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父亲南怀瑾 > 第二章 更向云山寻旧路（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九）
时间到了一九三五年。这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军民步步紧逼，蓄意挑起了“察东事件”，要挟国民政府达成《大滩口约》；五月，影片《风云儿女》风靡一时，救亡抗日的民族类情绪持续发酵；六月，长江发生大水灾，十几万人不幸罹难，哀鸿遍野……全中国似乎都笼罩在这样不安的气氛 中。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身处这样波谲云诡、民族危亡的时代环境中，父亲的个人命运自然无法置身事外。
一、不负如来不负心
这年夏天，刚满十七岁的父亲，跟着那位见过世面的同乡，离开了长期生活的家乡，先到温州坐船去上海，接着又转坐火车到杭州。一路上多亏了这位同乡悉心照应，总算是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见到大都市，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接触到家乡之外的世界，什么都没有见过，什么都觉得新鲜好玩，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东看看，西问问，生怕错过什么新奇的事物。虽然舟车劳顿，他一路上却津津有味，乐在其中。故乡的一切开始渐渐模糊，一个全新世界的幕布在他眼前徐徐拉开，他感到莫名地精神抖擞、心情舒畅。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开始了。
父亲一来到杭州，就喜欢上了这处“人间天堂”。杭州风景秀丽，与苏州并称“苏杭”，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诸多著名的文人雅士都曾在这里生活过，留下不可胜数的人文古迹，以及无数传诵至今的诗词文赋。在杭州，西湖最为著名，以湖中孤山﹑白堤﹑苏堤、杨公堤将湖面分隔为外西湖﹑里西湖﹑西里湖﹑小南湖及岳湖五个部分。习惯上，称孤山﹑白堤之北的湖为里西湖。父亲所在的浙江省国术馆就坐落在里西湖。
六年前（一九二九年），杭州曾举办西湖博览会，其间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武术擂台赛。当时，国内武术名家云集，杨式太极拳宗师杨澄甫等二十六人担任擂台赛评委；南拳名师萧聘三等三十七人担任监察委员。比赛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武术名家纷纷登台献艺表演。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真刀真枪、拳拳到肉的擂台赛。为了争夺武林擂主，一些武术名家甚至辞去评委之职，转而报名打擂。擂台赛规定：除不准使用挖眼、扼喉、抓裆等伤及性命的动作外，没有其他限制，参赛者甚至都不用任何防护器具，连拳套都不戴。现场搏击十分激烈，吸引了无数观众驻足观看，喝彩声不绝于耳。这届西博会与擂台赛动静很大，影响也很广。博览会结束后不久，当时唯一新建的展览馆——工业馆（口字厅）就挂上了“浙江省国术馆”的招牌。
尔时正值多事之秋，国家倡导“国术救国”，脱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因而以“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为口号，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了全国国术馆体系，浙江省国术馆也应运而生。建馆之初，就聘请了苏景由、杨澄甫、刘百川和萧聘三等武术名师，以及在擂台赛上技压群雄的多名武林高手齐聚西子湖畔，担任浙江省国术馆的武术指导教师。第二年，浙江省国术馆师范班开始招生。千百年来，武林讲究的都是师父带徒弟，而师父对徒弟一般都留一手，导致不少绝技失传。将各门各派集中在一起，博采各家之长，以办学的方式传授武术，浙江省国术馆在近代史上可谓开风气之先。
父亲到杭州时，浙江省国术馆刚刚开办几年，这一届招的学生并不多，总共只有七八个。一路舟车劳顿，终于来到这个慕名已久的地方，父亲一下子如潜龙入大海，顿时焕发无穷活力，全身心投入到习武中去。他学得很认真，也很努力。每天上完八小时的课程，别的同学已经累得四仰八叉了，他还觉得意犹未尽，给自己加码。深知自己从小体弱，武功底子也不像有些世家弟子那么好，所以他告诉自己笨鸟先飞才能出人头地。他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起床，一个人先到西湖边上练拳舞棒，练一两个小时，才回到宿舍，和刚刚起床的同学们一道吃早饭上课。在同班同学中，父亲年纪最轻，个头儿最小，但每门功课、每种武艺，他学得最快最好。因此，同学们羡慕他，老师们也对他青睐有加。
父亲在习武
学校的武术老师有十几位，既有武林中已然成名的长者，也有崭露头角的新秀，个个都身怀绝技。内家拳、外家拳，少林、太极、武当、峨眉，各门各派，人才荟萃，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无一不备，俨然是英豪汇聚的武林大会。更加可贵的是他们不但武艺超群，而且侠气干云。其中一位老师叫刘百川，功夫很高，外号“双刀刘”，传说他只要用手轻轻拍一下，就很少有人能吃得消。还有一位姓田的老师，文质彬彬，气质儒雅，外表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习武之人，却是内家高手。父亲经常到田老师家里拜访，发现他家里满是字画书籍，丝毫没有赳赳武夫的做派。还有一位教少林拳的老师，人格品行也同他的拳法一样阳刚磊落。父亲对这些老师很是敬佩，几十年过去了，还会不时提起。这些武术教师不仅传授武功，平日里也会不时提点学生做人的道理。其中一位少林拳师就常常双目圆睁，对学生厉声训话：为了国家，要练好身体，不要沉迷女色，谁要是沉迷女色，就不要来学武功；特别要记住“好兔不吃窝边草”，哪怕身边有最好最爱的女人也不要动。诸如此类鲜活的人生经验和教训，教师们都会严肃地教给学生。几十年后，父亲还不时拿这些武学宗师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做事业，就不能沉迷于女色；尤其是当了单位领导，当了公司老板，如果与身边女性有染，大家会攻讦你，她也会控制你，往往搞出难以收拾的局面。
国术馆除了武术训练外，还开设有一些较为基础的文化课程，如国文、历史、生理卫生，等等。父亲素喜读书，这些文化课自然也学得津津有味。不过，这些课程对他而言未免太简单了些，只学这些内容实在不过瘾，于是他便决定抽点时间去“正宗”大学里“蹭课”。选来选去，父亲决定先到附近的之江大学旁听。之江大学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是当时众多学子心向往之的名校。后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便宣告解散了。父亲在那里听了几节文学系的课，并没有很多收获，觉得大学教授的学问也不过尔尔，名不副实，就没有再听下去。其实，当时的之江大学正处鼎盛时期，教师中颇多名噪一时的文士，如郁达夫、王震、刘平候、黄式金、蒋礼鸿、廖慰慈、李笠，等等。可能是父亲当时运气不好，没有遇到名师，抑或是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不符合他的口味，总之，他很快结束了旁听生活。此外，他曾试图学习外语，参加过社会上的外语补习班，但也没有坚持下去。这次父亲倒没有怪老师，而是觉得自己小时候没学过外语，没有外语基础，如今已经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机，想学会外语要花费太多精力，不值得，还是先把中国文化学好更重要，于是就放弃学外语了。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贪心地想要学习外语，他一辈子仅认得几个英文字母。
或许是由于年纪尚浅，阅历不够，对于究竟要学什么，将来要致力于何种事业，父亲此时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到国术馆求学，并不是想要毕业后做一名武术教官，那只不过是走出家乡、见识世界的一个借口和权宜之计。但是父亲的抱负是明确的：要学一身本领，做一个叱咤风云的人；即使不能权倾朝野，做一方之首长也不错。他的这个梦想，或者说是野心，在他少年、青年时代的很长时间里，都挥之不去。也正是由于有这个梦想的支撑，他总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锲而不舍地读书、习武、求道，从来不允许自己闲下来。国术馆的课程本来已不轻松，父亲却还给自己安排额外的任务，尽可能地搜罗所有能够找到的书来读。当时，商务印书馆编了一套“大学丛书”，内容讲的是电、光、航空这些现代科技的专业知识，他觉得有意思，便一股脑儿全都借来读。
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有个文澜阁，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是清代皇家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当时，《四库全书》编撰完成后，先抄四部，分藏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内廷四阁”。后乾隆皇帝因“江浙人文渊薮，允宜广布，以光文昭”，又命续抄三部，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是为“江南三阁”。现“江南三阁”唯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存世，成为“东南瑰宝”。父亲想办法拿到了一张借书证，每个星期天都跑到文澜阁，借出几本，就在那儿翻阅。按照规定，这些书是不能借出来带回家的，所以他也就无法进行细读，但经过这一番“囫囵吞枣”，倒也收获颇丰。第一次亲手触摸、诵读到如此壮观宏大的皇家藏书，他不禁心旌摇曳，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有了更加深切的感知，从此更加痴迷传统文化，暗暗发誓要博览群书，做一个博古通今的读书人。
身在西子湖畔美妙仙境，身心爽朗，父亲在这里练就了武艺，也读了不少书，自然不会放过游山玩水的机会，得空便四处游荡，杭州的名胜古迹他全都跑遍了。这自然是年轻人爱玩的习性使然，不过，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求仙访道。
杭州庙宇道观众多，传说中出过不少神仙高士，父亲一门心思想要寻访到一位当世得道高人，学一身济世救人、天下无敌的本领。国术馆附近有一处名胜，称葛岭，相传东晋时著名道士葛洪曾于此结庐修道炼丹，故而得名。岭上有抱朴道院，现仍尚存炼丹台、炼丹井、初阳台等道教名胜及古迹。岭巅初阳台，是晨观日出之佳境，著名的钱塘十景之一的“葛岭朝暾”即在此处。葛岭上有一座庙，父亲经常光顾，希望有朝一日能碰到一位指引自己得道的高人，结果是一次又一次满心欢喜地去，伤心失望地回。有一次，在去的路上看见一个长相奇特的和尚，父亲就小心尾随着。跟着跟着，和尚进了一个又小又潮又黑的山洞。父亲挨着山洞往里一瞧，一领破席，一捆稻草，就是和尚的全部家当。父亲觉得此种情境特别像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便赶紧进去向和尚请安。和尚坐在破席上，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声不吭。父亲以为是自己声音太小了，和尚没听见，就连着提高嗓门问候了好几声。和尚还是没有听见似的，静默不语。无奈，父亲只好悻悻而归。
葛岭寻访高人不得，回来后不久，父亲却在西湖边上遇到了第一次让自己有所了悟的“四眼和尚”。有一次，父亲在西湖边上练拳，邂逅了一位和尚。和尚见他练拳虎虎生风，力道遒劲，便问了句：“你练的是什么拳法？”父亲停了下来，与和尚攀谈起来。交谈几句后，和尚便请父亲到庙里去坐坐。
这个和尚何许人也？他法名圣士，宁波人，斯斯文文的，戴一副眼镜。他的庙位于里西湖，名为“闲地庵”，非常清静幽雅。之后父亲就经常到这儿来，教和尚打拳、练剑，同和尚聊天。而和尚则供他吃喝，还借书给他读。熟稔之后，两人成了好友。父亲开玩笑叫和尚“四眼和尚”，和尚也不生气。一天，父亲去看他，发现桌子上正摆着一本装帧精美的《金刚经》。和尚说：“这本书借你念念吧。”父亲翻开《金刚经》一看，读了几页，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父亲就说：“送给我吧。”和尚很爽快：“好啊，你要就拿去。要念，不要只是看。”
回到国术馆后，父亲就抽时间坐在学校会客室的角落里，拿起《金刚经》从头开始念。他按照和尚的要求，不是看，也不是默念，而是真正地念出声，老老实实地大声念出来。平时，父亲住在学校宿舍，每天早上固定四点钟起床去操场练功夫，练完了再钻回床上，和大家一起睡到吹起床号再起床。现在早上又多了个念《金刚经》的环节，他就一个人躲到会客室里去念。那个时候，他还担心别人嘲笑自己老土落伍，居然诵起佛经来，只好躲起来，以免让人撞见。一下子念不完就早晨念一半，下午或者晚上再念一半，自己合个掌，把经立起来念。念了不到一个礼拜，有一天，他念到“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突然之间，似乎遇到了一道坎儿，怎么也迈不过去，便把经一合，愣在那里，不念了。过了一会儿，父亲想起“四眼和尚”或许能够解心中迷惑，便赶快跑到闲地庵找他。
和尚开了门，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愣了一下，笑一笑说：“怎么样？”
父亲回答说：“你那本《金刚经》我带回去就念，今天念到‘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找不到我了，我的身体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经也念不下去了，不要念了，不是不肯念，是没有念头可起了，也没有文字可找了。”
和尚合个掌说：“恭喜你。你真了不起！人家修行几十年都做不到，你念了三天《金刚经》就达到这种境界，你就是再来人。”
父亲满头雾水：“什么再来人？有什么可恭喜的？念经还念得昏头昏脑的！”
和尚说：“这就对了！我也不过只到这个样子。”
父亲说：“什么你也只到这个样子？我不再念了！”
和尚不以为意，淡淡地说：“那就不必念了。”说完转身进去，拿了一套书出来递给父亲，说：“这个拿回去，《指月录》。”《指月录》共有三十二卷，又作《水月斋指月录》，由明朝瞿汝稷撰，收于《卍续藏经》第一四三册。书中记述了自过去七佛、西天祖师、东土祖师至大慧宗杲等凡六百五十禅门诸宗匠之历略及机缘语句，辞理奥妙，发人深省。父亲当时并不了解，只知道又拿了本“奇书”。回去后，他用同样的方法念。不过，这本书对当时的父亲来说太难了，太深奥了，他硬着头皮才总算把它读完。父亲曾说，他平生最怕的就是这本书，怎么看都看不懂，不过，又很好看，觉得非常可爱，好像有很多的宝贝，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再来人”，在佛学里指的是得道悟道的人。当时和尚说这句话时，父亲也没有在意。当时他的佛学基础不够，面前的这个和尚可能就是指点他的高人，却没有认出来，也是修为不到，机缘未到。但好歹也与和尚交往颇深，也算是一种机缘。父亲后来回忆说，其实那时自己已经有所悟了，只是自己不知道，后来几十年走了很多弯路。
父亲与佛法的因缘，大概就是起于《金刚经》和《指月录》了。他说，抗日战争八年，出门在外，跟家里双亲分离，生死不可知，那时的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一定要给父母念《金刚经》《心经》。他说，这是他的秘密，他心中的愿望，外人不知道，可是他的经验上知道，感应力量其实非同寻常。
“四眼和尚”所在的庙并不是名山古刹，庙里还挂着一张史量才的遗像。闲地庵实际上就是史量才的家庙，隔壁是秋水山庄，是史量才为他的二太太沈秋水修建的别墅。别墅和家庙有一扇小门相通。史量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虽然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字资料，但父亲讲出来的故事或许与这些资料有些不同。父亲讲到的是这样的：史量才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不得不一面读书，一面给报馆送报卖报，为家庭赚取微薄的补贴。而沈秋水是上海滩的名妓，她天天看见史量才送报，觉得他是一个勤劳好学的人，是个可造之才，如果加以资助，日后定会学有所成。于是沈秋水就资助、鼓励他好好读书。在沈秋水的帮助下，史量才果然学有所成，还创办了《申报》。而沈秋水与史量才两人也在相互交往中互生情愫，后来就结婚了。十几年的光景，史量才的《申报》越办越好，成了上海滩上的名人，势力也日益增大，连杜月笙、蒋介石都敬他几分。
史量才不仅学识渊博，武艺也很高，于修道方面颇有造诣，师父就是一个道家人物。他曾经说过：“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就是因勇于为民之喉舌，不屈不挠地追求言论自由而成功。不过若是一再强调自由，就很容易被所谓的“自由”绑架，许多言论不论真假，往往披了自由的外衣，引导社会形成错误的认知，同时也会为自身带来危机。后来，在一次情况危急之时，史量才的师父告诉他有危险，叫他连夜逃跑，但是史量才没有听从师父的话，结果第二天就遭杀害了，死在国民党特务的黑枪之下。父亲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史量才，但自从认识了“四眼和尚”后，史量才的家庙闲地庵便成了他读书的好地方，这也算是他与史量才的一种缘分吧。
因为史量才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所以家庙里藏书很多，尤其是道家的书，有些秘本都是别的地方见不到的。这对父亲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父亲后来跟人说：“史量才大概没有想到，他搜集的这些道家的书等于为我准备了。”而父亲读了史量才为自己“准备”的这些书后，更是获益良多。这也为父亲后来到康藏求道，参拜密宗上师，赢得密宗上师们的赏识奠定了极好的基础，父亲就是用这些知识来获得密宗上师们的认可，上师们才把藏传佛教里的奥妙传授于他，让他此后在佛教上有了更深的造诣。
二、城隍山顶话剑气
父亲听人说，杭州城隍山上有一位老道士，据传曾是清王室公子，须眉皓齿，童颜鹤发，神采奕奕，在城隍庙那个道观修道。有段时间，据说他神仙也不想当，佛也不想成，一心只想当剑仙，两手指一比，一道白光就射出去了。父亲一听说有这个老道，就想办法去拜访。
过去，这个城隍庙是道家一个很大的丛林，老道是方丈，见他是很难的一件事。父亲跑了八趟，影子都没见着。一位佛教法师跟这个老道有点交情，父亲托他引见，这才算见到其庐山真面目。初次见面时，老道从里面走出来时的风度，直接折服了父亲。所谓白袜云鞋，原来就是老道的穿着：白的袜子，黑的鞋前面绣个云头。老道走起来大袖一挥，体态轻盈，山风吹起长长的须发，简直飘飘欲仙，神仙般气象！那个悠然自得、超然物外的气度，看得父亲心驰神往，痴痴的像醉了一般。
主客落座。老道很客气，请喝茶，然后就贵姓啊，府上哪里啊，很有礼数地问了一遍。父亲恭恭敬敬地回答。然后，老道就问：“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呀？”
父亲赶快跪下了，说：“我想拜您做师父。”
老道从座椅上下来，瞬间把父亲搀起来：“不可以叫师父，哎，请起，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你另有名师，我不够做你的老师，不过我吩咐你两件事。你既然那么诚恳找我，我要贡献你一点东西。”
父亲看老道的动作那么迅速，眼睛都直了，怔怔地盯着他看。
老道看到父亲的神态，不禁莞尔：“第一点，你啊，眼神不要那么露，年轻人眼神要收敛。你会不会看花呀？”
“花怎么不会看？当然会看呀！”
“唷，你不会看花的！”
父亲就问：“那要怎么看？”
老道说：“一般人看花，看任何东西，聚精会神，将自己的精气神，都倾泻到花上去了。错了，要花来看你。”
父亲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兴致盎然地问：“花怎么来看我呢？”
老道像说绕口令似地说：“会看花的人，只是半觑着眼，似似乎乎的，反将花的精气神吸收到自己身中来了。眼神像照相机一样，一路照过去，把花的那个精气神吸到心里头来。用眼光把花、草、山水、天地的精神吸进来，不是拿我们的精神去看花，要把它们的精神吸回来。”
父亲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如坠云雾，似懂非懂，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继续听下去。
实际上，老道在这里说的是修炼精神的方法，吸收了一切植物花草的生力，借着练神成气，还精返本，其本质就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原理。父亲后来总结说，自己一辈子看那么多的书，老了也不戴眼镜看书，这与从老道那里学到的“花看我”的方法很有关系。父亲一辈子看书，无论看过多少次的古籍，拿出来都是干干净净的，从不乱画乱写；但是读当代出版的书籍时，因为纸张印刷的改进，读到重点他也会像朱味温老师一样进行圈点，有感想或是心得，也会在书页留白处记录下来。他看书之前桌面一定用帕子擦拭过，手也要洗干净，看书是端正着看，从来没有支着头侧看过，也从来没有躺下来看过。要睡觉就将书摆放好，怕把书弄坏了，还夹条子放在里头。父亲说，恭敬书是恭敬自己，不是对书本而是自身的端正。父亲那些精装本的书，多作收藏之用，他常常开玩笑说，觉得这些书是装饰墙壁用的，不是真正阅读用的。父亲常说，书是最贵的墙壁装饰，买书不读书，实在是浪 费。
他也看电视，感兴趣的就让人把录像带收齐了，七八个小时，一下子连着把它看完，懒得牵挂。他看小说也是一样，常常坐着看小说，夜里一坐到天亮，天亮还在看，一部看完了拉倒。父亲说：我的眼睛怎么没有看坏呢？那是因为我看电影也好，看小说也好，我要叫电影跑过来，叫书本摆在眼里，叫书过来，把神回收看东西，我不要两个眼睛跑到电影里头去，不是把这个精神外散，跑出去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老道接着说：“第二点呢，我们的心脏只有拳头那么大。我看你前途很辛苦，你将来出去会做很多很多的事，责任很大，这个心只有这样大，什么事情都不要装进来，痛苦也好，烦恼也好，得意也好，都不要往里头装。会迸开来的！痛苦、烦恼、得意，统统丢出去，都丢出去，什么事情这里一过就丢出去，永远丢出去，你一辈子就受用无穷了。”其实这个就是道，心里不装事。
父亲跑了几趟求见他，光是这两段话，这一辈子就受用无穷了，老了仍然感谢他。但那个时候，父亲听了虽然很佩服，可是觉得老道这些话神乎其神的，不是什么可以模仿的方法，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所以还是要些实际的干货来得更管用。于是，父亲又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师父，你总要传我个剑术秘诀嘛！”
老道矢口否认：“这个我不懂，这个不懂。你走吧。”
父亲赖着不肯走。老道旁边那个道童，来催了老道好几次，这是在下“逐客令”了，然而父亲心意已决，就是不走。据说这位道长每逢有人求剑术，都推说不会，但是愿意教人画梅。二○一五年年初，我有机会在杭州灵山探梅，听得好友一席“梅说”，胜读百卷。以我现在的了解，梅姿以“探”为上，其伸展上下，纵横复杂多变，若是从画梅入手，应该先学用腕使笔，以意画梅，也是剑术初级课目吧。
老道被父亲的执着所动，就问道：“曾习何剑？”父亲回答说：“学过青萍、奇门等。”于是道长只好说：“你把你的剑法练给我看看。”老道叫那个道童把剑拿来。父亲接过剑来，把平生所学的本事都使出来了。舞完一套剑法，父亲双手把剑奉还，自信满满地站在一旁等候评价。
老道看了看，只是微微一笑，淡淡地说：“这真的只是儿戏，不可再练，徒费光阴，还是以读书为好。”
父亲当时很是自负，但在老道看来，这些都不过是花拳绣腿，不说是跑江湖卖膏药的把戏，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见父亲不以为然的样子，老道又说：“不要搞这些啦！这个时代用不着了，你剑术再高，一颗子弹就完了。”
父亲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意志坚决，不为所动，语气十分坚定地说：“还是有用的吧！”
老道见他不以为然的神情，突然十分严肃地说：“你所听说的一些小说书上说的白光一道、口吐飞剑这类的话，在世界上并无其事。剑仙虽有，但并非如同小说上所描述的那样。你暂且试练一下，每天晚上把门窗紧闭，房间内不点灯，使内室漆黑，仅点香一炷，尝试用剑劈开香头，手腕着力，而臂膀不动。等练到一剑劈下，香成两半时，才进入第一阶段。第二步，黄豆抓一把在手里，丢一颗，凭空一劈就对开；然后再劈绿豆，绿豆比黄豆小，你都劈得开时再来，我再教你。”
听老道这么一说，父亲一下子泄了气，不想学了。他心想这实在太难了，倒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只是当时已立志学文兼学武，俾能经世济时，而长年累月这样练剑，必然诸事分心，心不专一反而一事无成。“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看来练成剑仙这一条路已经被封了，走不通了。
老道看父亲的神色，莞尔一笑，再看一眼徒弟，徒弟就把茶拿过来，请喝茶。这是老规矩，端茶送客。父亲这下不再缠磨，赶快站起来，鞠躬告辞了。
虽然暂时断了当剑仙的念想，然而父亲对于学拳仍旧勤劳，照旧每日凌晨起床练拳，两三小时后，再沐浴更衣。当年杭州西湖一带，武师甚多，父亲朝夕浸润其间，跃马佩剑，臂缚铁环，腿绑铁砖，也相近于“太保学生”了。他后来访遇了许多和尚道士，皆各有专长，但所说练习功夫的方法大抵与城隍山老道所言相去不远，皆非三五十年之功不能得大成。虽然对这一漫长练功要求备感失落，但父亲在国术馆就读时期，练功少有间断。
三、真心无惧人行假
在国术馆的两年中，父亲不仅练武、读书，还到处游山玩水、寻仙问道，生活过得极为潇洒。但是他也有着诸多不顺心之事，最大的不顺心是缺钱。去杭州之前，听说这国术馆是公费的，所以家里人才放心地让他去好好学武，准备的钱也十分有限。却不想，来到学校之后，才知道因为经费困难，从他这一期开始，许多费用都要学生自己负担了。家里经济本来就不宽裕，给的钱又有限，才过了一个学期，父亲就要为下学期的费用操心了。经过一学期的花费，兜里只剩下八块大洋了，得考虑如何才能挺得过寒冷的冬天，连冬天的棉衣都没有，还需要自己买。就这点钱，如何能支撑得下去呢？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离奇的事。
正在父亲担忧钱的问题时，一天，一位同学匆匆跑来告诉父亲，西湖里捞起一个跳湖轻生的人，自称乐清人，是父亲的同乡。父亲一听是自己的同乡，赶紧叫同学带路来到湖边。只见湖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浑身湿透，显然是刚从湖里捞起来，十分可怜。父亲见状，赶紧上前一问究竟。中年男子一边抹着泪，一边凄惨地诉说。他原本是个生意人，从乐清来杭州做生意，却不想赔光了钱，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没脸回家了，只好投湖自尽，了却此生。周围的人听了他的遭遇后，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他十分可怜，有的却表示怀疑，其实冬天的西湖水并不深，他跳下去不一会儿就被好心人救了上来，根本没受到什么伤害。父亲总是乐于助人，看到他一副可怜的模样，就顾不了那么多，把那人带回学校，拿了自己的一套衣裳让他把湿衣服换下来，还到厨房给他弄了点吃的。然后，不顾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从仅有的八块钱里，拿出六块钱给他，叫他赶紧回家过年。父亲觉得，虽然自己也囊中羞涩，但是资助同乡回家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心里依然十分高兴，就算自己受苦，也不会后悔。过后，他在信中把这件事告诉了祖父。祖父在回信中说：这个人是个骗子，已经骗了不少人了；不过，你这样做也没有错。这是父亲一生中第一次受骗上当，让他明白了这个世界的人并不都像自己那般单纯，那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过，他并不因此便对世界产生怀疑，认为人人都是骗子，相反，宁愿相信好人是大多数，有些人做坏事也是迫不得已，从佛理上讲，也是一种因果。
父亲所剩无几的钱被这个同乡骗子骗走了，正琢磨着怎样渡过难关时，天无绝人之路，钱的问题竟然很快就解决了。被骗后不久，一日，父亲在西湖边上练武，无意中捡到一沓票子。一数，居然整整五十块钱呀！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够上好多年的学了。父亲是个正直的人，虽然很缺钱，但捡到钱后他一直站在原地，等失主来寻找。时值深冬，他在雪地里站了两个多小时，却始终不见失主的人影。几十年后，当父亲给学生们讲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每每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这是天意，上天看到他专做好事，就给一个出其不意的回报。
后来，几十年下来，找上门来骗钱的骗子也不知道有多少，尤其是在他经济状况比较好以后。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有时候明知这个人是个骗子，他来向我借钱，我还是会借给他。他向我开口，说明他有难处，我能帮忙，为什么不帮？”父亲的这种思想和作风，常人无法理解，当然也鲜少有人学；即便追随他多年的学生有时候都不能理解，但他照样知行一致，不计后果地周穷济困。我想也许只有不问动机的慈悲心，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菩萨心肠吧。曾经有一个潮州朋友告诉我，广东话俚语有一句“真心不怕假和尚”，就是施恩不必求报，还他个因缘自在。
在浙江省国术馆的两年学习生活中，除了学校安排的课程表之外，父亲还有一个自己的日程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排得满满当当。他严格按照自己订下的日程表执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对自己的时间掌控得非常严格，那时候养成的勤奋且作息规律的习惯，一辈子都没有改。
一九三七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浙江省国术馆毕业，获得武术教官的资格，但他没有像计划的那样谋得一份差使。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国难当头，当时，父亲尚不满二十周岁，正满怀壮志，一腔热血，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由于他的志趣此时不在军政上的功名，所以他并没有马上投身行伍，上前线拿枪杀敌。他还是习惯单身匹马，走一条自己的路。他到处求仙学道，一心想闯荡江湖，学一身功夫本领。这也是当时不少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幻想着学会一手飞剑本领，直取日本侵略者的首级。父亲从来没有上过抗日前线，没有机会与侵略者正面对厮杀，但他在文化传承上开辟了另外一个战场，终其一生苦心戮力，孜孜于接续传统血脉，重振文化大业，其功德当不在毙杀多少侵略者之下。
四、蜀道初登一饭难
一九三六年暑假期间，父亲曾经短暂地回过一趟家，住了一个月。经过一年的习武，他长高了些，身体也壮实了许多。家里人总算把他给盼回来了，免不了嘘寒问暖，问长问短，对他在杭州的见闻，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很快地，大妈就怀了第二个孩子。暑期过后，他又到杭州学习去了。这一走，直到十一年后，他才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家乡。
一九三七年五月，拿了毕业证的父亲并没有回家，此时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祖父母不停地催促他赶紧回家照料看顾。他在杭州的这两年，一直听人说四川一带有不少剑仙大侠，还有许多高僧大德，而且这些人都非常厉害。经过两年的习武和寻仙问道，他开始慢慢领悟到，武功的最高境界在本质上和儒、释、道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一种修道，都是为了更好地提升自我、服务国家、反哺社会。父亲后来说，当时他的内心深处被一个神秘的声音牵引着。这个声音告诉他，往西南方向走，那里有他想要实现而且一定可以实现的东西。就是这样一股莫名的冲动让他抛下家人的牵挂和期盼，从杭州出发，经九江、汉口、重庆，最后到达成都。
这时，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暂时摒弃前嫌，偃旗息鼓，一致抗日。不过，日军谋划多年，有备而来，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日军所过之处，如蝗灾过境，饿殍遍地，民不聊生。虽然时局十分危乱，但父亲一路上倒是相当顺利，既没有遭遇战乱，也没有遇到土匪。不久，南京就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整体迁往重庆，大批难民随之涌向西南大后方，而他在难民潮到来之前已经安然抵达四川了。
然而，父亲十分清楚，虽然自己幸运地避开了战火，但在祖国遭受侵略和欺凌的时候，任何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父亲曾动情地回忆起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去重庆，路上母亲生病，怕耽误孩子们赶路，便设法自杀身亡，临死前还嘱咐孩子：“快走，不要管我！”两个孩子只好就地把母亲掩埋，继续赶路。父亲每次谈起此事都情难自禁，说那是一段让人无法释怀的岁月。
对于抗日战争的痛，对于国仇家恨，我自幼感同身受。小时候在台湾，当局制作了一部抗日战争的黑白纪录片，不是做宣传用，而是让国民清楚地了解日本侵略的暴行。当时父亲带我去电影院看这部《中国之怒吼》的黑白纪录电影片，看得我义愤填膺，热泪盈眶，回头看父亲，此时的他更是黯然神伤，频频拭泪。这毕竟还只是我受的教育，还只是一种间接的经验，但于他而言，却是无比真实的惨痛经历，亲人和同胞罹难，民族与国家共殇，这样的切肤之痛，这样的耻辱遭遇，闻者足戒，必须记取。
作为艰苦抗战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后来还将清代词人李玉的昆曲《千钟禄》第十二出《惨睹》的一段唱词，改编成《去大后方》的诗词。李玉的《千钟禄》，描写的是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帝朱允炆与翰林编修程济化装成一僧一道，辗转千里流亡四川的故事。父亲在战火中一路西行，与建文帝当年西亡的历史背景虽大相径庭，然其所见之惨景，所感之悲怆，实无二致。于是他将这首词略加改编，以抒己怀。后来，这首词成为纪录片《去大后方》的主题曲。词云：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
去后方
历尽了
渺渺途程
漠漠平林
垒垒高山
滚滚大江
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
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
雄城壮
看江山无恙
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
亡国之辱，丧家之痛，全国各界集体往大后方迁移，一路上战火纷纷，难民如潮，哀鸿遍野，颠沛流离。父亲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和经历这么多不幸，但这样的消息通过报纸和广播，深深刺痛了他。他生平第一次意识到，个人的命运是无法与国家、民族脱离开的，每一个寄身于此的中华儿女都无法做到无关痛痒地置身事外。他视人之患若己之患，国之疴若己之疴，暗暗确立自己的人生使命，发誓有生之年，必当殚精竭虑，以承继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不得懈怠。
初到成都时，无亲可投，无友可靠，父亲也不着急，先把成都转了个遍，最后才在贵州会馆落了脚。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呢？一来，会馆里有一个成都佛学社；二来，贵州会馆里供奉着唐代名将南霁云将军的神像。南霁云是魏州顿丘（今河南清丰）人，唐朝玄宗、肃宗时期的名将。他出身农民家庭，因排行第八，人称“南八”，骁勇善战，勇武过人。他曾在“安史之乱”中，协助张巡镇守睢阳，屡建奇功。后睢阳陷落，南霁云宁死不降，慨然就义，一时传为佳话。姓南的人本来就不多，能在他乡遇到同姓的先人，也是一种缘分吧，所以父亲就在这里住了下来。父亲是在抗战爆发前几个月入川的，后来一些朋友随着政府迁都，辗转也到了四川，相遇时，也都说父亲有先见之明。其实父亲那时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到峨眉学剑，还没有放下成为剑仙的心愿，才得以提早到了抗战时的大后方。
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结识了同在会馆里寄居的钱吉（钱宗本）。很快，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钱吉是四川彭县人，有一段非常惨痛的人生经历：彭县乡下，封建思想极为浓厚，容不得半点恋爱自由。钱吉与同村的一名少女偷偷地谈恋爱，结果被女方家里知道了，家族群起反对。两人情真意切，意志坚定，相约离家出走。还没有走多远，那个少女就被赶来的族人抢了回去。钱吉赶紧跟着回去，带着家里人上门去提亲。没有想到的是，女孩已经被她的族人野蛮地活埋了！钱吉悲愤难抑，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底升腾而起，只想着杀人放火，为少女报仇雪恨。正当钱吉想要动手时，遇到一位高僧。经高僧点拨，他看破红尘，出家为僧。钱吉的父亲去世得早，他是个大孝子，不忍心抛下老母，便带着老母一起，住到成都贵州会馆成都佛学社里，一边修行，一边侍奉老母。
父亲听说钱吉的故事后，对其更是增添了一份同情与敬佩。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结成患难之交。钱吉帮助父亲在成都安顿下来，在生活方面对他十分照顾，还帮他认识了不少佛教界的朋友。有一天，钱吉写了一首诗赠送给父亲：
侠骨柔情天付予，临风玉树立中衢。
知君两件关心事，世上苍生架上书。
父亲读书多，一眼就看出钱吉这是在借用古诗来夸赞自己。当时的父亲心高气傲，见钱吉这样理解自己的志向，更觉得他是个难得的知己。父亲当时才二十出头，钱吉“知君两件关心事，世上苍生架上书”两句诗，竟判定了他的一生行谊，确实是高山流水，知音之言。
父亲闭关之后，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一九八六年，身在美国的父亲逐渐同成都的老朋友联系上之后，着重打听当年这位朋友的下落。但是，造化弄人，任凭花费多少人力，就是找不到钱吉的踪迹，就连当年他们共同栖身的贵州会馆，也因城市的扩建而无迹可寻了。后来有人写信告诉父亲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见到过钱吉一次，他在街上卖旧衣服，境况大概不是很好。父亲看完这封信，眼角湿润，当即写下一首诗怀念这位患难与共的至交好友：
蜀道初登一饭难，唯君母子护安康。
肯知苏季非张俭，不信曾参是项梁。
徒使王陵有贤母，奈何维诘学空皇。
千金投水淮阴恨，今古酬恩枉断肠。
正如诗中所言，父亲刚入川时，生活上极其窘迫，甚至到了“一饭难”的境地。这个“一饭难”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一般人大概一辈子都没有尝过这个滋味，但父亲尝到过。在从宜昌到成都的路上，他同表叔两人，盘缠已经用光了，整整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饭。饭馆酒家里飘出的美味佳肴的香味，馋得他们口水直流，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实在饿急了，父亲就在一个馒头摊上偷拿了两个馒头，一人一个，所幸没被抓住。后来，父亲讲课时，多次引用古人的诗句“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来告诫人们，要知道人生的艰难，春风得意之时，也要保有忧患意识。在台湾的时候，他对很多家境清寒的学生，总是寄以极大的同情，尽量给予资助，因为自己尝过“一饭难”的滋味，不想让他们也有这种没有尊严的经历。
钱吉母子同父亲萍水相逢，伸出援手，帮他摆脱困境，“唯君母子护安康”，令他没齿难忘。对父亲而言，钱吉母子犹如漂母之于韩信，报恩无门，只能“今古酬恩枉断肠”，徒留遗憾了。
父亲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虽然有钱吉做伴，但他怕自己无所事事，荒废了青春年华。于是，他再次出发，雄心勃勃地想要去闯一番事业。一九三九年，他来到川康边境大小凉山地区，在那里办了一个“大小凉山垦殖公司”，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钱吉在母亲的动员下，还了俗，跟随父亲来到这里。说是垦殖场，实际上主业并不是农业，究其本质可以说是一支小型的自发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地方武装，而且没番号，不在编制里。当时父亲看着自己拉起的这支队伍，心里十分自豪，写了下面这首诗，以此表明他整肃时局的雄心壮志：
东风骄日九州忧，一局残棋尚未收。
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
父亲的这个举动，在当时颇引人注目。自称父亲学生的王启宗回忆道：“几乎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方发动侵略，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当时我也投身军旅，于役重庆，一日见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
父亲的垦殖场办得风生水起，还被当地报纸报道，足以见其影响之大。不过，其实报纸对他的垦殖场的性质或许有些误解。报纸上说“任务达成”，其实，这个垦殖场并不是为了完成某个组织或者某个人给父亲的任务，因此说“任务达成”也就无从谈起了。小时候记得父亲说过，垦殖场的前身本来是一群凉山里的流民，平时做些强取豪夺的事情。父亲和若干朋友，在一个机缘之下，将他们说服，改编为类似屯垦的单位，有枪有武力，足以自保，但是并不属于任何体制，所以也没有完成什么任务可言了。
当时，国家有难，父亲作为一名热血男儿，正值血气方刚之时，一时热血沸腾，远赴凉山，戍边保国，确实是“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但是，其实父亲当初设想的垦殖场规模远不止于此，后来垦殖场也没有获得特别大的成功，父亲还是有些失望的。报纸所言可能有“以示嘉奖”的意思，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不过，据父亲回忆说，就这么一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小垦殖场，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还是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四川一直处在地方势力控制之下，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入渝之后，矛盾更加尖锐，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非常激烈。父亲在这里突然拉起一支队伍，由于他浙江人身份，当地的地方势力便以为他是国民党派来的。而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自己眼皮子底下突然冒出来一股来历不明的武装，也想方设法地要收编他。他左右不讨好，政治压力很大，坚持不到一年，就放弃了垦殖场，回到成都。他曾把这一段经历写成《西南夷区实录》，但令人可惜的是，这本书没能保存下来，所以，他办垦殖场以及最终放弃的具体细节无从得知。晚年时，他忆起这段峥嵘岁月，开玩笑地戏称自己在四川“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土匪头子”。
从垦殖场回到成都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到了一九四〇年，父亲找到一份在宜宾《金岷日报》的编辑工作。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找一份正经工作并不容易，不过，他的这份工作找起来倒是非常简单。父亲为了找碗饭吃，觉得自己读了不少书，应该找份与文字相关的工作，便找到这家报社。进了门，没有几个人，柜台前坐着一个老头，父亲以为是掌事的，便上去请安，问能不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差使。老头子打量了他一下，问：“你是哪里人？不是日本人吧？”
那时候的人都很怕日本的特务或汉奸。父亲连忙说：“我是浙江人，逃难到这里，想找一个差使，好有碗饭吃。随便什么事都行，倒茶扫地也干。”
这时，从后面走出一个中年男子，叫父亲进去，说：“你有什么事和我说，我是这里的老板，姓许。”
父亲作了个揖，说：“许老板好。我叫南怀瑾，流浪到这里，举目无亲，没有饭吃。希望在您这里谋个差使，讨碗饭吃。”
许老板很爽快：“那好啊，你来上班，我们缺一个工友，扫地的。”
就这样，父亲当天就在报馆上班了，做的是洒扫之类的差事。
父亲有板有眼地扫起地来。许老板就在一边看着，过了一会儿，便把他叫过去，说：“看你的样子不是干这种事的人。”父亲以为自己做得不好，要辞退自己，心里十分紧张。许老板却问他会不会写文章。他不敢说大话，只说自己在私塾里念过一些书。许老板马上出了一个题目，叫他写一篇文章。父亲遂拿起笔来，一挥而就。许老板看了非常满意，当即决定让父亲当报社的副刊编辑。父亲当时身无长物，囊中羞涩，见许老板如此爽快，便大着胆子问道：“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许老板说了一个数目，在当时弥漫着硝烟战火的乱世，也算是“高薪”了。父亲又问：“现在我有两个朋友生病，等着要请医生，没有钱，能不能先借一个月薪水？”许老板也是一个爽快侠义之人，毫不犹疑地答应先借两个月的工资给他。于是，父亲用预支来的工资去请医生给那两个朋友看病，随后就去上班了。
报社人少，总共就几个人，分工其实没有那么明确，所谓编辑，不仅要看作者的投稿，还要经常写些文章，此外，还要干很多杂事。对落难的父亲来说，吃这点苦根本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总算有一个立足的地方，有碗饭吃。这些活儿都算不得什么，他干得游刃有余，心情也舒畅。
有一次，当天的报纸排好了，还空一小块地方，拼版的师傅要父亲找一点东西凑上去。然而他手头确实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又不能不帮忙。他灵机一动，当场编了一份征婚启事，印了上去，解了燃眉之急。谁料想，报纸登出几天后，便收到了好多封来信。报社好久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信件了，打开一看，原来大部分都是看了那则无中生有的征婚启事来应征的。父亲后来同别人谈起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时，说自己也干过新闻这一行，指的就是这一段。其实，这段时间十分短暂。
五、鹄鸣川蜀访剑仙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也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日军把战火烧向临近上海的浙江。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主力大部分布防在上海地区，浙江的防卫极其薄弱，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枫泾、嘉善、平湖、嘉兴、海盐、杭州等城市相继沦陷。日军入侵杭州地区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强抓挑夫，强抢粮食，大批难民冻馁而死。不久之后，日军攻陷南京，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也被迫迁都重庆。
父亲入川途中，不时遇到涌向西南大后方的难民，其中还有不少浙江老乡。老乡们听说父亲提前离开杭州，都说他能先知先觉，幸运地免去了战乱之灾。父亲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遇，对日军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深恶痛绝。他极其挂念家乡的亲人，逢人便打探消息。他想过回浙江找亲人，不过，当时江浙一带已经沦为人间地狱，无论如何也回不去了。他心中十分懊恼，悔恨自己没有将亲人一起带出来。他突然想起“四眼和尚”送给自己的《金刚经》，每天早晚诵念，为亲人祈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珠楼主李寿民所著的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风靡一时。和很多人一样，父亲也很痴迷还珠楼主的小说，神魂颠倒，梦想着自己寻访武林高手，拜师学艺，将来惩奸除恶，杀敌抗倭，成为一代奇侠。入川路上，他遍访青城、峨眉，参拜仙观佛寺，虽寻访高人未得，但多少也排解了一些对家国的忧愁。
父亲后来回忆说，入川途中，他一路寻访得道高人，到湖北汉口之时，曾遇到两位异人，一道一俗，道者红光满面，俗者跛其一足，手中均捻弄铁弹，笑容蔼然。他见此二人相貌不凡，心里觉得定是高人，便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自黄鹤楼前绕到后山，僧俗二人一直走，头也不回一下，直到下坡时，才回头问父亲：“奇怪！年轻人，你跟我们到这里干什么？”父亲本想将访师求道的心意如实相告，但忽然升起一股警戒之心，觉得天下骗子甚多，倘若在湖北只身遇骗，那就麻烦了，便对二人说自己只是游山，随便走走。他们又问他将往何处去。父亲说打算去四川。道人仔细看了他一遍，然后说：“甚好！你应该去四川，我们后会有期，但是今天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道人还留了以后见面的地址，然后分别。父亲听了也不以为意，停下脚步，目送两人飘然远去。后来与我们说起，这两人举止奇异，神态不凡，那次的相遇也让人回味无穷。
在成都任编辑期间，每逢假日闲暇，父亲便芒鞋竹杖，遍游蜀中名山大川，访求高僧奇士。青城派道士王青风，就是他在这段时间结识的一位剑术高手。
四川名胜鹄鸣山是东汉时期道教祖师张道陵隐居之地。一九四○年前后，山上住着一位名号王青风的道士，他是四川境内传说中的剑仙。父亲曾经上山寻访他，屡次而不得。皇天不负有心人，多次寻访之后，终于见到了本人。一见之下，父亲目瞪口呆，这不就是在汉口遇到的那位道人吗？机缘巧合，竟被道士预先说中了。
王道士哈哈一笑，亲切地拍拍父亲的背，直接告诉他说，世界上并无飞剑这种谬事，但剑仙却是有的。他的说法与杭州城隍山的老道所说稍有不同。他说，剑为一种“气功”，所谓以神御气，以气御剑，百步之外可以御敌。又说，剑有五类，大体区别为有形、无形两种。
父亲听说这么神奇，便告诉王道士，自己十分仰慕“金光一道”的剑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练成此术。王道士告诉他需铸备一寸三分长的金质小剑，再以道家方法习练，便可练成。父亲追问：“什么是道家的方法？”王道士说：“道家炼丹之法，可将黄金炼化成液体，并可服饮，若中了毒，道家有解此毒的药。”对于道家炼丹服药的方法，父亲并不是马上接受的，可是他对王道长还是非常礼敬，经常往来互动。
几番交往下来，两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也愈加亲密起来。父亲在王道士的指点下练了一段时间，彼此交情比较深厚后，有一次，父亲自己练完后，大胆地请求王道士表演剑气。王道士竟然也不推辞，答应了他的请求。王道士站在山头上，用手一指，数米外的一棵老松即应手而倒。父亲童心未泯，惊讶地问他何以无光。王道士说：“我早已经告诉过你并无此事。不过，欲练至有光，另有一番道理，我就不同你讲了。”这时，他的大弟子正好在旁边，父亲也请他表演。但见他用鼻孔吼气，只见站立之处，周遭山土转眼变成尘土飞扬起来。父亲目睹王道士师徒二人超凡的表演，更加确信中华武术的神秘莫测，假以时日的确可以练到出神入化的至高境界。
不过，在与王道士深交之后，父亲却逐渐打消了当剑仙的念头。他想，练成剑仙，估计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况且，时代变化了，现在科学昌明，枪炮及炸弹等威力无比，传统的武功和利器都没有用武之地了，苦练这种剑术还有什么用呢？中华武术再神奇，也挡不住日军的钢枪铁炮！如果只是为了强身，自己已经知道许多方法了，足以保健，何必浪费时间在这方面呢？基于这些考虑，父亲始终未能下定决心坚持练习，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如果意志始终未能专精坚持，那宁愿选择放弃，这是父亲的自我要求。
父亲在成都遇到的第二位奇人，是在四川的自流井（在四川南部自贡市境内，原属富顺县，一九三九年自流井盐场与荣县的贡井盐场合并成为自贡市，是中国最大的井盐产地）。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由以“厚黑学”闻名的李宗吾先生介绍的。李先生是自流井人，当时已经是花甲之年，不过性格幽默开朗，特别愿意结交年轻人。父亲在自流井遇到李先生，两人顿成忘年之交。闲谈之中，李先生告诉父亲说，在附近赵家仑乡下，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尽得武当内家武功真传，尤其是轻功最厉害，已经到了“踏雪无痕”的境界，如果随他学习，只需三年的时间便可有所成就。听说这位老人的师父是浙江人，为报师恩，打算将自己的独门秘籍传授给一个浙籍弟子。李先生知道父亲是浙江人，故愿代为引荐。
于是父亲和李先生选了个日子，坐上“滑竿”（南方山区特有的一种供人乘坐的传统交通工具，用两根长竹竿绑扎成担架，中间架以竹片编成的躺椅或用绳索结成的坐兜，前垂脚踏板。乘坐时，人坐在椅中或兜中，可半坐半卧，由两轿夫前后肩抬而行）就到乡村里去拜访。相谈之下，互相之间竟也觉得十分投缘。父亲也不遮遮掩掩，直接对老人请教到底有无“踏雪无痕”之类的轻功。见父亲心存怀疑，老人正色道：“你等我一等，便知道了！”老人随即像正常人一样，悠然起步，疾行一里多路，又快步走回来。这时刚好新雨初晴，地上泥泞不堪，老人脚上穿的一双白底新靴，一趟回来后，鞋底竟然一点儿都没有被泥水弄脏！
父亲看得瞠目结舌。老人笑着问道：“欲见走壁的身手否？”话音刚落，没有任何起手势，只见他举重若轻般快速起身，张开双臂，瞬间双脚离地飞身一跃，双足在岩壁上飞速行走，左右臂晃动配合，力尽之处稳稳落地，毫无勉为其难之色。父亲此时已拜服至极。
老人说：“你现在相信了吧！亦愿学否？”老人接着说，学这些功夫并不难，只有七十二诀，归纳成七十二字，一字一诀，一字一姿势，循序渐进，无需广场，仅楼阁之上，即敷应用，若愿住三年，即可示教。
考虑再三，父亲还是担心自己志趣不专，不能坚定意志，绝技没有学到，反倒弄得一事无成，无法施展抱负。虽然他很想学，但是没有办法，只得委婉地推辞，至此他彻底打消了学做剑仙的念头。老人意兴阑珊，挥手送客。
从自流井回来之后，父亲一直代老人寻觅可做传人的青年。也许是机缘未到，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总是觉得对不起老人家。
无论在什么时代，总存在着高明的骗术。若不是在心理上故弄玄虚，就是在道具上虚张声势。小时候我曾听父亲说起辰州符、祝融科等事，增长了不少见闻，也听过他的一些因探索而遇到骗局的故事。父亲在成都时，曾听说有一位会画符的道长，便兴致勃勃地跑去拜访。见了面，父亲就开门见山地请他展示一下符箓的效用。这位道长也没有推辞，只是让父亲必须到城北某个布店，买回上好黑布若干，尺寸齐备，他才好用来作法。
父亲一听，这个容易，就是准备材料嘛，当即表示一定照办。于是他便到城北的指定布店，买足了作法的黑布带回来交差，以为终于可以一睹符箓作法的场面了。道长接过了布匹，也没有多言，约定了一个日期时间，准备一显神通。
到了日期，父亲兴冲冲地赶赴郊外两人约定好的作法之处，但见几根长竹旗杆将数面黑布四面高高挂起，道长足踏七星，香烛缭绕，口中念念有词，手中法器锵然作响。几番运作以后，他以笔画符，令其燃烧于空中，同时口中大喝“急急如律令”，霎时间四面所挂黑布尽皆烧起，四面空中好似有金笔龙蛇的字飞舞着，场面着实惊人。许多参观者见状，马上就信以为真，对着道长参拜起来。看到这，父亲已然心知肚明，立即起身离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都追问为什么？父亲说，这样的骗术，也就是一般乡下人的玩意儿，那些黑布都经过泡制，在特定的地方用了糯米水或是其他物质浆过，平时看不出来，可是着火以后，这些浆过的字画就会显现片刻，达到骗人的效果。那位道长之所以指定布店购买，就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骗人的团伙。
社会上总有这些无穷无尽的骗术，它们总是随着人性而长存。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类的故事也时常是新闻头条。骗术之所以如此猖獗，其根本原因不是那些骗子的骗术多高明，恰恰是人们喜欢受骗，常常自欺欺人罢 了。
六、也将身赴细柳营
父亲在成都中央军校时期的旧照（一九四〇年）
在报社干了几个月以后，父亲辞掉了编辑工作。经人介绍，他在成都中央军校谋了个公职，在军官教育队里任政治指导员。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他先是在成都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特别研究部选读，接着考入了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学习。这两次学习都不是正规的学历教育，所以，在他的履历里一般很少提及。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担任。因为蒋介石是军校的校长，因此，从军校出来的人，绝大多数成了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的派系里势力最大。中央军校在当时是总校，在其他地方还有分校，当时位于成都的北校场，规模相当大。父亲到军校任教，是少校军衔，名义上是政治指导员，但是实际上教的是武术。父亲从小就有当军人的梦想，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穿军装，对他来说，心愿终于得到了满足，这令他十分高兴。父亲花了两年时间在浙江省国术馆专门修习的各种武艺，正无处使，未曾想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当时，父亲只有二十几岁，教的是高级军官教育队，都是曾任团长、旅长的军官。上课时，他们端端正正地坐在下面，眼睛睁着，好像听得很认真，实际上都在愣神。父亲见他们的神情麻痹，精神不太集中，就偶尔抛出一个“荤段子”，把大家的精神引起来后，才又继续讲课。
不过，他在成都军校当武术教官的时间并不长，父亲是一个正直不屈的人，不会为了升官发财而向他人卑躬屈膝，巴结讨好，于是，结果便可想而知。他升官无望，入党无门，始终没有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并且此后也再没有端过国民党的“饭碗”。虽然官场的黑暗可能会让父亲十分不舒服，但是他重情重义，因为这一段经历，他已经在感情上默默地将自己同许多军校朋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选择。父亲后来常说：“对蒋老头子，尽管我好多地方不赞同他，但我见了他还是要敬礼的，因为他是我的校长。”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极其注重师道尊严的人，恪守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一些精神准则，尽管这些准则有时候看起来有些守旧固执，但正是这样的坚持，使得他更富有人格的魅力。
中央军校后门对着的就是文殊院，父亲当时就住在武担山，山很小。教官住的地方在皇城里头，皇城一半是军校，一半属地方。中央军校真枪实弹不多。一个星期天，父亲当值勤官，带了十七八个学生值勤，闲极无聊，看着没什么事，就准备出去转转。学生们说：“南教官，您忙您的，我们值就是了。”于是父亲就到军校对面的街上走了走，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换了个地方转悠。刚到街口就看到许多老百姓站在街两边看热闹。只见五辆人力车拉着一些人正在街上飞奔，第一辆人力车上有人高举着一面杏黄旗，写着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后面跟随的车上各色彩旗飘扬。父亲便问看热闹的人：“那些人是做什么的？”有人回答说：“遂宁来的，想当皇帝，正打算攻皇城呢……”父亲一听，恐怕出个什么事，急忙赶回皇城。
果不其然，刚到皇城门口，就远远看到这五辆人力车飞速地往皇城大殿冲。过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枪响了。匆匆赶回的父亲忙问守卫的地方部队：“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开枪了？”回答说：“他们冲过我们的防线，我们就开枪了，先把人打死了再说，情况不明啊！”父亲进去一看，冲进去的人都被打死了。这些人手无寸铁，痴心妄想，为了登上龙椅做皇帝的无妄美梦，竟然冲动痴狂至此，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父亲对着这些因痴嗔而遭受灭顶之灾者的尸首，心生无限悲悯。
父亲在成都军校的时间并不算长，却结识了一位同事，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位同事就是贾亦斌。贾亦斌比父亲大六岁，上校军衔，教军事战术课。
贾亦斌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成都军校执教后不久，贾亦斌便离开军校，上前线打仗去了。因为他英勇善战，很快升到师参谋长，领少将衔，后又进陆军大学深造。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于一九四六年投在蒋经国麾下。蒋经国对他赞赏有加，并让他当了副手，担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很多重要的事都交给他做。不久，他还接替蒋经国任该局代局长。一九四八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一时间搞得热火朝天。其实蒋家政权的“四大家族”才是最大的贪污腐败集团。虽说蒋经国表面上大义凛然，但是根本不愿也不敢触动“四大家族”的一根毫毛，他只“拍苍蝇”而不“打老虎”。刚开始时，贾亦斌也对蒋经国此举深表赞同，并且寄予厚望。但是后来，贾亦斌慢慢看清了蒋经国的真实面貌，认识到他并不是真正想要为人民谋利益，便对他死心了。由于政治理念上的差异，贾亦斌终于与蒋经国分道扬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贾亦斌率领“预干团”在浙江嘉兴起义，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嘉兴起义”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在众人眼中，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左膀右臂，而“预干团”也被认为是蒋经国的嫡系，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会发动起义，因此这次起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早已民心丧尽、风雨飘摇，再加上这个从“心窝里反出来”的起义，其统治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新中国成立之后，贾亦斌还是长期从事统战和对台工作，担任的最高职位是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父亲与贾亦斌共事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秉性脾气相投，成为难得的知己。后来，父亲没有在仕途上求发展，很快就离开了军校。时隔四十多年后，他们才在香港重逢。世事变化，渡尽劫波，再见时已是鬓发斑白、年逾古稀的老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携手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心尽力，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夕阳红”。他们的故事，容我在后面再详细交代吧。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军校的生活是很严格的，不过那是对学生而言的。作为教官，相对要自由许多。从家乡传来消息，家人并无大碍，父亲稍为宽慰。由于没有家庭负担，平时除上课之外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因此，他又像在杭州那样，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处求仙访道。军校后门外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庙，那是父亲平日里经常去的地方。他同庙里的老和尚谈经说佛，切磋武功，成了好友。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他更到处游逛，访贤问道。军校与其说是他的工作单位，不如说是他的一个落脚点，除上课之外他在军校的时间并不长，他早出晚归，结识各界朋友。后来，他结识了禅宗大德袁焕仙，便干脆辞去了教官的职务，跟着袁老师学禅去了。
七、焕师解疑方识我
袁焕仙先生像
成都附近灌县（今都江堰市）有座青城山，“诸峰耸蔚，俯瞰万流，极趣清幽”。山上有一座寺庙叫灵岩寺，父亲得空的时候就往这里跑。灌县离成都比较远，远离尘嚣，每次都坐汽车去。这条路弯曲狭窄，路况很差，夏天雨水多，到处坑坑洼洼的，汽车时开时停，速度慢不说，坐在上面被颠得七荤八素的乘客时不时还要下来帮忙推车。当时在四川大后方流行一首诗，是根据古诗改编的，说的就是这段烂路。原诗是这样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经过当地人一改，就成了：“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灵岩寺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西法师。传西法师是灵岩寺的住持，不是一般人，曾与汤用彤、梁漱溟、蒙文通、姚柏年、黄树因、王恩洋、熊十力等人同为当时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的弟子。传西法师本人极富才学，精通唯识法相之学，交往的多是名士、学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西大学派滑竿师傅将他请下山，聘为教授，给学生讲授佛学，他一直不肯应承。后来，在朋友们大力催促下，他才下山。谁也没有想到，在课堂上，传西法师突然将讲课内容改为“情与爱的哲学”。一个出家人竟然在一群大学生面前“谈情说爱”，一时引为奇谈，甚是轰动，都上了当地的报纸。
传西法师曾经邀请李源澄先生来此创办书院。李源澄，四川犍为人，字俊卿，又作俊清，师从廖平、章太炎、欧阳竟无、蒙文通等先生，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李源澄当时在灵岩寺的下院铁佛寺办了一个书院，就他一个老师，“艰苦卓绝，始终不退”。
燕京大学著名教授郭本道也在这里修习，他还把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套线装《道藏》搬到这里，以免被日本人抢走。本来父亲是没有多少机会看到这些书的，这次机缘巧合，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多的书，心里自是十分欢喜。
冯友兰先生当时也在山上住了三个月，在灵岩寺读了《指月录》，下山后去教书，并在重庆出版了《新原人》，此后便走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路 途。
父亲的老朋友净天老和尚，也在灵岩寺待过，一直都称父亲为“南教官”。老和尚一生修行持戒，修音声作佛事，以梵呗供养诸佛菩萨，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梵呗唱念的法师。净天和尚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成都文殊院首座的身份，在六合楼圆寂往生，享年九十九岁。
灵岩寺本来是座小庙，并非什么千古名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传西法师邀请而来的众多名士汇聚于此。抗战时期，避难的文化界朋友纷纷到这里投奔传西法师。灵岩山住的和尚不多，却住进来一批文化人，也是奇景一桩了。冯友兰、钱穆、袁焕仙、贾题韬等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欠传西法师一份大大的人情。这些人的吃和住，被传西法师全包了。他们心存感激，打趣他不供养和尚，却专门供养文人。法师因为这些文人济济一堂而十分开心，根本不计较庙里的收支是否平衡，回答他们说：不管啦，我还非得要供养你们不可。这些人物后来都为中华文化点灯传薪做出巨大贡献，法师的胸襟和眼界令人钦佩赞叹。
传西法师还邀请钱穆、蒙文通、王恩洋和傅真吾等人来此读书，邀请川北大德袁焕仙至此闭关，邀请至交——我的父亲来此游玩，于是才有了“灵岩‘禅七’法会”，才有了父亲与袁焕仙的相识。传西法师虽然出家了，但一直十分热衷结交名流雅士。他让这些人住在灵岩寺，尽力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环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灵岩寺这么一个清静的去处，对这些文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谈笑有鸿儒”的世外桃源。
一座庙里住着那么多的名人高士，自然引起父亲极大的兴趣。虽然路途遥远艰难，这里还是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一九四二年夏天，被誉为“盐亭老人”的一代禅门宗匠袁焕仙先生，来到灵岩山掩关禅寂。或许，袁焕仙在上山之前，很可能就“去何处闭关参禅”一事请教过十方堂住持昌圆法师，昌圆法师就建议他去灵岩寺，因为早在一九三七年，昌圆法师就曾与其弟子能清和尚住持过灌县灵岩、般若两寺。
一九四〇年暑期，父亲借休假之机，背着一把长剑悄然上了灵岩山，前去看望至交好友传西法师。在这里，他结识了袁焕仙先生，很快就结为忘年之交，后来，敬拜袁先生为授业恩师。不过，他刚上山的时候，并没有马上见到袁先生。此时，袁先生已在山中闭关了一段时日。
太老师袁焕仙，名其章，号世杰，一八八七年出生，四川盐亭县麟瑞乡龙顾村人。少有逸才，倜傥不羁，健谈论，善画，工书，早年以辞章闻名。清末时应童子试，年十三岁名列前茅，先宿震之。辛亥革命后，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一九一六年后，曾任越西县知事、盐边县知事及直、鲁、豫十四省巡阅使署及川康绥靖公署高等顾问。一九二六年，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进军中，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驻防万县。杨森委派太老师袁焕仙署理夔关监督，兼任联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当时，朱德任杨森部团长职务，与太老师袁焕仙关系很好。一次，在朱德性命攸关时，蒙太老师袁焕仙出手相救，朱德逃过一劫，因此，他十分感激，一直称太老师袁焕仙为“焕哥”。新中国成立后，太老师袁焕仙给朱德写过信，朱德对他也有所照应，助他度过比较平静的晚年生活。
袁太老师素来信奉佛教，精研内典。四十岁时，见国家多难，人心缘溺，于是弃政从佛，先后师从吴兴吴梦龄、鄂之翘楚秀空、苏州李印泉、穹窿山道坚，后皈依报国寺印光大师。袁太老师曾经在成都十方堂禅院大殿内，苦参“德山小参不答话”句，连日废寝忘食。一天夜里，大殿插住的大门“哐当”而开，他豁然大悟。后来，袁太老师焕仙声名日隆，人称“大禅师”“大居士”，受邀上灵岩寺之时，他已与佛门大德虚云大和尚齐名。
袁太老师当时在灵岩寺闭关，对经常登山造访传西法师的父亲已有所闻。他发现父亲虽然年纪尚轻，但绝非等闲之辈，遂有意传道于他。不过，当时正值袁太老师闭关禁语，每周只有周日一天解禁。
高人近在咫尺却无缘拜见，父亲当时拜师心切，大发感慨：“朋从我思，繁兴我疑，无由启迪。”
传西法师见他学佛之心甚诚，便说：“我去禀告袁师，请求他对你的疑问以笔作答，如何？”
父亲喜而合十道：“太好了！有劳！”
于是，传西法师出面征求袁太老师意见：禁语期间以笔作答，解禁时则口头讲授，袁太老师欣然同意。于是，短短数十日中间，两人的对答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南怀瑾与袁太老师对答语录参考资料：《南怀瑾的最后100天》第49—52页，王国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有一次，父亲问道：“什么是‘六根’‘六尘’‘六识’？”
袁太老师回答：“石头就是六根，柱子就是六尘，‘琢棒’就是六识。”四川人把打人木棒习称为“琢棒”。
父亲听了，十分茫然，说：“先生如此‘漫言’，学生不能领会。”“漫言”，意思是散漫不羁、不着边际的戏言。
袁太老师说：“你如此‘漫问’，谁要你领会？”
父亲仍未领悟袁太老师的深意，又问：“佛教中说，‘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对应‘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根尘相接，生出‘眼耳鼻舌身意’等识，称为六识。如今你却说六根即石头，六尘即柱子，六识即琢棒，这岂不大大违反佛教教义，不符合佛典吗？”
袁太老师见父亲拘泥于书本不能警悟，非常生气，于是提笔写道：“你既然已明了教义，贯通道理，即自己解脱可也，又何必到我这里来唠唠叨叨？”写罢，便掷笔于地，寂然在定。
父亲见状，只得无语潜退。
第二天，父亲再次参见，问：“即不许作如是道理会，然则学人浅机从何得入？”
袁太老师答：“汝是何年何月何时何地出的？”
父亲默然不语。
袁太老师说：“既未出入，何为出入？既无当下，一派圆成。谁是浅机？谁为深学？咄，无疾而呻，无病而药，释迦老子亦救汝不得也。”
父亲问：“学人于此上不得，下不得，取不得，舍不得，尽平生力忘不得，计不得，祈师慈悲方便接引。”
袁太老师答：“好好，恐汝虽如此说，未到此地，果届此也，恭喜贺喜，好消息将到矣，谛听谛听！当人于此千万不可退步，不必作必悟想，不必作不悟想，不必想不必不想，行时坐时，醒时眠时，朋友交接时，妻儿子女会合时，但略略管带，自然坛子内走不脱鳖。”
父亲问：“学人疑情不起奈何？”
袁太老师说：“只为你要信。信不立，疑何驭？疑信两忘，复是何物？此第一彻头也，千万莫要放过。”
父亲问：“疑信两忘，就学人分上捡之，却无一物。”
袁太老师说：“瞎汉！说却无一物者。是有一物邪？无一物邪？好看好看。此释迦老子、三世诸佛及一切贤圣入德之门也。这个彻头，尽大地是我口都赞不及，慎勿失之交臂。”
又有一次，父亲问：“世上既有真假，那什么是真？”
袁太老师说：“汤圆煮油锅。”
父亲问：“如何是假？”
袁太老师说：“油锅煮汤圆。”
父亲更觉茫然：“如此谈话，益增迷惘。请老师剀切直示，解除学生迷惑。”
袁太老师说：“咄，你何不说迷惘益增，你学生来解除老师我的迷惑？”
父亲良久无言，似乎有些领悟了。
又一天参禅时，父亲问：“学人参情紧切，或觉大弥虚空，或金光闪烁，或显赤白黄绿等光，大如月轮，小如豆粒，或如电光闪烁时，未审何至，属优属劣，未知何从？祈示。”
袁太老师说：“概属光影，汝但不着，亦许胜境，若欲取之，翻成大患，何也？盖汝之本体无相，无空无不空也。”
父亲问：“正参话头时，忽觉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时如何？”
袁太老师说：“咄！我说汝白昼见鬼，何也？虚空无形，汝从何碎？且不说粉，赵公山高，灵岩山低，汝从何平？且不说大地非大地。”
父亲问：“参话头不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邪？”
袁太老师说：“恭喜恭喜！虚空粉碎也。贺喜贺喜！大地平沉也。细检细检！”
一九四二年冬，父亲搜箧残简，找到部分当时的对答语录，认为“此千圣之心灯，入德之梯航也”，不敢藏私。于是选择了其中“其言显，其义幽，其理约，其事质”的语录，“爰出鸿爪，飨我同仁”，辑成一册《灵岩语屑》。其中有许多“禅机警语”，对父亲一生影响巨大。据父亲回忆，记录这些文字时，“灵岩红叶，正满山也”！当时，袁太老师笔示口授的内容比《灵岩语屑》多出数倍。父亲后悔当时“固忽而轻之”，以至于袁太老师当时口授部分几乎没有保留下来，所幸还有笔示部分能够部分保存在残纸上。因此，当父亲整理这些纸片时，一读再读，汗泪交倾，不由得感叹：“此狮子一滴乳也。”
后来，父亲曾对传西法师、杨光岱、马白眉等说：“这是一段奇缘啊，倘非国变，何缘入川？倘不入川，这一段提不起放不下的公案，从何处了？仔细思量真是令人汗泪交倾不止。”
袁太老师出关后，两人这才正式见面。一见面，袁太老师先打招呼：“南教官，你好！”父亲赶紧还礼，忙说：“师父在上，请受一拜。”袁太老师说：“哪里哪里。我看你武功很高，向你拜师。”见老师的确对武功很感兴趣，父亲只好却之不恭，先当起了师父的“师父”。袁太老师叫父亲教他太极拳。父亲说：“不敢说教，陪你玩玩。”后来，袁太老师真的跟父亲学了一阵子太极拳。
太极拳流传甚广，流派极多。父亲曾经练过的是陈式与杨式的太极拳法，这是太极拳里的两个大家了，学的人也最多。不过后来父亲弃武学禅，记得的就是杨氏太极架势了。在成都，父亲也遇到过一位河南籍拳师，教过父亲一套“十三大法”，也是从太极招式里演化出来的十三招架式，招招致命，如果没有武德，练好的人只怕会伤人害己不浅。
其实，父亲初次听闻袁太老师的时候，只知道他是个大名人，并不知道他是位禅宗大师。当时，父亲对禅宗的了解还比较有限。父亲拜在袁太老师门下之后，所学所想影响了他的一生。对那些旁门左道的东西，他已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军校武术教官的工作也不放在心上了，转而专心致志地跟袁太老师学佛参禅。
袁太老师又在灵岩寺盘桓多日，与诸多名人雅士互相交流切磋。好一场文化盛会！这些美妙的时刻，父亲自然不会错过，他或在旁倾听，或适时插语，或激昂陈词。这些名士大多觉得父亲虽年纪不大，但机敏聪慧，很有见地，对他青睐有加。据袁太老师的弟子杨光岱先生介绍，太老师在下山前曾为灵岩寺正殿撰有一联：
溉数万顷良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清，好个比邻秦太守；
揉千七则藤葛，不说话亦堕，欲说话亦堕，拈与胡僧阿耆多。
该联既表达了袁太老师对都江堰修建者李冰的由衷赞美，又蕴含了他对佛学的无限向往。
袁太老师弟子众多，却对父亲最为器重。我从小就受父亲教诲，对长辈称呼需要恭谨，也要恭敬，很小就听过袁太老师的故事。现在，父亲的学生们，提起袁焕仙先生的名字，也都很恭敬地称呼他为“袁太老师”。下面一段文字，题目叫“示南怀瑾”，由袁太老师口授，父亲笔录：
怀瑾谛听
在山数十日，切见诸禅德巍然自拔，有独立振衣之概，老人至喜也。摄其众向道，导其徒回车，风其俦化行方国者，实为怀瑾。而怀瑾律己过严，责人如己，老人至虑也。律己严，可也；责人如己，不可也。何也？律己严，过必远；责人严，众必减。众果减矣，汝纵口如河沛法若雨，其谁辅汝绍隆玄化而导行天下？古人所以有遇风而息之惧也。谚曰：不痴不聋，不可作翁。班子曰：水太清则无大鱼，圆悟勤又尝以示大慧杲者也。统此故，纸怀瑾阅卷自悉，无庸老人重拈。今社会非古也，朋友可借援而不可期以辅汝绍隆玄化，古有之普化克符吾宗家范，今恐无必以无，而现诸有于内则多咎于外，必多尤，咎尤交倾，进程必碍，先哲所谓欲速则不达者也。余意然千圣之心灯，续四生之慧命，不必外期友朋，要在自育一期超士，所以孔子道行，内有颜闵曾仲，不假外交伯玉。原让怀瑾此后念头当改，不然，徒滋烦忧耳。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袁太老师认为父亲“禅德巍然自拔，有独立振衣之概”，确实出类拔萃；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父亲身上有缺点——“律己过严，责人如己”。这是他最担心的——“老人至虑也”。同时还告诉他，“水至清则无鱼”。太老师袁焕仙这么坦率、这么严肃地指出父亲性格上的弱点，在父亲的一生中，恐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律己过严”，父亲的这个“毛病”一辈子也没有改掉，他始终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不苟；但“责人如己”的确是彻底改变了。如袁太老师指出的，父亲早年的确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很多人都说他以前脾气很大，常常把对自己的苛刻态度延续给别人，于是总给别人留下一个严厉的印象。小时候，我也会觉得，何苦要去得罪别人呢，现在才了解到父亲的良苦用心。所谓禅宗的临济喝、赵州茶、德山棒，皆是功德，雷霆雨露，皆是慈悲。就得看听者有意无意，能不能懂。严厉的手法也必须用在合适的对象上。往往才气高，不服气，挨骂又不会离开的，就适合。好颜面，脾气暴，没有心量的，就不适合了。严师出高徒，徒弟本身必要有高处，只待点拨成器，像袁太老师直指父亲的缺点那样。但倘若严厉的手法碰到一般才智的，就会得罪人了。父亲在晚年时对学生们是越来越和颜悦色了，也许在他看来平和接引更能发挥效果，强求因缘往往并不得法，所以还是客气点好。
一九四六年，袁太老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到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并在南京成立首都维摩精舍，盛况空前，许多国民党政要如陈诚、陈立夫、周宗岳等时常前来参叩，执弟子礼。袁太老师只以佛法供人，不及其他。有些人强询以政，袁太老师不得已，发表《我之国是》，主旨在于希冀全国团结以御外侮，安息以厚民生。他曾赴台湾地区讲学。中国台湾省及日本等地大德均希望他留在台湾弘扬佛法，太老师袁焕仙固辞，一年后返川。随后常往来于内江、重庆、潼南、盐亭、中江各地，讲授佛学。一九四九年后，袁太老师回盐亭老家休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将起之时，哂然圆寂，享年八十。
袁太老师著述宏富，曾写日记数百册，记录诸多懿言嘉行，极具史料价值。又作诗、文、词及楹联千百章。遗憾的是，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献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维摩精舍丛书》第一函雕版也被毁了。丛书第二函未及汇刻，现在尚存的仅有《心经》三讲、《释通禅与王恩洋》、《东方学术之函讨》和《说庄子齐物论序》四部而已。
八、灵岩七日座为首
一九四二年九月，正是灵岩山云高气爽、红叶遍山之际，袁太老师专程为父亲举行了一场禅七，特别指定父亲为首座，并负责敲引磬、木鱼，担任维那。（禅七活动参考资料：《南怀瑾的最后100天》第52—57页，王国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禅七，源于佛陀在菩提树下，七日证道。禅宗丛林，每逢冬日农事已了，更无其他杂务，便举行克期取证的修行，以每七日为一期。禅七的目的是为了开悟，见性成佛，利用七天的时间，在禅堂中静坐参禅，使执念心逐渐净化，化除贪瞋痴等习气烦恼，进而开启本具的智慧，以期心定、心明，身心清明。这些身心的变化和感应，就像锻铁过程中的火花，但是火花只是过程，不是永远，所以有“打禅七”之谓。
维那，又作都维那。在古代丛林，维那是寺院中的纲领职事，掌理众僧的进退威仪，非但要佛门的规矩熟，而且要喉咙好，资格老，正如戏台上挂头牌的角色，一切的节目都要靠他安排。今日寺院的维那，则仅于举行法会、课诵时，担任众僧的先导，掌理举唱、回向等。若遇法会，由维那点到并维持秩序。两序出班上香时，维那要独趋炉前揖请住持上香。旧执事卸任或新执事上任举行法会时，由维那唱称礼赞。
父亲后来多次谈及此事。他说，当时他对于参禅“打七”等佛门规矩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因传西法师极力举荐，加之袁太老师特别指定父亲担任首座，便只好于茫然中依教奉行。父亲后来回忆说：“过后回想，真似一出焕师编导的梦幻大戏。”
参加此次禅七的，除父亲外，还有灵岩寺住持传西法师、潘子玉、杨光岱、王延鹤等近十人。在当时禅宗凋敝、时局动荡之际，此举正如庄子“飓风起于萍末”之言，实在是不可思议，引起了海内外尚佛人士的广泛关注。这次禅七，不仅成为现代四川佛学界的大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禅学“维摩禅”的兴起。
在参加灵岩禅七法会的人中，最有名的除了父亲，还有释通宽和杨光岱。他们被誉为“三大元”，也是袁太老师门下成就最高的弟子。
其实参加禅七，最大的收获，除了听袁太老师说法外，还有袁太老师恰到好处的提点。灵岩打七法会的第三天，袁太老师手持戒板，指着传西法师问：“是什么？是什么？快说，快说！”
传西法师无语。袁太老师摇头数下，笑道：“又放走一个。”
随后，袁太老师又以戒板指我父亲问：“是什么？是什么？快说，快说！”
父亲亦无语，袁太老师却点头数下，亦笑道：“你很好。”
袁太老师随即至佛前，问道：“当时我叫你快快道来！你为什么无语？”
父亲答：“我当时不知要说什么？所以无语。”
袁太老师问：“你现在心中有一个什么吗？”
父亲又是无语。
袁太老师遂令我父亲大喝，刚喝了三声，便道：“停。你看你有个什么？”
父亲答：“现在觅我心中无有个什么。”
袁太老师说：“此千圣之心灯，当人之慧命也。无再滋疑，快拜！快拜！”
父亲于是跪拜，袁太老师随后便禁止父亲言语，谓其出言，如同儿戏。大家见状，都惊讶不已。父亲也不知所措，虽然表面上依照师命行事，实际上却怀着满腹疑问。
打坐了一会儿，父亲实在憋不住心中的疑问，便站起来问道：“既然说学人有个入处，说胡一计生死，便尔前途茫茫？”
袁太老师厉声斥道：“丑！你看你说的什么，生死未了的那个分上是有生死是无生死，是前途茫茫是后路茫茫？”
父亲闻言，当下即释然，遂礼拜在地。
当时，参禅的众人正在瞑坐沉思，父亲之位正与传西法师毗邻。他四顾之下，见诸人坐禅，皆似无疾而呻，无韵而哦，而传西法师亦正凝神打坐。父亲一时内心不受约束，忍不住轻声嗤笑。袁太老师见状，振威大骂道：“放肆！怎么如此不懂事！”
父亲当时听到袁太老师一阵痛骂，但觉汗如雨下，如梦初醒，遂愧然敛笑，遂尔收神，与传西法师等寂坐参禅。
又过了三天，一位道士来到灵岩山，在袁太老师室中与之掩门闭户，围炉夜话，曾子玉、王子赛两位先生及袁太老师的其他弟子皆围炉边。父亲虽与众人远隔重楼，却能清晰地看见先生室中一切情景，仿佛窗户、墙壁都是透明一般。父亲十分惊讶，事后恭请袁太老师到祖殿谈起此事。袁太老师听后大骂道：“我还以为你是个人，竟然会做这样的见解？”从古至今，无论学佛或习武，常常有许多人将注意力集中于神异之事，反而走入旁门左道，以致越迷越远。这件事对父亲的影响甚大，他后来也常说：“神通与神经是两兄弟。”因而，父亲声名渐隆后，虽对种种神秘之事亦颇有了解，但谈及此类事情时，却往往慎之又慎。
是年冬，虚云大师自曹溪来到陪都重庆。成都的佛界尊宿纷纷聚于文殊院，并邀请昌公老法师与袁太老师前往陪都，同时迎接虚老来成都。父亲陪同袁太老师叩见虚云老人。袁太老师将父亲那晚所见奇事通报虚老。虚云老和尚叹道：“嘻！若不是袁老居士手疾眼快，你就非常危险了！”
话题又扯远了，还是继续说禅七法会吧。
“三大元”中的另外两位，也有着极好的悟性与修行。其中，释通宽是浙江永嘉人，与父亲素为同窗好友，后亦投身军籍。然兵戎刀剑之间终不是他的去处，大病一场后，释通宽方明了自己的归所，遂皈依于峨眉山大坪寺，拜释普明师。一九四二年，释通宽来到灌县灵岩寺，与传西法师和我父亲日夕参究佛法。
灵岩禅七法会开始后，释通宽每日都在敲击木鱼，连续四天，依旧无所进展。第五天夜里，他手持钢针，跪于韦驮像前，以针自刺双臂及两手，哭诉道：“通宽不悉往昔所造何种恶业，四恶未报，一性愚顽，今于佛前僧前法前痛悔前非，不造后恶，倘有所入，毕此身心，誓宏大法。”言语已毕，鲜血、眼泪交融，如注般滚落在地。
父亲见状，怜悯之心顿起，于是便将他扶起，问道：“老兄如此这般，所求何事？”
释通宽答：“求佛。”
父亲问：“兄是何人？佛是何圣？求是何心？”
释通宽无语。父亲以掌击释通宽，释通宽仍然无语。于是父亲连打他数掌说：“青天白日，胡思妄想干什么？”
至此，释通宽似乎有所省悟。
第二天天刚亮，袁太老师来到堂中，一见释通宽，就拉着他手，命他拜于佛前，说：“快拜！快拜！前途尚有十八滩在。”
父亲等人闻悉后皆大惊，认为袁太老师勘人之能不逊色于宋代临济宗的大德妙喜禅师。后来，袁太老师前往成都，释通宽也下山赶赴李子方七会，与袁太老师在成都少城公园相见。一见面，袁太老师便审视释通宽良久，然后问道：“哪里来的魔气这么深？”释通宽正想回答，袁太老师又厉声道，“不是。”
写到此处，不禁在文字间都感受到袁太老师的威仪，而修行众轻易失念，知空智不空，竹篮打水依旧空；多少游学子，名相不舍，宝山盲行啊！
杨光岱是四川广汉三水关人，毕业于绵阳高中。二十四岁时，因病来灵岩山修养，见此地风景清幽，便准备在此长久居住。袁太老师对他很是同情，便命他念文殊五字真言，杨光岱虽唯唯称诺，内心却不以为然。不久，袁太老师在灵岩山举行禅七法会，便让杨光岱一道参悟学习。
灵岩打七进行到第三天，杨光岱依然心神不宁，无法潜心修行，准备偷偷地走掉。哪知刚到门口，突遇猛犬拦路，杨光岱便大声呵斥，好一会儿才将猛犬赶走。此时，杨光岱再反观身心，竟觉脱然若释。
第二天，在佛堂上，杨光岱将昨日所感告知袁太老师。袁太老师说：“不不！快拜！快拜！”
拜完后，杨光岱自语道：“从今而后，乃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无一物也。”
袁太老师厉声斥道：“何不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有一物也。”
又一天，杨光岱同我父亲来到参禅佛堂，父亲一掌将他掀翻在地，说：“是什么？快快道来！”
杨光岱说：“你青天白日，遇到鬼了吗？如此胡闹做什么？”
随后袁太老师亦来到佛堂。袁太老师问：“你从什么地方来？”
杨光岱无语，遂跪地礼拜。
袁太老师道：“不是不是，好好学佛，莫错认贼赃。”
杨光岱亦无语，复拜。
袁太老师厉声说：“向你道不是，礼拜个什么？”
杨光岱仍无语，再拜。袁太老师满意而笑。
这些在灵岩寺所经历的人和事，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父亲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灵岩山下来后，师友皆说我明白了此事，我自己也觉得对了。果然在此后，什么都容易懂了。这一点是根本智、无师智。凡是什么新旧学问，疑难杂症，不懂的，到了心中，只要一念回光，什么都众流归元，就都懂了。如石头投到大海中，连个波纹都不见，提起即用，放下便休。”
九、维摩精舍立道场
一九四三年，袁太老师闭关结束，离开灵岩山，来到四川省府成都。蜀中硕彦大竹县萧敬轩、巴县朱叔痴、荣县但懋辛、潼南傅真吾、山西洪洞贾题韬等众百数人，以袁太老师为主导，共建“维摩精舍”。其内部分工是这样的：袁太老师负责法部，傅真吾负责财部，贾题韬负责学部。
根据《维摩诘经》记载，维摩居士（维摩诘是音译，详称为维摩罗诘，或简称维摩，旧译净名，新译无垢称，则为意译）自妙喜国土化生于娑婆世界，“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为法身大士。他教导娑婆众生，当下照见心灵净土，创造美好世界；阐说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强调“烦恼即菩提，不离生死、不证涅槃”的不二法门，为修行的人提供治病的妙药良方。
维摩精舍相当于佛门禅宗的一个道场，设在当时的成都提督街三义庙。父亲辞去中央军校的教职，追随袁太老师。开始时，只有他一人追随身边。后来，随着追随袁太老师的弟子越来越多，许多人的年龄甚至比父亲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但都称父亲为大师兄。袁太老师在维摩精舍的讲课，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儒释道三家学问，父亲和其他学生一起，认真记录下来，编成《维摩精舍丛书》。父亲漂泊几十年，这本书总是带在身边。后来，等他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就把恩师的这本书出版，使之流传。时至今日，维摩精舍的弟子们早已是花果飘零，垂垂老矣，但他们一提起父亲来，仍谨守师门次第，尊称他为大师兄，从未稍有懈怠。
后来，贾题韬的学生冯学成先生于成都文庙旧书摊发现《片香集》及《法鼓》，维摩精舍将此二书以及《维摩精舍丛书》未能收录的文本合编为《维摩精舍丛书》（第二函）。
现摘取《维摩精舍丛书·黄叶闲谈》章中之“缘起”片段，以管窥袁太老师与父亲等人弘法之情境。
第一讲 缘起
维摩精舍第一届行七已，诸子日集，每兴难问。
若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然则入者何入？趋者何趋？百工之术尚有径循也，矧单提之的旨，万有之至行，可以入而无户，由而无道乎？”于是咸趋座下礼问。
先生怫然而起，翻然引去。诸子自恣，莫岸其涯。如是数日数问，莫闻其旨。中秋之前夕，庭桂宵馥，砌兰夜芬，共茗月下，中间如前。
先生曰：“凡有言说都无实义，何有吾宗？”
进曰：“若然，无言无说即实义，即宗旨，即阶道欤？”
曰：“有且非，况无邪？”
进云：“行人但有言时不作有想，无言时不作无想，即实义，即宗旨，即阶道欤？”
曰：“有有有无，益增乃病。”
进曰：“噫！我知之矣。有无不拘，一派圆成出主人奴，法尔如幻，的实义，的宗旨，的阶道矣。故六祖能曰：‘有无皆不立，长御白牛车。’如何？”
先生曰：“止！止！学般若人慎勿如是戏论，如是谤言，如是恶口。倘不自悛，讵曰遗讥君子，实亦果遭迂曲。”
问者大惑，益阻，复礼而叩曰：“学人愚昧罔测幽遐。愿先生哀我赤忱，并矜来学，令未入者思入，思入者能入，能入者升堂及寝而得入，用光前烈，为章后世。”
如是数请，先生以手拈须，以目顾众，久之乃曰：“此事人人具足，个个圆成，不趋己入，说个直超，早已成了接引之言，方便之语。何也？所谓法身、化身、报身、秽上。净土、实报庄严土、常寂光上，一切一切已举未举，无不等现，法尔圆成，不从人得，不因师授，不以己求，实无修证，千圣所由，诸佛共履，而当人偏偏要入许多，知许多，见许多，奇特不奇特？到他分上遂弄成人人不知具足，个个不悉圆成，于是乎入不得入，信不自信。奇言妙义兴也，魔外邪正之立，三藏十二文字语言，非文字语言兴也。实际理地哪有如许多事来？先圣悯之，为设檀度；上中下乘，为利初机；戒定慧学，乃诠共德。就自肯之浅深，假立阶梯；因入德之难易，权称顿渐，实无实法，宁有要门？当人果能于此一觑觑破，一了了却，不但一切经，一切论，一切临济三玄，曹洞五位，沩仰圆相，云门鉴咦，一切是法非法，胜法劣法等皆成话柄，而当人自身亦成话柄也。人从何入？趋从何趋？果有入路，或有趋程，诸子诸子，入未入来！”众无语。
《维摩精舍丛书》
先生复曰：“苦言能入，龟毛千尺；若言不能入，不特佛法无灵，而且兔角万寻。”
“然则究竟一句毕竟如何？”
先生曰：“向汝道：木樨花开八月秋。”
诸子复请未已，久之。
又曰：“余已罄量敷陈，脱体开说，而犹云云者，何邪？百无可已，于是以四讲而权开一门，假说五法，择拣先圣伟言，略附个人鄙意，如说成帙，且曰善用我法，踏毗卢顶上人；或泥己私，必系驴橛下客。倘不自契乃心，终是吾瞎汝眼：若曰即明本性，方知不从人言。把叶作金，咎固我也：因指认月，义岂他哉？勉之，勉之。”
关于上述的“缘起”，如果单是这样读，可能有人未必懂得到底说些什么，作者不才，尽量尝试翻解文字，聊表心意。不过不是逐句逐字，而是略微翻为白话大义如下：
维摩精舍第一次禅七结束以后，参加的学子每天聚会，彼此互相辩经问难，兴致勃勃。大家谈到学佛修行的方法，依旧认定其中必然有道可循，有径可走。所以又齐聚到袁太老师座下，以弟子礼，向先生请教。
袁太老师听到学子们的问询，以愤然而起，转身而出的接引手法对待，然而大家却依旧是心念浑浊，找不到北，不知其意。可是大家也没有放弃，仍然每天向老师请教，一连几天，都不得要领。这样挨到了中秋左右，夜晚兰桂飘香，袁太老师和大家一起在庭院里喝茶庆中秋，一起赏月。
太老师说：“只要是用言语可说的，都不是真实的佛法实意，还有什么要说的？”
弟子答问：“那么无语不说就是实义，就是宗旨，就是可循的阶梯吗？”
太老师曰：“有都不是，怎么无会是？”
弟子答问：“我们修行人，在有话说的时候，不把它当作是有；在无话说时，也不把它当作是无，这样就是实义，就是宗旨，就是可循的阶梯吗？”
太老师曰：“把有和无，当作事理来谈，迷惘的病情更加剧烈了。”
弟子答问：“知道了，不可拘泥于有无，本来是一切圆成，不取则做主，要不就为奴；都是幻象无凭，这样就是实义，就是宗旨，就是可循的阶梯。就是禅宗六祖说的‘有无皆不立，长御白牛车’，这样对吗？”（此处须知《牧牛图》之意。）
太老师大声严正地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讲。学无上智慧的人，不可以胡乱地陈述自己不懂得的智慧，像你们刚刚说的，就是在诽谤佛法，就是在说恶口。如果不赶快悔改，岂止是贻笑于有道之士，实际上会有不良的果报的。”
这个时候，提问的人更是一头雾水，就向袁太老师行礼叩首，说道：“我很愚昧地随意揣测佛法的深义，请求先生开示，怜悯我的一片热忱，也鼓励后进，让没有体会的，能够想学；让想学的，可以入门；让入门的可以深入，并且学得真心实意；这样承继前人的智慧，也能让后人有个榜样。”
说完了，又向老师行礼，连续数次请法开示。袁太老师用手抚摸着胡须，眼光环顾着众人，很久以后，才说：
“这个，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也是每一个人圆满成就的，本来就在门内，何须入门。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先前说的都已经是引导你，用简单方便的话接待引导你的。怎么说呢？
“所谓一切佛法名相，已经列举和还没有列举的，都是借机说法。而法尔圆成，不是因人而得，不是依赖上师教导，不是为自己来求的，也没有什么执着的修行验证方法，这才是所有成就智者的途径，共同的了解；可是学人却偏偏要找个门路，猛学知识，建立许多知见，远离真意，你说奇特不奇特？轮到了自己，就学成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具足圆满成就的人，连个门路都找不到，自我信心尽失。
“佛家学说，奇言怪语好似妙义纷纭，魔乱外道好像正邪对立，所有经典多如牛毛，可是真实法理哪里有这么多好讲的？前辈怜悯智慧未发的人，假设方法解说；讲上中下三乘，是让初学易懂；讲戒定慧三学，是解释共法基本德行。但看个人了解的深浅，假设不同的学习层次；因为个人领悟的快慢，暂且叫它是顿悟或是渐修；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方法，那么还有什么法门吗？
“如果学人能够当下看破这个，当下放下，不但经律论，所有禅宗祖师和一切的教育法则，都不过是个话语工具而已，当然也会看到自身亦如是也。要不然你要从哪里进入？往哪里趋前？果真有门路可入，或是有途径可走，各位啊，各位，你们找到了没有，进来了没有？”
袁太老师说完，问完，所有弟子安静无声，没有人回答。
袁太老师才又说：“苦苦地找能入门的方法，像是找乌龟身上的千尺毫毛；但是说没有入门方法，就像说佛法不灵验，极大的兔子头上长角一 样。”
弟子答问：“如此而言，究竟告诉我们一句话，该怎么做？”
袁太老师：“告诉你们：木樨花开八月秋。”
大家此时还是不明白，又请老师再讲解讲解。等了许久，袁太老师方才又说了结尾数语。
袁太老师曰：“我已经尽力去说明白，为大家做这样脱离本体的开示，喋喋不休，是为了什么呢？没有办法，只好讲了四次法，权且为大家开个门，假借五法来说事，讲述先前得道者的感悟忠告，稍微加上一点自己的了解，这样大致成为一堂课。如果你们中有听懂而善得我所假说的，就是可以站在智者顶上而超脱的人；如果还是抓着我执法执不放，那么必然根器不足，仍是那个绑在拴驴杆上的。倘使我说教不能唤醒你的智慧，就怪算是我遮蔽你的自知之明吧；若是明白了本来面目，才会知道是靠自己了悟的。我把枯叶子当作金叶子，是我的偏差；用指指月让你看，是要你见月不见指啊！大家共勉吧。”
《维摩精舍丛书·黄叶闲谈》章中之“缘起”一段记录，就写到此吧。希望各位不计较文字，能接受我的用心。文字主要是把话语平铺直叙，话中的真实义也不想再落言诠，就待有缘吧。只是与父亲的因缘，平生多见驴橛满客，登堂少有。现在重读袁太老师的话，原来是代代如此。
凭借袁太老师与父亲等人的努力，维摩精舍后来与著名佛学居士欧阳竟无先生主持的支那内学院（因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佛教自称其学为内学，故名。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二年成立于南京，其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一道儿成为长江流域两大居士弘法团体，袁太老师与父亲于此居功甚伟。
在维摩精舍一年有余的时间里，父亲就住在袁太老师家里。承蒙袁太老师一家的悉心照顾，父亲深感其恩。一九六六年，袁太老师仙逝。据袁太老师的女儿、父亲的师妹袁淑平女士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探知此事派人万里到成都，拜见她的继母陈雪倩女士，送来经费为她养老，就像是袁太老师的亲生之子。其间，父亲还给了袁淑平女士一大笔钱，还要送给她妹妹袁季平和妹弟刘福雄，但他们二人未收受。他们说自己是袁太老师的女儿、女婿，伺候自己的父亲是应该的。父亲还派一位女弟子给袁淑平送了一箱子书——大部分是父亲的著作，也有《维摩精舍丛书》，还有很多佛经。
袁淑平女士说：“其实，南兄当年住在我们家，我们并没有给他很好的照顾。当时家里并不富裕，顶多将就得过。但是在他修行有成、誉满天下之时，却始终不忘师恩。虽然我父亲去世了，他却将这份感恩之心用在了恩师的家人身上，辗转托人寻觅。最终找到后，虽不能亲赴成都，却不仅一次性给予资助，而且每逢春节或者有便人来成都，必托人捎钱捎物或书籍刊物。”
父亲与袁淑平相聚
父亲为建袁太老师的灵骨塔尽心竭力。袁淑平女士说：“父亲焕仙先生去世后，继母把骨灰送回潼南继母的侄儿家去埋葬，师兄邓岳高、李自申等多次去取都不得还，后经宗性师父帮忙，从中斡旋才把骨灰取得，又经宗性师父协助，兄出资七十余万元召集不少工艺、匠师、工人等，为我父亲在盐亭凤灵寺动土造塔，修七尺灵塔，埋我父亲遗骨，使我家感恩铭德，无以复加。”
父亲与袁太老师家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他后来还认师妹袁淑平女士的儿子做义子。袁淑平女士说：“师兄回国后，我儿子就更方便去看他了。交往多了，师兄越来越喜欢我儿子，并主动提出收为义子，这也是师兄一生第一次收义子。听说他在去台湾前，在温州老家一个好朋友的腹中之子，曾指认给他做义子，但是他从未谋过面，所以，我儿子就是他唯一的义子。当我得知师兄收我儿子为义子时，心里非常高兴，表面看是对我儿子的认可，实质上是对师门的看重和回报……无论是见面或是电话、书信联系，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他对我父亲焕仙先生的尊重，对焕仙先生亲人的恩惠，无论是送钱送物，还是财施法施，处处让人体会出他对师门的报恩情深，甚至在传我儿子心法后，他还戏称：‘你外公教我的，我还给你了哈！’”
袁淑平女士这样评价父亲与袁太老师的师生情谊：“师兄与我爹爹的师生之谊，他一生都非常珍视，并且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美德和传统，真有‘法乳一滴恩，涌泉报到今’的君子风范。”
十、峨眉古刹封关顶
父亲一生中做的一件大事，一件常人很难做到又很难理解的大事，是在一九四三年秋天，他事先没有打招呼就离开袁太老师，一个人悄然上了峨眉山“闭关”去了。“闭关”一词，最早见之于《易经》复卦象辞，“先王以至曰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指的是斋戒安身静养的意思。后来的闭关，又称掩关，这个名词和风气在印度没有，中国也是到元朝之后，甚至到了明朝，才看到有这种修行方式的记载。《禅林象器笺》中说：“自入元，始有闭关之说。自入明，乃有闭关学道之事。”
古代禅宗中流行一句话：“不破参，不住山；不开悟，不闭关。”或者说：“不破本参不入山，不到重关不闭关”。对禅僧来说，必须等开悟后，才能有资格闭关，否则，闭关不是一无所成，便是入了魔障。闭关修行能够放下杂务，杜绝外缘，是专事修行的最佳方式之一。但是，必须具备许多因缘条件，一者是关主的禅定功夫，二者得有寺院愿意成就，所以非常不容易。
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它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神秘无比。它层峦叠嶂，山势雄伟，景色秀丽，气象万千，素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妙喻。峨眉山自古就有“普贤者，佛之长子；峨眉者，山之领袖”之称，文化遗产极其深厚，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为普贤菩萨道场，被誉为“佛国天堂”。
大坪寺为峨眉山古刹之一，位于峨眉山中峰。清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由明末避世的得道高僧松月法师开山主持修建。因居山之顶，又是一个土坪，故得名“大坪”。大坪寺地处悬崖陡峭的孤峰之上，只有“猴子坡”“蛇倒退”两条崎岖的山路可通，一般人根本上不去。所以，这里常年很少有游客或者香客。山上无水，所用只靠一个蓄水池积存雨水和冬季的雪水。此地人迹罕至，是一个闭关静修的好去处。
传说松月法师出家以后，独自住在中峰绝顶的草茅丛中，同猴子、老鸦和蛇为伍，还有一只为他巡山的黑虎。没有吃的，只能吃乌头。乌头有毒，他吃了居然没事。后来，大坪寺每年冬天，全体僧众都要吃一次乌头，来纪念松月老和尚的苦行精神。大坪寺山脚下有一个“山王庙”。山王，山中之王，大老虎也。“山王庙”中供着一只泥塑的大老虎，这只浑身黑色的大老虎，相传就是保护松月法师的那只黑虎。
大坪寺高处中峰之顶，和尚们的粮食给养全靠两位苦行僧从山下挑上来。这两位苦行僧，一位又聋又哑，和尚们都称他为哑巴师兄，据说聪明绝顶；还有一位叫通永法师，贵州苗族人，早年投身行伍，不通文墨。他比父亲年长，同父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两人之间，互称师兄。通永法师俗姓董，名明开。五十年后，父亲到厦门南普陀寺主持禅七，也把通永法师请去。这是他们分别了半个世纪后的第一次见面，当时通永法师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身板还很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力超乎常人。他一生参禅念佛，真修实证，为人极为自谦。通永法师还是武功高手，继承了峨眉派功夫，尤以猴拳见长。民国时期，他曾多次代表峨眉山前往成都参加武林擂台赛，力克众多武林高手，并与海灯法师切磋武艺。二〇一〇年，通永法师于峨眉山报国寺安详示寂。
父亲第一次进到这个庙里，感觉自己好像来过这个地方。细想起来，原来是他童年时代“三个梦”当中的第二个梦，在这里得到了应验：梦中趴在他身上的那只大黑虎，同“山王庙”里供的大黑虎一模一样。父亲后来常对学生说，命中注定他要到峨眉山“闭关”，而他的闭关一定是顺利的，因为有这只大黑虎保护。
据父亲后来在《金刚经说什么》中的讲述，这里的和尚特别信奉众生平等，这也是特别吸引他的一个原因。老和尚对信众都称居士，甚至包括动物也是如此。老和尚看到猴子归来，就说猴居士来了。蛇来了，就说蛇居士来了。“从没有说猴众、猴徒、蛇徒，没有这样说的！老和尚的声音使人一听肃然起敬。看一切众生平等，这个是佛法的精神。”
父亲上了峨眉山之后，与印华法师结成挚友。正是印华法师提议，他才起了在大坪寺闭关的念头。印华法师为当时川西尼众中之翘楚，父亲在“关房”闭关期间，他是虔诚发心供养的外护之一。父亲曾在一首忆印华法师的诗中写道：“印心促膝记当年，定起绳床月满天。几点腊梅花欲蕊，经窗相对两无言。”生动描述了当时的修持生活，也表达了对同道至交的深挚友情。闭关者住的房子称为“关房”，一般都建在僻静处，关房必须具备一定的生活条件，如有小阳台能让闭关者晒到太阳，内有厕所，等等。在闭关期间，以不出关房为原则。所以在关房外，必须有人护持饮食、医药等事，称为“护关”。
父亲在峨眉山皈依的是普钦大法师。普钦大法师曾经刺血写了一部《华严经》，共八十卷，前后写了三年。据父亲回忆，普钦大法师刺血写经时，先经行几步，然后坐下，用金针在舌上刺，血出后接在一金杯里，用生姜将血研开，使其不凝固。刺血写经时不吃盐，因为盐会使血色变黑。普钦大法师两个指头燃了供佛，只剩下八个指头。燃指供佛时，用棉花包起手指，放在油里泡，然后用火点燃供佛，跪在佛前，声色不动，其虔诚礼佛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大坪寺藏有全部《大藏经》，又有挚友印华法师的提议，以及普钦大法师的首肯，父亲便决定选定此处闭关了。
为说服寺庙支持他闭关阅藏，在一天夜里，父亲当着僧众发宏誓愿——弘扬儒释道诸子百家，接续中国文化断层，为此请普贤菩萨做证明：自己所证悟对否？刚才所做施食（与降服）方法对否？上峨眉山闭关阅《大藏经》，将来出来弘扬三教百家，接续中国文化断层，对否？父亲话音刚落，只见夜空下幽暗的山谷突然灿如白昼，还伴随轰隆裂空之响，这就是菩萨对父亲发愿的回应。面对如此回应，在场僧众无不震撼，无不对父亲表示赞叹敬佩！对此种场景，爱吹嘘的人肯定早就到处吹嘘自己是如何厉害。但是，父亲却没有这样做，当时，父亲严嘱在场诸位务必守口如瓶，不要泄露天机，否则恐会有不祥祸端。
大坪寺为我父亲举行了隆重的闭关仪式。寺院的僧人集中在大殿，维那师举香赞，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三称，《大悲咒》三遍，《心经》一遍，“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三称，唱观音赞“菩萨号圆通”。父亲恭谨地行十方礼，感谢寺院成就他的修行，祈求佛菩萨加持。接着，唱“观音菩萨妙难酬”八句偈，僧众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每人拿一炷香，送“关主”父亲到关房前。在关房前预设香桌，方丈和关主共同拈香，接着敲引磬三阵，方丈说法，说明闭关的重要意义，劝关主珍惜这殊胜的因缘，在关中努力修行。说法后，方丈说“请”，父亲进门，回首礼谢僧众，三拜关门，僧众回大殿念回向偈。就这样，父亲正式闭关去了，暂时与世隔绝。
在大坪寺闭关时，父亲独处幽室，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暂时避开了红尘的纷扰，让他有了一个极好的读书修习的环境。在此期间，他埋头细细研读《大藏经》。《大藏经》并非普通之书，单就字数来说，就不是一般著作能媲美的。虽说近年来，海峡两岸都影印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敦煌大藏经》，但是又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仔仔细细读完这部皇皇巨著呢。即便是不少颇有名气的法师，也从未涉猎过《大藏经》。而父亲在峨眉山闭关时，把整部《大藏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细细研究，品味其中真谛，以经为法，印证个人修持所得，为他日后被奉为“禅宗大师”奠定了极深厚的基础。
据后来台湾首愚法师在《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法门之简介》中描述，父亲是在峨眉闭关期间蒙文殊菩萨教授佛法，方才醍醐灌顶，清明通透 的：
“今南公怀瑾上师所传之准提法仪轨，乃师昔年于四川峨眉山闭关下山后，再掩室于嘉定（乐山）五通桥多宝寺期中，蒙文殊师利菩萨显现亲授，内涵性相融通及即身（生）成就奥秘。师誓愿如世缘过百龄，得机而宣说其中全部内密，再正式传授传法上师之正式灌顶。不然，没身而已。平常不易轻传仪规灌顶，只恐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之故。”
首愚法师的这篇《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法门之简介》是他多年行持本法的亲身体验，为接引系心佛道、切愿深入如来法性大海的十方佛友所拟，为求慎重，曾请父亲二度审修方才完成。可见，父亲对此中关于自己的说法是认可的。
父亲虽未受戒，但在大坪寺闭关时完全同出家人一样，也是“过午不食”；吃的菜叫作“万年菜”，就是辣椒、盐巴和干菜；初一、十五，有一点豆腐吃，就算“开荤”了。每年农历十月以后，大雪封山，好几个月寸步难行，父亲用两句优美的诗句描述当时的情况：“长忆峨眉金顶路，万山冰雪月临扉。”
其间，袁太老师特地上山看望这位与之心心相印的弟子，并在大坪寺为僧众们举行了一次禅七，还欣然命笔为大坪寺作了一副禅意隽永的对联：
此地即普贤道场，来天末雁，看岭外云，数遍色色尘尘，都是晴空一亘；
何处觅秀头和尚，饮赵州茶，读慈明榜，历尽山山水水，依然秋月半轮。
父亲一生有两次闭关，这次在大坪寺闭关是第一次。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却做出了一般年轻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父亲在闭关期间，留下了好几首诗，从他的诗中，或许能看到一点当时的心路历程，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云作锦屏雨作花，天饶豪富到僧家。
住山自有安心药，问道人无泛海槎。
月下听经来虎豹，庵前伴坐侍桑麻。
渴时或饮人间水，但汲清江不煮茶。
父亲的这次闭关，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在家乡有的人，一提起父亲，就说他是个老和尚。其实他一生中并没有真正当过和尚，只有这一次“削发为僧”的经历，应该算作是短期出家修行。父亲当时已经成家，他有妻子儿子，但为了修证佛法，到这里闭关。寺庙的规定，在庙里闭关必须是出家众，要削发，要穿僧衣，父亲接受了，只是没有受戒。
父亲下山后摄于成都，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秋后，父亲转而来到五通桥多宝寺闭关潜修。由于闻讯而来访者日见其多，遂移至乐山弟子张怀恕女士家书楼安居，除禅修打坐外，便埋头于书丛之中，批阅了全套《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收获甚丰。
此抗战胜利之时，父亲仍在读书禅修，坐穿冷板凳，不赶热灶头；而在四川的下江人（外省人）和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见抗日战争局势已经彻底扭转，都忙着回乡或者复员，熙来攘往，谋求升官发财之道。他写了一首五言律诗，表达了希望回到家乡的心声：
乙酉岁晚于五通桥张怀恕宅
去国九秋外，钱塘潮汎悬。
荒村逢伏腊，倚枕听归船。
戍鼓惊残梦，星河仍旧年。
人间复岁晚，明日是春先。
一九四六年元旦以后，父亲再次转移至多宝寺（大坪寺下院）继续闭关修炼。闭关结束时，寺院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出关后，他回到成都，住在维摩精舍后面的一间偏房里。
父亲的修行之途漫长悠久，修行的地方也是辗转变换，但是峨眉山大坪寺对于父亲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在此期间的修行，给他留下了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几十年后，父亲虽已年老，但是在开始同内地亲朋好友联系时，仍不忘关怀曾与他朝夕相处的大坪寺师兄弟们。再后来，师兄弟们计划修整大坪寺，重续大坪寺的佛灯香火，但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就希望父亲能出资协助。没想到的是，父亲却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父亲这样做自然是有自己的考虑。虽然在别人看来，这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因为凭借他的声望，只要他开口，定有无数人捐款，如此一来，修整大坪寺毫无困难了。但是父亲却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自己虽然悉心钻研佛学、传播佛学，积极促进佛学的兴盛，但是这并不代表自己属于宗教界人士，也不想涉足宗教界，不热衷于纯粹的宗教活动，因为这样就与他的初衷相违背了。父亲虽力促佛学复兴，但终其一生，始终与世俗的宗教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不被纯粹的宗教活动束缚行动和思想。此外，他也考虑到，如果出面募捐重修大坪寺，加上已有的名气，世人就会误以为他是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他从来不搞个人崇拜，也不希望别人盲目崇拜，所以拒绝了这个请求。后来有人提议重修他的故居，他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拒绝了。
十一、参学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像
虚云老和尚，祖籍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一九五九年秋圆寂，世寿一百二十，僧腊（僧尼受戒后的年岁）一百○一。虚云和尚一生虔诚奉佛，志大气刚，悲深行苦，“坐历五帝四朝”，“受尽九磨十难”，为法忘身，年高德劭，堪称佛门一代高僧，千秋典范。自鸦片战争以来，迄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佛门衰落，宗风沦坠。虚云和尚皈依后，承担起振兴佛教的历史重任，如法如理，应时应机，为近现代佛教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〇〇九年，适逢虚云和尚圆寂五十周年之际，其弟子净慧长老主编的《虚云和尚全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两年，净慧长老亲自拜访，请父亲为《虚云和尚全集》题名并作序。净慧长老同时赋诗五首，谦虚地请父亲“斧正”：
拜谒南公怀瑾老维摩于太湖大学堂感怀，并呈审政
（一）
怀疚来参金粟身，湖光波影四时春。
重重楼阁从头看，一派清风迥出尘。
（二）
维摩丈室雨花天，指点乾坤处处禅。
生活菩提原不二，何妨一念入三千。
（三）
三千一念事圆融，火里莲花老更红。
聃也犹龙游大泽，五洲翘首沐春风。
（四）
三教经纶别有天，和光同俗祖师禅。
我来问道将何似？多谢先生为卷帘。
（五）
满怀忧教老婆心，面壁求贤想古音。
天下禅林重抖擞，清修何惧毒龙吟。
净慧初稿二〇〇七年六月一日于北京法华精舍
诗中似有所指，其中寓意似与虚云老和尚多年前做的三首《辞世偈》中的第三首暗暗相合：
吁嗟我衰老，空具报恩心。
宿债无时了，智浅业识深。
愧无成一事，守拙在云居。
诵子喫饰句，深愧对世尊。
灵山会未散，护法仗群公。
是韦天再世，振毗耶真风。
自他一体视，咸仰金粟尊。
中流作砥柱，苍生赖片言。
末法众生苦，向道有几人。
我负虚名累，子应觉迷津。
佛国时欣慕，香光拟近趋。
谨留几句偈，聊以表区区。
此偈显然是一首预言偈，是专对父亲说的。
父亲与虚云老和尚交往深厚，对净慧长老的“求教”自然心领神会，于是写下一篇充满了感情的文章，追忆了与虚云老和尚的交往经历。该文作为“序言一”，被收录于正式出版的《虚云和尚全集》中：
洎及抗日战事军兴，全民奋起御敌，国无宁日，遍地无安。德、日、意联盟，而引发世界第二次之大战。致使全球鼎沸，弥漫战云。日军夜郎自大，竟至爆发“珍珠港”事变，意在打击英、美而无暇东顾，迫使中国再也无力抗衡，即可囊括华夏而霸权东亚矣。
际此时期，有人传称日人乃启动“高野山”之密宗高僧而修“降伏法”，故敢有此举动。因之而使国民政府之“党国”元老，如戴传贤（字季陶），国府主席林森（字子超）等人，佥向领导抗日之最高统帅蒋中正（字介石）晋商，以易辞之“神道设教”而施之以佛道治平。故有以国府主席林森名义，邀请虚老到重庆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之举。
时在岁次壬午年腊月，至癸未年正月之间，即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一年岁末而接三十二年正月之交。正当虚老一百○四岁之时也。此时亦即我随袁师焕仙先生，代表成都四川佛教会邀请虚老莅蓉城而未果，但得亲与虚老对话而参学皈依，同时又与密教上师贡噶活佛，亲聆大手印法语之时。
而当时所谓之“护国息灾法会”，举办地点是在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法会共有显教与密教两坛。上午显坛，乃虚老所主持。下午密坛，乃贡噶呼图克图所主持。两坛盛况，正如俗言，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者。如欲皈依显密两大师而得觌面亲授，犹比面见如来而亲得教诲者尤难。
我因随焕师，并有林子超主席及戴季陶先生之特殊因缘，每可在两上师稍暇之时，随时入室而亲聆参诲，且及兼闻诸多外间所不知之事。同时，因此而识当时参与法会而任虚老首座之显明法师。法师乃天台宗传人，后又代表中国佛协而参加青年军，为有识者之所敬佩。
三十年后，与其在台湾再见，我为其办赴美国弘法之事，继而就任美国纽约大觉、庄严两寺方丈。人生际遇因缘，真非思议所料。同时得遇献身战地而收养敌我两方孤儿之弘伞法师，及修黄教密宗之能海法师之师弟能是法师……弘伞法师者，乃弘一法师之师弟，安徽人，闻系北洋时代之将官而出家。其人其行，卓荦不群，故与之交情颇笃。总之，当此战时陪都，有此佛教大法会之盛事，凡僧俗参方知名之士，云卷雾散，不期而遇，随缘来去者，大有其人。
此时，我虽随焕师与虚老聚首三四日，但须随时过江到重庆，处置俗事。山路崎岖，轮渡拥挤，昼夜身心均介于佛法与俗务之间，颇有劳倦之感。一日傍晚，赶上轮渡过江，恰于船旁得一座位，即欲闭目养神，不意江岸华灯，闪烁于开眼闭眼之际，忽而进入醒梦一如之境，大地平沉，豁然夜空一体。
唯天色虽黑，船已靠岸，即举足前行。忽见虚老亦孤身一人，走在我前。沿途坎坷不平，乱石烂泥犹多，我即趋步上前，手扶虚老右臂曰：“师父，太黑了，危险，我来扶你。”虚老顾我微笑，即脱臂而出，曰：“前路暗淡，你我各走各的，不必相扶。”只好依命同行，但加留意而已。及抵慈云山门，方各自回寮。此情此景，我在台湾以后，传闻虚老遭遇，方忆当时此话，岂亦偶中乎！
护国息灾法会后之两年余，在我国全民长期浴血抗战八年之结果，竟得日本无条件投降之事实。虽曰国际人事之变化，抑亦天庥中华而不致沦堕于魔手乎！然而外祸既息，同室阋墙之难方萌。“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诚为万古至理名言。
在此期间，我曾于成都、重庆，经云南而返乡探亲，且亲至南京观风。即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际，转赴庐山天池寺之圆佛殿专修静虑，并思如何自处而得暂可栖身之域。秋后下庐山，再到杭州中印庵与通远师弟晤面，经其介绍而认识巨赞法师，并在灵峰寺借住。此处乃法师所主持之武林佛学院，放鹤亭即在默林之中。同时，再由巨赞法师得识住在黄龙洞之印顺法师。彼二人者，皆为显教学者之义理法师，乃当今教下之僧才，实亦难能可贵者也。
巨赞法师且邀我为佛学院僧众讲授禅修之课，即便应命结缘。但其时国事紊乱如麻，人心已甚惶恐而极不安定。故我已决志拔足东流，将赴海外。一日，巨赞法师邀我丈室与言曰：“阁下乃不世之士，禅门健者，况相交知心，今有事不得不直言相告。不出三五日，我即将为有关当局杭州站拘捕，或即此断送性命。君住此间，恐有牵连，故不能不坦言也。”
时我闻之诧然，即问之曰：“法师固为彼中人乎？我是无任何偏倚之身，但与其中当道者，颇有方外道义之情，如法师直言相告内情，或可助君一臂之力而脱困也。”法师即曰：“我非彼中人，但已决心为维护佛教而已与对方联络输诚，并得虚老同意，虚老自称为应劫之人，决不退避。”
我闻即曰：“此事想必是陈铭枢鼓动虚老且为牵线。”法师笑答：“所料不差。”我再问曰：“法师等说为维护佛教而不得不如此，固为真言而不妄语者乎！”师即合掌作答曰：“决非别有异念也。”我即起而言曰：“既如此，我于今夜动身到南京，后日即返，望君多福。如我友许衡生在京，必可使我面见当局而为法师乞留一命以完心愿也。”
此事，果如我所预期，虽费两昼夜奔走于京、杭之间，但得保存巨赞法师而度此危机，且亦因闻虚老亦已心许故也。后闻巨赞法师出任全国佛协副会长，不知为保全虚老是否有所作为，此亦我与虚老有关之另一公案，故又随笔及之。
旋于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初则蛰居基隆陋巷，四壁无依。一日，忽梦一老人向我挥手，身旁有一牢笼，有流血之病狮向我猛吼，醒而异之，不数日，传闻虚老有云门事变之事。
虚老乃一代高僧，行化因缘，犹如多面观音，非凡夫之所知。民国以来，不但禅宗，即如整体之中国佛教，皆遭新文明撞击而没落。虚老眼见佛教与禅宗之劫运，故不辞疑谤，并承五宗而书写付法帖以传人，实亦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所谓拟“继先圣之绝学”，义所不辞也。其坚修苦行如头陀，实有合于达摩祖师之四行门，且修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之菩萨道，足为后学楷模，当之无愧也。虚老一生于禅门规矩，大多是注重护持，恪守传统遗风，是为最要。
我曾闻虚老有言曰：“将来事，将来自有人做。我等都做好了，后人还做什么？”此语足可留为师法。
狮子山慈云寺之护国息灾法会，主持显、密两坛之虚老与贡噶呼图克图，皆为吾师。而今二老皆以应化善逝，且当时与会之相知诸公，亦皆随缘物化。唯显明法师尚在美国，今已一百○二岁矣。但群生之劫浊、见浊、烦恼浊等，亘古依然，尚祈此会之慈悲愿力，仍当永护中华。
二〇〇七年（岁次丁亥秋）八月二十五日南怀瑾
此外，在《维摩精舍丛书》中，父亲也记述了自己得到虚云老和尚指点的经过：
法会毕，虚老邀焕师（指袁焕仙居士）夜谈，怀瑾侍：且曰法会已终，彼此无事，可以冲冲壳子，甚不必拘拘律仪也。
焕师曰：善，虽然，和尚西来，君虽明惜相非良辅矣，五十日法会波波，未免水里画纹，空中书字。
虚老曰：何谓也。
焕师曰：良辰难值，良机易失。
虚老大笑，复曰：老居士与显明法师过从否邪？
焕师曰：不但过从，而且甚密。
虚老曰：有说乎？
焕师曰：有。
虚老曰：何说？
焕师曰：教渠踏踏实实与和尚作侍者，三年必摸着向上机关。渠曰，摸不着时如何？余曰：瞎瞎，你来成都觅一个啄棒打发你。
虚老大笑且曰：成都学佛朋友如何用功？
焕师曰：有三种朋友落在难处，不可救药，所以望老师刀斧也。
虚老曰：云何曰三？
焕师曰：一云悟后起修报化；一云一悟便休，更有何事；一云修即不修、不修即修。
虚老曰：嘻！天下老乌一般黑。又曰：以此道兴替论，贵省之盛甲全国，而犹云云，况余乎？此当机所以不许徇情，而贵眼正者也。
焕师曰：唯、唯。
虚老曰：比来一般魔子，酷嗜神通，并以之而课道行高下，成都朋友有如是等过患否乎？
焕师曰：有、有，还是天下老乌一般黑。
语已，指怀瑾而谓虚老曰：此生在灵岩七会中亦小小有个入处，曾一度发通，隔重垣见一切物，举似余。余力斥之，累日乃平言未卒。
虚老曰：好、好，幸老居士眼明手快，一时打却，不然险矣危哉。所以者何，大法未明多取证，一分神通即多障蔽本分上一分光明，素丝歧路，达者惑焉，故仰山曰，神通乃圣末边事，但得本愁末也。
彼时纵谈，声震瓦屋，极尽其趣。
焕师骤起礼拜，虚老手扶曰：居士作么？
焕曰：丁行之日，昌圆法师托焕仙问和尚一语云，如何是定相？彼时焕仙即欲答言，己问和尚了也，旋以祸不入慎家之门，胶口至今，乞师一语毕来命。
虚老曰：本来非动，求定奚为？永嘉云：二十空门原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若起心求定，是为魔境，定境既魔相，安有是？若有是处，皆功勋边事也。请语昌师，决不相诳。
焕师笑曰：诳也、诳也，起退。
虚老挽曰：住住，年惟今日冲壳子心甚开阔也。夜虽深，余力尚能支。又数十分钟退，此第三度会语也。
滇代表戒老和尚，虚老同参也，共王九龄君谓焕师曰：虚老能到蓉滇，即不难速驾，然此老极徇情，且重先生，若辱跪求，必如愿，如何？
焕师知不可，然以为法为友，慨然偕怀瑾长跪俯请，虚老手之今起曰：老居士起、起。
焕师仍伏地，虚老曰：老居士愿虚云多活几年，即请起，明岁之冬的来成都，不然，与老居士道谢辞行矣。
焕师悚然而起，挽以住世。
虚老颌之，于是亲书一偈，井南华小志一册，自像一纸，赠焕师偈曰：
大道无难亦无易，由来难易不相干，
等闲坐断千差路，魔佛难将正眼观。
复赠吴梦老偈一像一，复蓉中诸贤信多函，托焕师转，明日回曹溪之南华。怀瑾侍焕师趋潼南之玉溪。
乐清南怀瑾敬辑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吉日
在《习禅录影》一书中，父亲又专门讲述了与虚云老和尚交往的两件往事：
虚云老和尚，这位禅宗的大德。我也是他的弟子，我常常讲：师父啊！你不要变成讼棍。怎么讼棍？一辈子跟人家打官司，到处打官司。为什么打官司？庙子被坏人占了，不肯搬出去，他没有办法，只好去告他，又把庙子盖起来。他发愿要重新修成一百二十个庙子，每个旧庙子，他都要把它修过，大陆上的旧庙子被军阀和坏人占去了，他要把这一批人赶出去，所以到处跟人家打官司。
那个时候，我说：“师父啊！你发心到处盖庙子，要盖就盖好一点嘛！马马虎虎的不行。”他说：“你这个孩子，我们都做完了，后来的人做什么事？”嘿！这有道理，我们做得那么好，后来的人光享福，还做什么事啊！
以前在重庆的时候，人家请他去做护国法会。那个时候，政府里很多人都是他的皈依弟子。有一次，天黑了，一下码头，我搀着他，怕他跌倒。他把手一推说：“不要扶了，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两个人的道路不同，他剃他的光头，我留我的头发，各走各的路。
父亲在厦门禅七期间，曾经说过：“虚老，抗战时候在重庆做法会，我们都常在一起的，老师父，活了一百二十多岁过世，在江西云居山，那时我在台湾。他还给我留下话来，这是讲笑话。貌似戏言，实有所指。”
作为“不二门”的有发僧，父亲对佛法大道的弘扬走的正是维摩居士所径。诚如虚云老和尚所言：“前路暗淡，你我各走各的，不必相扶。”不相扶只因前路莫测，各遂其志罢了。本来是殊途同归、万法归一的道理而已。普度众生的路本就千条万缕，所同者无非是一颗无执无我的法忍初心，虚云如是，父亲亦如是。
十二、远走康藏学善财
一九四六年，父亲闭关结束。他“出关”后，在成都佛学界已有相当的声誉了。当时，抗战已经胜利，在四川的外省人纷纷东迁，或回归阔别多年的故里，或为自己的前途四处奔走。因为当时父亲已经小有名气，所以很多人都希望他能留下任职，如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就劝父亲留下来，许他官职，但父亲推辞不任。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甘典夔也十分赏识他，大方地要把自己在百花洲的别墅让给他住，也被婉言谢绝。在父亲心中，就算有再好的待遇，也不是长久居住之地。他曾说：“梁园虽好，决非久住之 乡。”
这时，国民党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四处宣扬“民主政治”“制宪”等口号，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父亲有两个朋友，一位是曾担任四川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傅养恬，一位是中央军校教官、留学苏联的叶道信，两人都被蒋介石免职了，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发表唱和毛泽东所作《沁园春》的词。被免职之后，两人觉得国民党并非真正民主的政党，认为此时正是另组新党、参与国事的大好时机，于是在成都西门外茶馆里开讲座。叶道信向百姓讲社会革命方面的相关内容，傅养恬讲《大学》《中庸》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当时听他们讲课的大多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课受到了极大的追捧，声势浩大。他们觉得此时已经有能力组织一个新党了，但是还缺乏有大才的核心人物。之后他们就想到了父亲，认为父亲年轻有为，而且具备入世间、出世间的学识修养，十分适合出任党魁，便极力邀请他加入。但是父亲一直无意仕途，对政局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自然是不会让自己卷入政治“火海”之中的。不论他的两个朋友如何劝说，他也只是哈哈大笑道：“你们是我的好朋友，真想把我抬到火炉上烤啊！”
父亲在十月三日起开始主持大竹县文昌阁禅七。禅七过后，他在成都一带的名气就更大了，前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影响了他的生活。于是，他决定不在成都久留，但也没有想着立即返乡。正好，有朋友邀请他赴昆明讲学，他就离开了四川。
昆明讲学期间，在神通俱足的风了和尚陪同下，父亲远走西康、西藏，参访密宗各宗各派。风了和尚为他护法并安排行程，满空法师为他担任藏语翻译，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谢子厚大居士则供养他红教（宁玛派）、白教（迦尔居派）、黄教（格鲁派）、花教（萨迦派）等多种秘藏法本。
密宗，在中国佛教中，被列为十大宗派之一，又称喇嘛教，因为藏语称密教僧徒为“喇嘛”，所以便以此名代指密宗。密宗在中国分为两类：盛唐时，印度密宗大德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世称“开元三大士”。密宗传入中国，至明朝永乐年间，有些信徒被放逐到东瀛日本，被称为东密。初唐贞观年间，西藏王松赞干布遣僧留学印度，于是便有寂护师弟、莲花生大师入藏，密教逐渐遍及西藏，随后又再传至内地，统称藏密。
根据藏密的传说，释迦佛的一生，所传授说法的重点，都是可以公开讲说的，所以称为“显教”。至于具有快速成佛的秘密修法，释迦恐怕说出来会惊世骇俗，所以终生不肯明言。他涅槃后八年，为了度世而决定传授密法。因此，他以神通显化，不再经过母胎出世，而是在南印度的一个国度里，在御花园一朵巨莲的花蕊中化作婴儿之形，即后来密教的教主——莲花生大师。长大以后，他娶妻生子，继承王位，施展神通治理国政。后来他舍弃王位周游传法，到过尼泊尔，发现那里的国王暴虐严酷，遂取而代之，整顿好尼泊尔的国政后，又飘然而去。至唐太宗时代，他入西藏传授密宗教法，使西藏成为佛国。传法大任完成后，他乘白马升空而去，返回世外佛 土。
藏密曾一度秘密地固守在西藏的封疆，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以后，汉、藏之间互通款曲，显、密二宗才渐渐有了往来，许多知名的喇嘛大师也亲自到内地传教，藏密便在内地逐渐流行起来。
当时，父亲虽然并没有在政府任实职，但是拥有西康行辕公署少将参议的虚衔。这个虚衔让他在康藏一带一路畅通，行经各处，都能得到周到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并有得以参透密宗各派奥秘的方便。他参访了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得到多位上师的印证。他们承认父亲为合格的密宗上师。后来，贡噶活佛还在成都古刹大慈寺，特地为他传授了显密大小戒律，并亲手书写了藏文传法传戒的证书交给他。
父亲曾在《宗镜录略讲》里描述过他在西藏学习密宗的过程：
我们当年学“大”密宗的法，很痛苦！求法就求了好几个月，天天到上师面前磕几十个头；天天供餐，上师始终不理你，几个月后总算答应了。据说要与大法有缘的才能传，一百多人报名登记，只圈定二十多个有缘的人。传法前，上师本身在坛城内念经念咒，手中的铃杵叮叮咚咚，比唱歌演戏还要忙；坛场从早到晚供佛的檀香、沉香不断，庄严得不得了，修七天七夜，要修到护法神现身。譬如道场的护法若是韦驮、关公，那硬是修到韦驮、关公站出来让你看，这个坛场才可以传法。
到传法时严重了，前门上锁，后门上锁，有卫兵站岗，二十多个人，膝盖早已跪酸了，也不敢抬头，偷望一眼，上师宝座依然是空的。最后终于等到上师出场，坛场庄严肃穆，这下可传大法了！搞了一百多天，花了那么多钱，老人家一上座，静悄无声，桌子一拍“啪”一声巨响，半天没有开口，再偷偷一看，上师不见了！莫非上师有隐身术？原来进房间去了，是上师不高兴吧？然后我们央求大师兄再恭请上师，上师上座说：“大法已经传完了，没有懂吗？”他骂了一顿。好，大法不懂，比大法差一点的传给你们：“我就是佛，一切不管，好了！”又下座进去了。两句话，花了那么多钱，磕了那么多头，这个大法传完了！这是大密宗，你看厉害吧！实际上他传了吗？真传了！你们当中有敢相信自己就是佛吗？除非发神经。如果你不发神经而相信自己是佛，那就差不多了。但是凡夫多是不信自己是佛，或者信成发神经。
接着下一句“一切不管”，你做到了你就是佛。你能一切不管吗？样样要管，阿弥陀佛，那个茶壶、杯子；阿弥陀佛，你对不起我；阿弥陀佛，他欠我十块钱……真做到一切不管即是直下承当。所以，真正的大密宗在哪里？在中国的禅宗，我即是佛，一切不管，求人不如求己。问题是你做不到一切不管，假如能做到一切不管，何须管他定不定、慧不慧？两腿一盘，我就是佛，死了也不下坐，一切不管做到了，两腿就不痛了！因为做不到，所以腿是腿、我是我、佛是佛，那只好走渐修的路子，修法、修定、修慧。
父亲历尽艰险曲折，终于修得大成，正是前世因缘使然，有其诗词为证：
云水萍飘岂偶然，九年足迹遍西川。
管他鬓到秋边白，落得人间月似烟。
肠空转，事难全，又入阎浮欲界天。
樽前酒醒荒唐梦，君向潼南我向滇。
十三、收拾河山亦要人
作为家中的独子，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多年漂泊在外，杳无音信，家乡的祖父、祖母和大妈自然对他极为挂怀。中日刚开始交战时，祖父便得到消息，父亲已不在杭州习武，而是投笔从戎到了四川。抗战胜利后，祖父迁到殿后村开店，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尺寸不小的航空挂号件。祖父很是诧异，将其拆开，里面只有一张棕色的蒋介石近照，落款为：“南怀瑾同志惠存，蒋中正题。”
祖父见到此相片，心中顿时犹如泼下一盆冷水，不由得开始担心起儿子如今身在何处。抗战已然胜利一年有余，儿子依旧音讯全无，只收到这幅照片，想来定是凶多吉少。
这样忧心忡忡地过了好些日子，祖父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来信：某月二十四日，从昆明登机飞抵上海。看到单薄的纸页上熟悉而清晰的字迹，祖父这才放下心来，默默计算着儿子的归期。
一九四六年底，父亲结束在昆明的讲学后，从昆明坐飞机到杭州。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也许是命运的垂青和眷顾，他逃过了一次劫难。在昆明时，他已经买好了飞机票，过两天飞上海，也给杭州的朋友发了电报。这天，几个朋友正在客栈为他饯行，其中有军队的朋友。大家商量着在父亲离开之前，一起到石林玩一趟。这时来了一个电话，说一架军用飞机明天去杭州，还有两个座位，问有没有人搭乘。父亲听闻，当即请军队的朋友把座位留给自己，第二天就走。朋友们都劝他再多待一天。但是就像小时候非要提前去城里上学，结果免遭海盗洗劫的灾祸一样，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力量催着他走，谁也留不住。第二天，他搭军机，飞越崇山峻岭，平安到达杭州。过了两天，他原来要坐的飞往上海航班，撞山坠毁，机上乘客九十三人，有九十二人罹难，唯一幸存的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祖父看到上海空难的消息，刚因父亲即将回到故里而感到欣慰的心情，转眼又陷入了惊吓，直到父亲跨入家门才恢复。
一九四七年二月，春节。时隔十年，已接近而立之年的父亲终于回到乐清老家。这是他离开家乡后第二次回家，也是最后一次回家。祖父母看着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已不是十年前的青涩模样，不禁唏嘘落泪，感慨万千。所幸祖父母身体还很健康，家里的事情都能照料。不过时局不好，生意上一直没有太大起色，没有恢复到遭灾前的水平。大妈温柔贤惠，孝顺老人，疼爱孩子，即使父亲常年不在家，极少尽到丈夫的责任，也从不抱怨。见父母妻子都安然无恙，父亲心中稍感宽慰，不过，他还是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满心愧疚。
父亲一进家门，马上落地跪拜祖父和祖母。当下是感慨万千，但是大家都热泪盈眶，却不在这喜气时刻哭泣。祖父手持一个十字灯，在喜悦中一晃，把灯罩晃掉了。灯罩落地摔成碎片，祖父马上说道：“平安吉祥，落地生华。”祖父用吉祥话来调节气氛，毕竟父亲的归程充满了数次惊险，这一刻，祖父不愿再多想了。
亲朋故旧闻讯纷纷赶来看望，有为他接风洗尘的，有专门来听他讲外面故事的，总之热闹了好一阵子。趁此机会，他决定为南氏家族修家谱。家谱修完之后，他告诉家里人，这个地方太小了，在家里待不住，自己无论如何还是要走的。家里人已经习惯了他在外漂泊流浪，见他心意已决，也不再勉强挽留。
可是，去哪里呢？八年抗战结束了，国民政府也宣布准备“制宪国民大会”，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可是没过多久国共内战开始，战火重燃，平民百姓安居乐业的希望又落空了。父亲结合所见所闻，觉得神州四处已无清静之地可以立足，便萌发了离开大陆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祖父，祖父没有反对也不支持。父亲希望家人和自己一起去香港、台湾地区或新加坡，可是祖父母都不愿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大妈很孝顺，要照顾两位老人和孩子，也不能和他一起走。
重聚时间是那么短暂，父亲又要独自离开了！他的父母妻儿虽然已习惯了这种骨肉分离，但到了真正分别时，“执手相看泪眼”，伤心欲绝，难舍难离。父亲去意已决，含着热泪离开了这个生养自己的地方。
一九四八年，他先是一个人去了杭州，再经上海坐船到台湾。这一次去台湾，他并没有直接留在台湾，而是考察了三个月后回到杭州，旋即归隐杭州天竺，细细批阅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其间，还当过几天杭州武林佛学院的教师，继而为了避开这乱哄哄的人世，干脆跑到江西庐山天池寺，搭个茅棚，归隐清修去了。
父亲再次出门的时候，大妈已经怀孕了，后来不足月生下一对双胞胎，一个是死胎，另一个生下来时还有微弱的生气，不过没能救活。这事他后来才知道，心中又增添了一份对妻子儿女们的愧疚。
一九四九年二月，父亲再次只身一人去了台湾。这一年，他虚岁三十二。我二哥后来去“杨八洞”——祖父自我修行的地方探望祖父时，祖父附耳问二哥，可还记得灯罩打碎的事？同时说，见面时有这样破碎的异象，他已经知道这是家庭离散的征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分别。
在去台湾之前，父亲的经历已经颇富传奇色彩了。他既没有走上仕途，也没有遁入空门，既非入世，又非出世。出世入世这两条路，他都不走，确实出乎许多人意料。如果他的理想是出将入相，那完全可以循着军校教官的路子往上走。他的朋友很多是国民党要员，如果他愿意，很容易得到推荐甚至拉拢，凭他的能力、才干和人缘，平步青云指日可待。实际上，二十几岁时，“同门师兄”陈诚曾推荐他给蒋介石当秘书，被他推辞了。父亲一辈子始终也没有走仕途这条路，道家“薄帝王将相而不为”的思想观念或许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么，为什么他学了那么多年的佛法禅宗，而且年纪轻轻，就被认为是得道开悟了的高人，却没有踏入空门，出家为僧呢？我想，虽然他从不想着要出将入相，却有着儒家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他一辈子没有踏入空门，是因为他还要为这个世界做更多的事情。一九四七年，父亲写了两首《自题照影》，很好地映射出他这个时期的际遇和理念。诗云：
其一
前因后果问如何，眼阔心空且放歌。
浮海十年家国事，闲情留取付梨涡。
其二
不二门中有发僧，聪明绝顶是无能。
此身不上如来座，收拾河山亦要人。
父亲说要“收拾河山”，日本侵略者已经被赶出中国，所以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复失地了，那他到底要收拾什么样的河山呢？这个河山出现什么问题了，需要他来收拾？他又是要如何去收拾的呢？结果收拾得怎么样呢？终其一生，父亲都在回答这些问题。在此过程之中，他抛却骨肉亲情，特立独行，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他最终变成一盏明灯，既照亮寻找光明和前途的迷途羔羊，也召唤无数有志于文化复兴的仁人志士。
十四、施援种子护佛法
父亲在第一次去台湾途中，路经杭州时，顺道拜访了中印庵的通远法师，无意之中成就了一件善事。
中印庵在中印峰西侧，是隋朝时西域僧人千岁宝掌禅师所创。中印庵四周山峦叠翠，茂林修竹掩映，环境幽静，小巧精致，藏而不露，别有洞天。
虚云大师的弟子通远法师就在中印庵修行。到了前辈弟子修行的宝刹，父亲当然要去拜访一下。袁太老师门下弟子众多，时人称其门下成就最大的门人为“三大元、五仙人”。其中的“五仙人”，是指峨眉大坪禅七会上的通禅、通宽、通远、通超、通永五位法师。因此，细论起来，通远法师与父亲也算是同门师兄弟。
通远法师也久闻父亲的大名，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一天，通远法师同我父亲去灵峰寺游玩，正好碰到灵隐寺的住持巨赞法师。灵峰寺位于湖州，和杭州的灵隐寺相距不远，所以巨赞法师经常来此参加佛法活动。
巨赞法师俗家姓潘，本来是个小学校长，因为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经常领导教员们罢教，结果被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逃遁过程中，他到杭州灵隐寺落脚，本来只想避避风头，没有想到在研读了一阵子佛经后，居然开悟了，便在寺中剃度出家，法名传戒，后改为巨赞。
杭州中印庵
巨赞法师精通佛法，父亲便常常和他在一块儿喝喝茶，谈谈禅，甚为投机，相互引为知己。当时巨赞法师正在灵峰寺主持武林佛学院的相关事宜，乘父亲来访之机，便请他为寺里僧众讲授佛学。
一天，巨赞法师请我父亲移步到他的禅房一叙。父亲本以为他要和自己谈禅，没想到巨赞法师关上门窗，十分严肃地说：“我和先生交好，如今有事不敢相瞒。不过几日我就会下狱，也许性命不保。先生住在这里，恐怕会受到牵连，我告诉先生，让先生小心为是。”
父亲听了，一开始十分诧异，不过，根据他对世事的敏锐判断，直觉此事定与政治相关，便问道：“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
巨赞法师平静地说：“国民党军队。”
父亲低头沉思一下，又问：“你为什么偏向共军一面？”
巨赞法师回答：“别无他求，不过是为了维护佛教，保护佛法。”
父亲听后沉思半晌，说道：“我要到南京走一趟，或许我可以帮助你完成心愿。”
于是，父亲当天就启程去了南京，找到好友许衡生。许衡生与许多国民政府要员都有联系。在他的帮助下，父亲见到了当时国民政府保密局的负责人郑介民。
郑介民是父亲在中央军校时的老同事，多少有些熟悉。父亲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希望他念在昔日的情谊上放巨赞法师一条生路。父亲说：“巨赞法师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佛法，你们没有必要伤他的性命。”郑介民见父亲言辞恳切，也知道他在国民政府众多要员中的影响，便不好驳他的面子，当即答应了。但是父亲还不放心，又向他索要手令。郑介民拗不过，便签了字，给了手令。父亲这才放心告辞。
拿到手令后，父亲立马回到杭州，将郑介民的手令交给巨赞法师，并让他交给杭州当局。巨赞法师照做，总算性命无虞。
离开杭州时，父亲赋诗五首，题为“浮海去台湾前夕留别巨赞法师于灵峰”，以此纪念自己与巨赞法师的交往。其中一首写道：
客中送客真无赖，愁里悲秋只此心。
国计家筹都不了，入山何处白云深。
巨赞法师也有诗句回复：“无端岁月堂堂去，万种情怀的的来。”他始终对父亲的搭救之恩怀抱感激之情。
父亲虽然有许多政界、军界的朋友，但从来都对政治敬而远之，从不参与。搭救巨赞法师，虽然求了不少人，欠了不少人情，但是为了朋友情谊，为了弘扬正道，父亲愿意舍弃骄傲和尊严。在他看来，无论是谁当政，都没有权力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谁都不能以政治的名义妨碍宗教自由和传统文化的发展。
十五、常话巴山夜雨时
一个人对一个地方有感情，倒不见得一定是山川风物，主要还是对这个地方所遭遇的人、所经历的事有感情。父亲在四川期间，就曾蒙受过许多人的照顾，比如钱吉、李宗吾、袁焕仙、传西法师、张怀恕等，这些四川人热情好客，真心关心朋友，非常讲义气，深受他的敬佩和推崇。父亲就经常说：“四川人非常讲义气，真痛快、真义气、真耿直，袍哥大爷讲的是：你哥子，我兄弟，你不吃，我怄气。四川人说话爱骂人，但是你骂他，他也不会生气。”
在四川的十年对父亲的生活方式影响很大。他讲话时，经常会有四川方言脱口而出，如“摆龙门阵”“格老子”“冲壳子”“龟儿子”“哥子”等。到了晚年，父亲还能清楚地记得四川抬滑竿的师傅报告路况的情形，如前面的师傅报一声：“天上一个亮。”后面的就说：“地下有个水凼凼。”意思就说前面路上有个水坑。前边的说：“左边立起大。”后边的说：“让它不要说话。”前边的说：“下下坡。”后边的说：“慢慢梭。”意思是下坡的时候，不能走快了，要慢慢儿地梭下去。这些生动的地方语言一直都被他所津津乐道。父亲以前曾记过一大本子四川人的歇后语，后来虽然年龄大了，还记得一些。以前川南乡下旅馆，幺店子，一碗豆花，一碗海椒，门口挂个旗帜：“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也有小二就会站在那喊“未晚先投二十八（宿），鸡鸣早看三十三（天）”的歇后语。还有人说：“半夜起来贼咬狗，拿个狗来打石头，从来不说颠倒话，阴沟踩到脚里头。”
再比如饮食，十年在川生活，父亲喜欢上了川菜，对其可谓“情有独钟”。他讲过，四川人好客、会吃。那时，父亲有很多老朋友住在四川乡下。父亲去看他们，主人就从鸡圈里逮只鸡，到鱼塘里抓条鱼，到田边地角摘豆荚、拔青菜，在磨子上推豆花，一会儿工夫就可以弄出一桌非常可口的饭菜来。他晚年经常念叨的川菜有“熬（回）锅肉”“麻婆豆腐”“麻辣鸡丝”“豆瓣鲫鱼”“咸烧白”等经典菜式。他多次说过：“你们不知道，四川菜那个好吃哦，这么多年了，我很想念川菜，那个吃起来才叫过瘾哦！”
我母亲自小也是家中娇娇女，到了台湾，遇到我父亲结婚以后，才开始学做菜。当时在台湾的外省人多半聚居一起，天南地北的，各省都有。尤其是四川军眷居多，因为撤离大陆时，主要靠空军，抗战大后方招募的空军官兵，许多都是四川本地人。每日中午、晚餐时间，各色香味四溢。这样的环境里，我母亲就自然学得如何料理川菜了。她的菜做得也非常好吃，我们自小也就会吃辣子了。
父亲晚年居住在太湖边，还经常提起要找一个四川的厨子：“厨师最好是蒲村场的，就要乡下收拾得干净整洁的老太太。”原来当年父亲在灵岩山修禅时，经常去蒲村场，也就是现在的蒲阳镇，当时那里还是中国空军幼年飞行学校的所在地，许多空军教官都是父亲的朋友。有一次，父亲到镇上的般若寺，与那里的老和尚聊天。老和尚便问父亲：“你们在这里办学校做啥子？”父亲道：“为了抗日！”老和尚听后颇为茫然：“你们为什么要抗日啊，你看日头天天都照耀着我们，温暖着我们，你们还要抵抗它。”这样的幽默，父亲听罢也不由得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父亲对战事颇为关心，无奈镇上通信很不发达，于是他只好问那位老和尚：“你们这里有报纸吗？”老和尚道：“有啊！”父亲大喜，忙问：“报纸在哪里？”老和尚指指山林深处，满脸畏惧地说：“一共有三只，要吃人，凶得很！”原来四川话里“纸”和“子”的平卷舌音是没有区别的，难怪老和尚把“报纸”听成了“豹子”。不过在乱世之中，尚能如此安闲自在，不闻世事，想来也只有潇洒自在的四川人能够做到吧。
父亲说：“四川文化一大景观就是喝喝茶，打打麻将，摆摆龙门阵。”“摆龙门阵”是四川的一大特色，就是三五人相聚或两人一起，同行、玩耍、做活时均可，讲故事、聊聊天、闲谈、神吹、侃大山。这种“文化活动”大概类似于东北人所说的唠嗑吧，生活在巴蜀地区的人们称之为“摆龙门阵”或“院坝龙门阵”。“摆”字，做动词解，含有说、谈、讲解、陈述之意。“龙门阵”三字，意即拉家常话。“摆龙门阵”，指的就是谈天说地，吹牛神侃。
父亲在四川的很多老朋友，都会“摆龙门阵”。他听了好多故事，有些故事很有趣，老了还记得。青城山当时有一个传说中的神仙叫周凌霄，据说会飞剑。还有人告诉父亲：“我给你介绍一个师父，青城派的，姓徐。”那个时候流行飞剑，川、康、渝一带这种神话非常多。父亲去见了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父亲有一个原来在西康的朋友，后来在台北碰到了。两人吃饭时，父亲就问他：“听说你每次给蒋先生写完报告后，一定要在信尾写上，又在哪里碰到一个神仙了，又在哪里碰到一个剑仙了，叫老头子采用，可以来打日本人的飞机。”他说：“有啊，你怎么知道的？”父亲说：“我当然知道，你当时不就‘摆了龙门阵’的嘛。”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我怕蒋委员长‘忌才’啊，我以前写了很多报告，言必有中，蒋先生都言听计从啊，我就一定会在后面写一些怪话，表现得怪诞，这样我就安全了。”
父亲还讲过一个趣事。有一天，他和袁太老师一起到成都东门的牛市口去喝茶，两个人边喝茶边“摆龙门阵”，谈佛论道。这时，旁边桌子上也坐了几个人在喝茶。突然，一个人站起来，一只脚踏在板凳上，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道：“狗日的，当年老子也是读过书的，后来家里穷啊，没有办法才学杀猪啊！那个猪杀死之后，就在猪腿上割一刀，用嘴巴对着刀口吹气，把猪吹胀，拿热水烫了之后才好刮毛，格老子我东一吹，西一吹，就把我一肚子的学问吹到猪肚子里去了。”袁太老师听了，拿起一杯茶敬他说：“你哥子，骂得好！骂得好！”那个人说：“哦，我哪里是骂人哦，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趣事都算得上是清修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当时四川有个大学者叫刘师亮，精通诗作、对联、戏剧等多种形式，嬉笑怒骂也往往颇有文采，人称“蜀中怪杰”，连北京大学名教授谢无量都很佩服。当时四川军阀乱杀人，俗话叫“乱剃头”，刘师亮写了一首《剃头诗》：“问道头可剃，人人都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父亲对刘师亮这种直言不讳、智勇俱佳的知识分子敬佩有加，一直记得这首讽刺诗，老了还能背诵。
四川人豪爽大气的性格令父亲印象深刻，直至晚年他都十分怀念四川的朋友。成都的“五老七贤”，有几位是父亲的老朋友，其中一个是刘豫波老先生，他的一个小砚台一直由父亲保存。
父亲还结交了一位刘杭深先生。刘杭深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抗战末期当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后来到了台湾，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在成都，大家都喊他“杭老”。刘杭深是个孝子，到了台湾后住在四楼。妈妈八九十岁了，每天他都把妈妈背起，一级一级地下楼梯，到街上去转，晚上又背回来。杭老在台湾时很穷，他虽做过财政部部长，自己却没有钱。有一天，他给一个朋友写个条子，借三千元钱。干什么啊？他想去吃四川馆子。借到钱，杭老就到四川馆子去了。四川馆子的老板一看：“哟，杭老，您来啦！来干什么啊？”“吃饭。”“请客啊？”“没有，我一个人吃。”于是他就点了四菜一汤，也就是回锅肉、白菜之类。然后又让服务员给他买了一罐香烟，边打开烟罐边说：“我想成都啊。”吃完了以后，站起来就走了。四川馆子的老板连忙说：“杭老，您就走啦？”刘杭深说：“走啦！”老板说：“还没有找您钱哪。”杭老说：“给你们的小费。”父亲十分赞赏他，觉得他十分潇洒，让我们向他学习。
成都东门外圣佛寺有位光厚老禅师，四川人都称他为“四川现代的活罗汉”。父亲在成都时有个拜把子兄弟叫萧天石，时任灌县县长。萧天石是黄埔八期的，著有《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萧天石打坐时，出了岔子，出现了耳鸣的症状，后来干脆听不见了。父亲带着他去找这位光厚老禅师。那时候，光厚禅师每日上午为人医病，其行医，不把脉，不开方，不教吃药。父亲把他的治疗方法命名为“以大拇指头烧病”。光厚禅师说大拇指中心是他修炼的三昧真火的“火门”，真火自此火门出，按在病人之穴道上，一按一扬，一扬一按，好像蜻蜓点水一样。每一穴道，病重的人按二三十下，病轻的人按几下就可以了。光厚老禅师就是用这种神奇的方法，把萧天石的失聪症给治好了。
在四川遇见的人和事是那么美好，不过，终究还是随着载着父亲无尽乡愁的那一艘轮船，留在青山绿水之间，沉淀成回忆了。新世界的大门在等待着他去开启，门背后藏着可怕的未知，但是，他从不畏前方的困难，勇往直前。父亲再一次出发远行了。这一次，他要“收拾”的“河山”在“海东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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