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兴奋地跳起了舞
“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
要让默多克“夹着尾巴，拖着断腿滚回阿德莱德老家去”
“疯狗与大亨”
默多克公开向对手挑战
亨德森给默多克上了一堂学费高昂的课
《澳大利亚人报》的受挫
默多克的第二次婚姻
凯文的地主，慷慨的主人
60年代的悉尼是一个繁荣、膨胀的大都市，就是在这里，默多克塑造了自己，使得整个世界得以认识他。在悉尼，他开始把出版公司的资金凑在一起。如果这家同时拥有新闻纸生产、报纸和书籍出版以及电视台的公司设在纽约，很早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通过比其他任何人都困难和残酷的竞争，做到了这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大众传播市场上展示了他的天才。
悉尼的新闻采访一直是报纸领域最残酷的战场之一。当默多克进入时，50年代未，它仍然被三个集团所主宰，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一直如此。费尔法克斯和帕克家族仍然是两家最大的。第三家小得多的集团由诺顿家族控制，他们拥有《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父亲曾叮嘱诺顿，对付那种盛气凌人的家伙，最好是“泼一桶粪便”。他的报纸也一直是这样做的。1958年，费尔法克斯买下了诺顿的报纸——晚报《镜报》和它的星期日副刊，主要是为了使它们免于落入墨尔本论坛集团之手。该集团自凯思·默多克去世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者。默多克明了悉尼的权势人物们决定抵御外来的入侵者，他秘密地来到了这个城市。他认识一个悉尼商人，名叫约翰·格拉斯，他出了极高的价钱买下了一家名叫《坎波兰报》的公司，该公司每周发行40万份市郊报纸，只是在交易完成后，人们才知道默多克是真正的买主。
但这只是小菜一碟。默多克想要的是悉尼的大报。在1960年他得到了它，当时鲁珀特责骂费尔法克斯集团的董事长亨德森，亨德森决定将《镜报》卖给他。他们面对竞争者——《太阳报》——做得都不好，而亨德森要将更多的钱投资到悉尼的“7频道”电视台。默多克说，亨德森同样也为《镜报》在走下坡路而尴尬，尽管该报是通过费尔法克斯的另外一家公司经营的。“每个人都知道那只是表面现象。”默多克说，“他不让帕克或《墨尔本论坛报》集团拥有它。所以，他们给我，然后再以另外一种办法对付我。”
对默多克这个“孩子出版商”，亨德森似乎感到了一种慈父般的亲情，而不把他视为一种威胁，当然不是像墨尔本论坛集团那样。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成员，他们曾经与凯思爵士竞争过，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瓦维克·费尔法克斯爵士亲自建议亨德森，反对让默多克进入悉尼。
费尔法克斯集团通过出售《镜报》给默多克，得到了大约50万英镑，但默多克知道这笔买卖很划算：“我不明白他们竟然会同意。”他后来回忆说，他支付了60万英镑，在此后6年时间里，他总共又支出了130万英镑。“他们几乎肯定我会发不出工资来，那样我就会破产。”但默多克知道他不会，按合同价格。他得到了在悉尼、市里斯班和墨尔本的印刷工厂。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份悉尼的周报和一份晚报，他决心使晚报成为澳大利亚卖得最好的晚报。据报，当文件最后签署时，他召集朋友们一同来庆祝胜利，他本人跳起了一段捷格（一种急促轻快的舞蹈）。
在费尔法克斯卖《镜报》以前，它是与帕克合伙在郊区抵抗默。多克的《坎波兰报》。他们利用《镜报》的休息时间，在坐落在基帕克斯大街《镜报》的办公楼里出版一份在郊区销售的报纸。现在，默多克在基帕克斯大街“跳舞”，他们不得不另找地方去印报纸，以同默多克竞争。他们偶然认识了一个很小的宗教印刷商——安格里安出版社。弗兰克·帕克的儿子克莱德出了一个不一般的价钱，要求买下它。随后，他得到了财产拥有人的授权，履行财产管理之责。
然而，安格里安出版社的一位名叫福兰西斯·詹姆斯的资深董事，是一位性格怪僻、令人难以捉摸的投机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当过飞行员，而现在他只好用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充作办公室。他不想失去他的出版社，所以他要求默多克帮助他抵抗帕克。
当时，帕克和一帮家伙已经占据了那家出版社，而且换了锁。詹姆斯出门避开后，默多克纠集了《镜报》的摄影记者和体育记者们组成了一帮“流氓”。在深夜一点钟。他们包围了安格里安出版社，攻击帕克那帮人，并将他们赶出了那栋大楼。福兰西斯·詹姆斯对此感恩不尽。第二天，《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爵士”无疑指的是弗兰克·帕克爵士和凯思·默多克爵士，“爵士之子”当然指的是克莱德和鲁珀特。这场争吵一直闹到了法庭上，最后默多克成了赢家。从此拉开了残酷竞争的序幕，即默多克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的竞争。“他们在悉尼的每一个郊区都针对我们办报纸。”“那是真正的血腥的战斗。但他们发现其代价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不过确实将我们也吓得不轻。”一年之后，他、帕克和费尔法克斯做了一项分割郊区报纸的交易，这一交易为默多克的《坎波兰报》留下一大批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这是另一个胜利。
默多克搬到悉尼不久，就决定免去罗汉·里维特担任的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总编之职。他给里维特写了封简短的信，命令他即刻离开办公室。这件事情发生在前一章中所提到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案件判决之后。现在，默多克不再需要一个在阿德莱德的独立思考的编辑。他后来说：“已经很显然，如果我不是到外面工作而是留在那里，将会是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决定就此分手，各奔东西。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这样做。但我喜欢罗汉。他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但是个好人，本意是好的。”南希·里维特认为，尽管决裂是不可避免的，里维特仍然非常失望，默多克粉碎了他的梦想。
默多克用罗恩·博兰替代了他的老朋友。博兰曾经是《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一个谨慎得多的记者。在博兰的领导下，《新闻报》变成了一份安分的报纸。默多克鼓吹新闻报道已经“够多的了”。他扩展着他的帝国，更多的兴趣是在现金而不是对立，是利润而非政治立场。他需要安分的、他能够信赖的编辑，而不是好斗的、惹事生非的、不能控制的编辑。从此以后，他几乎一直这样做。
《镜报》的办公大楼坐落在豪特—基帕克斯大街的角上，原来是一家巧克力工厂，在萨里山上，悉尼城内的一片旧居民区里。默多克推倒墙建了一栋大办公楼。在办公室里，他挂了一些他收集来的澳大利亚画家的作品。大多数的记者都敬重默多克，特别是对他的感染力和旺盛的精力钦佩不已。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试图改善《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但这份报纸不争气。由于亏损，默多克开始建议他的编辑刊载一些美女照片。这位编辑不同意并离开了，而默多克则再次将这份报纸投放到市场，增加了发行量。
默多克利用《坎波兰报》的销售（发行）渠道，在郊区对抗帕克家族的《电讯报》。弗兰克·帕克爵士这位极端右翼的老古董被激怒了，他发誓即使是花费“上千吨的英镑”，也要让默多克“夹着尾巴，拖着断腿滚回阿德莱德老家去”。
拥有《镜报》的额外好处之一是，默多克现在在纽约有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他经常访问的基地。1960年，他和他的纽约记者泽尔·拉宾（默多克后来雇佣他编辑《星期日镜报》和《每日镜报》）到古巴去了一趟。卡斯特罗给了默多克以深刻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国必须改变对古巴的立场，认为拉丁美洲处于危险之中。
出访归来后，公司员工们发现默多克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雷霆，而且难以预测。“在编辑问题上，你永远也不可能同他接近，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发行量。”一位曾报道过诺曼底登陆的著名记者贝蒂·里德尔说，“但他很有兴趣，有时间。”
“所有的年轻记者都认为，有一个年轻的老板是一件可怕的事。”另一位《镜报》编辑部的退休人员如是说，“他把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态度置于死地，并提拔他想要的人。我们都从中受益。”
默多克的个人偏见也同样体现在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中。他命令普通编辑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尤其是毛绒绒的鞋。因为他认为只有“同性恋者”才穿这种鞋。他还不允许下属说脏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允许女职员穿裤子，只能穿裙子。
当《镜报》还是一份晚报时，每天上班很早，所以拉宾经常在办公室刮胡子，而这种行为在默多克看来简直难以容忍。在第一版付印、打捆、装车运往城市各处之后，是记者们放松的时间，开始给他们的作者或经纪人打电话，把某些报道闲聊、嘲弄一番，他们称之为“公帐报销”。这些行为激怒了默多克，他认为这是那些靠耍笔头子混饭吃的拙劣文人们在敲诈他——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样似的。在一个早晨，他突然闯进编辑部，手里攥着一卷无聊的报道，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将它们撕成碎片。这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坚持了一、两周。当然，在多半时间里，默多克能以较好的心境来处理一切事务。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默多克总是参加到员工们打牌的行列中。
在19世纪末，悉尼的报纸盛行打嘴架、争吵的传统。在60年代，这种旧的“粗暴、无赖”精神又回来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报纸率先组织了一种有奖竞赛活动，并为此提供了5000英镑的奖金；帕克家族又将赌注增加到1万英镑，这两家都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推销他们的节目。默多克则将赌注再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英镑。随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这两家人合伙，提出了一项价值5万英镑的竟猜活动。奖品有汽车、游泳池、一片土地、甚至于住房。这一竞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粗野的。
默多克一直认为，《镜报》的发行量一定会超过《太阳报》。《星期日镜报》已经成了刺激、敏感和粗俗的代名词。悉尼的那些非常世故的读者们，经常为那些触目惊心的巨型标题所吃惊，如《丈夫的绊索——妻子的狂怒》、《网球明星使牧师们大为惊骇》、《13岁的女孩在距离家100码的地方被强奸》、《10岁少女遭一伙歹徒强奸》、《为什么我儿子是一个杀手——母亲的故事》、《洗澡女人被人盗走衣服》、《被禁性书籍，对某些人免费》、《鞭挞三名强奸犯，法官判决》、《巴士顶上赤裸身体，悉尼震惊》、《性手术获成功，法庭的判决》、《巡逻队再次罢工——妇女受攻击》等等。
默多克并没有发明改进或加强这种新闻报道，这在悉尼是自然而然的。这类新闻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史蒂夫·邓莱维，在默多克得到《镜报》之前，他就是这家报纸的杰出记者。他人长得很帅气，狂饮，嗜酒如命，好色。自恃有才，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此人是虚夸的能手，惯于虚张声势，天不怕地不怕。能把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编得有生有色、把乏味而沉闷的生活描绘得丰富多彩。在某些方面，他负责着默多克经营的底层。“疯狗与大亨”，他们两人被人这样称呼。
和默多克一样，登莱维也是出身于报业世家。他的父亲曾经是悉尼《太阳报》的摄影记秆。史蒂夫14岁时.就开始为这家报社工作，当了一名小报童。为摆脱他父亲的庇护，后来他转到了《每日镜报》。在他16岁时，曾挨过坏人的打。
由于《太阳报》和《镜报》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使得邓氏父子打得你死我活。有一次史蒂夫捅漏了一辆《太阳报》的汽车的轮胎，然后急忙带着稿子赶回了悉尼，而那个被扔在路边的《太阳报》的倒霉蛋正是他的父亲。当然，史蒂夫后来称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的车，然而他父亲却不这么看。
为了报仇，老头子不得不等了三年。有一天，他们父子两人都到监狱去采访一个持刀杀人狂，那些年悉尼各报最热衷报道轰动一时的故事。为了追踪采访，史蒂夫冲进了一所房子后面的一间小屋里；而他的父亲则插上门，把他反锁在里面、大声喝道：“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太阳报》和《镜报》的编辑们想方设法地相互“诋毁”对方的报道，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报道的不真实之处，嘲弄对方，蔑视、讽刺对方的海报和标题，以争取更多的读者。
在悉尼的学校里，曾有一系列的性丑闻，因此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如《我们有女学生的狂欢日记》。《镜报》曾对此着力报道过的一个男学生因此被勒令停学。此事发生后不久，这名男孩被发现上吊自杀而死，但《镜报》却没有再报道此事。到后来，写日记的那个女学生被发现是一个处女，她的日记完全是幻觉，凭空而来的。所以可以说，正是《镜报》不负责任的报道将那名男孩推上了自杀的绝路。几年后，一个名叫理查德·内维尔的60年代的著名记者向默多克问起这件事，默多克反诘道：“难道你从来就没有犯过错吗？”
许多在默多克手下工作过的职员都抱怨默多克的多变。他曾经用过他父亲的老朋友和雇员道格拉斯·布拉斯做新闻公司的总编。他是看着默多克长大的。二战期间，布拉斯就是战地记者，后来，他当了新闻公司伦敦局的主任。有些人说。布拉斯是公司的良心，是正直的人。但默多克更热衷于竞争而不是良心。他有时支持他，有时又敲打他，默多克总是用这种手段对付他班子里的人，让他们高兴一会儿，随后却又感到绝望。当意见不一致时.先暂时避过去。
“我一直是把自己看作是鲁珀特的朋友。”布拉斯说，“我不是说他不喜欢权力。谁不喜欢？但他父亲在这方面比他要有绅士风度得多。”
《星期日镜报》比《每日镜报》要不安分得多。《每日镜报》尽管无情、残忍，但它主要是不遗余力地追逐政治和社会新闻。譬如.在60年代危机期间，它曾派出记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大版面报道美国和英国大选，派人随门泽斯首相出国访问。布拉斯回忆说，这份报纸努力模仿伦敦《每日镜报》的风格，清新、明快、敏捷、明智。默多克总是寻找各种办法来促进销售。一个办法是连续刊载能流行的新书。莫里斯·维斯特的《恶魔的辩解》是一部长篇大作，情节异常复杂。而贝蒂·里德尔的任务是将内容压缩，同时又尽量不失原书的特色，不影响内容。”我向默多克报告说我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删减了有关宗教和一些深奥的内容，同时保留了那些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很好。”他说。
默多克把格拉姆·金从阿德莱德的南方电视台带了过来。在阿德莱德，金的外号是“促销王子”。金也把他的促销战略带到了《镜报》，庆祝它的25周年。一切东西都是银色的：银色的双层巴士、银色的罗尔斯·罗伊斯、银狐皮。“除默多克之外，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想法是很无聊的。”金说，“他上了一辆银色的巴士，向人群抛银色的气球。这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默多克在苦心经营《镜报》的时候，他真正的目标是打入悉尼的电视业。他在阿德莱德拥有的电视台已经给他挣了大钱。在开业的第二年，它的利润就相当于投入资金的40％。同澳大利亚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商业电视台简直就是“印钱的许可证”。
在1962年总共有九个人来申请悉尼新的电视经营许可证。为了使他的竟标带有一些地方色彩，默多克让他的新闻公司控制一个他自己选的集团，进入一个悉尼的子公司，控制了不到30％的股份。在他小心翼翼地选择的伙伴中，有教堂、贸易协会和一家美国电影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将提供影片。申请悉尼和墨尔本的许可证听证会都在墨尔本举行。
最后他输了。广播控制委员会将悉尼的经营许可证给了悉尼联合广播有限公司，这个被认为纯洁无瑕的、有保守背景、与任何报纸没有关系的集团。在墨尔本，只要是来自报纸的申请者都被简单地拒绝。新的许可证还给了安塞特运输工业公司，这家公司经营着两家国内航线。
默多克没有放弃。相反，他试图以曲线的方式进入悉尼的电视业——从郊区。在那里，就像他的报纸一样，他去了南面60英里的一个叫“卧龙岗”的钢铁和煤矿小镇，买下了一家正深陷困境的电视台——“WIN4频道”。从理论上，悉尼南面整个地区都能够收到WIN4——但他们必须调整电视天线。这家电视台不得不屈服，因为无论是帕克还是费尔法克斯都禁止他们的美国分销商把节目卖给这家电视台。默多克花了16万英镑买下了“卧龙岗”的32万股。到现在他理解了，难题在于节目。他给他在纽约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朋友莱昂纳多·戈德森打电话，然后直接飞到那里。帕克认识到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也随着飞到了美国，但太晚了。当时，在澳大利亚电视公司中都是君子协定，没有一个公司每小时的节目付费超过6000美元。默多克告诉ABC公司马上撕掉这项协定。
哈里·普莱特管理着ABC的全球运营，他告诉默多克，如果他这样做，他今后将再也不能在澳大利亚卖出一个节目。所以，默多克同意支付ABC在今后五年里生产或分销的任何东西100万英镑。他得到了ABC的2500个小时的节目，包括一些非常成功的连续剧，如《科巴特》、《本·凯西》和《亡命徒》。但他也不得不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所有的垃圾废物我能卖给其他的人。”普莱特说。他还不敢相信默多克不毁约，所以他坚持让默多克马上就支付500万美元。“他是个痞子。”普莱特后来说，默多克同意了。
回到悉尼后，默多克公开了他的挑战，声明他不再理会对他“卧龙岗”电视台的限制。《镜报》公开地刊登广告，大肆宣传“4频道”。默多克告诉他自己的杂志《电视时代》：“在悉尼有两百万的电视观众可以收到4频道的节目，我们应当跟在他们的后面。”
挑战马上就获得了成功。弗兰克·帕克爵士选择了和解而不是战斗。尽管他不喜欢默多克，但他还是将他的“电视公司”股票的1/4转给了默多克，包括董事会的两个席位。作为交换，默多克要将他新得到的美国节目与帕克分享。默多克放弃了这一机会，因为这些节目使他已经打破了费尔法克斯一帕克对悉尼电视业的垄断。这一插曲使他坚定地认识到，对于传媒业来说，电视节目，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软件”，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他一直在努力拼凑一个软件帝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欧洲和美国最大的公司进行竞争。
随着野心的增长，默多克现在聘用了一个金融顾问，这个人在他身边一直工作了几十年。默尔文·里克言语不多，文静得像个修女，长着一副稳重、诚实可靠的面孔。他非常精通业务，懂得如何来填充娱乐业那如同无底洞的胃口。他从澳大利亚最大的连锁电影院霍伊特公司跳槽来到默多克这里。
里克被聘为新闻公司的“大管家”，并很快就成为默多克的商业谋士和良师益友，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他提出的关键性的管理建议之一就是每周的“蓝皮书”。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传媒公司都只有每月一次的报表制度，所以出现问题时，要在两个月后才能“定夺”。而在新闻公司，从现在开始，公司的每个部门每周都必须把数字报给基帕克斯大街的总部，以便让里克和默多克可以马上发现在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销售、成本、利润、发行量、广告。“关键的是有了一个人，他能够读到并理解那些数字告诉了你什么。”里克说，”鲁珀特和我都能够。鲁珀特非常喜欢它们，因为它们可以放在桌子上，当他有时间时就可以读一读.发现关键性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些每周报告仍然伴随着默多克，即使是在世界任何地方。
里克第二个主要的贡献是加强并形成了制度化。默多克与他的银行家们的之间的关系不错，尤其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对于新闻公司来说，其重要性日益提高。“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一直信守诺言。我们对他们从不隐瞒什么。”
默多克第一次对澳大利亚以外的世界采取的较为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在太平洋。1963年，他买下了香港一家杂志出版商亚洲杂志公司28％的股份。他只是稍加考虑就达成了这笔交易。
默多克的下一站是新西兰，一家加拿大的出版公司罗伊·汤姆逊公司正在寻求买惠灵顿主要报纸之一《自治报》。新西兰政府对于任何外国老板都非常谨慎。但1964年3月，默多克虎口夺牙，出乎意料，突然袭击，将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声望上都比他强大得多的汤姆逊集团击败。
1964年7月14日，鲁珀特·默多克庆祝他迄今为止最美好的时光。他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堪培拉亲手创办了一份报纸《澳大利亚人报》。这是一份大版面报纸，宣称其目的是“让全国了解堪培拉，让堪培拉了解全国”。《澳大利亚人报》同样也是这个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日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同时也是一个象征，一个令人激动、鼓舞人心的举动。这份报纸还是一份严肃的报纸，用默多克的话说，就是“不那么大众化的”。它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风格，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让默多克亏钱。这项充满勇气的事业使默多克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和爱戴，尤其是澳大利亚的记者们，尽管后来许多人又不喜欢他了。
当时人们常说，默多克创办《澳大利亚人报》的目的是为了安慰他的母亲。伊丽莎白女士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女士。据说她为他儿子那些报纸，尤其是《镜报》污秽不堪的内容而感到尴尬和羞耻。但默多克坚决否认这种说法，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坦然承认，他可能是为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第一个计划就是要在堪培拉创办一家报纸，当然不是全国性的，尽管他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堪培拉是一座专门为了政府而建立的小城镇，是一个美丽的首都，一块没有多少生活气息，也没有多少文化氛围的地方。在1927年以前，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一直是在墨尔本，到1964年时，某些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仍然在那里。在50年代未，在堪培拉的国会办公楼外面还时常可以看到成群的羊在吃草。但到60年代，这个城市发展得非常迅速——从二战结束时的1.5万人增加到8万多人。这个城市唯一的一份报纸是《堪培拉时代报》，是专门为绅士们办的内容乏味、令人昏昏欲睡的报纸，属于阿瑟·莎士比亚家族。堪培拉的广告资源丰富，那份报纸简直就是一个小金矿，到50年代未，每年的税前利润超过8万英镑。
对于默多克来说，《堪培拉时代报》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家务事，而是一文不值。他说他父亲曾一直想把它买下来，并使它成为一份重要的、甚至是全国性的报纸。但他知道莎士比亚家族是不会卖掉它的。
1964年年初，默多克悄悄地溜人了这个小城市，在《时代报》的邻街买下了一块地皮。当议会在那年2月开会时，阿瑟和默多克在一个酒会上见了面。莎士比亚问这个年轻人用他新买的那块地做什么。“让你破产。”默多克毫不犹豫地说。
莎士比亚不是个傻瓜，他已经与费尔法克斯集团的亨德森签了一项秘密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在莎士比亚退休或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公司准备在堪培拉出版一份新报纸的情况下，费尔法克斯集团可以买下《时代报》。
受到默多克的威胁后，莎士比亚就提醒亨德森留神、多加小心。
1964年5月1日，《堪培拉时代报》发表声明，它已经被费尔法克斯集团买下，而且这份报纸将发展成为一份全国性的日报。费尔法克斯马上开始将编辑和记者班子派到了堪培拉。“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一份几乎全是广告的、低劣的小报，变成了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大版面报纸。”默多克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然也是对我们很不友好的欢迎。”
这只是轻描淡写。它可能对满怀雄心壮志的默多克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的新报纸现在再也不能在堪培拉获得广告，而这是出版一份报纸所必须的。看来似乎是亨德森，这个出色的报人，给默多克上了一堂课，不仅学费高昂，而且饱含羞辱。默多克不会被打败、屈服。他决定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是争取时间，马上出版一份全国性的报纸，而不是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们从来就没想过打退堂鼓。我们只是说，好，我们将不得不迎战。”默多克挑选了马克斯·牛顿做总编。
牛顿是佩思一家工厂工人的儿子，他曾是佩思现代中学的学生，在那里，他对性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他就性的问题给男孩子开讲座。在佩思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卡莱尔学院学习期间，尽管酗酒，最终还是毕了业。在那里，他和一个叫诺曼·伯德雷斯的美国学生成了好朋友。诺曼后来做了美国著名杂志《记事》的编辑。牛顿教伯德雷斯法语，而伯德雷斯教他”如何让一个人信任”。牛顿戒了酒。他是两个最先获得经济学奖的学生之一，并做了卡莱尔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毕业后，牛顿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直到成为悉尼《论坛早报》的政治部记者，后来又于1964年初成为《金融评论》的编辑。他去见默多克。默多克提出让他当新报纸的主编。牛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当堪培拉的《时代报》和费尔法克斯集团宣布他们的联盟来对付默多克时，牛顿确信游戏开始了。但是，他后来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写道：“在那几个可怕的日日夜夜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艰难处境时，鲁珀特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和赌徒似的不服输劲头。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牛顿和鲁珀特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拉广告，一起去联邦银行要求进一步的支持。终于，银行总裁瓦伦·麦克唐纳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得到钱，但你们必须不让整个集团亏损。”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使报纸出版了，而且销售到整个大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像许多报纸一样，最初几天的报纸也是乱糟糟的，很不成样子。这份报纸标有一个算卦用的天宫图，因为默多克对这些东西一直很着魔。他的生日是3月11日，是双鱼座，而对于双鱼座的人来说，首要问题是“步入你最有用的领域。你的正确选择将意味着你的成功”。默多克不仅创办了一份好报纸，而且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的报纸。
《澳大利亚人报》对于那些最初在这里工作的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项绝妙的事业。当他们开始工作时，编辑部办公室还没有盖好，办公桌上尽是被风刮进来的树叶。令人激动，振奋不已。默多克总是认真审阅报纸的每一个版面，似乎是他在用他的精力和勇气支撑着报纸。
为了保证每天将报纸发送到每个省的首府，报纸的字模，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技术之一，被空运到墨尔本和悉尼的印刷工厂。任何一个堪培拉人都能够记得，196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因从伯雷湖（首都的一个人工湖）起的大雾，机场被持续关闭。默多克创建了一只小航空队，外号是“米老鼠航空队”，将字模运出去。他本人常常是亲自开车将他们送到机场，有时是穿着睡衣。飞机是发动着的，就等着“宝贝”一上机就起飞。许多次默多克用甜言蜜语哄骗机场管理员以允许飞机起飞。“那不是大雾，”他向控制台和犹豫的飞行员保证，“只是一点水气。”飞行员们常常是着了魔似地起飞，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常常在着陆时“亲吻”地面。
“100次里我有99次是亲自到机场。”默多克说。但某些情况下是乘卡车，而报纸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能够到其他大城市的街上。这种办法持续了多年，直到澳大利亚全国铺上了电缆。这样，报纸的版面就可以通过传真了。
在堪培拉经营这样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压力很大。发行量没有能够像所希望的那样上去。最初印刷25万份，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首都免费赠送的。到1964年11月，每天能够出售的报纸下降到了5万份。
亏损额在不停地增长——达到了每周4.5万澳元。默多克开始对他的主编产生怀疑了。牛顿绝顶聪明，非常出色，但他也有些古怪，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使销售额上去。默多克从来都不接受编辑的独立性，牛顿也越来越对所要求的报纸风格感到失望。
“默多克和我之间渐渐出现裂痕。”牛顿后来说，“鲁珀特对他的事业越来越忧虑。”他们在政治上也同样有严重的分歧。在那个时候，默多克支持保护主义，但仍然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他强烈反对在越南的战争，而我认为这对澳大利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牛顿说，“我记得我们都支持对海防港的轰炸。默多克被吓坏了，我不是说他胆小，他有过经验，痛恨流血。”
牛顿变得越来越消沉，默多克则越来越忧虑。新闻公司的生存依赖于悉尼《镜报》，这是维持《澳大利亚人报》的资金源泉，就如同后来伦敦的《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支持亏损的报纸一样。随着《澳大利亚人报》继续吞噬金钱。报纸的紧张关系无法忍受了。1965年3月，牛顿辞职了，或者说是被迫辞职了。他很苦恼，但后来他说，默多克“非常爱护我。他解雇了我是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没用的人”。
默多克任命了一个新的主编，瓦尔特·科默尔。一个荷兰人，对于他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报纸的情况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默多克曾认真地考虑过关闭它。他的许多助手，包括在阿德莱德的比尔·戴维斯，也希望他关闭它，因为它在吃掉公司的其他部门。但最后，默多克担心这一失败对公司的影响太大，保留了下来。
1966年，他任命阿德里安·迪默尔作为副主编，并负责印刷报纸。迪默尔的父亲西德尼30年代初曾在凯思爵士手下工作过，是墨尔本《论坛报》一位出色的编辑。阿德里安继承了他父亲在报业上的天分，将粗犷的风格与尖酸刻薄的笔调结合在一起。
到1967年，《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量已经上升到约7.5万份，但这其中只有3800份是在堪培拉出售的。默多克决定将编辑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转移到悉尼去。他们在基帕克斯大街的一家巧克力工厂落脚。在阿德里安的负责下，报纸有了点儿起色。瓦尔特·科默尔这时已经转到公司的商业方向去了，当时默多克刚刚进入采矿业。
默多克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是“一个理想的努力”。他希望《澳大利亚人报》能给他一个全国性论坛的席位，它做到了。他也得到了回报。它对澳大利亚有重要的影响，试图攻克在许多方面主宰澳大利亚生活的“距离的暴政”。
默多克的表弟罗纳德·麦克唐纳是墨尔本《时代报》的主编，他与默多克很少来往。他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也给《时代报》带来了影响，它像一面镜子。与《时代报》相比，它在讨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时更有深度，更强调外国的新闻，在经济报道方面也好得多。”它试图给澳大利亚一个大家庭的感觉。甚至于悉尼《论坛早报》，它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很快也承认：“《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是战后澳大利亚报业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它是一种力量，在开放澳大利亚社会，为1972年后澳大利亚的巨大变化准备了基石。”这个力量来自于默多克。
随着默多克在澳大利亚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力，他自己的生活也在变化。他只有很少很少的时间与帕特和他们的女儿在一起。当他去堪培拉创办《澳大利亚人报》时，他们留在了悉尼。当时他还没有建造他那花掉了他大部分时间的“帝国”，他喜欢与其他人一起玩。
他爱上了一个《每日镜报》的年轻的实习记者。与帕特一样，她也是出身于不富裕的家庭。她必须奋斗。
安娜·托尔夫的父亲是爱沙尼亚人，母亲是苏格兰人。就在二战爆发前一年，亚格布·托尔夫离开了爱沙尼亚到了英国，他在英国的一艘商船上找到贡工作，与一位苏格兰姑娘结了婚，一同在格拉斯哥经营一家干洗店。安娜是他们最大的孩子，生于1944年，50年代初，亚格布认定像他这样的移民在英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当时安娜9岁。他们加入了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阶级大军，拿着由英国政府补贴的船票来到了澳大利亚。安娜认为这是一次美妙的冒险。
但澳大利亚不是人间天堂。对于在悉尼的安娜一家人来说，生活是很困难的。他们要做的是一些与干洗不同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在悉尼城外开设了一个郊游公园。结果证明这是一个灾难，他们破产了。安娜也发现生活很艰难。在中学时，其他的孩子认为她的谈吐不凡，非常有趣。后来，他们搬到了悉尼市郊一个贫穷的小镇去住。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她们的母亲离开了家，安娜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她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责任。”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琐碎的原因，因为我从小就不得不做这些。”他们没有钱，安娜学会了勤俭持家，甚至挤牙膏时都小心翼翼，避免浪费。他们是天主教徒，她进入了一家由教会办的学校上学，同时在一个百货店上班以贴补家庭的收入。
16岁时，安娜离开了学校。她想做一个演员或记者，但她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市郊区的火葬场工作。她不认识记者，也没有办法得到在报纸的实习记者证。但她很幸运，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我认定我能够在一家报纸找到一个工作。我当时是17岁。我打了个电话，最终成了《镜报》金融部的职员。工资是7澳元。”
一旦在《镜报》工作，对于她来说了解记者就不难了。她既漂亮又有进取心，新闻公司的编辑部主任道格拉斯，布拉斯将她揽到自己的手下。
在布拉斯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安娜成为一份报纸的实习编辑。并决定采访她的老板鲁琅特·默多克。他后来说：“我认为她是好姑娘，她的写作技巧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而她从一开始就发现默多克非常有吸引力：“像一股清风，诱惑力难以抵挡。”
与帕特的离婚是痛苦的，尤其是对女儿普鲁敦斯。他们在法院进行了一场合法的争吵，引起了财产分割。默多克获得了女儿的监护权，后来他和安娜带着女儿去了伦敦。当她长大后，就把伦敦作为了自己的家。帕特后来与一个理发店老板结了婚，去西班牙生活，但后来婚姻再次破裂。她回到了阿德莱德，在那里，默多克一直帮助她。
默多克与安娜于1967年4月结婚。他们在纽约度过了蜜月。在那里，默多克穿梭不停地访问ABC的莱昂纳德·戈德森和其他的电视业大亨们。安娜则骑着自行车与当时恰巧也在纽约的鲁珀特的推销大师格拉姆·金一起逛公园。和鲁珀特一样，她也喜欢上了纽约。在60年代，纽约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对于任何一个从国外来的年轻人来说，纽约是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技术中心。
在10年的时间里，电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马歇尔·麦克鲁汉，几乎是唯一个理解到这对西方人的生活造成的震撼究竟有多大的人。他认为，新闻媒体，不分国界重新塑造世界。“时间在停滞，空间在缩小。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他在《理解传媒》一书中写道。默多克开始接受了这个观念。
在他居住的地区，默多克的另一个身份是“地主”。60年代中期，他买下了距堪培拉不太远的一个叫凯文的地方，一栋用石头盖成的老房子，几百公顷土地，沿着一条河，是一处美丽的地方。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凯文有定期的家庭舞会。默多克是一个慷慨的主人。他藏有不少的好酒。尽管到60年代末他很少喝酒，但他从不阻拦他的记者客人们。他喜欢早起在他的“领地”散步。他修建了很好的游泳池、网球场和马棚。默多克喜欢打网球。每当有客人来访时，默多克总是邀请他们玩玩，或是骑马，或是打网球。当时的一个记者回忆说，他们都尊敬默多克：“他经常出现在他们身旁，无论是《镜报》还是《澳大利亚人报》。他认识我们所有的人，爱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当他犯了错误时，他会很快地改正。他总是喜欢和我们谈话甚至争论。这些都再也不会有了。为什么？是权力，权力，而不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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