟在创作他的这本著作时，曾求教过许多中国的学者专家，如郭本道、冯友兰、王亚南、王星拱、黄方刚等。但因为关于道家学术思想方面的内容尚未完成，所以他特地到台湾来搜集资料。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李约瑟博士偕同他的学生鲁桂珍博士，由陈立夫先生陪同，前来拜访父亲。他们无所不谈，从道家、佛教谈到特异功能，甚至谈到人类经济发展与心灵福祉的问题。对此，父亲开宗明义地说：“现代各种经济学说皆是站在一国的经济发展立场上，根本没有站在全人类福祉的立场来设计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李约瑟听了，频频点头。
预先约定的谈话时间是两个小时，但因为两人谈得太投契了，不觉间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但此时李约瑟仍滔滔不绝，父亲也是兴致高涨，欲罢不能。虽然如此，父亲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见时间不早了，便告诉李约瑟自己晚上还要讲课。就这样，两人持续三个小时的交谈才算结束了。
那天的学术会谈，闻讯前来参加的人有许多，其中有程沧波（“立法委员”）、高信委员长（“侨委会”）、邓文仪将军、熊先举馆长（“编译馆”）、张柽总干事（“道教总会”）、洪文亮医师、朱文光博士，另有德国学人Bojdnov博士、Auhajann博士，以及法国柯友耕博士等。
除此之外，参加座谈的，还有一位从联邦德国来的研究禅宗的学者。他仰慕父亲已久，苦于无由识荆，不得相见。因缘巧合，卡普勒彼时正好在欧洲弘扬禅宗，于是经由卡普勒代为介绍，专程来台向父亲请益，顺便也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座谈。他在归国之时，泪眼婆娑，依依不舍地向父亲行中国的跪拜大礼辞行。
与这些海外道友的往来交流，使得父亲在海外产生了相当范围的影响。这些遍布五洲四海的人士，也不时延请父亲亲自出海讲学，但都被父亲婉拒了。因为父亲对台湾十分不舍，而且台湾本土的文化青苗当时尚未长成大树，还需他时刻浇灌滋润，故始终未能成行。现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诡异政治气氛，倒是一个契机。父亲正欲借此契机，出乡邦，去实现到海外弘扬文化的多年夙愿，重拾二十世经七十年代的文化推广夙愿。父亲虽欲携文化出乡邦，向海外弘扬文化，推广文化事业，但并不意味着将台湾的一切事务抛之不顾。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父亲都安排了交接，千叮咛万嘱咐；对于禅门，更是立下了规矩。从父亲的这些嘱托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台湾难以割舍的感情。
七、香板提振乱禅风
父亲离台赴美之前，东西精华协会在台湾就只留下一个办事处了。当时，在协会工作的史济洋，已经随同她的先生陈行夫移民到美国去了。而另一位在协会中担任会计的林秀龄，也和先生黄胜雄及三个儿女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虽然只剩下一个办事处，但父亲依旧嘱托王启宗，让他带领谢锦扬处理协会的一切事务。
王启宗先生和父亲一样，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从军，驻地是重庆，也是血性青年。那时他就在报纸上看到过父亲的事迹，非常向往父亲的所为，只是耽于工作不能到成都寻父亲。他到台湾以后，听说父亲也在台湾，曾经数次到基隆找人，却是依旧无缘，一直到我们搬到了台北，他才和父亲见了面，而且从此以后，父亲的书，每本必读；父亲的演讲，也是每讲必到。他自己也说，那应该算是着迷了吧。现在父亲又请他帮忙处理会务，几十年的交情，实在充满不可言喻的信任。
至于老古文化公司的业务，父亲则交由陈世志全权负责，并且让他立即搬离复青大厦九楼，回到原来的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而这个地址沿用至今。
“老古”这个旧址是因父亲的远见才留下的。当初，协会迁到位于复青大厦的新址时，父亲决定继续租用这个老地方，对此，许多人都觉得浪费钱，没必要。现在看来，幸亏当时保留了这个地方，“老古”才得以搬了回来。“老古”有一个《知见》杂志，是首愚法师所创办的。由于稿件多由父亲这边提供，后来父亲索性自己接手，让蔡策和陈世志从旁协助。于是，陈世志正式到“老古”工作。
陈世志在大学就读时，就常来听父亲讲课。他大学就读台湾大学，和李慈雄是校友。据他说，慈雄还是他介绍到父亲这儿听课的。他毕业后服了两年兵役，退役后不久，就正式到“老古”来工作了，这在上文亦有提及。陈世志极具创意，文笔也不错，在接手“老古”后的三年中，颇有创举突破。他曾致力于收集父亲散见于各处的已经发表的讲演记录及文章，将其分类整理成册，编印出版，如：
《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一九八五年）
《序集》，现名《中国文化泛言》（一九八六年）
《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一九八六年）
《习禅散记》（一九八六年）
《中国道教发展史》（一九八七年）
《中国佛教发展史》（一九八七年）
《金粟轩纪年诗初集》（一九八七年）
另外，还出版了父亲从未发表的讲记，如：
《禅观正脉研究》（一九八六年）
《老子他说》（一九八七年）
《易经杂说》（一九八八年）
除此之外，虽然《历史的经验》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两书在父亲离台赴美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但其中也有陈世志的功劳；至于《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一书，则是他收集整编父亲讲记及文章的开创性工作。此外，陈世志还积极参加书展，发行推广父亲的相关著作。在陈世志负责的三年之中，“老古”终于扭亏为盈。对于“老古”，陈世志可谓立下了汗马功 劳。
说到陈世志，实在是一位非常尽心尽力的帮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离开台湾以后，陈世志兢兢业业，把老古文化事业做得非常好。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和许多在协会或是出版社工作的同学一样，拿的是低于社会标准的薪水，做的却是高于社会标准的工作。父亲的这批学生都把老师的愿力当作自己的愿力，做起事来，奋力拼搏，实在是令人感动。
父亲多次要世志和王启宗先生到美国去，交代他们许多要做的事，而且还要世志经常到大陆出差。他与殷曰序很早就跑到北京、上海等地，代父亲联系许多的人事；而且还到温州与我哥哥们和家人聚会，所行所事就像是父亲的代表，非常用心。后来父亲许多关于大陆事务的发展，也都与他早期所做的联络有关。
和世志聊起来，他总是说，那时候，不论是出版社的，协会的，还是十方丛林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大家相处真诚，就像一家人，不分彼此。虽然那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但是我非常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我自小就是在这样一批又一批的类似兄弟姐妹的学生群中长大的，不论年纪长幼，每一位都与我同亲，是我的亲人。只是离开台湾以后，父亲的所谓的学生们，就不再像台湾的同学们一样了。
自从父亲离开台湾，陈世志基本上成为这个“大南家”的主要联络人，每天不但要把工作做好，还要常常联络老同学们，定期与大家聚会，维系着这份异姓兄弟们的感情。许多父亲的老学生当年都是孤家寡人渡过台湾海峡这个“黑水沟”而来的，有的在台湾成家立业，但是也有许多依旧忠诚于家乡的伴侣，一生不再婚的。这样的老学生不在少数，所以世志也会把他们视为家人。甚至后来许多老同学的后事，都是陈世志参与协办的。像古琴大师孙毓芹的后事，因为他没有亲人，世志不但帮忙处理一切后事，还把孙公的古琴和其他遗物整理好，成立了纪念博物馆。孙公的古琴学生，每年也都有地方办纪念活动，传承孙公的精神，这是何其仁义的作为！
还有许多前文提到的名字，像冯道元、陆建龄、王凤峤等其他同学的身后事，也都是世志参与操办的。虽然他后来离开了老古文化事业，但是他的精神没有离开过。若是说父亲对学生慈爱如家人的精神有传承，那就非陈世志莫属了。世志的夫人林妙玲女士，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在台北市延吉街开办“晨曦儿童读经班”，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出版《晨曦儿童读经》刊物至今。他们夫妇的努力，是父亲推广读经活动的引子。这些行为，是所有冀望成为父亲精神传承的朋友们应该学习的做法。
有了这些左膀右臂留台巩固“大后方”，父亲虽是远去异国他乡，但总算稍感宽慰。父亲也特地教了李蔚亮杨氏太极套路，也交代他以后可以继续教授这套太极拳。安排妥当这些日常事务，父亲又对禅门，对修禅之人，立下了规矩。
为了维护禅门清修的规矩，父亲告诫修禅之人，要有一技之长，戒除供养习惯。
父亲告诫出家的同学，如今时代不同了，寺庙里虽不再需要像百丈时代那样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但要依赖施主布施为生，仍是不合潮流的做法。况且佛教传统有句话：“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寺庙里的饭是来自众人的供食，如果出家之人修行未成，下辈子是要变牛变马去偿还的，这样一来代价就大了。所以父亲常鼓励出家的同学去学一技之长，以此为生。对于施主施舍的钱，只能用来做利于众生的事，而不能中饱私囊。如若不然，有因必有果，将来是会有果报的。
早先在父亲开课的时候，偶有年轻的出家人认为出家人处处都应受优待，对买书还要出钱抱有怨言。针对这种现象，父亲为大家讲了一件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位于台湾地区东部的花莲，是一个医疗设施十分落后的地方，当地的人们要想看病，必须奔赴台北，十分不便。此时，一个三十几岁的比丘尼看到这种情况，便萌生了在当地建造一家医院的想法。为此，她向社会发出呼吁，希望能够筹集善款建造医院，以方便人们看病就医。她的呼吁，遭到许多人嘲笑。他们认为，建造医院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没有人会无偿去做这样的事，她是在痴人说梦。
但这个比丘尼并没有因为被嘲笑而退缩，她依旧坚定地为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起初，她一边四处募捐，一边带领着几个同样怀有慈悲心肠的妇女走遍偏僻的山区，尽其所能去帮助贫苦的家庭。她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自奉甚俭，对于捐来的善款决不经手。就这样日复一日，她和她的追随者的无私奉献，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她后来建立了一个以救苦救难为宗旨的慈济功德会，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比丘尼，就是证严上人。
父亲为此还告诫大家：“出家未久，有没有一点成就还不知道，却认为别人都应该供养自己，修行上首先要戒除这种贪念。”许多学从父亲的出家人，在取舍之间，颇能遵循父亲的教导；在戒除私欲方面，也常常以父亲的教诲来策励自己。
不仅如此，父亲在那次还断定，这家医院一定会建起来。
果不其然，父亲赴美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八六年，证严上人呼吁建造的慈济医院，终于落成，在花莲开业了。医院秉持“爱的医疗”的信念，不管患者有钱与否，以治病救人为第一原则。他们尊重生命，造福社会，打破了世俗不交钱不看病的陋规。
后来，证严上人的善行，重新唤醒了太多人原本已经蒙尘的善心，慈济的力量逐渐壮大。而她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以救助众生、施惠于人为目标，也令许许多多的人受益。证严上人虽为人低调，不慕名利，她的言行，感动了社会，感动了世界。证严上人获得的各种奖项，象征着国际社会对她所作所为的认可。其中，菲律宾颁给她“麦克塞塞奖”，美国颁给她“艾森豪威尔奖”，台湾地区颁给她的奖章更不计其数；而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三年，还颁给她“荣誉博士学位”。
证严上人不仅乐善好施，修行极为刻苦精进，而且在修行之余，做些手工出售，以此赚取自己的生活费。父亲鼓励大家，要学习证严上人的自律作风，并不断强调，只有那样才是修行人的本色。
后来许多出家的同学到厦门大学中医特别科学习，也正是因为父亲的鼓励。
父亲举了证严上人的例子之后，还提出大家应相信因果，行、住、坐、卧只应心怀善念，这样才能得到善果。
他说：“平常人不信因果不足为奇，但是佛法是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基本的，既出了家，而不信佛法的因果，岂不荒唐？”
有人问：“怎么知道他们不信因果呢？难道他们会自己承认不信因果 吗？”
父亲说：“看他们的行为呀！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以为是没有果报的。事实上，就连每人心中所想的，也都是有果报的。如果真相信了因果，自然不会也不敢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所以说，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知道他们是不信因果的。”
父亲告诫修禅之人，要有一技之长，要相信因果，并鼓励他们刻苦修行。在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寄望之后，父亲总算将一切都交代好了，放心了，便着手准备离台赴美了。
八、危邦不入乱邦出
一切安排妥当后，父亲决定远走美国。
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年近古稀的父亲，终于挥别居住了三十六年之久的台湾，飞赴美国。此行，陪护父亲前往美国的，共有五个人：李素美姐弟、润泰公司董事长尹衍梁、洪文亮医师夫妇。而洪医师夫妇不久后就因事先后回台了。
洪文亮是高雄外科医师，同时也是一名法医。他于一九七七年与父亲相识。他从医学这个讲求实践出真知的人体科学领域踏入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之后，开始努力将两者融会贯通，将心理意识方面的训练方法融入医疗实践之中，对于医治那些用药物、手术无法治愈的顽疾，颇有成效。此外，他还是美国的合格针灸医师，更通达阴阳五行及堪舆之学，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 知。
而李素美姐弟，那时也认识父亲两三年了。早在认识父亲之前，李素美就已学佛多年。在父亲去美国之前的一段时间，李素美负责《知见》杂志的工作。她会认识我父亲，是因为个人情绪已经陷入极端低迷的状态，经由她弟弟的前妻介绍到父亲这儿听课，希望对她有所帮助。以前父亲开玩笑，说他一生多半遇见“坏人”，就是讲，许多来听课的，都是因为身心有了问题，父亲也只好尽力帮这些人解除心魔。那个时候，李素美先前的先生就鼓励她和她弟弟一起去美国，于是，他们才跟着父亲去了美国。李素美到了美国以后，她的一切家产都被转移了，后来也离了婚，遭遇不少打 击。
李素美之弟是个入世之人，他花了许多心力，在台北投办薇阁中小学，使之成为顶尖的名校，许多人都想把子女送到那个学校。他的政商关系良好，许多生意都是靠这些人脉发展出来的。只是做人做事，往往偏向走捷径，会经由人的弱点，获取利益。这次的美国行，他也陪同前往，但是也因为有他同去，父亲最后也就不好再踏入美国了。
据说有一次，他拿了一篇准备用于开学致辞的短文，要魏承思帮忙看一下。魏承思看完后，觉得写得非常好，便问他是何人所写。李素美之弟说，这是他自己写的。魏承思大吃一惊，这才知道李素美之弟的文才如此之高，实在是在自己意料之外。可惜一时找不到这篇文章，要不然大家也可以一起欣赏一下。
至于尹衍梁，则与李素美之弟年龄相差不多。他的父亲叫尹书田，听说从前是台湾商业圈中“山东帮”的知名人物，做生意讲信用、守规矩，风评颇佳。尹衍梁担任总裁的润泰集团，多年前在一次大地震后一夕成名。当时他负责建造的大楼，在地震中屹立无损，不像其他许多建筑，在地震时多少都遭到些损毁。而润泰那栋原本滞销的大楼，地震后立刻就被抢购一空了。后来，他还在大陆高校设立了 “光华奖学金”。原本发放对象仅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内蒙古大学，其后则奖励了多达三十多所大学院校，是当时首度遍及大陆高等学校的奖学金。一九八九年，尹衍梁又捐资一千万美元在大陆非常有影响的北京大学兴办了光华管理学院。其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
值得一提的是，宏忍法师听闻父亲赴美后，决定继续追随、亲近父亲，于是和十方丛林书院的几位同学结伴，紧随其后漂洋过海，到达美国，从此时时陪伴父亲左右，亲炙教诲。
二十世经七十年代末，宏忍法师进入父亲创办的十方丛林书院深造。他敏而好学，加之受父亲言传身教的熏陶，遂通达佛理，多年来，一直参与整理父亲的著作。他就好比一本“南学”活字典，但凡提到父亲的著作和事迹，总能脱口而出，甚至可以指明细节或出处。
更难能可贵的是，宏忍法师对禅门念诵造诣很深。念诵是一种软修法门，称为天龙梵唱，是要用梵音唱念的。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分为不同流派：北方有北方腔，南方有峨眉山的腔调和以常州天宁寺为代表的“苏派”念诵。当年， 天宁寺最后的传人戒德法师，曾受邀在父亲创办的十方丛林书院中传授“苏派”念诵，宏忍法师深得其真传。宏忍法师天生拥有一副清澈嘹亮的好嗓子，在念诵华严字母时，声震屋瓦，余音绕梁，闻其声者平静肃穆。可以说，在念诵功夫方面，当今佛门已无人能出其右。
父亲刚到美国，便赋诗一首，袒露了自己漂泊海外的真实心迹：
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
江山故国情无限，始信尼山输楚狂。
“楚狂”的典故出自《论语·微子》，其中记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想必当时的父亲，也许深深地同意楚国的这位狂者所告诫孔子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的劝诫吧。不然他又怎么会觉得圣人孔子会输给这位楚国的无名狂者呢？
在父亲的眼里，这次离乡，也许并没有“乘风归去”的潇洒，有的恐怕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避迹”之举。
九、兰溪花草自芬芳
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父亲一行人从旧金山入关进美。
在入关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旧金山关卡为全美最严，对中国人更是严上加严。行李车要进行检查，于是一行人就从车上下来。父亲身穿中式长袍，手里拿一根拐棍，跟在行李车的后面。行李车上堆着十几只大皮箱，其中有两箱装的是中药——他害怕在国外看不起病，便自己带了预备的。然而，按美国海关规定，中药是不能入关的。
行李车刚开到入口处，便有一个海关人员牵着警犬出来检查。当时，装中药的箱子堆在第三四层。警犬闻到中药的味道，就爬上去，围着箱子一边嗅，一边狂吠。海关的人员发现情况不对，就问：“这些行李是谁的？”父亲冲他点个头，微笑着没有搭话。海关人员把父亲上下打量一番，转身问站在父亲旁边的一个学生：“他是谁呀？”学生信口吹牛：“你不知道吗？他是我们中国当代的孔子啊，你们国务院好不容易把他请来的——他本来是不肯来的呢。”“哦，是吗，是吗？”海关人员把警犬拉住，问：“箱子里有什么？”父亲让学生转告，是中药，不是鸦片；如果不让带，就放在海关，走时再来取。学生将父亲的话翻译成英文。那个海关人员再次仔细地打量了父亲一下，说：“不用检查了，请吧！”于是，十几箱行李随着父亲一行顺利过关。
父亲对凤凰城这一名字很有好感，因而提出就在那里落脚为营。但在美国生活较久的人说，凤凰城位于亚利桑那州，是南方地区，人文氛围并不包容，还可能会有些偏见。相比之下，华盛顿是美国政府所在，人文弹性较大，建议父亲到那里落脚。故而，父亲最后还是决定去华盛顿。这个决定应该是对的，因为凤凰城坐落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区，夏天的气温最高可以达到摄氏五十度左右，平常也在摄氏四十度以上，非常干燥，而且有时还有类似于撒哈拉沙漠常发的沙尘暴铺天盖地而来，确实要有相对较长的适应期。
父亲决定在华府定居后，李素美便把她的一儿一女以及其弟的儿子，都接到美国读书。于是，大家分住在三个彼此距离不远的地方——“平安居”“天松阁”“兰溪行馆”。而父亲就住在“兰溪”。
“兰溪”刚好位于华府安全机关的后面，这也是父亲特别选的地方。父亲每到外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是学孔子的观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到了别人的国家，先与他们的上层人物打交道，这样往往会事半功倍。
父亲安顿好不久，华府特勤长官就听闻扬名四海的南怀瑾来到美国，还正好卜居在安全机关旁边，于是忍不住要来拜访。
门口石阶
见到他后，父亲说：“你来了啊！我还正想去拜访你。”而这位特勤长官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是看不起我们的。”“什么话！”父亲不以为然。长官又说：“你晓得我的职务？”父亲微笑着说：“你是美国的特务首脑，我当然知道！”他说：“我也知道你啊！”父亲忙澄清道：“我不是中国的特务头子。”这位长官客气地说：“但你影响中国的宗教界、文化界。”“你不要客气了，我很看得起你啊！你是中央情报局的头头之一，对不对？中国几千年来都有特务，而且特务的工作不是普通人做的，是圣人做的。圣人你懂吗？”父亲回应道。
陈世志、王启宗到美国向父亲报告老古出版社和东西精华协会的业务
“哦，我知道！”虽然他说知道，但父亲觉得他其实没有理解自己的话，于是又补充说：“管仲、诸葛亮都是特务头子！情报不够怎么可以从事政治、军事？所以中国的特务，自古都是圣人做的。你们是属于特务机构训练出来的特务工作者，不算吗？”通过这初次交往，父亲总算打消了美国官方的疑虑。
华府地区的中国人很多，知道父亲住在这里，都纷纷来访。这其中，有留学在美的大陆学生，有从大陆到美国访问交流的官方人士，也有从台湾到美国的各界人士等。一些原已在美的南门学生，也从各地辗转前来看望他们的老师。所以父亲的住所，仍然如在台湾之时，门庭若市。而这也导致他所居住的地方一再扩建。
父亲常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讲，你们要了解世界政治，赶快去读春秋战国的历史，现在的世界政治就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在父亲看来，当今世界的形势与春秋战国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父亲总是强调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在欧美留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回来，就想把某个国家的文化体制用到中国，就想治国平天下，他们懂个什么？这叫‘隔靴搔痒’‘药不对症’，可以说连影子都没有，所以不读历史是不行的。”只有熟悉中国历史，将自己在国外所学的文化知识与中国国情完美地融合，才能活学活用，将国外的先进知识用于中国发展。
不仅父亲的学生常来拜访，还有两位美国外交官，艾德（Addair）和阿里斯德（因为阿里斯德是级别较高的外交官，为避免给他带来任何的不便，我便隐去其真名，而称他为阿里斯德），也常常来父亲的住处。艾德的中文基础很好，而且他的太太是台湾姑娘。如今父亲到了华府，他们夫妻便常常前来拜访。每逢父亲讲佛学课时，艾德就持咒，凝神屏气，练习精神专一、心如止水。西方人学习时十分专注坚韧，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艾德通过专注地练习，增强了自己的定力，提升了自己的修养，使自己大受裨益。
而阿里斯德因为工作的关系，对东方文化早有了解。在见到了父亲之后，他更对颇有些神秘色彩的中国禅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阿里斯德曾说，一踏进“南门”，他就喜欢上那个氛围了，像一个大家庭。最初，他看到好多学生跟随父亲学习打坐，但他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打坐，所以就没有学。当看到有的学生跟父亲学念咒子，他也不以为然，觉得念咒子没有什么用。但是跟从父亲，总是要学些东西，而且只能从最简单的学起，因此，他决定还是先学念咒子。当时父亲推荐给他的是“准提咒”。刚开始时，阿里斯德是抱着求证的心理，想看看到底有用与否，于是就试了几天，却感觉没有效果。他这样浅尝辄止，自然是不会有效果的。但他不明就里，感到困惑，于是就向旁边的学生请教。通过请教别人，他才得知，咒语至少要念几百万次才会见效。最终，他决定坚持念咒，当念了一百多万次后，他发现自己身心果然都变得很舒畅。
此外，华尔街的高级白领、康奈尔大学硕士毕业生包卓立（William Bodri），也曾特地前来拜访父亲。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听说父亲居住在华府，于是在一个周末，专程从纽约赶到华府的兰溪行馆，拜访父亲。
包卓立不会说中文，父亲也不懂英语，为了两人能顺利交谈，李素美就自告奋勇，为父亲充当翻译。不过李素美的翻译工作并不繁重，因为当包卓立提出问题，她才翻译了没几句，父亲就已了然于胸，开始回答了；而当她刚翻译了父亲回答的几句话时，包卓立便已完全明白了。包卓立与父亲虽然彼此不通对方的言语，但却能互通彼此的心意，真是奇哉！通过这次交谈，包卓立受益匪浅，深感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于是他决定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为此，他认为首先应该学习中国语言，便义无反顾地辞掉了在美国的高收入工作，收拾行囊到台湾学中文去了。
父亲与朋棣
这时，邀请父亲赴美的那个基金会，虽然依旧很热情，但父亲希望双方能保持弹性合作，不做长期的计划。于是，经过多次商讨、交换意见，那个基金会最终同意了父亲的提议。当然，这是父亲的基本原则，他不希望合作对自己造成限制，更不希望对别人造成不便或困扰。
在华盛顿住了几个月后，有位美国财政部要员便专门来请父亲吃饭。
这位财政部要员问父亲：“你看了美国有什么观感？”
父亲向来谨慎含蓄，便说道：“刚来两三个月，会有什么观感！”
“你一定有，我们国家很欢迎你这样的人，最好你长住在这里。”
“对不起，我不会长住，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两兄弟吵架，我是夹在中间的，难办，暂时到你们这里住一段时间。”
“你总有个观感吧？”
其实父亲有入乡问俗的习惯，他到了美国不久，就发现美国银行的作业方式和中国的大相径庭，有许多的不同。在中国，大的银行都是公立的，美国都是私立的，规模庞大，但是并不保证这些银行不会倒闭，银行也不过就是一个商业公司，只是经营金融票据业务而已，不像中国的银行有保障。一个个人的身份在任何一家银行，只能有十万美元的额度得到保障，如果银行倒了，超过十万的存款额是不保险的。就这十万保险额，还是因为有联邦政府的规定才有的，否则存款安全是由开户人自己负责的。选择银行，就是选择信任度，这是个人的责任，所以高额的存款最好分成多家银行储存。“一家银行”的观念是与中国不同的，所谓“一家银行”包括它所有的分行，不像中国的户头是以各个城市或地区的分行来分的。
父亲亲自到银行取过款，他记得在台湾取个百万现金，也就是报纸一包，夹了就走。但是在美国，没有用大额现金的习惯。父亲他们一次提取十万美元，柜台后面十几个人都震惊地站了起来，请他们喝咖啡，坐着等，待银行后方办公室开会以后，再请他们到地下室金库附近的办公室坐一坐，由两个女士点钞，一张一张地数。好不容易点完交付了，银行方面还很紧张，问他们需不需要保镖护送。不像在中国，百万元也就是一个手提袋一装就拉倒。这样的取款行为在美国是非常大的事了。不单是银行，父亲也去看了大西洋城的赌场，了解许多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李素美之弟非常爱赌，他还用父亲的名字在美国东岸的大西洋城赌场开了一个户头，存进了百万美元的赌金，结果父亲的名字被列为大西洋城赌场的大客户，成为标准的人头户。虽然父亲不赌，但是因为美国有名的内战小说《飘》就是以大西洋城附近为背景写的，所以他去那里也是为了探察那个曾经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夹缝中生存的商业与爱情故事。
父亲为这个旅程经历，还特别写过一首《道出大西洋赌城》的诗：
风云催客出三台，策杖闲观旧战嵬。
何必赌城始论赌，人生都是赌输来。
这也是父亲说过的，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懂当地的风俗习惯、地方历史、人民生活，这样才能透过了解来参与，透过了解被接受。既然这位美国朋友一再追问，想知道父亲对美国的看法，迫不得已，父亲也不好再做推辞，便直言不讳地说：“你一定要问我啊，我这个人是中国的老百姓，乡巴佬出身，不懂的。我三个月来，对你们美国的观感有三句话：第一，你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嗯！”这位财政部要员很认同。“第二，是最贫穷的社会。”要员正在吃饭，便把筷子放下来，说：“嗯，有道理！”“因为我看到那些家庭用的汽车、家具、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都是分期付款的，用不到几年就旧了，新的发明出来又要换新的了，一辈子都在分期付款中，包括住的房屋。所以我说你们整个社会是贫穷的社会。”他觉得父亲所言非常有道理，饭都不吃了，就等着父亲的“惊人之语”。
父亲接着说：“第三，你们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你们根本是空的，都是欠人家的，欠全世界的，骗全世界得来的，可是全世界的国家对你们没有办法，因为你们有原子弹，所以人家不敢向你们讨账。如果我们中国只有鸭蛋，欠了债，人家就会来要账了。就是这三个观点，其他我不懂。”这位财政要员拍手称快道：“完全准确。”父亲长出一口气：“真的啊？总算给我蒙对了！”
父亲的这些判断，并非虚言。二〇〇八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便是由美国而起。而其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就在于其金融空头主义太兴盛，形成华尔街从业人员无穷的欲望，不断制造空心的投资产品，将一份资产一再包装，重复创造价值而导致过度投放的金融破灭。父亲对那位财政要员的“惊人之语”，实则就是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说到对美国的判断，其实父亲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谈到过。当时他说，美国五十年后就会走下坡路了。并且，他还大胆预测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称一九八七年以后就会转运了。对此，有个“中央委员”当场站起来问：“南怀瑾，你说‘转运’了？”父亲应声说：“转运了！”他马上问：“有多少年？”父亲说：“两百年的大运，将来比康乾盛世还好！”他说：“你打保票吗？”父亲正色道：“南怀瑾再讲一句话，不是打保票，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啊！”
父亲的断语看似“奇绝无理”，旁人不知他从哪里得出的判断，只是觉得他的断语往往神奇地应验，以为父亲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其实，这种敏锐的洞察并不神秘，正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丰厚历史滋养了父亲的睿智，让他拥有了这种敏锐的洞察力。父亲饱读史书，也常建议青年人多了解历史，其用意正在于此。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诚非妄语。在许多事情上，古人有足够多的智慧提供给后来者。父亲对于世事的评判，都是有理有据的，只是不为一般人所发现罢了。而初到美国的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父亲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和意志。
十、弘文更建东西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方兴未艾。当时，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一部分美国年轻人反对越战，接着，又由反越战发展为反对传统。他们蔑视传统，废弃道德，特立独行，过着“离经叛道”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Hippie）。
这些嬉皮士们，整日无所事事，成群结队地过着一种放荡不羁、自甘堕落的生活，甚至通过极端的方式来释放发泄自己。他们随意服用迷幻药、大麻等，以虚幻的自由来填充自己空洞的精神。他们听说学习东方的参禅打坐便会获得自由解放的感觉，于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山坡边、草坪上，装模作样地闭着眼、盘着腿“打坐”，一时蔚为风尚。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铃木大拙便掀起了美国禅宗热。铃木所著的有关禅宗的书籍陆续在美国、英国出版，风靡一时。其后，中国禅宗祖师的语录，好些都被翻译成了英文，在英语世界流行开来。如约翰·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将黄檗禅师及大珠慧海禅师的语录都译成了英文，陆宽昱（Charles Luk）则翻译了虚云大师的禅七开示和《楞严经玄要》。陆宽昱是中国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是虚云大师的弟子，直到六十岁，他才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产生于美国禅学热潮中的著作，还有之前提到的美国禅宗巨子卡普勒的《禅门三柱》（“三柱”就是三个禅师的意思）。这本书于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出版，也造成不小的轰动。此书不仅有禅学的传授理论和修习方法，还有开悟例证等内容，对于初学禅者来说，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禅门三柱》被许多大学的哲学系和心理学系指定为必读参考书，被公认为是禅学著作在西方哲学领域中的一种突破。而其他关于禅宗的著作，虽然数量有很多，但大多只是简单地将公案机锋翻译为英文，或是改写为自我心得等，都只局限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没有突破以往禅学著作的桎梏。
此时美国的禅学，虽然看似十分盛行，但整体状况却不容乐观。许多书籍中关于禅学的最基本的知识都是错误的，甚至有些著名的学府，也时不时犯一些常识性错误。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编印的东方文化教科书，其中介绍阴阳五行的部分，竟然将十天干的五行属性都排错了，庚辛本来属金，在这本书上却变成了木。诸如此类的知识性错误，不胜枚举。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编书之人，大多还是中国人。身为一个中国人，竟然还会弄错本国的古代文化知识，可见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也不过尔尔。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过于苛责，毕竟，在现代专学科的教育方式下，培养的是“专才”而非“通才”，每个人都只是专研某一个学科。编著的人可能并非专门研究禅、道之人，故出现失误也在所难免。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是多么的广博浩瀚。而能如父亲一般，儒、释、道三教皆通之人，在现在或许很难找到了吧！连中国学者都对禅、道有所不解，更不用说初学中文、初学禅道的外国人了。由此也可推知，外国禅学的状况，确是不容乐观的。
针对美国禅学的虚热和淆乱，一九八六年，父亲成立了“东西学院”，由朱文光任秘书长，包维廉博士（William Brown）主持编辑及翻译工作。学院成立后，父亲认为应该首先出版英译著作。于是，他决定选择《习禅录影》中的一章，将其译成英文，加以出版。父亲选择的这一章，是在北投所主持的禅七的记录，长度适中，较适合译成英文。
任务下达后，大家就开始整理准备了。首先，刘雨虹女士将这一部分内容用英文口述，让文洁苓记录，并待其回家后再加以整理，下次会面再交给刘雨虹女士修订更正。如此一来，合作得倒也顺畅。只是，那些禅宗里的专有名词很难翻译，而且说法不一，要综合参考再加取舍，倒也是难为她们了。
刘雨虹女士和文洁苓共同译出的这本书，名字叫作Grass Mountain（《草山》），因为是在北投举办的禅七记录，故次此命名。北投属于阳明山区，从前的名字就叫草山。因蒋介石先生醉心王阳明之学，所以他定居草山后，就把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了。
其实相比阳明山，美国人更喜欢草山这个名称，许多居住于此的美国人，始终将其称之为草山。这大约是容易发音之故。文洁苓也不例外，她认为草山一名很有诗意，所以就将书名叫作“草山”。
当时父亲决定与美国缅因州一家名为Samuel Weiser的出版社签约。这家出版社彼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一家注重出版东方文化书籍的公司。签约之后，父亲又建议将此书另加小标题，以免书商订购时，误以为是文学作品。于是，就加了一个副标题，叫作《禅的七日训练》（A Seven-Day Intensive in Chan Training）。
该书于一九八六年，终于在美国出版问世了。
而这时，朱文光翻译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也已经被Samuel Weiser出版社接受，即将出版。他们看了父亲的著作，认为身为作者的父亲确是有学养，有真正的实践功力，不是只谈不宣，而且此书知识性强，故而乐于出版。
父亲大部分著作的翻译、出版发行，都由包卓立操劳安排。他承担的工作很繁重，主要是联系著者与译者，及时传达消息，还要为译者解疑释惑。包卓立安排美国的杰西·克利里（J．G．Cleary）将父亲的著作译成英文，而自己则担任校订。
杰西·克利里与其兄弟托马斯·克利里，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且都立志传播东方文化。从事翻译工作三十年来，兄弟两人成就非凡。托马斯已将三四十种中国古籍译成英文，如《易经》《孙子兵法》《老子》《悟真篇》，以及八十卷的《华严经》等，成就惊人。而杰西·克利里也翻译了许多中国传统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兄弟两人齐头并进，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传在释迦牟尼灭度约九百年后，天竺曾出现过一对兄弟，分别叫作世亲、无着。他们著有《俱舍论》等著作，对佛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戏称，克利里两弟兄就是世亲、无着兄弟转世，特地到美国从事传播东方文化的工作。当然，这也只是玩笑话而已。
从一九八〇年起，杰西·克利里开始看父亲的著作。他认为，父亲的学术宽广博大，融通各家，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具体实证，而且文章说理透彻，引人入胜，为当世所罕见。他把父亲的著作推荐给他兄弟托马斯，托马斯也被父亲的论著所深深吸引。于是，兄弟两人陆续翻译父亲的著述，并在美国出版。
杰西·克利里将父亲的《如何修证佛法》一书翻译成英文后，分为上下两部，而且各部的书名也不同，前半部名为Working toward Enlightenment：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e，后半部书名为To Realize Enlightenment：Practice of Cultivation Path，分别于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四年在美国Samuel Weiser出版社出版。杰西认为，《如何修证佛法》的英译本出版后，必将会对西方造成巨大的震撼，因为此书内容不但是以往西方所未见的，而且书中的表述方式，在当时也是前无古人的。他后来又英译了《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Basic Buddhism：Exploring Buddhism and Zen），并于一九九七年出版。
至于托马斯·克利里，他翻译了父亲的著作《禅与道概论》中关于禅的部分，并在一九九五年由美国Charles E. Tuttle公司出版。
父亲的著作不仅被翻译成英文，还被翻译成其他多种语言。《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在一九八六年由英文译本译成了意大利文，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版了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德文版。而《习禅录影》也是同年出版英译本，后来也出了西班牙文版。
《如何修证佛法》英译本的上册，在一九九八年被译成法文，由巴黎 Seuil公司出版。另有一本《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在一九九四年直接由中文译成法文，由巴黎Guy Tredaniel Editeur公司出版。
一九九五年，韩国华侨辛源俸从汉城寄信给老古公司，真切地恳请父亲能允许他将《易经系传别讲》译成韩文，在汉城（现称首尔）出版。父亲看过他的来信，认为这位辛先生中文造诣十分不错，汉字也写得十分漂亮，十分欣赏他，于是就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一年后，这本书便出版了。当时，双方约定将版税的三分之一交给老古公司。后来，当辛先生拿到版税准备寄给老古公司时，正逢亚洲金融风暴，一夕之间，韩币贬值，那个版税已变得微乎其微了。这也算是韩译本的一桩题外趣事。
后来，辛源俸又译了《易经杂说》一书，于一九九八年年底出版问世。
除了翻译出书之外，那段时间，父亲还在新创立的东西学院主持禅七，以弘道讲禅。
一九八七年春节期间，父亲举办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禅七特别训练。那次训练，参加的人有百位之多，但从头到尾坚持下来的不多，有部分人士参加了十四天，也有些人只参加了七天。
父亲首先让大家练习集中心念、专一精神。对此，他提出了许多种方法：
喜欢观音菩萨的人，可以观想观音，把思想专一在观音上；喜欢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观想耶稣，把思想意念定在耶稣身上；如果这些不能习惯，则可以观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什么都不喜欢，只喜欢钱，那就索性观想钱，犹如下洞八仙中的刘海蟾以钱戏蟾。总之，就是先要训练意念专一，不要散乱，日久自可自己做主，达到想专一即可专一的境界。
父亲说到这里，看向左手边，微笑着对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女士说：“王修女，你可以观想圣母玛利亚。” 然后又对坐在那位女士旁边的人点头示意：“阿里斯德，你可以观想耶稣。”听到父亲说“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两位，一个是天主教的修女，一个是基督徒，并非佛教信众。可见，父亲主持的禅七，广容各方人士，毫无宗教上的门户之见，他注重的是能让参禅者在禅修期间主一专心，达到自在观想的极乐之境。
很多人士参加了父亲主持的禅七后，都受益匪浅。
如美国外交官阿里斯德，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得知，他通过修习父亲传授的密宗法门，收获很大。他说：“念咒的时候，虽然我并没有看到菩萨，却使我现在做任何事情都很顺利。通过集中精力参禅训练，现在我的思想精力能很容易地就集中起来。无论碰到什么难题，我也能通过集中精力很快找出解决的办法来，我好像达到了一种心想事成的地步。而当做完了一件事情，或自己觉得不能再做下去，要把它放下时，也很快就可以放下。”他还讲了自己的一次历险故事。
有一次出差，他乘坐飞机，突然，飞机的引擎发生了故障，顿时上下颠簸起来，机舱内人仰马翻，一片混乱。飞机上的乘客个个惊恐万分，丧魂失魄，阿里斯德自然也不例外。但旋即，他记起了临行前太太的吩咐：“你出差在外，碰到什么事，不要考虑我和孩子。”于是，阿里斯德放松下来，慢慢地恢复了镇静。他什么也不想，便闭起眼睛念起准提咒来。所幸，那次引擎的故障没有造成灾难，飞机最终平安降落，全体乘客逃过一劫。那些惊魂未定的乘客，对阿里斯德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冷静十分费解。他们无法理解，为何阿里斯德在别人如此慌乱之时，仍然能临危不惧，闭目养神。其实，可能正是他在参禅期间学会的那种专心与冷静，让他能于纷乱之中恢复内心的平静。
自从那次惊魂之后，阿里斯德坚持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念六千次准提咒。他念咒与常人不同，别人都是念出声来，他却只是在心里默念，从不出声。如此一来，他念咒便不分时间地点，随时随地都可以念。无论是开会、办公、散步，还是吃饭、开车，只要一有闲暇，他便开始念，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于是，他总共念了一千三百多万次。在他向父亲报告自己的成果时，大家都暗暗称奇，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准提咒是准提佛母所传授的，是一个很拗口而且又很长的咒子，它的内容是：“南无飒哆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怛侄他。唵。折隶主隶。准提。娑婆诃。”这是一般在他处传的本咒咒语，但是父亲加了“唵。部林”即文殊师利菩萨的一字大轮咒在后，是一个音声的咒，是用以加强所有的咒语，让大家赶快成就的意思。虽然父亲的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在念准提咒，却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像阿里斯德那样持之以恒。
阿里斯德不仅从父亲那儿学会了念咒，还学到了一样东西——施食，即每晚睡觉之前，拿一小碟米，站在房间的一角，心中观想周围遍布饿鬼，然后将米向四周撒去，布施给他们。这个功课，他也坚持了八年。
念咒、施食，都是佛门密宗里个人修持的方便法门。
像阿里斯德这样，能够完全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念咒、施食，并且还能持续如此之久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也正是因为阿里斯德能有如此的恒心与毅力，他才能够做到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该静则静，该动则动，该放下时便放下，少去了许多的忧愁与烦闷。这在禅宗里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也可能是很多人修持一辈子也达不到的境界。很多人都向父亲学禅，父亲也将念佛、打坐、念咒、施食这些事都告诉了他们，但是谁能将父亲的话完全听入耳中，付诸行动，并且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呢？这也是为何父亲讲禅多年，却并无多少真正像样的学生，这也让父亲备感无奈。
阿里斯德跟从父亲学禅后，确实有了许多的变化，连他的太太也认为他改变了许多。他太太说，第一，阿里斯德的臭脾气变好了，对人的官架子也小了。过去，从外面打来的电话，都得先通过秘书问清了对方的身份地位、事情的轻重缓急之后，才决定接或不接。现在，他不用秘书来接电话，也不问对方的身份地位，尽量亲自接听外面打进来的电话。第二，阿里斯德更有慈悲胸怀了。过去，他办一件事情，都是首先从个人因素考虑，首先要衡量办一件事对自己的名利得失。而现在，阿里斯德办事，不再只从个人的利益去考虑，而是只要这件事能使别人受益，使多数人受益，他就一定会尽力去做。
看来，阿里斯德从父亲那里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他对父亲的一番评语，更是见地不凡。他说：“南怀瑾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既深又远，可惜人们现在还不懂，还认识不到。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许多灾难。二十一世纪，人类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使各种文化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努力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这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南怀瑾的思想就是讲东西文化的融合。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二十世纪时，会把南怀瑾列为重要的思想家。”阿里斯德因为中文基础薄弱，所以只读过父亲的三本书——《禅与道概论》《如何修证佛法》和《中国佛教发展史概述》。但通过阅读这三本书，就让他对父亲的学问做出了高度的评价。相比之下，有些人虽然把父亲的书都读了一遍，却还是迷迷糊糊的，毫无领悟。可见，读书多少并不一定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和能力，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体会每一本书的意蕴与内涵。当然，人生阅历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阿里斯德也曾说过，他之所以能够只通过三本书便了解父亲的学术能力，是因为他的人生阅历和职业敏感性。他出生在外交官的家庭，从小便跟着他父亲走南闯北，周游列国；后来，自己又当了外交官，见过的世面就更多了。这些经历都让他更加倾心于父亲的学问。因为父亲本是阅世精深之人，阿里斯德对他有如此评价也不难理解了。
阿里斯德很崇尚中国文化，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甚至当众阐述了自己关于东西方文化融合问题的观点。他认为，一定要学习、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他也要儿子学习中国文化，包括读中文书、打少林拳。而由于阿里斯德对父亲的崇拜，也使得他的儿子对“太老师”的话都是深信不疑。一次，他的儿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坐姿很不好，两只脚在不停地抖。旁人劝他们早点帮孩子改掉这个坏习惯，他们夫妇一时没有很好的办法，于是便把孩子领到父亲的面前，请他直接对孩子讲，并说：“您的话孩子一定会听的。”于是父亲就很和气地对那孩子讲：“坐在那儿时不要抖脚，抖脚会把一生的财运、一生的好运气抖掉的，记住了？”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回去坐在那里，就再也不抖脚了。这就是父亲告诉我们的“男抖，穷；女抖，贱”的中国传统教育说法。他用这样的言语，纠正了孩子的公众表现。只要提到行为会影响到财运，好像不分种族，任何人都会马上更正，我不禁莞 尔。
父亲南怀瑾
父亲向来看人很准，他也能知道不同的人应该给予怎样的教导，并且他的教学向来是不拘形式的。记得有一位叫殷曰序的同学，十分崇尚佛学。当时，他在华盛顿帮父亲做事。有一次，他向父亲请教问题，父亲听他说完，就告诉他，不要满脸佛相、满口佛话。父亲还叫他看《宋元学案》，说那是儒家禅宗式的笔记。待他看完后，父亲又要他看明清时期的。等到看完了这一些，殷曰序觉得大受裨益，他看的这些书，正好解决了他的疑惑。对于这些指点，父亲也不用他交报告，只是口头问了一下他的心得体会。因此，殷同学后来觉得，父亲的教学是不拘形式的，对人的了解真不在话下。
此外，他还觉得父亲是有神通的，因为在主持禅七时，父亲几乎对每个人的状况都了如指掌。其实，每次禅七结束，父亲都会累病三天，因为他整个禅七期间，都在细心观察每个人，询问每个人的感受，直到大家都有所体会，父亲才会稍微休息一下。如此一来，父亲实在是太累了。直到晚年，父亲在教学主七上都是如此，就像蜡烛一般，点燃了自己，为普罗大众照亮了前行之路。
随着东西学院的声名远播，来求学的人也越来越多，鱼龙混杂。不少学佛者求见父亲，但大多对佛法毫无见地，只是想一睹父亲尊容，或者只是来感受一下协会的氛围。这让本来就疲倦的父亲更感力不从心。最后，父亲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贴出公告，明确提出，想要见他的人，必须通佛法的一经一论而且能打坐三小时。父亲及其所办的东西学院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父亲对于美国禅学的拨乱反正，也从每个向他求学的弟子中得以窥 见。
十一、傍依山溪说古意
针对美国禅学乱状，父亲不仅创办了东西学院，译书出版，而且还身体力行，在东西学院系统地讲解禅宗的发展史，拨乱反正，以正视听。在此载录父亲所讲《禅宗六祖与中国理学》，供大家学习。
中国固有文化，有两大主流，自有史以来，一向持续不断，嬗变不已，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即是儒家与道家。由东汉末年开始，经过两晋、南北朝而至初唐鼎盛时期，中间虽有佛教文化的输入，曾与儒道二家在形式上发生摩擦，终因三家在根本上有其一脉相通的共同点，虽有外貌之分歧，而往往互相融摄为一，故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一向由儒、佛、道三家的思想构成一种耀古烁今的历史精神。依据史家的观念，凡称先代升平隆盛之治，必首举汉、唐，在汉、唐升平之际，其文化精神亦形成一代的特有模式；汉代的政治文化，左右固有传统儒道二家的思想，自成其为一体系；而唐代则因加入外来佛教文化，益增其光辉。
佛教文化自南北朝迄于初唐这一长期的陆续输入，与中国固有文化互相融摄，影响至巨。追初唐盛时，中国佛教先后产生两位伟大的圣者：其一，即中国第一位出国留学僧，回国从事伟大翻译事业的玄奘法师。其二，即为弘开中国化佛法的禅宗，被誉为东方如来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与阐扬深密教义以及疏释“唯识”“因明”等学，使尽精微极博大的佛学义理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影响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界，其功非浅。
而六祖慧能大师弘开佛法心宗，使此一单传直指，不由文字，顿悟成佛的心性法门，予以建立；使佛教教下各宗各派，或理或事的整个教理，不致死于名身文句之下，完全变成活法，犹之画龙点睛，乃得破壁飞去，不但使佛教在中国奠定了根深蒂固的基础，且使东方文化精神益增万丈光芒，其功勋德业，实足彪炳千古；至于因此而影响到儒道二家，使儒家产生北宋以来的理学，发扬孔门一贯心传，成为儒家学术的教外别传之一大学派，尤为显著。
佛儒的心法
佛法教义，在中国所翻译经典及本土著述都为一大藏教，先后陆续增加，至今计有八千余卷，其所言三乘教化，有权有实，种种设施，不外于心意识的法门，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已全提其纲领。但教下诸宗，理事纷纭，其方法，为演绎的，毕生穷研，犹难尽其妙者。及禅宗之兴，单提直指心性法门，但见自心，明自本性，所谓若事若理，皆得贯串无遗，即一心而彰万行，不必别觅他途；其方法为归纳的，简而易行，朴实无华，与中国传统文化，尤易接近，故禅宗又名佛之心宗，即宗传佛的心法也。
佛法论心性，其体本为空寂，万化一切的动用，即由此空体而起的作用，此心性无自性的形相，必论其相，则以动用中的万化之相为相。故佛谓性空缘起，缘起性空，但又不在于空，即此尘劳日用与万有现象，尽摄于圆成实相的自性中。此性的体，又名法界，又名真如，种种名目，以表其名，而此心性的空，又非空所能了，乃以中道义，遣此空有之二边执论，故复称此为中观，或简称为中。当人直了自心，明自本性，本为空无一物而能生万法，不滞情于万有，复不滞迹于空相，只依中道而住，中亦不立，则得大自在之用矣。
既悟此理，复须证入此事，待事理双至，则证悟方圆。至若超越三界，解脱尘劳，神变莫测等事，皆依此证悟功能之深浅而生起作用，犹为其枝末之余事也。
由唐至宋，士大夫间，或直接参禅，或耳濡目染，均于佛理具有了解，唯专事于此，求其深入，既不能离尘绝俗，又限于社会传统习俗，有攻乎异端之嫌。乃反求诸六经孔孟之言，方知儒家固亦有此种话头，依诸佛理，比类发明，其详简不一，偏重不同，其机境恰有相通的归向。于是比挈禅宗的为佛法教外别传心法之说，以卫道自任，亦倡远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先圣的一贯心法，而立此儒家教外别传的心学。
《尚书》载尧舜十六字心传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所谓危者，即如佛法所称人欲无明的贪瞋痴等妄心；所谓微者，即如佛法所称的微妙真心；惟精则须戒慎，即如佛法所定的戒学；惟一则须慎独，即如佛法所称的定学；至于“允执厥中”的“中”字，明文记载，自未下一确定界说。寻绎中庸之旨，则与此十六字心传，可相贯串。后来朱熹批注“中”字，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以中庸位于独立不偏易之位，而显中道之义，可与佛法相埒无差，以显先圣之言道，早有明训，不独佛法擅长也。其立意固为高远，惜犹未尽其妙，何如明取佛法心要，以释其义，更易明了。
若依理学的诠释，其论中道义者，不但大逊于佛法，且亦不能尽先圣的心传，何以故？不偏不易方谓之中，则偏易皆非其中矣！而曰“道并行而不相悖”，岂非自语相违？若以“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为中之大用，显“中”字的体性，则有中庸末章之旨，自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依此，经文自为贯串相注，则学庸孔孟之言，恰如佛说并无二致，何则？无声无臭为天之载体，此谓之至善，则原为“诸法空相”也；致中和，天地位育，此谓之明德，则为法界重重无尽藏也。以此比类发明，则阐扬古代儒学，当尤胜于理学家所发见。
此外，禅宗固以实相无相，般若中观的正知见为宗，而禅宗尤不废于禅定。禅定者，禅宗称为行履功勋边事，即作工夫；作工夫为达明见心性的方法。而诸大儒者，亦见知作功夫为入德门的重要阶段，乃提倡工夫之说，“存诚”“主敬”，乃至体会“仁”体，或专静坐中认此心性，为儒者作工夫的明白提示。于是主于“存诚”者，则以诚为性体；主于“主敬”者，则以敬为心学；乃至以仁为道体，或以静中为体认得天心为无上妙法，门庭设施，各擅其长，虽然语简易明，而不若佛法大小乘定有阶梯可循者为胜。
何则？大乘佛法以六度为修学的次序，由布施持戒而至禅定，终趋于般若智性，而证菩提；菩提者，心性的大觉也。此大觉的心性，要非独取于某点而立，曰诚曰敬，曰仁曰静，以点持面，终非圆致，何如独取大学首章初节，与佛法比类发明，即可于儒家心法，别阐幽光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者，上一字之明，乃所明，动词也。下句明德之明，乃能明，名词也。明德者，明乎心性之体，故明德已，可以“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者，用以应世也，止于至善者，绝对之体也，以善恶皆隐，乃赞美其善美之至也。即此数句，即单提直指，儒家的心法明矣；使有未能顿悟此明德的一着子，以下即教以次第渐修的法则，故继之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者，得此明德的体也。上下二节，一为直指顿悟，一为渐修次第，首尾兼顾，经文明甚。接着即说入世之用，首在诚意，乃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复指出“致知在格物”，此之所谓致知在格物，即如佛法所谓得种子智（根本智），后须明乎差别智。致知者，转致此心意识智也；格物者，于外物万缘上格诚而反致也。若境对外物万缘，即返照此知的一念，即可入于众妙之门，达明德之域矣。以佛法释之，致知在格物，即转识而成智，物格而后知致，识转而后心明矣。
依此佛儒心法，其有异同者，只在所取方法，与乎应用目的之不同，其于心性之际，宁有轩轾？若得此挈共通发明，其成就当尤远大。无奈宋儒以困于传统习俗，社会环境，舍此而不由，别立鹄的，另标理性，虽欲避免于佛法，而终未能造儒家心学之堂奥，诚为门户之见所限，至可惜也。今且就诸大儒之于心性见地，略举论之。
北宋诸大儒：邵雍之学，独成一家之言，其所著《先天图》《观物篇》《皇极经世》等书，实为象数之学的发挥，谓其本于《易经》，毋宁说谓源出道家，专就心性微言，殊少及论。
周濂溪与邵雍同时，年岁相若，有谓其先天图，乃继续道家陈搏之传，复得僧寿崖授先天之偈，谓非《易经》之正。但其《通书》四十篇，咸认为纯粹精微，实足以阐性命根源，作人生准则。其学主于存诚，如云：“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诚无为，几善恶”；“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神几曰圣人”。凡此立见，皆以诚为成圣之基，微言至论，实为性理之大轨。濂溪定举诚为体性，谓诚乃无为的，无为即乃寂然不动的，感而遂通，则为诚之神变；其机动则分善恶。其治学用功之处，据于先圣所云：“自诚明”的步骤，自即能诚己，诚至寂然无为，则神明来复，通于万化之事理。故知濂溪的心法，举出先儒一诚字，即概心性之源矣。有谓此即同于禅宗的渐修之学，若顿悟法门，则为“自明诚”的路线。顿悟者，先明此自性之明，而后保任此灵明而致于诚者。孰知凡此所论，依禅宗正法眼藏观之，皆为一葛藤。
夫禅宗心法者，以“无门为法门”，所谓不由文字，单提直指者是也。禅宗授受之间，佛即不立，心亦无依，何论安个或性或诚的名言，例如六祖与永嘉禅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禅师曰：“无生岂有意耶？”六祖曰：“无意谁当分别？”禅师曰：“分别亦非意。”六祖乃曰：“善哉！”故知泯心一法，已落偏差，既有诚存，宁非偏而易乎？岂得谓之中道之用？况不偏不易者，正与偏易相对的边见，固亦非中也。
二程之学，咸认为理学家的正统，其讲学授受宗旨，各之主张，互有异同。明道之旨，先须识仁，如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其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
举此而知明道之学，在于识仁，其所谓仁，即与万物同体的本性也。识此以后，犹须义理栽培，故知存之而已者，正须用一番保任工夫，如明儒顾泾阳曰：“学者极喜举程子识仁，但昔是全提，后人只是半提。”以不作工夫，故谓之半提。故知明道作定性者，正为此也。其略云：“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外者为非，而更求内者为是也。”
明道之立仁为体，与濂溪的举诚为体，皆定一目的以表体性，但乃名辞见地取舍不同耳。惟明道特别提出识得仁体后，必须以义理栽培，诚敬存之，应为“自明诚”的路线。《定性书》所云者，皆为定学的原理与方法，其所论定的理，与禅宗所言者，似无二致。实则，禅宗虽而曰禅，要非专言禅定之禅，称曰佛之心宗，或名般若宗，皆不得已标别之名。须知心性也者，无往而不自定，所谓一切众生，从本以来，皆在定中，本无丝毫动相也；若心性以我能定，然后方存，则心性以我修定而得，亦由我所造而生，何得谓此心性能生万物耶？
固知明道所云，即皆以个人修养，当人之心意识定静境界而言；所谓无将迎无内外，浑然与万物同体，然后心应万物而无，情顺万物而无情者，只在我人此心性的造诣境界而言，不及佛法所指此心性，具足万法，能生万法，不即定慧即是，亦不离定慧即是。禅宗心法，直指见性，不取禅定解脱，所谓向上一路，密不通风，要非诸儒所可冀，倘越此藩篱，自必入禅。
伊川心法，尤侧重于主敬，且特别提出致知之敬，如云：“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其主敬，即为自我涵养的原则与方法，敬乃守于一，守一而至于无适无莫无边颇之境，即敬的境界。而其主张，敬从致知而得，致知乃集义之所生，如云：“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中理在事，义在心内，苟不主义，浩然之气，从何而生，理只是发见于外者。且如恭敬，弊之未将者也，恭敬虽因威仪而后发见，然须心有恭敬，然后见着，若心无恭敬，何以能尔，所谓德者，得也。须是得之于己，然后谓之德。”
观乎此，乃见伊川之用功勤，节操严，功夫精进，终日乾乾，集义识仁，辨理而行，恰如佛法中严持戒律的苦行头陀，自其尊严师道，阐扬理性，信有然矣；惟其见地，并无过于明道范围。总之，不存诚，便主敬，否则即立一知性。如云：“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见闻。”以此自修进德，固为快捷方式，若以之认心，恰反违道。香严禅师曰：“一击亡所知，更不假修持，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投之伊川，当为一辛剂矣。
横渠之学，则为主气，其论心性，亦只是一气化，谓其乃有得于道家之学所变，似非过言。其所著《正蒙》一书，主于论气。如云：“天地之间，只一气之循环而已。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虚空即是气。惟气着于物而有聚散，理与性则无聚散。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纵横立说，为文甚长，大要又如云：“人先有天地之性，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必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此论用功方法，亦允至当。惟云：“天地之间，只是一气之循环而已。气有聚散，理与性则无聚散。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仔细参详，不能令人无矛盾之感。
何以故？气有聚散，理与性无聚散，则天地间只是一气之循环，在此循环外，另有一理性的独立存在矣。何以又须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若必如此，则性者，由于气与虚合，则性固未离于气，安得无聚散？细辨其言，其立说不无罅漏。禅宗所谓“本来无一物，随处任方圆”者，或可为其排解。要之，其于心性之学，究非所长，然其讲明正学于关中，裨益人心世道甚大，洵为一代大儒，足为天下后世法者，亦无可议矣。
北宋开创理学之五大儒，其心要大抵如此，浸演渐变，至于南宋，朱晦庵（熹）应运而生，撷诸儒之长，集理学的大成，其心法主旨，要不外乎北宋五大儒之说，裁长补短，阐演开宏，而于尧夫象数之术，亦至心折，不若二程之绝口不言者。有谓朱子乃道化的儒家，绎其言行，似亦非为过论。
设譬以濂洛诸大儒为儒教外别传的宗师，则朱子为讲学的经师矣；若单提直指心性之说，诚不如与其同时并抗的陆象山（九渊）的深入。世称朱子以道问学为宗，陆子以尊德性为旨，朱陆异同，俨然对垒，学术宗旨，固有不同也。象山不但与其同时的朱子见地不同，且在幼时，闻人诵伊川语，已发生异见，尝曰：“伊川之言，奚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又尝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之具见即如此，教人授受之际，但令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辩说劳攘。尝谓：“此心自灵，此理自明，不必他求。”人称其立说近本，盖取静中体认之捷道也。
惟其如此，当时后世儒者，认象山之学为近禅，大抵即以象山无排佛之言，且以单提静坐为用，以其类似禅宗的渐修禅定者。但象山心法，实亦非禅，惟其壁立万仞，气宇磅礴，大有类于禅宗宗师的风格耳。明儒王阳明之学，有谓其远绍象山心法，阳明倡知行合一之说，固承象山遗风，要亦时势所驱，必然而立者。若夫抉论心性之际，皆只可归于理学范畴，实未能提与禅宗并论，以文繁未引，略见于拙著《禅海蠡测》“禅宗与理学”章中。
佛儒的异同
儒、佛、道三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习常相提并论，言其异同者，亦为千古不绝的争端。独言佛儒的异同，约有三类：
佛儒同举心性为极则，真佛之谓佛，并非偶像的佛；佛者觉也，觉者心性的本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同泛归航于大觉智海，超离尘苦，不生不灭，证登解脱的彼岸者是也。儒者宗道，奉天。天者，本体之性也，所谓第一义天也，道也。致知以明德，明此天德也。明此天德，即为圣人。内圣而后外王，利物济人，而合天人于一，独不言解脱超越之旨也明甚。然而不因其不举此事而谓儒不如佛也，略举论之。
佛儒的立场：佛法约分两途，世间与出世间，而同属于一法界。大乘佛法，以明见心性的空相已，而运无缘之慈，同体之悲，悯然入世，自利利他，此与儒家的内圣外王者同一揆也。惟大乘之极果，终称成佛而证无为涅槃果，虽曰涅槃无住，无世间可出，亦无世间可入，毕竟以寂然不动为宗。惟其如此，依寂然不动之体，故神变不可测，等等，自然生起。诵读大小乘诸经论，贯串其宗旨，宁有越于此者，当为非理。尤其以得禅宗心法者，自能证悟有得，功极果圆，更可了解。
故佛法终以出世为宗，入世为一时期权宜之用也。儒家则以内圣为至位，而圣之至，仍不离于人本位，即此人间，便为天体，合天人于一者，固犹不离人事，不说超脱，而重现实，不离人间，别称清净，六经孔孟之语具在，趣宁非此！
佛儒的具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诚为不易之旨。惟所取要点，各有不同。推论心性之旨，义过深远，且置勿论，今当譬喻以明。例如目前有一个玻璃杯，佛法视之，此杯为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生住异灭，固如是也，何哉？当此杯未产生时，本无杯也，以各种条件、因缘和合而有此杯，有此杯已，必起杯的作用，在用的期中，因缘因果，互相滋扰，终取毁灭，而归于空无，如其初未有杯生时，同一寂灭也。惟即有杯时，当尽悲悯之愿，以保存之、化导之，使知杯生杯灭前后，原为空无，中间留存，视为济物，终须返本还元，依持寂灭之体，则为解脱之至，中间应物，独为利他一阶段也，亦称权宜，亦称方便。
但在儒家视之，此杯性自生成，今实是有。当此有之阶段，当我人的有存在者一也，虽明知其终归毁灭，但必尽人事以保存之。毁灭者，天然的法则。而有生有灭，乃天然的缺陷。我要秉此仁慈，必以利济保存之，乃替天存生生不已好德的至善，针对现实，以尽其能。至于未生以前，原为一段空相，毁灭以后，又归一段空相，非所专注矣。此佛儒于心性见地功用异同之一。
又佛法视此杯，以因缘和合而生，扰扰尘环，以不识知自性原从空无中来，故有劳役扰攘之悲。杯，物也，此物同于彼物；人亦如是，此人同于彼人，人物又元为一体；不但人物一体，尽虚空，遍法界，同此一杯，同此一法空相，故悲愍众生，兴无缘慈，同体悲，普度其得解脱，证登彼岸。是以法界为缘，众生为对象，不但无人我，且无国土种族之见。虚空有尽，吾愿无穷，以虚空无尽，吾愿故无有穷。其所着眼者大，济度亦广。或从我始，或舍我而从他始。
而儒者视之，认为空疏。儒者即此杯而言此杯，亲我亲以及人之亲，老我老以及人之者，而亲亲，而仁民，而爱物；其所着眼者亦大，其利益者亦广，而必从我始，逾越者乃权宜之计，非规矩之道。此佛儒施仁方法异同之二。
上举此一二两者，统于佛儒具见之异同也。
以其立场具见的各有不同，于是其目的方法各有异趣。例如佛法之发愿，文有多种，撮其要者，莫如四无量心云：“无边众生誓愿度，无尽烦恼誓愿断，无量法门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而大儒横渠提出四句话头，足为儒者立心的代表者，与之对照，则各有异趣。如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此所举例而论者，亦只谓佛儒用世目的方法异趣之异同，实乃彼此融摄所产生。倘因时因地因人而善为化用，凡此云云，皆为剩语矣。
至如儒者的排佛，往往未探其学术的精英而排其迹，终未能攻其心；与其谓之排佛，毋宁说为排僧，或出于门户之见，或出于所见不大。至于学佛者的排儒，谓其不同我说，鄙我所能，固皆毋论。总之，皆非的见。若使三教圣人同聚，自必把臂同游，共论道妙，决不作如此狭隘之见也。
禅宗理学在中国文化的地位
佛法输入中国，其影响于思想、教育、文词、艺术、医药等，使传统文化，开创一新纪元。及禅宗的兴起，不但因禅宗神韵之高，机趣隽永，使中国文化，升华于离尘绝俗的神化之境，且建立确定整个民族的人生观与信仰。
盖禅宗不但以单传直指，提出明心见性，立地成佛为宗旨，且以了生脱死，证取无生相号召。其于成佛的说法，以即心即佛，自心作佛为明示；虽为一种宗教，而无宗教形式迷信的气氛，以人皆有心，自心可以作佛，故人人易学，个个易行，如风行草偃，不期然而然地影响到众人心中，有此一是宗教非宗教的观念。因之，相信因果，决定慈悲的观念，亦普及于各人心中，使中华民族性，养成一种不可动摇的伟大纯良朴实之风气。又其于生死的观念，以空幻无常，无来无去，不期然与传统文化生生不已，浮生寄化相吻合。于是生来死去，如梦如归，本无足畏惧的观念，亦为人所习知。且以生死自可了脱，不操诸另有一主宰之手，建立吾民族的大无畏精神，功更非浅。
及乎南北宋间，儒家因受禅宗的影响，于中产生理学，撷取禅宗单提直指心性之学外，即以传统文化的忠孝仁义，四维八德与乎固有思想，配成知行合一的一种学术。而且特别注重人本位，以及治国家，平天下，以德服人，以德化民的主旨，行于伦常日用，语默动静之间，使中国民族，一直保存先民的传统礼义，而实行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
虽时代更代，社会潮流变迁，而此二种精神，永垂未渝。不但过去现在如此，乃至未来亦必如此。由此可知，因佛法的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因禅宗的兴起，使传统文化益增光辉。领导中国传统文化者，无形中仍为禅宗与理学的力量，甚且影响整个东方学术思想。例如日本民族，自唐代禅宗的传入，坚定所谓“武士道”“大和魂”的精神，及理学家王阳明学说的输入，明治维新，一切人文政治，完全依据其精神而措施，至有日本一帝国国势的隆盛，若非若干军阀弄权，逐其野心之私，侵略我国，其前途正未可料。因此而知，中国传统文化，其潜能实有无比的崇高伟大，孰谓禅宗为空疏之学，理学为迂阔之见耶？
时至现代，日本的禅宗，虽已变质，实非中国固有的佛法心要，而正努力提倡，方兴未艾。近来英、法各国，亦正致力研究禅宗。凡我国粹，为人所珍重，反见轻于己，至可太息。
综之，国运之昌隆，必有纯正学术以敦人心；反之，则邪说横行，思想诡曲。而提倡正学，化易人心，端赖社会风气所形成；而开风气之先，亦只系于一二有心之士。今者，两家志士，寥寥无几，幽光沉埋，莫此为甚；虽有一二学者，而皆力与愿违，诚为有识者所痛！当此自由仍在人间，正义未泯，希国人注意及之，综合二家所长，舍其空疏迂阔之弊，继先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当亦非艰。
父亲在“兰溪”的讲学，深入浅出，引经据典，说理透彻，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聆听。其中不乏专家、学者，也有议员、政要及工商巨子，当然还有很多普通群众。来听他讲学的，也不只是华人和他的弟子亲朋，还有许多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也慕名前来。由于前来听学的人群组成复杂多样，而且对于禅学的理解也是深浅不同，于是，他们和父亲交流的主题当然是各有不同。不仅有人向他请教有关中国文化和佛学方面的知识，还有人向他询问有关哲学、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有的议员和政要还和他谈论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真是集聚众贤于一堂，汇拢众识于一身。父亲博学多识，目光如炬，讲解耐心，让每一个怀着崇敬之心前来问学的人，无不深深折服于父亲的学识、修养和无穷的魅力，都心满意足地带着答案欣然而 归。
父亲向来秉持有教无类的宗旨，广开门户，来者不拒，毫无偏见。因此，即便是一些小贩、小职员，甚至做临时工的黑人，父亲都能与他们促膝并坐，妙语迭出。他们说：“听南先生讲话真开心，我们在听笑话中便懂得了许多道理。”父亲就这样，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将其道业传授于他人，以期能对美国禅学的乱状有所指正。
父亲讲禅多年，在父亲门下学禅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父亲门下究竟有没有人开悟，又有多少人开悟呢？对于这一类的事，很多人都十分感兴趣。对于这个问题，正如父亲常说的那样，他的豆腐印章，并没有批准任何人，也没有承认过自己有任何弟子。或许是父亲的要求太高吧，在他看来，他所接触的人中竟没有一个真正开悟的。其实，薪尽火传，而所传之人未必能尽得其学，有得其骨者，有得其心者，有得其髓者，也有得其皮者，却没有有得其肉者，因而再无人能像父亲那般卓然独立。但是，是否真如父亲所说的，一个得悟的人都没有呢？正如黄龙南所说，已经过关的人，扬长而去，哪里还管能否过关的问题呢？
所以，父亲所说的没有人开悟这句话，或许只是为了勉励众人更加努力修行，不要纠结于这些是是非非，而且他也并没有否定任何人。正如六祖慧能挥笔写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著名偈语，却仍被禅宗五祖批为“亦未见性”，但是又以杖戳地三声来暗示慧能，于半夜接引他。五祖在白天大庭广众之下批评慧能，却又在半夜接引慧能，为的就是让慧能免遭妒忌，免遭无妄之灾。可见，即使是学佛学道的清净之地，仍然充斥着名利之争。如果父亲门下果真有人开悟的话，父亲恐怕也会学禅宗五祖说“亦未见性”吧。参禅学佛，尤其是学禅宗，最重要的是得以自悟，是要归于自己内心的澄澈明了。别人开悟与否，与自己何涉？唯有凡心未泯，累于尘世之人，才会整日只关心他人如何，这才是真正的“未见性”啊！
学佛之人都应知道，“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大殿；学佛三年，佛在天边”。我虽未真正学过佛，但是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自然也明白一些浅显的禅学道理。许多初学佛之人，尤其是学习禅宗的人，由于只是看到了学佛参禅的表面动作，知道了一些基本要领，便觉得只要每日打坐参禅，等到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就算是学成了。这些人认为，既然别人做得都如此轻松，那么他们自己做也不会困难。对于此种境界的人来说，便是佛在眼前。等到自己真正开始实践时，才发现静下心来打坐是多么不容易之事，而且就算自己参了许久的禅，最终却什么都没有参出来，不免让人感觉学佛之事，并非如常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因此说佛在大殿。等到修习的时间更长了，对于参禅之事有了更多的体会之后，才会明白，原来学佛必须得完全抛却红尘，剪断俗世尘缘，澄净心灵，静心忍性，方可有所大成。这对于一般修行者来说，是何等的困难？因此，此时便觉得佛远在天边了。
如若有人能稍悟此理，明了真正的佛事须从红尘点滴中修行，那么对于生活中种种拂逆己意之事，便也不会过分怨尤了。不过，这绝非易事。忍辱波罗蜜要人以德报怨，不能睚眦必报；要懂得宽恕他人的错误，放下仇恨与怨怼，化解一切恩怨。而如果对方不通情理，不仅不能同他计较，还要以慈悲的心怀，同情他的愚昧无知，并以自己的德性对其加以度化。儒家中，孔子提倡的是以直报怨，不要以怨报怨，已经是万分困难了。但是佛法中的要求却远不止于此。普度众生的佛，要我们有着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以德报怨。譬如生活中，遇到别人有危险时，毫不犹豫地挺身相救，而自己并未做出任何牺牲，只相当于是举手之劳。虽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大多人也只是内心同情一下，有多少人能在别人需要帮助时挺身而出呢？即便是做到了于己无害地帮助他人，又有多少人不会在自己内心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功德无量呢？做善事是好，但是如果做善事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内心的慰藉的话，这个美德便平白添上了许多功利性，添加了无数的嗔痴慢，而这个行为也便完全失去了其中本来蕴含着的美和善。
父亲于佛法中讲到“是非以不辩为解脱”。人活于尘世之中，会不可避免地混淆于是是非非之中，往往因此而遭人误解或者蒙冤受辱。对此，世间总会有很多是非分明之人，致力于厘清事理，还原事实。其实，是非分明未尝不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任何小事都要斤斤计较，锱铢必较。这便不再属于是非是否分明的问题了，而属于涵养和气度的问题了。真要决心修佛的人，只有从俗事中解脱，才能静心学习，而这便需要不辩是非。如果连这点气量和涵养都没有，何谈进一步忍辱负重呢？就算不是学佛者，在生活中也应该有大度的胸襟和宽广的情怀。父亲的一言一行，便体现着这种气度。记得有人曾送给父亲一件礼物，具体是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父亲收下后，并没有自己留下来，而是转送给了别人。可能是代父亲送礼物之人理解错了父亲的意思，或者是表达得不够明确，使得收礼的一方觉得父亲莫名其妙。父亲本是一番好意，却遭此误解，真是让人无奈，但他叮嘱大家千万不可再去向人解释，因为如果解释不当，又会横生许多误会，还不如就此了事。父亲觉得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端，便不怕别人的误解，至少，自己的内心是无愧的。
父亲讲的佛法博大精深，对生命哲学的讲解也细致入微，给人启发。他对求学者无不谆谆教导，仔细引导。他对美国禅学的拨乱反正，也算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吧。尽管父亲在美国的生活还算平静，也得到众人的尊敬，远离了一些是是非非，获得了心灵的暂时宁静，但美国毕竟不是故乡，故乡同胞亲人正需要自己的时候，父亲如何能安心沉浸于他乡的暂时宁静而不能自拔呢！俗话说，落叶归根。无论如何，父亲还是会回到故乡的。
十二、心怀故土身是客
美国是一个经济发达、风景壮丽的国度，吸引了不少海外游客。但是，这个极具现代特色的国度，却由于建国较晚，历史短暂，而缺少文化遗产，特别是名寺古刹和文物古迹。近年来，在美国弘扬佛法的居士、高僧逐渐增多，很多尚佛人士意识到，美国亟须建造几座规模较大的佛寺，以满足人们精神皈依的需要。
一九六四年，旅居美国的华裔商人沈家桢结识了在旧金山弘扬佛法的乐渡法师。两人都是崇佛之人，于是就佛教的前途问题做了很多交流。他们也觉得，为了美国佛教的未来，确实有必要修建一座寺庙，以供学佛者共同研习佛理。自此之后，沈家桢和乐渡法师一道在多位笃信佛教的居士协助下，筹备成立了“美国佛教协会”。以此为助力，他们又创立了大觉寺，乐渡法师为首届住持。
寺庙建成后，每逢周末，来此吃素斋的年轻人，都有百人以上，并且大都是中国留学生。为何信佛教的中国年轻人这么多？可能是由于这些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独在异国他乡，形单影只，思乡心重，都十分希望能遇着故国之人，倾诉自己对祖国的一番思念，解解自己的寂寞和乡愁。于是，中国寺庙便成为他们宣泄思乡之情的最好去处了。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生活着从法国、英国、德国等各国迁移过来的人。不论是欧洲人，还是南美各国人，虽然在人种、肤色、语言、文化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但一旦到了美国，很快就会融入美国人中，几乎分辨不出来了。但是中国人却不一样，一直保持着团结友爱的传统，走到哪儿都会记着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华儿女，因此不管在其他国家繁衍了多少代，仍然自成团体，永远是中华民族。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来，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种族不同。欧洲人是高加索人种的白人，非洲地区多为黑种人，而中国人则是蒙古人种的黄种人。中国人与其他人种混在一起，自然会有非我族类的感觉。二来，中国有着传承几千年而毫无间断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传统，在我们中国人的脑海里，已经留下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当然，文化传承肯定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吧。
牟宗三先生对此也曾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说，就算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对美国历史上的名人如华盛顿、林肯等有太多的感觉，只会觉得那是几个干巴巴的名字，与己无关。但是如果提到了姜太公、岳飞、文天祥，甚至孙悟空这种虚构人物的名字，马上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归属感，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愁在其中。所以，仅凭此点，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父亲旅居美国，也与其他人一样，思乡情重，未尝一日不思念中华故土，未尝一日不思念家乡亲友。他因长期“书剑飘零，不见慈颜”，常常是“几回好梦到家乡”。对于一个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化的人来说，本应奉行着“父母在，不远行”的准则，待在父母身边，好好孝敬父母，教化儿女，但是父亲不得已而远走他乡，离妻远子，对他来讲，不得不说是一种煎熬。每逢生日，父亲也从不让人祝寿，而是遵佛陀教导，将生日称为“母难日”。每届此日，他均会赋诗抒怀。如父亲有一篇名为《丁巳母难日并闻旱象》的诗云：“思亲飞梦到家山，手自焚香泪自潸。化作慈云功德水，春雷普覆护重关。”在父亲心中，对高堂二老的思念和对家乡故土的依恋是如出一辙，同源而生的，历久而弥深，愈老而弥笃。
到美之后的第二年，适逢中秋圆月，面对凄凉月光，寥寥几星，遥望大洋彼岸，父亲情难自禁，夜不能寐，口占一绝，以慰思乡之情：
江山今古一轮浑，海外中秋月在门。
百万龙天齐问讯，何时回首照中原？
尽管父亲身在大洋之东，心却时时惦念着大洋彼岸。心心念念，无所寄怀，父亲只能把这些乡愁怀揣在心中，在夜晚孤寂之时独自忍受。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他都把这些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化作了实际行动。
在美三年，父亲不仅考察了美国，也时时刻刻关注着中国。他断定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未来的经济中心要转移到中国。于是，他加强了与大陆亲朋的联系。他了解了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国家历经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社会遭到了极大破坏，生产严重滞后，人民也遭受了重大的苦难。改革开放前，城市的交通资源极为有限，代步的交通工具只有公交车和自行车。就算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公交线路也不多，人们出行十分不便。为了节省布料，当时人们穿衣的原则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那时食物匮乏，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甚至还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这一时期票据种类繁多，除了粮、油、布票，还有糕点票、节日补助油票等。票证盛行的年代，也是物质短缺的时代，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分量都极少。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需要极大的改善。
面对国家百废待兴的困局，邓小平同志实施了改革开放，社会逐渐出现了新的面貌。父亲对于改革开放的政策，甚为支持。于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大业，他对在政权交替之际，祖父被判无期徒刑瘐死监狱的宿怨，也没有耿耿于怀，而是首先以大局为重，积极促进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一九八七年，为了重整中国的佛教文化，父亲特派他的常随弟子宏忍法师回国内考察宗教、寺庙、僧尼情况。后来，他为了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又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的弟子李慈雄，先带世界银行项目回国内，帮助经济建设，后又让其留在上海投资办企业，并传播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方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李慈雄是父亲的长随弟子。他是一个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早在台湾大学电机系读大二时就开始了。父亲与他结缘，是因为《论语别裁》这本书。上文已提到过，《论语别裁》一经出版，便受到大众的追捧，李慈雄便是其中一人。他不仅自己十分推崇这本书，而且还大力向他人推荐，经他推荐来买书的人特别多，于是父亲便对他关注起来了。其实，他学的专业并不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反，是与传统文化毫不相关的现代物理学。他本想从中探求到宇宙起源的奥秘，没想到在所上的课中，根本找不到答案。无奈之下，他便想换一个方向来思考，即从人文科学方面入手。于是他就去拜访父亲，希望在父亲那里学习，得到一些启发。当李慈雄表明了自己想向父亲求学的愿望后，父亲看了看他，说道：“你到我这里听课要交费的。”
李慈雄说：“我家境困难，勉强交了大学学费，没有钱来这里听课。”
父亲慈祥地跟李慈雄讲：“那你可以在我这里打工。”
李慈雄对父亲说：“我不知能否干得了？”
父亲说：“就是打扫厕所、擦地及倒茶待客这些杂事。”
李慈雄兴奋地说：“这些我干得了。”
父亲问：“什么时候开始干？”
李慈雄回答说：“现在就干。”
李慈雄说到做到，当场就开始打扫卫生了。
对于那段时光，李慈雄曾回忆道：“当时老师很严格，会趴在马桶旁边看里面有没有刷干净。我洗刷的玻璃茶杯，他会拿到太阳光底下看，发现杯沿不净处就要我再去洗。尤其是当我给客人倒茶，不小心洒水到茶杯外，他会当众不客气地说：‘看，这就是台湾大学电机系的学生，茶都不会倒。’我常常因此羞愧难当，下不了台。”
李慈雄说：“其实，我明白，南老师这样做，是想打掉台湾大学学生骄傲自大的习气，磨难我，考验我，让我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果然，经过持续半年的测试，李慈雄没有打退堂鼓，依然坚持不懈地做那些再简单不过的琐碎之事。这让父亲备感欣慰，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于是，半年后，父亲便决定开始教他第一篇文章——《史记·货殖列传》。
这却让李慈雄十分疑惑，因为他曾明确地告诉父亲他想学佛学，并不是想做生意，而父亲对他讲的却是《史记·货殖列传》。父亲看出了他的疑惑，只是对他笑笑，没有解释，还是依旧给他讲这篇文章。想不到十年后，李慈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后来又到世界银行工作。一九八九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斯米克有限公司，最终还是做起了生意，冥冥之中或有天意。或许父亲早就看到了这个天机，一直在默默助缘他吧。
国内当时正急需人才，父亲看到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但学成后回国发展的却很少，十分担忧国家未来的发展。为此，父亲经常在兰溪行馆给这些学生上课。父亲常说，中国人不能忘本，不论身在何方都要心系国家，特别是在祖国经济困难的时候，更要施以援手，这是身为中国人的责任。而父亲自己，也常常为没能尽到对父母、家庭、民族、国家的责任而自 责：
七十年来春梦尘，四恩未报客心惊。
云山家国愁千节，未转金轮愧此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掀起了“下海”热潮。虽然不少海外投资者都看到了商机，但国内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很多投资者不敢轻易尝试。因为他们都认为现在还不是投资的时候，特别是国人的观念还未转变。甚至连商店里的货品也是不给挑选的，若谁准备挑选，站在里面的售货员会突然大声说：“不许挑！你把好的挑去，坏的卖给谁？”在这种计划经济的氛围下，国内大多数人的观念都还未转变过来，这让绝大多数海外投资者“望而生畏”。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在向这些对国内怀有戒备心的投资者们剖析中国的前途，讲解投资中国的理念，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为祖国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商人重利，这是无可厚非的。商业投资向来都以赚取利润为目的，但也要冒与之对等的风险，因此拥有正确的投资理念至关重要。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和自身的经商经验，父亲提出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即“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方法和中国文化的精神”。
父亲以其敏锐的视角，犀利地指出了国内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的矛盾所在。他说：“国内（与国外）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政令解释不一，而且法规矛盾。”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刚开始要尝试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故而很多法律法规尚未完善，人民的思想也尚且桎梏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对于怎样发展这种新的经济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一切都只是在摸索着前进着。因此，投资者要想融入中国市场，首先要知道，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投资者只有协调好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得失，才能够在中国市场长久受益。
父亲创办过老古文化公司、美国南岭国际（亚洲）投资有限公司等，也曾筹建过“光华教育基金”，投资修建金温铁路，开设太湖大学堂等，虽然遇到很多障碍，但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实践着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父亲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理念的正确性。
现将父亲的投资理念摘录于下，以飨读者：
中国开放发展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商业行为，现在走的是西方文化的路线。我觉得所有的商人，包括国家、社会，以及各行各业领导者，到今天为止，应该反省思考，我们的商业要走条什么路。对于商业的发展，我们现在学的是西方商业发展方式，很有问题。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以我的观点坦白来讲，现在商业的行为都是兼并别人资产的手段。我也常常问大家，研究工商，研究金融，研究经济的，对于五千年来自己本国历史中这一套学问，有没有看过、研究过啊？好像大家都认为只有西方才有这套学问，那么中国自己几千年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那么笨吗？
据我所知，很多所谓的企业家，由跑单帮开始到做老板，从小生意到建工厂、办公司、办集团，累计到现在民间商业的资本，好像比政府的还多。可是大家是散漫的，换句话说，开放发展以后，我们一切都手忙脚乱，才有今天的“繁荣”。但这个“繁荣”是很浮夸的，必须“居安思危”了！我常常说，我们全体中国同胞要关起门来反省才行。
现在大佬们有了钱，目标看外国，一部分人把产品尽量地想办法外销，外销当然是好事，但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国际贸易。我们做的工业商品销到国外，看起来是自己赚了钱，事实上人家赚得比我们多得多；自己所得有限，还很得意呢！这个账没有仔细算过。
赚了钱以后，又想办法把太太孩子送到外国去，乃至到国外搞商业，办公司，买房产。我说你们注意哦，这个时候要居安思危了！
而且你们的孩子送到外国受教育变成“香蕉”——外面肤色是黄的，内在意识是白的，不伦不类——三代以后，他们仍然是白种人里的五等公民，你们以为了不起啊？有人说在外国很自由。当然自由，你在别人的国家，坐在那里骂自己中国的人，谁管你啊？骂得越凶越好，这个很自由，但这不是好事啊！这是站在大的方面来讲。
大家自己没有计划、没有思考，这个财富的流失有多少？自己甘愿送出去。在国内一般商业界没有道德，非常奢侈。听说上海、北京，每餐酒席两万块，一个人一餐吃下来要一两千，相当于农村落后地区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费用，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什么样的人民？什么样的心态啊？
父亲一心想要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崛起做贡献，对此，他有着先见之明。他认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如果经济要持续发展，是万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路线的。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本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中国人也不能盲目地崇洋媚外，外国终归是外国，如何会只因为国籍的改变就变成另一个国家的人了呢？人要懂得反哺，要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要返本溯源。
浙江省温州市的领导人知悉父亲在美的情况后，于一九八七年秋天，特地率团访问纽约及华府地区，专程拜访这位乡贤前辈，并希望父亲能返乡，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心力。此时的父亲，在了解了国内近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后，对其颇为认同，尤其对国家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感到欣慰。他认为，改革过程须避免“向钱看”等弊病，而应实实在在投入资金，引进先进科技，切实达到经世济民之目的。
这次与温州市领导人会面，父亲谈到自己想向国内投资的事，也就是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构想。父亲料想，未来的港口应该繁荣在浙江舟山、洋山那一带了。他指出：“中国文化经济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是在齐国的临淄，即现在山东淄博，当时可是比现在的上海、纽约还热闹哦！南北朝的时候在扬州，所以你们看南朝梁人的诗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但到宋朝就不是了，宋朝的经济中心在漳州、泉州。上海从发达到现在最多一百年，以前是小镇，原来归吴淞道管辖。今天经济中心是上海，未来就不是上海了。这是经济商业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除了与家乡亲朋联系外，父亲自然忘不了联系在四川的好友、学生，于是他就写信到成都。父亲在离开大陆赴台前，曾于四川度过十年的美好时光。无论是四川的峨眉山色、青城秋叶，还是岷江波涛、满城花开，无不令他梦牵魂绕；无论是跃马西南的凉山戍边、鹄鸣山的访仙求道、自流井的踏雪无痕，还是成都军校的战友长情、灵岩寺的修佛悟禅，莫不使他心怀系之……当然，最令父亲日夜牵挂的，还是对他谆谆教诲，令他悟道解禅的师父——袁焕仙太老师。一九四七年，与袁太老师成都一别之后，无论身在台岛，还是旅居美国，父亲无一时不惦念蜀中师友。可惜囿于彼时的特殊时局，音讯阻隔，父亲曾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师友下落，然皆无果。唯有将一腔牵挂化作缕缕诗情：
峨眉峰顶一轮明，照到人间未了情。
回首嘉陵江畔路，心随帆渡蜀山青。
父亲想找到抗日战争时的故旧，以慰多年来的相思之情。最要紧的是，找到袁太老师及维摩精舍的朋友们。虽然许多人都顺利联络到了，但可惜的是，袁太老师及其大夫人已过世，二夫人与他们的女儿尚在。父亲即对袁老二夫人的晚年生活设法照应，在她逝世后也安排丧葬等事。
在美国这两年多的时光，父亲不仅与大陆的亲人有所联系，与中国台湾的亲人也是用书信联络，急事则用电话联络。同时，他也时时关心着他在台湾的老古出版社、十方禅林等。那时，朱文光担的责任最多，内外都在忙着。也正因为有着朱文光的管理，父亲才稍微放下一些心。但是，毕竟这些都是自己一手创办出来的事业，自己如何能完全放任不管呢？
无论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为了家乡亲朋的未来，还是对父母亲人的惦念、对自己事业的挂念，这些都一步一步催促着、推进着父亲返回故土的步伐。
十三、缘起缘灭不离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平安夜，本来应该是平安宁静的日子，但在美国华盛顿附近，却是暴雨倾盆。在隐隐之中，似乎预示着将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父亲在美国的住所前有一座小桥，这座小桥是从对岸过来的必经之路。我犹记得，那天与父亲约好在他的住处过节的人有很多。直到傍晚时分，雨势并不见小，仍是暴雨倾盆。在客人陆续到达时，大家发现屋前小河的水位上涨，已快淹到桥面了。如果水位涨到桥面，父亲的客人们就过不来 了。
看到此种境况，一直追随父亲的朱文光料到，父亲肯定为此十分担忧。为了能减轻父亲的担忧，让客人安全过河，他立刻采取了行动。他计划开车过桥到河对面，等待客人来临，以免客人因路面湿滑，过桥时发生危险。
门前的这条小河，平日几乎是干涸的，既浅又窄，乍看上去像是一条水沟，让人感觉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小桥两边就没有修栏杆，桥也只是光秃秃的一块石板而已。在平日里当然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那天，小河的水却罕见地涨满了。
朱文光知道必须抓紧时间，赶在客人到之前到达小河对面，等待客人，于是就动作很快地收拾好了。本来洪医师也想跟着他一起去接客人，但是由于穿鞋时少了一只，待找到那只鞋子穿上后，朱文光已开车走了，并没有等他。原先朱文光把车停在桥头，开了大灯照着对岸，希望提醒来车注意。过了一会儿，他可能觉得这样的效果不是最好，应该到河对岸，拦住所有来车，于是决定开车到对面。就在朱文光将车子开到桥上的一刹那间，河水突然暴涨数尺，转眼间就把人和车冲进了河中。
周围的人看到这个场景，都惊呆了，大声惊呼。待父亲出来查看时，才发现“救不回来了”，只得匆匆报警。
报警之后，警察迅速到达，并训练有素地展开紧急救援。在圣诞节的三天假期中，警察不停地进行打捞，车子最终捞上来了，里面有朱文光的眼镜和夹克，却始终找不到人。
大家猜测，朱文光可能是被冲到大海里了，因为这条小河虽如水沟一般，但是通往另一条大河，河水最终则流入大海。如果真是这样，那朱文光的遗体就更难找到了。警方打捞时间一般为七十二小时，因此，七十二小时之后，警局就停止了打捞工作。
朱文光就这样离父亲而去了，父亲与美国的情缘，也就到此为止，不久父亲就回到中国了。
朱文光是父亲早期的学生，是父亲十分信任的得力助手。
兰溪行馆小石桥，朱文光就是被底下暴涨的溪水冲走的
他的经历极为坎坷。一九三四年出生时，日本仍然占领着台湾。他四五岁的时候，正值日本军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时的台湾被日本人当作作战基地，又因为台湾盛产稻米，因此，又是供应米粮的仓库。稻米都被收去供日本人食用，而辛勤耕作的台湾民众只能以番薯为主食，还时常填不饱肚子，偶尔能吃一餐米饭，就是极其奢侈的享受了。
朱文光的父亲朱石头，一直都在与日本侵略者做反抗斗争。朱石头在台湾宣传抗日思想，遭到日本人的残酷迫害。无奈之下，他便与一群台籍精英逃到广东，宣扬反日思想，希望能激起群众的民族主义情怀，合作抗日。终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从台湾撤走，台湾人民恢复了自由，朱石头也从广东回到台湾。他本来以为摆脱了日本人的压迫后，从此便可以与妻儿过上安宁平静的生活，却不料遭遇了“二二八”事件。此次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是台湾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遭到了残酷镇压，最终失败，朱石头也蒙冤被害。
朱石头蒙冤被害后，长久地殃及了他的家人子女。全家自此被列为“二二八列管家属”，生活在政治阴影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朱石头共育有五子一女，朱文光排行第二。这时，朱石头的子女都尚且年幼，不能分担过多的家庭重任，于是，朱文光的母亲便艰辛地担起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生活十分困难。当时的台湾处于生产恢复的时期，工作机会十分少，他的母亲只有靠到市场卖菜赚取微薄的收入来养育儿女。朱文光那时十三四岁，十分懂事。他知道母亲的艰辛以及自己肩上的重任，于是每天下课就急忙赶往菜市，帮母亲卖菜。少年时的艰辛困苦，显而易见。还记得他曾经告诉我，小时候，他饿到跑到人家门口，偷偷地把门灯的灯泡转下来去换钱。年少失怙，那样的苦难，我也能感同身受。
朱文光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争取每一份奖学金，全是靠自己的能力做到的。一有空，他便推菜去市场，卖菜赚钱来供养母亲和五个兄弟姐妹。他的父亲去世早，供几个弟弟妹妹读书的重担就全压在他的肩上。他自己读书时，一个月只用十块钱，后来他一个月赚一千二百块钱，便全部交给母亲，母亲一个月给他一百块钱零用。虽然他自己也十分贫穷，但他依旧十分慷慨，还时不时地拿出自己的钱去救济别人。但是他用钱很有节制，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不该用的，一分钱都不用，该用的，十分慷慨，甚至借债来救济他人。由于年少时缺乏营养，又生活困苦，所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差，所受精神压力也很大。又因为他的身世、遭遇、处境，从小就养成内向腼腆的性格，处处感觉自卑、不如人。他所处的环境和单薄的身体给他的影响太大了。他以前夜里睡在我们家里时，大多数是和我一起睡榻榻米的通铺。他会在梦中高声唱歌，比如泰山探险的歌，十分高昂有力，气势磅礴，这是他的真性情。但到了白天，却又恢复到木讷的样子了。
朱文光的专业是研究科学，头脑不简单，不会轻易上当。他做事极有分寸，能控制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是牛嘴的嘴型，口德最好，即使知道千万人的隐私，都不会说出去，就是把他打坏了，最多叫一声“哎哟”，也不会说。而且在道理上明白，要守语戒，不能说这些他人隐私事。他可以发难，但不妄发难，这是修行者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也是常人很难做到的。父亲对他的性格和做事能力十分赞赏。
朱文光体弱多病，生活困苦，因此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这就使得他不自觉地把这种严格的态度带到别人身上，也要求别人做到，以至于无法很好与别人相处。他时常希望自己对别人能柔和一点，可是他总是做不到，但父亲知道这是由于他身体不好，心火旺盛的关系。后来他在父亲的教导下参禅打坐，等于换了半个人。身体不好的人需要调适的问题多，所以他生理上的感受、反应比任何人都灵敏，来得特别快。他跟着父亲到处走，听了很多，他本想把历年所听的，有关哲学、学术、修道，等等，都编成语录，但因身体不好，精力不够，一时无法编成。他说过，将来总有一天会分门别类地编成语录，父亲哪一天说过什么话，他都记得，这让父亲十分欣 慰。
一九七六年，南怀瑾（坐者）、李淑君（左一）、宋文光(右三)
朱文光有很多留学机会，如留德奖学金，他考取了，但都不去。他有很多科学论文都在外国发表。父亲曾说过，朱文光十分离不开他。朱文光说每次想到要离开父亲，夜里就哭醒了。他本想多跟父亲学几年，后来却因父亲骂得太厉害了，而且自己好像也想通了一些事情，便预备出去了。当时他的留日考试已考取，便想出去磨炼磨炼，觉得不能太过依赖父亲。父亲常说，朱文光研究佛学佛法，好像笨得很，但实在笨得可爱，呆呆板板地用科学方法论证。虽说他对父亲如此恭敬，但也会提反对意见，说这样不科学、那样不科学地评论着。许多说法，他要磨好久，今天不通，明天再来，非要把它弄通不可。朱文光与父亲的情缘如此之深，真是令人可叹。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禅学班真正开课了。开课不久后，朱文光回到了台湾。当时他已经得到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农业化学博士学位了。他本来是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硕士，后来再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看到他回来，父亲十分高兴。于是，在朱文光回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请他到禅学班来讲演。因为他刚从美国回来，父亲便让他讲了讲有关美国的中国文化热一类的事情。朱文光虽然在国外磨炼了一番，但在讲演时依然保持着内向腼腆的表情。
朱文光也曾帮父亲整理《论语别裁》等，在博士毕业后，任东西学院秘书长，追随父亲共三十年。
他离开后，父亲好像失掉了自己的右臂一样，好多事都得亲自来担忧了。而他这一走，似乎也将父亲与美国的缘分带走了……
听闻朱文光在遇难前不久，他的作风和性情，忽然变得与平常不一样了。他本来是一个极温和极腼腆的人，遇到什么事都会极力忍受，不会大发脾气。以前，父亲经常责备他，但是不管父亲如何责备，他都知道父亲是为了他好，都会坦然接受，不会有所反驳，他对待朋友也永远是和蔼的，不会与他们有任何争执。但是，在他出事前不久的一天，父亲又像平常一样唠叨他事情没有办好，说他真是笨啊。这次他并没有坦然接受父亲的教诲，而是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对父亲吼着说：“就算我什么都办不好，至少曾有一桩办得好吧，为什么老是骂我？”
父亲见此情形，也惊住了，就连忙说：“对啊！对啊！以后再也不骂你了！”
可惜，即使父亲再想骂他，也无处去骂了。
得知自己儿子出事的消息之后，朱文光的母亲一时不能接受儿子已死这个事实。因为他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她的心里一直在祈祷着，希望能有什么奇迹出现吧。
就这样，朱文光的尸体一直没有捞到。直到一九八七年四月复活节的时候，在大河的入海口漂上来朱文光的尸体。听闻发现他时，他的身体仍然完好整齐，一双腿盘蜷着，像他平常睡觉的姿势一样，完全没有因为大水的冲刷而有所损坏。
因为父亲那时与纽约庄严寺的住持显明法师交往密切，于是朱文光的骨灰就安息在庄严寺的灵骨塔了。
没有人会相信朱文光真的走了，他给大家留下了无尽的哀伤和惋惜。他是那么的勤劳无私，那么的默默无闻。
父亲与朱文光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是自他离去后，父亲却没有对此有太大的表示。终于有一天，父亲说话了。在禅房里，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去吧！到你该去的地方，完成自己的事，不要再担心我们……”
父亲并不是对朱文光的离去毫无感觉的。或许他是觉得朱文光的一生太苦了，他的离去，是到了一个幸福的世界，一个没有苦难与坎坷的世界，去享受一个好人本该享受的宁静与幸福。
一九八七年，父亲写了一首悼念朱文光的述怀诗：
他方羁旅愁千叠，家国情怀感万重。
我亦藏身无处住，如何浅水走蛟龙。
羁旅之愁，乡土情怀，加之丧失爱徒的伤痛，父亲的心如何能不沉痛，如何还能在异国他乡停留不归呢？“兰溪”浅水，冲走爱徒，而父亲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只为无可奈何，一切都只是无能为力。
朱文光去世前一年，父亲及他的学生们正忙着《怀师》书稿的集稿工作，朱文光当然也在帮忙收集稿件。世事难料，这本书的稿件还未收集完，朱文光就去世了。后来，在清理朱文光的遗物时，发现了他为《怀师》所定的未完稿。
父亲便将朱文光的未完稿交给了刘雨虹女士，并且附了一封给她的 信：
雨虹道友：
文光稿是同学们在其稿件中找到的，真是未完的遗稿，由你加按语说明可也。并附上他出事资料的中英文剪报。原稿附语，是洪文亮当时在现场时所记。似有言未尽意之嫌。文光走了，我真难办事啊！
老拙
兰溪行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父亲的这封短信，是在朱文光出事后的第五天所写。可见对父亲来说，朱文光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啊！他的离去，对父亲也是极大的打击，促使父亲的归来。
朱文光出事不久后，在一九八七年三月的时候，正值父亲七十寿诞。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父亲的幼年好友——远在温州的朱筱戡先生，在他生日时给他寄来一首贺寿的诗。父亲看了以后，对友人的惦念十分感激，但是由于工作繁忙，便来不及和诗。后来在六月的某夜，父亲工作完毕后，得到一个空闲，想到自己还未表达对友人的感激，便又把朱氏的祝寿诗再看一遍。因为朱氏的父亲朱味温先生曾教过父亲写诗，因此看到朱氏的诗，父亲就想起以前学诗的日子来了，不免诗兴大发，遂赋诗一首：
言寿方知奈老何，一生岁月尽蹉跎。
飘蓬原似屠羊说，浮海何须欢凤歌。
人误布衣干国计，自怜带发苦头陀。
深情多谢童年友，万里飞章敢不和。
父亲在诗后还自记如下：
筱戡兄乃先师味渊公之长公子，亦其入室之诗弟子也，放翁所谓父兼师者是矣。余不韵，且疏狂成性，一气呵成俚句四律，岂敢言诗，但抒枨触情怀已耳。
谈及祝寿，父亲便知道自己已然老却，感慨一生白白度过，就像《庄子·让王第廿八》中的屠羊说一样，似飘蓬般整日漂泊在外。“四海流浪漂浮，何须欢唱凤歌”（《论语·微子第十八》），从何而谈教化！
父亲他自己也不过是讲讲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已，却被人误会为干涉国事，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带发苦心修行的行僧。深情感谢童年的老友在万里之外寄诗来祝寿，怎么敢不唱和呢！
这年夏末，王启宗和陈世志先后来探望父亲，这时，《怀师》已经出版了。
因为朱文光的离去，父亲失去了左膀右臂，于是父亲见到王启宗，就建议他办手续移民美国，希望他能佐理一些事务。在此之前，王启宗夫妇二人并不愿移居美国，因为台湾毕竟是自己熟悉的地方，生活方便，朋友又多，有一种归属感，在外面就总是有一种羁旅漂泊的感觉，虽然他们的三个儿女都在美国读书、就业。但是因为父亲在美国，又亲自嘱咐，希望他们能来美，于是他们就申请赴美了，后来就在旧金山住了下来。他们本来是为了父亲来到美国，却没想到，不久之后，父亲又离开美国，搬去香港了。
在此之前，华府地区的德国镇有一个美以美教会的教堂出售，父亲觉得那个地方将来可以用作书院讲堂，就把它买下了。
这年的暑假，李文一家四口，一起到美国去看望了父亲。
李文希望父亲能去香港看看，并对父亲说，他已经把父亲在香港下榻的床都买好了，是一个古香古色的红木床。父亲很高兴，并向他许诺说，一定要到香港去看看。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朱文光去世已一年了，几天后，陈世志又到了兰溪行馆。经过长途飞行，又加上时差之故，陈世志正睡得糊里糊涂。忽然，父亲把他唤醒，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蒋经国去世了。
蒋经国先生多年患有糖尿病，后来，慢慢地，他的视力逐渐变差，两腿也无法随意行动了。有一段时间，蒋经国先生曾三番五次地派人来请父亲去与他见面，但是不知怎么回事，父亲始终不肯。蒋经国先生可能是向父亲请教一些关于他病情的问题吧，父亲应该已把控制病情的方法告诉了那些来请教他的人。因为一九八四年，有消息说蒋经国先生进了医院，这似乎预示了有大事要发生，因为他平时都是请医生到家中诊病的。父亲听说这个消息后，自言自语道：“不可能啊！按照我教他的方法，至少还可以再活两年啊！”可见，父亲可能真的给了蒋经国先生一些控制病情的法门。当然，那一年蒋经国先生的病只是有惊无险，他比父亲预测的还多活了两年。
其实父亲所教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神通法术，而是现在科学界所研讨的生命科学。这门所谓生命科学的学问，并不是所谓的迷信，而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之处，这些早就存在于多种学说之中。无论是道家、佛家还是儒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大多数人在研究古代经典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这些学说的实践性，而只偏重于思维意识，以致这些学术都仅仅成了哲学思想。如果加以实证，这些学说就进入了生命科学的领域。
父亲为什么有这些方法呢？其实，中国古代的学说大多是重视实践而略轻于总结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思维意识的不同之处。因此，父亲只是在研究经典的时候，以自身做生命科学的实证，“格物致知”，将学问都运用到实处，并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研究思想观念。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方法还要去实践，否则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就成为口头禅了。由此可见实践的重要性。
朱文光的去世使父亲感到“兰溪”不是他的归宿，他再也无法心平气爽地住在这里，他乡虽好终是客，床前明月夜梦惊。
蒋经国先生的逝世让他倍加伤感。父亲虽因所谓的“新政学系”被迫背井离乡，但蒋经国先生屡屡礼贤下士，亲自光顾茅庐，甚至还屈尊借车促膝；而父亲并未能在蒋经国先生生命垂危之际相伴片时，担一丝重责，自觉愧对蒋先生在天之灵、三顾之恩，也有愧于台湾父老。
并且父亲少年离家，“漂泊平生负孝慈”，对大妈更是“劳君艰苦费撑持，辜恩有愧难为报”。在他离家的岁月中，尤其是祖父蒙难入狱以至去世后，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大妈的身上，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她曾到温州给人家当用人，一个月的工钱只有五六块钱。两个孩子虽然只有十几岁，也要出去做零工，挣钱养家。后来，因为做用人的地方离家太远，大妈为了更好地照顾婆婆，回老家摆小摊，艰难度日。
谋生的艰难都是次要的，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祖父的原因，她被扣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一旦被扣上这个帽子，在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生活的艰辛，政治运动的残酷，每日都折磨着我的大妈。如若她没有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坚强毅力，她如何能坚持到后来？如若她没有坚强的信念，她如何能独力支撑这整个家庭？如若没有她几十年如一日的细心照料，祖母如何能在如此艰辛的岁月里坚持活到一百岁？
“四恩未报客心惊”，父亲年逾古稀，不想留待几时，遗憾终生。而此时的大陆故土国门刚开，也需多方效力，父亲决定赴港定居。置身局外，旁观者清，也能平衡兼顾。
蒋经国先生过世两周之后，一月二十六日那天，刘雨虹在台北收到父亲的传真：
雨虹道友如见：
我约于三日后赴港，可能在彼度过旧历新春，如你能早日成行，或可在港一晤，得以畅叙。临时或将约包卓立在港会面，但今未作决定耳。专此祝
平安
老拙
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六日
父亲离美去港，在从前购置的那个教堂挂起了“禅学讲堂”的牌子，在加拿大的三位比丘尼宏忍、永会、圆观，已来到这里安顿下来。他们也常邀人前来与华侨朋友们结缘。显明法师曾从纽约前来讲经，颇为轰动，洪文亮医师也曾前往讲演。
父亲于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九日从美国启程，因为时差，到香港已是三十一日了。旧年过后，父亲留在了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后来有美方人士又来邀父亲赴美，父亲总是婉言谢绝。美国的朋友当然也是朋友，但总会想到还有十一亿自己的同胞，希望能对他们尽些绵薄之力为先。
当年的上半年，李素美之弟在纽约证交所的内线交易案爆发，所有被他当作人头投资的账户都被查缉，包括父亲和许多学生的名字，全部被列入证交所黑名单，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派人到香港约谈。虽然父亲和许多无辜的人最后都没有什么罪名，而且因为李素美之弟缴付了巨额的法院罚金，以民事赔偿案件结束，许多列名管制的同学又可以再度进出美国，但是李素美之弟依旧被列为刑事通缉犯，至今还列名在美国联邦的刑事追缉档案中。在纽约与他合作的年轻人被判刑入狱，坐了近二十年的牢狱，人到中年才被放出来，一生前途就因为接受贿赂而毁掉了。今天国内的纪检单位努力地为国家前途奠基，所有这些好走捷径的人，正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父亲一生都能在千钧一发前，洞烛先机，这次如果没有在一九八八年年初回到香港，恐怕就要在美国面对多年的司法困扰，也不能更好地衔接上国内的改革步伐，许多的后续事务必将停顿。谈到这，也不得不赞叹父亲的预见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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