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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端坐蒲团传薪火（一九四九至一九八○）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自甲午战败后，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日据时期结束，国民政府派浙江省主席陈仪接管了台湾。当时接管台湾需要很多人，可愿意去的人并不多。因为在大家的观念里，认为派到那里去就是被流放。于是政府内部登记，征集五类人员去台湾工作：台湾省籍人、闽南人、留学过日本的、浙江平阳人，还有其他特殊情况的人。后来，有些虽不属于上面这五种情况的人，也自愿报名去了台湾。这些人因为复员后没有路子，没有靠山，找不到差事，只好去台湾找一条出路。而此时，醉心于修行的父亲尚在平静的川藏腹地四处奔走，访师求道，过着与世隔绝参禅修持的生活。

　　然而，就在和平有望之际，国共两党和谈失败，战争的烽火再次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燃起，全国又陷入生灵涂炭的境地。随着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彼时，见势不妙的“党国”要员、商业人士，以及对时局迷茫的知识分子，纷纷溜之大吉，携妻儿老小，坐飞机、轮船，迁往台湾或是香港；当兵的或机关的下级人员，大部分只身随着部队或机关一起过去；还有一些人，因为全家一起走太不容易，要卖家产凑路费，但兵荒马乱，谈何容易，只好一个人先行，等安排好之后，再接全家老小。那些动作快的人，早早地就把全家搬到台湾安顿下来；而动作稍慢一点儿的，就只得与家人天各一方，望海兴叹了。

　　一、将续大任身空乏

　　父亲曾经在成都军校当过几个月的武术教官，并接受过国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训练，也阶段性地自认为是蒋介石先生的学生。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国民党的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也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这完全是一顶没用的帽子，但在两党激烈对抗的时期，却是一个麻烦的政治立场问题。父亲曾说：“我这个人身份比较复杂。共产党说我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官，要抓我；国民党则说我帮助过共产党，也要杀我。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这就是父亲对于政治的态度，他真正考虑的是国家的兴亡。然而，麻烦当头，父亲只好敬而远之。加之，父亲深受中华文化的思想影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当时无所为用的情况下，自然不会主动参与。

　　一九四七年，父亲结束了在大西南漫长的求学访道生活，回到乐清与家人重聚，那也是他与双亲最后的团聚。回去的那天晚上，他跟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到了半夜，祖父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忍不住问他：“如今天下大势究竟如何？”父亲回答：“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祖父听后大惊，抓住他的手紧张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说：“不是，但如今也不管国民党的事。两面都不管。”祖父又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呢？”父亲说：“大势所趋，理由很多，一言难尽。”父亲向祖父表明心迹，此次回家是想带全家人一起走。对此，祖父长叹一口气说：“我素来不喜欢出门，外面语言也不通，就留在家里听天由命吧。但你打算上哪儿呢？”父亲说：“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台湾、香港地区或新加坡。”

　　那次，父亲并没有说动祖父。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辞别双亲和妻儿，再次离开家乡，最终决定在国共交恶的棘手时事下选择远走台湾。

　　不得不说，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个选择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自五四运动以来，大陆处处弥漫着一股与传统对抗的思潮，凡是传统的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是阻碍新社会的建立的，因而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再加上当时大陆和苏联修好，一切以苏联的新改革马首是瞻。当时苏联正处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恐怖的清洗政策，许多人，包括党内的人物都惨遭杀害。这种有选择性的偏激思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时有出现，对于人、路线，甚至文化，都有过激烈的政治运动。再者说，当时的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坚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显然，这对信佛修禅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因而，父亲似乎已经料到，如果留在大陆将注定是应劫之身。而后来云门事变中，虚云和尚的受伤、梦参法师的牢狱之灾，以及许多人士的被批斗致死，都应验了父亲的预言。在那个环境中，如果不走，只能徒增几个冤魂，如此一来，对大道的存续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就更无从谈起了。

　　父亲的出走彼岸，也绝非只从个人的一己之私利出发。实际上，作为修行之人，他早已无欲无求，宠辱皆忘，更无党派得失之忧患。他从中国文化的覆立出发、从文脉道统的传承出发，敢于自任于存亡继绝之际，矢志于皓首穷经、求学问道之事，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为毕生志趣，将此身此世托付于弘道传法的行迹之中，颇有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豪迈。所以，父亲才决定保全性命于乱世，只身东渡台湾，唯愿留一盏微弱的文化之灯，期冀能在日后烛照中华大地。如同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在出逃雅典时，曾说“我不想让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一样，父亲彼时或许也有“不想让中国人再犯毁灭传统文化的罪孽”的类似心境吧。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父亲此时去台与三十年后离台去美，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代“告老还乡”，其志趣都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要续接文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

　　虽然对父亲而言，走是决绝而必然的，但毕竟是离别父母之乡，而且前路未卜，总有些恋恋不舍。因而，他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先后到了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了一段时间。最后又只身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当时，当家的智方法师把一间特等病房的钥匙交给了父亲，使父亲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了一个清静的安身之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此时，李宗仁的“军师”白祟禧，从武汉托人给父亲传话，请父亲出山，许诺他政治参议兼秘书的官衔。对此，有人说这是“老亮”找“小亮”，因为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

　　然而，此时的局势是国民政府只剩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犹如西晋灭吴之际的“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父亲已然看透了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引用了两句五代时人刘洞的古诗给传话人，“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婉拒了当局的邀请。

　　一九四九年，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原来还持观望态度的“党国人员”、残兵败将、土豪士绅，纷纷仓皇逃离。由于战火纷飞，时局混乱，去台人员身份相当混杂，台湾当局害怕有中国共产党方面人员混入其中，于是随即宣布，从三月一日开始，台湾实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进出台湾的人，都得有当局颁发的出入境证件。父亲不愿向主管这事的人低头，于是提早买好了去台湾的轮船票，于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台湾，抵达基隆。回想起这段狼狈出逃的经历，父亲曾感慨道：“三百年来养士朝，为何文武尽皆 逃。”

　　初到台湾的父亲

　　到台后，父亲先是栖身在基隆海滨的一处陋巷中。那时，住在基隆旅馆的旅客，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有一天，基隆一间小旅馆失火，这些人瞬间成了无家可归者。父亲一向以慈悲为怀，见此情形，就将自己的住地“改造”成了难民接待所。而我的母亲杨晓薇，也随这批火灾难民住到了父亲的家 里。

　　母亲出生于辽宁本溪，不过，她却是在长春的外婆家长大的。记得母亲说过，好像家族原来是从山东迁到东北的，信奉伊斯兰教。由于母亲说她的家族原先是山东的居民，让我一直对中国历史里不同的伊斯兰教团体有兴趣，至今还有待了解。外祖父是位教师，家中子女，除了我的母亲，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身为教师的外祖父，平时对子女的态度也非常严厉。后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母亲也曾经上过日本人规定的学校，学过日文。我第一次听到日本拼音，什么“阿依屋诶欧”，就是母亲说的。不过外祖父认为这是侵略者的文化，不让她学。

　　父母合影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共内战烽火又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由于外祖母早逝，外祖父又过于严厉，已经成年的母亲，决定离家参加青年军。但是，随着战事吃紧，她便一步步流亡到了南方。到了一九四九年，大局已定，许多民国情结浓重的人，或者是对共产党不了解、不信任的人，都纷纷逃往台湾。可是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实行海禁，再加上当时的船队载运力不够，许多人都挤不上船，或者一家人被人流挤上了不同的船，于是，一家人就天各一方，杳无音信，家庭破碎。这样的家庭离乱故事，成千上万。外祖父一家没有离开东北，而母亲却跟随着部队，有秩序地撤离到了台湾。

　　那时大批难民涌入台湾，根本没有落脚之地。母亲随着人群寄居在一家小旅馆。旅馆起火后，因为父亲一向乐善好施，就接待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在互相帮忙扶持中，父亲和母亲情愫渐生，两人遂结为夫妻，此后，我们姐弟四人依次出生。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父亲仍然保持着那种热情好客、仗义疏财的豪放气派。他得知邻居揭不开锅，便把自己家仅有的米送去。那时，台湾经济不发达，一般老百姓生活比较困难，比父亲穷的大有人在。只要他们有求于父亲，父亲总是慷慨相助，受过他接济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作风和品德，贯穿了父亲一生的行迹。一个人，当钱多得花不了的时候，拿出一小部分来，或捐给教育机构，或捐给慈善事业，为自己留个好名声，当然也不错。西方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富而乐善好施毕竟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的是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能从自己仅有的一碗米里，拨出半碗来给饿肚子的人，这就非有菩萨心肠不可了。

　　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表面上，是想把台湾变成“反共”基地，梦想有朝一日从这里“反攻大陆”，夺回在他手中失去的家国。精神上，当时部队里训练，是以“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为原则的；实际上，他的内心却非常担心共产党会渡过海峡。到台湾不久，蒋介石就到菲律宾做了一次访问，据《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分析，蒋介石这次出访实际上是为自己安排后路，万一共产党打过来，美国，他是不会去的，他很可能流亡菲律宾或者去南美洲。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要为自己的下一步做安排。万一共产党打过来怎么办？逃到外国去？父亲不干。他曾经说：这一点我同吴佩孚一样，一辈子不喜欢外国。父亲认为吴佩孚能够在北洋军阀时代，做到“不举外债，不入租界，不出国”，而且在抗战期间力拒做汉奸，求仁得仁，死于日本特务之手，这样的行为，还是有可圈点之处的。中国共产党发言人董必武曾经评价道：吴佩孚虽也是一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的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羽、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表现了他不愿意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较之与他同时的那些腰缠千百万的军阀来说，总算是难能可贵。

　　父亲给自己想了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渡过海峡，就再跑，找一个小岛，在那里住下来，做点生意。当时，要想在海上做生意，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船、枪。这两样，当时一般人不容易搞到，而父亲的朋友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甚至一些戴笠的老部下也来找父亲。于是，三条船、十几杆枪，很快就搞到了。父亲便同几个朋友一起，在基隆办起了一个公司。那时候不兴叫公司，而叫“行”，因此父亲为公司起名“义利行”。 公司的这个名字符合父亲一贯的做人做事准则，就是“义”为先，“利”为后，不以利而害义。当时，他自己没有多少钱，资金大多是别人的。仓皇逃到台湾的人很多，身上多多少少都带有黄金美钞。但这些人个个如丧家之犬，惊魂未定，加上人生地疏，也不知道到哪儿赚钱，怎么去赚钱。而父亲人缘好，朋友多，四川的朋友、云南的朋友、浙江的朋友、同乡的亲友，什么“立法委员”“游击司令”都来找父亲，都愿意把黄金美钞交给父亲，同他合伙做生意，因此，“义利行”很快就筹集到几千两黄金。

　　刚开始，“义利行”经营得有声有色，有三条机帆船、十几杆枪。当时舟山还在国民党手里，于是“义利行”就从琉球运货到舟山去卖，再从舟山把货运到琉球去卖，赚得不少钱。因此，“义利行”天天宾客盈门，经常是席开五六桌。赚来的钱以及别人入股的钱，父亲经常是随手拿布一裹，就塞在枕头底下。小时候听母亲说，那时候，每天父亲都带许多银洋回家，到家后，往床上一倒，稀里哗啦好听得很响。可惜当时没有藏几个起来，以备后来生意失败时用。

　　“义利行”发展起来后，父亲逐渐有了些许积蓄。有许多来自大陆的贫困之人，找到父亲，向父亲寻求帮助，对此，父亲都慷慨解囊，毫不吝啬。当时正处于战争的非常时刻，国民党实行严格的身份证制度，凡是从大陆来的人，要想办理身份证，都得有人担保。如果查明此人是共产党，那么担保人也性命难保。彼时基隆的警察、宪兵联检处处长都是当年在成都军校上学的学生，同父亲有师生之谊。有了这层关系，来找父亲担保的人自然很多，加之父亲又是个急公好义、爱管“闲事”的人，但凡别人找上门来，不管认识与否，都是有求必应，有忙必帮，慷慨地掏出私章，在人家的担保书上随便一敲了事，从不考虑来人的动机以及担保的后果。救人济难的事，他是乐意之至。知道父亲的脾气个性后，来求他担保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父亲嫌这样做麻烦，干脆把自己的私章放在联检处处长那儿，凡是能说出南某人名字的人，他都给担保。通过这种方式，父亲也结交了不少人士，有些人后来还成了父亲的至交。

　　当时，有一位湖南籍的“立法委员”，名叫覃勤，外号“覃胡子”，喜欢留贴胸的长胡子，很以此为美。他因权力斗争失败垮台后，被判触犯“兵役法”入狱。

　　收监前一天，他找到父亲说：“明天要去坐牢了，兄弟有个不情之请，还希望南老师能应允。”在了解他被判入狱的前因后果之后，父亲便问他需帮什么忙。父亲本以为覃胡子是要畏罪出逃，请他从旁协助，谁料覃胡子却说：“坐牢没什么，能否请南老师找法院的人说说情，进牢时不要剃我胡子。”父亲听罢有些诧异，因为从未听过别人提出如此奇怪的要求。而入狱剃须是规定，岂能随便破坏规矩。父亲虽古道热肠，但向来自有分寸，并非是毫无原则的乡愿之流。但面对覃胡子这样特殊的请求，父亲虽不十分理解，但还是应承下来了。他告诉覃胡子，既已答应，忠人之事无大小，必当尽力为之，安心等消息吧。其实，父亲之所以答应这样“无理”的要求，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来，当时能办成学院（大学）的只有三个人：一是办了辅仁大学的天主教于斌枢机主教，二是成立“中国文化学院”的张其昀，第三个就是覃胡子了。他一手创办了台湾“中国医药大学”，而且是中医科学化的先行者，对发展传承传统中医的很有贡献。父亲正是看在这样的分上，才毫不犹豫地应承下了他的“不情之请”，决定为这件事亲自出马，去找台北法院的院长、最高检察长王建今。那一天，台北法院的一众法官主管正好都在。他们见父亲来了，都十分客气。父亲向他们说明了来意。王建今听后，表示十分为难，言语中颇有责怪父亲多管闲事之意，他说，覃某品行不佳，父亲不值得为此小事而大费周章。

　　父亲一听此话，勃然变色说：“朋友是什么？有急难相助才是朋友之道。他既是我的朋友，现在遭难，我当然要帮助他。至于人品如何，是另一回事；犯了什么法，自有法律制裁！”“法律也有人情，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虽然入监坐牢，让他留个胡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听闻父亲这样说，王建今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答应帮这个忙。于是，覃胡子在坐牢期间，不但保留了胡子，也没剃光头，住的还是单人房，另有不同于其他犯人的优待。

　　父母亲在台北郊区乌来瀑布前合影

　　父亲一生都非常尊重那些致身于真正事业的人。这里所说的“事业”，是指不同于谋生事业的功德之事，不朽之事。虽然可能以旁人的眼光看来，覃胡子的人品未必佳，但父亲看重的，是他为教育事业，为传统医学效力操持的大功大德，而这样的事功，与他的个人人品相比，更重要，也更值得重视。

　　父亲这样古道热肠，遭受一些非议肯定是无法避免的。有的说他善恶不分，有的说他不洁身自爱，甚至有人认为父亲是个莫名其妙的人。对于这些指责和批评，父亲都不予理会，更不加辩驳，仍然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他说：“人家要吃饭嘛！我们也要吃饭嘛！”有时他也开玩笑地告诫大家：“注意啊！我是大魔头！”他这样说，不是因为他自认是魔头，而是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手段，才能有所作为。如果有人拿父亲的这句话来说他的不是，那么这人还真是把这句话当作镜子照自己了。

　　“义利行”的事业蒸蒸日上，父亲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但好景不长，“义利行”突然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一天中午，在舟山做生意的合伙人，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面前。只见他面如土色，一副狼狈相。他刚从舟山回来，一下船，就赶忙来向父亲报告：“国民党要撤退，我们的三条船被征用，用来运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三条船的货都被烧掉了，损失黄金三千两。”“义利行”的老本被付之一炬，血本无归。听闻这一噩耗，父亲却表现得很镇定，就像他一生对待钱财的态度那样。他对那位合伙人说：“没有事，不要紧，你先回家去，洗个澡，睡一觉，生意的事明天再说。”其实，父亲一生就做了这一回生意，谁知道世道艰难，时局动荡，使得他一夜之间，从一个有钱的老板，突然破产，不剩分文，陷入平生未有之困境，甚至一度要靠典当衣服来维持生活。

　　在此需要介绍一下这次令“义利行”毁于一旦的“撤退”事件。国民党的这次“撤退”，又叫“舟山大撤退”，发生在一九五〇年的五月，是一次极为秘密的“撤退”行动，自五月十三日晚间进行至十六日，三天内共计十四万多的军民“撤退”完毕。不过由于军队拉夫达万人以上，舟山岛一万三千多个家庭都遭受到了人事全非的创伤，但是这次“撤退”也让台湾保存了重要战力。

　　而当时“义利行”生意所及的舟山岛，位居杭州湾口，是地处东海的战略要地。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起初在舟山岛上部署了十多万重兵，作为必要的“反攻”基地。但是自一九五〇年起，人民解放军在苏联的协助下，海空军的实力不断强化，这让岛上的国民党军备感威胁。于是，当制海和制空权都丧失之后，蒋介石决定将部队撤出舟山岛。尽管当时仍有部分国民党军将领反对“撤退”，但在岛上的这十二万五千多名国民党军守军，占了撤离大陆六十万国民党军的百分之二十，倘若舟山发生战争，由于其距台湾的补给线过长，一旦被截断，那么全岛的守军可能就会被歼灭，这样一来损失太大。只是如此机密的“撤退”，让人无法策划避险，这也害苦了父亲和他的合伙人。

　　不过这只是关于父亲生意失败的一个说法，据说还有一个版本，就是父亲的生意实际上是被一个温州老乡叶筱田给骗了。这个人把货物卖到宁波，然后卷款逃回温州。当时的船是租来的，船东连油都没有钱加，还是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加了油回到台湾，向父亲报告了经过。因为我二哥那时在台湾，他人虽小，但是父亲见他聪明能干，一直叫他帮忙参与生意，所以这事他知之甚详。不过因为父亲没有亲自说清楚过，我后来听母亲大概说的就是“舟山大撤退”的原因，也可能父亲没有把实情告知她，毕竟遭人欺骗更令人神伤。

　　骤然的变局，让父亲与许多人的心血付之一炬，“义利行”只好关门。父亲剩下的也只有毅力了。先前参与生意投资的人，这时全都成为债主，为了钱，为了生存，许多人表现得非常狰狞。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这些人好不容易逃到台湾，将带来的一点儿家当都投入这个生意，指望赚钱后能过上好日子，现在却血本无归，在这样的情况下，鲜有能保持理智的人。虽然此次“撤退”是军事上的必要，而且是极为保密的决定，只有极少数的将领知道这一内幕，明明白白不是生意上的失误，而是大时代的悲剧，可是许多人还是疯狂责难父亲。当初是他们向父亲哀哀求告，请他务必让他们参与投资，现在则是不计一切，要求父亲还钱。面对这样巨大的压力，父亲对他们并没有任何责怪，而母亲也毫无怨言，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负担，用心照料着父亲和刚出生的姐姐以及从家乡来的家人。

　　在此之前，家乡的大妈从同乡那里得知父亲在基隆落脚后，便带了年纪还小的二哥小舜，颇费艰辛，寻到基隆。他们是在一九五〇年年初，农历正月初一到台湾的。临行前他们在浙江的洞头住了一晚，第二天是除夕，三艘船一起起航，最后只有他们乘坐的这艘船平安抵达基隆。两个月后，我大哥也经朋友帮助到了台湾，与家人会合。在台湾的日子里，小舜哥在父亲身边帮了许多忙，直到父亲的生意失败为止。那时，大妈来台也有一段时日，父亲虽胼手胝足，夙兴夜寐，但无奈值此生意遭遇困厄之际，一家生计难以维持。前面提到父亲看到时局，也曾考虑寻一个小岛存身，带一大家子人，行动不便；而且祖父母在乡里也不知祸福，于是大妈遂领着两个哥哥，又辛苦跋涉返回老家，从此父亲和大妈隔海相望，天各一方。他们也许想不到，两人再见之时，已是耄耋之年。

　　在这一段艰苦的时间里，贫贱不能移，就是我父母真实的表现。父亲将家搬到基隆七堵的周边山上暂住，那是一个荒坟野岭，蛇鼠遍地，连水源都没有的地方。母亲为了避免父亲遭难，总是让父亲出门，避开上门讨债的人，自己却多次独自面对债权人的言语和行为的暴力，有时还面临刀刃架于脖子上的险境。母亲是个坚强而善良的女性，遭受这么多的屈辱，此后在和我说起那段故事时，却从没有责怪过谁，也没有埋怨过那些人。她常常以自己也是受害人的心态，去体谅别人的心境。她说：我们家受的苦难，不也正是他们家受的苦难吗？

　　当时，每天在父亲出门后，母亲要走很长的山路到山下去取水，在山涧中洗衣服，再把衣服背回家晾晒。所有的食物也要去山下买，再负重爬山回家。那时候，母亲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却要带着三个小孩，艰辛度日，忍饥耐寒，把我们拉扯长大。回忆起那些年的艰辛日子，母亲还是余悸犹存。尤其是那时候的基隆，由于潮湿多雨，山上的蛇多，常常在山路上乱窜。母亲十分怕蛇，但是为了我们，虽然日日担惊受怕，却也鼓起勇气继续面对。她生我们子女从来没有坐过月子，好好地补补身体，往往是产后第二天，便投入到繁忙的家务劳动中；再加上常年住在山上，山高风冷，寒泉侵骨，让母亲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她的手部，常年在寒水里洗衣淘米，患了极严重的风湿，浑身也落下了不少病根。

　　母亲对家庭尽了她最大的牺牲，换取了父亲的平安和继续修行的健康身体。除了担忧遇到蛇等动物外，山上风强雨急，又多荒坟，母亲为了照顾这个家，实在是日日提心吊胆。有次听父亲说，由于母亲和姐姐们胆小又怕黑，家里也常常停电，所以总是觉得家里有些灵异现象。譬如有一次，大家都听到一个间断出现的“吱吱”声，待要循声找它时，又突然没了。过一会儿，这声音又会冷不丁冒出来一下，就这样时断时续地响着，扰得大家都心神不宁。好在父亲心中无念无惧，在每个角落细心等候听声，最后发现这个声音原来是热水瓶发出来的。因为早期的热水瓶，瓶盖是用软木塞包着纱布做的，本身很轻，受到热水的高温蒸汽的冲击，会被抬高露缝漏气，所以有出气的声音。等到压力降低，又恢复正常，如此反复，不知情的人听起来倒是吓人。大家知道以后，反而多个笑料了。

　　在小弟国熙出生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基隆，搬迁到台北，住在龙泉街菜市场旁边。我当时仅三四岁，记忆里，那段日子却是非常开心的。依稀记得父亲在拥挤的房间里，挤在书桌椅之间，打着猴拳，追逐我们几个小不点，忽上忽下，好不神奇，也让我们惊叫连连。

　　我的记忆就是从龙泉街开始的，基隆的苦难在我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烙印，这不得不感谢母亲的悉心照料。我们在龙泉街的房子，位于一个小的街坊菜市场口，并不在菜市场里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式房子，进屋有个玄关，每个房间都有厚厚的纸拉门，拉门上糊的都是樱花或是梅花的图画贴纸，厨房在后院，好像要下一个台阶才到。屋子后面就是日式房子的标准院子，虽小，却透天引光。门口进来的院子里，有一棵树，我常常去摸它。为什么我会对那棵树记忆犹新呢？因为那时候，收音机里每天播报一个广播剧，剧名是“双槐树下”，所以我也常常看着那棵树，时常幻想。

　　从房子所在的街道往里面走一点儿，就是菜市场了。每隔一阵子，就会有酬神唱大戏，当然唱的是台湾的歌仔戏，我那时也是幼儿心性，虽听不懂却感觉很好玩。戏台是向上搭空的，下面还可以走人，这样就不会打扰菜市场的生意。戏台上有时是歌仔戏，有时是布袋戏，非常有趣。早期的台湾地区，有强烈的日本文化遗风，居民都把环境打扫得很干净，所以后来听到有人说龙泉街的环境臭臭的，不禁惊讶是否说的是同一地方。这样不实的讲述，当然感觉是有意去营造某些形象，却与事实不符。就像有的文章谈到的“南老师”，也只是某人的认知，不一定是父亲的全貌。

　　有一天，家门口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自称是来找父亲的。但见他穿了一双开了洞的鞋子；一条松松垮垮超宽大、极不合身的牛仔裤，两个膝盖处有孔，膝盖全露在外面，一看就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胡子满脸也没有刮，蓬头垢面，真像叫花子。父亲也不嫌弃，而是问道：“你这是什么鞋？”来者回答：“这是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的四知鞋。”父亲听后哈哈大 笑。

　　一问之下，才知道来人原来叫张尚德，是父亲在台湾早期的学生黄孟林介绍来的。他为什么来见父亲呢？原来，他此番前来是想向父亲求学的，为了能让父亲接受他，他就先自己介绍，讲了一下自己的故事。

　　全家出游荣星花园

　　因为战乱，张尚德在沦陷区没有好好地读小学，而是直接跳级读小学六年级。初中连两年都没读完，数学、英文都考零分，因为这些都不是他喜欢的课。由于家乡赌风盛行，年轻的他也数次把学费拿去赌博。之后，他念了两个中学都没有毕业，于是便干脆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岁时，加入国民党青年军二○六师，随军到了台湾，在台湾军中服役将近六年后退役。他当时是以上等兵身份加入部队的，但是最后还是以上等兵的身份退出。不是他不努力，实在是因为这些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张尚德自小就曾亲眼看到日本兵烧死外祖父，还有清乡队虐杀汉奸嫌疑人家属这些残酷暴行，于是，退役之时，他的心中便有无数的疑问：人是什么？为什么社会会烂到这个地步？在人类历史记录中，人为什么你争我夺，争斗个不停？宇宙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凡此种种，无不令他困惑万分，他急切地寻找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当时听说哲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学科，于是他就下了决心，非考取唯一所开设哲学系的大学——台湾大学不 可。

　　当时，张尚德的高中课本有厚厚的一大堆，差不多有四十本书。于是，他日夜拼读，希望能早日考取大学。因为不懂数学公式，就死记硬背；而有的英文字母太长，譬如“international”“university”这些单词，实在记不住，便将它们从小字典上割下来，用开水和着笼统地送到肚子里，以为这样吃了，肚子里自然就有洋墨水了。他还幽默地说：“人离不开金木水火土，纸张是木和竹类做的，因为吃字典，证明纸张原来是可以吃的。”而他每天苦读的结果，就是头从右边痛到左边，从前额痛到后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二十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尚德最终侥幸地考上了台湾大学哲学系。

　　但入学之后，张尚德才发现，自己的人生困惑，根本无从寻找答案。当时，他在台湾大学上一年级，期末考哲学概论课，彼时教授此课的是名望极高的范寿康先生。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是非常有名的，而他本人甚至做过台湾省的教育厅长。在考试开始的时候，他就先告诉学生：“不要作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只要写上名字，交白卷也给六十分。”张尚德当时心情非常郁闷，一听到交白卷也可以及格，马上签了名，把白卷送上讲台。这个既有挑战又很幽默的行为，让全堂一百多个学生顿时哈哈大笑，甚至连范寿康先生也无可奈何地笑了。

　　到了二年级的暑假，张尚德觉得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十分沮丧，甚至出现了自杀的念头。他过去颠沛流离，曾随军队东迁西移，不得已，常常睡在地上，他曾自嘲说感觉当时真像狗一样，生不如死。因为之前的生活太艰苦，所以当时他心想，既然决定自杀，那临死也应该找一个好地方，以安慰一下自己的灵魂，不要等到下辈子再这样生不如死。四处寻找之下，他来到台北的新店。新店是一个云山雾绕、流水潺潺、鸟鸣嘤嘤、风景秀丽的地方。他感叹道，这真是一个好归宿。不过，他终究还是没有狠下心来，决定还要去探索一番：自己自杀是为了什么。也幸好是这一犹豫，张尚德最终才没有做出傻事来。

　　为了解答自己自杀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他偶然间看到了叔本华的《论自杀》一文。读过后，张尚德这才知道，人要自杀，是因为生存意志不坚定，盲目的生活造成了痛苦，这种痛苦强化到了极点，无从解脱；此时的人愚蠢到了极点，错误地认为自己心里的痛苦超过了自杀时肉体的痛苦，痛苦战胜了恐惧，所以才会自杀。知道了这些，张尚德顿悟了，原来一直以来他都是在自寻烦恼，自杀是胆小者的行为，所以他就放弃了自杀。

　　张尚德知道到我父亲也是一个偶然。一天黄昏，有一位湖南平江人，名叫黄孟林，优哉游哉地来到张尚德在新店藏身的竹林。两人见面一谈，发现都是湖南人，算是老乡，于是相谈甚欢。黄孟林此时约莫五十岁，遍走四方，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张尚德就问他：“你为何如此有学问与人生阅历？”黄孟林说：“我没有什么学问，但认识一位老师，非常有学问。”张尚德问：“这位老师是谁？”黄孟林说：“他叫南怀瑾，你可以去找他。”就这样，张尚德就出现在龙泉街的南宅了。

　　介绍完自己后，看到父亲一直笑嘻嘻的，张尚德胆子也大了些。他用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说：“我会念诗。”然后他可能是念了一首禅门修行者寒山的诗：“吁嗟贫复病，为人绝友亲。瓮里长无饭，甑中屡生尘。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憔悴，多愁定损人。”他用这首诗来形容自己见到我父亲时的所观所感，大意是：虽然处于贫困的家境，却依旧不为环境所动，仍旧神采奕奕。只有修行有成的人，才能做到如此。

　　父亲听完他念的诗后，哈哈大笑。就这样在笑声中，父亲结识了个性轻松的张尚德，也让他有机会继续来家里过访。

　　张尚德第二次来访时，父亲实在不忍看到他那副脏遢遢、满身汗臭味的模样，便给了他二十元钱，叫他去理发。我父亲对于个人形象素来极为看重。他说过，尤其是当一个人在不如意的时候，反而一定要衣履整洁，精神振奋，这样才能够改变现状。所以他交给张尚德二十元，让他去修整仪容。

　　张尚德问：“给我二十块钱，干什么？你自己这么穷。”因为他看出我们家并不富裕，所以不想拿这钱。但是父亲还是叫他拿去，虽然这个年轻人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仍然耐心地帮助他。张尚德问说：“拿去干什么？”父亲说：“去理个发。”张尚德说：“五块钱就够了。”他在台湾大学，因为穷，一年理发不到两次，所以就养成非常不喜欢理发的坏习惯。实际上，理发的确只要五块钱。他心里想不通，觉得我父亲是个怪人，自己那么穷，还要拿钱让人去理发，实在奇怪。

　　父亲还是一句话，说：“你拿去。”坚持让张尚德拿着钱。父亲始终认为，一个人，能从外表的整顿，带出内在的精神。张尚德后来说，他第一次看到我父亲，那感觉是“当时南老师不是‘神采奕奕’‘灵光独耀’‘超天超地’所能形容的”。他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这就是父亲，无论何时何地，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威仪。许多人都不知道，就算是穿百衲衣的出家众，都要随时注意外表的威仪，这只是基本的戒律。想和父亲学习的张尚德，当时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适应。他甚至没理解，在他眼里，所谓很穷的南老师，为何在衣着仪表上，毫不邋遢。

　　佛说：“贫穷布施难。”当时的二十元钱是非常有用的，不过父亲为了提振这个年轻人的精神，毫不吝啬。父亲带着我们搬到台北，就是因为财务已经有改善，生活有着落了，否则怎么会住到台湾省的中心城市。只是在这个十分落魄的人眼里，还是为我父亲的财务状况担心，这也很难得。那段时间生活虽然艰辛，但父亲依然满面春风，穷而不愁，潦而不倒。他不但忘记了贫穷困苦，而且从中走了出来，不以贫穷困苦为意。贫穷困苦对于父亲来说，甚至是一种动力，是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大情怀。父亲对张尚德的帮助，正是出于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仅对张尚德，父亲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是如此，从来都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他的这种精神和情怀，比他的帮助本身更令人崇敬。

　　曾想自杀的张尚德，由于见到了父亲，觉得父亲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依旧不改其乐，他受到了激励，便逐渐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后来，他慢慢地跟着父亲学习，知道自杀就是一种罪恶，在佛家看来是会下地狱的。地狱究竟是什么，谁也无法解释清楚，只能说，有时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思考，放纵思想，困在对自己高度失望的念头中，万念俱灰。这种失控、放纵和绝望，就是一种折磨自己的地狱。

　　人如果在实际人生经验的理解上，能洞悉自我是如何存在的，那就人如仙露明珠，行如仙珠走盘，就可以进行学习了。所以禅门居士维摩诘说：“如果真入禅，那便处处是道场，时时为净土。”张尚德第二次见我父亲时的认识与感想是：在臭臭的菜市场陋巷里，也有圣贤豪杰的“乾坤”。最起码，他看到我父亲早就无处不是道场的修为了。至于他将菜市场形容为“臭臭”的，倒也蛮有趣的。我记得那时菜市场只是有腥味，没有臭味，不知道他闻到的，是不是正如父亲后来所说的，来者身上有“臭臭”的人味。

　　全家人合影

　　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父亲在饭不饱肚，衣不保暖的困境中，却依然知礼节，知荣辱，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不仅是他自己所坚守的原则，也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但父亲不是通过头头是道的说教，而是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进行言传身教，让我们体验到、感受到这种历久弥坚的情怀。

　　父亲历来秉持“见师就拜，逢人就学”的修行态度，因此，在台湾的时候，他还拜了一位十分敬重的象数大师胡庸先生为师。我们小孩们都称呼他为“胡公公”。

　　胡庸出自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是个德才兼备之人。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时，胡庸正值弱冠，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于是投身辛亥革命，加入救国运动。胡庸因骁勇善战被多次提拔，官至少将旅长。

　　一九四九年，胡庸随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退役后，他独自居住在基隆，以占卜为生。虽然经济窘迫，但胡庸淡泊名利，即使身居陋巷也乐在其 中。

　　父亲听说了胡庸的大名，便登门造访。见到我父亲后，胡庸十分惊讶，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不凡之人。加之父亲学识渊博，对《易经》早已有所了解，因此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这次见面之后，父亲对胡庸的人格和学识都非常尊崇，便以师长之礼相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家已从基隆迁居台北，先住在龙泉街，后迁于泰顺街六十巷的蓬莱新村。蓬莱新村是我们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也是父亲的许多老学生，比如王绍璠、朱文光、杭纪东、张尚德以及林曦和几位女学生首次来访的地方。在那一段时间，父亲与各界知名人士书信交往极为频繁。为了及时答复对方疑问，父亲的两个学生朱文光和林曦便成为了他的信差。朱文光是台湾大学的学生，林曦是我的表哥。一九六〇年，胡先生年届古稀，寄给父亲七律自寿诗四组。父亲反复吟诵，赞叹不已，并亲笔和了四组七律，次日即命林曦表哥将诗文和寿礼送去，以恭贺老人健康长寿。

　　胡庸先生居住在基隆的一间陋室，生活清苦，膝下又无人照顾，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晚景颇为凄凉。林曦表哥在回到台北后，将胡先生的现况如实告知了父亲。父亲听后长叹了一声，一言不发。那时，父亲已有迎接胡先生到台北颐养天年的想法。在那之后，父亲便常派学生去基隆拜访胡庸先生，并多次提出要接他到台北颐养天年。但胡先生为人过于自重，不愿牵累父亲，因此一直不肯搬迁。

　　后来，胡庸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父亲又多次提出要接他来台北。终于，他在盛情难却之下答应了。一九六八年，胡庸先生在父亲的学生们的帮助下，收拾好行囊搬到了台北。

　　泰顺街六十巷蓬莱新村和学生们合影，王凤峤、夏荆山、陈芳男、朱文光、王绍璠、杭纪东、汤珊先、父母亲、大姐和两兄弟

　　父亲经常找胡庸先生卜卦，我和国熙弟出生时，胡公公都替我们卜过卦。当时胡庸先生说：“很奇怪，中国是不是还要乱？”

　　父亲问：“为什么？”

　　胡庸先生说：“怎么现在生的孩子都杀气很重。”想来，这大概不离前世因缘，的确，我从小就想当一名军人。

　　每年过旧历年，父亲都会让我去找胡公公卜卦，并让我恭恭敬敬地递给他一个红包，算作卜金。其实这是父亲的巧妙安排，如此一来，不但能够照顾胡公公的生活，也可以哄老人开心。父亲说，这样做才能够保护他的尊严。

　　虽然已经年老多病，但胡庸先生并没有享清福，依然潜心钻研《易经》，并决定将自己的堪舆绝学传承下去。为此，他收父亲、名医张礼文、画家夏荆山三人为徒。父亲亲自操办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拜师礼，他们师兄弟三人效仿古人，对老师胡庸行三跪九叩之礼。传统的师徒关系好比父子关系，正如俗话所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建立这样的关系，必定要行大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古礼已经渐渐失掉了。那一次，胡庸师徒四人将古礼重现，在场围观的学生们看后，无不惊叹、感到震撼。

　　父亲与两位同门师从胡庸先生三年，均学有所成。后来，张礼文和夏荆山先后移居美国洛杉矶，成为当地知名的堪舆大师。

　　而父亲则一直奉行“作而无作，无作而作”的原则，将堪舆绝学备而不用。所谓“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净空法师在《地藏经讲义》中进行了阐释：“做再多的好事，自己心里头连痕迹都不沾，即所谓‘作而无作，无作而作’，那叫妙。‘作’是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作’是心地清净。所做的为一切众生，做成功，众生有福，做不成功，众生福德因缘不成熟。所以自行化他，都是随缘而不攀缘。着相就是攀缘，离相就是随缘。”尘世中的万紫千红，在一代宗师眼底，乃过眼云烟尔！

　　父亲秉承这一原则，不忘时时与人为善。他曾在带家人看电影时抓到小偷，因小偷悔过就放他一马。在穷困时，好不容易有人送来半袋米，父亲听说附近另有一家人悲惨至极，就马上送出去了。生活中慈悲行善的故事，母亲说给我们听，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父亲不仅与人为善，对待子女也是非常慈祥的。我记得父亲经常带我去喝咖啡，还会带我们去附近的明星戏院、宝宫戏院看电影，多是神话片、爱情片、教育片之类的。随着家中生活逐渐改善，父亲渐渐有时间陪我们这些孩子玩，他有时也会和我们打闹在一处。父亲从小习武，身手很是敏捷，在我很小的时候，有次父亲打猴拳抓我们这些小孩子玩，吓得我们像群小猴子似的到处躲。家里地方小，我们又跑不快，只能躲在桌子下或者床底。父亲打着猴拳，也是上蹿下跳、时高时低。我们才躲在桌子底下，他的脸突然就出现了，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却也真是好玩。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有这一次陪着我们一起疯玩，虽只有一次，却足以让我铭记一生。

　　我和父亲一样，小时候身体羸弱，父亲也同祖父一般，虽然有着极好的功夫，但秉承易子而教的传统，没有亲自教我武术，而是请了一位拳师教我学拳。说来很有意思，这位拳师是父亲坐三轮车时认识的。那时台北到处都是三轮车，有一次父亲坐三轮车的时候，看这个师傅黑黝黝的，长着一脸麻子，个子不高却孔武有力，于是便同他攀谈起来。从谈话中得知，师傅姓孙，山东人，也练过拳。父亲十分高兴，便请这位孙师傅来教我们拳术。那时我们住在蓬莱新村，那里正好有个小广场，适合孩子们活动，孙老师便在那里教我们一些拳法的基本功。印象中我和孙老师学了一套长拳，还有一套齐眉棍。不过我那时年纪尚幼，仍是孩子的玩闹心性，拳打得不知所以然，棍子也舞得飘飘忽忽。不过父亲对孙老师的关心和尊重却让我感触极深。

　　台湾夏天经常会有台风天。有一次正赶上台风来临，雨下得很大，我们那一带水已经没过膝盖了，不仅停水停电，甚至连吃的都买不到。那天晚上父亲领着我，拿了些东西，特地涉水去探望孙老师，因为他住的地方比我们那儿更容易淹水。虽然当时我只有五六岁，但这件事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由于这个经历，我对中国武术也一直有很深的感情，高中时还加入学校的国术社。直到今天，只要看到拳术高明的人，我都会赞赏不已。

　　我小时候是个多愁多病身，耳鼻喉天生不好，常常要麻烦父亲带着我去看一位叫王老得的耳鼻喉科医生。我的鼻子经常会出血，喉咙耳朵也总是发炎，三天两头就要去看医生，拜访王医生就像拜访朋友那么频繁。更惨的是，我从小牙齿也不好，又爱吃糖，半夜三更常常疼得睡不着，把父亲吵醒，带着我坐三轮车去看牙医。那个医生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最后也成了熟人。我这个身体虽然给父亲添了不少麻烦，但回想起来，子女之间，问题最多、摩擦最多的，往往反而同父母最亲近。我直到二十五岁才离开父亲，在兄弟姐妹中算是受父亲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最久的，对父亲的处世之道也最有体悟。我从小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修行人，帮父亲断六亲，其实也是在帮自己断六亲。此亦是度尽众生，本无一人可度。父亲和我总是无须言语道断。

　　父亲对我们不但是启发式的教法，同时也会保护家人不受无谓的欺凌。我上小学的路上，要经过一个老式的菜市场，那里时常会有些粗鲁的人滋扰路人。有一次，我被一个体格壮硕的小男孩无理阻拦，还吵了一架。回家后我将此事告知父亲，他马上带着我回到现场，向对方家长说明情况，在看到那个男孩的父母斥责男孩后才回家。一个父亲对子女的正当护持，是孩子心中永远的温暖，也是最珍贵的亲情礼物。

　　我幼时全家福

　　父亲对待万物众生的“平等心”，也同样令我感触良多。记得我读高中二年级的冬天，父亲突然带了一只小狗回家。那条小狗是吉娃娃和北京狗的混血品种，刚出生不久，只有巴掌大小，模样甚是可爱。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小孩子取个土一点儿的名字会更加有福气，于是父亲和我决定叫它“吉利”。此后，它几乎与我朝夕相处，白天钻进我棉袄的大口袋里，晚上也和我一同睡在床上。

　　其实我不喜欢养宠物，因为自己是一个尊重自由的人，所以会觉得对它所谓的宠爱，其实是对自由的限制。我对它一厢情愿的宠爱、纠缠，反而令它试图躲开我，摆脱我的控制。而这或许也是酿成吉利惨死悲剧的原因之一。

　　当时我们住在金华街，有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天色已经很暗了，我带着吉利出去散步，心念一动，突然觉得每次都用绳子拴着它，好可怜啊，于是便松开项圈的绳子，让它自由地跑一会儿。绳子刚一松开，它就跑到了外面的街上，此时一辆大车疾驶过来，车轮轧过吉利的脖子。吉利当时便口吐白沫，很快就咽气了。我不由得痛苦万分，赶忙把它抱到路边的电线杆下，回头发现那辆车还是在快速往前开。于是我跑到路中间，拦住了一辆摩托车。我眼含着泪，冲着那个骑手大吼：“那辆车撞死了我的狗，帮我去追他！”那个骑手真的载着我在大街小巷间疾驰而过，去追那辆车子。

　　那辆车的车主也很善良，不住地和我道歉，说他没有看到吉利，还让我坐他的车子回家。父亲看到我抱着吉利的尸体泣不成声，也没有再说什么，便让车主回去了。他见我哭得那样伤心，便和我商量怎么处理吉利的尸体。父亲按照台湾“猫死挂树头，狗死随水流”的习俗，找了一个纸箱，用自己的衣服把吉利包起来放在里面，把它从淡水河的某个水门边送了下去。父亲还为吉利念《往生咒》送行。

　　如今想起父亲的温情与仁慈，我依然觉得很是感动。许多人口口声声说着众生平等，也会花钱去买些金鱼来放生，但能像父亲这样真正以平等之心尊重每一条生命的，却非常少见。而这件事，也让我懂得了许多与他人相处的道理。

　　但父亲的这种慈祥并不意味着对孩子无原则地放纵。在某些方面，父亲又是十分严格的。当我恶作剧，用鞭炮把客人吓哭时，父亲会打我。当我高傲迷失时，父亲会毫不留情地谴责。父亲要求我从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古文观止》《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但不像许多读经私塾让孩子不堪负荷，教学方式过于呆板严厉。他要求一次背诵的量并不多，而且给了我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他阅读各类书籍，让孩子坐拥书城，自然而然地熏陶文化气息。父亲并未望子成龙，从没有以学历论人，而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当马牛”的实践者。不过父亲讲求为人处世的态度，他一向认为真正的学问就是做人做事。

　　父亲不仅通过言传身教来影响我，他的朋友圈亦对我影响很大。我们从小接触的都是才华横溢的长者，早期家中往来的都是父亲四川的好友，例如曾经当过灌县县长的萧天石、“立法委员”程沧波、“国民大会代表”傅先生，这几位是我记忆最深的。其中，程沧波先生的道家学问极为出色，书法也很漂亮。每次父亲的这些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也很高兴，跟着大人“吃喝玩乐”，搬藤椅、凳子到住宅外、到房子前，把门口当院子，坐在外面喝茶、吃柚子、聊天、笑闹。父亲跟朋友聊天时，我们小孩也会旁听，那些不经意间谈起出来的诗词典故，在我耳中如雅乐般动听。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时刻是多么幸福。

　　在我稍长以后接触到的长辈，像王凤峤先生、刘大镛先生，都是诗文一流的书法大家。还有孙毓芹先生，是河北古琴家，也是在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的，琴艺精湛，后来在一九八九年获得“国宝古琴大师”的荣誉称号。

　　孙毓芹先生来台以后在学校任职教官，大家都以孙教官称呼他，当然我们小孩是要守礼的，因为他年纪轻于父亲，我们都是以孙叔叔相称。他不但琴艺好，学问好，而且为人极为风趣。我还记得他听了某人说的故事以后，评论是个“羊上树”的故事。我非常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是羊上树呢？他说：“这个羊怎么会上树呢？就是那个人胡说罢了，把羊都说得上了树。”让我笑得不行。也还记得他告诉我，“葱辣嘴，蒜辣心，辣椒辣到脊梁筋”的俚语。后来父亲还请他代替自己去大学教课。

　　王凤峤先生自抗日从军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南渡台湾，五十年代在台北工作时，常常与许多老长官一同去听我父亲讲学，并由朋友介绍拜识父亲，师从学习近五十年，交契甚厚，多次追随父亲进行闭关打七等活动。王凤峤先生师从溥心畬公学习书画四十年，后亦求教于大书法家朱玖莹、丁治盘诸公，于书法一道颇有心得。他长得非常圆润敦厚，个性爽朗，声音浑厚，最喜欢和大家说笑。他为人非常幽默，待人又不论长幼皆和气友善。每次见到他，就像见到弥勒佛一样，是让人自然想亲近的善知识。

　　刘大镛先生不但书法好，也颇有诗才，父亲也曾请他教大家作诗。他为人比较严谨，处处守礼，长得也非常体面，一副斯文有才的君子模样。我也曾经跟他学诗，只是几乎都在晒网，没有打鱼，惭愧惭愧。他与王凤峤先生，两位时常为父亲做书法的代笔。

　　我从小身边所闻所见之人，都是一时之俊彦。父亲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亦有白丁，不分彼此，平等待人。

　　父亲“视天下人为子女，视子女为天下人”。作为一个修行之人，他告诉我们要自尊自立，除此之外，再无要求。父亲不希望让我们几个做子女的照顾、敬养他，甚至希望我们几个之中有一个能出家，他说这是上善的因缘。这种想法在普通人家是很少有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四弟国熙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就把他送给美国人收养。彼时，美国海军退休中将薛乐如，曾到香港大学学《易经》。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时常向父亲请教问题。不久，薛乐如提出想收养弟弟做义子，带到美国读书、生活，父亲居然马上就答应了。在送儿子离台赴美时，父亲曾写了一首送别诗：

　　腊鼓寒宵送子情，辞亲顿忆少时音。

　　重洋远隔东西海，日月常悬两地心。

　　父亲一生都教导我们要怀有“平等心”，而不是现在很多人对父亲持有的敬仰之心。父亲对任何人都是“无分别心”，无论是对自己，对家人还是对好友弟子，乃至对陌生人，都是无分别的，而这也正是“平等心”的体现。父亲的这种“平等心”，也影响了与他相交之人，子女、弟子，甚至故交，都怀有平等心去看待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去看待父亲所做的一切，如弘扬佛法、大学讲道、著书立说、创立协会、传道美国，等等，那都是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夙愿，是他的事业和一份民胞物与的心。而其中，父亲首先想要做的，就是弘扬佛法。

　　二、扶桑野狐引龙吟

　　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抱定一个立学宗旨：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他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都亡掉了，这就沦为万劫不复之地，永远不会翻身。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就更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因此，父亲一生都在为弘扬中国文化而奔走奋斗，所做的一切事业，都是怀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之心。

　　当时，台湾的文化生态可谓一片狼藉。被日本的奴化教育统治了五十年，连中文版报纸都被禁止了，学校里“四书五经”也不让念了。父亲刚到台湾的时候，书店里买不到“四书五经”、《红楼梦》等古典书籍。而且，台湾的地方民众，从小接受的就是日本的教育，连中文版的《三国演义》都读不懂，得看日文版的。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后，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暇顾及文化建设方面的事。面对此种境况，父亲心急如焚。父亲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不管经济怎么发展，这个社会也不可能繁荣安定。因此，除了“义利行”生意兴隆的几个月外，父亲在其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依旧夙兴夜寐，默默耕耘，做了一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父亲全力以赴地做他想要做的事。他决定，首先从弘扬佛法开始。一九五一年，父亲曾应詹阿仁先生等人的请求，在基隆佛教讲堂讲佛法。

　　当时，找遍台湾也找不到一部佛经，于是父亲就从自己带来的书中选了一部佛经，准备印刷出来，传播给民众，以此来弘扬佛法。但父亲没有钱，一时无法印刷。不过，善有善报，最终还是有人出钱，让父亲印了几百套佛经。但是，这些印出来的佛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卖出去。后来，父亲遇到一位商人，说愿意出钱全部买下。父亲听闻此言，当然很高兴，认为皇天不负有心人，便把佛经都卖给了他。谁知道，这个商人是一个肉商，把这些佛经买走后，并没有传播出去，而是一张张地撕开来，用于包肉。当然，这只是一个趣谈，不过也说明了佛法在那个年代遭受到的冷遇。

　　当台湾和大陆还没从战争对立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时，日本人却已经改弦更张了。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便决定要用文化来征服别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父亲更觉得文化的传承刻不容缓。

　　当时，日本有意培养了两个人：一个是禅宗和尚宗演，一个是居士铃木大拙，派他们到美国去弘扬禅宗。早在一九四九年，铃木大拙就被选为日本学术院院士，且获天皇颁授文化奖章，日本天皇政府每年津贴他不少钱，要他在美国提倡禅宗。他讨了个美国太太，所以英文很好，在美国弘扬禅宗，如虎添翼。自此，日本禅学不仅在美国兴起，铃木大拙的禅学也开始流向台湾，而铃本大拙甚至在书里批评中国学者不懂禅。

　　面对铃木大拙的批评，胡适做出了回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胡适发表了一篇文章《禅宗在中国》［Chan（Zen）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从历史的角度来论禅宗，以此反驳铃木大拙“中国学者不懂禅”的批评。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不久铃木就有了回应。他的答辩文章题目为《禅：答胡适》（Zen：A Reply to Hu-Shih）。文章开头就说，“胡适可能了解许多历史，但并不了解历史中的人物”，洋洋洒洒，说到后来，竟直截了当地说胡适不懂禅宗。

　　此后，关注哲学问题的东西方学者们，都翘首等待胡适的答辩，但是，胡适却始终未再发声。不少人向父亲提出建议，希望他执笔中国哲学史的禅宗部分，以此确立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胡适被铃木批评为不懂禅宗，不仅令其本人感到难堪，而且令作为禅学宗脉的中国禅学界，都感到非常难堪。日本人对文化教育的尊重，正是大和民族值得外人学习的一种优秀品质，所以，日本虽是战败之国，却能迅速发展经济，执东亚经济之牛耳。也有人说，日本人的这种专注的文化精神，正是深受禅宗的影响。

　　铃木的禅学在国际上声望日隆之时，台湾仍是一片文化沙漠，尚处于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局。但即使在此文运不济、大道流失的困窘局面下，也有少数具有使命感的中华文人开始在海外积极发挥作用。如那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钱穆和唐君毅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程兆熊、徐复观也加入其中，开始文化播种的开创性工作。但总体上，由于长期的战争摧残，海峡两岸民众生活极度困难，均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无暇顾及文化的发展，文化建设也难成气候。就如后来大师级的学者牟宗三，彼时也只是在台北师范学院（后改名为台北师范大学）教书，所得仅可满足温饱。而在大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禅学大师——虚云大师的学说和人身都遭到攻击，而另一位高僧梦参法师甚至被判刑劳改。

　　梦参法师

　　梦参法师，十六岁出家，曾师从慈舟、虚云、倓虚、弘一等法师。一九五〇年，梦参法师在川藏地区学法，被捕入狱，理由是他拒不还俗。后来他被以“反革命”之罪判处十五年徒刑、劳动改造十八年。但梦参法师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在狱中，他依然坚持宣传佛法，通过经常观想一句偈语，“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决心重回佛教、弘扬佛法。梦参法师的法名原本为“觉醒”，但据他说，他感觉自己既没有觉也没有醒，配不上这个法名，又想到自己浑浑噩噩度日，宛若梦中，加之自己也是因为一场梦才出家的，便换了个法名——梦参。梦参法师与我父亲有几十年的交情了，他曾经说过，他和父亲是“道修相同，思想吻合”。

　　父亲到台湾的第二年，大陆就发生了“云门事变”。当时，由于涉嫌私藏“反革命分子”，广东曲江云门寺的很多僧人都被捕入狱，虚云大师也受到牵连。据说当时，虚云大师被暴徒殴打，瘫倒在地。虚云大师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不死！”看到虚云倒在地上不动了，那些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就离开了。结果，虚云大师其实当时是入定了，并没有死。五月，“云门事变”传到韶州，很快，海内外的同门都得到了消息，大家积极筹划联合营救虚云大师以及云门寺诸位僧人。

　　父亲此时身在台湾，也非常担心虚云大师的安危，却很难打听到大师的消息。据父亲说，有一晚，他莫名地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位老人向他挥手，在老人身旁有一个牢笼，同时有一只流着鼻血的病狮子对着父亲吼叫。醒来后，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没有想到，数日之间，就发生了虚云大师受难的事情。父亲尝闻大师说：“将来事，将来自有人做。我等都做好了，后人还做什么？”眼下却听闻如此佛种遭此劫难，不胜唏嘘。父亲很敬佩虚云大师，曾说：“虚老乃一代高僧，行化因缘，犹如多面观音，非凡夫之所知。”

　　父亲焦急地等待着虚云大师的消息。此时，李执中、萧天石在先后探望他时，都提到：“文化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赶快采取行动，不能立德立功，至少可以立言啊！”父亲听闻此言，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为了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声援并捍卫佛法，父亲决定写本禅学著作。

　　佛教传入中国后，某些大师讲授一部佛经便开宗立派，做开山始祖，因此，就逐渐形成了很多宗。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许多宗派逐渐消亡了，剩下的是比较有名的十宗，其中有两宗后来衰落失传，最后剩下八宗。至于今天，比较盛行的，大概只剩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和密宗。而汉传的密宗，又叫真言宗，在中国很早就消失了，尤其明朝朱元璋禁止传密教，所以只有民间在陆陆续续传了。

　　而禅宗到清朝雍正以后，几乎式微了。父亲所面临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国禅宗的东西拿出来，回答当时争论的热点问题：禅宗究竟要不要打坐？禅宗与修禅定有什么关系？禅宗究竟讲不讲气脉？禅宗是不是要参话头？禅宗能不能修密宗以及同密宗是什么关系，同道家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牵涉到中国的儒家道家；牵涉到打坐修行，修定与修慧；牵涉到对生死的认识；牵涉到科学、哲学、宗教等各方面的问题。

　　父亲想写一本禅学著作，来解释这些问题。可当时初到台湾，什么书都没有，案边只有一部《指月录》，而且这部《指月录》还是父亲在成都时买的。说起这部《指月录》，可算得上是大有来头。据父亲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转移并软禁在台湾省，而此时他在成都。在台湾的张学良突然要学禅宗，而看守张学良的那个将军叫刘乙光，是湖南人，称父亲为师兄，也在暗中学佛。他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要父亲赶快买一套禅宗最好的书，寄到台湾来，因为张学良要学禅宗。父亲接到信之时，正要离开成都。看到信，父亲笑了，因为以张学良的佛学造诣是没有资格谈禅宗的。可是刘乙光叫父亲买，父亲又不能不买，于是他到文殊院的印经处，买了一部《指月录》寄到台湾。

　　到台湾后，一天，父亲碰到刘乙光，便问：“张学良还在学禅吗？”“哎呀，他学个什么禅啊？他怎么学得进去啊！”父亲说：“那你为什么叫我买书来给他？”“他要学什么，上面就叫我办，我只好给他买啊！他现在研究明史了，政府找了一个学者周念行教他明史，而且信基督教了。”这位周念行也是父亲的朋友，书读得好，可以一目二十行。因为南方福建、浙江的“二十”音“念（廿）”，所以大家叫他“廿行”。父亲说：“这样啊，正好我没有书，你把那部书还我吧！”所以，这部书又辗转回到了父亲手里。不过父亲手边也只有这部《指月录》，其他的没有几本参考书，就只能凭自己的记忆去写。

　　那时，我已经出生了，家里又多了个孩子，而母亲还在等米下锅，父亲把当时的情况形容为“运厄阳九，窜伏海疆，矮屋风檐，尘生釜甑”。当时，父亲用一只脚在推摇篮，摇篮里有一个孩子，就是刚出生不久的我，他左手里抱着我的二姐，右手执笔写书。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父亲每天写六七千字，三个月下来，写了几十万字，终于写成了《禅海蠡测》这本书。

　　对于《禅海蠡测》一书，父亲曾说：“我的著作一大堆，真正写的一本书是《禅海蠡测》……所有的书都不算数，就是这一本。”《禅海蠡测》以及后来的《习禅录影》，反映出父亲年轻打七的时候非比寻常的精神和气派，其中存有着众多智慧的话语。《禅海蠡测》就禅宗的要旨、公案、机锋、证悟、神通及其与丹道、密宗、净土诸法之关系，钩玄提要，阐述精微，为苦于不知如何求证无上菩提之大道者，叩开了一扇入佛法之门。

　　《禅海蠡测》封面

　　一九五五年，父亲在困境之中写就的《禅海蠡测》一书，终于出版了。但是，当时印刷的纸张不太好，且呈黄色。此书刚出版时，每本定价新台币五元，在基隆出售，根本没有人买。

　　这时，却出现了一位独具慧眼的人，名叫张君劢。据说他看了这本书后说：“我们这一代，总算对历史文化没有交白卷。”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深知禅宗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如果甩掉禅宗不谈，文化等于掉了一条腿，中国文化就残疾了。当然，张君劢能这样说，也不排除是因为他已看过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了。

　　一九六〇年后，原本流传较少的此版《禅海蠡测》，不知何故，竟忽然热销，一时洛阳纸贵，在香港的书摊被居为奇货，每本售价二十美元。而在台湾也曾一时难寻，因此，父亲自己的书也曾“遭窃”。此事是刘雨虹女士后来讲给我们听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七〇年春，刘雨虹女士和袁行廉一同去拜访父亲，那时，父亲的办公室在青田街巷内一处平房，也就是当年七月开办禅学班的地方。那个时代，大家互相拜访并不需要事先约定，二人也未先向我父亲说明，就直接去了。

　　当时，二人走进父亲的那间小办公室，发现父亲不在，却赫然看见书桌上随意放着三本书。他们见父亲不在，也不拘礼，便走到桌前仔细察看，发现那三本竟是一书难求的《禅海蠡测》！

　　二人自是喜出望外，因为那时父亲的著作即使花高价也很难买到，而现在竟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不假思索，各自揣着一本就走了。当时，虽有一两个人在后面的办公室，却没有发觉他们将书拿走 了。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虽是书的作者，但当时手中也没有这本书，于是便托人找来了三本书，放到桌上。父亲回来发现只剩下一本，就知道另外两本被“雅贼”拿去了，再询问那天谁去过他的办公室，自然就知道是刘、袁二位把书拿走的。父亲虽有些无奈，却也没有追究此事。后来父亲在信义路的书架上，特地做了一块标牌，上面写着“书籍恕不出借，请勿擅自取阅”，应该还是心疼丢书吧。

　　《禅海蠡测》这本书，许多来向父亲求教的人，都未曾看过。几年前的一天，吕松涛来拜见父亲，并说自己阅读过《禅海蠡测》。父亲听后，马上用双手揉搓双眼。吕松涛不解师意，便问：“老师眼睛不舒服吗？”父亲莞尔回答说：“刮目相看啊。”

　　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欣赏《禅海蠡测》的年轻人，名叫袁保新。当时他还是辅仁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九七三年的一天，他请林中治先生转达先知出版社的意愿，希望再版《禅海蠡测》。先知出版社是属于天主教大学的，按理说不会出版其他宗教方面的著作，但他们肯定了《禅海蠡测》在学术上的价值，希望再版这本书。父亲听完，也就答应了。

　　一九七五年秋天，一位美国的天文学博士，专程来到台湾，向父亲求教。此君学禅数年，但《禅海蠡测》一书，他自称只看懂了一半。其实，说看不懂这本书的人很多，但看不懂又奈何！而且，他所看懂的一半，也只是看懂文字而已，不是内容。那个博士说看不懂《禅海蠡测》时，父亲立刻看着刘雨虹女士说：“顶好翻译成白话。”刘雨虹女士不是学古文出身的，对于古文只是稍有涉猎而已，但因为“窃取”了一本父亲的书，结下了这个缘分，好像心里有所亏欠，居然答应做这项工作。岂知翻译工作开始后，刘雨虹女士才知道这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不但是一本分量极重的文化典籍，还是一本参禅用功的指导文献，所以其中遣词造句就极需斟酌。后来，在工作进行到三分之一时，父亲认为仍不够白话，于是刘雨虹女士只好重新开始，舍弃一句一句翻译，而改用与原句不必相对应的意译。

　　刘雨虹女士在翻译时，将父亲所言与经典不符的内容，都依据经典改正了。这种做法，有的被父亲默许了，有的却遭到了父亲的呵责。例如，父亲引用《楞严经》“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这句话，但把第四句“见不能及”说成了“非见所及”，于是刘雨虹女士就照经典改了。类似的不同还有几处，她都一一修改，父亲对此也并无异议。后来改到四禅八定时，父亲说的是：“空无边处定，色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但很多经典中，没有“色无边处定”，而有一个“无所有处定”。于是她就把“色无边处定”删去，改为经典中的文句。但这样做完之后，不知何故，刘雨虹女士心中浮起了犹疑和不安。据她回忆，一九七○年在禅学班的时候，父亲说的是“色无边处定”，一九七三年禅学讲座时也是如此讲，甚至到一九七七年父亲审阅译文稿时，仍然是“色无边处定”，难道父亲都是口误吗？

　　当刘雨虹女士告诉父亲修改结果的时候，父亲一听，登时一改往日平和的面容，一边对她怒目而视，一边握拳敲桌子，大声说：“照我说的写！”刘雨虹女士便还是依父亲所言，照实写了下来，父亲这样说，肯定是有自己的道理吧。

　　一九七七年，父亲在闭关之中，审阅书稿时，想到刘雨虹女士翻译一事，忽然心有所感，于是就在《关中记妄》中，写了一段赞美的话：

　　正月初六（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近日因审阅刘雨虹译《禅海蠡测》文稿，趁此拿起此书，自我阅读一遍，准备清理修订一遍。此书自一九五五年秋初版以后，二十二年中，自己从未再看一次。平生写作任何文字，作成以后，即怕再看一遍，觉得丑陋不堪。等于自己听自己录音，自己看自己照片，愈看愈丑。只有此次被迫需要校对，方仔细重读一次，竟然暗暗叹息，几欲为之拍案叫好。自忖如他生来世再来，读到此书，不知如何低首归心，敬重供养而礼拜之。

　　非常感谢刘雨虹女士的守信，更感动于她的用心，这本白话文的《禅海蠡测》，终于在二○一四年由台湾省的白象出版社出版。

　　刘雨虹女士与我的父亲

　　父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书的时候，参考资料很少，检索又极不方便。父亲所写的又并非全凭资料，大部分都是自己多年内的思考和修持积淀下如泉水般汩汩涌出的智慧之语。这些创作是证悟后真正具有灵性的言语文字，不是书生式的空谈，更不是学者式的高论。

　　学院派引经据典的严谨作风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遇到禅宗的相关内容时就麻烦了。禅宗虽然也根据经典的意义进行延伸阐释，但说法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例如，一个彻悟的禅宗大师，有时说“即心即佛”，有时说“非心非佛”。那些典籍是出离于时空之外的死物，而人心却是立足于当时当地的活物，说出的言语自然会有所变通，又怎能把他的话统一合乎经典呢？

　　虽然父亲说法无碍，但是由于条件所限，笔误或排版之误在所难免的，而资料不实更属正常。于是在一九七三年，父亲又重加修订再版，增删了许多，由老古出版社出版。而这个版本到现在还能在市面上见到。但是，这个版本的错误仍然不少，比如：把父亲的话误列入对《指月录》中灵云禅师的引文之类的。而其中最严重的是《禅宗与禅定》篇中有一句，“即一切相，离一切法”，这句话在佛典中的原文则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诸如此类的不同，另外还有几处。所幸这些错误在后来台湾白象出版社的版本里得到了更正。

　　一九七七年，父亲在审阅译文稿时，又有对原文的修订和增补。因此，刘雨虹女士本想将各版本重新梳理一遍，统一父亲各书的说法和用词，以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避免读者在阅读时产生误解与困扰。但是，她后来突然发现，这个做法其实是在向学院派的古板靠拢，实在是有违父亲的一贯作风。

　　《禅海蠡测》由于是用文言写就的，因此在未经翻译之时销路不广，受益的人不多，没能达到父亲弘扬佛法的目的。但父亲没有沮丧，依旧身践力行，举行了一些更具影响力，受众更广的活动。而禅七就是其中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基隆举行了一次禅七，当时参加的约有二十人。

　　禅七开始不久，父亲便说了一个话头叫大家私下参悟：“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

　　第二天上午，“立法委员”兼复兴航业公司董事长杨管北便率先发言，阐述自己的见解。随后另外一位长者，也说了自己的心得。接着周梦蝶也站起来发言。父亲听了他的发言后，说：“古之再来人也！”

　　晚上小参时，父亲评论了大家之前的答案，给了杨管北委员九十二分，另一位八十四分。评论完二人，父亲便不说话了。周梦蝶感到奇怪，就站起来问：“老师，我得多少分？”

　　岂知父亲怒目圆睁，大声喝道：“莫妄想！”

　　这一喝“莫妄想”，如雷击般在人的脑袋上方回响。后来周梦蝶说，这句话令他“大大地受用”。后来，周梦蝶在回忆我父亲喝道“莫妄想”这段往事时，总会模仿着他的口气，大喝一声，一改平时沉默自持的模样。在座之人听他如此一喝，亦有如复闻河东狮子吼，无不为之色变。

　　而他的那些激荡心神的诗句，可能便是这一喝的回响吧！

　　刚才提到的周梦蝶，其实和王启宗、刘雨虹女士一样，都是河南人。一九四九年，周梦蝶随青年军来台，七年后退役离开军营，成为一个摆书摊的诗人。他生活清苦，曾因收入微薄而饥饿昏厥，但并未戚戚于贫贱，虽生活困窘，却有着极其丰富而深厚的思想和才情。周梦蝶后来被台湾文坛封为“诗僧”。一九九六年，他终于辗转回到老家，却发现自己的祖母、母亲、妻子，甚至自己的大儿子，都已经去世了。于是，周梦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 诗：

　　我不敢回头

　　不敢哭

　　也不敢笑

　　生怕自己成为江河

　　周梦蝶从军中退役不久后，就跟随我父亲学佛。据父亲回忆，当时在他的课堂中，周梦蝶显得十分特殊。不论春秋寒暑，装束从来不变，头上总是戴一顶绒线帽，听课时双脚一盘，一动不动，好像老僧入定。他本人的容貌也很特别，瘦骨嶙峋，显得脑袋大大的，两眼却在深陷的眼窝中炯炯放光。他平时话很少，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潇洒做派，平常见到他，我也只是微笑点头打个招呼。

　　当时，周梦蝶每天在台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店的门口摆一个小书摊，靠卖书的微薄利润维持生计。待到晚上收摊后，他就在咖啡店旁边的茶叶店里打地铺过夜。他潇洒自在，不怕吃苦。或者说，他压根儿不觉得苦。在此期间，每周三的晚饭时间，他就在明星咖啡店的二楼与文友会面；而那些仰慕者也按时到来，大家交谈，切磋才智，在台北形成了一股文艺之风。周梦蝶的诗和余光中的诗一样有名，也受到许多喜欢新诗的大学生的追捧。

　　在基隆的那次禅七，父亲了解到，一些人虽有心想了解佛法，却苦于找不到可以入门的书看。佛经浩繁，其中大多都属于基础理论；而真正的大乘经典，确实不是一般根器的人所能看懂的。为了能让学子读懂经书，父亲结合自身实践，在困厄之中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两部般若经典的解说。前者旨在探寻人生宇宙真理之本原，是步入佛门、悟证真空妙有的必读法典，古人有言：“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后者则解析唯心、唯物之矛盾，并列有一百零八个人生思想哲学问题，堪称唯识学宝典。唯识宗在中国很早就衰落了，从玄奘大师创宗后，仅历经几代就消亡了。这是因为国人喜欢简明，不喜欢烦琐。今天能够找到的很多唯识论著作，都是清末民初从日本引进来的，然后才有欧阳竟无这些大居士来提倡，因此唯识宗才有了复兴的迹象。“楞伽印心”，禅宗五祖弘忍，均以这部经书来验证学人是否开悟。

　　父亲在杨管北居士的劝说鼓动之下，完成了对这两部重要的般若经典解说，实在是我们后辈的福分。父亲虽然致力于著书立说，举办禅七，立志弘扬佛法，但通过这些方式，受益的人终究仍是少数。机缘巧合之下，父亲收到了一张大学的聘书，因此他思忖，或许去大学教课，是一种广援后学的更好方式。

　　三、华岗峰顶执明灯

　　一九六三年，父亲得到了来台湾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对此，父亲曾赋诗道：

　　门外忽传走转车，聘书递送却愁余。

　　自从长揖山林后，又向人间填表书。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当时在台湾影响力很大。他对教育和文化眼光独到，多有建树。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还曾出任台湾“教育部部长”。卸任后，他就去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学校建在台北附近的阳明山，校址处也称作“华岗”。

　　一九六四年父亲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门口留影

　　创办一所学院必然是艰苦的，何况张其昀当时只是一位穷书生。他为了筹集经费，常向朋友告贷，对有学问素养的人则殷勤拜候，为学院积蓄师资力量。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到我们家，恳请父亲出任一个独立的礼学院院长。但父亲认为自己与张其昀都是爱管闲事的人，将来难免会意见不合，为了维护友情，最好不要共事，故坚决拒绝了。张其昀没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聘父亲为研究所教授，父亲只好答应了。然而父亲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到学校上课，而是让研究生到我们当时居住的蓬莱新村寓所受教。

　　吴怡是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位，他的论文也是由父亲指导的，后来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亦有著作出版。父亲还曾为他的著作题诗《吴生怡，前著〈人与路〉，又著〈人与桥〉，二书乞题》：

　　惆怅春残古道遥，西风吹乱短长条。

　　谁家箫管勤殷弄，几处人归路与桥。

　　后来，辅仁大学也邀请父亲去给学生讲授哲学和禅学。辅仁大学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规模和名气都很大。父亲一直在私立大学教课，一生没有到公立大学教过，因为他没有学历资格。前面说过，父亲一辈子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而那时，台湾沿袭国民党在大陆时的制度，公立大学的教授都由“教育部”任命，只认学历，不看才学。不管你学问多大，只要没有学历资格，“教育部”便不会任命你为教授。所以父亲就与公立大学无缘了。后来，父亲名气越来越大，备受学生推崇，“教育部”就想给父亲特批一个教授资格。因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教育部部长”屡次派人登门拜访，请父亲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盖章，以便给他颁发教授资格证书。但父亲始终拒绝，他对来人说：“麻烦你跑了好几趟，真对不起。并非我不识抬举，不通人情，无奈我从来不想取得什么资格，事实上我不想把我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请人审查，我当然不能在申请表上签名盖章。”

　　当时，台湾的大学生讽刺教三民主义和四书五经的教授为“不三不四”教授。那些教授拘谨呆板，迂腐僵化，往往满口的教条和空洞的口号，自然令学生厌烦不已。

　　对于此事，父亲深感疑惑，曾问一位在大学教三民主义的朋友，为何教得学生对三民主义如此反感？那朋友说，这件事也是没有办法，历来都是那么讲的。父亲听后，不以为然，他认为是没有讲好，表示愿意代他教几个小时，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后来，某大学的一位学生邀请父亲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同他们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再革命”。听到这个题目，父亲觉得是个为他们讲课的好时机，便说：“你们要搞这个东西？！我晚上来看看！”

　　父亲约了那位教三民主义的教授一起去参加会议。参会的都是些年轻的学生，他们激昂慷慨，滔滔不绝地讲了许久，最后要父亲讲话。父亲对这些学生说，首先应该了解“革命”是什么意思。这所大学是台湾省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它的意思是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词，出于我国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经》，然后他又讲了自己对革命乃至文学革命的一些见地：

　　譬如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借着古文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 了。

　　你们现在讲文学再革命，讲白话文学，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推行白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必须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尤其“四书五经”“子曰、孔子曰”一塌糊涂，非把这个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话文。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的。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的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依然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

　　举例来讲，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厕所，我们小时候叫“出恭”，后来叫“解手”，现在叫“上一号”了，看看几十年来，变了好多。因此，我们翻开资料，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现在看来，简直不通；到了现在的文章，说它不好吗？真好。好吗？文章看完了，价值也完了，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文学再革命，我就不懂。因此，文学革命，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也没有资格讲。为什么呢？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现在你们连“命”都还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

　　听了这番话，学生们不由得愣住了。父亲所说的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他们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到底有没有革命的资格。大家陷入了沉思，会场一片寂静。最后，这个会无疾而终，那些学生再不提革命的事了，父亲也在无形中平息了大专院校中的这个小风波。这件事过后，父亲告诉那位教三民主义的朋友，自己一定要替他教几个钟点课，因为大学生中，固然有很多人信仰坚定，但对三民主义感到头痛甚至厌烦的也大有人 在。

　　后来，父亲得到了一个机会，就去替这位朋友讲课了。起初，他并没有讲三民主义，而是从中国文化与思想演变的脉络和原因谈起。他分析了自上古到当代思想史的发展，从中总结出当代思想形成的渊源，以及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的原因。分析完这些，他问：

　　“对不对？”

　　“对！”

　　“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

　　“所以要读三民主义，读了以后再加批评都可以，不能盲目地不去看它，就说这个三民主义是党八股。党八股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随便批评。”

　　听了父亲的一番话，学生们便有了读三民主义的兴趣。

　　父亲讲课有一个特点：不带讲稿。他的普通话略带家乡的江浙口音和四川口音，但总体比较易懂，只是个别字会咬音不准。他素来博闻强识，讲课之时，脑中的种种典故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绝无迂腐书生掉书袋的死板，故而他讲课一向生动有趣。每次上课，他自己拿一本原书，叫学生也准备一本书。那时候，这些经典古籍的版本和印刷数量远不如现在，书的数量不够时，他就让秘书提前复印有关的章节，发给听课的学生人手一份。

　　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和诠释热潮席卷出版界，那些经典古籍被拿出来一遍遍地注解、翻译，一部古书甚至会有好几种今译本。这些注本和译本自然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而各派解释之间也是纷争不断。父亲对古书今译这种事一向不以为然。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已读完了这些古书，私塾里的先生上课时只带领他们一句句念下去，一天念一段，第二天就要背出来，背不出来就要打板子，打手心。教书先生的戒尺，就是用来打学生手心的，以此来震慑学生，训诫其努力读书。如果学生请先生解释书中词句的含义，先生从来都不会理睬，只是恶狠狠地说：“叫你背就背，什么意思，你大了自然会懂的。”

　　这种教育方法早已作古，现在的学生不用在戒尺的威胁下，每日捧着古书吟哦记诵。那么，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一无是处？父亲认为并非如此，他本人就从这种老式教育中受益匪浅。他小时候很是好学，老师要他背的书，他都背下来了，因而没有吃过多少板子。而当年书中没有理解的意思，在他年长历经人世风霜后，也自然豁然开朗了。当年囫囵吞枣丢进肚中的书，让他一辈子受用无穷。因此，父亲经常对他那些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门生讲：“你们算是读书啊？你们读过几本书？我讲过一百遍你们都记不住。”这样说虽然有道理，但如果用父亲当年接受教育的方法来教现在的小孩，却是行不通的。例如，父亲有个学生想出钱办学，要学生像古时那样从小背古书，父亲便认为这恐怕难以实现，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要说孩子不干，家长也不会送孩子去受这份罪。

　　父亲自己能背书，但并不强求他的那些成年学生背书，因为他知道这是强人所难。但他要求学生在读古书时，“以经解经”“经史合参”，从原书里寻求解释，而不要囿于前人的注解，以致迷失于浩繁的卷帙之中。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教给学生读古书的方法。“以经解经”，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想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父亲讲课，喜欢以一段公案为引。一次，他态度雍容地举出佛陀“拈花微笑”这段禅宗以心传心的第一宗公案：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说法时，手拈一朵金婆罗花，微笑不语。当时听众皆面面相觑，默然不知其意，唯有摩诃迦叶破颜一笑。释迦牟尼当即说：“我有普照宇宙的万有之法，超越生死轮回的奥妙心法，能够摆脱虚幻表象而达无相之境，诸种微妙的法门，我以心传心，不着文字，于教外别传一宗，现在传给摩诃迦叶。”（“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通过这一公案，学生对禅宗的起源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学生，他讲演的内容虽然勉强可以说是禅的介绍，可是禅毕竟不是口头上的；只要一说“禅”这个字，就已经不是禅了。好比有人描述一处美景，说如何美如何漂亮，然而，没有去过的人，无论再怎么听，怎么想象，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但是，即使禅乃不可说之事，父亲仍然本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巧妙地援引典故，并结合现实生活进行开示。

　　当时有人问禅，父亲微笑回道：“你既然‘馋’，那我请你吃馆子去。”此馋（谐音）亦彼禅也。父亲借着轻松的笑话，就将这个庄重而“不可说”的大问题，幽默地还给了他。随着这件“馋”的趣事，他又针对青年人的心理，特别提出了告子的“食色，性也”这一观念，并强调声明：告子所说的“性”，并非佛家所说“明心见性”的“性”，而是人们进入后天的肉身之后，所带有的习性之“性”。于是，他又进一步要大家思考：这后天的习性和原有的本性，究竟有什么关系？而现有的生命又为什么存在？

　　将这个大问题抛出后，父亲为了让大家对那“不可说”的禅有所了解，于是就和蔼地转引了许多优美的词句，诸如：“晴空万里，鸟语花香”，“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等，要大家自己体会其中的意境。而后，父亲更切要地指出，大梦一觉之后，头脑清醒之前的那一刹那，也就是从朦胧的睡梦中醒来，而还没有意识到已经睡醒了的那一会儿，在这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人们没有丝毫杂念，甚至于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但是非常逍遥，非常自在。这便是所谓“无我”。这种境界中，那个不起念头而明白清楚的“我”，就是父亲特别嘱咐，要他们在初学禅时多加参究，善自体会的关键。

　　讲完公案后，大家兴致盎然，父亲便趁机逐句解释经文。碰到有些千百年来学术界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的字句时，父亲也会点出来，让大家仔细斟酌。但父亲非常自信，加之不希望令学生感到困惑，故而讲话从不模棱两可。他经常说：“至少我今天是这样看的，也许，明天我发现自己错了，再改过来。”

　　解释完一段经文以后，父亲就延展发挥，古今中外、八荒六合内的红尘事故，脱口而出，借以说明经文的道理。有时他还拿在座学生的事情当作例子，经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随后，父亲又利用一则有趣的公案，使学生对问题的研究进入“乐之”的境界。例如，他曾引述如下公案：仰山问洪恩“如何得见佛性”，洪恩回以“如一室有六窗，内有一猕猴，外有猕猴从东边唤猩猩，猩猩即应，如是六窗，俱唤俱应”。引述完了，他就问大家懂吗？停了一会儿，又慈祥地开示：“答案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时候大家才恍然间似有所悟。

　　接着，父亲又引述仰山的再度请示：“只如内猕猴睡着，外猕猴欲与相见，又且何如？”于是他又问大家怎么办？大家只天真地觉得，外面的猕猴跳进去就行了。为了帮助学生对这一问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父亲又接着引用了两句古代禅师的偈子，“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要大家用心领悟。

　　仰山所问洪恩的佛性，也就是一般禅宗门徒要找的“主人公”或“主人翁”等，进一步说明，就是：生命的主宰到底是什么？当摆脱一切污染执着以后，那个卓然存在的又是什么？人们又如何才能把握得住它？凡此等等，是大多数学禅者终生求索的问题，也是上面那则有趣的公案所蕴含的深意。而后父亲又转用了《指月录》中古代一位禅师的偈子，权充答案，而这一答案又蕴含着新的问题：“五祖演云：‘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

　　这句表面看似平淡直白而又不相干的偈子到底有何寓意？父亲在给出答案的同时，又不将话说死说满，而是留给学生思索的空间，待其日后慢慢参悟。

　　父亲讲课往往能够贯通儒、释、道三家之学，让人能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

　　他在讲解《老子》时也引用了一段公案：有一次，须菩提在岩中宴坐的时候，入定在空三昧的禅思中，那甚深的功行，竟然感动了护法诸天，很多天人出现在空中，撒着天花一朵一朵飘落在须菩提面前，他们合掌赞叹须菩提的深厚功力。这些天人撒落的花朵，惊动了在空三昧中的须菩提，他出定后，便向天人问道：

　　“汝为何人？为何于此处对我撒花赞叹？”

　　为首的天人合掌答道：“我们皆为天人。”

　　“为何对我撒花赞叹？”

　　“为供养尊者入在空三昧中善说般若波罗蜜多！”

　　“我对般若未尝说一字，你们为何要赞叹呢？”

　　“尊者无说，我们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

　　当时，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懂此段公案的意味，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很妙，却不知妙在何处。

　　后来，直到听了一点儿《华严经》，知道一点儿广长舌相以后，大家才恍然领悟这段公案的意味。据说如果一个人三世不打妄语，他的舌头伸出来就可以覆盖整个面部。广长舌相就是说诸佛的话都是诚实的话，从不打妄语，所以他的舌相又长又薄，可以遍覆三千世界。如善导大师《观经疏》说：“十方佛等，恐畏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即共同心同时，各出舌相，遍覆三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但能上尽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这个故事似乎也让人似懂非懂，但是当时大家却莫名其妙地，一下子融通了这两则看似荒唐的公案，同时对老子那“齿亡犹存”的舌头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父亲还认为，《西游记》是部道书，需要大家仔细研读其中的深意。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如他举牛魔王太太铁扇公主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铁扇公主的铁扇，平常都被铁扇公主缩小后藏在齿缝里，等到要用时才拿出来。拿出来变大后，正扇让火焰山烧得更炽热，反扇却让火焰山的烈火熄灭变得清凉。父亲便点拨道，这正是隐喻着口业翻来覆去的利害，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亡国，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父亲还讲到《西游记》的结尾也是大有深意。在三藏法师他们师徒四人取到经书回东土的路程上，孙悟空便向唐僧说道，师父啊！咱们老远到西天取经，走一趟不容易，要把包里的经书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装对货，否则白跑一趟了。师徒把箱中的经书翻开一看，不得了了，经书居然是空白的，于是赶紧掉头回去找图书馆馆长理论。最后佛陀说话了，这儿最高深的书是无字的，既然你们要有字的，就让下面的给换成有字的经书吧。可见这世上最精妙的学问，乃“不可说”的，一旦用文字符号翻译出来，便已落了俗套，其中的种种玄机，也便不复存在了。

　　父亲讲课，就是如此嬉笑怒骂，天马行空。然而他虽口若悬河，常有调侃之语，却绝非毫无章法地信口胡言。恰恰相反，他讲课条理分明，逻辑性很强。实际上，他每次上课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头天晚上便找好资料，整理妥当，第二天上午叫秘书复印出来。因为在台湾时我们搬了好几次家，住处又是临时性的，地方也不大，所以很多书都没有带在身边。有时父亲手头没有需要的资料，他就叫人马上去书店买，或者给台北的一位学生发传真，请他帮忙查找，并将结果用传真发过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治学授课，恐怕很少有学者能办到。

　　不仅如此，诗词歌赋也为父亲的课增加了色彩。父亲的学识渊博，又过目不忘，智慧高、反应快，不管讲何种科目，都无须刻意雕琢，上课时拿着书本便走上讲台，滔滔不绝地开讲，贯通儒、道、释三家言，畅所欲言又不忘引史为证，兼诗词歌赋及俚语白话，口吐莲花，如数家珍。每节课讲解时，他都会引用大量诗词。偶尔忘记要引用的诗句，只要在座有人提起一个字，他立刻就能将整首诗脱口而出。

　　每当他提到一首诗时，他的助手兼学生，就在黑板上写出来。李素美和李淑君便长期负责这一工作，她们两位都有大学学历，而且十几年来一直追随父亲，对父亲的口音和讲课内容都已烂熟于心，所以父亲一提到某首诗，她们马上就能默写出来。偶尔想不起来或是写错了，定会遭到父亲的责骂：“都听了一百遍了，还不会写！”一般人肯定受不了这样的呵斥，但她们却只是笑笑，然后马上改正过来。打是亲，骂是爱，父亲的学生都知道，父亲从不随便骂人，他只骂自己最亲近和信赖的学生。

　　父亲书教得好，学生都爱听，一人受教后，更是呼朋唤友，结伴而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南怀瑾”三个字不胫而走，成为台湾学子耳熟能详之名。父亲在高校中的声名日隆，请他教课的学校也越来越多，要拜他为师的人接踵而至，来求教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古国治便是其中之一。他当时是辅仁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本来打算转到台湾大学，得知父亲要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开课后，便打消了转学的念头。每次父亲下课后，他就替父亲提皮包，一直送他上车，后来索性陪父亲一起回台北（辅仁大学在台北近郊十几公里处），在我们家中吃晚饭。

　　古国治学习哲学，本是希望认清生命轮转的规律，追求人生的意义。一九七〇年，他考上辅仁大学哲学系，想从哲学里找寻人生的答案。然而，哲学系的课程并没有解决古国治的问题，他仍然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不到方向，不知何去何从。

　　于是，曾鼓励古国治读哲学的叶东进老师，便推荐古国治读《禅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禅学。读毕，古国治犹如服了一帖清凉剂，顿时心怀大畅，胸中的苦闷立时消减。禅门人物之气度风格令古国治深深折服，于是他决定钻研禅学。

　　古国治借来一本《禅海蠡测》，满心欢喜地准备好好研读一番，却失望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读懂。于是他记住了这本书的作者——南怀瑾，希望有缘能亲自请教这位高人。

　　古国治四处打听我父亲的所在，却发现原来我父亲就在辅仁大学开课，而他在下学期时就有父亲所开的《易经》课，而且在大三时父亲还会教中国哲学史。原本打算转学到台湾大学的古国治，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决定留下来。他听说父亲学问极其渊博，精通儒、释、道三家之学，对诸子百家亦是无不知晓，且上课风趣幽默，兴之所至，还会打一套太极。对于这样一位博学多识之人，古国治自然是朝思暮盼。

　　古国治清晰地记得，我父亲在上第一节《易经》课时，从变易、简易、不易开始讲起。这变易、简易、不易中便涵盖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世间所有的人、事、物无不在变易之中，此错综复杂的变易，乃有简易的轨迹可循，而此一切人、事、物变易之根源，则来自形而上的、不易的“道”。

　　艰深难懂的《易经》，在我父亲口中，竟如此平易亲切，与日常的人情世故息息相关，一点也不乏味古板。我父亲授课的内容，从来不离红尘万物，而是与人生密切相关，活泼而引人深思，绝非学术化的拘谨教条。

　　那个时候，父亲在临沂街莲云禅苑四楼讲授佛学。每次听父亲讲完《易经》，古国治都想上前问父亲自己可否去听他讲佛学。但一想到自己的学问如此浅薄，连《禅海蠡测》都看不懂，他就裹足不前，认为自己实在没有资格做父亲的门生。然而，终究是拗不过自己内心对禅学的向往，掩不住个人对父亲的仰慕，古国治终于鼓足了勇气，瑟瑟地问父亲，可以不可以去听他的佛学课。父亲慈祥地说：“好呀！你来呀！”“老师，我程度很差。”“没关系，你来嘛！你找一位李姐姐，请她帮你安排。”古国治心中的冰山瞬间融化成汩汩的暖流，他重新燃起了求学的渴望。此后，他便常年追随在父亲左右，成为父亲的股肱之士。

　　像古国治这样慕名而来的求学者还有很多，但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父亲的上课方式的。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张尚德对此就大为困惑。他曾经糊里糊涂地去台北市开封街听我父亲讲《楞伽经》。听过几次后，他发现自己不仅一句也没听懂，甚至连一个字也不知有何寓意。一次上完课后，父亲邀张尚德与他一同回家。在路上，父亲问张尚德：“听课怎么样？”张尚德回答：“无记。”父亲听后竟默然泪下。

　　回到家，父亲用无比失望与无奈的目光望着张尚德。张尚德见状，甚觉心恸与悲凉，于是说道：“老师，你好寂寞。”父亲并未答话。不久，父亲的眼神变了，变得无比深邃。张尚德当时不知道父亲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待到若干年后，才了解他一定是在“非想非非想处定”中了。“非想非非想处定”是没有想，并非无“细想”，也就是不昏沉、不散乱、明明了了地在一切中，又超越一切。

　　直到后来听了父亲在十方丛林书院讲授《指月录》，张尚德才明白，父亲的课堂是如何“妙不可言，有教无类”。

　　父亲不仅上课无拘无束，与学生交往也无分别心，常常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显露出自己的本性，并以此来影响、教化学生。

　　在泰顺街，父亲讲《易经》《庄子》《老子》。那时，我们家境依然贫寒，居所十分狭小，父亲在外面讲学，回到家里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坐在凳子上沐身。但即使这样，父亲依然秉持着乐善好施的作风。有一次，有人在外面敲门，父亲一听他说话就知道这个人要跟自己借钱。然而我们家里的条件也不好，父亲找遍家中，竟没有找到余钱可以出借。当时，陈芳男正好在我们家，父亲便问：“芳男，你口袋有多少钱？”陈芳男一听，有些害怕，毕竟他的家境也不富裕。

　　陈芳男在台北读书，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很差，他母亲每个月给他三百元作为生活费，此时刚刚寄来。父亲说：“你先拿出来。”随后又接着说，“你每天下课就到我家里来吃饭。”陈芳男便把身上的钱拿了出来。那时，不仅陈芳男，连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父亲自己已然生活拮据，却还要凑钱借给别人。过后才想明白，父亲的慈悲向来如此，即使自己借钱，也要帮助他人。

　　后来，陈芳男学出家人过午不食，练习观想，结果弄得面黄肌瘦，却始终摸不到门路。父亲也为他感到着急，于是便找他，同他长谈了一番。之后，陈芳男在练习的时候，便想到父亲曾跟他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行深，要行深，不要多想，要应无所住，不要再乱想，而生其心。”悟到这句话后，陈芳男终于掌握了要领，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用神进则识神出”的境界。在那个境界里，人是没有分别心的，即使被蚊子叮咬，也不会动手打它。父亲当时不加考虑地帮助别人，或许就是这种没有分别心的境界吧。

　　父亲只在大学教了几年书，就因事不教了，改请孙毓芹先生代课。

　　父亲不去教课，这其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原先辅仁大学有校车，每日往来于台北与学校之间，方便教授们上下班。父亲本来是搭乘校车往返学校的。校车上的教授们很喜欢与父亲攀谈并商讨问题。大家一片热情，父亲自然不能冷面相对，然而刚刚上课说了几个钟头的话，上了校车还不能休息，一番攀谈下来，口干舌燥，嗓子都变哑了，不免太过辛苦。

　　后来，父亲不再搭校车，改为乘计程车回台北。下车后再带着帮他提皮包的古国治去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如此一来，父亲本就微薄的薪水更是所剩无几。这对于还要养一大家子的父亲来说，确实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便有了另谋他路的打算。

　　除此之外，父亲辞掉大学的教职还有一个原因。台湾的大学上课很自由，所以有很多学生喜欢逃课。有些不善言辞的老师，甚至会遇到课堂没有学生的窘境。然而当时父亲在辅仁大学虽也是教选修课，课堂却总是人满为患，甚至有人站在窗外听讲。面对这样的强烈对比，父亲早已感觉不妥。为避免令别人不快，自己应该急流勇退，尽快抽身，以免他日遭忌。

　　然而，父亲的声誉并没有因为辞掉大学教职而受到影响，相反，父亲的名气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除了无数人前来求教、拜师，社会上的聘请和赞誉也是络绎不绝。台湾的某委员会曾给父亲送来一个聘书，请他担任委员。父亲坚辞不受，并写了一首诗：

　　一纸飞传作委员，却惭无力负仔肩。

　　人间到处宜为客，免着头衔较自然。

　　名誉、头衔乃极为诱人之物，多少人为此孜孜以求，却中了贪嗔痴之毒。有人在名片上印满各种头衔，令人眼花缭乱，父亲则与众不同，他一向对那些虚名不屑一顾、避之不及。“免着头衔较自然”，他对待荣誉的这种自在的态度，到了晚年都没有改变。

　　在大学里，每次上完课，父亲就让学生帮忙将讲稿整理成书，并由此形成了父亲的大部分著作。朱文光和林曦表哥都曾帮助父亲整理过讲稿。朱文光是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硕士，后来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在未出国前，他与杭纪东、林曦表哥、周勋男等，都在父亲门下学习。朱文光除了学习本专业外，还精研《易经》和道家学术，所以大家都称他为“朱老道”。他研究学问的方法很是独特，却能迅速深入，达其精要。此后许多年里，他都是父亲的得力助手。

　　为父亲整理讲课记录这项工作，说易也易，说难也难。父亲上完课的第二天，学生们根据上课时的录音，将课堂内容整理成稿。他讲一个多小时的课，往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整理出来。这项工作主要去掉父亲一些重复的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顺序也和父亲讲课时一样。这样整理下来，一节课一般会有五六千字的内容，记得最多的一次有一万字。三门课讲下来，记录一共整理了三十多万字，稍加润色即可出版成书。但父亲并不急于出版，他把整理的书稿通读了一遍后，认为其中尚有许多不足，因而还不能出书。他不是对记录整理不满意，而是觉得自己讲的内容还需完善，他要重新讲，从头再来。学生们一开始都很不解，父亲辛辛苦苦讲了这么久，大家也认认真真记录整理，一个不满意，大家付出的汗水便都付诸东流了。后来大家才了解到，这种事并不稀奇，即使是那些父亲已经出版的书，也是经过反复修改与打磨才付印的。如果他自己不满意，便决不会匆忙出版；而在听他讲课的过程中，大家也发现，如果讲课时他情绪不好，或者身体不舒服，他讲课的质量就会打些折扣，这也难怪他有时会对自己讲的内容不满意。

　　父亲的三十多部专著，大多都是在讲课、整理与反复修改中编写出来的。父亲甚是感激他的学生无怨无悔的帮助，并将这份情谊铭记于心。他曾称赞蔡策先生“不但记录得忠实，同时还详细补充了资料”，“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蔡先生比父亲还稍年长一点儿，当时他还在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担任秘书。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帮助父亲整理完成了一部六十多万字的巨著，确实功德无量，令人敬佩。后来，蔡先生还想帮助父亲完成其他著作，但父亲看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就没有忍心让他继续受累。遗憾的是，像蔡先生这样负责而细致的人，实在是不可多得。因此，父亲那里积下了一大堆讲课的录音带，整理的进度却迟迟难以推进。

　　父亲周围的学生见状，无不心急如焚；父亲自己也经常为此而苦恼，也找过不少人帮忙。有台湾的，也有大陆的。还有人自告奋勇，想当然地以为记录整理一事很容易，便向父亲索要了几盘录音带，花了不少功夫整理出来拿给父亲，父亲翻了一下整理出的书稿，觉得实在不能使用，就扔在一边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已有了撰写《论语别裁》的构想，并希望门下弟子能够一起参与。于是他便根据每个人之所长，为大家分配工作。父亲分配给林曦表哥的工作，是将自己每次所讲的内容做总的整理。而朱文光最有耐心，父亲便让他先对所有同学的笔记进行初步筛选。大约一个月以后，林曦表哥将整理好的《论语·学而》篇讲稿呈上。父亲仔细阅读了一遍，当面指出其中语意有欠妥帖或偏离主题之处。于是林曦表哥再次参阅各人的笔记，重新整理完毕呈上，父亲又立刻指出其中的一些瑕疵与纰漏。如此反复整理修改，直至第五次，父亲才满意。有此先例后，后面的工作便进行得颇为顺利，不承想在他们完成第四篇《里仁》后，有人因课业太重，实在无力继续兼做整理工作，要先行退出工作行列。父亲听闻此事，倒也并不介怀，只是叹了一口气说：“缘起缘灭，勉强不得。”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不仅在大学里传道授业，还经常被社会上的人邀请去讲课。但父亲并不满足于这一现状，他的目标绝不止于影响一个学校、一座城市的学生，甚至不止于影响一代人。大学校园这个天地太过狭小，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弘扬传统文化，为更多的人点燃思想的火炬，实现传道的志事。他在《禅话》中提到六朝时禅宗的著名人物傅大士（傅翕）时曾说：“我们从傅大士的卖妻子、集资财、做布施的事，便可了解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事难两全的道理。世间法以富贵功名为极致，‘洪范’五福，富居其一。出世法以成道的智慧为成就，所以佛学以般若（智慧）解脱为依归。但作法施（慧学的施舍）者，又非资财而不办。自古至今，从事宗教与学术思想者，莫不因此困厄而寂寞终身。否则，必依赖于权势与财力，方能施行其道。傅大士为了要弘法利生，先自化及平民，终至影响朝野。”父亲当然要像傅大士一样，弘法利生，影响朝野，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与理想。但他并没有依赖权势与财力，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理想。这就是后来他成立东西精华协会的原因。

　　四、复兴文化立中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台湾经济从稳定逐渐走上繁荣，人民生活日渐富足。彼时，物质层次提高了，但人们的精神层次依旧停滞不前，人们的心中依旧缺乏一种理念、一种精神来作为支撑。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出现了问题。所谓时势造英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父亲的全部理论和学识才有了用武之地，并得以广泛传播，他的弘法传道、济世救人的理想才能够实现。

　　台湾的经济逐渐复苏后，文化开始受到重视，文化建设也提上日程。父亲在此前的隐士生涯中打下的那些文化根基，开始逐渐显露出了实际的意义。而邀请父亲讲学的学校、机关和社会团体也越来越多。

　　那时，邀请父亲去讲学的，不仅有学校、社会团体，还有军队。早先，郝伯村担任“参谋总长”，他常带领在职的将官们定期集会，邀请父亲去与他们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军中《青年战士报》的一众工作人员，则邀请父亲去讲《论语》和《孟子》。就连蒋介石和蒋经国，也曾经亲自邀请父亲去演 讲。

　　蒋介石是王阳明学说的忠实信徒，到台湾后，他把居住的地方草山改名为阳明山。蒋介石许多言行举措也遵守阳明之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经济萧条，物资匮乏，不论官方与民间，都是一片困苦。当然，那些军人则更加可怜。据闻，当时的美国便看准了台湾亟待恢复生产的需求，企图借此机会控制台湾。他们给出的好处便是由美国负责发放台湾军队的薪饷。唯一的条件是，台湾军队各阶层的副领导，须由美国军方担任。当时台湾军队的薪饷定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真由美国负责发放的话，肯定会减轻不小的财政压力。

　　为此，蒋介石还特别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来探讨此事。当蒋介石说明美方所提的建议时，座中众人皆心中大喜，认为总算有望改善生活了。但蒋介石却说，此事万不可行，因为如果为了一点小利益，就随便让外人参与军权，那自己就无法做主了，最后只得变成他人的附庸，以后只会有更大的损失，因此绝不可因小失大。座中众人听到这个决定，心中纵然有莫大的不满，却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因为那时是威权时代，没有人敢直接提反对意见，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不满。于是，他们便通过双脚跺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以致满堂都是跺脚的声音。蒋介石自然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便接着再说，要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引狼入室，如果真把外面军人引进自家的队伍中来，不仅没有了自主权，还有可能将来自我灭亡。作为炎黄子孙，最基本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万万不可丢弃的。兄弟相争是自家的事，不可投入外人怀抱……

　　在这次事件中，蒋介石发现，国民党失去的不是大陆，也不是人心，而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一旦没有了仁义廉耻，中华文化的精神就丢掉了，如此一来，如何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颜面呢？而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大陆展开，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被看作“四旧”，被看作腐朽思想而抛弃掉了。海峡对岸的蒋介石，深感斯人责大，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义不容辞，否则中华民族的未来不可设想。一九六六年，蒋介石、蒋经国邀请父亲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在台中“空军”基地演讲期间，蒋介石曾亲莅幕后聆听。对此，父亲曾回忆道：

　　当天，“空军委员会”请我到清泉岗演讲，山下就是为“反攻大陆”而修的机场。我一上山就感觉气氛紧张，到处都是当兵的站岗，一问才知道蒋介石在这里休息。我就问陪同我的参谋：“需要改期吗？”参谋说：“没有接到通知啊。”没有办法啦，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有讲。我平时讲课全是坐着讲，那时陈立夫讲课都是站着讲。当时讲的是《中庸》，讲演结束后，参谋告诉我，蒋（介石）先生也听我讲课了。我当时很意外，没有看见老爷子啊，原来蒋介石在会场后面拉了个布帘，牵了根电线在幕后听我 讲。

　　那次演讲，父亲特别强调：“若民族文化亡掉，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在帘后听讲的蒋介石深为所动，三天后便宣布，要推广中华文化复兴。当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国父一百晋一诞辰暨中山楼落成纪念文》，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九六七年七月，正式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邀请了大批学者参与其中（包括钱穆先生等），为保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工作。

　　父亲对此十分称赞：“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人不服气，中国人不要日本人赔偿，还把全体官兵送回日本。这就是道家思想：报怨以德。孔子也讲：以直报怨。这就是中国文化，可惜后来只有一个人懂，那就是蒋介石，所以他要推行复兴中国文化。”

　　当时，蒋介石曾邀请父亲主持实际工作。要知道，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却又遥不可及的殊荣。但是，面对这份令人垂涎的厚礼，父亲并没有为之动容，而是婉言谢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因为，一方面，那样做不符合他一辈子做人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对蒋氏父子存有一些固有的看法，因而始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他在同别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说，“以保持超然身份之故，婉辞美意”。

　　这是父亲一贯的作风。父亲一生不参加任何组织，不与任何人合伙或合作。他不喜欢被别人约束，不希望看到相争的场景，不愿出现“山中无老虎，猴子就称王”的现象。父亲想做的事便一定要自己干，这是他一贯的脾气秉性，而且他的这个脾气秉性，一辈子也没有改。后来，父亲号召成立东西精华协会，目的正是要为文化复兴和融会贯通中西文化而登高呐喊。他在《协会宗旨》中写道：“其着力点则在于发扬东方文化，亦即中华文化之所长，以济西方科学文明之不足，而为社会人类谋福祉。此点可说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宗旨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参加协会的人，少长咸集，都是认可他、追随他，以及跟他学习之人。

　　而对于政党的问题，父亲始终坚持“只买票不入场”。他自己曾说：“我一辈子对于各党，都有一个立场——买票不进场，这是我的做法，什么时间我都有票，但是我不进场，一进场就完了，就被套进去了。可是没有票不行哦，搞些什么东西我看不见，我至少有票，只要门缝打开，我看一看就走了。我基本走的就是隐士路线。”

　　父亲在经国先生之子蒋孝武继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后，推却了“中国广播公司”的课程，避免做御用文人，后来又曾婉拒经国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由大陆王震将军、邓力群先生等牵头的中国国史学会，曾邀请父亲任副会长，也被他谢绝了。父亲虽不授任两岸任何职务，但他的学问和事功却令两岸朝野钦慕不已。

　　父亲在办公室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这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先生当年赠送给父亲的话。父亲虽无正式职务，然而他通达五千年文明气脉，跳出三界五行、政治时空的囿固而纵横捭阖，弘扬文化，教化人性，这不正可以说是“身无片职，权倾天下”吗？

　　在“空军”基地演讲后，父亲声名更盛，以至于台湾省各部门都纷纷邀请父亲去演讲。一九六六年，父亲应太极拳协会会长、“立法委员”韩振声先生之邀，讲演了《太极拳与道功》。

　　韩先生曾经以“太极拳与道功”这个问题同父亲探讨，父亲就将他个人年轻时学拳的经验提出来与其切磋研究。经过探讨，他们一致以为，太极拳学到最后阶段，较为圆满的修炼方式是走入修道的途径。由于那次两人相谈甚是投契，父亲便应他的邀请，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做了此次讲演。

　　这次讲演轰动一时，在当天报纸刊出的新闻中，父亲甚至被称为国术家。但父亲拒不接受这一称号。他之所以接受讲演的委托，是因为觉得武术精神“与日俱衰，令人忧心，正如今日中国文化之亟亟待兴一样，而反观太极拳在欧美各国则日益流行，每回看到国外寄来的拳姿照片，却又不免有‘橘逾淮而枳’的感慨，因而借此次讲演的机缘，贡献个人一得之见，以就教高明，并以阐述我中华文化中武艺精神内涵之一般”。从这点而言，父亲的眼光是超前的。如今，大陆武学亦呈现一片繁荣局面，人们纷纷从传统武道中寻求养生安身的养料，这是中华武道自身固有的魅力结出的硕果。现录父亲的部分演讲，以管窥中华武道之博大精神：

　　渊源流变

　　春秋战国时，中国武功已经很盛，如前所述武功的进展跟时代、经济、文化等时空背景有极密切的关联。春秋时代，各国相互征伐，战争用车用马，崇尚车战、马战，而步战却很少。汉以后车战已然绝迹，而只盛行马战，再往后，武功才真正发展到由人手拿大刀、长枪作战。原始作战，取材简易，故兵器中，棍称“百兵之王”。以后在前端套一利器，演变成长枪、大刀，等等。因之又转以枪为“百兵之王”，而称剑为“百兵之贼”。因为用剑对敌全赖巧劲，亦近于取巧。从人类文化在这方面的演变，就可看到武功进展的轨迹了。

　　迨至两汉以后，兵器已由棍棒发展到长枪、大刀，此亦时代之趋势使然。而作战时采用短兵相接，乃唐宋以后之事，较早的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时，达摩祖师自印度来到中国，息隐专修于少林寺，直传心法，被尊为禅宗之初祖。而他在当时曾否谈及武功方面的事实，现在已然无法考据，凡找不到证据的，难免有被后世的人假托附会的嫌疑。佛教早盛于印度，然在印度先于佛教的宗教还有婆罗门教；打坐行功方面，则有瑜伽，讲究练气修脉。印度之原始文化与中国道家修炼上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达摩祖师来自印度，当亦可能精于这类武术。至于瑜伽之练气练脉，动作极为简易，只有几个基本扼要的动作，明白了以后即会做，但是易学而难精。如果与中国道家的功夫比较，道家的功夫演而化之，仅呼吸一法，即可分三百九十多种，瑜伽则可分类成数十种。一般人认为达摩祖师来到中国后，冶瑜伽、道家于一炉，融会贯通而传下少林武术。如传说中或许可能有此一举，但这只是强健养生之道，并未涉及禅的内容。而纵观少林一门的诸多武术的创始来源，有的类同中国古代失意的士人，遁世出家，入于佛，或入于道。有的是触犯法令的人，出家之后，政府则不加深究，可获逭贷。总之，出家人中，鱼龙混杂 ，良莠不齐，有江洋大盗，亦有百战将军，纷纷退隐佛寺道观之中，闲来无事，舒展拳脚，授徒开班，于是逐渐形成少林门风，亦并非不可能，故不必视后来少林的诸般拳术，尽是创自达摩祖师一人。

　　《易经》与太极拳

　　一般文人学士，因为体弱多病，而去练太极拳以强身，本来是很好很适当的事，奈何文人好事，又创立太极拳是来自《易经》的说法，牵扯到阴阳八卦上面去。太极拳到底与《易经》之配合如何？大家可任意去信从，但无多大实质的关系，如欲以手形分成阴阳，配合两仪，即以手背为阳，手心为阴等，似嫌理论空洞。“太极”的名称，并未见载于《易经》本文，而这名称的出现，至少也是宋朝以后的事，因为《易经》太极之说，是宋朝理学家所倡，唐以前没有。而“太极”一名，最早为道家人士所提出，宋理学家便以太极假借作他们学说的根本依据，进而以阴阳、八卦阐扬他们的学说，故有“太极拳”的名称，也应该是宋朝以后之事，这是不会有错误的。倘说张三丰创造了太极拳，并无不可，但将那些《易经》理论上之事，加之于太极拳则不免多余。《易经》原为群经之首，放诸四海皆准而弥纶天地之道，博大精深，永无止境，但若牵强，将精力虚掷在研究其与拳术的关系上，似有偏离武功实际之嫌。

　　总之，做任何学问都一样，无论是打坐、修道、学佛、参禅、做内功，先不必好高骛远，侈谈高深理论，成仙成佛都暂不必谈，但修养到在世无病无痛，死时干净利落，一不累己，二不累人，这已是不易，且慢奢望成仙作佛，学太极拳亦然，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实事求是，从基本上做起。

　　生命力之衰

　　中国道家、印度瑜伽，或密宗的理论，都会谈到人类关于“死”的问题，无论男女，每一人的死亡，都是自脚部开始，道家深明此理，故训练“息息归踵”，所谓“真人之息以踵”，一般解释“踵”为足心的“涌泉穴”。试观婴儿躺在床上自玩，经常是活动他的双脚，而双手反而很少活动，后来渐渐长大，仍然爱跑、爱跳，双脚好动，中年后一变，却爱坐喜静，反而讨厌年少好动的人，殊不知他半身活力已消减，下身等于半死状态了，所以倦于活动。再看老年人，坐时更喜将两腿跷起高放在桌上，才觉舒服，这表明下部生命力已大衰，两脚易冷，老态呈现出来了，若老年人能脚底发烫，脚下有力，则是长寿的征兆。又看胎儿的呼吸用脐，丹田在动，婴儿呼吸虽用口鼻，而丹田仍还自然在动。到了中年老年，丹田的动无力而静止，改变位置，上缩至腹、至胸，再至喉至鼻，最后一口气不续，呜呼哀哉——就此报销。可见生命力之衰亡，是由下而渐往上，逐步衰竭。我们做气机功夫或练太极拳功夫，要“气沉丹田”，使气机畅运无滞为要，这是健康之道。然而应该用何法下手，则须看各人的资质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太极拳之原理也是如此，打太极拳是在动，由动中的体力劳动，进而渐渐达到内心清净的境界。所以我经常以孟子的话来譬喻拳术的道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学拳的人，无论南宗北派，都在劳其筋骨，静坐、练功的人，亦是苦其心志；那些做英雄事业之人，则是空乏其身，三者殊途而同归。现在我们倘若能从劳其筋骨入门，自然也就可心志清净，近乎道矣！

　　总之，太极拳是“动中求静”，由静而达到静坐、内功所证到之境界，动静互相配合，则于身心的健康大有裨益，这是必然而无可否认的。

　　五、上国衣冠访东瀛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本邀请台湾方面派一个文化访问团参加徐福庙落成典礼。相传，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去求长生不老之药，徐福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前往东海仙山求药，中途因台风之故漂流到日本岛。徐福一行人没有采到药，却在日本定居下来，经过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才有了今天的日本人。日本人一向对徐福的故事讳莫如深，而现在不仅为徐福盖庙祭祀，还请台湾方面派人参加庆典，这显然是一种示好。

　　台湾方面接受了这一邀请。一方面是为了修好睦邻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树禅正宗。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禅风风靡全球，茶道中有禅、插花中有禅……一切事物，都被赋予了禅的意味。即便是一向号称科学昌明的欧美，竟也被此风吹得熏然忘我，开始竞相追逐禅学起来了。那些欧美人，不约而同地将修禅论道视为有修养有境界的标志，尤其是研究哲学的学者们，更是如此。随着禅学之风的盛行，各式各样有关禅学的专著充塞市场，一时间百家争鸣、热闹异常。

　　相对于东方来说，欧美国家的禅学算是起步较晚的了，因此在学禅方法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于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欧美青年来说，此时，他们对禅的研究可谓热情满满。为了体证古老而新奇的禅道，他们费尽心思，通过各种方式，甚至还用服用丹药之法来获得最真切的禅学感受。本来以为通过这种方法便是真正实证了禅，自认和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的境界相同，却不想，其实是与禅南辕北辙，完全是枉费心思。

　　面对此种禅学乱境，作为堂堂禅宗的宗祖国和法定继承人，中国难道只能任由这思想与文化的宝藏远渡重洋，在曲解中载声载誉，自己却无动于衷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中国势必要为禅学正本清源。

　　此时的大陆，正执行极“左”政策，视文化国粹为牛鬼蛇神，对其不遗余力地批判、打倒和破坏，在这种条件下，就谈不上弘扬禅宗了。而台湾地区，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无论是经济和文化上都得到了发展，在一片文化荒漠上长出了无数绿洲。特别是蒋介石吸取内战失利的教训，在反思之后大力主导复兴运动，仅用了短短十年，台湾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一片祥和，欣欣向荣了。蒋介石也因此恢复雄心，意欲再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之威严，因此派出一个规格不低的代表团赴日交流。团长由何应钦担任，实际负责筹备的是时任中国国民党社工会主任的詹纯鉴先生，父亲则以学者的身份被选中参加代表团，这是父亲生平第一次出访。团员除父亲外，还有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致平、“立法委员”程沧波、随团记者黄肇珩等，都是文化教育界人士，共二十余人。

　　赴日本，一九六九年松山机场，陈致平（右一），南怀瑾（右二）

　　代表团刚到日本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他们在日本坐火车，离住处还有一段距离时，正好遇到火车出轨，于是只好下车步行。二十几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又找不到搬运工人，很是无奈，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父亲便一个人肩扛手提拿了三个箱子，率先迈步前行。大家见他拿了那么多东西，依旧健步如飞、气色如常，无不赞叹不已，夸父亲的功夫好。其实父亲也早已汗如雨下，只是修持多年，虽是筋疲力尽，但外表依旧能够保持从容。到了目的地，大家都对父亲说：“你一定有功夫！”父亲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我要是像你们一样，歇歇走走，一个也拿不起来。”父亲虽自嘲“力小任重”，但也由此可见他的气魄与担 当。

　　代表团在日本交流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其间饱览名胜，还多次同日本学术界进行文化交流，父亲还应邀做了《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的报告。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日方在东京组织东方文化座谈会，邀请代表团参加。日本方面参加座谈会的人，汉文化素养都很高，其中还有专研唐诗的学者。座谈会期间，他们竟然当场赋诗，并请台湾地区的客人即席附和。这可让台湾代表团的人十分震惊，一是没想到日本学者的汉文化素养已经到了如此高的地步，令中国人都感到自愧不如；二是想到如果不能当场和出诗来，可是丢了大脸。代表团的人都慌了神，因为团员中会作诗的人不多，而且就是那些会作诗的，大概也须搜索枯肠，思考几天才能成句。眼看我们中国人就要当场丢人现眼了，父亲竟已和了一首回应日本友人，才算为大家解了围。

　　座谈会上，父亲应邀讲话。由于父亲带有口音，翻译工作也不尽理想，加之时间所限，所以许多问题未能详述。回台后，父亲特意写了一篇《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副刊上（这篇文章收集在《中国文化泛言》中）。

　　访日期间，父亲竟也结交了一名诗友。那位日本学者名为木下彪，因为当时他们在现场作诗时，相互唱和，遂结成诗友。木下彪是日本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任天皇宫廷文官，又是汉学专家，在唐诗方面更是造诣颇深。在游览日本太庙后，父亲兴起赋诗一首：

　　游伊势神宫（太庙）

　　立国同根各有时，浪传史迹费疑辞。

　　乔松夹道黄花丽，为拜神宫又献诗。

　　木下彪亦即唱和：

　　缅邈谁知肇国时，迂儒考古漫多辞。

　　天潢不改三千载，我仿周人赋颂诗。

　　木下彪的诗不但韵律工整，且颇有唐诗风骨，可见他“汉学家”之称绝非徒有虚名。两人惺惺相惜，此后他与父亲常有诗文往来。几年后，老古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诗集《日本战后史诗》。这本诗集，描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美国驻军管制期间，日本人民饱尝痛苦、失望与无奈的辛酸，言语精到，思想深刻。不仅中国的百姓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便是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访日之旅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在同异国风物和友人接触后，父亲感慨良多，于是在回程的飞机上，父亲又即兴写了一首诗：

　　空到东瀛走一回，平添感慨有沉哀。

　　低回富士山头白，我又乘风归去来。

　　父亲所谓“平添感慨有沉哀”者，究竟是何事？他对日本的侵华历史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对日本素无好感。然而，父亲的眼光依旧冷静客观。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父亲认为“值得钦佩和欣赏”，但他很快就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经济思想与工商业的发达，带给东方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忧虑”，他向日本朋友指出：“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思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挟富而骄，欺凌弱小。”他在看到日本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在社会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机，的确是一个更为值得担忧的问题”。对此，东道主回应父亲，说“要讲东方文化，中日两国原为兄弟之邦，中国是老大哥”，希望父亲能够开诚布公，对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指点一二，请父亲把他的讲演内容整理成文字，这就是《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一文。

　　可见，父亲对于文化危机的认识绝不仅限于中国，而是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并从自己感受最深且最为了解的中国文化出发，尽己所能积极地思考解决之策。

　　六、东西精华唯一统

　　父亲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的断层素来认识深刻，且深知问题紧迫。无论是在著作中、讲堂上，还是在与学生或友人的言谈中，他都常常流露出对民族文化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

　　父亲曾无限感慨地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如今却像个乞丐一样，向西方讨文化的饭吃。”诚然如此。近代以来，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科技、军事等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国人饱受列强欺凌，因而对本国的一切都没了信心。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寻找落后的原因，这种本意是好的，但却急于求成，盲目归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认为，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妨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期，一些激进分子，为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甚至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将旧传统、旧文化和旧道德统统推翻。可是，他们没有分清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再加之急躁冒进，结果就把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了。他们虽推翻了旧文化，却没能重新建立起新的文化与道德，也没能真正为中国文化日后的道路指明方向、奠定基础，中国文化传统就此被拦腰砍断。

　　这些激进分子，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教育，提倡接受新的“西式”教育。接受新教育，本无可厚非。新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与旧学相比，固然可以令国人扩充知识，但知识并非就是学问，彻底否定传统则过于激进了。传统教育的中心是人格的养成与完善，人格的养成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也绝非单单依靠知识的堆积来完成。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都是对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这种做法目光如豆，仅着眼于未来几年里经济、科技的发展走向，却远未能顾及国家文化建设的百年大计。甚至于现在的语文教科书，也只剩下了语言，没有了文化。而象征着国家未来的少年儿童，所学的童谣、儿歌，更是毫无文化内涵可言。这种教育方式，延续至今，已呈现许多弊端；而若放任自流，则必将贻害无穷。这一代的中国人，失去了文化根基，只能接受文化出现断层这一事实。中国经过几千年磨砺而成的文化晶石，如果就此丢弃，绝对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台湾现在提出重整文化断层，复兴中国文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洞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际内容的，就是要培养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一代人，找回开启这个贮藏了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宝库的钥匙，让传统重新成为文化创造的动力。父亲同样不忍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日趋式微，又恐“熟读经书徒论议，实行道义太零仃”，遂决定创立一个协会，意欲为台湾地区注入中华文化之清泉，由此引起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学习，从而以传统的不竭动力推进社会的发展，并沟通中西文化。这既方便讲授国学、佛学知识，也利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因此，从日本回来后，父亲就积极筹备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协会作为一种随人类群体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社会集团，在现代社会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这里，一批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甚至只是共同兴趣的人，集合到一起，为一个目标而奋斗。一般说来，这种协会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像政党那样组织严密、纪律分明，入会的会员来去完全自由，仅凭个人意愿。这些协会游离于国家的政权之外，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对于社会的进步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在当时，要成立一个协会却并不容易。困难和障碍不仅来自官方，甚至是那些早已与父亲熟识的人，也发出了许多反对的声音。曾听到有的人说：“教化或讲课，何必要什么团体组织，只要有场地不就行了吗？”甚至有人传出“南某人喜爱夸大，想当领袖，所以要大费周章，办协会”这种流言蜚语。父亲对此统统嗤之以鼻，不予理睬。他说，这是一个便于文化交流的场所，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讲堂。成立协会，要遵循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不向既成势力低头、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不拉拢反对人士。”

　　虽说在台湾成立一个文化团体十分困难，但是在西方，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思想开放、对社会组织管制较松的国家，成立一个文化团体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有理想，有人共襄盛举，立刻就可以登记注册，开展活动。这类文化团体有法人的地位，可接受捐款（捐款可以免税），会计独立，款项不能私用，并要接受政府会计监督。在美国，这种协会和社团组织多如牛毛。比如，有“反肺病协会”“反艾滋病协会”，只要你说得出一种病来，就会有一个相应的协会存在。

　　于是，在父亲的策动下，弟子们邀请了一些外籍学者，于一九六九年八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国际总会”（East-West Essence Society）。发起这个组织的，都是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切认识，并希望能够将两者融会贯通的人士。其中，负责实际事务的主要是薛乐如先生。美国总会刚成立时，会员只有十几人，但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热烈反响。美国总会成立后，由美国国务院通知台北的相关部门，再在台北成立团体就比较顺利了。

　　在台湾，虽然有人反对，但多数人还是表示赞成和支持的。支持的人觉得，有了一个正式的组织，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父亲的课，同样讲一次，数百人都可以听到，不同于以往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听讲。而且有了正式的组织后，进行各项活动也会更加方便、高效，学员相互间交流的机会也更多。大家认为，有了组织机构，就能够扩大社会影响力，对弘扬传统文化提供更大的帮助。

　　父亲与东西精华协会工作人员合影

　　加利福尼亚州的“东西精华协会国际总会”虽然规模很小，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国际总会成立后，望在世界各地成立分会。于是，父亲便率先在台湾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中国总会”。在很多人的帮助下，经过许多曲折坎坷，又迂回于法令规章之间，最后协会终于获准登记了。

　　随后，协会便开始招贤纳士。李淑君曾说，当时自己“到了招生地，随手翻了翻协会宗旨的简介，以及各项学术和社会福利等之筹备方案。浏览过后如获至宝，喜不胜收，因为琳琅满目的学习课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文的武的，古的新的，样样俱全，许多都是外面学不到的。至于那种种关于社会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方案，则更令人欣慰，因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彻底地帮助一个人，除了环境物质等福利的改善外，根本大计还在于内心的教化，使他懂得帮助自己，乐于帮助别人。因为乐观的心境和仁慈的襟怀是一切幸福的泉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这些工作和理想早在我中学时代就已萦萦于怀，然而处于目前的时代潮流中，毫无社会经验的我实在感到茫然而不知从何下手。当时面对一套套的精详计划，我不禁暗自庆幸，此生终于找到了条出路。通过一个组织，个人的力量将发挥得更有效，于是我欣然地申请加入了协会”。相信与她同感之人定然不在少数。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与支持声中，东西精华协会终于在台北成立了。成立大会的参与者多达七十余人，如孙毓芹、汪忠长、杭纪东、周勋男、杨政河、徐芹庭、吕坤维、李澄圳、杜莉、周关春、陈得清、周美惠、林曦、陆健龄、张庆仪、戴思博（法国）、罗梅如（美国）、韩长沂、王凤峤、卢惠龄、蔡淑美、李淑君等，大都是父亲的弟子。父亲自任会长，并挥笔写下：

　　辛苦艰难独自撑，同侪寥落少晨星。

　　松筠不厌风霜苦，雨露终教草木青。

　　熟读经书徒议论，实行道义太零仃。

　　乾坤亘古人常在，欲起天心唤梦醒。

　　父亲在会上说：“本会的宗旨，是国际性的，以不营利、不牵涉任何政治活动为原则，以达成人类社会慈善福利，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

　　父亲认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一危机需要用文化来化解，东西精华协会正是在这一需求下诞生的。协会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并将之发扬光大，以拯救在经济发达、精神空虚的社会中挣扎的人们。”

　　谭贞禧先生致辞说：

　　“有些人认为东方文化由于忽视了西方文明的长处，因此太偏重于精神方面，而忽略了物质方面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在物质文明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西方的文明，在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论上发展到了顶点，演变成为物竞天择的这种现代文明。罗素曾经写了好几部书，他认为世界的新希望，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思想产生。所以他在几本书里面，就曾说，美国所谓物竞天择以及那种弱肉强食的思想，应该融合东方抑强扶弱的精神，这种新的伟大思想才能挽救今天的世界。所以贵会的成立，也是实行孙中山先生当时革命之伟大抱负。孙中山先生在精神讲话里的结论中，曾有这么一段话，他认为：‘要扫除中国一切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又说：这样‘……可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文化保存及发扬’。”

　　王建今先生致辞说：

　　“刚才听到贵会今后的做法，一切崇诚务实，正如古人所谓：‘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南怀瑾先生是最早的发起人，我们虽然认识不太久，可是从南先生个人的学识、平常的言论及对宗教方面的修养看，他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非常使人钦佩的学者。而在座的各位先生也都是抱有同样理想的人，才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这个会与一般的会不同。我们就刚才所说的，兄弟现在站在自身的立场来说，今天社会上最大的毛病是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贵会也将对他们有所帮助，使社会人类走上一条富强康乐、安定和平的理想之路。这是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我想在岛内的团体里很难找到像贵会这样眼光远大的机构。有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当然我们希望一步一步地能够发展到全人类去，所谓‘大处着眼，近处着手’。而且，我发现贵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纯粹是为学术而研究，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是超然清高的。现在已经看到有人乐捐大量的土地，甚至有人愿意出钱出力，就这点来说，尤与一般的团体不同。”

　　来宾施毅轩医师致辞说：

　　“兄弟向来敬重南怀瑾先生，而且我跟他学的也很多，南先生让我讲话，我只好站起来讲几句。贵会从宗旨上可以说是沟通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团体，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新的一个组织，在中国更是一个新的创举。英文名词Eclectics意思是一个中间人、了解分子，此即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一个调解者。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出自于拉丁、希腊，东方文化出自于印度与中国。兄弟在印度住了一年半，印度的文化我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我只知道一点点，西方文化因为我是医生出身，当然只懂得医学方面的，对于西方文化不太了解，不过空闲的时候也喜欢研究一点。我个人认为沟通东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我们医生来说，不要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怎样沟通，甚至连中医同西医都没有沟通，怎么可以谈到东西文化的沟通呢？比方讲，我们《易经》怎样去配合科学？这一个问题连带《易经》本身我们都没有弄清楚，《易经》里面医、卜、星相等，要如何贯通？中国的文化一向包括得很广，另外再融合西方文化，这是一项很伟大的工作。关于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有私见，不能有成见，对东西双方的文化做一番汰芜取菁的工作。这样才可以使人类文明再向前迈进一步，而进入世界大同的理 想。”

　　臧广恩教授特地从日本赶来参加协会成立大会，并致辞：

　　“我在日本也深深感到，一项事业、一个运动的兴起，要许多人对它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单凭少数人的呼吁，这是非常吃力的。譬如在日本，有一位德国人，受禅学影响，开办禅学院，一切经费均由国外天主教的人士捐助。虽然那位德国人只懂一点皮毛，但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如果那个大礼堂作为南老师讲演的场所，那不但是物尽其用，而且更能人尽其才。因此，我非常感叹！如果要顺利将中国文化弘扬出去，我们要深切反省一番。”

　　关于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简介中明确指出：今天的世界，普遍陷在迷惘中，是非缺乏标准，善恶没有界限。它的远因近果，是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反映，人们但知追求物欲而忽略了精神上的修养，于是变得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浑浑噩噩，茫然而无所措、无所从。人心如此，国际如此，整个人类世界何尝不如此？危机重重，人类再不回头，终将走入无底的深渊。这个协会的诞生，是基于时代的需要。这个组织的宗旨，正如本协会的名称所揭示的，是要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摘“精”取“华”，并身体力行之，发扬光大之，挽救思想文化之大厦于将倾，导引人类走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和平安乐的大同境界。

　　父亲为协会订立了三大目标：一、唤醒近世东方各国，使他们恢复自信，不再舍弃固有文化的宝藏，一味盲目地全盘西化；二、重新振兴中国人文思想的精神，以纠正西方物质文明的偏差；三、沟通东西文化，以谋人类的和平和幸福。

　　后来，他在向大陆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说：“处此交通信息极发达的时代，全人类来往密切；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固属立国之根本，但若不能与世界各国之文化精华结合，则极易重蹈清末‘国故派’之覆辙，欲跻中华民族于真正强盛之域，无异缘木求鱼。”

　　父亲对于这个协会的设想很具体：首先，要筹建“安颐别业”和“青少年辅导院”。这是《礼记·礼运》里的理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同时，要做文化教育工作，弘法传道，因为把大学的课堂搬到社会上来，其影响范围必定要广泛得多。

　　对此，父亲认为，应该筹建“国际文哲学院”“禅学进修班”“西洋哲学进修班”“美术进修班”“国乐进修班”“语文进修班”和“国医进修班”等。不仅如此，除了推广各种社会教育，协会还应致力于青少年辅导、出版事业、国乐及中医的研究发扬，以及禅学的研究等。父亲的目标很宏大，也有许多想法。他的这些目标和想法，都写进了东西精华协会的章程里。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父亲都在为这些目标和想法奔波劳累。

　　协会刚刚创立，条件非常艰苦，人力财力都不够，只有几个追随父亲的学生和他一起筹划各项事宜。于是大家先在台北青田街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协会正式成立后，就迁到青田街五巷九号，这是一处带院子的平房。这里院子较大，除了客厅及饭厅外，共有四个房间，后院还有厨房和工人房。四个房间中，靠前较小的一间是父亲的办公室，两间作为其他的办公室，另一间则被布置为修习禅定的地方，客厅连着餐厅的一大间，就是课室了。这所谓的教室，最多也只能容纳二三十人。

　　东西精华协会虽屈居陋室之中，却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厅中悬挂着两副对联：“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海纳百川，龙奋风雷开宇宙；天容万象，鹏飞窅冥启东西。”在这里，父亲不仅深入浅出地讲述儒、释、道三家之学问义理，还兼讲中国文化大系、历代谋略学、中华医药等，这间不算宽敞的公寓一时门庭若市。父亲或青衫布鞋，或西装革履，轩然立于厅室之中，风趣幽默，侃侃而谈。

　　成立之初，协会各方面都尚未成熟，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经费不足。父亲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全部积蓄，无奈只是杯水车薪。不得已，他便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学生们也都十分支持他的工作，纷纷拿着募捐簿四处筹集捐款。

　　当时，李淑君不过是在一年多前（一九六九年）在师范大学听父亲讲授《老子》时，才与父亲初识的。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她虽仍在上学，却常常抽空来帮忙处理各项事务，大学毕业后，她就正式在东西精华协会上班了，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此前，来义务帮忙的人还有孙毓芹、陆健龄、汪忠长等人。

　　在青田街的新地址安置妥当后，父亲便立刻筹划课程的开设。那时有很多来台研习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学者，禅学是最受欢迎的一门，所以父亲决定先开办禅学班。虽名为禅学班，但中国文化各家之间本就可以互通，所授课程也包括了儒、道等家的学术。

　　参加禅学班的人包括各界人士，少长咸集，学历多是大专以上。禅学班自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开课，为了方便那些在学及上班的学员，父亲便将课程排到了晚上，即每星期一、三、五晚上七点至九点上课，为期六个月。所开的课程主要的有：

　　周关春先生就任于斯坦福大学在台湾大学的华语教学部，精通道家及《易经》学术。

　　胡庸老先生精于术数与堪舆之学，他是湖北黄陂人，父亲也曾请教过他，故始终以师长之礼事之。

　　参加禅学班的人包括王徵士、林曦、周勋男、刘爽文、史济洋、李淑君、吴爽熹、徐进夫、罗梅如（美）、杭纪东、朱时宜、韩长沂、汪忠长、王绍璠等人，还有孙毓芹先生带过来的钟德华、林中治、陆健龄、卢惠玲等。孙老师是助教阶层，此前他曾经营一家永康出版社，也曾办了一个修习禅定的班，当时钟德华等都是那里的学员，后来便随孙老师来参加父亲的禅学班。

　　那时杭纪东已从研究所毕业，在淡江文理学院教课。林曦表哥则仍在台湾大学就读。他们跟随父亲已有不短的时间。林曦、杭纪东及王绍璠三人，过从甚密，大家都称他们为“三剑客”。密宗称活佛为“呼图克图”（蒙古语音译），父亲则常说王绍璠是“糊涂克图”，意思是说他糊里糊涂。

　　辅仁大学哲学博士班的赵玲玲及吴爽熹也都前来参加招生考试。因为父亲是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吴爽熹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王阳明思想的，是在父亲指导下完成的，他对父亲也很崇敬。

　　禅学班在盛夏开课，那时的学习环境真是十分艰苦，几十个人都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听课，也没有降温设备，有的人还坐在走廊听课。尽管如此，大家仍旧兴味盎然，无人缺课。

　　父亲在东西精华协会开讲《易经》，讲堂里常黑压压坐满一百多人，这些人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有工人打扮的，有将军，也有教授、专家、学者。三教九流，童叟妇孺，这真是“有教无类”最生动而深刻的注解。父亲一站上讲台，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纵横捭阖，如天马行空，有时候听来好像离题万里，总担心他该如何回归本题。不过这真是杞人忧天，正当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他忽然便将刚才汪洋恣肆之言转回了本题的轨迹，丝丝入扣，绝无半点虚言谵语。

　　据说当时在这个禅学班中，还有一个极特别的学生。这人年近四十，光头，观其言谈举止，似乎不像是爱好学术文化之人。上课的时候，他也不安静听讲，只是左顾右盼，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到了第四天，父亲走进课堂时，他上前对父亲说自己因私事之故，不能再来上课了，于是便向父亲请了长假。说完之后，他竟当众向父亲跪下磕头行礼，请求父亲原谅。

　　这一幕来得很突然，大家都很是震惊，父亲急忙把他扶起。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被派来打探这里到底在做些什么活动，有没有宣传反动思想，是不是反动组织，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当局之事。混在这里观察了三天之后，他发现并无可疑之处，于是便告辞回去交差了。至于他走前行跪拜大礼，或许是受感于父亲的教诲也未可知。

　　在人财两缺的困境下，一九七一年年初，父亲力排众议，毅然创办了《人文世界》杂志。父亲想借此尽快推展业务，文章千古事，白纸黑字的影响必定比讲演更为深远持久，因而父亲决定即使借钱也要马上做。

　　当时，周关春先生考虑到财务问题，对此事颇为担忧。他认为现在东西精华协会都还尚未站稳脚步，如若贸然办杂志可能会有捉襟见肘之促。而且办杂志需要先投资，前期肯定是要亏本的，后面能否赚钱也无法预料。诚然，周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父亲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决定的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后便不会改变。

　　父亲告诉刘雨虹女士要办杂志这件事，并希望她能够帮忙。对于此事，刘雨虹女士自然义不容辞。谈到杂志的发行，刘雨虹女士建议请《皇冠》杂志的老板平鑫涛先生（琼瑶的丈夫）帮忙。因为当时《皇冠》杂志的创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算是一流的杂志，如果平先生能帮忙，父亲办杂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便会大些。

　　于是刘雨虹女士便请了琼瑶和平先生到一家餐馆见面。那天来参加的，除了父亲、琼瑶、平先生外，还有母亲，以及大姐可孟及二姐圣茵，彼时她俩都还是学生。

　　琼瑶是陈致平教授的女儿，而陈教授曾在一九六九年与父亲一同随文化交流团赴日访问，所以她虽是初次与父亲会面，就已喊父亲为南伯伯了。父亲谈到想请他们帮忙办杂志时，她和平先生热心允诺帮忙。分手时，平先生还再三表示，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不要客气。《人文世界》的发行便交由《皇冠》代办了。《皇冠》的总发行是远东书报社，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文世界》月刊出刊后，也交于《皇冠》，一并由远东书报社发 行。

　　从决定要出版《人文世界》月刊开始，父亲就将精力集中在这件事上。对于一本杂志而言，文章自然是头等大事，父亲也为此费了很多心血。他亲手写了《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这本书，并在杂志上连续刊载了两年。《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不仅将儒、释、道三家静坐原理融为一体，而且将中西医学学术成果与古代静坐原理相结合，以现代医学成果来支撑古书记载。同时，他还深入浅出地介绍和解答了数百年来各家修道者的修持经验，给予实证，令人信服，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久，父亲又完成了一部对历代禅门祖师公案予以新解的著作《禅话》，并和《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相继刊印了单行本，令各界学人兴奋不已。

　　说起《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的出版，还有一段渊源。当时，撰写《人文世界》之人多为客串，并没有专职编辑，所以杂志常因人手不足而无法按时出版。平鑫涛先生曾多次提醒父亲，杂志一定要按时出版，否则将很难挽回销量；如果因时间太紧而无法如期出版，或许可以改为写书，这样就不会过于紧张了。听了平先生的建议，父亲便有了出版单行本的念头。

　　有一天，杂志马上就要付印了，刘雨虹女士来到李淑君的办公室，却发现稿子仍旧没有校对，而李淑君却外出了。后来刘雨虹女士才知道，那天李淑君是去替父亲办理股票交割手续了。当时正值基辛格到北京访问，台湾方面不免忧心忡忡，担心美国会与中国大陆建交，于是股票纷纷下跌。基辛格离开大陆的前一天，父亲借了一笔钱，让李淑君去买些股票。果然基辛格离开大陆后，股票又大涨数天。父亲自然赚了不少钱，于是他便用卖股票赚来的钱，印出了《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另外，父亲每期都要分别写一篇有关儒家、道家以及密宗的文章。第一期写了“儒家与孔孟思想哪里去”“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密宗与东方神秘学”等主题。日本的臧广恩教授也为杂志写了一篇《老庄思想在日本的影响》。父亲每期写的四五篇文章，好比酒席上的主菜，提起了整桌宴席的味道；其他如搭配的副菜形式的文章，则由他的学生及同侪来写。那时朱文光、徐进夫、林曦表哥、朱时宜、徐立功、孙毓芹、周勋男等，都是撰写的主要人员。

　　这段时间，父亲的工作相当繁忙，除了为杂志写稿外，每周还有三个晚上要公开讲课，还要应付日夜络绎不绝的访客。他们或来求医问药，或来诉说烦恼，或来聊天排遣，或来求禅问道。除星期天上午的静坐课程外，其余时间，父亲要亲自处理成堆的海内外来信，往往通宵达旦地工作。

　　建立东西精华协会和办杂志的事终于告一段落了，在大家以为可以专心办杂志的时候，又出现了搬家的问题。原来租用的公寓所在的平房要改建大楼，所以非搬家不可了。于是父亲再次带领众人，天天忙着找房子。

　　这时，袁行廉女士受邀到苗栗法云寺，她知道住持妙然尼师在台北有一个四层楼的“莲云禅苑”。这个地方一楼是客室和厨房，二楼是大殿，三楼是宿舍，四楼是个大厅。因为房子刚建好，四楼尚未使用，可能会以三千元出租。她想到，如果妙然尼师同意的话，父亲完全可以租用这间房子，于是便告诉了父亲。

　　父亲听后自然十分欢喜，当即便向妙然尼师表示愿意租借这层楼房，但妙然尼师感到为难。她对袁行廉女士说：“由于出家在家的问题，性别的问题，省籍的问题，我不便答应，除非有佛教界的领导人士能从中沟通，才可以免除外界的批评。”

　　台北市莲云禅苑

　　那时台湾佛教界的领导人物是善导寺的悟一法师，父亲正苦于不知该怎样请悟一法师从中出面。此时，与父亲相从甚密的杨管北先生得知此事后，便说他可以去向悟一法师说明情况。杨管北先生是台湾航运界的首脑，素来乐善好施，这不，悟一法师就得到过他的帮助。原来悟一法师本是扬州人士，刚来台湾时，善导寺尚有军队占驻，在杨管北先生帮忙之下，才使军队迁出。父亲知道后，十分高兴，便立即请杨管北先生与悟一法师商议，请他出面帮忙说明情况。

　　悟一法师听说此事后，便去拜访妙然尼师，说：“南怀瑾先生希望租用你们这里的四楼，作为讲堂，请你答应好吗？”妙然尼师答道：“南先生是在家人，我们这里是出家人，又是比丘尼，恐怕惹人批评，反而不妥。”悟一法师说：“虽说男女有别，出家在家形式也有不同，但佛经上说，观音菩萨还有三十二相（表示以不同形式出现），外表应该不成问题吧！”妙然尼师道：“既然大师这样说，我无条件把四楼借给南怀瑾用，不收租金。”

　　妙然尼师既然无条件把四楼借给东西精华协会使用，于是杨管北先生也就慷慨解囊，每月捐赠莲云禅苑三千元香油钱，一直维持了三年。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日，东西精华协会第二次迁移，搬到了台北莲云街的莲云禅苑四楼。那里可以从禅苑的后门直上四楼，不必经过禅苑。四楼除了一个大厅外，另有一个房间作为父亲的办公室。走廊有两张办公桌，一张由李淑君使用，另一张给每天来的义工使用。大厅是讲堂，排好椅子后可容纳一百人，外边的走廊也可以加坐十来个听众。

　　协会的学员也由原先的三十多人增加到六七十人。父亲则将讲课内容从禅学扩大到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如《论语》《庄子》《参同契》《楞严经》《瑜伽师地论》和中医医理等。协会会务繁忙，父亲讲学范围又极广，除儒、释、道三家之学外，尚有中国文化大系、历代谋略学、中华医药、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中国企业管理，以及诗词、书画、星相、堪舆、卜易之学……前往听讲者人流如潮，名流学子、贩夫走卒、老叟村妇，靡不俱备，讲堂内外，均人满为患。他们无不被父亲渊博深厚的学识和诙谐生动的讲授所折服，但闻掌声、笑声不绝于耳。

　　七、协会精研唯识学

　　搬进莲云禅苑一周后，父亲就开始“唯识研究”的课程了。

　　唯识学是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鼎盛于唐代。唐朝之时，玄奘大师为了解决唯识理论存在的种种困惑、疑问，历尽艰辛去印度求法，并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糅合印度十大论师的诠释，编译出了《成唯识论》。此后，“唯识宗”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佛学宗派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着深入根本的探究，但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寺院内的修行学者中。因为这本是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且从前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严格选拔出的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便学识渊博。

　　后来，唯识学逐渐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而这始自熊十力先生。熊十力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言，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然而两者并不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也无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荣。所以熊十力先生重建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儒家传统，并决定恢复唯识学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汉家威仪。

　　熊十力先生为了恢复唯识学这门学问，便构思想写一部叫《新唯识论》的书。这部书分为两册，一册是《境论》，另一册是《量论》。《境论》已经出版，但是《量论》始终未能成书。熊十力先生对于自己对中国先秦学问的了解十分自信，他曾说道：“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虽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中的《量论》始终没写 出来。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的入室弟子，在台湾和香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颇为显著，有目共睹，是位大师级的人物。对于《新唯识论》的《量论》，他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却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学养深厚如熊、牟两位先生，都没有写出《量论》来，可见两人治学态度之严谨，也得以知晓唯识学之艰涩。所以父亲对唯识学只用“研究”两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如若轻率讲述，恐有误导他人之流弊，父亲是绝不会如此做的。

　　由于父亲对唯识学也没有足够透彻的把握，因此父亲每次和学生讲时，都从不说讲解，而只说研究，意思是还有待于大家的一同探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父亲在香港看到《十方》杂志有关“唯识”方面的文章后，还打电话给刘雨虹女士，特地嘱咐不可以整理他自己所讲的唯识。

　　父亲注重的，是对佛法修证方面的印证［佛教将“戒”（戒律）、“定”（禅定）、“慧”（智慧）称为“三学”，认为一切法门尽摄于此，应当精勤修学。这中间，戒、定属于修行实践，慧属于教理思维］。因此，父亲一生之专注便在修，在证，在教化。父亲所教的修法，不只是理论，而且包括了自己过去修行的经验。他曾闭关专修，可算作过来人，因此才能指导他人修法。父亲的教化，并不只局限于佛法，而是包罗万象，各方面互通互补。很多人说父亲不是学者，此话倒也有理，因为学者注重的是学理，虽然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却未必能将之活用。一般所谓学者，也就是学某个别人创建的理论，像个解说员，或是翻译官。而父亲却不同，他一向重视实践，认为学问再好不能应用也是白说，就像有人背得出唐诗，自己却不会作诗，又有何用？古人说：“说食不饱。”会说不会做，没用！

　　父亲的实践，从其对学生的接引便可见一斑，对“三剑客”来说，更是如此。前面已经提到的杭纪东、林曦表哥及王绍璠三人，是原来的“三剑客”，后来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旧“三剑客”便改组了。新“三剑客”是指徐进夫、林曦表哥及杭纪东。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与林曦表哥及杭纪东往来甚密，极为投缘，后来大家便也称他们为“三剑客”。自从《人文世界》出版以来，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进夫了。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写出长短各数篇。

　　像许多学生一样，“三剑客”中的林曦表哥，也常年追随在父亲左右，父亲对他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林曦表哥后来曾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国外遇到过不少科学界的顶尖人物，他们的教学方法给他的震撼和感动，都只是局限于片面。而父亲当年所运用的教学方法，无论似雷霆或如雨露，在他的回忆里，永远是温暖的春风，父亲对他的影响历久弥深。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先后主持了六七次禅七，林曦表哥总共参加了四次。父亲的禅风与当代宗师大异其趣，他接引学人的手法，既非临济喝、德山棒，亦非赵州茶、云门饼，而是将禅机和诗情融为一体，禅中有诗，诗中有禅。再加上父亲应机垂示，含摄万端，变幻莫测，引人入胜，直扣心扉，令人如饮醍醐。父亲的禅七手法堪称出类拔萃，为当今之一绝，他的禅颇似七宝楼台，眩人耳目，仰之弥高。

　　父亲历年接引的学人不下千人。他常引用百丈禅师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不过，在末法时代，上上根器之人，稀似凤毛麟角，难遇难求。

　　最令人称道的是，父亲应机教化之手法。一天，林曦表哥正在为父亲整理文件，忽听敲门声骤起，他一时分神，将文件散落一地。父亲见状，面带微笑地走到他身旁，帮他整理，并悄悄对他说：“临危必须镇定，慌张只会误事，回去看看《世说新语》，你就会明白。”第二天林曦表哥翻阅《世说新语》后，发现历史上那些非常人物，果然都雅量非常，临危应变，无不从容镇定。

　　可见父亲的禅，绝非空洞高渺的理论，而是无孔不入、与生活圆融相通的实践。比起对佛理的一味钻研，父亲更看重切身的修行。

　　然而唯识由于名相太多，必先向修行者解释，因此多数修行者容易陷入名相之中反复钻研，最后变成一个唯识学者，反而偏离了修行。在这一点上，出家人则具有一些优势，他们比较重视将佛理与修持配合进行研究。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父亲不愿将他讲的唯识整理成文字。听讲和读书对人的效果相差甚远，上课时的方便讲解和浅显说明如果化作文字流传，可能会使人理解产生偏差甚至误解。这样做便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东西精华协会在成立以后，还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比如为乌来、石门、大湖等偏远地区的小学送救济衣物，积极为紧急受难的灾民或社会团体筹备赈灾捐款，以及修建育幼院，给受刑人捐赠医药，等等。不仅如此，协会还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这些贫困学生因为需要忙于兼职以维持生计，自然难以同时做到成绩优异，所以助学金并不限制功课是否名列前茅。

　　这些公益活动，都是在父亲的领导下默默进行的，甚至有些设立助学金的人还会特意隐去姓名。例如，有个人在记事册上只留下“张氏助学金”等字样，而张氏是谁已无法查考了。此外，父亲早期的学生沈翰初，英年早逝，他的家人将五十万元作为社会福利基金捐赠给协会了。那时的五十万元，还真是笔大数目呢。

　　八、莲云禅七授准提

　　协会成立后，父亲便日夜为之操劳忙碌，浑然忘我，竟不觉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了一九七一年年底，各路人士纷纷打听父亲当年是否会主持打七。得知父亲仍会举行打七之后，他们便千方百计地前来听讲。其中有些醉心于禅宗并希望能亲身修行的人，便私下里商议，一起去请求父亲能够予以指导，希望能帮助他们训练禅七。一九七二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便陆陆续续有人来向父亲拜年。父亲的学生们则在年前就已将课堂打扫干净，布置停当，用彩球稍加点缀，并备上茶水点心，倒也颇有些年味。很多来向父亲拜年的人，一见到父亲，便跪下叩头，父亲则不管对方是何身份，一律同样下拜还礼。父亲待人，礼尚往来，一向如此。

　　父亲素来“与天下人同亲”，虽是过年期间，他也并不陪伴家人，而是按照约定，在东西精华协会举行禅七。我虽未亲身参加这次打七，却也多次听人说起过当时的情景。

　　大年初二，那些同参道友都满心期待地来到东西精华协会参加禅七。这些人多数都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禅七，自然对父亲的参证之法心向往之；而参加过的人也想温故而知新，再次感受一下父亲的开示。大家将教室里平时上课用的桌椅搬开，在地上摆上坐垫，将禅堂布置好。禅七刚刚开始，父亲便开宗明义，说明打禅七的来由及意义，即在七天之内，排除一切俗事杂念、红尘因缘，暂时出离尘世，定下心神来“参话头，求开悟”，克期取证，以期彻悟人世生死浮沉之谜。

　　参加这次禅七的人共有三十个左右：

　　白玉堂（White）——美国人

　　刘修如——“社会司”司长

　　钟德华——台湾交通银行襄理

　　汪忠长——东西精华协会秘书长

　　刘大镛——书法家

　　王中平——美国记者的太太

　　明仪法师——韩国来的和尚

　　韩振声——“立法委员”

　　王绍璠、卢惠玲——夫妇

　　陆健龄、蔡淑美——夫妇

　　叶世强——艺术家

　　史济洋——中学老师

　　庞祎、刘雨虹、袁行廉、廖小姐、吴爽熹、张东生、李淑君、林中治、古国治等

　　大学生张选翰、许荣禹、郑景松、曹砺铁、郭秋福等

　　三位禅苑的比丘尼

　　一位西藏来的女士

　　参禅人中的庞祎，是经得周梦蝶的引介才与父亲结识的。而庞祎与周梦蝶的相遇，则来源于诗的牵针引线。周梦蝶那时在新诗界已是声誉甚隆的诗人了，而庞祎也对诗歌颇有研究，认识许多诗人，于是，到了台湾，她就去拜访周梦蝶。两人虽相谈甚欢，庞祎却仍觉有许多疑惑未能解答。周梦蝶就对她说：“你与其跟我谈，不如去请教南先生！”听闻此言，庞祎对父亲的仰慕之情日盛，遂前来拜访父亲，并参加了这次的禅七。

　　禅七中，孙毓芹先生是助教；林中治则负责喊口令，以把握节奏，维持禅七程序的进行；李淑君操持一切杂务，父亲讲话时，她便负责写黑板。

　　左起分别是：李淑君、父亲、林中治

　　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初次经历禅七。唐朝时的庞蕴居士曾有偈语：“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人的脑筋思想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着，如若想达到心境暂时的空灵，即所谓的“心空”之境，实属不易，但果真能在当“空”时“空”，那便已然“及第”，修成正果了。

　　其实，生而为人，便几乎不可能真正做到六根清净，达到心无尘杂的境界。平日里便要为妻儿老小、工作生活诸种杂务劳神费力，以致身心俱疲，赤心蒙尘。而当这副在尘世飞速旋转的时光齿轮间疲于奔命的皮囊来到禅堂时，却又在突如其来的如水宁静中茫然无措，一颗心还未落实，便又向那些自己避之不及的繁杂冗事间飞去。

　　禅七刚开始时，大家还能正襟危坐，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用心参道的庄严法相。然而一天的禅七打下来，大家无不腰酸背痛，手脚发麻，心灵已被这躯壳的疼痛所奴役，如何还能得到所谓的宁静？晚上进行小参报告时，那些参禅者大都对今天身体的酸痛与不适叫苦不迭。待听完大家的报告，父亲便开始骂起来：“你们没有一个有出息的！今天的报告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酸。为什么要被身体的感受牵着走？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心念上去反省、去参究，看看念头怎么来的、怎么去的？理会身体干什么？这个皮囊你管他干什么？”

　　禅七第二天，父亲的法宝便一一出笼。父亲从观音法门讲到止观、念佛观想、数息。但是，假如参禅者们当真跟着父亲的讲解，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地换着修，那么肯定会招来父亲的一顿呵骂：“为什么不选一个自己合适的法门一门深入？为什么要受我的骗？为什么要跟着我转？”很多人都知道父亲擅长骂人，尤其是禅七之时，更是要骂得你七荤八素、晕头转向，不听话不对，乖乖听话也不对，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困惑不已。但是，父亲为人一向圆融和善，绝不是刁钻苛刻之辈，他骂人的真实意图，却是希望有人能从他的骂声中幡然醒悟，如此，这场禅七也不算枉费心机了。

　　参禅者们都对父亲的香板有着特别的好奇与期待，不知它会在何时打下来。头两天，父亲只是将香板反握于背后，并没有什么动静。到了第三天行香时，大家正低眉垂目地走着，忽听“啪”的一声，震得你灵魂几乎要脱壳而出，而那些萦绕不去的妄想与杂念，也都被这一香板震出体外，霎时间只觉形神通脱，贪嗔痴之毒俱散，竟如初生婴儿般无杂无念，无欲无求。

　　香板打下之后，大家便即站定，湛然不动，静静地听父亲讲述历代禅师悟道的公案与诗偈，如大诗人白居易的《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又如宋朝的法演禅师参访白云守端时顿悟所作的偈句：“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再如唐朝无尽藏比丘尼的诗偈：“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若有人能听懂这些偈句最好，如果不懂，那便继续参吧！

　　参话头这件事，如若参者个性疏懒，生性散漫，便很难长时间集中精力参想一个话头。平日里看那些高僧，低眉垂目，盘膝坐定，手持念珠，唱诵佛号，心无旁骛，专注沉着，似乎也并非什么难事。可轮到自己时，本想沉静下来念佛号，结果却是越念越散乱，心也随之乱了节奏，最后甚至都不知何时已丢掉了佛号。许多人在刚开始参话头时，都摸不到门路，更不懂何为“离心意识参”。大家的所谓参，也不过是用自己的知识和逻辑，对话头加以分析，在归纳演绎后得到一个自以为是的推论而已。父亲所谓的“离心意识参”，或许就是意味着，过去之事已然成为弃你而去不可留的过去，未来之事也是星盘上尚未转来的轨迹，当下之事在你着意相对时也已成定局，往者不可谏，来者不可追，何必苦苦执着于浮生红尘如露亦如电的梦幻泡影呢？人生在世，足下所立不过一锥之地，于苍茫亘古之中，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比起牵绊于诸种俗务，倒不如打磨自己的内心，使之通透而温润。

　　据说在参禅期间，刘雨虹女士试参了一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的话头。晚上小参大家报告心得的时候，她便向父亲报告道：“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处不在呢？”听闻此言，有些参禅者觉得颇为可笑，有的人甚至问父亲：“南老师，刘雨虹开悟了没有？”也有人问：“南老师，大家打七干什么？”问题是五花八门。在这种场合中，有所了悟，心有底蕴的人，大概不会笑话他人；而那些眼前仍然黑漆一片的人，也还来不及笑话他人；只有那些自认为自己有所悟道其实却毫无所得的人，才会自负地笑话他人。父亲却并未多言，只是回答刘雨虹女士道：“不是。”

　　第四天晚上小参的时候，一个年轻同学报告心得时，不发一言，而是借了父亲的香板，舞弄了一番。父亲说：“差不多，差不多。”众人见状，无不备感诧异。而这时，轮到另一个年轻同学了，他却坐在那里一味地傻笑，父亲就说：“好了好了，以后小心保任。”众人虽不知父亲的话到底有何深意，但这或许就是禅宗的奥妙与玄机吧。禅乃说不得、道不出之物，却与一个人的言行容止相融，一举一动间，便可识其是否开悟、是否得道。正如佛经里“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顿悟素来是禅宗修行的法门。至于悟到什么，则要看参禅者的修为与机缘。

　　父亲在此七日中讲禅的语录后来被他的学生整理出来，现在我节录如下，以供读者体会其中的奥妙之处：

　　（啪！）

　　你们的禅就是这一板子。不要放过这一板子。

　　“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这只给你漏了一点消息，还没有讲完。由这个地方体会进去，你就可以了解“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也可以了解“生灭灭已，寂灭现前”。

　　何以叫作“几度卖来还自买”？何以叫作“为怜松竹引清风”？嘿！不要起妄想。要返照自心，在心地上去体会。我们现在站在大殿里，尽管是晚上，外面的境界还没有下午那么清静，你看多乱啊！你返照自己内心看乱不乱，内心跟外境一样乱。哼！“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才可以说是打七“参禅”。

　　参禅究不究竟呢？古人说参禅参不通，还是按部就班慢慢来吧！这一生没有了生死，还有来生，来生再不了，永远还有来生，就如日子一样，永远有明天。禅宗讲“顿悟”，只有现在，没有明天，没有未来。现在就要了。如金刚王宝剑，魔来斩魔，佛来斩佛，佛、魔一概放下。这才是真正佛法的精要。

　　刹那之间，马上又妄念纷飞，又跑掉了。野鸭子飞过去了。跑掉了吗？没有，依然在此。

　　谁是我？我是谁？越找越糊涂啊！本来无我分明在。注意哦！有个字要注意，本来无我分明“在”。无我之中更有谁？

　　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讲无我，乃至我们的孔夫子也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无我，你问他看看，你无我，何以能够说法？若说有我，常乐我净，常乐我净也不是空，那不是玩弄自己？年轻人讲得很对，非常简单，这是我呀！我就是我嘛！说起来好像蛮简单，我就是我。你哪里有我？处处无我。

　　我告诉你，变化的不是我，你经常变吧！每秒每时每天每月都在变，从小变到老，这个色身当然不是我，这个是臭骨头、臭肉，不是我。那么，你说“我思故我在”，这个思想、思维、感觉马上就跑掉了，而且，很可怜，我应该是主人，但是，却做不了主，外界的环境一变，思想就变了。一切感觉，思想在变化中，没有“真我”，真的我何在？能感觉、能知觉、能思想的，那个上面即不男也不女，即不老也不少，那个本来要找到。所以，叫你不要散乱，莫妄想，把这些不能做主的思念、感情、思想一概都丢掉，丢完了，干干净净，赤裸裸的，忘记了身体，忘记了一切的，有一个灵明自性，这个自性就是百丈的“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洞山悟本怎么开悟呢？临水照影，要走过溪水，把鞋子一脱，太阳一照，把自己的影子映在溪水里，他悟了，作了一首偈子：“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这个他是谁？就是你的妄想，若从思想上去找这个东西，你完了。思想、感觉等是我们真我的影子，所以说“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我们的什么思想、境界，这些都不是真的我，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但是这些思想、境界等，却都是“我”的作用所变现的，也就是全波是水，全水是波的道理。庄子说，我梦见变成蝴蝶的时候，就不知道我是庄子了。当我梦醒的时候，我不晓得到底是我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变成我。到底我是梦，还是梦是我？到底梦中是真的，还是现在是真的？人生一大梦，天地一大梦，事事皆在梦中。你若说梦中没有意思，那你就错了，没有智慧。我以前有一个朋友蛮有意思，我说你不要糊涂，“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不易醒”。他说，你这样讲不算高，我给你改一个字，“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不愿醒”。哦！有道理！有道理！假如世间的人都是好梦由来不愿醒，那又有什么办法？香板打一万次也打不出半个来。

　　这个大有道理哟！必须把这个“真我”找出来，才不辜负打七，找到了没有？究竟是有我？无我？空？有？真？假？

　　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对外没有放开，身心没有放下，不容易找到“真我”。而且，你们心里嘀咕着，已经三天啦，怎么还不悟？这样的话怎么悟得了？赶紧放下，管他悟不悟！管他懂不懂！就是那么放下用功。香板会告诉你到了没有，就是这么办。打七要把这个心打死，大死以后再大活一番。所以，古人说：“悬崖撒手，自肯承当。”要有这个气派，要自己去肯定，靠自己活下去。“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非要大死一番，才能大活。可不是叫你去自杀，而是叫你把杂念、妄想、善的、恶的念头一概丢下来，忘光了，才能大活。这个时候才能大悟。现在，各位把身心放下，好好用 功。

　　现在，话又说回来，给你们讲身体，叫你们好好打坐慢慢熬，到现在已经熬了两天多了，你们的身体已渐渐恢复健康了，已经软化下去了。身体软化，不是肉软了，骨头软了，而是身心的气脉软了。加上吃了两天半的素，肠胃里也给你换一换，清理一番。因此到了今天有什么情况？你们的身体我都爬进去看过一番。看了以后，晓得你们大部分的身体气脉正处于将发动未发动之间。因此，你们现在的心理受到了影响，精神已经比以前统一了。你们以前杂念、妄想乱飞，不晓得，看不见。现在，可以看见了，晓得了。虽然看得见，制不住，但是，比较宁静归一了，你们就到了这种程度。慢慢宁静一点了。但是，这一点宁静，还没有达到“知止而后有定”的“止”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因为本身的业力不同，有些人感到烦闷，有些人感到身心愉快，有些人感到空空洞洞的现象，有些人感到打转。这都没有达到专一。现在不是给你们讲禅吗？要使身心健康有进步，必从禅定入手，做到思想念头专一。专一就发参话头，把话头当念头来揉，把杂念妄想揉成一团，揉成专一了。专一以后，身心绝对清净了，然后，身心放下。然后，再把那专一之念也空掉，就到了。现在，你们妄想念头都专一不起来，那是妄花工夫哦！到了明天只剩下三天半了，时间不多了，好好用功。走！

　　（啪！）

　　不要忘掉这一板子。就是这样。那么就身心放下。

　　七天时间转瞬即逝，到了第七天下午，便到了最后的报告时间，每个参禅者都要花三五分钟说说自己此次打七的心得或感想。这时，有一位女士特别向父亲要求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父亲最后答应让她讲半小时，并且对大家说：“她是一个孤单无依的人，从西藏来台，经过了许多人生的挫折，所以请大家发挥同情心和慈悲心，耐心听她三十分钟，学佛的人，都应该磨炼忍耐心，培养慈悲心……”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女士登台后，并非报告自己的心得，而是张口便对众人大加责备：你们哪像是打七学佛？说说笑笑不知道惭愧等。后来她甚至指名道姓地训斥起来。

　　她的这一席话，就好似一块巨石被抛掷在禅七道场这原本平静的湖水上，刹那间，水面便是波涛汹涌。那些参禅者也都有些社会地位，听了她的指责登时便沉不住气了，有些被点名责备的人，气得跳起来回嘴喝骂，想要动粗；有些人心下难过，当场就哭了起来，场面混乱不堪。父亲一开始还若无其事，面色凝重，毫无表情，后来会场已乱成一锅粥，台上台下争吵不休，鸡飞狗跳，许多人都借口有事先行离开了。父亲见事态渐渐难以控制，便当即厉声喝止，并且痛惜万分地说：“完了，完了，再三要求你们忍耐，你们却无法忍耐，七天白白糟蹋了，你们没有发起一点慈悲心。”

　　不出意料，此次禅七过后，便有许多关于那位女士的闲言闲语在众人口中风传。有人说她是魔，故意来破坏父亲的道场。道场是庄严的所在，本该法喜充满，现在竟有了魔，那必定是父亲法力不够，不能震慑妖魔。有人则说她是佛，以严词恶语棒喝众人，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与不足，以此帮助众人反省自身，更好地认清自己。也有人说，她只是一个心智不明的精神病人 等。

　　总之，这次禅七中，有许多殊于平常的人和事，好像每人来到这里后，都丢弃了原本的自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这个道场中，始终有两股力量，即护法者和破坏者在搏斗。而参禅的众人则根据其自身的业力，随着两者搏斗的激流旋转，身不由己。佛也罢，魔也罢，都出于人的内心，每个人心中都是魔与佛两者并存，若佛胜过魔则成佛，反之则成魔，佛与魔间，只有一念之差。能够忍辱自省，不断砥砺佛性，压制魔性，便是修炼的最好成 果。

　　学佛的首要任务便是不断地自省。正如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古之贤人尚且需要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更何况我辈凡人？然而，比起不知自省，更可怕的是，日日反省却不知自己的错误。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人之所以行恶事，不过是由于无知。恶人之所以作恶，乃因其不知其为恶，他只道自己所为乃天经地义，无须反思忏悔；平常人则因自私自利，只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对本来应该挺身而出之事漠不关心，于是整个社会便沦为一盘散沙；而一些愚善懦弱之人，则毫无原则地宽恕恶人，却不知自己在不觉中又助长了恶人的习性，让恶人更加为所欲为，而原本还有所顾虑的人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人每天都会做出许多失当之事，但是芸芸众生中，只有很少的人能准确认识并反思自己的过失。而更多的人，却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些错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实在是非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因为首先，你必须弄清楚何为恶、何为善。大多数人之所以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识善恶，缺乏空灵的头脑和剔透的心灵，而这些，都须在不断修行中开悟。人只有在真正做到不断反省自己后，才会发现自己竟是如此一无是处，而此时反观他人，便会发现，世间众人都是如此可爱、如此令人喜欢。于是，人们对于世间众人，便会多一分宽容与爱怜，而少去许多苛责与挑剔；对于自己，则会多一分严厉与自责，时刻警醒自己要努力节制，不可肆心。真正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后，处世待人的角度就会更加宽广、更加敞亮。如此一来，世间的不如意之事便会少去许多，身心也不会再被尘世间的三毒七苦所羁绊，就会变得更加空灵轻松了。

　　一九八〇年年初的禅七过后一段时间，父亲正式传授准提法。这次我就没有法缘了，因为我还在部队服役。自小参与过父亲的禅七和佛学讲座，多次旁听，基本上父亲的理念想法都熟悉，不过准提法确实不了解，所以此处只是列举综合学生们的记录与探讨，希望有益于大众。

　　据父亲介绍，佛法的修证方法可分显、密两大类，两者殊途同归，其最终的目标都是修得佛法，但走的路子迥然不同。密法的修持，首重师承。以密法的皈依来看，是四皈依，即金刚上师、佛、法、僧四者，而金刚上师还列在首位，位于佛、法、僧三宝之前，盖因为佛、法、僧三宝，还须经由金刚上师才能透彻。换句话说，金刚上师应被本门视为现代佛，是佛、法、僧的代表。因此，密教之金刚始祖的传法开示，当然就是该密法的无上经典，行者须对其绝对依从。若对金刚始祖的开示一无所知，或轻忽待之，就不必来修此法；即使修，也是难以在本法上有所大成的。这便是修密必须“一脉相传”的一贯要诀。

　　准提法是一门古法，远在释迦牟尼佛还未成佛前，就早已存于世间了。无始劫来，无量、无边的佛菩萨们，都是修持了此法而有所成就的。也可以说，准提法是无量、无边、无数诸佛之母法。所谓母法，就是基本法。它属于密部的别传，一个特别的法脉，是密中之密，殊胜无比。

　　对于准提法，父亲曾开示：

　　准提法是一门古法，亘古相传，一切佛菩萨都修过此种法门。准提法是密宗里的大秘密，所以在东密和藏密里还找不到，它是属于密法里的“别部”（别传）。我们看准提佛母画像上所写的“七俱胝”，所谓“俱胝”，是印度当年数字的名称，代表无量、无数、无边，所以我们可以说无量、无数、无边的佛的母法，叫作准提法。（《殊胜的准提佛母修法》）（法本第六十八页）

　　准提法虽是古法，却亘古通今。父亲这一脉，却是传承特殊（下文还会详细说明），其法脉直接来自文殊师菩萨，是为本传承一脉。父亲自己又根据其亲身的现证与所集，划时代地开创了具有生、圆二次的圆满修持仪轨，补足了古法之不足。而由于师承在密法之修证上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本法传承之祖师所开示的修法要义，对本法行者而言，就是修持本法的无上经典。就如同莲花生大士所传下来的诸多密法，在当时的开示，就成了公认的各个密法的经典，不论该法传了多少代，此后的所有传法者，都仍必须以莲花生大士的经典为传法基础，对其完全尊崇。

　　父亲对本法的开示记录，至今已有不少流传出来。依据胡松年所说，由于他传授时的时、地与对象不同，所说的内容，自然时多时少，其中还有一些重复，每次单一的开示也并非绝对完整周详，因此，需要有人将父亲诸多散乱的珍贵开示系统地整理，提取其中的精华并去除重复之处，方能窥其全貌，也会为日后之修持行者省却不少工夫。

　　后世之传法者，若不是将父亲始创之法，视为有若金刚祖师之开示般的经典，而是仅将其视为次等的参考资料粗加浏览，甚或避而不谈，那便不再符合密宗“一脉相传”的传统了。这亦违背了修密的无上原则，长此以往，父亲所传之正传之法，迟早将被埋没。

　　实际上，在开示中，父亲已然透露了许多修法玄机。相信有智慧的行者若能仔细研读他的开示，并依法奉行，必然能够对佛法形成正确的见地；在此基础之上继续修行，便不会因不得其法而感到彷徨无依、无所适从了。

　　父亲在观想中

　　在这个法中，观想是至关重要的。此法须得每天早晚各练一次。虽然于初学者来说，最初观想肯定会不大真切，但是，愈到后来，便会愈加简单，简单到即使观想父母时，也是易如反掌。当然，需要经过长期不断地坚持练习，才能达到如此境地。初学之时，在修法前，先注视准提菩萨一段时间，凝神聚气，专心致志，后来便容易观想了。许多修行者修准提法，散于虚空后，常会感觉惴惴不安，好像散于虚空后回不来了一样。他们将这种不安的感觉告知父亲，父亲听闻后便笑道：“对你们来说，修准提法是越级修行，你们程度不到，所以才会如此。”既然如此，那父亲又为何叫大家越级修行呢？对此，父亲解释说：“虽是越级修行，仍是有好处的。”父亲的想法，大众总是捉摸不透，但是他说的话，往往让信徒们不得不相信。

　　凝神观想也确实是一种修炼的好方法，只有达到一心不乱，才会真正有所收获。可是要达到一心不乱，实非易事。正如前面所说，“心空及第归”，心空即心定，心定才能心空，唯有达到心的空灵澄澈，方能定心安心，一丝不乱。然而，安定心神的功夫是成年累月积起来的，不是靠空谈就能获得的。佛理虽通，若无功夫配合也是徒然，有功夫没有佛理和智慧，则只能沉浸于幻想，这更是危险，甚至会“走火入魔”，怪不得有许多着魔的人。而真正用功的话，倘若没有人指引，又不知要走多少冤枉路。

　　学佛的人是要了悟生死，从生死中解脱。正因为如此，平时更要学会放下，随时作死想，时刻谨记净土世界及阿弥陀佛才行，毕竟，修行绝非一朝一夕的易事。何况练习归练习，真正面对生死大事到来，在色身的四大分散的痛苦之时，能否保持一心不乱，那才是见证是否真正得道的大问题。平时尚在混沌颠倒中无法自拔，更何况四大分散的痛苦中呢？定需要有无上的定力，方可做到心神不乱。

　　人来到世间，生已成为事实，我们自然无从把握已成的轨迹。但对于未来的死，却有很多人想要设法将之控于掌中。死亡是人生大事，一般人自然无法控制。而死是在何种情况下、如何降临到自身，也是人生极难预料的。

　　净土宗大师印光和尚，曾在屋中悬挂一个巨大的“死”字，整个修行生涯中，每日都与之朝夕相对。作为一个修行者，此生首先所要了悟的，便是死的问题。净土宗的宗旨，是以念佛为法门，于临终时往生西方净土。只有拥有足够纯粹执着的愿力，以及修持的功夫，并在临终时求得佛力帮助，才可能达到西方之净土。父亲的教化中，本来就融合了各宗派的学理和修法，净土宗的修行法门自然也不例外。禅宗也好，净土也好，其他宗派也好，定慧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九、知命先学千金方

　　父亲常说，学佛是智慧的解脱，更要懂医药之理，就是“医方明”。

　　父亲从未上过医学的专门课，既非中医也非西医，但他对医理药性的熟悉程度却比专业的医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医学有着自己深刻而独特的体会，并经常告诫刚迈入医学大门的年轻朋友：学医，真是一门了不起的大学问，几乎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还要通最要紧的一门学问——人。诚然，人，才是学医者最终要将其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的对象，但是学医远远不只是将义理熟读死记即可的。医学不仅是生理之学，更是智慧之学。关于中医，古者有云：医者，意也。学医者如若呆板迟滞，便只会循规蹈矩，不能真正将医药之理灵活地运用于实践，这样一来就会贻误病人。因此，学医者须得头脑聪明，将呆板枯燥的原则与现实机动的人理融会贯通，加以灵活地运用，才能对付灵活多变的“人”。

　　若论及中国医理哲学思想的基础，那便可远溯于中国古老的《易经》。众所周知，《易经》便是以“变”为其最大的特点。因时因地而变，因人因事而变，天地万物，随顺而变，唯有顺应天、地、人、万物之变，方可成事。因此，医药之理也是因人而变，断不可呆板守旧。同时，道家的方术思想，也对医理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学医之人，除必须了解《内经》《难经》及《伤寒论》等基础的治病之书外，还要研读很多有关医理、药学的书籍，以明了药性药理，而对于历代名医的临床经验，也应有所了解，用以指导自己付诸实践；除此之外，对于气候变化、地理环境、生理、心理等可能会对患者产生的影响，都应烂熟于心。这一切都是学医之人不可不涉猎的学问，其范围之广，真可谓包罗万象。学医还必须将以上所有的学问，加以精研、深究、分析、实验，最后融会贯通，烂熟于心，然后方可言医。这绝不是世人所想象的只要按图索骥，照着医书即可看病那样简单。倘若那样理解医学，简直就是在害人，而不是救人了。

　　有的人只是看了一些医书，懂一些草药，便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精研医理，这真是贻误众生。父亲对医学的理解却全然不同。他精通儒、道、释三家之学，而且精通医理药性，却仍旧谦虚地称自己不懂医，时时否认他会医病，只说自己是个极平凡的人。可是，经他的妙手医治而“回春”的病人，却是不可胜数，实在是功德无量。

　　我曾听闻父亲一手治好了一位佛教徒的哑症。那个人是个极虔诚的佛教徒，因为父亲时时举行禅七，宣扬佛法，于是那人便经常亲近父亲。父亲本就有慈悲心肠，又觉得他十分诚厚，经常亲近自己，便有心治疗他的哑症。在父亲的精心治疗下，过了一段时间，他果然会讲话了。虽说他不像常人一般说得那样流畅清晰，却已能以言语与他人沟通。那人对父亲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

　　杨管北先生是父亲的挚友，当父亲与其结交之时，他正患有心脏病，虽然中外名医均给他诊治过，却始终不奏效。杨先生十分苦恼，父亲见状，便让他静下心来，教他打坐潜修禅定等，并辅之以草药，后来竟令他的病情慢慢地稳定下来。杨先生十分佩服父亲，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医理上，都对父亲大加赞赏。他虽年长父亲十几岁，却仍以师长之礼对待父亲，而父亲对杨先生也极敬重，以挚友之谊结交三十余年，并给予杨先生极多的人生启示。

　　还有一位父亲的朋友，是一位年长的政要，因为责任重大，公务繁忙，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致罹病在身。他的病经各名医悉心诊治，但均未见大效。一日，他偕老友来拜访父亲，父亲看他行动迟缓，双腿只是拖着脚走路，行走极为不便，有老迈之态，大吃一惊，于是力邀其来自己的会馆练拳健身，同时征询其是否信任中医药，如若信任，愿给他配一服中药吃吃看。这位政要此时正心如死灰，听父亲一说就立即同意了。于是，在父亲的帮助下，遂练拳和服中药双管齐下，不到几个月时间，他便已生龙活虎，健步如飞了，完全恢复了以往的风采。后来，这位政要“政躬康泰”，体力上竟也不输年轻人，依旧担负着重任。

　　父亲也曾讲过他给学生王启宗医病的事情。当时，王启宗患急性肝炎，住进荣总一月有余，病情有所好转，但不能得到长期控制，只是短期内有所缓解而已。即便做到如此，也已经是西医的极限了，除此之外，西医对于他患的肝病，别无他法。西医不行，他便想到了中医。于是就去找当时对于治疗肝疾颇负盛名的某中医师诊治，一段时间的医治之后，依然效果不佳。在无可奈何中，他只得“死马当活马医”，去请教并不随便看病的父 亲。

　　父亲听完他的病情自述后，十分关切地说：“为何不早点告诉我？如早告诉我，不但无须住医院，就是人也少花钱受罪哩。”随即，他便吩咐李小姐给王启宗取出几包鸡骨草，嘱咐他回去后先煎服，同时又随手给王启宗开了个药方，“白芍、白术、白扁豆、茯苓、黄芪、甘草……各三钱并用两碗水煎成一碗服。”接着又对王启宗说，“有好几个人害肝病，比你的情况还重，都是服用这个古方治好的。”之后，王启宗照方服了一段时间，果然药到病除。再到荣总检查，身体完全复原，肝功能和正常人的一样。

　　还有一次，王启宗不慎将肋骨跌断了，又来请求父亲给他医治。父亲打趣他，说道：“我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如何能医病？”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只是父亲的口头禅而已，其实父亲从不随意接收病人，王启宗也不例外。王启宗不甘心地说：“我被西医治不好的肝疾，不就是您治好的嘛！”“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算是你的运气好。”后来父亲又说：“我不是医生，即令给你医好病，也只能算是个密医。”嘴上虽这么说，父亲最终还是敌不过他的慈悲心肠，接收了这个一贯的“病号”。

　　这些都是父亲医学实践的一些铁的事实，甚至连有些开业的专业中西医生，遇到疑难杂症，自己解决不了时，也经常向父亲讨教，有时也会和父亲研讨一些医理上的问题。

　　记得父亲有一名学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西医。他不仅精通西医，而且对中医也十分了解，对于佛法、星相和堪舆等，同样也都有相当的灼见。因此，他也经常和父亲研讨一些医理或者佛学上的问题。一日，那位学生打长途电话来向父亲倾诉，说他似乎病了，痛苦异常，不知道如何是好，真想一死了之。父亲非但没有安慰他，反而在电话里骂了他一顿，最后还说：“那你就去死好啦！”原来，这是禅学里所说的一个“机锋”，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作用，即当头棒喝的一种。后来，这位名医果然没有让父亲失望，他悟得了父亲话里的“机锋”，立即静心，慢慢沉静下来，于是痛苦之感顿失，再助以药疗，很快就康复了。

　　虽说父亲医好过这么多的人，但他仍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不是医生。不过在他医好的患者心目中，他俨然就是一位“再世华佗”。平时，父亲还时刻关注身边人的健康状况。当他偶尔看到一些在他跟前帮忙的学生气色不对，精神萎靡或言语急躁时，他还会主动说：“来！我给你配点药吃吧，否则又要生病了。”

　　父亲一生都在对生命进行探索、研究、求证，他为了探求生命科学的真谛，常不惜以身试药。药是短期治病用的，不能常吃，中国有句古话：“是药三分毒。”西药是化学合成剂，不管什么病，医生所开的药都是有限制的，医生一般都会对患者说，这药只能吃多少天，再吃伤肾，之后靠自己恢复了等。

　　其实，对于中药而言，也应如此。但中国人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中药是草药，是植物，不是化学合成的，所以没有毒。实际上，中药的古老配方里，常有金石矿物的成分。前几年，台湾就报道过一个病人，吃了龙胆泻肝汤这服药，感觉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就坚持每天都吃。吃了一年后，发现身体开始出现异常，于是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显示是因为吃了太多的龙胆泻肝汤，肾脏功能被破坏了，只能定期去洗肾来维持生命。可见，即使是对人的身体副作用极小的中药，也是不可长期服用的。父亲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用药都是极讲究的，从不会让人长期服用一种药。不仅如此，他也不会乱帮人看病，他只看有把握的病，也极看重辨证施治，从不轻易拿他人试手。当他对一种病不了解时，绝不会逞强，而是直接坦诚地说自己看不了。实际上，父亲看病很少有失手的时候，因为他医学经验的积累大都总是从自己实验开始，可行之后，再给别人用，这在旁人看来未免显得有些冒险。

　　例如，一九七三年，彼时父亲正在莲云禅苑讲课。有一天，一位名叫张丽文的中医师来拜访父亲，只见张医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不知道装着什么药的小瓶子，对父亲说：“这是您交代做的汞丸。”听闻此言，大家都感到十分迷惑。汞丸，就是含有水银的药丸，父亲做这些汞丸又有何用呢？

　　父亲看出了众人脸上的疑惑，但他没有解释，而是微微一笑，接过瓶子，立刻倒出一丸，张嘴吃了下去。这一举动让大家大吃一惊，那可是有毒的啊，万一父亲吃了中毒怎么办？张医师也是十分着急，他看到父亲吃了一丸，就连忙也倒出一丸吃下去。他后来解释说，自己这样做是想如果父亲被毒死的话，他自己也就跟着死；如果自己没有死，就证明父亲不是由他拿来的水银药丸致死的。张医师也真是胆大心细啊。

　　在场的人都在一旁战战兢兢地看着我父亲，还好，父亲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这下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后来，父亲每天继续吃这个药丸，直到有一天，他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表皮似乎要与肌肉分离了，方才停止服用药丸。其实，父亲这是在“以身试药”。再后来，医药研究有了新发明，可以通过测验头发得知身体的相关状况。父亲彼时正在香港，就做了这种测验，从他的头发中，的确验出了水银成分。可见，父亲当年服下的汞丸，过了数十年都还残留在体内。父亲的这种牺牲，不可谓不大。

　　父亲不仅服过汞丸，还服用过不少其他金石之类的药物，都是为了探求那些药物对于人体的作用。他“神农尝百草”一样的做法，对自己的健康必然会产生难以避免的副作用，且不说他的做法对于生命和人体科学的探索是否真有贡献，单是他的勇气就足以让人动容了吧！

　　十、施教因材愤悱时

　　父亲不仅深谙医理，为了医治百患甚至以身试药，而且深谙教学之道，因材施教。就禅学方面的教化而言，父亲与日本的教法就大相径庭。日本人教禅的方法，统统一样，对于任何问题，同参道友的答复也都是完全一样的。这不仅禁锢了学人的思想，也失掉了禅本身空灵的意味。而父亲的教化，则是完全因人而异，绝不是持方枘而内圆凿，而是完全发挥学人各自的长处，将禅学自由空灵的本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因此，追随父亲的学人虽都是听着同样的授课内容，但父亲对他们课后的教导，却是人各不同。这就是父亲教学上的妙用存乎一心、教化因势利导的智慧。

　　每次开课前，父亲都会让新来的学生提前两日来与他见一面、谈一谈，以期对每个新生的思想、学习习惯、脾气秉性以及用功的程度等先有个了解，然后再因材施教。其实，每每学生一开口，父亲立刻就会知道这个学生的境界，甚至有时不必开口，只消他上下打量那学生一番，就对其人了然于心了。大致了解学生之后，父亲便找准时机，对不同的学生予以不同的教化。有一次，父亲问一位研究生：“府上是什么地方？”该生顺口就回答说：“我府上是……”父亲听后，非但没有怪罪这位博士候选人的答复不得体，反而自责，认为自己为人师，却未尽到责任，没有将这些应对的礼貌认真地教给年轻人。因此，父亲当时很和蔼地给他纠正，教他应该如何回答。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父亲也从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父亲就是如此，总是注重在细节处给予学生点拨和教导。

　　父亲不仅注重细节，他还注重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和习惯给予教导，正如他对刘雨虹女士的提携一样。刘雨虹女士平常看书很快，总是一目十行。有一次，父亲让刘雨虹女士写出《宝积经》中一部分的摘要。对于这一工作，刘雨虹女士觉得十分容易，因为她对自己的看书能力充满信心。但是当她翻开《宝积经》看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才发现这件事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她仔细看了好几遍之后，才发现，原来佛经已是浓缩到顶点了，其中没有什么字句是可以省略的，它本身就是摘要了呀！

　　这时，刘雨虹女士才明白，其实父亲早就知道《宝积经》已经是浓缩到极点的经典了，他之所以让她写摘要，只是想要提醒她，对于经典，必须细细揣摩，决不能用她平常看书那样走马观花的方法。对于刘雨虹女士来说，这真是给了她当头一棒喝，不过也正是这一棒喝，才真正让她改掉了粗枝大叶的坏毛病。

　　不仅如此，父亲也会针对不同的人，指导他们在不同阶段看不同的书。比如，我曾听闻父亲让刘雨虹女士读《悟真篇》。提到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会对它讳莫如深，因为书中常提到姹女、黄婆做媒、阴阳交媾等，是一本被常人视为道家黄色文章的书。父亲却是从其对于身心的修养的角度来看待的，他认为这本书能够帮助刘雨虹女士提炼身体，希望她能通过阅读此书，有所收获。

　　而这件事的缘由，似乎是因为有一次父亲无意间发现刘雨虹女士的面色透出了一丝阳气。父亲便问是怎么一回事。刘雨虹女士说出了她前夜睡觉时被腹中的胀痛惊醒，后来胀痛又化为乌有的经历。父亲听完，便知道她这个症状是类似道家的炼精化气功夫，只要稍加练习，以后身体就会变好了。于是，父亲便把道家的《悟真篇》给了刘雨虹女士，让她好好研习。而且父亲知道刘雨虹女士对阴阳五行之学，已有十几年的爱好，是相当熟悉的了，因此读用阴阳五行注解的这本书，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了。

　　父亲时常修禅，经验丰富，阅历深厚，他对于修禅见悟之事十分明了，自然，也会对修禅时有可能走入的误区了如指掌。父亲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经验，经常嘱咐大家，平常一定要多看佛经，这样才能启发智慧，不然，自己空想是很容易见地不正的，而且如若稍有差错，便会误入歧途。学禅最重要的便是修心，只有静下心来，好好参悟佛法，才会有所见地。但是许多向父亲学禅的人，都只是在开始时激情满满，努力上进，日久便不自觉地懈怠起来，得少为足，自以为已然了悟，不用再多费时间精研，渐渐地就故步自封，偏到一边去了。这样最终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父亲对学生的因材施教，在禅七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一九七四年，父亲参加了在佛光山举行的禅七。举行到第三天的时候，父亲本来正在讲课，却发现坐在右边第一排的男生，全身紧绷，两眼发直，好像得了什么病似的。这时在课堂上帮忙的林中治也发现了，将情况及时告诉了父亲。于是，父亲走到那个人旁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令人想不到的是，父亲竟然什么话都没说，就左右开弓，打了他两个嘴巴，然后说：“起来活动活动！”之后又继续上讲堂讲课去了。众人都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殊不知，其实父亲是看到他这样有点坠入邪门的样子，只有给他当头一棒喝，及时制止他继续空想，才能将他于危险境地中挽回。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父亲的做法太过于简单粗暴了，但是这便是禅宗棒喝法门的一种。我曾听别人说过，美国大学有些东方哲学或艺术的教授，自觉身为研究东方哲学的人，如若没有参加过禅七训练，就缺了一项亲身体验，是难以得到学生们尊敬的，而且对于学术也没有一些切身的体悟。于是，很多教授都要亲身经历禅七。有一次，在父亲上课的时候，一位美国教授述说了自己刚去参加的一场由日本禅师主持的禅七。这位日本禅师有一种独特的训练方法，就是用香板实实在在地打在学员的背上，而且常常会打出伤痕，有时甚至血迹斑斑。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会被打，只有一些被禅师认为可以得悟的人，才会“有幸”被打。所以，挨了香板的人，往往会很骄傲。这个教授一面述说着自己在日本参加禅七的经历，一面解开衬衣，露出被香板打过的背部。一条一条的板痕，清晰可见。看到此处，便可以知道，其实父亲相对于日本禅师来说，已经是很和蔼可亲的啦！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想让学生得以开悟，指引他们走向修禅的正道，不至于误入歧途。

　　说到此次的佛光山的禅七，其实是来之不易的。这都是刘雨虹女士和李淑君经过相当多的努力，再加上星云大师慈悲的胸怀，最后才得以促成的。当然，也少不了佛光山的弟子、学生们的支持。

　　星云大师，本是江苏扬州人，十二岁在南京栖霞寺出家，法号悟彻，是临济宗的第四十八代传人。一九四九年，星云大师组织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并于一九六七年创建了佛光山寺。此外，星云大师还在台湾开设了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佛教幼稚园、佛教丛林学院等机构，并主编了《人生月刊》《今日佛教》《觉世旬刊》等佛教刊物。星云大师为弘扬佛法呕心沥血，贡献巨大，被誉为人间佛教的行者。

　　一九七四年的十月，星云大师邀请我父亲前往佛光山寺的东方佛学院，讲授中国禅宗的丛林制度。父亲便由李淑君陪同前去。佛光山寺的建筑十分宏伟，他俩都对其赞赏有加。父亲和李淑君回来之后，大家都询问佛光山寺的情况。李淑君便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她看到的佛光山寺的宏伟建筑，并说那里清幽古朴、风景优美，十分适合修行人修禅打坐。

　　她这样一说后，大家都无不对佛光山寺心向往之，都希望能去一饱眼福。但是怎样才可以去呢？父亲一向都不怎么愿意打禅七，这是弟子们都知道的。

　　而父亲不愿意打禅七，可能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父亲对向他学佛者都没有很好的悟性而感到失望。其实父亲一直在物色能够传承自己衣钵的弟子，但是从未有过合适的人选，直至他西去之时，仍是如此。父亲说他从来没有弟子，便是说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有悟性的弟子，而这，也极大地挫伤了父亲的教育热情。试想，对着一群资质平平、只会点头称是却毫无生气的学生教课，当老师的才能学养又如何能得以施展呢？尤其是对于需要顿悟的、空灵活泼的禅宗教化，更是如此。父亲喜欢别人向他挑战，这样才有迸出大智慧火花的机会。可惜，父亲一直都未曾真正满意过，这也是父亲人生的一大憾事吧。

　　其二是父亲常说的，彻悟并不是非经禅七锻炼不可，抱本参禅一样有人悟道。社会上的芸芸众生，大多连最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准则都还未达到，如何能期待他们超凡入圣、澄澈空灵呢？正如婴儿，如若连最基本的爬行都还不会，如何就能先学会走路呢？凡事都有因缘顺序，顺序乱了，条理乱了，便不会有本该有的收获，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先从修身齐家、培养人格道德开始磨炼。

　　虽然知道父亲向来不喜打禅七，但是父亲的弟子们仍心有不甘。刘雨虹女士便是如此，她仍在为促成父亲去佛光寺而不懈努力着。她听说佛光寺的星云大师是从南京栖霞山寺庙来的，于是虽与他从不相识，却仍旧鼓起勇气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在电话里，刘雨虹女士告诉星云大师，说是父亲要去主持禅七，希望借大悲殿一用。大师一听说是南先生主禅，便满口答应了，而且表示愿意出一切食宿及费用。可见，星云大师对父亲是十分支持和尊敬的。

　　其实星云大师的一个朋友知道他要借场地给父亲时，曾提出过反对意见。那位朋友觉得，我父亲和他们剃度出家的人有相背离之处，因为父亲曾说过“未曾落发是真僧”。但是星云大师是一个大度之人，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外在的虚无的东西。他说，只要最终目的相同就行，何必执着于是否剃度呢？于是还是将场地借给了父亲。

　　之后，刘雨虹女士便去劝父亲了。父亲向来爱吃牛肉面，于是刘雨虹女士便请一群人去一家很有名的牛肉馆吃牛肉面，也把父亲拉去了。这时，她便和李淑君两人一唱一和，旁敲侧击，竟把父亲给撺掇着去参加禅七了。

　　虽然父亲答应去参加禅七，但是前面说过，父亲向来不喜欢打禅七。可是那些来参加禅七的弟子学生们，如何会只是让父亲在旁边看着而不主持呢？父亲也是有着慈悲心肠的，看着自己的学生们那种求学的欲望、那殷切的眼神，也不忍让他们失望。父亲虽然一直说着“不主持，不主持”，但是最后，还是拗不过学生们，同时也是出于对他们长期为此次禅七努力奔走的回应，于是又一次拿起了香板。

　　一九七四年甲寅旧历年底，父亲在佛光山寺大悲殿主持了这场禅七。听说父亲要在佛光山举行禅七了，大家都不辞辛劳，从各地赶来聆听父亲的教诲。对于台北的求学者来说，路途是十分遥远的，须得坐八小时的火车到高雄，然后再乘半小时汽车到佛光山。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前来参加的人却很多。从台北陆续赶来的共有五十多人，加之佛光山的出家人约五十人，合起来有百人。这算是一次规模十分庞大的禅七会了。

　　父亲既然答应了主七，便不遗余力地为参禅者授业解惑。在此七天之中，他谈到了许多密宗的学理、修持法门及密宗的特点。许多对藏密有兴趣的人，那次也收获颇丰。颇为遗憾的是，父亲那次的讲解未能全部记录下来，因为后半部的录音带损毁了。

　　在这七天之中，负责禅堂秩序并喊口令的仍是林中治，而写黑板的仍是李淑君。仍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禅七。

　　禅七训练的影响，对于平凡而无毅力之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第一次参加禅七的人来说。刚开始时，他们觉得十分新鲜，而且修定也只是每天打坐、参禅而已，似乎并无难度。但是愈到后来，愈发觉自己根本静不下心来，而且还会越来越狂躁。于是，便开始觉得，学佛真是一件毫无意义之事，整天打坐，一点也不实用，根本不值得学。

　　以父亲多年的经验来看，他自然明白初学佛者有这些反应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觉得这是过度用功的结果。一个人如果把自己逼得太紧，弦绷得太紧就会断了，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学会放下来，学会劳逸结合，调节心情。不然非但没有学好佛，自己的身体反而会出问题。父亲修炼时也是如此，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放松一下，绝不会硬逼着自己。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处事时也应该斟酌其度，量力而行。

　　父亲在家门口的照片

　　父亲对张德光的接引，更体现了他因材施教的原则。张德光先生曾屡次提起他与父亲交往的点滴，后来将其记录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之中。张德光初次拜见父亲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张德光由其谊母任懿芳女士带领着，在我们位于泰顺街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父 亲。

　　其谊母向他介绍父亲：“这是太老师。”张德光便立正，恭敬地向父亲行举手礼。父亲见他恭谨有礼，很是欣喜，便和蔼地招呼张德光坐下，问他：“年轻人，有什么问题吗？”张德光回答说：“想念点书。”父亲接着问：“想念什么书？”张德光回道：“我身为军人，自当对中华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对军书也理当有所认知，我想读《资治通鉴》与《孙子兵法》。”父亲却说：“先不要读这些书，先读《伯夷列传》。”

　　《伯夷列传》本是史记的一篇，《古文观止》也将该文收入其中。这篇文章讲的是商朝末年伯夷、叔齐两个孤竹国王子避世隐居的故事，与军理毫无关系，为什么父亲会首先叫他读这篇文章呢？张德光也很狐疑犹豫，父亲便告诉他说：“这篇文章，理义很深，举凡人情世故、做人处事、前因后果都述说得很清楚，要好好地读，认真地读，一旦读通，什么都懂了，读的时候把有关问题记下来交给我……”由于当时还有许多人在父亲住所请益，张德光也不敢耽误父亲太久，没有问得更详细。得了父亲的教导后，他便赶紧起身，拜谢父亲。回到驻地后，他依照父亲的嘱托，仔细研读《伯夷列传》，并一口气写出了十三个问题，过了一星期后他再次北上，把工整写好的十几个问题交给父亲过目。父亲只瞥了一眼，便回答了两个字：“再读！”接着说，“里面问题很多，不只这些……”

　　张德光遵照父亲的意思再读，只是当时毕竟见识不广，文化程度有限，虽努力钻研，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其他的问题，几经往返后，父亲才告诉他：“这篇文章，字字句句都是问题，如能通达，一切都通达了……至于你要读《孙子兵法》，就要先读《老子》，再读《易经》，到时研究起来就能深入理解，驾轻就熟，现在我在师范大学讲《老子》，有空来听课……”

　　张德光是一名飞行员。父亲在第一次见到他后，了解到他在开直升机，于是父亲就嘱咐张德光写些有关直升机的事。因此，张德光就写了一篇关于直升机的故事，刊登于《人文世界》。后来，父亲又对张德光说：“写一本有关直升机的书，这是你的专长。”张德光听后甚是诧异，即刻回道：“老师，我怎么有能力写书。”父亲旋即告诉他：“来，我教你，一支原子笔、一张稿纸、一把剪刀、一瓶糨糊，抄抄写写，剪剪贴贴就可成一本书。要知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不会，看你如何抄法，要会做‘偷儿’。”

　　经此一番指引，张德光也就照着父亲所说的做了。过了一年，终于写出了《直升机》这本书，并将其呈阅父亲。父亲看后很高兴，让张德光把这本书交给某某出版社出版，同时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他，并叮嘱他去见某某总编辑。张德光按照父亲所说，见到该总编后，将书交给他，又递上了父亲的名片。那位总编看过后，意味深长地说：“南怀瑾乃当今名满天下的人……”边说，边用神秘的眼光打量着张德光。张德光当时年纪尚轻，不通人情世故，不知这位总编的举止行为有何内意，也没再细问，没有任何表示，交完书就走了。

　　不想书交下后，竟是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张德光两次去询问情况，该总编都支支吾吾，应付了事。后来他才知道，在那期间父亲还曾特别请该总编辑帮忙。当张德光第三次去询问时，这位总编辑并不在办公室，张德光想到他总是支吾搪塞，心里有气，看到他桌子上放着自己的书稿，便想：“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不出版就结了。”于是就把书拿回来了。后来张德光感慨道，那时自己因为年轻不更事，不懂这些人情世故，加之平日里读了几本圣贤书，自以为正气凛然，空熬出半身傲骨，不肯示弱买人账，以为此路不通，就准备另谋他途。

　　父亲一见张德光把书拿回来了，劈头就骂：“怎么连这点事都办不了！”张德光本来便觉愤愤，听了此言，更是不服，竟然斗胆回了父亲一句：“老师，读圣贤书，所学者何？”父亲一听，又对张德光大吼一声：“屁用。”这一声屁用，直吼得张德光七荤八素，晕头转向，当即愣在了那里。后来，父亲的这句棒喝起到了作用，张德光开窍了，就又将书无条件送给出版社。没想到，这本书竟接连再版，最后竟然作为驾驶直升机的教材，在航空飞行领域中广为流传。

　　就这样，张德光“搭上了南车，迷上了南学”，接连跟着父亲读了《老子》《孟子》《易经》《解深密经》《唯识学》《金刚经》，这些都使张德光对中华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此后，张德光又一直跟随父亲，直到父亲去美国为止。这期间，他不仅听父亲讲课，亦暗自研究父亲的行事作风。而这“屁用”两字，张德光也时时参研。在观察了父亲的一些处世方法，再结合自己的做法，张德光才明白，父亲是在骂他不开窍，不知大用。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展现出的，就是知“大用”的气度。天地间万事万物都要知用，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圣贤的教化经典都是要拿来用的，即使是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本身亦是如此。一切事物都是要应用于实践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自恃清高，只会白白浪费掉自己的一身才华。对于知用这个本事，要先将之用于自我之身心，再扩而大之，推至他人，使之惠及旁人。所以父亲才骂张德光：这么一件小事都办不成，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如果不知“大用”之理，再好的圣贤书岂不也是“屁用”！张德光茅塞顿开，明白了父亲起始教自己读《伯夷列传》，其用意正在于此。

　　这种“大用”不仅体现在世俗的经典当中，助于人生世事的经世致用，在父亲理解的禅宗佛门的出世之法中，也须通晓此理，方能真正做到普度众生。

　　古人曾说，“大唐国内无禅师”。但是，唐代正是禅宗大师辈出的时代，是禅宗最盛的时代。古人却说彼时没有禅师，可见，一个合格禅师的要求是有多高。禅师并不能只通学理，而是要能应付世间的各种情况。因此禅宗大师，非真正彻悟的人不能担当。尤其是接引他人，非大彻大悟者不能做到，这正是所谓的“先要成佛，才可度人”。而父亲与蔡策先生的交往，就是如此。

　　蔡策是记者出身，对学术文化界的人士，自然会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对于父亲这样的人物，他不会不知道。于是，当蔡策从自己所服务的报纸上得知父亲在东西精华协会讲《易经》的消息时，他就立即前往报名学 习。

　　在听课时，蔡策都是缩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不想有一天，父亲却请他去书房交谈。见到他，父亲劈头第一句话就问：“蔡先生，你怎么也来听《易经》呢？”蔡策说：“我不懂，要学呀！”父亲说：“我想你应该是念过一些线装书的。”他这一点穿，不禁令蔡策又敬又畏，不知父亲是如何得知他读过线装书这件事的。这一下，蔡策只好从实招来，把过去读书的情形及这次来听《易经》的动机和盘托出。

　　讲了一段时间之后，父亲讲到了交互卦的卦变，并要大家自己去尝试。蔡策十分热衷于此，于是他便立即到刻字店，刻了六枚橡皮图章，玩起交互卦来，他整整玩了三个通宵，直到玩完了六十四卦的交互卦。他根据玩的过程和结果，提出了一些个人心得，写了一篇短短的报告，交给父亲批示。在报告中尊称父亲为老师，这也是蔡策尊他为师的开始。

　　不久之后，父亲竟然让蔡策上讲堂讲他交给父亲的报告。因为讲堂里坐着许多大人物，还有一些学者专家，蔡策再三推辞不肯。最后父亲问他：“你叫我老师是不是？”

　　蔡策说：“是的，是应该的。”

　　父亲接着说：“你总读过《论语》吧！有酒食先生馔，对不对？”

　　蔡策说：“是的。”

　　父亲又问：“有事呢？”

　　蔡策说：“老师！这个劳我服不起。”

　　父亲说：“你看，我今天感冒了，不舒服，声音都是哑的，不能多说话，这些人都来了，坐在那里，不可以教人家白跑一趟回去，你就把给我的研究报告，用语言向大家报告，不是很好吗？不用怕，我陪你去，替你做介绍。”

　　说完，父亲站起来就走。蔡策只好硬着头皮，跟在父亲后面往讲堂上走。

　　事后，蔡策才体悟到，父亲这样做，主要想消磨他的傲气。因为父亲在把他介绍给大家时，说他也是一位“目视云汉”的人。父亲是在暗指他的孤傲之态了。

　　蔡策觉得父亲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在他几十年的记者生涯里，受到“见官大三级”心态的影响，逐渐养成了他的这一种心理，亦在不知不觉中，从形态上透露了出来。也许旁人没有发觉，或许发觉了，也因为“怕记者”而不敢说出来，因而蔡策此前并没有什么体会。如今，父亲温文儒雅地用“目视云汉”四个字，向蔡策心灵深处一刺，倘使还不出血，那就无药可救了。于是蔡策既感激，又惭愧，下定决心修炼谦慕的心性。

　　蔡策虽欲学习谦慕，但毕竟几十年来，深受孟轲不淫、不屈、不移精神的感染，不愿向恶势力低头，难免遇事总还是会冲动一些，言语中仍时常带些火药味。

　　这种火药味，从一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蔡策曾经也经商，但由于经验不足，不够圆滑老到，自然只有挨打、牺牲的份，所以他的一个合伙人，曾经无理地以不正当手段，想要夺取他的一笔钱。蔡策得知此事后，气愤得准备买刀子杀了他。父亲知道这件事后，便打电话去约蔡策一起喝咖啡。两人见面后，父亲一开口就问：“你以为你名下的钱真是你的吗？一个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有什么是自己的呢？”听闻此言，蔡策目瞪口呆，一时之间答不上话来。

　　父亲见此情形，又继续说：“人家要拿你一笔钱，你为什么不给他，有什么好争的？你会感到心痛，也许人家就靠这钱活命哩！或者他拿去花天酒地，你可知道花天酒地场所中，有多少活不下去的人？”蔡策还是一声不响，无话可答。父亲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又说，“你跟我学这么多年，学了些什么？你不是听过古佛舍身跳崖喂饿虎的公案吗？”

　　说到这儿，蔡策终于醒悟了，滚热的泪水夺眼眶而出，原本高涨的怒气瞬间消散了，人也一软，跪了下来，口里只说了三个字：“我错了！”父亲躬身把他搀扶起来：“好吧！起来吧！回去，即使他要割你身上一块肉，你也就割给他。”蔡策答道：“是的。”就这样，得到父亲的指示后，他不再执着于那一点钱财，回到公司，便吩咐出纳，准备好现金，等那个人来提 取。

　　公司的员工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他不应该这样任人欺负，但蔡策仍坚持父亲的指示，准备好了钱。但是据说，那个说要钱的人，一直都未曾真正去向他要那一笔钱。或许是良心发现了吧。这也算一件趣事。

　　蔡策经商，最终失败了，不但把几十年来家中积攒不多的积蓄连赔带骗地输了个精光，还因违犯了票据禁律，要去坐牢。他本是个文化人，对法律不精通，而且与人合伙做生意又没有防人之心，因此被人用他的图章开出支票不能兑现。那时，依据台湾的票据规定，开空头支票是刑事犯罪，是要坐牢的，而且一票一罪，连续累加，十分严重。于是，他就这样冤枉地进了牢 房。

　　当时，蔡策的朋友认为他这个罪名，委实冤枉得很，便提前为他铺好了免于牢狱之灾的路。对此，蔡策拿不定主意，便去向父亲请教，父亲说：“你该去坐牢，一则心灵免陷于恐惧之中，次则可以消业，最重要的，这是你修持的最好因缘。”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去坐牢，蔡策自然也不例外。但父亲的话总是会被人证明是对的，因此他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他便老老实实去坐牢了。

　　或许正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蔡策进入牢房，在铺位下便看到一部《金刚经》。他读了以后，就喜欢上了。在牢房无事可做时，便细细研读其中的义理，这使他受益颇深。蔡策后回忆起说，他当时虽深陷牢狱，内心却平静无怨，每日念诵《金刚经》，无烦恼，读书为乐，这也证明了“万法唯心”的力量。确实如父亲所说，他在牢里得到了很好的修持。

　　蔡策坐了一年牢出来，反倒气色红润，没有一点垂头丧气的样子。而且他本是一个瘦瘦干干的人，出狱后竟变得丰润了。那个样子不但不像是坐了牢，反而像是度了一个快乐的长假，精神饱满地回来了，对此大家都啧啧称奇。这也再一次证明了父亲的话是让人不得不相信的。

　　是年夏天，周勋男从美国回到了台湾，那时蔡策仍在牢里。因为周勋男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于是父亲就让他去台北监狱，给受刑人上课，做心理辅导，这样也算是贡献了社会。于是，按照父亲的吩咐，他每周日前往监狱义务讲课，一连讲了一年，每次听讲的都有三千多人。

　　有些年轻人对于父亲的这种做法十分不解，便问父亲：“监牢中的犯人，犯了法，做了坏事，坐牢是罪有应得，是不值得同情怜恤的，可为什么还要去帮助他们呢？”

　　父亲说，做坏事犯了法的人，是最愚蠢的人，蠢到不知道犯法要坐牢，他们的可怜之处正是他们的愚蠢。他们也许是生来愚蠢，也许是环境造成的堕落，不像正常人那么幸运，岂不是很令人同情吗？但这并不是说他做坏事是对的。如果能够影响他们改过向善，那社会上就多了一个好人，少了一个坏人，所以要帮助他们脱离罪恶，好好做人。更何况，牢里也有很多冤枉的人啊！蔡策不就是一个吗？

　　彼时，还有很多人也去监狱义务讲课。台湾这类的心理辅导公益团体很多，宗教团体也多有从事这种活动的。虽然现在的社会开放了，人们的自由也多了，但是犯罪率愈来愈高。这不得不让我们反省，我们的社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到处都好似千疮百孔。古人说“百年树人”，按照目前人文道德落后的状况看来，恐怕百年也树不了 人！

　　蔡策还曾要求父亲为他做见证，在自己死后，把身上尚能用的器官，都送给需要的人，而剩下的，就供作医学研究，希望以此来帮助医学进步，有利世人。父亲听到他这样说，表示赞许，当场就允诺一定做这个见证人。过了几年，蔡策又提到此事，父亲有点不高兴了，略带严厉地说：“你还在挂念这些？！人家日本和尚说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随处有青山’，你懂吗？我们都是可以路死路埋的人。”

　　与蔡先生的这些交往中，可以看出父亲对“有缘人”高超的引导艺术。父亲并不违逆从学者的意志，而是把握时机，顺水推舟地去接引他们，让他们自己适时顿悟。

　　父亲不仅在与人的交往中给予他们以点拨和教导，而且在其成立的东西精华协会及受邀去讲座的大学中，也是不断地传播教化，给予更多的人教导和指点，以广济后学。

　　在东西精华协会成立以后的三年时间里，父亲连续开设的课程有：“庄子研究”“易经研究”“楞严经”“参同契”“禅学研究”“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以及“设计哲学”等。除此之外，协会还请刘大镛先生教授“书法”课程，孙毓芹先生教授“古琴”和“琴诗书画”课，以及请其他先生教授“太极拳”“针灸”课等。

　　其中针灸课的开设有所不同，是请医院的医生来教的。当时，“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这一门课程，是应光华针灸医院之请所开的，所以不久之后该医院也就安排医生在这里开班教授针灸课程了。

　　父亲除了每周有三天晚上的课程外，还经常应邀到各处讲演，略可记得的有：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应孔孟学会之邀讲“宋明理学与禅宗”。

　　二月七日——应“国防医学院”之邀讲“中国文化与医学”。

　　三月十五日——为工业设计协会讲“工业设计”。

　　四月十日——应辅仁大学之邀讲“儒、释、道三家思想精要比较”。

　　四月三十日——应辅仁大学之邀讲“魏晋时期代表性人物思想之影 响”。

　　五月七日——应辅仁大学之邀讲“禅与易经对现代西方文化之影响”。

　　五月十四日——应辅仁大学之邀讲“禅与老庄对隋唐以后中国文化的影 响”。

　　五月十五日——应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之邀讲“禅道与中国文化”。

　　五月十五日——应台湾大学之邀讲“禅”。

　　五月二十二日——应台北商专之邀讲“中国文化与佛学”。

　　十月十二日——应台湾“中央大学”之邀讲“禅道与东西文化”。

　　十月十四日——应“国防医学院”之邀讲“东西文化与医学”。

　　十月二十一日——应东吴大学之邀讲“禅与学”。

　　十一月十日——应成功大学之邀讲“宗门旨趣”。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应“儿童少年发展委员会”之邀讲“儿童心理教育的哲学基础认识”。

　　十一月五日——应国民教师研习会之邀讲“中国文化的前瞻与回顾”。

　　六月四日——应台湾“中华电视台”之邀讲《论语》，每周两小时，共讲八 周。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开始，每周三下午三时至五时，在大陆工作会讲《论语》，共十一个月。

　　除了以上的课程和讲演外，早在一九七一年，父亲还应聘在辅仁大学正式开了《易经》的课。当时，父亲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张平堂教授，就曾希望父亲到师范大学去讲课。张教授平日里喜欢读哲学书籍，自小也在家中读过四书五经之类的书。《人文世界》出版后，他曾介绍过父亲的文章。他说自己曾向师大文哲方面的教授提起，问为何师大不聘请南先生来教课。

　　对此，那个教授回答说：“如果请南先生来教孔孟学说，他当然是一流的教授；如果讲道家的学术，南先生也很精通；如果是讲禅宗，那更是他的老本行；所以说，请了他来，我们这些老师该怎么办呀？”

　　这像是一个笑话，却也反映出当时父亲的影响力和学识都是有目共睹的。对此，父亲恐怕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他只接受研究所的约聘，指导几个博士生。这样一来，就不会有这类问题。更何况，博士生可以前来就教，更为简单。

　　也就是这个原因，父亲才深感创立东西精华协会的必要。创立一个专门的协会，就可以针对需要而开设课程，不仅可以让大学生来听，也可以让其他各阶层的社会人士来听讲，这样，知识传播的范围就更广了。而协会开设的课程中，如《参同契》、禅学、《易经》、中医医理等课程，其他院校很少会开设，所以，协会开课后，听众总是将讲堂挤得满满的。而租用场地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协会就要求听众每人交场地费两百台币，至于经济困难的，就免交了。

　　不久之后，父亲停止在辅仁大学授课，因此，许多同学就跑到协会来听课了。

　　除了上课之外，东西精华协会还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并且设立了一些当时社会上少见的组织，如“开心俱乐部”，是专为青少年定期活动设立的组织。协会还于在一九七二年三月成立了“心灵研究社”，由臧广恩教授领导，以社会上奇异心灵现象为研究目标。这项研究的内容，也是当时美国、日本等国流行的研究课题。

　　协会创办后，父亲就更忙了。他早上九点上班，晚上十点才回家，除了上课及应邀出外讲演外，还要抽出时间来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一周至少忙碌六天，甚至可能一周七天都十分忙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一九七三年，杨管北居士邀请父亲讲《金刚经》，于是，在每星期六的下午，父亲都到杨宅去上课。当时听课的人不多，但地位都很高。这大概是后来协会“特别班”的雏形。

　　在台湾的多年间，虽然我们家常常搬迁，但都照父亲的原则，位于“四大”——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城中分部）、淡江大学（原淡江文理学院） 之间，这也是为了更方便学生来听他讲学吧。早年所住的蓬莱新村，靠近台湾大学；青田街，则靠近师范大学；莲云禅苑时期，住在永康街一个巷内，靠近淡江大学及政治大学分部，而且与东西精华协会距离甚近，步行仅十分钟的路途，这样也节省了不少时间。

　　一九七二年，父亲五十五岁了，他的头发开始花白了。理发师劝他染发，他没有接受，还作了一首诗：

　　理发师劝染发戏作

　　世人多畏发初白，却喜头颅白似银。

　　免去风流无罪过，何须装扮费精神。

　　渐除烦恼三千丈，接近仙灵一性真。

　　对镜莞尔还自笑，依然故我我非新。

　　从此诗中，我看到了父亲对于自己已然老去的乐观豁达。世人都畏惧衰老，害怕头发变白，父亲却独对一头银白的发丝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就免去了装扮，省时省力，而且父亲也并不需要装扮，一切都只是身外之物，何须枉费精力加以装扮呢？烦恼渐除，性灵归真，对于一心追求心灵自由的父亲来说，如何会不开心呢？虽然已满头银丝，但父亲依然是本我的自己，决不会被这虚无的外物所羁绊！

　　尽管诗意轻松，但岁月催人老也是不争的事实。父亲也着急于接班人的事情。一天夜晚，父亲从睡梦中哭醒。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做了一个对他而言可怕的梦，他在梦中又愁又急，为什么接棒的人还不来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梦到这些，情难自已以至于急得哭出声来。正在此时，他又听见袁太老师喊他：“怀瑾呀！你看，那不是来了吗？”父亲说，当时他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海边，回头望去，看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远远地向自己走来。父亲心凉了：天啊！还是一个孩子啊，还要等许多年啊！梦有梦的真实性，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父亲平日一直忧心于衣钵的传承问题，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

　　父亲一直认为，自己虽然多次讲过有关禅门修行的方法，也会带领大家打七，但那只是教大家静坐和禅定的基本功夫而已，自己并没有传授过真正的禅宗。他曾说：“如果我讲禅宗，门前草深三尺。”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讲禅宗，那必定会门可罗雀。而父亲的门客一直只见增多不见少，可见他确实没有讲过真正的禅宗。我想父亲并非不愿传授自己修习禅宗多年所得的精髓，只恨未见有缘人。那些对父亲趋之若鹜的学生里，也无人有能力接取父亲的衣钵。如果贸然传授佛法，不仅不会有益于他们，反而会使其刚刚浅尝辄止即自以为是，自称已然悟道，变作狂禅，如此必将贻害无穷。

　　从门派上讲，父亲是属于临济宗一派的。他说：“按照临济宗的传承，是应该有人接棒才对。”想到自己还没有接棒的人，父亲心里该是多么伤心啊。没想到接棒的人还没有下落，学生中倒有人给父亲惹了不少麻烦。一天，父亲在办公室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父亲原本以为可能是他的学生或者朋友打来的，却不想是“总统府”打来的，他感到十分奇怪。后来“总统府”的人才说，有人写信到“总统府”，说：“要国家有救，只有找南怀瑾才行。”于是便要查问一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这才了然，于是便跟“总统府”的人解释了一下，说这并非他本人所为，自己并不知情，或许只是有人开玩笑而已。这才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其实类似的事已不止一桩了，协会里学生们（或者在听讲人中）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虽然是基于对父亲的尊敬和崇拜，但当时却给他造成了不少困扰。

　　协会的事情逐渐步入正轨，父亲可以稍稍放心了。精神放松下来，对于故土亲人的思念便瞬间涌上父亲的心头。在夜阑人静之时，午夜梦回，愁上加愁，父亲不禁想起了远在海峡彼岸的故土家园。如今，已远离故土二十余载，他不禁泪眼婆娑地吟道：“故园西望，泪潸然，海似深情愁似烟，最是梦回，思往事，老来多半忆童年。”父亲想起了远在海峡对岸的祖父母，想起了几十年久未谋面的妻子——我的大妈。两岸局势如此，她又艰难度日，头发恐怕也早已白了吧！又想到童年时两人两小无猜的往事，父亲动情地写下了一首诗：

　　忆内

　　辛苦艰危发早华，童年犹忆住他家。

　　庭园百卉先春艳，蝶蝶双飞争扑花。

　　像父亲这样心怀天下之人，或许只有在万籁息声的深夜，才会放松自己，让这些“私情”侵占他终日为众生忧劳的赤心吧！

　　十一、别出心裁讲《论语》

　　一九七五年四月，“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会”——代号为“恒庐”，邀请父亲去讲《论语》。父亲接受了邀请。这已经是父亲第三次比较系统地讲《论语》了。父亲之所以接受邀请，是有原因的。彼时，“四人帮”正在大陆搞“批林批孔”运动，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此，父亲十分反对。他决定，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因此，父亲同意去讲《论语》。父亲讲课时，十分有针对性。他说批孔是没有用的，批不了的，孔子是打不倒的。孔老夫子之所以不让人感到亲切，是因为被人利用了，利用到最后，又被人们丢弃了。父亲从来没想做圣人，也从来没想做名师，只是把他所知道的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而已。

　　今人对古人，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不仅仅是简单的注释、解说就行了。父亲认为传统不能一概而论，今人中，很多对传统都没有正确的观念。什么叫传统？一个村子，举办一个活动，办上十年，就成传统了？贪污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贪污史也有三千年了，这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反贪也反了三千年了，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把传统理解成一个固定的范畴，似乎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往里装。那样就会把传统当作钳制思想的工具，抓住它不放，是最愚蠢、最可恶的。

　　其实传统是随时可以创新的。所谓文化复兴，是要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思想，并非简单的复古。复古，是把当代中国的命运交给三千年前的古人承担。如果把未来交给古人承担，那岂不白活了？当代知识分子自己不承担国家的责任，反而让孔老夫子扛责任，把孔老夫子扛死了，实在可怜！所以，我也不希望父亲扛这个东西，他只是这一代的一个思想家，重新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之美，重新点燃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家文化的热情。剩下的，是我们如何创造一种新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抑或是社会制度，这才是复兴文化的意义。

　　父亲讲《论语》，不复古。他说过，朱熹注释的《论语》问题太多了。他的复兴，就是把他所理解的孔老夫子的意思解释出来。比如，孔老夫子评价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好像是说宰予是一个又笨又坏的学生。但是，孔门七十二贤，宰予是言语这一科里的第一，他的表达能力是很棒的。我们误解了孔老夫子的意思，以为他是在骂自己的学生。父亲把这事儿拨乱反正了，他认为孔子不是在骂宰予。宰予是他的一个好学生，宰予身体不好，白天在那儿睡觉，孔子的意思是说，宰予这个孩子身体不好，他是叹息，心疼他，不是别的意思，这样就正确了。

　　父亲还原了孔夫子思想家的地位，让大家看到儒家思想是正向的，虽然其中有强调纲常伦理一类的东西，但是那些都是后代儒生，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发展而逐渐附加上的。孔子的思想在发展中曲解和误读渐渐就多了，孔子也成了一个被随便涂抹的偶像。父亲对于这样的偏狭的门户之见深恶痛绝，他曾说：“佛教徒是释迦牟尼佛的罪人，道士是老庄的罪人，儒生是孔孟的罪人……”或许在父亲看来，一旦有了门户，后辈一代代传承，就不免误解前人的意思，或者导致神话、偶像化，曲解、误读前人的意思，最后会导致好的思想不被重视，而强调派别之间彼此在细枝末节上的差异，让那些光辉而有生命力的思想被埋没和忽视。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剔除其中与现代不符合的思想观念，将其中积极的、正面的观念予以继承发扬。儒家思想并不是那么僵硬，并不是那么从上到下地强调权威，而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教你因时、因地如何做好自己，做君子。父亲不是文起八代之衰，而是文起百代之衰。因为我们的文化衰落已经上百代了，不止八代。

　　父亲讲《论语》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讲课的内容都由蔡策先生记录整理出来，在《人文世界》杂志发表，那时还是以《论语新义》的标题刊登的。《论语》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几千年来，对其进行注释、解说的人也数不胜数。近代以来，也有很多学者注释《论语》，但是基本上都是从研究的角度给予注释的，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未免还是十分晦涩拗口，而父亲的讲述则迥然不一样。他充分考虑到了从未深入接触过《论语》的普通人的感受，完全用普通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加以经史合参，旁征博引。他讲的不仅仅是《论语》，他是将那个时期的整个人文社会都呈现了出来。他将原文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寓意深远而妙趣横生，让人们在一个个的故事中，便得以窥见当时社会之面貌，实为普通大众了解古圣的上乘佳作。尽管父亲自谦为“个人一得之见，不入学术预流”，但仍然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杂志的订户因而大增。许多人甚至将载有其讲解的杂志剪贴成册，并转告亲友，有的人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剪报。

　　父亲在信义路楼顶天台

　　一九七五年，《青年战士报》新开“慈湖版”。社长唐树祥先生专程来拜见了父亲，恳请其允许他的报纸转载《论语别裁》。父亲允许了，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论语别裁》开始于《青年战士报》连载。刊出后，又造成一时的轰动，而这份报纸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大增加。读者热情的来信如雪片似的寄到协会。广大读者热切希望父亲讲的《论语》能出单行本。于是，自己办出版社的考虑被提到议事日程。

　　一年前（一九七四年），东西精华协会又搬家了。这次搬到了一座邻着大马路的新建的四层楼房，在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不久之后，钟德华先生就来到了协会。

　　钟德华是台湾交通银行的襄理，早在东西精华协会创办时，他就参加了。他的个性开朗直爽，这可能与他从小在山东长大、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关吧。他与各方结缘很多，而且早已学佛多年，于是大家都称他为钟居士。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钟居士约好来拜访父亲。意外的是，他还带了一个陌生人来，介绍之下，来人也姓钟。原来，这位与父亲素未谋面的钟先生，曾几次托请钟居士引介，要向父亲求教。他是学西藏密宗的，已学多年。当钟居士提到有一个学密宗的朋友希望拜见时，父亲就拒绝了。父亲说，不愿谈密宗，如果密宗在台湾消灭了，就让它消灭吧！因为真正的密宗难看见，假密宗太多，往往使人迷信、执着，所以消灭了也好，也不至于贻误众人。虽然父亲一直希望密宗能够消失，假密宗不再祸害众人，但是密宗的流传，却是愈来愈广，这让父亲十分痛心。

　　其实那位钟先生早就想来拜见父亲，却因为父亲的不同意而未如愿。但是他心中确实有急迫的问题，希望得到父亲的解答，所以钟居士不得已，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法门，“先斩后奏”。他并未事先向父亲说明，就直接把钟先生带来，他想父亲应该不会把他赶走。父亲也明白了，那个再三要求见面的，原来就是坐在面前的这位钟先生。既然来了，父亲也不便再说什么，他就答应给钟先生解疑。

　　原来，在前一年，钟先生和其他密宗行者，大约十来个人，参加了一个修持。这次修课是由一位从美国回到台湾的密宗的学者大师主持的。前几天进行得都还算顺利，但是到了第四天，就发生了一些意外。钟先生说，那天进行了不久，便有人吐血了，还有人昏倒了，连钟先生自己也病了。于是这个七天的修行未能完成，就提前匆匆结束了。大家的心情都变得苦恼消极，钟先生对此也感到十分困惑，于是他便想到要向父亲请教。

　　主持那次修行的密宗学者大师张澄基博士，也是颇有来历的。他的父亲张笃伦，是抗战时期西昌最高的政府官员，即西昌行辕的主任。张澄基博士先到西藏学密宗，后来到美国留学，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成了那里的教授，专心于学术。此外，他的藏文造诣颇高，所翻译的《密勒日巴尊者传》（台北慧炬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另外，他还著有《佛学今诠》上下册。他在专注于学术的同时，也不忘修持，所以才主持了那次七日修行的活动。他们修持的地方，就是张博士在彰化修的一幢房子，听说是专门用来作为修法的道场的。

　　父亲答应给钟先生解疑后，钟先生十分高兴，于是他便详细地叙述了他们那些天修持的细节，包括饮食起居等。父亲听后，分析到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在西藏地区，即使是学密宗的人也是吃荤的，不像汉地，有学佛人吃素的规定。如果像西藏地区学密宗的人一样，在静心打坐的时候，吃的是鸡、鸭、鱼肉这些不易消化之物，而且体力活动又少，几天下来一定会消化不良。那些原本身体可能已有问题的人，自然就爆发病痛了。当然，父亲对于钟先生的问题，只解答一些燃眉之急的要点，许多大问题，都未做解答。但因此之故，促成了父亲在高雄佛光山的禅七。

　　在钟先生来访的同时，还有一个要向父亲求教的人，这个人便是陶蕾。她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所工作，虽然她研究的是艺术史，但是她发觉，如果研究到东方艺术史，那便是处处不离禅宗及佛教，但是由于自己对禅宗及佛教一点都不了解，于是便来向父亲请教。后来她也参加了佛光山的禅七。

　　钟先生等人的事就说到这里。提及协会搬家一事，不得不强调一点：当时，父亲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一方面他还没有相当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即便有能力了，他也只会用在文化方面。因此，即便后来他稍微宽裕一些了，他也只是将钱用到办学堂或者协会，对于自己的住宅依旧不甚关心。这个楼房的屋主，原希望出租整栋房子，但是由于经济原因，最后，父亲只租用了二、三、四层。这时母亲去美国看国熙了，只有我和父亲，就住在二楼。三楼为办公室，四楼为讲堂。父亲发了这么大的善心来普度众生，自然在家庭、子女方面，就会疏于照顾了。一个居士家庭，做这个出世的事业，对家庭幸福的影响是很大的。坦白讲，即便是被尊称为“圣人”的孔子，也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当一个人决定要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中时，他就注定会有愧于自己的家庭，父亲也是出于无奈。

　　当时的讲堂是比较小的，只能容下三十多人，故而父亲只设置了《黄帝内经》《难经》以及“古琴”“古筝”“书法”“易筋经”“弹腿”等课程。如果要听其他的课，则在外面另租场地举行。一九七四年二月，父亲讲“中华文化与佛学”，一共讲了十二次，就是租用中华文化大楼举办的。中华文化大楼的大厅可容纳三百人，每次都是座无虚席。

　　这时，父亲在大陆工作会所讲《论语》的课已经结束了，不久又开始讲“历史的经验”，仍由蔡策记录，曾在《人文世界》连载，一九八五年整理出版。

　　协会自从搬到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以来，经常来帮忙的年轻人增多了。古国治便是其中一人。他在大学毕业后，服了两年兵役，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就又回到父亲这里来了。

　　为什么说是又回到父亲这里了呢？因为古国治与父亲早就相识了，他们之间也有着一段很深的渊源。这在前文已经详细地叙述过了，在这里就不说了。

　　父亲像之前对待张尚德一样，也曾经让古国治注意个人仪表。那时，古国治去听父亲的佛学课。父亲看到古国治满腮的胡子，便给了他五十元钱，要他买把刮胡刀，将胡子刮干净。之前古国治因为不刮胡子，还被教官记了一个小过。虽然被记过，但他仍然我行我素。就连父亲给他买刮胡刀的钱，他也没有用来买刮胡刀。父亲知道后，便亲自给他买了一把，然后给他，叫他记得刮胡子。古国治很感动，也十分羞愧，于是听了父亲的话，刮了胡子。

　　要说真正使古国治开点悟，不再那么忧郁，可以说是因为父亲的那一棒喝吧。听闻古国治在父亲讲的佛学课上参话头时，因为父亲的一香板而顿悟了，此后便变得开朗起来了，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而父亲的教导，古国治一直铭记于心。

　　古国治大二寒假时，他的姨妈中风去世，家中只剩他一人。不久，父亲就知道了这件事。一天，父亲上完课，便对古国治说：“你没课的时候，到家帮我整理书如何？ ”古国治自然十分欢喜。当时我们还住在永康街的巷子里，日本式的平房，一进门，就可看到一书架又一书架的书，“十三经”“二十五史”《大藏经》《道藏》《唐诗全集》《全宋词》《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从客厅至餐厅到卧室，到处都是书，就像一座小型图书馆。我那时读高中，是夜间部的学生，白天我就在家做宅男，最常做的事就是在书架上找书看。

　　古国治对帮父亲整理书一事，表现得十分积极。只要学校没课，古国治就到我们家，把书一本一本地搬下来，登册、编号、分类。父亲的书包罗万象，有《圣经》《古兰经》，西方哲学、政治学、中西医学、堪舆、子平、面相、拳术、经济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各科各类应有尽有，连当时流行的《天地一沙鸥》，父亲也买来看。

　　古国治经常中午就到我们家替父亲整理书籍，午饭就在这里吃，一直工作到晚上，吃完晚饭才回家，这样一直到大学毕业。平时，父亲为了照顾古国治的生活，还会塞些零用钱给他。冬天时，他看古国治衣服穿得不够，就跑去买棉袄，一买就是好几件，古国治跟其他几位家境不好的同学各一件。

　　一天，父亲正在办公，有一个人来，对父亲说他想回花莲，但是缺路费，想向父亲借五百元路费，回去一定依址寄还，父亲什么也没说，便将钱给了他。隔了一年左右，那人又来了，但是这次换了种说法，说自己的脚被撞伤了，缺医药费，希望父亲能借钱给他。古国治看了，好生气，很想揍他。父亲却只是笑一笑，照给。那人走之后，古国治很不平地说，他是来骗钱的，上次给过了，这次换个借口又来。但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对古国治笑一笑。其实父亲当然知道那人是来骗钱的，只是不拆穿而已。他这是在尽自己所能来帮助别人啊。

　　父亲的藏书实在太多，古国治足足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才将那些书整理完。这确实费了古国治好一番心思，但其实，父亲从来没有翻过他整理的书卡。几年之后，古国治才了解到，其实父亲的书根本不需要整理，父亲都已分类，有什么书，放哪里，脑海里清清楚楚。他让古国治整理，其实是要照顾古国治的生活，同时又照顾到他的自尊心。父亲不仅慈悲为怀，而且他的慈悲不露痕迹，照顾你，且并不让你知道，犹如春风化雨般不着痕迹。

　　除了古国治，另有陆健龄、赖芳如及陈美龄、李蔚亮诸君，也经常在办公室帮忙。还有一位冯道元先生，从左营来台北，也帮了一段时间忙。但经常坐镇的仍是李淑君。

　　父亲以前著的书，都不是由自己出版的，但父亲想自己出书。协会虽然有自己的杂志，但是那时杂志社不可以出版书籍，这是当时的规定，所以势必要成立一个出版社才行。在父亲闭关之前，他就准备让古国治接下这个任务。古国治也没有让父亲失望。虽然他当时也是生活拮据，但为了不负众望，他竟然将仅有的、他姨妈遗留给他的一间小房子，抵押在银行，换了一笔钱，他用这笔款项，接收了整批的书籍和应付账款，担起了这个担子。后来父亲出关，古国治结婚离去，父亲才将钱归还给他。因为古国治承担了出版社的一切业务，所以当他登记出版社时，父亲就说：“就用你的姓，登记为‘老古’出版社吧！”于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得到批准后，古国治就正式成为老古出版社的负责人了。而东西精华协会的事务，也仍由他和李淑君两人联合推动。

　　父亲在自己所讲的“历史的经验”暂告一段落后，即开始整理编辑“论语新义”。经过了八个月的时间，最终于一九七六年整理完，以《论语别裁》的书名出版。与此同时，父亲也开始整理《习禅录影》，这本书中有两篇是“古记”的记录，即古国治根据录音带整理的。除了“古记”，还有“芳记”，是巫文芳的记录；“长记”，则是韩长沂所整理。这本书，也是在同年出版的。

　　同年再版的书，尚有《禅宗丛林制度》《楞伽大义今释》，而《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已经是第三版。

　　这时，《人文世界》杂志曾停刊半年，到了九月才重新复刊。

　　老古出版社在这一年中，出版了《新旧的一代》一书，再版了《禅话》一书。这两本书，都曾在《人文世界》连载。《维摩精舍丛书》也在这年再版，另外还印行了一些用于赠送的书，如《菜根谭》等。

　　《维摩精舍丛书》的再版，曾令周勋男很辛苦。一九七〇年，父亲成立东西精华协会时，周勋男就跟父亲建议，把绝版已久的《禅海蠡测》印出来。父亲说：“我的书不急，你先印我老师的书。”于是便抽出《维摩精舍丛书》，交代周勋男去印。结果印好之后，周勋男才发现，书中不知怎么多了一篇以他的名字署名的再刊的序。他不知道，其实是父亲自己写好了序，叫孙毓芹先生用毛笔抄写得工工整整的，直接交给了印刷厂。因为父亲事先没跟周勋男讲，于是便等于是当了周勋男的枪手。所以书印出来后，周勋男还疑惑怎么会多出一篇序来，还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的。

　　而就是这篇序害周勋男很辛苦，因为大家一直赞美以他的名义写出来的这一篇序，说：“看不出来一个年轻人写得这么好。”周勋男每次都得解释说：“不是我写的，是老师写的。”他们说：“你谦虚。”周勋男又得赶忙解释：“不是谦虚，真的不是我写的。”这真是叫人百口莫辩！父亲不仅将序写上了周勋男的名字，而且写的是“门下周勋男”，这就又给周勋男带来了一个麻烦。因为父亲常说自己没有一个弟子，而周勋男自称“门下”，这就让父亲的其他一些学生感到不满。于是他们就找周勋男说理，对此，周勋男无奈，又向他们解释好半天。父亲这一无心之举，还真是害苦了他呀！想想，也是父亲开了周勋男一个玩笑！

　　这顶大帽子给周勋男戴上去后，一时还摘不下来，一戴就是多年。幸好，后来《维摩精舍丛书》重新打字编排，就把那篇序拿掉了。这样一来，也就省得周勋男总要解释。

　　一九七六年，《论语别裁》问世后，在台湾出版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学术著作能够如此畅销，在台湾是几十年来都十分少见的事。许多人读了这本书后，不仅自己奉为掌中瑰宝，还不遗余力地向亲戚朋友推荐。一位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杜忠诰，因为十分推崇《论语别裁》，竟拿着这本书，利用课间时间，到其他班级推销，有人还把他当成了专业的推销员。《论语别裁》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当时，老古出版社的业务也逐步走向正轨，父亲的著作相继出版，销路都不错。

　　说到《论语别裁》，可能大家都会疑惑，为何一本解释《论语》的书，会受到如此地追捧呢？其之所以影响很大，是因为父亲融禅入儒出新意，而不是像历代学者拘于章句。

　　《论语别裁》封面

　　孔子思想的核心和要旨，只是通过《论语》的文字表述和示意出来，其精髓仍是在义理上，而并非章句文辞。因此，对于《论语》，不能用训释一般古文古籍的方法来注解，不能只注重文字训诂，忽视义理阐释。由此观之，或许父亲将讲述的重点放在对《论语》义理的阐释上，才是真正把握到了《论语》深层的内涵和孔子的原意。只有将《论语》放到当时当地的大环境大背景中，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其含义。因此，父亲将《论语》里面的事情编成一个个历史故事，让人身临其境般感受当时孔子授学的情境，更深入地了解孔门语录对我们现在的意义，而这样做，其实也未为不可。此外，父亲还善于结合当前社会实际，通贯古今，旁征博引，再加上他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的讲解，就使得《论语别裁》这本书“在众多的《论语》章疏中是尤为新颖，别具一格的”了。

　　其实历代以来，对《论语》的注解不胜枚举。但是历代的注释，或多或少都带有时代的色彩，或偏重训诂，或偏重政治解释，都不能很好地展现《论语》本来的义理。自汉唐以来，由于受到古文经学家的影响，《论语》的注家几乎只偏重训诂章句字词，却忽视了孔子学说最根本的东西。自东汉郑玄所著的《论语注》始，到曹魏时何晏多重训诂，广集众家而成的《论语集解》，再到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直至近代各种《论语》注疏，无一例外，均沿袭辞章训诂之路，很少能有注重义理，或者训诂、义理兼重的注疏。这是由于古人秉承“疏不破注”的原则，因此很少能有所突破。但即便只注重训诂的各种注释，其中仍不乏谬误。因此，才会有后人不断地作疏解来纠正前人的错误。虽然后来韩愈等人也发现，汉魏时人对《论语》的注疏并不符合其原意，并想直接对《论语》做出解释，但是他们的解释又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印记，即希望通过复古来拯救时弊，这便变成“韩愈的思想”了。故而父亲才直言“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这些错误在《论语别裁》中，基本得到了纠正，这也是该书最为宝贵之处。

　　父亲说，孔孟真正的思想“几千年来，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宋明理学虽重义理，却轻训诂，多为自由发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因此，儒家学说的核心或许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篡改了，后人读来，反而都学了宋儒的假儒学、假道学了，而儒学真正的思想则被湮没其中。

　　宋明理学的弊端也在其发展中逐步暴露出来。由于缺乏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以至于大多数人只是泛泛而谈，甚至背离了经典的原意。再加上清朝时思想控制进一步加强，尤其是雍乾时期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都不敢在思想上随意而谈，于是重实据考证的“乾嘉之学”兴起。考据学者直接宗于汉儒经说，抛却程朱理学的训释，直接从经典入手，直释经义。重文字训诂，专主审订古籍文献，详细考论经、史、子、集的辨别、校勘、注疏和文字诠释。这些学人不但专意以考据治经，甚至发展到“穷研文字声义相应之奥”的地 步。

　　这种学风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诸先生，都将清儒的这一特点传承下来，仍旧以训诂入手治学，用考据之法来诠释儒家经典。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学者秉持此种治学方法。文字训诂固然重要，但文章的经义却更是古人思想的精粹。文字训诂只是了解古人思想的一种工具而已，万不可舍本逐末。如此一来，如父亲一般，透过章句，直涉经论核心和孔子学说的要义才是正道。

　　现如今，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解释儒家经典不能只重文字训诂，应该更注重对其中的义理进行体悟。道理易明，实践却难。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很多人在解释其义理时，因为没有把握全局，专从某一句或者某一节解释，也失掉了其真正内涵，陷入一种狭隘的境地。传承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儒家经典，绝不是简单的“仁”或者“礼”就可以囊括的。其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最重要的是其中也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变”的意味。正如孔门弟子向孔子问学时，孔子的回答绝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缺点和优点，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给予不同的指教。这也和《易经》“变”的内涵十分接近。只有将经典的内容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可能窥得古人思想智慧的一角。

　　父亲说：“我们读书，要透过语文内涵的意义，找出思想、道理的真谛，这才叫学问。” 如若只是用训诂之法依文解义，或用主观臆测推断，是不能够了解《论语》的精髓，无法知晓孔子学说的真谛的。“依文解义”是佛学里禅宗的话，全句是“依文解义，三世佛冤”，意思是说，如果看佛经，只照文字去理解佛学的思想，那么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都要说：“冤枉呀！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呀！”父亲虽不甚重视文字训诂，却对于经典有着极强的贯通能力。他通读四书五经，还兼通儒、释、道三教。思想之贯通或许可以弥补训诂的缺漏，父亲真正体悟到了《论语》，甚或其他经典的精髓所在。正如他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也是看到了各个学生的不同点，分别用不同的教导方式给以指导，因材施教。他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践行着经典。

　　历代学者在解释儒家经典时，不自觉地认为，如孔子这般“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的圣人，自当是一个浑身书生气、冷漠无情、不苟言笑的人。而且，既然是一个圣人，便不能如普通人般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能形于色。这对孔子来说是多大的误解啊！

　　幸而父亲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尊重古人的解释，但从不迷信。在基于对经典的了解之后，他发现，其实圣人并非如人想象般可望而不可即。圣人也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人，他也有着喜怒哀乐，也需要随时放松、随时玩笑。

　　父亲曾说：“如果把《论语》的对话场景还原出来，每一章句都是一部精彩的话剧和影视剧。只可惜难能找到有如此高修养的人来演呀。”确实，父亲在别裁《论语》的时候，特别重视对一些细微方面的描述。他能结合孔子在每一章句讲话时的环境、语气，并通过自己的想象，加以渲染，将当年孔子讲学时的情形还原出来，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没有拘泥于辞章句读，停留在文的层面；而是结合了该章句说话者的身份、语境，事件的背景和所针对的特定的人和事，将章句暗含的语境深意立体、完整地展现出来。因此，父亲的这本书读起来便十分活泼、有生气，完全不同于以往死板呆滞而晦涩的解释。而且书中的人物，如颜渊、宰予等人，形象也十分鲜明活泼，能让我们更真切地感悟到当时当境对话的深刻内涵。而这也正是该书大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父亲也曾讲过，孔子也是一个幽默的、会时不时开玩笑的人。譬如《阳货》篇有一章的原文是这样的：“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是讲孔子的一个弟子子游到武城做官，孔子也正好到当地，这便是他与子游之间的一些对话。这在我们以前看来，就是一章极普通的孔子与弟子间的对话，但是父亲却绘声绘色地讲解道：“一次孔子到了那里，听到弦歌之声……孔子嘴巴一咧，这么一笑说，子游真滑稽，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用这种高级教育来教育老百姓……过于小题大做了！子游便质询孔子说，先生呀，以前您不是常这样教导我们的吗，‘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个话，是你教育我们的！但人家实践了，你不能笑人家呀，我应该教育他们啊！孔子看子游当真了，于是就说，是是是，马上收回了刚才的话，并告诉其他弟子：‘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是开玩笑说笑话的。’”

　　如此活泼幽默的孔子，才是真实的孔子，他率性地说、率性地笑，也没有固执己见，更没有一副道学的面孔。父亲还提示道：“我们不必像古人一样，把孔子塑造得那么好，孔子也是人，有时候也会说个笑话，或者说些不经大脑的话也是有的。”确实，现如今的我们太过于尊崇圣人，容不得圣人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和污点。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算是孔子，其最基本的，也是一个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我们本不该将我们所尊崇的对象想得完美无缺，因为事实上，圣人本来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发现圣人也有着缺点和不足，此时又觉得是圣人欺骗了自己，觉得自己以前觉得的所谓的圣人真是一无是处，这样便引发了对于“圣人”的无尽批驳与指责。

　　其实，静下心来一想，孔子根本就没有自诩为“圣人”，一切都只是我们这些盲目的崇拜者给他强加的名号。盲目崇拜与盲目批驳都是错误的，难在于正确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父亲又何尝不是饱尝着此种艰辛！他也从未自诩过“国学大师”或者“禅宗大师”，一切都是别人给他加上的名号。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用，一无是处”之人，却偏偏有好多人认为他配不上“国学大师”或者“禅宗大师”的名号，极力给予批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于修道悟道之中，早已对世俗纷争之事了悟透彻，看得极其淡然。这些凡尘之事，也激不起他内心的任何涟漪了。

　　或许有人会驳斥道，《论语别裁》根本就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诚然，这确实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书名中的“别裁”便足以表明此书的立场。如若未将此书放在正确的定位上，就以其他性质的书的要求来批驳此书，确实是有失偏颇的。也希望读者诸君不要用严谨的学术著作来要求父亲的这本书，聊备一格而已。正如台湾学者薛仁明所说：“他将文史哲艺道打成一片，不受学术规范所缚，也不受学术流派所限，更不管枝节末微的是非与对错；他行文论事，总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言说之方式，更是不拘一格。因此，他的书可风动四方，也可让没啥学问的人读之欣喜。于是，明白者，知其汪洋恣肆、难以方物；不知者，便难免有‘随便说说’‘野狐禅’之讥了。”

　　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孔子得到了正名和平反：他不再是以往人们心目中那个不苟言笑、死板呆滞的人，而是一个与一般人无甚差别的活泼、通达、幽默的人。而人们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以往那么排斥和对立了。试想，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如果整日对着一个死板呆滞、毫无生气的人的学说，如何会不感到烦躁不安呢？相反，如果孔子是一个活泼、幽默的人，那人们对他的学说也应该更有兴趣一些。于是，父亲对《论语》的“别裁”，不仅使孔子得到了正名，而且对于重新敦促民众研习中国文化、重新认识儒家和孔子学说，都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正如大陆的一位年轻学者余世存所言：“他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入门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做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学院读书人不愿意做、不屑于做，今天看来也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因而，“他把传统文化用一种深入浅出的语言和比较通俗的方法传递给现代的读者”，使得现代读者得以公正地了解古人的思想智慧。

　　传统经典学问是属于大众的，不能把传统经典学问只放在讲坛上、学院里，不向大众推广。父亲的著作很好地改变了这种现象，真正将长久以来被束之高阁的传统学问推向社会、推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成了儒、释、道教义和传统学说的趣味化、大众化和世俗化。余先生对父亲称赞道：“我们大陆知识分子没有完成文化现代化、知识现代化的任务，大众对世俗化的知识、学问是有需求的，所以南先生的著作填补了这个空白。”

　　其实父亲他自己也承认，他对《论语》的所有讲解“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他的话或许表达了两种意思：其一，他著的这本书是不同于以往学者那般专业的。父亲常自谦地说，他是一个小学肄业生，连小学都没有真正毕业的人，自然不如专家学者那般字字精确，他对于字词的训诂可能时有失误，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其实经典中蕴含的义理才是至关重要的。其二，就是告诉人们，历代很多学者对孔子及其经典的解释都有错误，即便会遭受一些批驳，他也要站出来对历史和民族负责，一改旧说谬解，正本溯源，还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当然，对于此，父亲也多次谦虚地表示，这些“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

　　父亲作为修禅之人，自然懂得佛教所谓的“五戒十善”，其中对于言语便有着禁忌，即忌“妄语”，因此父亲是不会对某件事随便大发议论、胡言乱语的。此处父亲说自己是“一得所见”，其实也体现出他说这些话的谨慎小心。如若不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他是断然不会胡乱评判的。其实，父亲作为一个修行人，阅历无数，又对经典了如指掌，他的“一得所见”，也并非轻易即可获得的，而是他独具慧眼，通过几十年不断参究经典、实修实证而得来的；他的“别裁”也是在有着绝对的把握之下才说出的。《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一直影响着我们中华儿女的思想，如果解释得稍有差漏，不仅会辱没古人的智慧，还会贻误后世。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未来使命，关乎民族子孙后代和亿万人慧命的大事，倘若讲错了，那么就意味着有人讲的与他不同，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不正是启发了学人，去找出所谓的讲对的吗！当然，在我看来，父亲是讲对了的，他是一个合格的立言之人。

　　父亲在《论语别裁》中纠正过许多被历来学者误解过的地方。下面此例便是一处：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是孔子所说的关于收学生一事的话。大意是说，只要有人愿意给我一块腊肉做礼，我便没有不教导的。正是因为这句话，很多学者都认为孔子并非一个不贪钱财、专心教学的良师，因为要向他学习，还得给他一块腊肉做礼，由此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都是虚的。

　　对于这种解释，父亲不同意。他分析，从汉朝开始，对“束修”的解释都是学费，好像孔子也在开补习班。这就把教育和商业利益联系起来了。但是其实以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师生之间，就如同父子兄弟，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便是既要担当老师的职责，又要担当父亲的责任，要负一辈子的责任。但是，“现在这个责任没有了，知识成了货品，与我们原来的教育制度、教育精神不同。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检讨的”。

　　不仅如此，父亲始终怀疑古人的这种说法和解释没有抓住重点。他认为“自行束修以上”这句话的重点要放在“自行”两个字上。他说：“如果真的是向孔子缴一捆腊肉，何必说自行？不说自行，就说自缴也可以。我想古人的解释有点问题，也许是我把孔子说得比较好一点……依我的看法，问题在‘自行’两个字。‘自行束修’是自行检点的意思。如果说束修是腊肉，孔子三千弟子，他哪里吃得了这许多腊肉？放也没有这样大的地方来放。还有孔子的学生中如颜回，连好点的便当都没有，哪里来的腊肉送给老师？而孔子不但教他，并且以他为最得意的学生。我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思想是说，凡是那些能反省自己，检束自己而又肯上进向学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的，我一定要教他。这是我和古人看法所不同的地方。所谓自行束修，就是自行检点约束的意思。”

　　父亲的解释真可谓拨乱反正。如若不将孔子的原意解说出来，孔子恐怕还会一直受到世人的误解和批判吧！

　　父亲之所以能将孔子的原意理解出来，还孔子一个真实的面貌，或许与他对于孔子学说的一种深深的敬意有关吧。他在《论语别裁》的“再版记言”中，就曾高度赞赏过孔子：“孔子学说的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为什么说孔子学说是“永远颠扑不破”？父亲在该书第七章中有这样的叙述：“如果要研究孔子的思想，必须研究《易经》的《系传》，他许多的重要思想，都表现在《系传》中，有关形而上的学问，也在《系传》里。”并说孔子“他是懂得形而上道的。由人生的普通行为——形而下开始，一直到最高的天地万物的玄妙之道，他全懂”。

　　其实父亲讲的《论语》如此生动活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他不仅学识广博，注重实修实证，更主要的一点是，我认为他是一个修禅并且已经开悟之人，他纵横百家三教，对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核心——“心性”透彻明了。他在修习儒、释、道三家经典时，便已然了悟，虽然三家的经典、要求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最终都是归于一个心性的问题，从这个方面来讲，儒、释、道三家是相通的，其根本核心都是一样的。因此，父亲将三家之道结合起来讲解《论语》，触类旁通，才会发掘到很多其他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而这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最根本的地方，也是他比其他学者眼界更加广阔之所在。

　　因为父亲儒、释、道三教皆通，故而在解释《论语》的时候，便会不自觉地就引申到其他地方了。譬如他在讲“克己复礼为仁”的时候解释道，“克己”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灵的净化”。但是如何才能得到心灵的净化呢？父亲便谈到“想而不住”，这便是到了禅学的境界。

　　父亲知道大家可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举例道：“譬如现在我在讲话，诸位在听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理作用，配合心理感受，好几样都在用了——眼睛在看着，耳朵在听着，坐在椅子上舒不舒服，空气的冷暖，都感觉得到，内在还有个东西，思想一个一个连着。我们的思想像流水一样，一个浪头过去了，又来，又过了，又来了，一直这样的，而且在中间还会插上很多的乱想。但是回想一下，这许许多多的思想，没一个存在。譬如我们说‘克己复礼’，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这个念头过去了以后，我们再讲‘克己复礼’，就已经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思想了，再讲一个‘克己复礼’，又是第三个思想了。也就是我们讲过的，等于我们看到一股流水在流，表面上我们是看到一股流水，而它一直在流，但第一眼看到的那个浪头早过去了，不断地有个浪头在眼前，可是它是由后面不断地涌上来的。我们看电灯，好像这个亮光是一直存在的，但实际上这亮光是不断地消散，而新的亮光不断地补上来。我们的思想、心理作用也是一样，我们好像是总有思想存在。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思想：前面的思想过去了，后面的思想还没有来，现在的思想当我们讲‘现在’的时候，这个思想又已经过去了。”

　　这便是由儒入佛的延伸了。前面已经说过，儒、释、道三家看似千差万别，但实际上都归于心性。如若能在父亲的引申提示中有所体悟，也算是一种开悟吧！

　　然后他又列举了古代一些忠臣的例子来阐述应该保持心灵的宁静。如文天祥，他宁愿以身殉国也不愿苟且偷生，从他的传记里就看到他有一种“静”的修养。他在被捕以后，路上遇到一位老师，不知是道家的人物还是佛家的人物，他没有讲。只在他遗集中一首诗前面的序言中说，碰到一个异人，传他一个“大光明法”（这是佛家的东西）。因此，当时他就把生死看开了。怪不得文天祥有如此高的修养，他是从此之后，就把生死观念完全看开了。

　　父亲担心大家还没有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于是又继续以当下举例子：“大家现在坐在这里，不要做什么功夫，也不要求静。这个冷气机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事实上大家本来也听到的，不过经我一提，你注意了；本来我的动作你也看到；我的声音你也听到。在这中间，你找一个东西。你的心用得那么多，能听到声音、能看、能动作、能想，还能够知道自己在这里想，知道自己在这里坐着。那一个‘能够知道自己’的东西可重要，那就是你自己，是真正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一面，真正的‘自己’。”

　　其实这时，父亲已经在引导着大家参悟禅宗的千古公案——参究“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在我看来，父亲这种融汇三家的讲学方法，或许更能让人透彻地体悟到生命的真谛。毕竟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性格特征不同，对于学习对象的选择也各有不同。将各家思想融于一身，让不同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体悟生命的方法，不得不说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方法。

　　有的学者批评父亲的文章，认为他说得没有道理。但是不知那些曲解诋毁父亲的学者，是否真正对儒、释、道有深入研究，是否真正去实证了呢？其实，现如今讲禅的书很多，但是可能大多数人都并未有过真正的实证。“禅”是只能参究体悟的，除实证外，任何“禅”外别有的所谓“真实”的研究和讲说，都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没有实践，只凭推理，如何能得出有意义的学问呢？只能说是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如若真的有一天践行了“克己复礼”，那么其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父亲谈道：“真能做到‘克己复礼’，就可以达到（不是理论上）心物一元的真实境界，宇宙万象便与身心会合，成为一体了，这也就是佛家所谓‘如来大定’的境界。” 然而什么是“定”的境界呢？父亲接着解释道，我们的思想一天到晚乱七八糟，在佛学上名为“散乱”。人不思想不散乱的时候，就睡觉了，这是“昏沉”。或者说刚迷糊了一下，没有睡着，这现象是“细昏沉”。人生就是两种现象，散乱或者昏沉。不散乱也不昏沉的境界就是“定”，这是功夫修养的境界，这个修养并不一定要炼丹、打坐，随时都可以从内心练习，也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那么，如果修养到了这个地步，体现在外边的用世是什么状况呢？父亲又说：“修养到了这个时候，对人没有不爱的，看见任何人都是好的。天下太平，太好了，统统都是欢天喜地的，没有冤家，没有烦恼，没有痛苦。”这就是最高修养，也就是“仁”的境界。

　　父亲阐释道：“仁的境界在于自己，不是外面找的，不是靠一个老道传的什么法门，然后得了什么道，那是江湖上骗人的。不是道家的道，不是佛家的佛，也不是儒家的仁。道、佛、仁就在各人自己的身心上，是最高的修养，要自己身体力行，绝不是别人给的，也不是老师传的，更不是菩萨赐的。”

　　诚然，“仁”的修养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是关于人生根本智慧的大问题。而儒、释、道三家又都是以讲这个根本智慧（心性）为核心的。但是，正如父亲所说，要想获得这种修养和体悟，绝不是空谈理论，什么事都不做便可以得到的，这是要靠自己去身体力行体悟才能获得的。对于一般人来讲，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想要为国捐躯，想和前面所讲的文天祥一样，想和他一样“留取丹心照汗青”。空谈无用，又有几个人在身心遭受折磨、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能做到面不改色、临危不惧？因此只有在亲身体会过之后，还能坚持正道，才能感悟到真正的道。

　　所以薛仁明才说：“当代的知识分子，恰恰离修行最远；甚至连什么是‘道’，他们都只有概念的分析，却从来无生命之实证。”无生命之实证，便不得体会有过实证的人的思想与行为，因而有过实证的父亲，便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的批判了。

　　因而，父亲曾说，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实讲的“就是那个生命的根本，和宇宙那个生命同体的，那个根本的东西。找到了那个东西，会发现自己生命的本身一片大光明。所谓‘光明清净’四个字，是形而上本体的境界……大光明法的原则大概如此，理论还多得很。至于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身心随时随地进入大光明境界里去，那是另外一套方法。但方法离不开原则，如果我们真能进入这个境界中，对于生死之间，看得就如文天祥所讲的那样‘脱然若遗’。对于现有的这个生命，死去或活着，看起来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 “仁”，是有一个实在的境界，而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是一种内心实际功夫的修养。所以真作内心修养的，个中艰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其实《论语别裁》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多质疑争辩。对于这本书，赞同支持的人有很多，批评诋毁的也不在少数。很多批评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找出了很多属于记述性的错误，认为此书相当不严谨。其实，对于这些批评，可以从两方面来给予解释。一方面，此书是根据父亲在讲堂上讲演的语音来辑录成书的。帮父亲编辑整理此书的人，完全按父亲的要求，将父亲讲课的语音一字不差地记成文字，然后成书。试想，能有多少老师在讲课时，在没有讲稿依据的情况下，能做到一点记忆错误都没有呢？如果设身处地，从父亲的角度着想，完全是可以理解他的这些错误的。另一方面，父亲本来就把他的这本书定位为“别裁”一类，他不是在做古文翻译工作，更不是呆呆地用古人错误的解说，有些地方没有那么严谨也是情有可原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父亲书中没有错误，我承认其中有着记述性的错误，应该可以校正。但是希望诸位读者，能将侧重点放到父亲对于经典义理的解释上，不要因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父亲不过是做了些普及传统的工作，和有缘人谈谈自己的理解，而对于这些无稽之言，父亲也只能“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了。

　　父亲是一个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如此大劫，被如此误导和误会，感到痛彻心扉，而又深感无可奈何的读书人。他只是想拼尽全力，唤醒国人对民族的自信；他只是想将中华的经典文化解释清楚，以便更好地传承。如此苦心孤诣，虽然筑路扬尘，不免惊动蛇鼠，但是大多数国人的智慧，却是能够接受父亲的学说，一起共建文化复兴的大道。每每念及此处，我便为父亲所遭受的诽谤和误解感到痛心，同时对中华文化复兴的启动感到高兴。我也在尽着我的绵薄之力，希望能为父亲的文化传承之业分担一点职责。

　　在李怀宇撰写的《许倬云谈话录》中，历史学家许倬云曾对父亲有过一段公道的评价：“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许先生的看法也许不错。对于批评，父亲当然了然于胸，但他意不在此。不同于学院派中规中矩的思路，这就是他讲学的风格，大抵能引起人们关注传统的心思，父亲的目的就达到了吧。

　　父亲的初衷，实则是由于意识到了百年前那种盲目“打倒孔家店”的错误，也了解中国历史上各个学阀门派的错误。他生动地说：“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父亲深刻地指出，我们不应该盲目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应该对其有所区分，发现那些“货真价实”、光芒闪耀的东西。

　　古人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性格，对往圣先贤有着崇高的敬意。即使对先贤有着不同的意见，也是用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的。断不如今天之人，稍有不同之处，便笔诛墨伐，相互攻讦。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现如今变得十分急躁和不安，而如此没有信念、没有崇敬的社会风气，也必然会有离经叛道的人。

　　前面已经讲过，父亲讲解《论语》时不拘泥于文字，还将孔子的话里话、话外话，以及章句中没有直接谈到但间接涉及的东西都揭示了出来。旁征博引，典故公案信手拈来，同时又讲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而且《论语别裁》在让中国人能够重新重视中国文化，重新认识儒家上，起了非常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因而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

　　二十年前的台湾，盗印风气颇盛，素有“盗印王国”之称，这也为国际所诟病。父亲的《论语别裁》一书自出版就如此受欢迎，也不免引起盗印。父亲知道后十分愤怒，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后来父亲找到了盗印的公司，毫不客气地提出了申诉。

　　父亲向来慈悲为怀，对于很多事情，他能忍的都忍过去了。譬如好几次有人来骗钱，坐在那儿讲了两个钟头，脸上都冒汗了，因为讲假话是很吃力的。父亲明知是假话，还是坐着听他讲，最后问他究竟需要多少钱。他说要五千元钱。其实当时父亲也是囊中羞涩，家中只剩四千元，但还是把钱都给了他。那个骗子临出门还说过三天就给父亲寄回来。父亲却说，不谈这个，你慢走。他一走，就有人问父亲，为什么明明知道是骗人的还帮他？父亲就同他们讲，唉，你想，一个人能讲两个钟头的话，两千元钱一个钟头也不贵，而且他讲得多痛苦，讲出一身汗来。本来那个钱是准备为家人过生日用的，这下不过生日，替他们做了好事。父亲后来还跟我们讲，这个人也明知我晓得他是骗人的，可是还敢来，胆子之大就值得佩服。而且他还编了一大套故事，也用了很多心思，所以纵然被骗也风流啊！这也是一乐。

　　还有一次，在火车站，有一个人拉住父亲，跟父亲问好，非常热情，但父亲却完全不认识他。他一直扯下去，而父亲要赶时间，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需要多少钱。他一听，忙说，您老有神通啊！我是要坐火车回家乡没路费。父亲就把身上带的钱交给他，自己走路回去。像这种事，父亲碰多了。但是父亲纵然被骗，却也是乐在其中。

　　既然如此，为何父亲单单对于盗印一事耿耿于怀呢？其实，这也不难解释，父亲给那些骗子钱，是看出那些骗子真是急需用钱，才对他们慷慨解囊。但是盗印一事却非如此，这全是为了牟取商业利益而做出的非法举动。并且父亲深谙处世之理，对于这种人，如果姑息养奸，只会让他们愈加猖狂，无视法纪，既危害社会，最终也会害了自己。

　　深信佛理的父亲知道，人世间是有因果循环的。有因必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时如果还未受到惩罚，没能及时制止罪恶，那么罪恶只会愈积愈深，最终会受到更大的惩罚。因此，父亲不愿看到别人因自己的一时手软，以后犯下更大的错误，便决定采取法律手段，让他们悬崖勒马。

　　法院开庭时，父亲并未亲自出庭，而是蔡策代表他去的。原来被告人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她也是不知不觉中被人利用了，其实根本不关她的事。于是，最后这个案子也只好达成和解了，被告不用坐牢，只须将盗印的书全部交给老古出版社。

　　事实上，盗印父亲书的事件远远不止这一桩，但即便盗印者是大学生，父亲也是按法律处理，决不姑息。由此也可见，人们的法律意识竟是如此淡薄，令人感到十分寒心。

　　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大多数人为了牟取一己之私利，无所不为。盗印一事也是如此，他们完全是为了牟利，根本没有考虑到辛勤著书者的一片苦心。自己辛苦写出的书，却到处都是盗版，这如何不让著者感到愤怒呢？

　　盗印这一类的事，如果不加以制止，其影响肯定不止于此。其实在当今社会，学术界剽窃之风日益盛行，这也是一种赤裸裸地盗窃他人成果的行为。一个社会，在代表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中，都出现了这些令人不齿的行为，真是令人感到羞耻。如果对这种行为听之任之，那么社会的道德价值就无从说起了。不得不说这是教育的失败啊！

　　十二、闭关小隐观自在

　　一九七六年年底，父亲着手准备进行闭关。然而这次闭关，父亲却没能寻到他第一次在四川峨眉山闭关时的那种环境；那种环境是不可多得的，在台湾踏破铁鞋，终究无法觅得。记得早先在台湾，每逢假日，我们外出游山玩水，看到的风景大多是山高庙小。当我们去拜访名山古刹时，爬到山顶，大汗淋漓，气喘如牛，放眼望去，却感到大失所望。原来所谓的古刹，只有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而位于台北木栅的仙公庙（供奉吕纯阳的道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到后来台湾经济发达了，许多人都富裕了，于是寺庙收到的捐款也增多了，才渐渐修建得有了一定的规模。因此，这次父亲闭关，苦于找不到清静之处，只好“大隐隐于市”，就在家里的二楼闭个方便关。

　　闭关之前，父亲嘱咐学生古国治管理老古出版社的事，并写了两首诗偈：

　　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

　　谋身与谋国，谁解此时情？

　　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

　　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眠人。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父亲掩室谢客，开始在闹市之中闭关修行。父亲的这次闭关，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距在峨眉山的第一次闭关已有三十年之久。在峨眉山的第一次闭关，为父亲日后成为众人口中的“禅宗大师”奠定了基础。而彼时，父亲已经在台湾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影响了一大批人，并且其中有许多人长期追随他左右，矢志不渝。那么，在如此盛名之下，父亲为什么要再次闭关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他想暂时摆脱俗事的纷扰，清静头脑；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也需要继续精进，并借此时机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一九七七年二月，父亲在闭关日记《关中记妄》中写下两篇日记，现将其附录于下，以飨读者：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八日，晴，寒

　　晨起，请供礼佛，楼上的事，拜年恭贺等统由古国治、李淑君料理。一旦掩室，恢复当年山居静境，福乐无穷，亦至为恐惧，害怕无福消受。上午入定一座，存银治厨，有美食，客散后，淑君、国治送来面食，又为之肆动食指，甚矣，贪图口腹之欲之难除也。下午入定一座，强起治案头文稿杂事，为刘雨虹译《禅海蠡测》文稿修饰，二十余年寒窗执笔旧梦，宛然如在，颇多感慨！

　　下午稍作眼梦功夫，为色身休息之助。起又入定一座，请供礼佛。而后继续为刘之译稿审理文义。晚来长寿、国治、存银等皆为陈美龄登台演唱而去捧场，三层楼上皆寂无一人，尤是清静。稍于座中修息继续看稿，快速不减当年，方知连年懒于执笔，似不能写作者，皆缘心受外务所累也。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晴，寒

　　昨夜四点上床，晨醒方八点，起而故复入寐，不觉至傍午十一点方醒。净洗毕，请供佛事。放逸身心，坦然任运，嘱楼上不送午餐，唯饮茶水，不胜清快。气充顶轮，颇思引降，忽又自笑执着，既懒以身实证，何不随其自然。因此即又上床解衣午睡，默然达一小时半，起而上座入定，觉知顶轮左脉充实而未尽畅流，但眉间轮处呼吸已打开，方知凡人之鼻息呼吸，是循肺脉呼吸器官之路进行，真有修持见地者，便可从眉间轮处呼吸，甚至关闭此一脉道，停止自然呼吸亦可。但如执着，便又落在一重魔障。在此执着与不执着，有分别与无分别之间，极须真般若明心之见地方可，甚矣难哉，一般薄地凡夫之妄求佛道也。

　　下座稍息，随便打开电视一看，毫无兴趣，只是借此遮目，散身坐在藤椅上逍遥逍遥而已。此时忽觉心轮之脉又轰然一震开，其行气如Ｓ形透过，不禁自为哑然一笑，学密宗教典的人，认为脉解心开，是圣人的境界，有无量功德，无限道力者，方可到此，看来极为可笑。昔年在灵岩打七时，第六日座中即有脉解心开现象，但不如今日来得更加有力而明显。然我只是无心处之，并不求其脉解心开。

　　不过，若在一般人专心求成道、求成佛者，很可能就因此入魔，或因此得心脏病或精神惊吓症。因当时心脉震开之时，颇有心脏病突发现象，相当可怖，但如对性宗确有见地者，视生死为一瞬，都无所谓，即为心脏病突发而死这有什么严重，岂不值得当时一笑吗？此时我之一笑，也正为笑此身之幻妙惊人有如此者。

　　父亲的闭关，和一般人的遁世清修，“两耳不闻窗外事”有所不同。他虽然身在关中，但依旧心怀天下。因此，众人时常有随缘之事来向他请益，使他不能清闲。

　　在父亲闭关之时，首愚（原名从智）法师也在佛光山闭关修行“般舟三昧”法门。这个“般舟三昧”法门，是佛法修行中的一剂重药，是可以快速悟道的法门。

　　修行此法门之人，在关房中既不能打坐也不能睡觉，只能在大梁上吊上一条绳子，用手挽着，无休无止地画着圆圈行走。待到累极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但必须是站着休息，即使是吃饭喝水也得站着。这样，直到把身体累到将死未死之时，放空一切念头，然后才可能豁然开悟。

　　首愚法师在闭关修这个“般舟三昧”时，产生了一些问题。于是，托护关的人（大约是给他送饭的人）代他请教星云大师。星云大师知道首愚法师是专心修行的，于是就很认真慈悲地说，他自己也没有修过这个法门，建议首愚法师向父亲请教。

　　早在这之前，首愚法师便已见过父亲，那是在一九七四年，是在佛光山丛林学院成立的第二年，父亲应学院院长星云大师之邀，到佛光山做了题为“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的演讲。也是在那次演讲中，首愚法师见到了传说中的南怀瑾。父亲气宇轩昂、神采奕奕的精神面貌，给首愚法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首愚法师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则是父亲对他提到过，禅宗命脉如悬丝。首愚法师听后不禁心想，禅宗有如此的危机吗？直到后来在与佛教界多次接触后，他才知父亲所讲如实。

　　而首愚法师再见父亲，已是五六个月之后。当时，父亲到佛光山大悲殿打禅七。首愚法师通过父亲在打七过程中对佛学、佛法、佛教，尤其是对禅宗的叙述，感知到自己期待已久的真正通宗又通教的大禅师终于出现了。他虽然是位在家的居士，却是真正的明眼大善知识。此七打下来，首愚法师便与父亲结下了甚深的法缘，并前往父亲寓所拜访。当时父亲便说：“等你有一定的禅定基础后再来找我吧！”后来，首愚法师准备闭“般舟三昧”关，为此，他专程去请教父亲。父亲关照了闭关的各种安全和注意事项，并特地叮咛首愚法师：“你可不要给释迦牟尼佛丢人哦！”首愚法师回去后，就在同净兰若闭了两个星期的“般舟三昧”关。但那时，首愚法师的师父广善上人对他闭“般舟三昧”关的情况不了解，因此老人家对他说：“佛学院已开学，你该回去上学了！”如此，首愚法师便只能出关，返回佛光山继续上学。而这是首愚法师第一次闭“般舟三昧”关。

　　首愚法师的第二次“般舟三昧”关，是在佛光山闭的，一直闭了七七四十九天后才特意去台北，准备向父亲请教。但当时老古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父亲已赴南部，于是首愚法师只能抱憾而归。而首愚法师真正亲近父亲，其实是在第三次闭“般舟三昧”关之时。那次入关前，首愚法师再次专程去台北拜见父亲。当时，父亲也在闭关中。但父亲心怀慈悲，特意在关房接见了首愚法师，并让首愚法师在其安排的寓所小住了三五天。此后，首愚法师便开始经常写信给父亲，向他报告自己的心得，而父亲对首愚法师的每次来信都会批阅。后来，这些信函部分刊登在了《人文世界》上。

　　在父亲决定第二次闭关的那一年年初，即一九七七年农历新春后，首愚法师第四次“般舟三昧”关期已至第四周，父亲给他发函，提出想在同净兰若边打七，边讲课。但首愚法师彼时没能征得其师广善上人的同意，甚觉遗憾。如此，父亲又提示，或可借佛光山在台北的“佛光别院”一用。于是，首愚法师致信向星云大师恳请，很快，佛光山都监慈惠法师转来星云大师的答复：“只要南怀瑾有需要，无条件提供。”就这样，父亲在“佛光别院”讲授了三个月的“显密圆通修证次第”课程。课程结束后，首愚法师又返回佛光山继续闭关。

　　父亲闭关之后不久，收到首愚法师的来信。信中提到，首愚法师的禅修境况到了紧要关头，恳求父亲能给予指点。父亲被首愚法师至诚的行持所感动，在看到他恳切的求援之后，父亲唯恐回信既费时，又说不透彻，于是就在一九七七年中秋，翩然出关，南下高雄。当首愚法师得知父亲南下的消息时，这位般舟行者感动不已，深深地感受到父亲接引后学的慈悲用心。

　　父亲到了首愚法师闭关的地方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万万不可再修这个法门了，倘若再修下去，可能会出大问题。这是因为，修这个法门的人，需比较年轻，身体又要十分健硕，才承受得了这种历练。而首愚法师那时已不再年轻了，身体是肯定受不了的。

　　这次父亲南下，虽然在台北是非常保密的，可当高雄僧众知道这件事之后，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他们恳请父亲做一次公开的演讲，但父亲尚处于闭关期间，于是并没有答应这一请求，匆匆告别这群热情的僧众，返回台北关中。

　　刚回到台北，父亲就接到几个出家人修行证果的法门请益。父亲同意了他们的请益，并在回复中引用了一句唐伯虎的诗：“公案三生白骨禅。”

　　唐伯虎的原诗如下：

　　怅怅莫怪少时年，百丈游丝易惹牵。

　　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

　　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

　　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

　　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持钵院门前。

　　唐伯虎究竟有没有修过白骨观，不得而知。但他能知道有一个白骨观的法门，已经很不简单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白骨观是一个有名的法门。父亲借着这句话，就给他们讲了这个白骨观的法门，也就是《禅秘要法经》。不过据父亲说，白骨观总共有三十多观，他这次只讲了十多观。后来，此次讲授也记录出版，即《禅观正脉》一书。

　　父亲在闭关期间，静心修禅，深居简出。彼时，关外的社会云谲波诡，一场风雨就要来临了。

　　十三、宝岛福地耕耘勤

　　一九七八年年底，台湾与美国“断交”。父亲特地修书一封给当时正在佛光山闭关的首愚法师等人。父亲在信中特别强调，说当下大时代来临，要加速培养人才，希望他们能够北上台北参与讲座，并协助自己成立大乘学舍。于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首愚法师等人告别修学长达六年之久的母校佛光山丛林学院，拜别了院长星云大师，赶赴台北亲近父亲，并佐助父亲建立了大乘学舍。大乘学舍的成立，是父亲在闭关中观察到当时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应对。

　　首愚法师与我的父亲

　　彼时，信义路二楼的小室内一片宁静，在此闭关的父亲，心如止水，静心修禅。而室外，却是风起云涌，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年十二月，台湾地区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正热热闹闹地筹办着。十二月五日，“党外人士”实质政团成立，其中以张俊宏、黄信介、姚嘉文、许信良、林义雄、施明德、吕秀莲等人为首的政团领导，召集记者媒体，在台北市中山堂开了“中外记者会”，宣布他们反对国民党的政纲政见。这种公然向权威挑战的政治举动，自一九四九年蒋氏政权迁到台后，二十九年间，从未出现过。当日，就发生了“中山堂事件”。翌日报纸一登出，台湾上下轰动。

　　这场选举活动才进行了一周，十五日的深夜，据说将有重要消息传来，于是，宋楚瑜就叫醒了刚睡下不久的经国先生，两人一起静候消息。凌晨两点，“外交部”钱复次长陪同着美国驻中国台湾使节，前往面见经国先生，告知他们，美国即将与中国大陆建交。

　　听闻这一消息，经国先生赶紧下达紧急命令，宣布选举活动停止，延期举行。随即，这一消息在台湾传播开来，满城风雨。台湾掀起了移民潮，一时间，朝野震动，人心惶惶。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了。

　　如此一来，台湾便陷入了两难之地。彼时，台湾本土的政治运动逐渐变得越来越激烈，从言论到行动，慢慢接近了暴力的边缘。最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高雄事件”爆发。“高雄事件”最初是由《美丽岛》杂志领导的冲突引起的，所以又称作“美丽岛事件”。“高雄事件”是“二二八”之后台湾规模最大的政治暴动事件。这次事件，令八名异议人士（又称“党外人士”）锒铛入狱，时称“高雄事件八君子”，其中，就包括姚嘉文、黄信介、张俊宏、吕秀莲、林义雄等人。而林义雄的命运最惨，遭遇灭门。而后来于一九九六年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陈水扁，当时正是黄信介等人的辩护律师。

　　在这不安的社会氛围中，方外人士有心无力，唯有更加致力于自身的修行，在乱世之中，不求闻达于诸侯，倘能求得万全，就已是善莫大焉。

　　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不久，首愚法师等人就到了台北，见到了父亲。为了方便聆听父亲的教导，他们就住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

　　父亲本来只是希望他们来参加讲座，并协助自己成立大乘学舍，待到一切完善妥当，就再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寺院继续修行。但首愚法师等人却在台北落脚了。对此，父亲并不赞成。父亲认为，既然选择了修行，那么大千世界，何处不是道场，因此没有必要离开自己的道场。况且，父亲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化事业，虽然宗教也是文化的一种，但终究只算是文化的一隅，自己不能将工作重心局限于宗教层面。因此，自己也就不能像宗教人士及出家人那样，潜心研究修习宗教。

　　但是，这几个想专心向父亲求教学习的出家人，如今已然自行安置，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他们。于是，父亲便给他们拟定了每日要修习的课程，让他们务必刻苦遵守。也正是由于这些出家人到来的缘故，父亲在东西精华协会安排的该年的课程，就有不少与佛法有关。不过这样的因缘，却让这些出家人的宗门对父亲有些误会。

　　父亲首先开讲的课就是“佛教佛法与中国历史文化”。这门课父亲一连讲了多次，目的是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告诫出家为僧的学子们，除了修习佛法之外，还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因为宗教不可能独立存在，必定是与历史文化休戚相关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底，农历新年前后，父亲准备举办一次禅七，于是四处寻找场地，最后看中了辛亥路“救国团”的活动中心，于是就借用了这个地方。“救国团”，是经国先生在一九五三年创办的，其宗旨为义务为青少年做心理辅导，帮助懵懂而又苦闷的青少年，引领他们身心健康地度过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当时父亲并不知道这个团体的存在，他在看到青少年身上的诸多问题时，也有过组织代办处的想法。于是周围的人告知父亲，这种类似的团体早就已经出现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救国团”。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父亲才知道了“救国团”。父亲还得知，“救国团”里“张老师”们的努力逐渐得到了台湾青少年的认可和信赖，已经收到一定的成效。实际上，这个“张老师”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老师，而是一个代号，所有的老师，无论是何姓氏，都被称呼为“张老师”。这些“张老师”中，有的已经参加工作，有的当时还是心理学系和社会学系的一些在读大学生。

　　父亲在了解了“救国团”的创立主旨和获得的成就之后，曾感慨道：“经国先生做的是好事。”

　　父亲这次在“救国团”活动中心举办的禅七，吸引了很多人。其中，不仅有大乘学舍的出家人，还有几个美国归来的出家人。此外，徐进夫和他妻子陈玲玲也赶来参加。而与父亲相识多年的闫修篆先生也参加了这次禅七。彼时，他刚从军中退役，并出版了易学著作《易经的圆与卦》。而真善美出版社的宋今人先生及自由出版社的萧天石先生也参加了禅七。他们两位出版过许多关于宗教、道家学术的著述，因此对于宗教方面的知识也颇感兴趣。另外，父亲在辅仁大学授课时的学生也来参加了。在参加的人之中，杜忠诰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是由父亲特别批准，以全无禅修经验的“菜鸟”身份参加的这次禅七。

　　我与父亲、闫修篆先生、孙毓芹教官在机场餐馆

　　杜忠诰，是台湾著名书法家，他与父亲结缘，正是因为《论语别裁》一书。杜先生是台湾彰化县人，生于一九四八年，是日本筑波大学艺术学的硕士、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的博士。据他后来说，一九六九年年底，他还在军队服役，正是人生中最懵懂、困惑的时期。一天，他在军营中读到了《青年战士报》上正在连载的父亲的演讲记录稿——《论语别裁》。虽然他自认阅读过不少名家论著，但这个演讲大大补充了他的知识，使他认识到以前自以为是的一些见解都是错的，而原本看似教条式的《论语》，突然变成了对自己有所启迪的生命智慧。此种阅读体验是杜忠诰从来没有过的。也正是通过这次阅读，他逐渐被父亲的思想和学说吸引住了。

　　一九七六年，杜忠诰被保送到台湾师范大学，就读于国文系。在此期间，他得知《论语别裁》要出书了，就赶紧向出版方预约了一套。不久，杜忠诰得到出版方的通知，说因为该书预约的人非常多，印刷厂便给了优惠，于是印刷的成本就降低了，因此他们决定降价。这让杜忠诰十分费解。遇到书畅销，不应该涨价吗？不是只有书滞销的时候才会降价吗？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当时的出版方人文世界杂志社（后改名老古出版社），正是父亲一手创办的。父亲向来就是这样，不慕名利，只要是能够传播文化，让广大求知若渴的学生汲取知识，他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去奉献。至于能否得名得利，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杜忠诰拿到书后，爱不释手，他认为，这本有营养的书，应该让更多的同学知道，让他们也从中获得知识。于是，一天在班会中，杜忠诰突然向老师请求，希望在班会结束后，占用大家十分钟时间，向大家推荐一本书，老师同意了。于是，在班会结束后，杜忠诰就向大家介绍了《论语别裁》的主要内容，并把这本书的上下册分别交给同学，让大家分头传阅。让他没想到的是，同学们在传阅了此书后，对于其中所讲的内容都十分感兴趣。于是，班上每一个同学，都当场交了书款，委托杜忠诰代买一套，其中一个同学甚至要买两套。因此，杜忠诰就带着同学们的书款，来到了人文世界杂志社。当时，任经理的古国治接待了杜忠诰，看到他要买这么多套书，十分惊讶，就向他问清了原委。在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古国治就慷慨地给他们打了折扣。

　　不久，杜忠诰向同学们推荐书的事情就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听说这件事后，父亲也是非常惊讶，便向旁人打听杜忠诰是谁。后来，父亲还托古国治给杜忠诰带去两件礼物：一件是父亲的新作，另一件是一套浅蓝色的极华贵的西装，并让古国治告诉杜忠诰，自己想见他一面。于是，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六日，杜忠诰就来到台北信义路杂志社的办公处。父亲见到他后，十分高兴，就把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逐一介绍给杜忠诰认识，他们多半是父亲的学生。杜忠诰终于见到了自己非常崇敬的《论语别裁》的作者，便急切地向父亲请教：“很久以来就想研读佛书，可有一本较为精要的佛经推荐给我？”父亲说“有”，便派人到书房拿来一本《楞严经》，在封面上写下“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两行字，赠送给杜忠诰。不仅如此，在杜忠诰临走之前，父亲还送给他不少书，包括父亲自己已出版的整套著作及《法苑珠林》《渊鉴类函》两套私人藏书。杜忠诰是个爱读书的人，但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很少有机会去买书。看到父亲送给他这么多好书，喜出望外，也就不多推辞，把这些重量不轻的书都一次性拿走了。看到杜忠诰如此嗜书，父亲便愈发喜爱他了。

　　自那以后，杜忠诰便跟从父亲学习，一直到父亲去世，总共有三十余载。在我看来，他是父亲的得意门生。父亲常常夸赞他，有时甚至都让其他学生有些“嫉妒”了。但杜忠诰自己却十分谦逊，一再向旁人表示，“绝不敢当”，而且不止一次地说过：“老师不止一次对外称，他没有一个学生。只因他老人家标准太高，无人合乎他的心意，所以我不敢说是他的弟子，只是有缘向老师学习而已。”

　　除了杜忠诰，参加禅七的王启宗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员，因为他是被父亲亲自叫去的。

　　大家或许不清楚，其实，禅七一向是机密的，一般人是无从知晓的。即使有人消息灵通，知道了要举行禅七，想要来参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能不能通过父亲那一关，还要另当别论。在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前两日，父亲打电话叫王启宗来参加定在正月初二举行的禅七。当时，王启宗是一所学校的教务人员，工作比较忙，难以脱开身，因此就回复父亲说：“不成呀！上学期学生的成绩单尚未发出；下学期的工作也没策划完成，怎么能来打七。”父亲听他如此推辞，很不开心，依旧坚持让他来参加：“难道你死了，人家的学校就会关门吗？”

　　王启宗听闻此言，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悟。于是，他便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把身边的一切杂事都放下，甚至还辞去了学校的职务，老老实实地听从父亲的吩咐，参加了那次的禅七。

　　父亲这次坚决让王启宗参加禅七，并不符合他以往随缘的态度。那父亲为什么这次一改往日秉性，坚持让王启宗前来呢？原来，父亲知道，王启宗责任心重，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而且他的工作十分烦冗，恐怕已经积劳成疾，这才特意如此吩咐的。不然的话，等到真的累出什么大病来，不但王启宗自己不舒服，父亲的心里也会十分内疚。父亲这种关心他人，与天下人同亲的脾气秉性，不仅深深地感动了王启宗，而且令许多同学也备受感动。

　　这次参加禅七的，包括上文提到的人，总共有百人之众。每当到了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开始讨论的时候，因为参加人的年龄及身世背景差异很大，思想参差不齐，受教育程度和知识体系也各有不同，所以意见和领悟五花八门，非常多元化。而这其中，外籍人士讨论尤为热烈。因为他们所受的西方教育异于东方，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因此，在这种讨论之中，不同意见互相交流，东西文化思想碰撞，融会贯通而又求同存异，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思想盛会。

　　在这次禅七的最后两天，父亲第一次向大家透露自己的心声。他说：“我实在是讨厌这个名利，有什么利可图？但是，自己愿作绝对的牺牲，来陪你们，是想帮助每一位有所得、有所成就。站在教育和宗教的立场，等于一个母亲对所有的孩子一样，当孩子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标准时，做父母的心里很痛苦、很伤心。本来我不想讲出来真实的心境，现在已透露一点，也是鼓励大家珍惜这最后几天……”父亲强调，自己举行这次禅七不是为了名利。这也是父亲一生所秉承的。他举行这次禅七，只是希望起到教育的作用，使参加的人有所收获，能在人生的旅程之中有所感悟。

　　禅七圆满结束后，父亲让大家报告自己的感悟和心得。首先，他点了王启宗的名字。但王启宗说，这七天下来，自己除了两腿痛麻，一闭双眼就是妄想外，什么成就都没有，什么感悟也没有。基于这种情况，父亲赠给他“事求妥贴心常苦，悟到因缘日已迟”两语，以此来让他得以点悟。对此，王启宗有些不服气，他向父亲报告说：“悟到因缘日已迟，此生岂不完蛋了，请求将日已迟之‘已’字，改为‘未’字，以惕厉自己。”

　　父亲书法：“事求妥贴心常苦，悟到因缘日已迟”

　　说一句后话。此次禅七结束后，王启宗又静心修行了几个月，直到一九八〇年年初，身心才算完全恢复。那时，十方丛林书院刚成立不久，很多职务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父亲想到，之前，王启宗为了参加禅七，辞掉了工作，现在正赋闲在家。对此，父亲过意不去，找了个合适的时机，便把王启宗叫到面前，委婉地说：“这句话在心中憋了好久，现在见你身体已康复，你不是曾在教育界服务很多年吗？想借重你的经验，将他们办的公文过过目，以免发生错误，工作很轻松。”于是，父亲领着王启宗来到书院的办公室，把他介绍给大家，并特意嘱咐大家，不要刻意加重他的工作负担。等到协会的秘书长蔡策先生离台赴美，父亲便把蔡先生的工作委托给了王启宗。此后，王启宗与父亲交往日渐频繁，接触亦多，便常追随在父亲左右，亲炙父亲的教诲。

　　父亲见王启宗没有说出什么心得，便转向杜忠诰，面带微笑地看着他，希望他能说出些什么心得来。可惜，杜忠诰同王启宗一样，因为基础太过薄弱，将精力全用在了与自己酸麻的双腿战斗上，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悟道不悟道。因此他只好面带惭愧地说，自己也没有什么心得。父亲听后，长叹一声，静默不语，没有责怪他，也没法再说什么了。

　　尽管杜忠诰在禅七时没有悟出什么，但这次禅七，还是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自省自悟的机会。

　　杜忠诰后来向同学们透露了一件事，以此来证明那次禅七对他来说还是有很大收获的。他说，在准备参加那次禅七之前，他跟当时已经交往多年、也曾一度谈婚论嫁的女友分手了，原因是性格不合。事实上，女友的表现已接近完美，如果按十全十美来说，她已做到了十分之九。可他自己却只看到她不足的那十分之一。两人分手后，杜忠诰一心寻找比前女友在那十分之一上更强的女孩，后来也算是找到了。可真正交往起来才发现，这位新女友，虽然在这十分之一上更好，但在其他方面与前女友相形见绌。他说，他曾多次思考，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时，他突然想到，前女友是真心看上了自己这个“有恒心而无恒产”、赤手空拳的书呆子，不顾家人的劝阻，义无反顾地跟着自己；而新女友，却摇摆不定，无法知晓她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而参加了那次禅七后，他感到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实在大错特错，心中悲痛万分，深为过往的种种无知行为而惭愧懊悔。

　　待到禅七结束，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当时的女友，表明“不合则去”的心情；另一封长信，则寄给了前女友，向她述说禅修中自己的所思所想，同时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忏悔之意。后来，前女友被他感动，与他和好如初，并最终嫁给了他。这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张翠凤女士。杜忠诰还说，婚后，自己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在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班苦读，妻子都一直无怨无悔地为他、为这个家牺牲与付出。正是多亏了那次禅七，他才没有失去这个真正爱他的人。

　　禅七结束后，父亲并没有闲下来。在二月下旬，他又传授了密宗的准提法。众所周知，密宗传法是很严格的，只有被认可为合格密宗上师，才能进行传法。父亲之所以能够传授准提法，是因为他具备传法上师的资格。他之前在西藏学法，被贡噶上师认可为合格密宗上师。除此之外，父亲在此期间还另外开有《宗镜录》、《大乘要道密集》（密宗）、《大圆满禅定休息车解》（密宗）、《楞严经》、《大比丘三千威仪》，以及“诗学”等课程，而且固定在每周的一、三、五，在大乘学舍分别讲授“儒家”“道家”和“佛学”。

　　特别要提及的是，父亲讲佛学，用的是《宗镜录》。他认为，古往今来，《宗镜录》是最好的佛学概论，后世的同类著作无能出其右者。诚然如此。看看如今的概论，往往是既不概又不论，也很少引用其他著作，大多是泛泛而谈。在古代，印刷术并不发达，书籍流传范围较小，搜集资料绝非易事。但《宗镜录》里面引用的《大乘经》，却足足有六十部之多，而其引用的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开山始祖们的著作，更有三百多家。因此，《宗镜录》相当于是一本研究综论，将佛教经纶都囊括其中，以此作为佛学概论，古今著述又怎么能与之相比呢？而且，历史上很多早已亡佚的书，在《宗镜录》里面还可以找得到。这也是《宗镜录》很有价值的原因之一，此书在辑佚方面功不可没。

　　《宗镜录》一书，是永明延寿禅师编写的。当时，他将佛教几大宗派的人士，都汇集在了永明寺，指出并讨论各派有争议的地方，汇成了三百四十个问，记录在《宗镜录》一书中。因为是些著名人士参与的讨论，所以这些论证并非如一般概论那样浅显易懂，而是针对深奥的佛学教义做出的讨论，因此意义非凡。永明延寿禅师将这些讨论和问题汇集起来，并根据其禅宗的观点，融合各宗派讨论的观点，做了一个综合的答复。《宗镜录》能得以成书，永明延寿禅师自然是功德无量。而现存的《宗镜录》，是蕅益大师所整理的，共有一百卷。

　　永明延寿禅师是唐末五代时人，在他四岁时，唐朝就灭亡了。史书中有名的四次灭佛事件，即“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在永明延寿禅师出生之前已经发生过三次了，分别是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唐朝时唐武宗灭佛。而五代时后周世宗的灭佛，是在永明延寿大约五十岁时爆发的。可见，永明延寿禅师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不利于佛教发展的时代。

　　幸好，当时吴越国的统治者还笃信佛教。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其势力范围包括现在的浙江、苏州、上海以及福建的东北部地区。吴越国存国不足百年，却大力发展佛教，单是在杭州境内，就兴建有一百五十多座寺院与数十座塔幢、佛像。这些寺院等古迹，到现在还大多保存着。这都是当时在位的吴越王的功劳。五代后期，后周赵匡胤兵多将广，有一统天下之雄心壮志。吴越王自知难以与其分庭抗礼，于是在赵匡胤兵临城下之际，偃旗息鼓，束手投降。也正是因为如此，老百姓得以免受战争之苦，而这些寺院等古迹也得以完好无损。

　　与后周世宗的灭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代的吴越王都对于佛教十分尊崇。吴越王不仅修建寺院，树立佛塔，更重要的是派人到朝鲜寻回了许多重要的佛典。或许是机缘巧合，永明延寿禅师就刚好出生于吴越国境内。

　　史书记载，永明延寿在幼年时即有异于常人的表现。有一次，他的父母不知为何缘故，发生了口角。为了劝和父母，永明延寿从床上一跃而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劝说父母不要争吵。父母深受感动，从此不再发生争执。其实，这件事也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他父母的争执象征着中国佛教各宗派之间的争执，而永明延寿的劝和，则象征着他融会贯通各宗派的观点。

　　待到永明延寿二十八岁时，当时他还未出家，有一次，他看到满船的鱼虾，想到这些生灵马上就要灰飞烟灭，心中不忍，于是便私自挪用了库银，将这些鱼虾买过来放生了。这样的事，他后来还做过几次。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很快，东窗事发，永明延寿要被按律问斩。在被押赴市曹处斩之际，吴越王往监斩台上安插了一个使者，让其去观察临刑之时永明延寿的面色，倘若永明延寿面色微微有变，就继续处斩；如果毫无惧色，就暂停行刑。结果，永明延寿真的毫无惧色。他仰天大喊：“吾为活数万生命而死，死又何憾！”于是，吴越王的使者便暂停了此次行刑。吴越王闻听此事，又查到永明延寿虽擅自挪用库银，但都是为了解救生灵，并无一丝一毫私用，深受感动，于是就赦免了永明延寿，并准许他出家为僧。

　　永明延寿修行十分刻苦。吴越忠懿王曾赞叹说：“自古以来，求往生西方净土者，未有如此专精用功的人。”据传，永明延寿的禅定功夫十分了得，在他出定时，连鸟都在他的衣角上筑巢。一日，在禅观之中，永明延寿见观世音菩萨现像在前，菩萨以甘露灌其口，使他获得了大辩才，文笔也突然变得非常出色。提到永明延寿的文笔，不得不说，父亲对此一直是赞不绝口，甚至有些羡慕的语气在其中。每一次上《宗镜录》课的时候，父亲都会赞叹不已。他说永明延寿的文章，就犹如一副工整而又精巧的对子，非常典雅、精致。

　　永明延寿的修行还很精进，传说连天神都被触动了。一次，天神甚至降临在永明延寿的房间之内。永明延寿见到天神，就问：“你是如何进来的？”天神就说：“因为你修行太精进、太清净了，所以我就来了。”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永明延寿对中国佛教的巨大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

　　永明延寿提倡的禅净双修，对中国禅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永明延寿禅师本身是禅宗的开山始祖，但其又融会贯通各个宗派，这对于禅宗乃至所有佛门宗派，无疑都意义非凡。后来主张禅净双修的大师，包括憨山大师、莲池大师等，都是受他的影响。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自然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永明延寿一生著作颇丰，除了《宗镜录》以外，还著有《唯心诀》和《智觉禅师语录》等书，这些书后来也被收录在了《大藏经》中。

　　父亲曾说过，读《宗镜录》，最好是不要打开电灯读，而应点根蜡烛，伴着烛光大声朗诵。这样一来，才能强烈地体会到《宗镜录》中的文采音韵。单纯的默读是没有效果的，而应读出声，像念咒一样。虽然《宗镜录》不是所谓的咒语，却也可以当作无上咒等咒来念，因为那样读来不只朗朗上口，又很有意义，也能读得进去。

　　一九八〇年，父亲开始讲《宗镜录》，到一九八一年停止，一直讲了两年。但即便是两年时间，却也没有讲完，只讲了《宗镜录》的二十分之一，即五卷的内容。而且这五卷内容并不是按顺序讲的，父亲选讲了第一卷、第四十二卷、第四十三卷、第四十四卷和第四十五卷。待到大家整理好父亲的讲课录音带，又将父亲讲课内容分成了一百卷，连载在《十方》月刊上，直到八年后才连载完。这还只是《宗镜录》的二十分之一的内容。由此可见，《宗镜录》是多么卷帙浩繁了。

　　父亲那次略讲《宗镜录》，是他去美国之前最长的一次讲课。虽然此次讲稿在《十方》月刊上连载过，但是父亲对这次讲课并不满意，对记录和书中内容并没有认可。父亲亲口告诉刘雨虹女士和几位亲近弟子，也告诉了当时的老古出版社人员，说这本书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以前，绝对不许出版。不幸的是，父亲过世以后，老古出版社出于利益考虑，将这些讲稿重新整理，加以出版。他们在书中说，“虽然此书没有办法达到完美，但是‘欲于待，则书之成未有日也’。终于，《宗镜录略讲》出了第一册，并且将周勋男写就的永明延寿的详细传记附于其中”。可是这已经违背了父亲的教诲和意愿，将来也可能因此对修行者产生误导，遭人谤毁，在此特为之解说。

　　在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中，父亲不仅自己修禅，而且致力于向民众讲禅，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些终日里急躁而又惴惴不安的人，得到身心的荡涤。而父亲能在社会纷乱之中安然修禅，与他的超凡脱俗、看淡名利的性情是分不开的。

　　十四、语说大人主还客

　　父亲向来是淡泊名利的，对于政治，他拒绝被政治左右，面对政治，他总是尽力回避，努力避免与其沾上关系；面对领导，他也是不卑不亢，“依然故我”。这从以下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出。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

　　早在父亲闭关之前，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国广播公司”极力邀请父亲，请他为员工们讲授《易经》。父亲每周去讲一次，持续了三个月，讲了十几次，仍未讲完。但父亲也只讲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此后就再也没有为他们上过课。父亲推掉了这门课，并非是他不想去“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他听到一条消息后审时度势做出的决定。那天，父亲一迈入“中国广播公司”的大门，就看到三五成群的员工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父亲没有偷听人说话的习惯，也就没在意。当他走到讲堂，发现底下座位上的员工也在窃窃私语，于是父亲忍不住了，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口快的员工抢着说：“今天刚下来消息，‘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换人了，新任董事长是蒋孝武。”蒋孝武，就是经国先生的次子。

　　那个员工说完，又继续歪着头和其他人热热闹闹地说了起来。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只是茶余饭后、寂寞闲暇时的谈资而已，没什么大的影响，只要工资照发，谁当领导都无所谓。但父亲听闻此事，却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涌上心头。讲完课后，父亲立刻告知听众，说自己有要事，最近需要出远门，暂时停课，待他日有时间再继续给大家讲课。

　　父亲主动停止授课，在其一生的传道授业中是十分罕见的，我印象中只记得有这一次。父亲此番停课，并没有主动向我们提起过，所以起先我们并不知悉，只是疑惑父亲怎么不每周按时出去了。直到有一天，“中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员工打来电话，说在台湾看到父亲了，大家都希望继续听父亲讲课，问是不是可以继续去给他们讲课。当时接电话的不是父亲，而是其他人，因此，大家才知晓了这件事。

　　大家把这名员工的疑问告诉了父亲，并关切地问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此，父亲说：“这事不便明讲，暂时不会再去讲课了。内幕就是因为新董事长是经国先生的儿子。”他让大家把这话转告那位员工。对于这个说辞，父亲后来告诉了大家其中的道理。他说：

　　“假如有一天，这位新来的蒋董事长，也来听《易经》的课，下了课又客气地打招呼。再有那么一天，说是经国先生邀请茶叙，请问我能拒绝吗？如果拒绝了，使人家难堪，还说我们不识抬举；如果接受了邀请，见了面，人家拜托你为他或为政府说些什么话，写一篇什么文章，你能拒绝吗？真拒绝了，人家有办法对付你；不拒绝的话，从此变成‘御用’文人，学术自由没有了，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原来父亲是为了避免卷入政治，才出此“下策”，拒绝了讲课的请求。

　　父亲对于政治，始终持有谨慎的态度，对于风吹草动，一向十分敏感。我们曾对此表示疑惑。父亲便告诉我们，他与那些科学家、学者是不一样的。对科学家而言，涉入政治，除了会牺牲一些个人的选择外，对于科学本身是没有多大的牺牲的，因此，参与政治对于科学的影响是不大的。例如，有些侨居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常受中国台湾方面的邀请，前来指导、推动科技发展。那个年代，台湾地区科技是很落后的。而这些科学家只能不定期地前来相助，不能长期待在台湾。因为如果长期在台湾，他们就无法及时获取最新的资讯，或许就会落后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自己名利都会受影响。所以，他们大都不肯长期留台工作。其实接受当局邀请，留在台湾，确实会对台湾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只是会牺牲一些名利，这关键在于自己如何选择，而与政治关系不大。

　　至于那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受政治的影响其实也不大。因为他们每天接触的多半是古籍、文字，与人的交流并不多。就拿钱穆先生为例，他投身纯学术，蒋介石及蒋经国先生对他十分恭敬，并没有要求他为自己、为政府付出什么。因此，就更不用说什么御用了。

　　但是父亲与他们不同。他自己曾说过，他并非学者，只是读了各式各样的书，又学了不少杂家的学术，因而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学用在社会上，使人们将之落实于生活，达到知行合一。如每个人都能提高自身修养，社会的个体分子优秀了，才可能使整体品格提升。人的品格高了，才会有较理想的社会，人们才能有比较美满的生活。而这种想法与教化，是不能因人而丧失其客观性的，所以，他在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中，才会郑重说明不涉足任何政治；换言之，他是不可被政治所左右的。

　　父亲常开玩笑说，自己办了一个东西精华协会，是为了好玩的，不与任何人合作，以免因意见不合或方式不同而造成不愉快。父亲此言看透了人性。人与人齐心协力是很困难的，如果是做生意，那还好，合作不成功，顶多是经济利益受损。但文化完全不同，合作不成功，就会对后世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文化决不能轻易被左右，更不能沦为工具，丧失原则。因此，父亲这才推拒了讲课一事。

　　以上是第一件事。而第二件事则与蒋经国先生直接相关。

　　一九七九年年底，在闹市闭关三年后，父亲决定出关。

　　父亲在三年闭关期间，他的《论语别裁》和《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等书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而他的声望也与日俱增，于是父亲出关后，各方仰慕求教者日益增多。而父亲开设的《易经》《庄子》和“四书”等课程讲座，每次都有一百多位学员参加。这种文化盛况在台湾是十分少见的，父亲因此也受到了经国先生的关注。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蒋经国先生命人告知我父亲，他要到父亲位于台北市信义路的住所登门拜访。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能够让蒋经国先生屈尊拜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肯定要做充足的准备，精心打扮收拾一番。可是，当蒋经国先生的专车徐徐地停靠在父亲住所旁边时，却看到父亲只身一人，没有特意的准备，依旧穿着和平时一样的素衣长衫，站在楼下迎接他们。

　　蒋经国先生见到这个冷清的场景，微微有些诧异。但他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风度，一下车，就快步上前，主动与父亲握手寒暄。两人一番寒暄过后，蒋经国先生往前微微探身，提出想要去楼上一坐。这时，父亲却微笑着拦住了蒋经国先生的去路，缓缓地说：“陋室过于狭窄，还是借你的座车一 谈。”

　　父亲的这句话，不禁让蒋经国先生一愣。蒋经国先生可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他还是笑着说：“随意，随意。”

　　之后，蒋经国先生亲自拉开了车门，邀请父亲上车相谈。两人这一谈就是两个小时。

　　蒋经国先生临走之时，父亲从怀中拿出一枚刻有“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两句话的言志章，赠送给他。这也是父亲对蒋经国先生无言的寄望，希望他能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常为人民做好事。

　　对于这段往事，曾经有人感到疑惑不解，问父亲说：“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蒋经国先生能屈尊拜访是多大的荣耀，谁都巴不得能请进家里尽心招待，而你为什么连自家的大门都不让他进呢？”

　　父亲听完此言，从容一笑，缓缓答道：“你有所不知，我家里摆满了书刊，万一被他盯上了其中的一本，我是送呢还是不送？为难啊！那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呀！”父亲这句话当然是在开玩笑，其实，父亲另有深意，只是他不曾告诉过我，我也不敢妄加猜测。

　　面对权贵时，父亲的从容淡定，恰恰表现了一位智者对于生活的态度，一种超凡脱俗的心境。其实，父亲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并不在政治方面。父亲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文化事业之中，投入到弘扬传统文化之中了。

　　十五、群贤毕集十方林

　　一九八〇年春节过后，香港能仁书院的洗尘法师，不止一次地来台湾拜访我父亲。洗尘法师三番五次前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想邀请父亲出任香港能仁书院的院长一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同父亲合作，一同在台湾设立一所佛教中心。当时，能仁书院计划在台北立案，以此来取得台北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与帮助。但要想在台北立案是非常不容易的，洗尘法师四处打听办法，有位熟悉台北教育界的人告诉他，如果能仁书院的院长一职能由父亲出面担任，那么立案的事就会容易很多。

　　于是，洗尘法师为了此事，多次前来拜访我父亲。在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位瘦瘦高高的法师来看望父亲。洗尘法师介绍说，这位瘦高者叫圣严法师，是日本立正大学的文学博士。或许是洗尘法师认为圣严法师有高文凭，以此向父亲证明书院具备高水平人才，让父亲能够答应他们的请求，所以才让圣严法师偕同前来。两人说明了来意，并详细地介绍了能仁书院的办学宗旨及办学计划。父亲听完后，破天荒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决定出任院长。事实上，父亲虽然答应挂名院长，但从未去过能仁书院，当时实际的负责人是教唯识论的罗时宪教授。

　　父亲在十方丛林书院

　　五月，洗尘法师第三次前来拜访父亲。这次拜访的结果是，他们一同筹办了一个十方丛林书院，由父亲担任教授师，并作为主要负责人。对此，父亲认为，佛门弟子的学识是一定要增广的，但一般学子也应该拥有这种学习机会，因此，教授内容要兼顾各方面，应该面向社会招生，而不应局限于佛门弟子。于是，书院就正式定名为十方丛林书院，不仅招收佛学弟子，而且也招收一般学子。

　　虽然书院的名字已经定好了，但书院的地点还没有选好。这时，父亲看中了一个地方。在信义路二段二七一号，离协会不远的地方（大约百余米的距离），正有一座共十二层，每层三百三十平方米的复青大厦马上就要封顶了。父亲说自己早先去看过，认为那里建筑工程实在，位置也不错。于是，父亲就让洗尘法师先订购了第十层，作为书院的基本场所。而父亲自己也决定买下第九层，以此来作为协会的新址。看来，父亲对于这个地方真是十分满意啊！

　　当时，这座大厦的一层房子报价是六百万元左右，其中可向银行抵押贷款四百万元，剩下的二百多万元要自己支付。虽然这些钱不是一次性付清，可以分期付款，半年缴清，但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父亲非常苦恼，不知道这些钱该从哪里获得。他平常授课所得的钱，加上偶尔有人捐献的钱，都花出去了，其中有的应付了日常开支，有的则买了书，捐出去了，还有一部分设置成助学金及其他社会福利了。父亲虽然一生对钱不感兴趣，但此时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万般无奈之下，父亲想到了借钱。银行已经贷款四百万元，自然是不允许再贷款了，只能向私人借款。但是，彼时的利息很高。即使是美国银行的贷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十五（年息）左右，更不用谈私人利息了。这还是有抵押的，至于没有抵押的信用私人贷款，利息就更高得可怕了。基于此，父亲能借到的私人款项，利息也各有不同，具体数额视父亲与这些人的交情而定。有的是老熟人了，利息就会稍低，而那些通过辗转打听，借款的是本不认识的人，利息有的会高达百分之三十，也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八的。那时，帮忙借款的有很多人，筹集了好久才凑足了这笔“巨款”。当时的房东洪福增律师，在台北很有名气，后来也与父亲结成了朋友，给予了很多方便。到了十一月底，大厦已经完工，父亲交足了钱，完成了过户手续，终于拿到了房子。此时，父亲来到台湾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是唯一的一次。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东西精华协会搬到了新址，而原来的地方并未停租，仍继续使用，作为缓冲。待到父亲赴美后，旧址就成为老古文化公司的办公处了。父亲买下的这层房屋，在搬进去后，用作办公室。彼时，东西精华协会和老古出版社都集中在这里。而父亲和我，则居住在八楼，是又另租用的一层。虽然是居住使用，但这层的客厅仍时常作为临时的小班课室。后来，父亲在一九八五年赴美时，将九楼的房子仍然交付作会址用，移转给李素美之弟处理，债务也由李先生一手清偿。这是父亲将资产和李传洪交换，也是父亲一生不欠人的个性。

　　洗尘法师买下了十楼，作为学院的临时之所，但他仍希望能找到较大的、带着院子的地方，作为书院固定的所在。记得那时候，有学生还陪他到杨梅去看过，之后又到淡水去看过，但那些地方都不合适。最后，洗尘法师做了变通，租用了这座大厦的十一和十二楼，并将楼顶平台加盖屋顶，加上原本买下的十楼，一起作为书院的所在，同时又租了五楼，设为书院的办公室。

　　一九八〇年二月底，父亲为扩大营业范围，便将老古出版社改组为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此之前，代劳三年的古国治已在一年前（一九七九年）的年底结婚了，并且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在一九八〇年年初离开了父亲，在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方丛林书院正式在台北成立。因为是洗尘法师发心创办的，所以大家推举他任院长，而父亲则以导师的名义主持工作，负责规划书院的教育方针。当时，负责教务的，是章克范先生；负责训导的，是王启宗先生；负责总务事务的，是担任总务主任兼副训导主任的首愚法师，后来，他还协助父亲创办了《知见》杂志，续办了《十方》杂志；而管理财务和出纳的，则是黄胜雄及其夫人。

　　说到黄胜雄夫妇与父亲的相识，其中还有一段因缘。早先，黄胜雄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就做起了生意，适逢他大哥的朋友到台湾来，黄胜雄便邀请他去家中一坐。两人聊天时，那朋友告诉黄胜雄，说他正在听父亲的课，并邀请黄胜雄一起去听。于是，黄胜雄就跟着那位朋友去听了父亲的课。据黄胜雄说，那次课听完后，他就上瘾了。后来，他还想去参加父亲举办的禅七，他的夫人闻听此事，也想去，于是，黄胜雄就把这机会让给了她。也正是这个因缘，她后来便在书院做了出纳。

　　黄胜雄为什么后来为书院管理财务了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虽然妻子在书院做了出纳，但黄胜雄依旧在做自己的生意。有一次，父亲想看看黄胜雄生意到底做得怎样，便叫洪文亮医师到黄胜雄公司去看一下风水。洪医师看后，就对黄胜雄实话实说：“你公司赚钱，得在二十年后。”黄胜雄一听，说如果这样那就算了吧，便把公司卖了。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心中过意不去，认为是因为给黄胜雄看风水才导致他把公司卖掉的，所以决定为黄胜雄找个合适的工作。于是，父亲就叫黄胜雄到旧老古的三楼去上班了，并且让他们住在那里。自此以后，黄胜雄夫妇便都为父亲打理事务了。

　　当时，黄胜雄在三楼上班，他夫人当出纳，小孩放学回来后没人照顾。见此情形，父亲就要黄胜雄一家人跟我们一起吃饭。就这样，黄胜雄全家在我们那里整整吃了三四年的饭。

　　父亲有一个习惯，在练毛笔字时，当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就会把纸撕掉重写。在这个时候，黄胜雄的夫人如果看见了，都会及时地把这些纸抢救下来。就是这样，日积月累，黄胜雄家里父亲的墨宝就慢慢增多了。现在想来，他们那时的举动或许也可以算是对父亲的一种崇敬吧。

　　因为与父亲交往日深，以至于后来餐餐见面，所以，黄胜雄一家受父亲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据黄胜雄自己讲，他听完父亲的课后，感觉像变了个人一样。那时，他每天带着八岁的大儿子黄宗隆学太极拳，练习一番后就去找父亲吃饭、听课。后来，他的大儿子准备学医，父亲就介绍他去遍访名师，叮嘱他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那些好的东西学起来，保留下来。而他也很争气，学有所成，如今在上海开了中医门诊，成了一名中医。

　　即便父亲后来去了美国，仍不忘关心黄胜雄一家。他告诉黄胜雄，让他们赶快出国。想来，大概父亲是怕黄胜雄一家会受一些不必要的连累吧！黄胜雄之前从来都不想出国，但这次听了父亲的话后，又考虑到自己的哥哥在加拿大，于是他们一家就去了加拿大。

　　再接着介绍学院组成。当时，学院的研究班主任为张尚德先生，男学员的生活指导为钟德华居士，担任教英文课程的是罗梅如、文洁苓和刘雨虹女士。后者采用的教材，不是一般学校所用的那种英文课本，而是实用生活化的英文训练。这样一来，可以让学生学习一些真正实用的英文。

　　除了以上人员，书院还特聘了显明法师教授佛教经典。显明法师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讲起经来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很吸引听众。当时，父亲一见到他，就责怪般地问他：“既然你知道我在这里，为什么不来相见？”

　　对此，显明法师回答得十分有趣，他说：“听说你喜欢骂人，所以不敢来！”

　　听闻此言，父亲依然慈祥地笑着。

　　显明法师与父亲初次见面，是在抗日战争末期的重庆。显明法师早在十三岁就出家了，所以那时，他已经正式深入经藏很多年了。那年（一九四二年）冬天，虚云大师受邀主持护国息灾法会，被作为法会发起人的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从广东接到了重庆。当时，父亲是陪同师父袁焕仙，从成都前往拜会虚老的。而显明法师那时还年轻，是虚老的首座，跟随虚老前来参会，住在慈云寺法会所在地，故而与父亲相识。

　　那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极艰苦的阶段，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政府正在进行“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于是那次法会一结束，显明法师就响应号召，脱下僧衣，加入抗日行列中去了。据说他在青年军一直当到了政治部主任，直到退休后，又穿上僧衣，恢复了出家面貌。显明法师后来去了美国，具体情况下文我还会提到。

　　学院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及招生后，于九月一日正式开课。这时，只开设了普通班和高级班，所招收的都是初中毕业及高中毕业的学生。后来，大家觉得应该适当招收一些高素质、高学历的学生，于是经过商议，又成立了研究班，招收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这些学生中，一多半都是出家人。这也是洗尘法师的意愿，他希望能给想进修的出家人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虽然上文已有所提及，但在此，还得再详细介绍一下学院的院长——洗尘法师。

　　洗尘法师（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九三年），辽宁省复县（今瓦房店市）人。他自幼体弱多病，十一岁时，被父母送到县内的潮海寺，依照同长老出家，法号思宾，又号洗尘。二十二岁时，洗尘法师前往青岛湛山寺，成为天台宗倓虚大师的门人。一九四八年，他经上海、广州，辗转抵达香港，据说最初时他穷得露宿街头。但因为既能吃苦，又有眼光，更具气魄，他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于一九五〇年在香港楼梯台创办了妙法精舍，一九五九年膺选香港佛教联合会董事，并创办了香港屯门的妙法寺，对香港佛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寺庙为基础，他又陆续创办了“刘云龙中学”“内明中学”“内明幼稚园”及“香港能仁书院”等事业，也算得上一个传奇的人 物。

　　虽然洗尘法师任院长，但学院并不是纯粹的佛教书院。这是因为，父亲致力于文化工作，佛教虽也是文化的一环，但他不希望仅仅局限于宗教方面。因此，在与洗尘法师合作创立十方丛林书院之时，父亲就提议将书院定性为半为佛法半为人文的书院。对此，洗尘法师也同意了。

　　父亲与十方丛林书院同学及东西精华协会工作人员合影

　　此时，学院的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东西精华协会也新任命了一位副总干事——广树诚。提到广树诚，不得不说，他与父亲的因缘颇深。

　　广树诚，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并获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和中亚研究硕士学位。一九八一年春，广树诚参与重组成立满族协会。在此期间，他得到了《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在阅读过后，他被书中简明扼要、平易近人的行文风格所吸引，对该书的作者也逐渐产生了兴趣。他对此书赞不绝口，曾说，这本书说清楚、讲明白了一般外行人难以了解的古文化中的大道 理。

　　当时，他并不认识父亲，之前也从未接触过父亲的著作。读过《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之后，为了了解父亲的其他著作，广树诚就拨通了老古出版社的电话。据他说，当时他并不知道接电话的就是父亲，只知道是位老先生接的，在电话里，老先生亲切地以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告知学院还开有佛学课程。也正是这一通电话，让他踏上了跟从父亲学习的旅途。

　　而父亲接完那通电话，也是十分高兴，他对广树诚在电话里表现出来的礼貌颇为赞赏。后来，父亲了解到广树诚是满族血统，还懂得三跪九叩大礼，于是就经常让他当众示范这种如今并不多见了的古礼，还不止一次地表示，这是“礼失求诸野”的典范。

　　但广树诚对此表达过不同意见。他说，满、蒙等通古斯民族，自古就已重礼，并非全自汉地学得，也因此至今仍然传承礼数与规矩。父亲听后，不但不责怪他，还哈哈大笑说：“对呀，也有道理。”

　　学院的禅学班开课之后，广树诚每次都来听课。父亲讲课诙谐幽默，广树诚听到诙谐之处，都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这个举动，有时部分同学会暗暗担心，常常提醒广树诚，小心父亲会嫌他唐突冒失。广树诚听到同学的劝告，也暗自担心。

　　直到有一天上课前，广树诚来到办公室，准备向父亲请教，正好碰见父亲和朋友、工作人员在等着吃晚餐。见到广树诚，父亲热情地招呼他一起用餐。在与父亲边吃边交谈之中，广树诚才知道，其实父亲并不介意他在课堂上大笑，反而觉得正是因为他有所体悟，而且洒脱自在，才能无拘无束。听到父亲这样说，广树诚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当时，广树诚正面临人生重大抉择，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对于前途十分迷茫。他不知道接下来是应选择出国读书，还是继续从事自己的丝绸生意。他的这些心理活动并没有逃过父亲的眼睛。上课时，吃饭时，父亲都有意无意地向广树诚询问他的情况。等到一切明了，父亲建议他还是应该选择申请国外学校，出国进修。至于他所担心的经济问题，可以先担任东西精华协会的副总干事。这样一来，他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学习也没有丢下。就这样，广树诚从一个陌生的来电询问者，变成了父亲身旁的工作人员。这就是广树诚被任命为东西精华协会副总干事的来龙去脉。

　　父亲在学院的课程里，为自己设置了三班课程：周一晚讲《老子》《庄子》，周三晚讲《大学》《中庸》，周五晚讲《金刚经》。除此之外，他又在学院里办了禅学中心，因此还有菩萨戒的课程。

　　父亲的课程，多半在晚饭后上。按他的要求，他的课程对外公开，所以，每次上课时，来参加的人能多达两百人。每当这个时候，复青大厦里里外外，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白天，父亲忙各种筹备工作，到了晚上，还要讲课，一整天都忙忙碌碌的，没有空闲。搬到复青大厦后，父亲在每晚就寝前，都会亲自将全楼检查一遍，看一下门窗是否关好了，再看看电灯和煤气是否已经关闭了。有时候查寝室时，看见同学们的被子没盖好，他都会亲自给他们盖上。其实这是父亲自小读《朱子治家格言》养成的习惯，一生遵从睡觉前必亲自检点门户。

　　这个检查的工作可不轻松。当时，书院及协会总共占用了复青大厦一多半的地方。十楼有一半用作课室，一半作为学生的寝室；十一楼是大讲堂，课余作为禅堂；十二楼是办公室兼教室；此外还有楼顶，也加盖了，作为活动室兼饭堂。父亲在工作之余，每晚还要巡视全楼，足见其每日之辛苦。

　　虽然巡视不是父亲的分内之事，但他工作不分内外，加之目光敏锐，心思缜密，所以看到的、想到的事比一般人多，所以他做的事也就变多了。不仅如此，他之所以去做这些事，也可能是他不放心的缘故。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也想给学生们做一个负责、认真做事的表率。

　　书院除了普通班、高级班和研究班外，非常特别的，还有一个高研班。只有学历达到研究所硕士，才能参加高研班。因为条件的限制，所以班上只有四位同学，其中蒋义斌、张昭喜都是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的，潘希固在电力公司任职，还有一个就是明光法师。当时，高研班邀请了很多博学的善知识来教授课程：显明法师便来教授天台四教仪和《法华经》，戒德法师被学院特别邀请来教梵呗，程石泉教授讲中西哲学，父亲自己则教唯识研 究。

　　在书院的教学生活中，父亲所讲的课程及其各科所讲的时长如下：

　　《庄子》——七个月

　　《列子》—— 一年

　　《成唯识论》——六个月

　　《维摩诘经》—— 一年半

　　《药师经》——两个月

　　另外，父亲还讲授了九个月的《参同契》。对于《参同契》这本书，父亲有自己的看法。一天，父亲在办公室说，下个月要讲《参同契》，于是刘雨虹女士就问是不是道家那本《参同契》。

　　父亲听后，立刻很严肃地说：“你们都以为《参同契》只是道家的书，其实这是一本包括了很多家学术学问的书，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父亲对于《参同契》的尊崇。

　　听到父亲说要讲《参同契》，同学们便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不多时，一个同学提议，请父亲再开讲《宗镜录》。对此，周勋男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宗镜录》一百卷，负担太重了。周勋男接着说，其实父亲可以用雍正选的《宗镜录大纲》来讲授。因为这大纲也得有二十卷，大家能上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宗镜录》有一百卷，看完更是难上加难，加之其中涉及很多佛学的典故，因此就算只是看，也需要很大的毅力。

　　雍正选的《宗镜录大纲》一书，父亲非常喜欢，他不仅喜欢书的内容，而且对于雍正皇帝也十分推崇。他曾对我们说过：“雍正这类的人，努力去做该做的事，别人骂不骂，他根本不管，别人是否了解他也不在乎，更不计较什么名呀利呀之类的。”

　　这不单单是父亲对雍正皇帝的评价，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砥砺。父亲自己曾说：“要做事就不能怕被批评。因为只要做事就会遭人批评，做得不好有人骂，做得好也有人骂，怕人骂就不能做事。”确实如此，真要做事，就不要去考虑个人荣辱；要做大事，更要置名声于不顾。当然，所做的事的动机必须是大公无私的。

　　其实，这也与父亲对“随缘”的看法是一样的。随缘，指一切事不必强求，都要随着因缘。也就是说，当自己做一件事时，如果遇到阻力，或是有反对意见，那就证明自己与此事无缘，或者是缘分还没到。这样的话，就赶快停下，不再做此事，待到缘分到了再做不迟。正如水滴石穿，又如水到渠成，等到缘分一到，就如水滴足够多，就会穿石；水流足够大，河渠就会充满，自然，事情也就会成功了。这种成功，可称之为时势造英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父亲又不是只讲求随缘。要想取得成功，是不能只依赖随缘的，有时在逆境中顽强拼搏才能取得成功！一个人，不去克服困难，不去创造成功的动力，而只是等着随缘，靠所谓的命数，却不知命由天定，数则在人为，屈服于表面的“天命”，那么他必将一事无成。道家有言，顺为凡，逆为仙。要想成功，就要直面逆境，相信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逆境中战胜困难。这就是英雄转时势！

　　除了文化课程之外，父亲还安排了书院学员的日常自修、劳动、修定等，日程十分紧凑严格。除此之外，他还十分注重学员的日常锻炼。他认为练太极拳能强身健体，于是便要求大家都上太极拳的课。而且，为了让大家能学到正宗的太极拳，他还特别派人把住在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请来，教授大家太极拳。据说那位老先生是陈氏太极的传人，虽已年老，却风骨犹在，可见太极拳确实能锻炼人的身体。

　　就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书院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学期结束后，父亲等人准备连续举办四个禅七，为学佛者指点迷津。当时，在第一个禅七开始之前，明光法师想，好不容易有个寒假，反正禅七有四个，只去参加一个两个就可以了，不用全部参加，这样便可以省下时间，去高雄看他的剃度师父大雄师父。结果在禅七第一天，父亲准备让他教大家一些修禅的方法，却到处没找着他，便叫首愚法师给他打电话，问他为何还没到。明光法师接到电话后，就匆忙赶回书院，而他想去高雄看剃度师父的念头也打消了，专心参加禅七。

　　禅七开始没多久，父亲就说，现在请明光法师教大家打坐的七支坐法。于是，明光法师便把他知道的关于打坐的方法，都跟大家讲解了一遍。当然，父亲也给明光法师指点了一下。后来在上禅观研究课时，明光法师是当记录。在这个禅七中，父亲关注着每个参加的成员，当然，对明光法师也给了不少棒喝，让明光法师受益匪浅。后来的几个禅七，明光法师都参加了。在完全参加了四个禅七后，他才深深感受到父亲在修证上的功夫与见地，感受到父亲处处于有形无形中都在教化。据明光法师自己讲，这两年多的书院参学，真是令他受益良多。

　　在禅七中，父亲坐在讲堂上说：“许多人放不下，到老都放不下，总觉得事情没办完，年轻时忙儿女，儿女长大了忙孙儿女；殊不知，我们走了，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没有你这个人，人家照样过下去……古人说，几人能向死前休。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休是罢休的休，不是修行的修，人要到两眼一闭、两腿一伸才罢休，因为不罢休也不行了……”

　　参加禅七的王启宗听着听着，便悄悄从座上起身，走到外面去了。原来，他是听了父亲的这一席话，突然觉悟了。他出去是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希望她到学校立刻代他办退休。

　　王启宗那时在育达商业职业学校任教务主任，故而大家都称他王主任。王启宗对于父亲的敬仰在重庆时就开始了。初来台湾时，他是“接收人员”，权力很大，负责点收日本人留下的产业，若想把经手的财产收入私囊实在是轻而易举。但他是一个十分清廉正直的人，什么都没有要。自从打听到父亲的下落后，他便时常前来拜会父亲。只要父亲开课，他一定风雨无阻，前来聆听谆谆教诲。

　　台湾有名的育达商职是商业职业学校，虽然校长是王广亚，但是王启宗也出了不少力。并且，后来王启宗还设计了联合招生，这不得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创举，他确实对学校的教育有着巨大的贡献。王启宗是个极负责任的人，他既然担任了学校的主任，便决定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那所学校了。为了学生的教育，为了学校的未来，他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几十年下来，都快把自己的身体给累垮了，但他毫无怨言。

　　那天听了父亲的话，王启宗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促进教育，已经无愧于学校和学生了，而且还会有更好的人来接他的班，于是，他便于一九八〇年年初毅然退休。退休后，他还是时常担心着学校，于是父亲便再三叮嘱他务必先修养身心。王启宗按父亲所说的办了，于是他与钟居士、章克范先生三人，终日都在十一楼禅堂打坐，完全放下外物。过了几个月，他身体恢复了健康，气色也变好了，心情也十分舒畅。

　　而上文提到的钟居士，也常到十方丛林书院来帮忙，但每次吃饭，都坚持吃素。那时，吃饭是两层楼分开来吃的，为了照顾到一些不吃荤的出家人，就专门有一层是吃素的。九楼便是父亲及协会的人在吃饭，不是素食；十二楼书院有出家人，是素食。于是，每次钟居士都会去十二楼吃素。钟居士并非出家人，他完全可以不用吃素。父亲担心他这样会对身体不好，也经常劝他不一定要吃素。可是钟居士认为既然发了吃素的愿，便一定要守这个信，故而始终坚持如一，一直吃素。

　　钟居士始终坚持正直正派的做人原则，为人处世都很诚恳。早在一九七三年，他刚刚满六十岁之时，就办理了退休。当时大家颇为奇怪，他还未到六十五岁退休年龄，为什么这么着急就要退休呢？后来他说，自己吃素多年，念佛多年，现在孩子多数都自立了，提早退休，专心念佛，也给年轻后生多一些晋升机会。这也是他一贯诚恳、实在的体现。

　　他离开书院时来向父亲告辞，我听见父亲对他说：“你回去专心念佛吧！既然放下了，就什么都不要管。就算我再叫你来，你也不要来。如果我向你借钱，你也不要借给我。一切放下不理，专心念佛！”

　　钟居士听了父亲的话，真的专心念佛了，后来甚至还住到了寺院里。

　　父亲曾说：“钟居士一生做人做事诚恳规矩，老实修行，此生必有成就。来世再来人间，也必不退转。”后来钟居士听说了父亲对他的评价，表示十分欣慰。

　　父亲弘扬文化，不仅表现在学院的教学生活中，表现在禅七中，更表现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他对后学的提携和支持帮助，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其中，父亲对广树诚留学的大力支持，就是典型的一 例。

　　父亲当时早已察觉到，边疆问题将成影响中国发展的瓶颈之一，只有正确地解决了边疆和民族问题，中国才会更好地发展下去。因而他期盼能为中国的发展多培养出一些边疆和民族方面的人才，而广树诚便是父亲想要栽培的一个对象之一。

　　在四次禅七结束后，学院便放假了。不久，广树诚就收到哈佛大学区域研究所的入学许可。其实他得到入学许可，可能还与父亲做的推荐有不小的关系。收到入学许可后，他便向父亲报备请辞，开始积极办理出国手续。父亲也在时时关注着他的出国事宜，就好像是自己要出国一样。一天，父亲问广树诚准备得怎么样了。广树诚便告知父亲，他正在准备卖掉原来的住所，以便办理结汇。父亲听后，便问他，需要多少周转金，才能及时完成结汇。

　　广树诚回答，需要大约六十三万。闻此，父亲立即转头向会计小姐说：“打开保险箱，拿六十三万给广树诚！”这真让广树诚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有料想到父亲会有这样的举动。

　　但是，震撼之余，他看到父亲如此支持自己，便又大着胆子向父亲说：“既然如此，老师就干脆凑七十万给我好吗？”现在便是父亲一脸的错愕了，但是随即，父亲便笑眯眯地问他要用来干什么。广树诚说：“齿牙破损多颗，缺钱修补已久，想多借点钱趁机补全。”父亲听后，哈哈大笑，立即下令凑足七十万，当即点交给广树诚，也不说关于还钱的事。

　　后来广树诚把房屋卖出后，就提着钱袋来还钱。父亲老远就看到了他，大声说：“里面的利息拿出来，不收！”父亲还真料事如神，知道广树诚会附加利息。

　　父亲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尤其是对那些有志读书做事的人，更是对他们倾囊相助。事实上，父亲对广树诚的支持还远不止于此，他还持续帮助广树诚申请奖学金，赠送了全套《朔方备乘》等书籍给他。

　　父亲作为一名师者，负责的是传道、授业、解惑，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入浅出的教授，对于学生的最终成才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不仅如此，他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的行为作风，也给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十六、师门有亲言有信

　　父亲讲求为人师表，无论是在学院，还是在家里；无论是在课上，还是在课下；无论是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如洒扫应对、待人接物、坐卧行走等生活琐事上，还是在举办禅七、讲课授业等传道之事上，他都十分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品德修养和为人处世。

　　无论是在学院还是在协会上课，父亲从不迟到早退。每日到办公室上班，他也总是第一个到。

　　无论什么时候，父亲都十分注重仪表礼貌，因此不论是着中装还是西服，父亲绝对会穿着整齐。而且无论他做什么事，都能静心去做，完全抛开其他事的纷扰。父亲以前在台湾讲学时，在狭窄的课堂里，遇到酷暑的三伏天，彼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空调、冷气和电扇等制冷设备；而且听讲的人又多，又很拥挤，空气既混浊又稀薄，课堂里像蒸笼一样，十分闷热，但父亲丝毫不受影响。他站在讲堂上，虽然穿着厚厚的西装，颈上还系着领带，边写边讲，却一点汗珠都没有。而在讲堂下的学生们，虽然都穿着单薄的短衫，有的还时时拿扇子扇风，却还是汗流浃背。这让他的学生们都感到很奇怪，为何父亲能做到如此境界呢？

　　有一次，王启宗便向父亲请益道：“是不是俗谓的心静自然凉的道理？”父亲回答道：“如果一个人能做得了身心的主，遇到事情，该提起时就提得起（用），该放下时就放得下（空），这就是境界般若（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否则，平常头痛不能叫它不痛，腰酸了不能叫它不酸。不但做不了身子的主，连自己的心念都管不住，岂不就是佛喟然说的：‘至可怜愍者也生’！”接着他又说，“前些时我患重感冒，还不是照样给你们讲课。只要将病和我分开，把它空掉，自己超然物外，岂不就一切解决了！”原来，父亲是将热和自己分开，将热空掉了，便自然感觉不到热了。而这也体现出父亲对于仪容仪表是十分注重的。

　　古典经籍，往往文辞考究，字字珠玑，义理晦涩，今人读来常常佶屈聱牙，难以理解。但父亲融会贯通儒、道、释三家来解释，深入浅出，条理井然，义理分明，使本来深奥的内容都变得浅显易懂。尤其是他那诙谐幽默的言辞，时时引起学生们会心的微笑，不管听众受教育程度如何，都能有所收获。

　　父亲讲课十分受欢迎，前往听讲者极为踊跃，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中有神父、牧师，有修女，有中外专家、学者、大学教授，有青年学子，更有贩夫走卒。他们的职业遍布党、政、军、农、工、商，无所不有。这些听众常常挤得讲堂水泄不通。来的稍微晚一点的人，已经没有地方站脚了，只好被安排在其他地方，通过听扩音器学习。这些人虽然只能“闻其声，不见其人”，却也乐在其中。

　　无论课上还是课下，父亲永远都是笑容满面，从没有人见过他皱眉头，或者有过不高兴的脸色。父亲就算是在骂人的时候，你也看不出半丝怒容来，因为他骂人的时候，有的只是严肃而已。有时他在处理极麻烦的事情，面上依旧平静安详，并不为事情的烦琐而感到焦躁或生气。对于任何事情，父亲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以微笑面对。每逢新年元旦，就更见不着父亲有不高兴的样子了，父亲从早到晚，面不改色，总是保持微笑。或许是因为这是大家团拜的日子，父亲即使有烦恼，也不希望影响到他人，让别人不能愉快地过年吧。这时，便有人问父亲了：“老师，你为什么会永远在微笑，而我们为什么学不会？”父亲回答说：“如果你学不会笑，只好先学咧嘴！”大家都笑了，以为父亲是在开玩笑，父亲立即又说，“是真的啊！你们回去对着镜子咧嘴！每天练习，多练习，日久就会了。”父亲就是这样，诙谐幽默又不失严肃。

　　父亲很爱干净，佛堂总是被他擦拭得一尘不染。这也反映出他对三宝的极度恭敬。平常见到父亲时，他都是很慈祥地微笑着，对别人很宽容大度，但是其实他对自己是十分严谨的。他一丝不苟，具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却从不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是行云流水、和光同尘，完全不显山不露水，全是密行。父亲的举止展现了《易经》“退藏于密”的观念。这也是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体现。

　　父亲宅心仁厚，慈悲为怀，素来轻财好义，每每舍己为人。譬如，协会会员的会费始终是新台币二十元，虽然会员们一再提议，随着物价飞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适当增加会费，但无一例外，都被父亲否决了。而且学生听课，也只收三百台币的场地水电费。听课的学生们都觉得讲课场所的房租及水、电、茶水的负担太重了，就建言父亲略微增加听课费用。对此，父亲说：“讲解我们固有的经典，乃在挽既倒之狂澜，明千圣之宗旨，本不应该收任何费用。”

　　尽管协会经费十分拮据，但父亲每年仍要捐出不少钱作为奖学金、救济金等来资助清寒学子。他鼎力赞助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有时还要给一些出家人零用金。父亲仗义疏财，而所需的经费，便全靠父亲历年在各大学、研究所任教的薪金及讲学、著述的收入来维持。有时，父亲会以密宗上师身份为弟子们灌顶，每当此时，他就会收到很多供养红包。但对于这些红包，父亲从不打开看，随手放到抽屉里。当遇有来访的小朋友，便打开抽屉，将这些红包拿出来送人。

　　父亲常存民胞物与的情怀，素以天下父母为自己父母，以天下儿女为自己儿女。对贫寒的学生，譬如朱文光，父亲干脆要他长期在家吃饭。因此，母亲很辛苦，那时没有钱雇保姆，全都要自己干活张罗。母亲小时候是信回教的，后来却心向佛教，每天早上念心经念佛号念大悲咒。她在二〇一一年离开我们的时候，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即使在东西精华协会与十方丛林书院，父亲亦是如此博爱。会员、学员无论男女老少，无分出家与否，父亲皆视他们为同窗道友或兄弟姐妹。而整个协会和书院，俨然是一个和睦兴隆的大家庭。父亲便是大家所共同尊重的家长。

　　受到父亲的熏陶，在协会中，虽然各自职务有别，但大家也很少称呼职务与名字，而是以兄弟姐妹相称。譬如，大家叫朱文光为朱哥，称李淑君为李姐；像年长者的蔡秘书长，大家都以“蔡老”称之。在蔡老出国时，奉师命将业务交接给王启宗，于是九楼办公室里的年轻同事们便送了王启宗一个“九楼干爹”的绰号。有一天，这些年轻顽皮的同事，竟然在父亲面前，把王启宗的绰号给抖了出来。听到这个绰号，父亲不但没有生气，还十分风趣地说：“做干爹可不容易啊！口袋里要多准备些红包才行咧！”在东西精华协会这个大家庭里，由于父亲的诙谐幽默，加之成员兄弟姐妹般的友爱，整日充满着欢笑与快乐！虽然玩笑不断，每当工作遇到困难时，大家则严肃认真，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共同解决难题。

　　在父亲的影响下，大姐可孟、二姐圣茵、四弟国熙和我，也像父亲一样，把他的弟子们当作家人。每当大家一到我们家，就会感受到温馨的气氛。古国治从小一直生长在不幸的环境里，这在前文已有提及。对古国治而言，只有到了父亲这里，才真正有了“家”的感觉。父亲不仅给古国治家的温饱，还给古国治家的温情。师父，既是师，也是父。

　　父亲的一个学生杨汉之，甚至将其已故父亲的骨灰放到了我们家。一天，杨汉之提了一个包跑到我们家。父亲问他：“你手上提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父亲的骨灰。”父亲声音非常温柔地说：“你把你父亲的骨灰提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杨汉之说：“老师，我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我父亲的骨灰。只有你这里，还可以放放。”可见，在学生们心中，父亲早已是他们值得信赖的亲人了。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不只在课堂上，不只在书本里，更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他会随时随地指点你、纠正你。例如，有学生在我们家吃饭，菜烧好后陆续端上桌，父亲回来后，若看到有学生在客厅坐着等吃饭，不去帮一下忙，就会很不高兴地说：“怎么不过去帮忙摆碗筷。”其实，父亲也是在教育学生，希望他们不要养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坏习惯，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才会丰衣足食。父亲总是会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教导学生们一些会受用终身的道理。据古国治自己说，他以前跟着父亲到辅仁大学上课，每次下课，都会帮父亲提皮包，之后，父亲会带着他去馆子吃饭，而且父亲会叫他把东西全部吃完，不浪费粮食，教导他要懂得惜福。古国治吃饭时会发出声音，父亲也耐心地纠正了他。吃完饭后，古国治就到路口叫一辆较干净的计程车。每次坐计程车，父亲为了不给司机添麻烦，都只是搭到巷口就下车，然后再自己走进去，因为回家路上的那个巷子小，倒车不易。因为父亲很受人尊敬，所以好多人都曾请自己的司机送父亲回家，父亲虽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但那是别人的一番心意，父亲也不好推辞。于是每次父亲下车后，都会给司机塞小费，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父亲的朋友有的年事已高，但是偶尔还是会抽空来看望他。有老朋友看望，父亲自然很高兴。待到客人回去时，父亲虽然因为自己也不是很方便，不能亲自送他们，但是他一定会要古国治代他送到楼下，并且吩咐古国治带上钱，替他们叫辆计程车。古国治以前送客人走的时候，都会让客人先走，认为这是礼貌。下楼时也是如此。但是父亲知道后，便纠正他，说道，下楼和平常走路不一样，在走楼梯时，一定要自己先走在前面，这样的话，即使客人滑跤了，也可以在下面挡住，不至于让客人受伤。然后再半侧着身子，手搀着客人，一步一步下楼。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既贴心又细心的人，事事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父亲很注意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时时处处都要替别人着想。他总说，学佛要在这些地方留意，慈悲不是挂在口头上讲的。有一次，古国治与父亲一同过街，被父亲骂，怎么不懂得护着我，替我注意车辆。父亲是通过这些纠正细枝末节之处的行为举止来教育大家，希望大家能时时注意关心别人、体贴别人。

　　父亲在学院时，也曾多次给学生们分析过人性，并通过对人性的分析，给他们以教导和启迪。

　　人性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不同环境生长的人便会有不同的习性，而不同的习性表现出来的行为也不尽相同。其实，行为只不过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外在形式罢了，只有透过这个外在的形式，深入分析其心理特征，才会真正把握到一个人的习性。说起来，这也算是心理学的范畴了。父亲虽然不懂心理学，却能透过形式看实质，透过一个人的表现看懂他的内心。有一次，一个人对父亲的某个学生说话非常傲慢无礼，那个学生心中不爽，就来禀告父亲。父亲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告诉他，那人不是傲慢无礼，而是内心自卑的缘故。

　　当然，大家都十分不解，明明大家都看到了那个人的傲慢行为，父亲为何说他只是自卑呢？于是大家便自然而然地认为，父亲这个话，只是为了安慰那个心中不爽的同学罢了。实际上，父亲并不只是说来安慰那个学生的，这其实是父亲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后来，父亲也多次提到过，一个人表面上的高傲无礼，其实都是自卑心的反作用。父亲认为，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头脑空空，生活迷茫，没有方向，那么便会有一种自卑感。但是有了这种自卑感之后，却又害怕别人看出来，只有极力装作什么都懂的自大的样子来掩饰，不自觉地就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了。这样的人心中无物，终日浑浑噩噩，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层，便不会因为与傲慢无礼的人说话而感到心中不爽，心中自然也就少了一层忧虑和烦恼了。虽然父亲如是说，但他的学生又有几个能有他的豁达大度和了悟呢？于是大家还是没怎么放在心上。

　　其实，父亲也明白，自己这样说后，还是有很多人不会释怀，便进一步开导道： “一个有才有德的人，一定是谦谦君子，不可能自大自傲，更不会借他人的名气吹捧自己。就像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贡献都没有，还想要别人赞美！别人赞美的是我们祖先的成就，敬仰的是你家的先人，不是你，你能不令祖先蒙羞就不错了，年轻人要努力啊，先要知道谦恭，谦恭也是自重，自重则人重。”父亲的一席话，真是如金钟长鸣，让人幡然醒悟。

　　父亲虽然在讲佛法，但他并不赞成随便一个人就去学佛、成佛。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连做人的基本准则都没有做好，又谈何成佛呢？故而他最重视的，还是教学生们如何做人。父亲也时常教导我做人的重要性，常说：“不懂世法，何以修佛法？”最初的时候，我懵懂无知，当然不解其中深意。但在几十年的人生磨炼后，我才深知父亲此话的用心良苦。父亲常念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句话已经很明白地指出，成佛学佛是从做人开始的。人要不作恶，一生行善，净化自己的心灵，以一颗纯净之心对待世间万事。人世百态，世事无常。学会了应对凡尘俗事，人，便是做好了。但是，这却是比打坐吃素还难以做到的啊。修行不易，做人更难。

　　然而，许多人在听到父亲讲授佛法中的诸种奥妙后，未待理解其中的深意，便迫不及待地妄图找到一条修行的捷径，尽快点石成金，修得正果。于是总有些深陷贪嗔痴毒而不自知之人找上门来，请求父亲点化于他。父亲常常感叹不已：“真不该讲那么多佛法，反而使许多人沉迷，而忽略了做人的根本。”

　　有一次，一个大陆的年轻人打电话到老古公司，一再恳求要拜父亲为师。当时是刘雨虹女士接的电话，她便再三解释，说父亲从来不收徒弟，只要认真读父亲的书，便自然会得到想要的东西。那个年轻人仍旧纠缠不休，无奈之下，刘雨虹女士只得岔开话题，问：“你打给我，用的是什么电话？”那个年轻人说是单位的电话。刘雨虹女士立刻直截了当地说：“打长途电话是很贵的。你私人的事，却要单位替你付电话费，似乎不太合理吧！这是学佛的第一条戒，戒贪。”

　　后来，刘雨虹女士也是用同样的话，警退了许多忽视修德基本原则的所谓“求道者”。

　　父亲教大家处世的态度是：“处事不可不斩截，存心不可不宽恕，持己不可不严明，与人不可不和气。”他常感叹说，“现代的青年只吃过一碗饭，犹如在暖室中成长，未经过风霜，不知世事之艰难困苦，不懂得人情世故以及应对的礼貌。”

　　父亲对人谦恭有礼，尊重别人，对任何人都一样。父亲对待在身边学习的学生，或是向他学佛修道的人，始终一律明镜高悬、铁面无私；再微细的行为举止，都无法遁形于他的法眼之下。他在一般人的面前是慈眉善目、轻声细语，但在道场禅堂里却是怒目金刚、不假颜色。而他对待交往的人，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一律平等对待、礼敬有加，让人如沐春风。很多人与父亲交往之后，精神状态焕然一新。

　　记得之前，父亲曾请了一位保姆在家里煮饭烧菜、打扫房子。但父亲从来都没有把她当作一个保姆看待，而是要大家（包括我们兄弟姐妹和学生们）称她为“江太太”（忘了她的名，为了记述方便，很抱歉，就称她江太太）。例如在大家走时，要告诉一声“江太太，我要回去了”。有时，到我家吃饭的学生比较多，给江太太添加了麻烦，增加了工作。于是逢年过节，父亲必另拿钱给那学生，叫学生出面送给江太太，以表感激。

　　父亲的嘉言懿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和他的学生们，他的言传身教，对于我们提升个人修养和端正自我品行，裨益良多。对于父亲的谆谆教诲，用再多的言语去描述都是苍白无力的。在此，暂借一句诗来勉为表达吧——“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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