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父亲南怀瑾 > 第一章 天纵清净本来身（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五）
一九一八年，正在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急切地想要打倒“孔家店”，清算那“吃人”的礼教传统，为再造一个“新文化”中国而革故鼎新的历史关头，在浙江省乐清县翁垟镇地团叶，初春时节的农历二月初六，小镇上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又开始了为生存而奔波的一天。也正是在此时，南家一处宁静的院落里，一个男婴满系全家的欢喜，呱呱坠地，开始了他一生的尘世因缘。他，就是我的父亲，也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以传播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再开三教生面为毕生志事的修行者——人人尊崇的南老师，我的父亲怀瑾先生。
一、河洛香火八百年
作为一个地道的温州人，父亲对家乡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他的许多著述，不经意流露出对故土温州的浓浓情愫。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市场经济影响了一个时代。个体经济兴起，温州人吃苦耐劳创业，声望鹊起，几乎传遍全世界。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商人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人们虽然对温州商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印象深刻，但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所知甚少，似乎并没有觉得这块土地有什么出众之处。然而，父亲常常是以超出一般俗世成见的独特视野，来忖度和丈量这块土地上根深土厚的文化传统。如此一来，在父亲娓娓的述说中，温州就自有它的超拔高妙之处，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史而言，其历史地位更是非同一般。例如，父亲曾在一篇题为“山川人物与永嘉禅师”的文章中这样看待温州的文化地理意义：
我是温州府乐清县人。我从小对这个国家很有感情，想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所以对本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特别关注。我们当年，国人如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不熟悉，是一件羞耻的事。尤其是我个人，比一般人的个性更顽固。
关于地理，讲一个有趣的事。大家知道，世界的屋脊在喜马拉雅山，在小乘佛经里，喜马拉雅山就是须弥山，大乘佛经里的须弥山不一定指喜马拉雅山。须弥山是地球的中心，也是屋顶。喜马拉雅山下来，在北方，新疆一带过来，北部高原，叫冈底斯山。中东、印度、中国，河流山脉的源头，在中国讲，都发源于昆仑山。昆仑山是喜马拉雅山的一股，一大股，中国人素来以昆仑山为标准。中国的山脉分三条大山脉，昆仑山主山中脉，到青海高原、甘肃、陕西、山西下来，古代称之为中龙山脉，像一条龙，阴阳风水叫龙脉，从空中看，山势的走动就像一条龙在滚动。中龙山脉青海、甘肃、陕西下来，过了太行，是中条山脉。最后，一路下到淮泗，淮河流域、泗水流域，到海边下海，震泽湖。龙下来一定要喝水，到震泽湖下海，龙在喝水。这一条龙脉，在海里抬头，就是日本。
由昆仑山脉向北走，过新疆、青海，经过内蒙古和蒙古，到东北，鸭绿江下海，在海里抬头，就是朝鲜，这是北龙山脉。
南龙山脉，从昆仑山出来，进西藏，向南到云南贵州，向东到两广，广东、广西，经过湖南、江西，一路到福建。当然它有分支。江浙、福建都是它的分支，到福建下海，就是台湾。
把中国的山川气脉分类，大概是三条龙脉，不同的山川气脉出的人物都不同。拿历史来对照，差不多三代以前了不起的人物，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成功的人物，大多是北龙山脉出来的。北龙山脉的人出来，天下太平。他们稳重。秦汉以后，以至唐、宋、元、明，都是中龙山脉的人，大多是太平盛世。
南龙山脉出名的，好像文化思想、哲学、禅宗、佛法，成仙成佛，大多是南龙山脉的人。南龙山脉出来的人可以做宰相，聪明有余，稍欠浑厚。一百多年来的历史际运，站出来的都是南龙山脉的人。
温州在地理上属南龙山脉的分支。浙江的括苍山脉，由杭州那边起，青田、丽水一带下来，又是一条龙脉，到温州下海。括苍山脉从古到今出了很多人，风景很好；同仙霞岭山脉连起来，一下来就是天台。天台是历史上有名的出神仙、出仙佛的地方，换句话说，是出哲学家的地方。温州在历史上素来是仙灵聚居之地，山水秀丽，如有名的乐清北雁荡山。
温州一带，春秋战国、秦汉以前是蛮夷之地，同福建一带称闽越，温州是南越；汉朝的南越是指广东、广西，温州叫瓯越，是独立的一个系统，文化也不同。汉朝以前是东瓯王，古书上说，百越文身之地。百越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等。温州真正归入中国版图，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温州文化慢慢开发起来，山川之秀丽渐渐为人知道，是在东晋阶段。雁荡山原来几乎没有人知道，到了东晋，谢灵运（康乐）出守温州，任地方首长，他喜欢爬山，喜欢游山玩水，才发现雁荡之美。据说，雁荡山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五百罗汉之一的诺巨罗尊者的道场。对此，只能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佛的五百罗汉弟子那时候怎么能到达中国，除非他有神通。这个就难说。佛经上常说，佛以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得解。佛讲一句话，世界上一切众生都听懂。那好，他老人家当年用梵文讲经，中文为什么没有记录，为什么后来还用翻译？为什么不用中文讲出来、不用后人翻译？佛以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得解。当年，有人对我说：你悟道了。我说没有，我讲出一句话，别人听不懂，还没有到佛的境界。
温州的文化在唐以前，没有出什么很大的人物，只有一位，是佛家的永嘉玄觉禅师，在文化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个人不但影响了唐代的禅宗，还是禅宗和天台宗两大派同出的最重要人物。
温州人物在儒家、文学上出名的，在宋朝比较多。宋朝形成一个学派，叫永嘉学派，是儒家理学的一个支流，与浙江的金华学派、宁波的甬上学派，都是儒家的派系，在学术、文化上，叶水心（叶适）出了名。我觉得温州很奇怪，佛道两家出了些人。宋朝一个道士林灵素，温州人，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特异功能，可是他的法力很大，影响了宋朝的皇帝宋徽宗，宋徽宗拜他为国师。一个温州人，画符念咒，影响到皇帝。宋朝这几个皇帝很奇怪，从真宗以后，大多是迷信的大家。看他们的谥号，死后得的封号，宋真宗，真假的真，好像很好听，实际上是特异功能的崇拜者；神宗、钦宗受林灵素的影响很大。金人南下，打到汴京（开封），最后用道家的符咒法力抗拒金人，不但不能打胜仗，父子两人还做了俘虏。这个林灵素，历史上只一笔带过，因为他是道门之人。
永嘉禅师是正宗的禅宗，温州人知道他的并不多，知道林灵素的则更少。对林灵素这一段仔细研究起来，皇帝迷信道教、画符念咒到这个程度，这个国家非亡不可。我们温州人林灵素对北宋之亡倒有很大的功劳。后来，温州还出了一些汉奸，同山川风水的影响很有关系，这是很客观的，不要站在温州人的立场，尽是出好人，不出坏人。不过，其他地方也出坏人。到了宋朝，乐清考取了一个状元，叫王十朋，乐清人一提起王十朋，都觉得了不起。
温州的永嘉禅师的著作影响到一千多年来的学术思想，尤其是禅宗，他的分量有那么重，价值是那么高，文字之美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讲温州人物，最光荣的一位就是他。
可见，处在南龙山脉上的温州，在历史上素来人杰地灵，特别是唐以后，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英杰辈出，灿若星河，而父亲却独对永嘉禅师推崇备至。一方面是出于一个后来者对这位出自家乡的杰出先辈的高山仰止之情，另一方面恐怕还是源于他这一生都与佛学结缘，私淑于永嘉禅师的禅学造诣，自然也就对这位禅宗大师顶礼有加，遥相感应。
有趣的是，我自小听父亲说起雁荡山的美景，说一进山口，就会看到展旗峰，巍然独立，非常壮丽。然后父亲又说，山里有两个瀑布，因为水势不是很大，当地人叫它们作“湫”。大的叫“大龙湫”，那个小一点的，其实是细一点的水柱，当然就叫“小龙湫”了。喜欢山的我，听了他的描述以后，心痒痒的，对从未一睹的家乡，充满着向往。后来，我去了温州，极为兴奋地到了雁荡，登上了展旗峰，摸到了龙湫水，好好地享受了这一方山水。回到上海以后，急着想和父亲交流一下我自小怀想的雁荡，没有想到，父亲竟然告诉我，他是听我祖父说的，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虽然没有去过，父亲对家乡也如同我一样，应该是魂牵梦萦的吧。
温州的南姓族人，三代以上，基本都出自同一个地方：乐清市黄华镇南宅古村。南宅，顾名思义，自然是以南氏家族群居而命名的村落。此地虽然是南姓族人的聚居之地，但是长久以来，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然而在今天，随着父亲弘扬传统文化的声名远播，拜访求学者纷至沓来，或临门合影留念，或寻访他少时的足迹，俨然已是“名胜”。按照传统的说法，也算是“光耀门楣”“光宗耀祖”了。然而，父亲在世时对此种行为很不以为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这一辈子“一无所成”“一无是处”。他也喜欢引用白居易的诗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来形容自己的一生，意指他不过是述说前朝繁华、过往之事的“上阳白发人”，断然不能与祖上那些先贤大德媲美比肩的。
南，作为姓氏，并不见于收录了四百多个姓氏的《百家姓》，其历朝历代都不属于什么名门望族，但随着近些年来父亲声名鹊起，人们开始对“南”这个姓氏产生了好奇，不禁要寻找一些历史上与这个姓氏相关的蛛丝马迹。一个人一旦有名了，大家便要刨根问底，比如看看南氏族谱上有没有什么历史名人，一旦找到，便发出“原来系出名门之后”之类的感慨。如果没有，哪怕是穿凿附会一下远古神话或传说，即便与逻辑不符，也是无伤大雅的。毕竟，谁也不会去较真于盘古到底有没有开天辟地，女娲是否真的造了人。这大概是中国人源于血缘氏族这种认同模式而来的一种独特的宗族情感和认祖归宗的思维模式。既然如此，那么简单说说这个姓氏的前世今生，满足一下读者诸君的好奇心，倒也无妨。
关于南姓，最早的记载来自太史公的皇皇巨著《史记》。《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司马贞曾在《史记索隐》里，引用先秦古籍《世本》，注释“男”作“南”。如按此说，南姓便来源于姒姓，与大禹同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部分中国人也都可以算是大禹的子孙。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查《中华姓氏大辞典》，好像看过这个姓是大禹第十四子，封在“南”，故以封地为姓。
此外，唐朝宰相、诗人张九龄在《姓源韵谱》中则认为：商朝盘庚妃子梦龙入怀生子，取名南赤龙，郡望在汝南，曾孙为周朝大夫南仲。在《诗经·小雅·出车》中，颂赞的正是奉周宣王之命讨伐玁狁胜利而归的统帅南仲：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狁于夷。
然而，在《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里，郑樵的《通志》又是这样说的：“以字为姓。南氏，姬姓卫灵公之子，公子郢，字子南，以字为姓。或言周宣王南仲之后……或言（春秋时）晋国高士居隐于（山西）南乡，因以为氏。此以乡为氏者。”
三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无助于我们了解南氏的源头到底属于哪一支脉，只能让我们感慨中华姓氏文化的深奥精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温州南氏家族的始祖是确定无疑、其来有自的中华后裔。南氏族谱上记载分明：南乃河南洛阳人，曾为徐州签判，于靖康之难时护从宋高宗即位应天府，“公贤劳王事，尽瘁干旋”，后又跟随宋室南迁临安，之后临安沦陷，君臣只得沿海南航。“公携家追随，不避艰辛”，最终逃难到温州，之后便告老归隐，因其功被敕封为“护驾功臣”。至南宋绍兴末年，南之子把全家从磐石再搬到黄华的海滨定居，于当地耕读繁衍，其繁衍之地被乡亲们称为南宅。一九九九年，重修南氏宗祠，父亲应约寄去一副楹联：“百代渊源，河洛东南留一脉；千秋忠义，神灵海上有孤臣。”颂扬的正是这位千年前迁居到温州的祖宗。汝南、洛阳都在河南，想必，父亲应该认同南是南赤龙后裔这样的说法吧。
根据族谱，温州的南氏从南宋南的南宅开始，历经八个朝代，繁衍生息八百多年。就像父亲曾在《山川人物与永嘉禅师》里说的那样，温州确实出了不少有名的儒家名士。如被宋宁宗敕封“横塘福佑将军”的五世祖南增顺、南敬顺两兄弟，官至大理寺左寺丞加授奉政大夫的十世祖南昱，被明英宗赐予“文杰”美名的南升（家族以“旨赐文杰”制匾立牌楼，为此南宅又叫牌楼村），清道光年间刻有“弍难千古”碑的南元照等。直到父亲这一代，文化香火袅袅不绝，绵延至今，太湖大学堂的创办，遂蔚为大观，自成一派风范。中国古人历来有“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强调文化的传承对一个家族的重要性。可以说南氏历史上这些筚路蓝缕的先辈，正是秉持了这样的家族信仰。即便是那些并没有所谓大富大贵的光鲜的历史人物，他们始终也以耕读立本为源，以德行立身行事，为后人点了一盏灯火，照亮了行远自迩的通途。想必父亲之所以津津乐道于温州文化传统的深根厚土，都是出于对南氏先辈们的感佩，对温州这块地域培植了如此深厚可观的文化土壤的礼赞，因为正是有了这些滴水穿石、不辞细壤的力量，方才有后人生根发芽、永续薪火的契机。
二、起复新旧裂变时
温州自古以来都较为富庶，称得上是鱼米之乡，但父亲出生之时，却正值饥馑之年，乱世之际，乐清县地团叶和附近的几个村子都很穷，加上自然灾害频仍，收成很不好，不少人都出去讨饭。南氏家族在当地虽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但到了我曾祖父这一辈，却已经家道衰落了。
我的祖父仰周先生，一八八八年生人，属“光”字辈，名讳光裕，字仰周，号化度。若干年后，当我知道祖父的号以后，不禁感叹，原来父亲立志高远，其来有自。了解祖父取的号，可见他老人家也是注重心性之人。
祖父照片
祖父是个遗腹子，幼时就开始练武，所以身体还算强健。说起来，祖父自打十二岁起，就挑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也是人中俊杰了。祖父毅力顽强，从不服输，很小就跟着人学习经商，经营一家杂货店，既卖米，也卖布。就这样努力打拼，一点一滴积攒，最后总算让全家过上了还算殷实的“小康之家”生活。这在那个艰难的时世，凭借自己的勤劳能够达此成就，是极不容易的。后来，祖父从老宅搬家到地团叶，重新开店做生意。这个村绝大部分人姓叶，很少有人姓南。由于祖父为人正派，思想行为方正持重，又极为乐善好施，广结善缘，于是逐渐为当地人所接纳。又因曾筹资修建陡门（蓄水放水的水闸），防御水害，累积的嘉言美行颇为当地人所敬重传颂，在地方上声誉很高，甚至被推选为乡长。
父亲曾讲过一个祖父在抗日战争时的故事。刚烈正直、威武不屈的祖父，曾经与在乡里滋扰生事的日本兵发生过冲突。当时，面对日本兵的暴行，祖父义愤填膺，出面制止。日本兵拿起刺刀不由分说直刺过来，祖父徒手握住刀刃，日本兵不能移动分毫！据二哥告诉我，当时大哥年纪虽小，但是已经有些懂事了。他飞快地跑到日本宪兵队，向日本人比画起来。后来一个军官随他赶到现场，及时制止了日本兵，祖父因而躲过一劫。祖父手掌被暴徒割裂，流血不止，不过日本兵也灰溜溜地收兵，不再逞凶了。祖父之英勇刚烈可见一斑，此事曾在乡间被称颂一时，大长国人志气。
到了结婚年龄，祖父便娶了当地赵氏女为妻。几年后赵氏病逝，祖父便续娶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虽识字不多，但为人颇为和气，慈悲仁爱，一直活到百岁高龄。所谓“仁者寿”，看到祖母，我方知此言不虚。南家人丁不甚兴旺，祖父本就是遗腹单传，家族很期待祖母——第二位赵氏女儿，能给南家续上香火，添丁加口。岂料祖母嫁过来两三年，却不见什么动静。这在当时“无后为大”的社会，可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人前人后，闲言碎语日渐增多，祖父母都不得不面对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压力。“母以子为贵”的传统观念，使得祖母更是每天都不得不顶着巨大的舆论和自责心理的双重压力。于是，祖母—— 一个原本并不礼佛的人，每天风雨无阻往庙里跑，虔诚祷告，烧香许愿，希望送子观音能早赐儿女，了此心愿。也许真的是心诚则灵，在默诵几年“南无观世音菩萨”之后，佛菩萨心生垂怜，终于给她送来了一个孩子。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她二十六岁“高龄”时，祖母终于生下父亲——怀瑾先生。父亲的出生，使得家里人既备感欣慰，又兴奋忙碌。亲戚朋友都来随礼道贺，家里喜气洋洋，笑语盈门。还因为父亲是祖母诚心诚意求神拜佛求来的“佛子”，亲友们来了无一例外都要多看两眼，多抱几下。奇怪的是，祖母从此再没有生育，因此，父亲既是头胎，又是独子，还成了单传，这在当时特别重视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年代，也算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了。按照南氏家族“嗣元应德光，常存君子道”的辈分排序，父亲属“常”字辈，谱名讳常泰，别号玉溪，是南氏家族的第二十五代传人。
祖母照片
父亲出生时，正值军阀混战、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在他周岁时，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当时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解除党禁、报禁，西学东渐，思想解放，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彼此追逐角力的时期，同时也是旧道德、旧伦理遭遇空前危机，传统文化遭受全面否定的时期。实际上，从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屡遭西方列强侵略欺凌，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势态。先是经济深受殖民主义之害，后是主权直接受到挑战。直至五四运动之后数年，北伐的黄埔军校健儿们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统一。然而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传统文化渐次呈现出倾颓之势。来自西方所谓的新观念，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但势所必然，不得不改；有识之士们纷纷壮士断腕，与传统一刀两断，其决绝之意，愤懑之情，亦颇为悲壮。因为许多反传统的文化精英，如胡适、鲁迅等，本身就是受过良好旧式传统教育的典型；对他们而言，否定传统需要莫大的勇气和信念。但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反传统”，多少有些矫枉过正了。一些留学欧美和日本归来的学者，以西方的视角和观点，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颠覆性的批评，有些甚至主张“全盘西化”。
毋庸置疑，新文化运动对当时封闭的中国而言无疑起到了引进西方文明、推动思想解放的重要作用。只是有些个别偏激的人，甚至鼓吹铲除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载体——汉字。这种极端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由于它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自毁长城、自断民族文化命脉的思想，引来许多有识之士，包括学贯中西的辜鸿铭等名士的极力反对。不幸的是，这种“逆潮流”的思想在当时毕竟是少数，辜鸿铭等人的声音完全被湮没在嘈杂的“先进思想”汇成的潮流中，未能形成主流的意识形态。究其原因，还是自从被半殖民地化以来，经济、军事长期被动，天朝大国的旧梦被击得粉碎，老大帝国的自信和尊严被严重地伤害了。于是，历史和时代错误地将之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其置于“愚昧、封建、落后”的罪名之下，严刑拷打，批判扫荡，兰艾不分地将之一股脑全投进熊熊烈火之中，欲将之消灭而后快。在这个“中国历史文化亘古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中的温柔敦厚、中庸和合之道被消磨殆尽，相反的，尖酸刻薄、偏激极端的言行蔚然成风。
自此之后，中国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的试验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中国人也在种种思潮的激荡中，失掉了根脉，求索伴随着困惑，争论伴随着痛苦。
西学东渐的大时代背景下，焦虑与希望并存，每一位觉悟于时局的有识之士都必须经受中西方思潮之间的撕扯。有倾心于西学者，如胡适；也有从一开始就醉心于中学者，如章太炎；更有先热烈倡导西学而后回归中学者，如梁启超、马一浮等。总之，但凡身处于彼时，就不免置身于中西矛盾纠葛的历史选择之中。然而，这些对于尚是一个乡间少年的父亲而言，未免过于遥远宏大，他没有选择亦无须选择，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按部就班。因为，无论外面如何思潮激荡，他所处的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仍然是一个遵从传统习俗的社会，一直以来支配漫长古代社会的乡规民约仍然在发挥着它的惯性力量，“诗书传家久，忠厚继世长”的家族古训仍然深具支配力量的权力话语。简单地分析一下，一方面，他生活的地方远离时代的潮头，既遥远又闭塞，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这些西方的“鲜花”和“毒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来自祖父母深具传统意味，却也别具一格的家庭教养。
父亲诞生时，祖父已经年过三十，在当时足以称得上是“晚年得子”了。祖父母对于父亲这个来之不易的“心头肉”呵护备至，有求必应，尽可能什么都给他最好的。祖母生下父亲后，为南家续上了香火，母以子贵，自是大功一件，在家里和族里的地位高了不少，腰杆子也硬了些，在管教孩子方面自然也就获得了不少的话语权。比如，在给孩子吃多长时间奶的问题上，祖母就显得很有掌控力和发言权。母乳喂养，一般孩子一两岁时就断奶了，极少有吃到三岁的。因仅此一子，祖母又疼爱有加，所以父亲迟迟没有断奶，一直吃母乳到七岁！一来是祖母没有再生养，所以没有断奶；二来是对这个“佛子”爱得不得了，割舍不下，始终下不了断奶的决心。等到父亲上了私塾，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回家吃点点心垫肚子，他跑回家，为的却是在祖母的怀里吮几口奶。加上父亲的小名叫银奶，因此老是遭到同伴们的讥笑。祖母和父亲却并不以为意，依然“我行我素”，直到祖母无法继续供给母乳为止。现在想想，应该是因为祖母一直在哺乳，所以生理上降低了再次怀孕的概率，也导致了父亲没有兄弟姐妹。
作为家中独子的父亲，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共同成长，他的童年毕竟还是稍显孤寂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每当父亲看到我们兄弟姐妹高声混战、嬉戏打闹时，就会感慨地说，这是他永远都没有，也不会了解的经历。
三、童蒙养正有家风
幼时的父亲，天资聪颖又思想自由，精妙的鬼点子特别多，也因此常常犯错误。尽管祖父只有这一个孩子，对他钟爱有加，但他的爱不是娇生惯养，不是现今社会流行的毫无原则的溺爱，而是洒扫应对、事无巨细地严加管教，在许多牵涉到“原则”的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从不肯轻易让步，姑息纵容。这种身体力行，有为有守的风格，在后来父亲教育我们时也常有体现。当然每一个孩子和父母的缘分天生不同，我与父亲的缘分，有亲有敬，但是自己从来没有依赖，所以能够感受到父亲亲近而严厉，刚强而柔和的爱，很有《论语》里说孔夫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意思。
祖父的家教严格如此，幸好祖母是父亲的“观世音菩萨”，每次有难，菩萨就显灵，总算能安然度过，化险为夷。
听说有一次，父亲同邻居的孩子吵架，双方互相骂到彼此的祖宗。父亲当时嘴快，一时骂错了，骂了自家的祖宗，在当地这是被看作有辱家门的事。祖父得知后大发雷霆，不由分说，一把将父亲推到门前的小河沟里，不让他上岸。周边众人急忙劝说，同时马上去找“菩萨”。祖父的“凶脾气”名不虚传，坚持要用家法。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菩萨”现身，祖父这尊怒目金刚也只好低眉作罢。一个影响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家，就这样由慈祥的祖母救了下来。即便父亲是独子，祖父都可以舍亲情不由分说去严加管教，也许这样的严父，才能造就他这样的孩子。不过父亲一生不会游泳，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经历的影响。
在调皮捣蛋、突发奇想方面，我似乎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记得在我小学六年级时，春节期间，大家来我家拜年，我把一种两头有线，中间藏着小火药包，叫作拉炮的小炮，绑在两扇门的门锁两侧。客人一到，我只将门微开，等着客人轻轻一推门，随着一声“嘭”的巨响，小炮立即炸开。此炮虽小不伤人，但是惊吓效果极大。男宾们被吓到，事后拍拍我的头就算了；但是女宾们，有的惊叫，有的甚至被吓哭了。这下我可惨了，虽然是新年，父亲还是马上严厉地使用家法藤条，让我这辈子都记住这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那也应该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恶作剧了。
祖辈的家庭是典型的“耕读之家”。家里只有几亩薄田，农务并不算很重，祖父的剩余时间就都用来经商和读书。在传统的观念里，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但由于祖父很小的时候就通过经商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因此，在从小就开始做买卖的祖父看来，只有经商才是世上最好的职业，生意做好了，发了财，连官府都要上门攀附。看样子，这是温州地区的人文特色，祖父也是耳濡目染，身体力行地以商为贵了。
祖父只读过几年私塾，深觉遗憾，因此寄望于父亲这根独苗。希望他能专心念书，做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一面经商，一面耕作，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却不料，父亲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更为艰难也更有意义的人生旅途，当然这是后话了。
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是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旧式教育形式，学生学的是四书五经。记诵是主要的学习方式，不求理解，只要熟背牢记即可。私塾先生摇头晃脑地吟诵，小孩子们虽然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但也学得有模有样。正是这些吟读记诵，奠定了父亲传统学问的基础。就这样上了好几年，后来总算在县小学插班上了最后一个年级的课，接受了一点新式教育。所以父亲后来说，自己一辈子连个小学文凭都没有拿到，勉强算是小学肄业。
一句谦虚的玩笑话，却是有心人说事的工具。好笑的是，现在有人拿这个所谓的学历来批评父亲，真是不知怎么能让戴上冠的猴子说人话。在有新制学堂前，所有的读书人都没有现在所谓的学历，而且若是要说有学历才有学问，真不知春秋战国时代的夫子们，怎么才会得到这些只看文凭的人的认可！这个世间办第一所学校的人，不知在哪儿上过学，怎么会有这么宏伟的见解办学。必须靠学校来认证的学问，也就不是创见，或是新知了。必须靠文凭来彰显的人群，更像是自工厂贴了品牌的产品而已。还好，这样的声音在中国是极为少数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毕竟是深厚的，是有传承的。
人有“困而知之”“学而知之”“生而知之”等不同的学习层次，在我看来，父亲就是那种生而知之的再来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袁枚感慨黄庭坚的聪明，说了那句“书到今生读已迟”的名句。黄庭坚成年后，知道他前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女子，所以他自幼就是所谓的神童，聪慧过人。而父亲认为自己比黄庭坚更早清楚了自己的这种前世因缘，而且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尽管父亲天赋异禀，却算不得是一个乖孩子。他很调皮、贪玩。祖母护犊心切，如果不是祖父每日督促教导，严加管教，他也不可能打下这么坚实的国学底子。私塾里念的四书五经不管懂不懂，他都能背下来，几十年后也没有忘记。父亲自己也常说，自己“这点墨水”，都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其实父亲有读书的习惯，且每天都不间断。私塾的经历不过是个起步，读书于他而言正如饮食一般，每天都要看书思考。另外他也每天静坐养息，这样的习惯，也是每日不离道的实在表现。
当时在私塾教书的先生，都是清代的遗老，大都曾考取功名，至少也是举人，很多还做过官。上课时，先生们坐着讲话，父亲和其他学生便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听讲。后来北伐战争爆发，有次老先生们听到学生的议论，纷纷笑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乱听这些，书不好好读，什么开始北伐，军事是北伐，政治是南伐！”
当时在那些学生中，父亲算是年纪比较小的，听了先生们如此说，自然便按捺不住，大着胆子问：“先生啊，什么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
那位先生说：“你看，这些革命党，他们懂什么？就是拿到政权，做官做事都没有什么经验，拿到政权以后，用的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切规矩都没有变动，只是表面做得很好，实际没有内容。”
父亲年纪尚幼，自然还不能理解这其中的道理。不过正是先生的这一番话，才促使他日后去探索了解中国文化中那些不曾因时势而变动的部分。
父亲有个同伴叫叶也青，两人小时候同在一所私塾念书，是十分要好的玩伴。叶也青先生对父亲小时候的事也记忆犹新，他曾回忆道：“我父亲当时是地主，他的父亲是商人。我喜欢吃饼，他喜欢吃花生米，我俩常常换着吃。”他没有学拳，父亲则南北拳都练过，功夫很好。他学四书五经等古文，只是不知其意地读，父亲则逐字逐句推敲，弄明白才罢休。父亲很喜欢讲笑话，还喜欢出对联。“我看到对联就头痛，他出了上联，我对不出来，他就批评我。”叶也青先生还说，“南常泰儿时是有一些骄傲的。”父亲当然也不曾忘记这个儿时的玩伴，曾经给叶也青写过两封信，在其中一封里，讲到了自己拜师的经历。小时候自学期间，有一次，他在和伙伴们闲逛，逛进了一个寺庙，由于他当时已经学过一些关于诗词歌赋的内容，而且自觉对此颇有造诣，当他看到寺庙的“门对”时，觉得其中有的字用得并不好，也想出了替代的字，就去向住持说明。住持听后，觉得确实如此，又见提出建议的是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就觉得这个小孩了不得，很有悟性，若再加以辅导，日后定会有所成就，便将他收入门下，还教了他一段时间的武功。
祖父特别注重家风，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要求父亲学行一致，知行合一。摆在桌上的《朱子治家格言》就是祖父布置的课业。父亲早晚都要向祖父背诵，不仅如此，祖父还要求他照着书上讲的内容如实地做：“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有时候父亲在阁楼上的书房里念书，祖父便会悄悄地从楼下上来，看到他念书十分认真，浑然不觉有人到来，便觉得宽慰，但还是引用“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之类的诗句，正色告诫他夜里不要贪眠。父亲则乖乖地垂手听训，点头称是。祖父转身下楼稍作停顿，依旧不动声色，静静地听着，直到楼上传来读书声，这才满意地离开。
祖父布置的课业对父亲的影响是一辈子的。父亲后来在讲课或者与弟子们对话时，常常引用《朱子治家格言》的最后两句话：“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读书求学问的目的，并不是只为了学好技术，找一个能填饱肚皮的工作，而主要是先完善自己的人格，以成圣成贤为目标，技能只是附带的。若是为官，便要心存国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祖父身正为范的引导和影响下，父亲从小树立的心志，正是这样的高远志向和宏大目标。
幼年读书，对于读书何为的思考，父亲也曾受到曾祖母偶然的点拨启示。有一天他坐在曾祖母的床边读书，曾祖母突然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说：“孩子啊，读书可以，千万不要做官哪！”恰好父亲当时在看《三国志》，正在为辅佐君王的事而心潮澎湃呢，一听之下，惊诧万分，便大声问：“为什么啊？那我读书干什么呀？”曾祖母回答说：“一代做官九代牛。做一代官，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要九辈子做牛做马，回报给老百姓。所以呀，孩子，读书可以，不要做官！”曾祖母的这句当地俗谚后来常常被父亲讲课时引用，用以告诫大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教育要有更大的目标。可以说，这样一句简单的叮嘱从那时起就改变了父亲读书为官的庸常初衷，决定了他日后“不问禄位问功德”的修行之路。
须知中国的读书人，一生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以精通人性为学问，尽忠人事为做人。儒家的圣人，道家的至人，佛家的慧人，都是一个出处。从小诵读朱伯庐先生的治家格言，自然会“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点在父亲身上随处可见。父亲读书是可以用到生活里的，是可以用行为验证的。尤其是朱伯庐先生在临终时，遗嘱有言“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十个字，道尽中国读书人应该有的努力。同时我也看到，父亲是以他的一生来践行这个理念。
祖父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功过格。祖父在书房里贴了一张纸，画一百个或者三十个同等大小的格子，这些格子就叫“功过格”。祖父要求父亲每天睡前读完书后，想一想今天有没有犯错误，如果有，就拿黑笔在格子里点个黑点；再想一想有没有做好事，如果有，比如送一块糖果给没有糖吃的小朋友，就拿红笔在格子里点个红点。就这样，他每天都要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自我检视和反省，一张“功过格”填满了，新的一张“功过格”就又来了。祖父会根据“功过格”的红黑比例，给予他相应的奖惩，不断地督促着他塑造止于至善的人格。这种“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教育，使得父亲从小就特别懂得经常观照自己的内心，早慧于是非善恶的分野，养成了努力精进、自我督导的习惯。
这个“功过格”督导自身心性的方法，应该是数百年来民间教育的传统。明代的袁了凡先生也用这个方法，要求后代子孙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反省手法，或许可以再次推而广之。
祖父白天打理杂货铺的生意，晚上一消停，便拉一把摇椅坐在父亲的后面，监督他读书。对于父亲而言，在这长久的教育环境里，读书成了必不可少的习惯，不被监督也不会偷懒，不过有时候他也喜欢看看闲书。当然他不敢当着祖父的面看，常常偷偷在书桌下面的抽屉里放一本《红楼梦》，得空的时候瞅几眼，翻几页。祖父自己也爱读书，在摇椅上摇，轻声吟诵：“……尘世无繇识九还啊！……”这是祖父最惬意的时光。祖父的读书是“玩索而有得”，是极大的身心愉悦和享受，“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种读书之乐的态度和方法，对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一辈子反对死读书、苦读书。特别注重把书真正“读”出声来，通过吟诵歌咏发现文字的音乐之美，画面之美。他也强调读书的乐趣，在玩味思索之中得到享受和启发。他后来所热烈倡导的“儿童读经运动”，其目的也在于此。
祖父打拼下来的家业，让南家虽然算不上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但方圆几里之内，也称得上是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了。家里雇用了不少人，还有跟随祖父学做生意的学徒。但一到冬天，夜里下了大雪，一大清早，天才蒙蒙亮，祖父准会把还在睡梦中的父亲叫起来扫院子。祖母心疼得要命，埋怨道：“何必呢？家里有用人啊！夜里读书那么晚，就让他多睡会儿吧？”祖父很固执，认准的事情绝不改变，何况是要贯彻自己教育原则的事情呢！非要父亲出来扫不可，向祖母说道：“你不要娇纵他，不然长大了没得出息，不知道人事的艰苦。用人固然有，为什么他该享受啊？”父命难违，父亲只得起来，睁着惺忪的睡眼，穿好衣服，拿起扫把，一个人扫起雪来。祖父甚至还特意不让他戴手套，他的手冻得都肿起来了，像螃蟹一样。虽然祖父看着心里也疼惜，不过还是静静地看着他完工，方才让他吃早饭。
祖父自己经历坎坷，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全靠自己打拼才在那个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小地方得以立足，赢得了地位和尊重。他曾告诉过年幼的父亲两副对子，父亲一生铭记。一副是这样说的：“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贫穷如虎，惊散九族六亲。”祖父解释道，一个人有钱有地位就会像一条龙一样，自由自在，游尽五湖四海，所以富贵很重要；一个人穷了就像老虎一样，亲戚朋友见了都害怕，认为是来揩油的，躲避唯恐不及。祖父借此告诫父亲：“孩子啊！小心节省，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啊，一块钱会逼死你，最难是一块钱。”另一副对子则是：“打我不痛，骂我不痛，穷措大肝肠最痛；哭脸好看，笑脸好看，田舍翁面目难看。”穷措大，就是穷小子；田舍翁，相当于现在的有钱人。人只要活了一定年岁，对人间事阅历多了，再来看这副对子，就会认识到的确是世间的真实写照。父亲从小接受祖父“天下无如吃饭难”之类的教育，年少便只身行走江湖，深知“壮士穷途一饭难”的个中滋味。所以他后来在开堂讲学之时，开了“人民公社”，广开门庭，不分尊卑贵贱，只要愿意谁就都可以来家里用餐吃饭。
对于钱这个物事，父亲从来没有当回事，自小告诉我们，只有用掉的才是曾经拥有的。父亲也告诉过我：“在这个世间，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这话听是听了，左耳进右耳出，哪里在意啊！何况在年轻的时候，觉得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真是万万不能。对于这样的话，实在是无法体会的。几十年以后，经历的生活体验多到足够了解这个说法，才知道这个世间有钱而不能解决的事情太多了。每天在法院，在医院，在人情上，在家庭里，有太多的事情都不是钱可以解决的。许多的事原来是要用生命去解决的，照顾该照顾的，偿还该偿还的，这些事真是大事啊！智慧，不是因为年纪而增长的，而是因为经历而启发的。父亲对钱的看法，实在是豁达又智慧。
父亲小时候，祖父的生意尚可，从来不需要为钱这事烦恼。祖父在柜台后面置有一个有点深度的大盘，每次找来的细碎零钱，都会往盘中丢，渐渐就累积了非常多的铜板子。父亲有一次想去买糖果，找不到大人，就自己跑到店里，在盘里抓了一大把铜板子。因为没有口袋，就把衣摆掀起兜着铜板，然后就往后院跑。伙计们看到，也当小少爷调皮，没人去说他。可是他回到后院，却遇到祖父正面走来，当时吓得双手一松，铜板滚了满地，也就少不得一顿说教了。
我记得我们家里，也有这样的钱桶。我是最喜欢接近父亲书桌的孩子，常常都会有惊喜。我很小的时候，在父亲书桌下面挨着墙的角落，发现过一个长条的薄铁皮直桶，不大却很重。我好奇地打开一看，原来都是一角到五角的铜板子，那个时候吃碗面就是几角钱，这些铜板可值钱嘞。就是因为我拿了铜板子去买小人书，后来被父亲责罚了一顿，也因此听到他讲自己的故事了。
父亲一生做什么事情都是专心致志、诚心诚意，待人接物也非常古道热肠、侠肝义胆，这些也都与祖父的言传身教，以及他从小养成的高迈人格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后来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到了台湾以后的做人做事上，都一再地表现出这样的性格。
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做人做事不能心诚意正，总是自命过高，急于求成，很少愿意到一线工作。即便到工厂做事，也绝少诚心干好一件事，干个一年半载的就要跳槽，越跳得快，薪水就越多，然后再读个硕士，薪水就更多了，拿个博士，薪水再加上去，并没有真正诚心地在学东西做事情。
过去师徒之间并不是这样的。在祖父家里，徒弟学三年只管给饭吃，只给一点零用钱，没有薪水，三年以后开始起薪做伙计。当时家里有个布店，招了个学徒，做了五六年，祖父对他说：“你行了，开个布店去吧！”学徒说：“不行啊，那我不是对不起你，跟你抢饭吃吗？师父，我不能走。”祖父说：“不要紧，我鼓励你，给你本钱，你到别的地方去开一间同样的布店。”这个学徒才勉强告别，去做老板。以前的师徒关系，纯正如此；以前的人，忠义如此，恐怕现在亦不多见了吧。这些都是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下才有的人格魅力。
祖父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看人。具体地说，是会看老人还可以活多久。有一次祖父告诉父亲说：“你那个私塾先生我看是‘不久之客’了。”所谓“不久之客”，意思就是在人世做客的时间不长了，活不了多久了。父亲听不明白，旁边人也不懂，于是就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的？”祖父说：“他的神已经松张开了，像花一样张开了、散了，看到人茫茫然，所以就不久了。”祖父这种略带神秘色彩的观察人世的方法，可能也激发了父亲洞察生死、化度众生的初始渴望。
父亲幼时，祖父家里经常有一些修道的朋友一起清谈参禅，父亲总爱在旁边跟着听。那些人讲的话总是让人听得莫名其妙，譬如：“若要人不死，先要死个人。”年幼的父亲听得云山雾罩：难道是要想学到长生不死之法，先要把自己变成死人吗？还有这样的话：“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实际上这些都是修行方法，是参禅的话头，只是，父亲当时还太小，根本不懂背后的含义。但他就是不肯放过这些生涩的话题，于是就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暗地里琢磨。“未死先学死”，依着葫芦画瓢，他就每天晚上睡在床上先学死，装死人。听说有个生命的窍在某个地方，他就东摸西摸，什么上丹田、下丹田，全都摸了个遍。由心窝子以下到肚脐以上，这一带有条腺体，叫青春腺。这个青春腺一觉睡醒了，如果真恢复了会得乐感，会发快感。这种快感和乐感在十一二岁晨起时更容易获得。结果，按照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玩索而有得”，这个机锋最终也误打误撞地被他参透了。他后来说，自己几十年来问了很多人，询问他们有没有感知到这条青春腺，只有三个人答复有。他认为这三个人都是修过道的，真正参透了这个话头。父亲一生重视体验修行的方法，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也多归宗于佛法，想必这些都与幼时就对这些话头机锋感兴趣，并能够早早地觉解和“参悟”不无关系。
祖母也信佛，虽并不大懂得什么佛理，不过常常会有一些惊人之语，影响到了父亲。有次父亲问她：“妈妈，菩萨的眼睛为什么半开半闭？为什么不张开眼睛？”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可是祖母却以她的理解，不假思索地给了一个精彩的回答：“世界上的人太坏了，菩萨只好半闭着眼，不看为妙，如果张开眼睛一看，这么乱糟糟的世界，那真要气死了。”父亲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啊！如此解释好像也符合现状，还蛮有意思的。
还有一回，当祖母在烧菜时，突然看到酱油没了，便叫父亲去到隔壁店里打一碗回来。父亲以前从没买过酱油，为了圆满地完成祖母交给他的任务，很是谨慎小心。他交了钱，打好酱油，准备往回走。他看到碗里的酱油一晃一晃的，感觉要溅出来似的，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边走边看着手上的碗，不让酱油洒出来。然而事与愿违，他越是小心，碗里的酱油就越是摇晃，结果却因为碗端得太紧，竟把整碗酱油都晃出去了。看到自己小心呵护的酱油竟然一点面子也不给，全洒了出来，一想到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他气得直接把碗摔到了地上。过了一会儿，还得回去交差，只能空着手回家复命，准备接受祖母的批评。
祖母深知父亲的脾气，一看他垂头丧气，就知道他准是把酱油晃没了。令父亲惊讶的是，祖母并没有生气，也没有骂他，只是叫他重新拿一个干净的碗再去打，并嘱咐他，不必害怕，不必看碗，只管打来就是了。听了祖母的话以后，父亲就改变了策略，不再像以前那样，而是买了酱油，头都不低，看都不看，不把酱油放在心上，也不怕它晃出来，只是昂首挺胸地走着，很快就走回家了，而且酱油一滴也没有晃出来。父亲后来回忆起这件小事时，总觉得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解释道，事情就是这样，你越在意，就越紧张，反而就更易失去。对于这一点，练过武的人应更能体会个中三昧，重要的是不刻意勇猛，而是自在欢喜，静坐也一样。其实，这和人的自我心理暗示有关，紧张与担忧会造成暗示作用，那么结局就会偏向于已经忧虑的可能性发展。对于某些东西，就如手中的沙子，你攥得越紧，就越容易丢失，不如放开心去，自在豁达，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也就是美国人喜欢说的“墨菲定律”，其实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心想事成”，好的事，坏的事，都可能因为心理暗示而发生。
后来有人问父亲：“你那个碗打掉了，为什么头都不低，看都不看一下呢？”他说：“都已经掉在地上了，再看它干吗？如果平常我们打翻了一瓶酱油，大概要在那里看个半天，一直感到可惜，然后去捡那瓶子，摸摸酱油，却又把手弄脏了，往身上一擦，反而将油迹沾在衣服上，气在心里，心里直骂该死，这不是很笨吗？破了就破了，盯在那里自怨自艾，何苦呢？”
祖母对他的这些提携，都是极为日常之事，可能并非有意为之，父亲却铭记了一生。一直以来，父亲对普通老百姓的智慧十分敬重，在他的讲演中也多用些伦常日用的例子，这不过都是些随机度人的方便法门。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看待世界方面，专家学者不一定就比贩夫走卒或荷锄老农来得深刻，同理，在生活中，前者也不见得就比后者过得幸福愉悦。真正的智慧都是朴素平常的，父亲常常用这些朴素的智慧现身说法，这大概也与祖母的教导有直接的关系。
祖母应该是个非常圆融智慧的人，对父亲的疼爱也是非比寻常，可是他们母子一生的相处缘分却只有十数年光景。祖母耳顺之年还因为海峡两岸的分隔状况，受尽屈辱折磨。在经历儿子远走他乡，丈夫客死异地，乡亲的争斗，到孙辈的砥砺成才，所有的苦难遭际，都没有改变祖母乐观积极的人生观，她老人家到了九十多岁依旧能背《千家诗》。节俭的习惯，让她总是把洗脸水留下来，用来洗假牙，年纪虽然大，每日三餐都还是吃干饭，身体非常健朗，过世时也年过百岁了。
祖父母一向和睦要好，可是有一次不知道因什么事吵了起来。父亲正看书看得痛快，听到两人吵架，一下子升起了无名火。他往两人中间一站，大声说：“不要吵了，你们两个人吵什么东西！吵得我不能看书了！”说完这话，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有勇气发了这通脾气。祖父母被父亲吼得一下子愣住了，两人之间的争吵也随之停止。
父亲当然知道这样对长辈吼是不对的，心里十分羞愧和后悔，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结果当天晚上，祖父却主动告诉他说：“孩子，你终于长大了，现在你犯错误，我不会打你了，只给你讲道理。”听到祖父这番话，父亲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哗啦啦掉了下来，只觉得这似乎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却讲不出一个道理来。祖父看见他掉眼泪，欣慰地笑了，赶紧把他的眼泪擦掉，说：“去读书，好好看书去，没有事。”语气罕见地和缓温柔。这件事对他而言更像是一次不期而遇的成人礼。通过这件事，父亲也明白了祖父之前的严厉并不是没有道理：对待懵懂小孩有对待懵懂小孩的方式，在他们少不更事时，事无巨细地“耳提面命”，是因为孩童之气未脱，无法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当他们一旦显露出成人的情感，就必须即刻换一种教育方式了。父母的权威并不在于一味地压制子女，而是在他们尚未脱离稚气时引导他们，在他们已然有了独立认知之后，尊重并辅导支持他们。也许这正是祖父通达独到的教育智慧。
父亲小时候就显露出一些天分和才气，有些是无师自通，有些是误打误撞，有些是机缘巧合，有些是潜移默化，有些甚至还有早慧开悟的意味。但毫无疑问，教育也是一种因缘，有着相当材质的人，也需要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合适的施教者，为他创造合适的成长环境，这样才能不断地启发他、造就他。如果说父亲这一生有所成就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祖父母的缘分和爱护为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今天许多人提起我的父亲，都认为他是国学大师，肯定是受了些异乎寻常的教育，殊不知他的国学才华大都是自修而来，少有师承。童蒙时期的从学经历使他从一开始就异于接受完整新式教育的人。所以，他一直强调自身参验体悟的学习方法。因而，一般学者讲究引经据典，刻板地要求毫厘不差，却常常是了无新意；亦有大儒学者，通一经之论或以某家师承为念，解说不出古意，只是局限一格，不能突破。而父亲对儒释道的贯通圆融，对经典的诸多解说，本质上是对世间万事的通彻明了，而非拾人牙慧、拘泥古人的枝末功夫，实乃明心见性、直指本心的本体功夫，而这正是鸿儒所为，引用古文不过是为方便行事罢了。
四、总角情谊无尽期
父亲十一岁时，被祖父送到县第一小学上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距离清王朝被推翻已有十余年了，这时的中国，才刚刚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进入到全国统一的局面。
但新的国家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一，文化和教育观念更是处在新旧交替、异见杂陈的时期，教育总体上缺乏统一的格局，表现为地区差异极大，什么样的形式都存在。在父亲上小学之前，北洋军阀从直皖战争到直奉战争的不断争战，也影响到浙江一省。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江浙战争就曾经让浙江成为江苏和福建军阀的攻击目标，只是战乱区域，多在北部和西部山区，温州并没有太多被波及。可是这样的动乱，也影响到当地的教育。乐清地处偏僻，现代教育观念和形式尚未普及，整个县城只有几所小学，最好的就是第一小学。县里的名流和乡镇里的乡绅，但凡开明点的家庭，都把自家的孩子往第一小学送。所以上第一小学在当地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是件新潮的事。大概那个时候的小学毕业生，相当于过去的秀才 吧。
父亲从小上的是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和许多其他古书，但对现代教育的算术、化学、卫生等科目的知识，可以说是未曾接触。祖父在教育上从不含糊，于是想方设法，托人情送礼物，花了不少气力才把父亲送到县第一小学，插班读六年级。
第一小学在城里，主要是为县城里的孩子办的，所以不能寄宿，家里也没有人可以在县城陪读，祖父便拜托城里一位林姓朋友，让父亲借住在他家里。林家经营一家小面馆，风味不错，生意挺好，家境称得上殷实。这位朋友与祖父相识既久，也是急公好义之人，自然满口答应。
总的来说，父亲在第一小学的时光还是很开心的，毕竟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结交了新的朋友，学了新的课程，就连老师授课的方法都与私塾大不相同，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有趣。唯独令父亲有些郁闷的是，在学校里，他个子小，老师便把他安排在第一排，排队就让他排在最后一个，加上他是乡下人，常常受其他小孩的欺侮和嘲讽。虽然父亲从小学过武，但从不记恨欺负过他的孩子，从来不睚眦必报，也未曾施展过功夫对谁打击报复。
林姓朋友的儿子也在第一小学念书，叫林梦凡，也是独子，性格很好，几天下来，已经与父亲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林梦凡的母亲对父亲也很好，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有林梦凡吃的、用的，就有父亲的一份。两个小伙伴同吃同睡，一起上学下学，情同兄弟，自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有一次，父亲和林梦凡相约去赴一个喜宴，两人一路谈笑风生，嬉笑追逐，一个举着旗子的麻衣相士突然出现在路前方。当时游方的相士很多，其中不乏江湖骗子。两人停了下来，商量了一下，决定测试一下，看这个相士究竟是不是冒牌货。两人便赶忙走上前去将他拦住，请求给看个相，卜问一下个人的前程。
那相士一看，是两个小孩子，以为他们是在胡闹，便随口说：“算不了，算不了。”
父亲一听，讥讽道：“什么算不了！是不会算吧！要不然我给你算一卦吧！”
相士觉得这小孩子说话异于常人，这才停下脚步，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把两个孩子看了个遍，认真地问：“孩儿，你们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吗？”
二人见相士一脸严肃的样子，反倒觉得不好意思了，赶紧报上自己的八字。
相士拿出一本泛黄的旧书，翻看了好一阵，才缓缓地把书合上，半天不说话，只是一会儿抬头看天，一会儿低头看父亲。
父亲被看得心里没有了底，连忙问到底怎么回事。
相士说：“天机不可泄露。你们走吧。不要你们的钱。”
父亲一听，乐了，说：“你什么都没有算出来，还好意思提钱哪！你要是算得好，我自有钱付给你。”
相士或许是见不得两个小孩轻贱自己，便对父亲说：“好吧，那我送你们一人一卦。你是有大福报之人，日后必定名垂青史，堪比伟人。”接着转向林梦凡，长叹一声，说：“你一生注定如闲云流水，名利与财富都留不住。”说完就走了，没有再提卦金的事。
两个小孩子听了，似懂非懂，也不以为意，继续开开心心赶路吃喜酒去了。小学毕业后，父亲在家里自修了几年，最后离开家乡去了杭州，从此走上了求道传道的别样人生道路。林梦凡后来在南京中央政府谋了个文职秘书之类的差事。
国共内战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准备去台湾。临走之前，父亲找过林梦凡好几趟。父亲苦口婆心，陈说利害，特别诚挚地希望林梦凡能与自己一同登上去往台湾基隆的轮船。但林梦凡说，自己只是文职，没有开过枪，没有杀过人，将来新政府应该不会为难自己，况且自己的妻儿父母都在，拖家带口远渡海峡难度太大，即便到了那边，无亲无故的，一切从头开始，连生计都是问题。林梦凡坚持自己的选择，留在了乐清。父亲劝说无果，只好嘱咐善自珍重，便匆匆告别。不承想此次一别，直至父亲去世，两人竟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父亲一生常常提起的一个遗憾。
新中国成立之后，林梦凡当过小学教员，也曾受过批斗。平反后，他的教员身份得以恢复，之后便过着看书、习字、钓鱼的平静生活，直至二○○三年无疾而终。财富与名利在林梦凡身上未曾留下过多的印记，冥冥之中似乎应验了那个相士的预言。
虽然两地相隔，但两人并非从此完全断了联系。大陆改革开放后，父亲借用各种关系，终于与林梦凡重新取得了联系。之后两人一直鸿雁传书，以信件传达老朋友彼此之间的关心和情谊。父亲始终不忘林家旧日对自己的恩情，多次电汇美元资助林梦凡家用，而且每次新作付梓出版，都会第一时间寄给他，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梦凡吾兄教正”之类的 话。
一九八七年父亲旅美期间，曾亲笔写下一首诗赠送给林梦凡，诗中描述的正是两人深厚的总角友情：“总角交情七十年，一生岁月乱离天。心空玉树临风相，才薄中流逆水船。早识劫余（书法作品中是“馀”）当高隐，如何老去犹行颠。呼童且换修罗手，百代清平可息肩。”
父亲送给林梦凡的书法作品
在后来一封写给林伯伯的亲笔信中，父亲还直抒心怀，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情和想法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我的事，非一般世俗中人所能了解，除非有一天能坐下写回忆录，至少可达百家言之谱，然后世人方得知其始末因由也。我亦年迈，常在身心煎熬中过日子，只是能忘身忘生为人谋，为国谋，尽片微躯，不记成败而已。”
父亲是把林梦凡这个发小当作至交知音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父亲的交友信条，所以他的朋友之众，涵盖的行业之多、地域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但在他的心里，久别未重逢的林梦凡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有着不一样的分量。如那位相士说的那样，父亲已经“名满天下”，但他始终对这位失散多年的总角之交十分感念， 正所谓“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
五、家变异数祸兮福
个人、家庭的幸福与否往往与整个社会、国家息息相关，国家富强，则“远者来，近者悦”，国势倾颓，则“远者避，近者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就更是如此了。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个人往往频遭厄运，无数家庭也因人祸天灾而凄惨度日，无以为继。
一九一二年后，中国政局持续动荡，国力逐渐衰败，政府无能，但随着通商口岸的打开，沿海经济和航运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彼时军阀混战，生产屡遭破坏，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于是，流民之中或为匪或为盗者日渐增多，中国东南海域的海盗活动再次猖獗起来。常常有沿海地区船只被劫、邮包被扣、船员被伤等消息见诸《申报》等报端，海盗之患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一九二○年十月，《申报》发表时评称：“时届冬令，每多盗匪劫掠之事，故官中名之曰冬防。实不知其何以至此。然至冬时，劫掠之案自多于他日，即以租界各地而论，亦已可证。意者冬令于需食之外，又需御寒，需用既多，故贫困之徒，不能不为盗贼欤，抑或冬时富有之人，多所收入，为盗贼者视其时为合宜之时……”很多海盗实际上是由军阀内战时的散兵游勇组成的。
同样的历史也在明朝发生过，因为张士诚的兵败，加上日本军阀的争斗，日本社会也有许多浪人散兵，他们与中国海匪结合，引发中国沿海一带冲突不断。整个明朝都没有真正处理好海盗问题，甚至到了明朝灭亡之际，还是由海盗出身的郑成功家族，在台湾短暂地继承了明朝的正统，这也是奇事。唯一不同的是，明朝的海匪应该是有比较高强的海军技术的，毕竟那是中国曾经称霸海上的辉煌时代。可惜的是后来开设海禁，加上我们民族安土重迁的观念，中国没能真正成为海权国家。而几个世纪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就利用了他们的海盗，打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舰队及商业利益，进而称霸世界。
民国时期，海盗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海域，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吴淞口的铜沙洋面，闽浙交界的温州、台州洋面，闽省的厦门附近和广东的汕头、汕尾海域。关于海盗的传闻，祖父是做生意的，消息灵通，自然有所耳闻。但是，毕竟自己的家离温州洋面还有相当距离，海盗主要劫掠商船，一般不会到岸上活动，所以也并没有什么防备。谁料，家里竟然招致了海盗劫掠这种无妄之灾。这件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父亲在城里小学读了半年，到了年关放寒假，学生们都回家过年了。他提前给林家人拜了年，就兴冲冲地往家里赶。新春佳节快要到了，家家户户不管收成好坏，岁入多寡，也不管政局多么混乱，辛苦劳累了一年，一家人总要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地吃顿团圆饭，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节，天天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忙得不亦乐乎。本来单是过年就够热闹的了，当年恰好又赶上给曾祖母做六十大寿，祖父是个大孝子，打算好好为曾祖母过个生日，热闹热闹。所以家里不免天天开十几桌的席，宴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和乡里乡亲。祖父在乡里本来人缘就不错，加上他刚刚捐修了一个陡门，更是受四邻乡人的敬重，因此前来祝寿的人特别多，其中来“蹭饭”的，肯定也不少。就这样，声势浩大、热火朝天的宴席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生日宴好不容易才结束，此时离开学的日子还有好几天。然而，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突然从梦中惊醒，直直地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早饭时，父亲突然向家里宣布：“我要走！不能待在家里了！我要上学去！”态度异常坚决果断。
祖母就问：“为什么要这么早去上学呀？离开学不是还有好几天吗？现在不能去！”虽然祖母再三劝阻，也没拦住执意要走的儿子。
祖父最近一段时间忙着给曾祖母做寿，累得很，也没有心思管他了，就发话同意让他走：“走可以，你自己一个人去吧。”
父亲鬼使神差地一心只想赶紧离开家，到县城里去，没人送也不在乎。他收拾好行李就上路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独自步行几个钟头，进了城，还是住到林家。父亲给林家大人拜了晚年，送了祖父让带的礼物，放下行李，就和林梦凡到城里逛去了。这个时候，年味已经渐渐淡了，不过两个小伙伴依然玩得十分开心。
第二天上午，有人大声地敲林家的门。林父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祖父从家里派来的用人。来人急匆匆地说，南家昨天夜遭海盗抢劫了。父亲一听，吓出一身冷汗，怔怔地站立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来人塞给他一张纸，叫他到县里报案。父亲这时才清醒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祖父写的状纸。林父赶忙到县衙报了案，县里接了状纸，说会尽快处理，先回去等候。林父怕父亲一个人回家不安全，便亲自带着他回到乡下老家去一看究竟。
到了乡里，远远地就看到南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进了家门，只见锅碗瓢盆散落一地，柜子桌椅倒的倒，散架的散架，还有一些衣服也被扔在地上，房顶上挂着的大红灯笼也被戳破了，咧着个大口子。父亲毕竟是生平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剧变，一时无所适从，张口结舌，呆立一旁，说不出话来。
见林父带着自己的独子出现在家门口，原本一脸颓丧的祖父母这才稍显欣慰。祖父招呼林父坐下，把父亲叫到身边，这才慢慢地道出事情原委。
原来，经过多天的热闹嘈杂，昨天晚上，南家人好不容易才把家里收拾停当，便早早地歇下了。半夜时分，突然传来一阵打砸门窗的声音，祖父从睡梦中惊醒。祖父的杂货店，前面是门脸，后面是住屋。细听辨认，声音是从商店那儿传过来的。祖父当下判断，很可能是海盗来打劫了。他赶紧把大家叫醒，让大家不要管家里的东西，赶紧逃跑，自己光着脚先从后门跑出去求援搬救兵。家里一阵慌乱，有些人还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门被撬开了，一群拿着刀枪的人冲进里屋来。祖母急中生智，把戒指耳环摘下来，拱手交给带头的人，说：“主人都跑掉了，我是他家的用人。这是主人的首饰，都给你们。”祖母平时就很朴素，穿着本就不怎么讲究，也不爱打扮，夜里又看得不是十分真切，海盗便信以为真，放过了她。海盗们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把家里和店里值钱的、能带走的东西席卷一空。临走时，一个海盗看到厅堂里的大红灯笼还亮着，就顺手用枪把它扎破一个大口子，这才满意地走了。可幸的是，海盗志在钱财，并无意伤人，抢劫时祖母和用人们都没有抵抗，所以没有人伤亡。等到祖父带着一群“盐兵”赶到时，那帮海盗早已不知所终了。
遭受海盗的这次洗劫，祖父的财产损失极为惨重，辛苦半辈子的心血几乎全部付诸东流了，但好在全家人的性命都保住了。祖父天性豁达，深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也看得开。最令他宽慰的是，孩子竟然神奇地逃过一劫，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他身边。林梦凡的父亲也以“破财消灾”“钱财乃身外之物”之类的话语为祖父排解忧愁。
经祖父一说，父亲听得心惊肉跳，自忖身为南家独子，若在家中，恐遭不幸，必遭海盗绑架勒索。幸而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让自己避过这场祸端，现在想想，大概是天意吧。祖父不想让他过多操心家里的事情，便托林父继续把他带到城里等待开学。
从这个偶然事件上，父亲后来竟也悟出一番终身受用的道理。他经常说如果不是因为祖父大肆操办曾祖母的六十大寿，可能也不会招来海盗；祖父的小康之家还能细水长流，平平安安。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轻言做寿。拿佛学的道理来讲，一个人在“福报”很好的情况下，不要把“福报”一下子都用完了。修得了“福报”，也是要慢慢用、省着用的。也许正是因为童年时代的这个经历，父亲一生都淡泊名利，发善心善缘，却从来都是“为而不有”，不居功自傲。真是应了那句“满招损，谦受益”的老话了。
尽管神奇地躲过一劫，但此事对父亲的一生似乎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没有把它看成一桩有惊无险的飞来横祸，而把它当作一个值得铭记终生的教训。我们子女自小就听从父亲说的“财不露白”的训示，随时检点自己，不喜欢张扬。
也许正是因为童年的这些经历，虽然父亲才华横溢，但为人处世时，无时无刻不放低自己的身段。对人，他谦逊平和，不管是对待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还是对待贩夫走卒、平头百姓，都是同心同理同等对待。对己，他谦而不溢，低调行事，即便后来名声日隆，也从未轻狂恣肆。他总说自己最不喜欢别人像看明星那样对待他，他一生自知肩负着普通人无法理解也无力承担的重责和使命，从不为外在的功名利禄而发善心善缘，讲学著述非但不为“稻粱谋”，而且稍得余钱便常常乐此不疲地扶贫济困，秉持着“为而不有”的菩萨心肠助力公益，且功成弗居，急流勇退。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当作普通的修行之人，远离名利之场、富贵之地，一生修行不辍，与天下人无碍，以期度化普天下的普通人，从不高高在上。如果说父亲有什么不同的话，现在看来，或许就是童年的这些遭遇使他早早地觉醒了自己的慧命吧。
六、师事诗馋朱复翁
父亲十二岁就会写诗了，这原本没什么稀奇的，因为他天资聪颖，平日里读诵的又全部是古诗文，私塾里教的也都是传统的作文方法，训练得当，对写诗有自己的独到体悟，因而，会写诗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他的诗做得好，不仅在文采上超出同龄人许多，而且在意蕴上也别具一格，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学问了得、功力深厚的启蒙老师——朱味温。名师出高徒，作为知名的民国诗人，朱味温先生精心教授出来的弟子自然不会逊色。
朱味温（一八七四至一九三三），榜名朱鹏，字加煊，号味温，一作味渊，晚年又号复戡，出生于现在的温州乐清市黄华镇岐头三村。朱味温十八岁时就读于乐清县城里著名的梅溪书院，师从“东瓯三先生”之一的陈黻宸与当地名士黄鼎瑞。朱味温学问很大，不过生不逢时，考功名时官场黑暗，自己一没有钱财贿送，二没有人疏通关系，自然是落了榜。心怀愤懑的他到处游历讲学，结识了不少名士，也培养出了许多人才。那个时候的文人都有经国纬政、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朱味温也不甘心只当个教师，一直在寻找机会从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施展自己的满腹才学，为国为民谋福利。后来，他担任过一个县级小官，还从过军，当过军官。不过在这条道路上，他并没有取得可以骄傲的成就。历经清末和民国，朱味温从教、从政、从戎，阅尽人世沧桑、世事变化，谈论起时政来，针砭时弊，愤世嫉俗，意气万丈。乡里人都把他看作奇人高人，对他敬重有加。不过，他最大的成就还是诗歌和教育。朱味温酷爱写诗咏诗，自号“诗馋”，曾将诗作结集为《台江骊唱集·天南鸿爪集》《严江吟草》《雁荡吟》《南行续集》等。他去世后，弟子集资刊其诗集《复翁吟草》。朱味温的诗现存共四百多首。后来，父亲也专门给这位启蒙恩师出过诗集，下文会有详细说明。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朱先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方法。他重视举一反三，反对死板灌输，喜欢采用赏识激励的引导方法。他的弟子朱镜宙后来在《朱复戡先生传》中写道：“先生每以时论课诸生，反复设问，务使各尽其才，偶有未安，为点易数言，稍可，则密圈似连珠，使后生不知有学文之苦。若得佳制，曼声朗诵，抵复至再，往往摇首击节，唾咦四溅而不自觉。”朱镜宙对这套激励机制十分受用，觉得受益良多：“镜宙亦因先生循循善诱，才思焕发，畅言毋隐，一洗其畴昔局促之态。”朱味温的这种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即便放在现在也是非常先进的。
朱先生在上课时，全身心投入，满腔热情，肢体语言十分丰富，可以称得上声情并茂，感染力极强，这种方式非常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的弟子黄式苏在《朱君复戡行述》中形容说：“予任温州师范学校监督，延君主国文讲席。君口讲指画，涕唾横飞，或曼声高诵，手足舞蹈，见者窃笑之。”
父亲也对朱先生这种教育方式十分钦佩，认为朱先生这种言传身教的态度对学生的影响特别深刻，感慨道：“何以受其滋培影响而如此亲切者，此无他，即古所谓言教不如身教。”
朱先生始终秉承这种教育精神和方法，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弟子，不仅深受弟子的敬重，而且成为浙南名师，许多大户人家争相延聘。朱先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栽培弟子，所以他的弟子遍布浙南，其中佼佼者，乐清有朱镜宙、林佛性、先父怀瑾、郑哲民、洪式闾，瑞安有伍叔傥，永嘉有柯逢春，鹿城有徐堇侯，青田有陈诚、叶迈，人称“朱门十大高徒”。父亲后来说自己与国民党政要陈诚师出“同门”，指的就是同朱先生的这一段师生因缘。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朱先生曾在青田教过陈诚，在古时讲究师从关系，受过同一个老师的教诲，就称“同门”。其实，父亲比陈诚小二十多岁，一辈子同这位隔空“师兄”也没有直接打过什么交 道。
机缘相合，虽然时间短暂，父亲依旧可以称得上是朱先生的关门弟子。一九三二年暑假，父亲在温州读中学的表兄王世鹤回来度假。王家是当地大户人家，听闻朱先生是久负盛名的名师，便延聘他来给王世鹤补课。祖父因为家中刚刚遭遇海盗洗劫，一下子无力缴付昂贵的中学学费，为了不至于让父亲荒废了学业，便把他送到王家随从受业。王家与南家交情不错，自然也乐意送个顺水人情。
朱先生并不是只给父亲的表哥和父亲两人授课，还有其他一起随堂听讲的学生。不过，在听课的学生中，父亲是年龄最小的，也是朱先生最照顾、最喜欢的。父亲特别喜欢听朱先生讲解古诗词。朱先生“曼声高诵”，或慷慨激昂，或悲天悯人，或娓娓深情，妙语连珠。前来受教的学生们深受感染，都喜欢上了诗歌。父亲开蒙很早，《唐诗三百首》等早已在祖父的督促下倒背如流，打下了良好的诗词底子，再加上对古诗文有天然的领悟能力，很有灵性，因此深得朱先生的喜爱。
一日，父亲看到朱先生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吴梅村的诗集，便随手拿起来翻阅，低声吟咏，完全沉浸其中。不知过了多久，才从诗中跳脱出来，发现朱先生正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书。他立马放下手中的书，摆放回原处，站到老师的旁边，等待训示。不过，朱先生并没有训斥他，还为他用地道的古韵吟诵了吴梅村的《琴河感旧》：“白门杨柳好藏鸦，谁道扁舟荡桨斜。金屋云深吾谷树，玉杯春暖尚湖花。”
朱先生吟诵得抑扬顿挫，绕梁三日，父亲听得入神，连声称赞：“先生，您读得真好，真好听！”
见他欢喜，朱先生继续念道：“见来学避低团扇，近处疑嗔响钿车。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一连四首，朱先生不紧不慢地吟诵着，父亲也听得入了神，跟着摇头晃脑，轻声附和。
此时的父亲尚且年幼，对诗中表达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并不解其中滋味，但能隐约感受到诗歌声韵之美。看到父亲一脸痴迷，朱先生也不禁莞尔，便随手将书桌上的一卷清诗借给他读。
正是从这次朱先生不经意的指引开始，父亲开始通读清朝名家的诗作。他发现，清诗虽然比不上唐诗的华丽、大气，但胜在坦然、深刻，独具一格，自成一宗。以前私塾的老师教导他，学诗“须先习盛唐，宗法李杜，方为正规，如清初诸家，不可学也”。在读了大量清诗之后，他觉得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自此，父亲对清诗情有独钟。他总结说，清朝的诗“寄意遥深，托情典故，殊非唐初盛晚诸世旷达疏通所可及者，宜乎情之切近于衰乱哀思而尤擅其胜场也”。有了朱先生的点拨，加上自己童蒙时期的训练，父亲在诗歌上的造诣自然日渐登堂入室，真可谓是“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了。
在这个短短的假期里，朱先生“每日讲解古文辞有关经史之文一篇，溽暑长夏，小楼一角，轻衫靸履，修髯清癯，把卷吟哦，声达户外”，父亲仰着头听得入迷，从心底里佩服敬爱这位老师，发愿要读遍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自此以后，父亲一辈子再也离不开古诗文。可惜的是，暑假结束了，表兄要去上中学了，朱先生的授课也告一段落了。虽然父亲在朱先生门下受教的时间稍显短促，但他后来心怀感恩地自述道：“性喜多门，好学旁骛，数十年间，文武师友，泛泛者数当百计。但于诗学而得启迪其蒙者，首当推重朱师味温。”可见他对朱先生的教导印象之深，感念之至。在父亲的著述里，经常可以看到他援引改写吴梅村、钱谦益、郑板桥、袁枚、赵翼和龚定庵等清朝名家的诗句，对于清诗的兴趣恐怕还是受彼时朱先生对他的启蒙影 响。
自此之后，父亲总盼望着朱先生来年暑期还能继续来表兄家传道授业。不幸的是，第二个暑期还没有来到，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已经连续两天咯血的朱先生，在艰辛地走完一个甲子的轮回后，凄然离世，享年六十一岁。第二年，朱先生下葬于今黄华镇岐头山，墓上刻着他临终前自拟的“门墙罗列三千士，江国流传一卷诗”。这对句十分精到地概括了他的生平，虽然踌躇满志而不得起用，但又成果斐然。出殡之日，“四方会哭者千余人”，一时传为佳话。
父亲一辈子深铭师恩，非常感念师从朱先生的日子，想为恩师出版几本诗集，聊表弟子之意。父亲和朱老先生的儿子朱璋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并两次出版朱先生诗选集，一本是《复翁吟草选集》，一本是《复翁诗集》，共收录四百余首朱先生的诗作，但仍然有遗漏，父亲对此深感遗憾。另外，父亲还写下《复翁吟草选集前记》《重印复翁诗集赘言》等文，深切缅怀这位对自己来说意义非凡的启蒙老师朱先生。
七、习武弃医初立志
父亲小的时候，祖父曾告诫他：“仗剑需交天下士，黄金多买百城书。”意思是要多交天下朋友，多交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朋友；有钱了，要多买书，多读书。父亲少时，确实就已读了很多书，比如《资治通鉴》，在十三岁以前，他就已经圈点过三次了。古书没有标点，他一边读一边圈点，每一遍用不同颜色的笔，不懂的地方就拿去请教老师，读得多了最后都能背下来。以前读书是读书，现在读书是看书。以前读书，像现在朗诵白话诗一样，是要朗声念出来的，是要唱出来的。一本书圈点过了，再这样读下来，印象就会特别深刻。他当年在书房里读书，大声诵读，读了三遍以后就不看字，开始唱了。放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边唱和着古诗词，一边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嬉笑玩闹，很是调皮。
父亲常说小时候读书都是高声朗诵的，这样读了，几十年都忘不掉。父亲的这个经历也正印证了英国哲人休谟的一句话：“想要除掉田野里的杂草，最好的办法就是种上庄稼。”的确，人的头脑就是一块良田，与其让它长满杂草，不如让它结满果实。对孩童而言，好的东西不去占据头脑，那么坏的苗头就会乘虚而入。同样，如果头脑中没有这些深邃文雅的诗词歌赋，那么头脑很可能就会被一些糟粕的东西占据。今天的孩子们嘴边经常是一些毫无文化内涵的口水儿歌，甚至是电视里的那些广告词。相较而言，古人让童蒙记诵诗词歌赋的做法不知要高明到哪里去。而且，经过年少时的读书训练，父亲的记忆力更是十分惊人，到了晚年讲课，《资治通鉴》信手拈来，甚至这段文字在哪一页、哪一段，都还记得。
年少时的读书时光总是快乐的，一辈子也忘不了。不过对于从小身体不太好的父亲而言，少年时的欢乐相比其他同窗要少一些，更多的时间他是在生病吃药中度过的。他生来多病，六岁到十二岁，身体一直非常弱，加上正餐不好好吃饭，喜欢吃零食，三天两头生病。十二岁以后，像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仍然不时光顾，不过一辈子却也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读书、练武是父亲少时生活的二重奏。虽然体弱多病，他却喜欢练武功，一心梦想着有朝一日做个侠客，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真可谓是“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他曾偷偷地叫人到上海，买了许多有插图的武术书——大概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武术著作，真假也无从考证了，那些书后来也都没能留下来。没有老师，他就一个人待在书房里，趁家里没有人的时候，照着书上的图案，一招一式地依葫芦画瓢，倒也练得有模有样。有一天，他读完了书，照着书上的某个图案，倒挂在梁上，两条腿倒转来勾着，支撑不了一会儿，便气力不支，哐当一下掉到地上，发出很大的响声。祖父在楼下听到，赶忙上来问：“出什么事了啊？”只见父亲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叫也叫不出来，动也动不了，只是不停地流眼泪。祖父不敢扶他，只是先拉个椅子坐下等着，过了许久，看他动了一下，才伸一只手把他拉起来。祖父既痛惜又爱怜地说：“你要练武功，不是这样的，光照着书上的图案比画是学不会的。”说完他把长袍解开，打了一套拳，亲自示范给父亲看。父亲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武功很高，拳法也打得很好，真是身在福山不知福，舍近求远，拜错了老师。不过，他还是很不解，为什么祖父上来后不直接把他拉起来。祖父告诉他，跌倒了，尤其是老年人和小孩子，没有哭出来或者不出声，千万不要去抱，也不要扶他，跌倒马上去扶起来是很容易受伤的。父亲后来常常以此例告诫别人。这是个常识，可惜许多为人父母者或者为人子女者都不懂。
自从见到祖父显露了身手，父亲就不时地纠缠着他要教自己武功，可是，祖父却不肯答应，无论怎么样也不亲自教导他学武功。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要“易子而教”——自己的儿女不能自己教，而是要交付给朋友，请朋友来教。因为亲不责善，只有这样教者才能无所顾忌地施教，学者才能全心投入学好。早在《孟子》中就已有这样的教育理念。公孙丑曾问孟子：“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回答：“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这就是说，易子而教是为了防止父子因相互责善而关系交恶，从而影响了教育的效果。
父亲后来也继承了祖父的这种传统观念，常说做父母的不要把孩子盯得太紧，易子而教才好。父亲对我们这几个孩子的教育理念也是这样的，他在国熙弟年少时就将他送往美国，由他人教导，不可谓用意不深。同样，父亲虽然精通武术，可是他在我们五六岁时，还是延聘拳师教我们国术，并没有亲自教导，就是秉承祖父的教育理念。
祖父见父亲习武心切，只好找一个当地的名医来做他的武术老师。这位名医姓林，父亲叫他林伯伯。林伯伯此前从不教授别人武功，平时穿长袍，走出药店就是个白面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武林高手”呢。他一开始怎么也不肯教，但在祖父三番五次的请求下，只好“敬谢不敏”了。他白天忙于治病救人，便答应夜里来教父亲武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因为父亲学武时的领悟力高，一点就通，所以这位林伯伯觉得教人习武也蛮有意思的，就持续了下去。后来，祖父叫上邻里的四五个孩子，陪父亲一起练武，林伯伯也首肯了。
林伯伯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虽然教导父亲武术，但更希望父亲也跟着他学医，最好能悬壶济世。他说虽然学武术可以强健身体，但是练武的人毕竟是少数，是独善其身之法；得病的人总是更多，需要救治，是兼善众人之术。况且如今武功再高也抵不住子弹，要想有所成就做个“大人物”，治病救人才是最好的途径。他引用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范仲淹年轻时候立下的志向，意思是说，如果自己将来做不了一个治世济民的宰相，那就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他还告诉父亲，在范仲淹眼里，出将入相跟做一个名医，功德是一样的。祖父在一旁听着，觉得林伯伯说得有道理，就叫父亲平时也要多读医书。父亲听从了教导，一边习武，一边连着几个月读《黄帝内经》等古典医学名著，偶尔还到林伯伯的医馆里辨识一些中草药，看林伯伯开药方，学习了不少医学上的知识。后来，父亲很少求医看病，大多都是靠自己的医学知识制药调理，有自己的私人药房，或许就与这段习武学医的生涯渊源颇深。
其实父亲在教育我时，也时常复制祖父对他的教导。我记得在台北有位光熹公公，应该是在南氏家族里与祖父同辈分的长者，所以我要称呼他为“公公”，这可不是清朝连续剧里的“公公”。光熹公公在台北迪化街的一家中药行做事，管着药铺，也会切药、抓药、配药的技术。父亲曾经叫我去迪化街的药铺，向光熹公公学认识中药。我去了好几天，他都很忙，没有时间教我什么，只是叫我去库房看药材。可惜我那时真是不懂事，没有好好掌握机会去辨识药材，只会偷吃用蜜炮制过，非常好吃的黄精一味，惭愧地辜负了父亲的心意。
父亲体弱，刚开始学拳，走的是刚猛硬拳法，对他的身体并非适当，常常练完拳后有头脑昏沉的感觉。因为从小想要行侠仗义，也就勉强自己继续练习。后来负笈四方，遇到的技击能人很多，也碰到许多懂神通的有道之士，父亲都及时顶礼，叩拜为师。他说在二十岁前，拜过的师父，有南宗、北派的；有长拳、短打的；连兵器都学过至少十四种；甚至还学过蒙古摔跤、“西洋”的拳击等搏击，各门各派，累积起来师承八十余人，可见父亲对中华武术和道功的喜爱。
中国国术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张之江先生曾在浙江省国术馆主办全省性国术比赛，父亲也曾参与其盛，以姿势优异取得拳型的冠军。如此好武的父亲，并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自满。他自忖所学不够精到，不过是略为看到门径而已，所以后来进川，决心继续寻师访道。
八、青灯一盏暖书香
父亲十三岁时，私塾已经念完了，插班的小学也读完了，却拿了小学倒数第一名的成绩——那时候叫“背榜”，也就是拿到了一个肄业证书。接下来怎么办呢？按理来说应该上中学，但乐清县那个时候没有中学，要读就只能到温州去。可是，那时候供养一个中学生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生逢乱世，人人疲于奔命，去大城市上学的费用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更何况家里先前还遭了海盗的洗劫，度日艰难。没有办法，祖父就让他跟着当地一位远近闻名的木雕艺人学手艺。在祖父看来，“天下无如吃饭难”，只要有手艺就有饭吃。父亲一听，心想若只是学着玩玩，倒是很乐意，但倘若是作为吃饭糊口的手段，他才不愿意一辈子干这种事呢，于是坚决不干。没有办法，祖父又叫他去学生意，到隔壁人家商店里当学徒，他也不干。他当时年纪尚小，虽然不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前途，但是潜意识里他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职业和人生，所以他拿起唯一的武器——眼泪——表示反抗。祖父说了三次，他大哭三次，坚决不去学生意。祖父拿他没有办法，只好由他去。虽然当时家里突遭变故变得贫穷，但无论如何一个小孩子还是养得起的。祖父决定让他在家里读书自修。后来又想法子让他随王家表哥一起，跟着朱味温先生读书。
虽说是随从朱味温先生读书，但父亲同朱先生的师生因缘，只有一九三二年那个短短的暑假，算下来也只有一个多月，真正一对一教诲的时间恐怕就更短了，毕竟朱先生是王家聘来教自己孩子的。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这三年时间里，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自修读书。
在这三年里，他读书的范围更广了。家里有不少藏书，《史记》《文选》《纲鉴易知录》，还有唐诗宋词等，他都翻出来读了个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各种武侠小说，甚至前面提到过的“武功秘籍”之类的“闲书”“野书”，他也都想方设法，或借，或买，一定要弄来看。祖父对这个独子十分严格，在培养的问题上很用心。在这段自修期间，祖父还给他请来一位老师，不定时地对他进行辅导。这位老师名叫叶公恕，古文底子好，又知道不少现代的学问。叶老师一个月来家里两到三次，从他那里，父亲算是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孙中山和康有为，也大概知晓了外国的林肯、华盛顿、兴登堡和卡内基等人的传奇故事。
虽是请了老师帮助在家自修的父亲提高学问，但一向管教严格的祖父认为，在家里自修，环境过于优越，容易致人懒散，于是决定把他送到家庙里去读书。南氏家庙叫作井虹寺，建在附近的山上，离家有五六里地，庙内安放南氏先祖的牌位，每一代里选派一人看管。家庙平日里人寥寥无几，少有人去。只有在过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的时候，才会有后代到庙里去祭拜祖宗。祖父把父亲送到家庙读书，平时不准他回家，让他每过三天回家一趟，将祖母给他做好的几日馔食，装到篮子里，自己提到庙里，吃完之后再回来 拿。
按照常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而且是独子，任何家庭肯定都不舍得让他一人在偏僻的家庙里无人陪伴，孤寂苦读的。也许正是祖父这种独特的不骄纵的严厉管教方式，形成了父亲日后特立独行、坚毅自持的人格特质。
祖父之所以十分推崇这座家庙，以至于竟然狠心把自己的独子“流放”到这里自修读书，是不无原因的。南氏家庙始建于宋朝，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其间曾出过诸多高僧大德，里面还有位高僧写的对子：“得一日粮斋，且过一日；有几天缘分，便住几天。”道出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尚去了庙子空”的洒脱境界。倘若人生真能有如此豁达的心境，那么对自己一辈子的因缘际遇，便能处理得非常美满了。祖父一定是看上了家庙里这股通古幽思的典雅气氛，正适合一个少年在这里勘落习性，磨炼性情，这才决定将父亲安排在这里。
居于山上的家庙，环境自是很好，庙里一片幽深，古柏掩映；庙外则有清澈的溪流、烂漫的山花，还有美丽的翡翠鸟。如此一来，在这里自修读书的效果想必是很好的。当然，对于一个少年来说，这样的环境多少有些过于孤寂了。庙里面陪伴父亲的只有一个又呆又瘸的老和尚和一盏琉璃灯，后面还堆了四十口空棺材，气氛确有些阴森可怖。父亲管这个老和尚叫公公。晚上公公独坐在枯灯前面念经：“南无阿弥陀佛……”诵经之声更显得周遭寂寂寥寥。父亲就紧紧地跟在后面，拉他衣服，颤抖地说：“公公啊！你快一点，我怕鬼啊！”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以后，他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即便到了夜里，也不那么害怕了。晚上一到无事可做，就大声念书，倒也痛快。
佛家修行有个法门，就是专门到坟头墓地等场地，或是做处理遗体等工作，帮助有心人看破身体的假象，可以解除对于什么是“我”的误解。父亲在家庙的这段经历应该是对他后来能无惧无畏、看破生死有一定的帮助，这又不得不感谢祖父的决定了。
祖父告诉父亲，虽然那个南姓的和尚公公大字不认识一个，诗却作得好。父亲不信，有一次就偷偷抄了一首和尚的诗给祖父看，说是自己作的。祖父看了一眼，严肃地说：“你也会作诗啊？是你自己写的吗？”
父亲答说：“对啊！”
“是你从那个和尚本子上抄来的！”一下子就被祖父揭穿了。
传说，这位和尚原本真的大字不识，出家不念经也不打坐，就拜佛，天天拜，拜了九年，不拜了，跑去睡觉，右侧而卧，一个姿势睡了三年。一个师弟跑来对师父说：“这个师兄死掉了。”师父答说：“你不要管，不要乱讲，你倒一杯水放在他身上，过三天你去看看。”过了三天，那杯水一点儿也没漏出，可见他根本没有动过，仿佛石头一般。按照佛家的讲法，他其实是已经到了身定的境界了。他这样睡了三年，忽地一日醒来，诗文什么都会作了，经文什么也都会念了。父亲后来在讲课的时候以此为例说，生命的自性里头具备一切智慧，正如六祖开悟了以后说的，“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真正开悟了，自性里头便具备了一切。如此看来，父亲很相信这位和尚公公是开悟的。
父亲在家庙里读到了放焰口的经，经书里的句子让他颇有感触。后来他又读了莲池大师的《七笔勾》，什么“五色金章一笔勾”“富贵功名一笔勾”“风月情怀一笔勾”等，也特别喜欢。回去后他跟祖父讲：“公公他们念的那个经，里头有些文章很好。”
祖父就问他：“你看了什么？”
“就是那个放焰口里的。”
祖父又问：“那些好的，你晓得谁作的？”
“不知道。”
“苏东坡作的。”
父亲惊叹道：“怪不得！是苏东坡这个才子作的啊。”
经书里的文章是否真如祖父说的出自苏东坡之手，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去考证，但他因此集中接触到了佛学，开始了学佛的因缘，却是无疑的。
父亲心无旁骛地在家庙里读书，内容涵盖历史、地理、人文各个方面，尽情地在书的世界里自由徜徉。当时的社会虽然整体上混乱不堪，但许多地方依然是封闭的、传统的，父亲生活的这个小地方更是平和、宁静，这应该感谢祖父为他刻意营造的世外桃源。外部世界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战乱频频的动荡时局，很少能搅扰到这里的静谧。父亲似乎也在这静谧中沉潜入定。虽然读书很多，对时局却知之甚少，但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已经开始渗透进他的心灵。他暗暗下定决心，立志要做一个有风骨的读书人，但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传承，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全待因缘的际遇。
一日，又该回家去拿馔食了，取完返回的路途之中，父亲突然诗情勃发，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暑期自修于井虹寺（政洪寺）玉溪书院早归
西风黄叶万山秋，四顾苍茫天地悠。
狮子岭头迎晓日，彩云飞过海东头。
这首诗后来收录于《金粟轩诗纪年诗初集》。
父亲一气呵成，对自己作的这首诗十分满意，回到家后就把它记录了下来。当时正好暑期在表兄家随从受业，就拿给朱先生过目。朱先生看了他写的第一句，连说：“好诗！好诗！可惜啊，太衰老了！你年纪轻轻十几岁的孩子，诗却写得这么可怜。”
父亲接着写第二句，并解释说，“西风黄叶万山秋”，是指自己回家去拿菜回来，“四顾苍茫天地悠”，是回家途中的有感而发。（他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看过“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朱先生听了，摸着胡子，更是大摇其头：“你怎么搞的？好诗！可还是太衰老了。”
他接着写出下面两句。朱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你怎么作的？”
他回答说：“我在庙里读书，早晨时候回家去拿菜，天刚亮，太阳刚出来，正是‘狮子岭头迎晓日’，从家拿菜回去庙里，路上便又看到了‘彩云飞过海东头’。”
朱先生还是说：“好诗！就是太衰老了。”
在父亲看来，这首诗竟一语成谶，因为他后来修道，到了台湾，台湾就是在“海东头”。有一次，父亲也对人说：“其实年轻时作的诗，这个叫什么？诗谶。自己作的诗已经断定自己的命运了。”
九、许折东南第一枝
有人说十七岁是父亲修行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我更愿意说这一年是他人生的一条分界线。因为在这一年，父亲结婚了，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大哥南宋钏。
漂泊平生负孝慈，劳君艰苦费撑持。
辜恩有愧难为报，松柏春阴应较迟。
上面这首诗作于一九八一年端午节前，写在父亲给青梅竹马的结发妻子，即我的“大妈”王翠凤女士的一封信中。父亲的元配夫人王翠凤，比他年长几岁，实际上也是他的姨表姐，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在父亲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两家就订下了这门亲事，可谓亲上加亲。以现在的观念来讲，这其实并不符合优生学理论。不过当年，表兄妹结婚在温州并不少见。婚后，他们先后生下了宋钏、小舜两位兄长，所幸二位兄长都很健康。只是父亲长期不在身边，两人均未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加上时局不济，家道艰难，宋钏哥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谋生，常年不在家乡。小舜哥在家陪侍祖母和大妈，后来自学中医，成了温州小有名气的医生。宋钏大哥、小舜二哥兄弟俩，一个为人豁达，爱讲笑话；一个严肃沉稳，刻苦自励。后来父亲与大妈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惜夭折了。父亲对大妈一直非常感激，称她为“观音菩萨”。
大妈为人善良、孝顺，父亲离开家乡后，一直是她在照顾祖父母和两位兄长，彼时的大陆常年战乱不休，而后的数十年又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个中困难，可想而知。除了大妈为操持一家人的生活付出的艰辛外，还有一件事，颇令人动容。祖母生前，大妈每天都要为她梳头洗脸，每次梳完头后，都将她散落的头发细心地收藏起来。后来，大妈将收藏的这些发丝交给发绣艺术家魏敬先先生，他用祖母这些散落的头发绣了一幅祖母的肖像。当父亲看到这幅绣像并知道其来历时，感动万分，失声痛哭，在祖母的像前长跪不起……
一九九〇年大妈王翠凤女士与南小舜（左）、南国熙（右）在香港的合影
父亲自己十七岁离开家乡，其后只回来过两次，在外面漂泊了几十年，没有机会孝敬父母亲，全靠留在大陆的大妈侍候公婆，抚养孩子。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祖父蒙冤入狱，供养整个家庭的重担就都落在了大妈王翠凤的身上，她到温州给人家当用人，一个月赚五六块的工钱。为了补贴家用，两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也要出去做零工。后来，大妈为了更好地照顾祖母，辞去了在温州的用人工作，回到老家摆小摊维持生计。
然而比谋生更为艰难的，是她头上有一顶可怕的帽子——“反革命家属”，这顶帽子让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劫难。要不是中国女性特有的坚强毅力，她也很难活下来；要不是她独力撑持，她的孩子、家庭不知会落到什么境地；要不是她的细心照料，祖母根本不可能活到一百岁。对大妈的恩德，父亲自觉难以报答。两人五十多年的夫妻，真正相聚的时日太少，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之后在香港再相逢也只有两周，家国之变，个人遭际，都已是沧海桑田，唯一不变的是两人的相逢一笑和彼此理解，这些都不禁令人唏嘘感慨。
当然，这是后话了，还是接着说说十七岁的父亲吧。
也许是书读得多了，见识也广了，他开始不愿意局促在家乡这个小小的地方，隐隐有了想要出去闯天下的想法，觉得自己要干一番非同寻常的事业。这是所有有志青年懵懂的憧憬，而在他那里这个意念如此强烈，以至于以后的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还得从一桩事情说起。
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在家乡附近的一个道观抽过一支签；过了几年，又在另一个庙里抽了一支签。抽签这种东西，讲得好听一点，是神秘学的范畴，可信可不信；不好听的话就是迷信骗人的东西，本不足以拿来当真的。但奇就奇在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抽到的这两支签，竟然完全一样，毫厘不差。这个巧合确实很难解释。两支签语都是这样说的：
脱却麻衣换绿衣，恰如杨柳遇春时。
飞腾要取蟾宫桂，许折东南第一枝。
这个签语对父亲一生产生的影响，也许是非常重大的。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签语中的取“蟾宫桂”、折“东南第一枝”，对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人，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动力，鼓舞着他，鞭策着他，以这首诗中的说法自励自警。甚至几十年后，父亲仍经常向人谈起这个签语，颇有几分津津乐道之意，说自己的一生经历都被这个签语说准了。“脱却麻衣换绿衣”一句，大概就是指父亲去中央军校做教官的那一段时间，由一个麻衣平民，变成了绿衣军人。“要取蟾宫桂”，或许是说父亲的才学出众，独占鳌头；而“东南第一枝”，想来许是暗指父亲后来在祖国地理上的东南部，独辟一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事。
正在他满怀壮志、雄心勃勃而无处着手用力的时候，一位在外地做事的同乡回乡度假，他便趁机前去打探外界的消息。这位同乡阅历很广，也有见识，见父亲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便鼓动他到杭州的浙江省国术馆去，说国术馆是公费，不要钱，还管吃管住，两年毕业后，就会被分配到各地当武术教官。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前期，数年前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已经沦陷，再加上次年的“一·二八”淞沪战役，上海也沦陷了。
战争的风云，让全国武风维扬。国术馆是教授武术的学校，将来还能成为军官，听起来正合了他痴迷武艺的心意。男孩子向来崇拜羡慕《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和武侠小说里的各路英雄豪杰，现在机会摆在面前，当然要把握。将来学会十八般武艺，走南闯北，当一个英雄好汉，行侠仗义，方才不枉此生。
家里听说他要远走杭州，起初自然是反对的。祖父管教严格，一直让他在家自修，最终的目的无非是要让他学会做生意，过上安定平和的耕读生活。祖母也希望爱子能够留在身边，但对于他将来做什么，倒也没有太多的主意。无奈父亲去意已决，祖父母也知道他倔强的脾性，便不再拦他。这时候家里还没有从遭海盗洗劫的损失中恢复过来，连盘缠都凑不齐，只能找亲戚筹措，祖母给他打好包裹，带上一盒亲手做的饭菜，依依不舍地送他走上奔赴杭州的路。眼看着父亲如脱缰的野马、出笼的猛虎一般奔赴外面的世界，祖母放心不下，泪眼婆娑地一路目送着他，祖父安慰她：“随他去吧，随缘吧，该他享的福他就享，该他受的苦他也得受！”
由于孙传芳被北伐军打倒，浙江的部队一垮，把浙江银行里的钱全带走了，家里的存款也一无所有了。父亲说这样的经验，让他一辈子都不信任银行，到老都不用支票或是信用卡。更因为是独子，从小用钱是一把抓，不用数数的，所以父亲一直不会数钞票，而且只喜欢用新钞票，旧的嫌脏，都不太愿意去摸。他那时还带着一些富家子习气，以前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把钱交给同学来付费，有没有找回钱，找回多少，都搞不清楚。后来有学生跟随，父亲也都把财务交给学生处理。现在要出远门，既然不相信银行，钞票就不得不自己带了。
父亲说他从小出门的时候，曾祖母会打好几个黄金的戒指给他。多半是一钱左右的小分量戒指，小得像耳环一样的，放在袋子里，再把袋子拴在腰间。曾祖母说：“孩子啊，注意，这是救命的钱哦，不准随便用。在外面遇到困难的时候，黄金都不能换饭吃的，你拿出一个戒指给人家，或许可以换两个馒头，还可以救命。这是救急救命用的，要记住啊！”后来在抗战时期，父亲就真的经历过这样的困境，老人言就是阅历的智慧啊。
父亲不会想到，他这一走，便开始了一生的修行之路。他只是凭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万丈豪情，辞别父母，立志要走出乡关。他面前是未知的远方，而未知总是吸引人的。他无所顾忌也无暇回顾，从小养成的独立果敢的性格驱使着他不断去寻找那属于他的因缘命途，步履不停。
十、龙虎磨盘梦亦真
父亲小时候虽然练武，但依然体弱多病，而他的思想又极度活跃，读的书也多，情绪和想法自然比同龄人多得多。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夜里做梦特别多，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又哭又闹，弄得全家不得安宁。不过，他童年时做过那么多的梦，大多都忘记了，只有三个梦记了一辈子。每次给人家讲自己的故事，他总会讲到这三个梦，而且总是说：“这三个梦预示了我一生的命运。”
第一个梦：祖母抱着他到海边玩。海边离家不远，也就几里路。他站在海边，放眼东望，茫茫一片。忽然，乌云密布，海浪翻腾，天空中出现了几百、上千条龙。数不清的龙在空中飞舞，他伸出手去抓，抓住一条，用双手一扯，把龙扯成两段，扔在地上。再抓一条，又扯成两段扔在地上。到最后，空中的龙几乎被他抓光了，只剩下一条龙，一条巨大的黑龙，在空中张牙舞爪。他伸手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又气又急之下，惊醒了，才发现原来是一个梦。
第二个梦：他小时候很怕黑，也很怕鬼，但又喜欢听鬼故事，听完不敢一个人睡觉，十几岁了还跟着祖母一起睡。老式的床很大，像一间小屋，他睡在里头，祖母睡在外头。有一次，他梦见自己一人来到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慢慢地，前方现出一线光明，忽然，半空中出现一只浑身黑色的大老虎，扑在了他身上，却并没有伤害他。但他被吓坏了，一下子就醒了。
第三个梦：一次，他梦见自己不知怎么就站到了一个磨盘的上面（石磨，是当年温州一带家庭常用的东西，农村几乎家家必备）。他站在磨盘上，磨盘在转，也没有人推，就是兀自在不停地转。磨盘的周围，挤满了豺狼虎豹各种凶恶的野兽，个个龇牙咧嘴，张着血盆大口。他站在磨盘上，面对如此恐怖的场景，无路可逃，一下子被吓醒了，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三个梦，故事情节都很简单，无非都是吓人的噩梦。究竟这三个梦是怎样决定了父亲一生的命运？他自己并没有做太多的阐述。
关于第一个梦，父亲说没有答案。但父亲正是在二〇一二年辞世，二〇一二年是壬辰龙年。他曾对友人说：龙年有劫，于他流年不利。果若如此，父亲的仙逝原本就是在此梦中注定了的。
第二个梦，后来应验了。据说峨眉山大坪寺的开山祖师松月老和尚，大概是明末避世的得道高人，出家以后，独自住在中峰绝顶的茅草丛中，同猴子、老鸦和蛇为伍，还有一只为他巡山的黑虎。由于没有吃的，只能吃乌头，乌头有毒，而这个老和尚吃了居然没事。后来，大坪寺每年冬天，全体僧众都要吃一次乌头，来纪念松月老和尚的苦行精神。父亲后来曾到这样一个地方“闭关”，他的勇气，他所面临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大坪寺山下有一个“山王庙”。山王，山中之王，大老虎也。“山王庙”中供着一只泥塑的、浑身黑色的大老虎。相传就是保护松月和尚的那只黑虎。父亲进到庙里，第一个感觉，好像自己来过这个地方。他童年时代的第二个梦，在这里得到了应验，梦中趴在他身上的那只大黑虎，同“山王庙”里供的这只大黑虎一模一样。父亲后来说，命中注定他要到峨眉山“闭关”，而他的闭关一定是顺利的，因为有这只大黑虎保护。
第三个梦，父亲未曾挑明。不过，他在谈到毁与誉时，多次强调“谤随名高”，也提到孟子说的“不虞之誉，求全之毁”，大概是与这个梦有关系的。不揣冒昧，我窃以为，“磨盘”也许象征着那些外在的名望地位，当你被名位所累，站在了“磨盘”之上的高处，是非乍起，褒贬毁誉之声也会随之而来，就如同梦中被那些张牙舞爪的豺狼虎豹包围一样。磨盘在转，你无法脱身，只能与之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这意味着只有做到德位一致、名实相符，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那些近在咫尺的肆虐咆哮，对那些居心叵测的“捧杀”安之若素。父亲一生也正是这样做的。如此看来，这个梦可谓是大有深意。
关于梦与现实的关系，父亲的认识与常人不同，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例如，他在《唯识与中观》中说：
譬如我告诉你们我的经验，像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见过的人，我没有经过的地方，我早就经过了，因为梦中我都看过了。所以我十几岁出门，坐车坐到前面，哎，我说那个地方要转弯了，转弯了就有一座桥，因为我梦中来过。所以我到了峨眉山去闭关，那个庙子还没有到，我已经到这里了，爬上山，看到一个小土地庙，嘿，我说我知道了，前面是什么、什么、什么……到了庙子给当家的讲，我说这一边是个山坡，那一边下去是悬崖，还有条小路。那个当家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不管，有没有条小路？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师父你不管嘛，你告诉我有没有这条路？他说这条路我们封锁了一百多年了，从来没有……是停掉的，木栏杆钉掉了，你怎么知道？我说，哦！是这样啊，那我是幻想出来的嘛！我故意跟他讲，其实我梦中来过。
后来我叫他把木栏杆打开了，那条路我还自己下去走走，走到某一座山峰，我常常躺在那里玩，那儿很舒服。一条小路下去，两边都是悬崖，路是这样子的，掉下去没有命。可是脚踏在那个路上啊，那个舒服啊！走在沙发床上面一样，几百年来那个树叶子、草烂了的，烂下来，就是沙发棉花，嘿，一脚踏下，软的、香的，路上是香的。很多的花香都埋在里头。然后过了这条路有个山峰的顶，下面尖的，上面有个莲花一样，人坐在上面、躺在上面，哎呀！大概天人看得见我啊，鬼是看不见我。那舒服得很！脱掉衣服晒太阳，我把自己脱得光光的，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怕，四顾无人，除了空中的飞鸟，或者天人从上面过才看得见。
梦有一种是阿赖耶识种子爆发的——“引起梦”。就像我年轻时候的经验。未来的事情、未来的人还没有见过，哎，看到这个人，我心里晓得了——哦！这个人见过的。哪里见过的？一边跟他谈话一边在想。“哦！梦中见过。”所以这个人好与坏，对我怎么样我都晓得了，那么这个是引起梦。就是说，我们本性里头能知过去、能知未来的作用，这个本性的功能，阿赖耶识种子功能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呀，定中的境界有许多是这个东西来的。
梦，在父亲看来，不过是储放在意识中的种子发了芽，这样告诉大家，要我们注意到在意识田里不要乱种东西，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他在《南禅七日》中也说：“这是跟你说明，梦，不但梦过去，还能知未来。所以说大家修行，得定了，它的心性功能含藏起来，有这个种子功能。因为你修持不到，这个生命功能就发不起来作用。”童年的梦，预示了后来人生的一些轨迹和经历，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父亲看来，这些都在自己身上应验了。在现实生活里，许多人都会有所谓的预感。毕竟生理的感应并不局限在五官和四肢，心理的感应更是辐射得广远，只是在个人的存在上，我们习惯了以近距离的感受为准，反而失去了较大的感知能力。这就像古德们说的那样，人们的“心性”被隐蔽了。所以，在父亲的故事里，很多事情在许多不明就里的人看来，无疑有些“传奇”，甚至显得“荒唐”，但是，在父亲的应世，却都是其来有自的真实，只是有的人缘分不同，无法理会。提到这些故事，只是因为是过往的发生，所以叫作“故事”，并不是用来述说迷信，只是分享关于父亲的以往经历，与大家结缘。
不过在此提醒广大朋友，如果说梦到南老师指点的人，这些多半是精神衰弱的人。庄子有至人无梦之说，父亲讲的是他小孩子时会乱做梦，成长以后绝口不提，因为这是修行未到，心性出问题而有漏的状况。阿赖耶识有“能藏”功用，因为个人的混乱，一再把精神上的错乱认知交付储藏，然后又因为夜间缺乏控制力，这些混乱思考的“所藏”变成自编自导的梦境，形成自欺欺人的画面，这就是痴人呓语，与正定时，所得示现不同。
许多听到阿赖耶识的人，又会把这个言论当作帽子戴在头上，已经忘了《心经》告诉我们的“无识亦无得”。特别在此提醒读者，常常梦到南师的，是心智有漏，赶快修正。我在父亲身边看到这类喜欢讲神通而发神经的不在少数，不要让这些自己骗自己的人，最后骗到你。其实相信特异功能，相信卜卦算命的，都显示出自己已经愿意受制于人，已经是身不由己，不由自主了，绝对是精神上有依赖的人，这是修行的大忌。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