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教士们的胜利
“最好的牧师”踏上了“蛮荒之地”
口吃的凯思梦碎英伦
一封夸大其辞的信却“改变了历史”
凯思春风得意
能够“创造总理”的大老板
1843年5月，苏格兰教会的450名牧师和一些神学院的学生，因不满英国国王对教会的控制，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查尔默的牧师的率领下，宣布同苏格兰教会断绝关系，并组织成立了自由苏格兰教会，从而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在这些激进的“反叛者”中，有一位名叫詹姆斯·默多克的牧师，他就是当今国际传媒业巨头、世界报业大王鲁珀特·默多克的曾祖父。
詹姆斯生于1817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大分裂”运动达到高潮时，他才26岁，正值英气勃勃之年。与其他的“同志”一样，他也是自愿放弃了薪金和教堂，住到了临时搭起来的简陋住所里。在1843年那个寒冷难捱的冬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许多同伴先后死于贫困。
所幸的是，新成立的自由苏格兰教会很快便得到了世界各地众多信徒们的支持。在当地原苏格兰教会的信徒中，有1/3以上追随新教会，此外，新教会还得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的“长老会”教派的大量捐助。从1843年到1846年的三年间。自由苏格兰教会筹集到的资金超过了100万英镑，这在19世纪40年代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到1847年底，新教会已经建立了700多所教堂，并在爱丁堡新建了一所神学院，作为自己的总部。这也宣告了他们挑战原苏格兰教会和伦敦政府的胜利。
詹姆斯于1846年被任命为苏格兰的一个小渔港匹茨里格的教士，并于两年后与一位名叫海伦·纳姆斯的姑娘结了婚。1850年，海伦生下了当今报业大王的祖父帕特里克·约翰·默多克。
帕特里克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膝旁，并在父亲的布道坛前接受着反英、反正统势力的教育。到了十几岁时，他进入了自由教会所建的神学院。自由教会的教士们使他在那里不仅学习了神学，还学会了从内心深处厌恶英国的所谓“绅士”，仇视英国保守党人。痛恨英国教会的等级制度。尽管他对英国正统势力的痛恨带有某些偏执和狂热的成分，但他本人决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与自由教会其他的“福音传播者”一样，帕特里克也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异端分子”，而是把自己看作是老苏格兰教会真正的遗产继承人。1878年，帕特里克本人也终于成为一名教士在阿伯丁郡一个叫克鲁登的小渔村任职。四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他与一个名叫安妮·布朗的姑娘结了婚。又过了两年，即1884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遥远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自由教会的邀请信，帕特里克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和他一家人于当年10月到达了墨尔本。
澳大利亚，这块南半球古老的大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几乎一直沉睡着。虽然中国人、马来人、印尼人以及阿拉伯人可能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到过澳大利亚北部。但他们都始终没有在那里定居下来。中国古籍《山海经》里就记载着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所见过的三种东西——回力镖（飞来去器）、黑小猪及袋鼠。
15世纪时，中国航海家们的足迹己遍布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东非等地。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期间，曾派人前往澳大利亚，并在现今达尔文港附近雕刻石像，埋藏于地下，该石像己被挖掘出来，并保存于该市博物馆里。如果当初那些中国人抛开传统的乡土观念而选择开拓殖民地于澳大利亚的话，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可能会改写了。
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的存在已经是17世纪的事了。1606年，一个名叫威廉·詹斯的荷兰船长驶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业之间的扦雷斯海峡，成为第一个发现澳洲的欧洲人。1642年，又有一位名叫阿贝尔·塔斯曼的荷兰船长进入了南澳大利亚水域，他将所看到的这一大片陆地称为“新荷兰”此后，占领着印尼的荷兰人经常因偏离航线而驶入澳大利亚水域，但他们当时认为这一地区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因而一直没有进行认真的考察，更没有正式占领。
1770年5月，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率领“恩德沃尔”号船来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博塔尼湾。他在一个小岛上升起一面英国国旗，正式宣布把他所发现的地区统统划为英国领士，并把这一地区称为新南威尔士，1783年美洲殖民地发生革命后。英国人失去了来自美洲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时值工业革命初期，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落于城中，犯罪现象急剧增多。以至于如何处理犯罪人日成了困扰英国政府的一大难题。当时的社会改良者向政府提出了一项“伟大的”建议——消除犯罪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罪犯驱逐出这个社会，流放到另一块大陆去。
1787年5月13日，由阿瑟·菲利浦船长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第一舰队，浩浩荡荡地从普茨茅斯港起航，前往澳大利业的博塔尼湾，这只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押载着586名男犯，191名女犯。这些船还搭载着13个犯人的孩子、211名水手和英国政府官员以及46位随行家属。此外，还有一位总督和9名随员。1788年1月18日，船队到达了库克船长所发现的博培尼湾。但是，菲利浦船长认为这个地方不甚理想，于是带领船队继续向北航行，从而发现了一处世界上少有的天然良港。1月26日，他们开始在这里建立澳洲大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点，并以当时负责殖民事务的英国住房部长洛德·悉尼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地区。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就成为英国政府流放罪犯的固定地区。直到1850年，也就是帕特里克。默多克出生那年，英国政府才取消了这一做法。到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经济生活都还非常落后，在欧洲人的眼里，那里依然是一块“蛮荒之地”。
澳大利亚的繁荣始于1851年。这年4月，有一名叫爱德华。哈格拉维斯的人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山谷里发现了黄金。很快，在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也发现了黄金。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无数的欧洲人、美洲人和中国人蜂拥而至。到1861年，澳大利亚人口总数从1850年的40万增加到120万。这股“淘金潮”自然也波及到了苏格兰，许多苏格兰人带着“发财梦”移民到了澳洲。而刚刚从苏格兰教会分离出来的“自由苏格兰教会”，也随着这股移民浪潮在澳大利亚落了脚，先后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了分部。墨尔本是在1835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小镇，起初叫菲利浦港。1837年，为纪念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墨尔本才起了现在这个名字。
1851年在维多利亚发现黄金以后，它成了维多利亚的首府并迅速繁荣兴旺起来，从一个小港口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与当地淘金者云集于此，进行黄金和其他商品交易。到1880年左右，“墨尔本，美妙的墨尔本”已经拥有约50万人口，不仅成为澳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同时也跨入世界大城市的行列。由于教区人口的迅速增多，墨尔本自由教会倍感力不从心，要求苏格兰的“总部”
给予支持，派遣最好的牧师前来工作。
然而，当帕特里克·默多克来到墨尔本以后，发现这个城市的情况并不那么“美妙”。整个城市拥挤不堪，大街小巷吵闹、肮脏。“淘金潮”已经过去，经济萧条和干旱折磨着这个城市。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很低，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电灯也只是刚刚出现，用水仍然主要是靠贮存在蓄水池中的雨水。
帕特里克所在的蓝石教堂坐落在威廉大街和伦斯达尔大街的街角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后来就是将广播发射台建在了这里。帕特里克个头很高，宽肩膀，腰板很直。他喜欢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他是一个热情的牧师，充满了基督徒式的风趣，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够感受到他的个性的魅力。到墨尔本三年后，他又转到了墨尔本郊区的一个教堂做主教，在那里一直呆到1928年12月退休。
帕特里克·默多克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卷入了教会和国家的政治斗争。1898年，他被选为维多利亚教会的司会。1905年，他又当选为澳大利亚教会最高机构——澳大利亚总会的司会。他还在国家中学宗教教育皇家委员会任职。他也是参与制定今天澳大利亚长老派教会宗教政策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帕特里克夫妇育有七个孩子。凯思排行老三，也是他们的第二个男孩，生于1885年8月12日。他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情急时甚至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在学校，同学们常常嘲笑他，拿他开玩笑，害得他经常是流着泪跑回家。
中学毕业后，凯思·默多克决定不进大学，并告诉父亲他的愿望是从事新闻业。帕特里克对此显然不很热情，但还是给他的一个朋友，墨尔本《时代报》的老板戴维·西姆讲了。西姆给凯思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负责市郊一个叫马尔文的小区的新闻报道工作。
澳大利亚报业最伟大的先驱是约翰·费尔法克斯，他也是默多克目前统治着的这个王朝的奠基人。
费尔法克斯最初是英格兰瓦尔维克郡的一个小出版商。
1838年，正值悉尼庆祝它建城50周年时，他仅揣着10英镑移民来到了这座城市。当时悉尼只有5份报纸，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悉尼论坛报》。《悉尼论坛报》始创于1831年，最初是周报.每份报纸卖7分钱，比其他的报纸都便宜。到1836年。它已经从开始时的750份增加到1600份。而且增加到每周两期。1840年，该报从德国引进了一种新的半旋转式的印刷机，从而使它变成了日报，每天印刷3000份，价格也降到了6分钱一份。费尔法克斯到悉尼后，一度也曾在《悉尼论坛报》工作，并自己出版了一份副刊，1844年，他买下了这份报纸，扩大了版面，并将名字改为《悉尼论坛晨报》。同时，他还引进了当时刚发明不久的科佩尔式印刷机，1856年的最后一天，他成立了约翰·费尔法克斯父子公司，这家公司垄断了悉尼报业许多年，一直到默多克的出现。
与悉尼相比，墨尔本报业的历史要短一些。直到1854年10月墨尔本才出现了第一份报纸，它就是现在凯思所在的《时代报》。
凯思工作很努力，而且他发现，他的口吃往往还能够引起他所采访的人的同情，他生活得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他将每一分钱都存起来，为的是能够有一天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且想办法医治他的口吃。到1903年。也就是23岁时，他已经攒了500英镑。这笔钱已足够他买一张去伦敦的船票，以及一年的生活费用。
但是，仰慕已久的伦敦却使他大失所望，他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在伦敦，他既没有找到能够医治他口吃的办法，也没有寻求到他理想中的事业。甚至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交上一个诚实的朋友。远离亲人和家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于是，他在伦敦痛苦地生活了一年多后。于1910年途经美国返回了墨尔本。
墨尔本的《时代报》重新给了他一份工作，到1911年年底，他的工资已经从以前每周4英镑长到了7英镑。1912年，他又成了悉尼一份很活跃的晚报《太阳报》驻墨尔本的特约通讯员和记者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最仰慕的是两位工党领导人安德鲁·费舍尔和威廉·莫里斯·休斯。费舍尔也是他父亲的朋友，在1908年—1915年间任澳大利亚总理。而休斯在1915年—1923年间接任总理。他们对澳大利亚命运的信念鼓舞了年轻的凯思，使他成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凯思不再将自己看作为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后裔，而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派出了人数多达33万的志愿者，参加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伤亡率甚至高于许多欧洲参战国家。
1915年4月25日，一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科登陆，他们被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军队压在了一处陡峭的悬崖峭壁下面，死伤达16万多人。
谁应当为此血腥的屠杀负责？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是英国将军们的责任。
年轻的凯思，勇敢的战地记者，因为对英国人的命令感到不安，踏上了去加里波利的路途，并不顾英国人的“军事审查”，记录下了真实情况。其结果是，正如英国司令官所回忆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被放弃了，并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这场战争。有人甚至说，是凯思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垮台。这件事情对鲁珀特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1915年，凯思被任命为澳大利亚一家新闻机构驻伦敦的记者和编辑，他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舍尔，授权他在去伦敦的途中，在埃及停留一下，以便调查澳军队关于他们的信件延误的抱怨。
在开罗，凯思。默多克给达达尼尔远征军司令官汉密尔顿将军写信，要求允许他采访加里波利前线，他向司令官保证，将遵守新闻检查规定。汉密尔顿同意了。
1915年9月2日，凯思到达了汉密尔顿将军的司令部，这是联军登陆后的约4个月。汉密尔顿后来回忆时说：“一位眼珠黑黑的、思维敏锐、很会讲话的年轻人，他说他对士兵和战斗一无所知。”他还对汉密尔顿解释，他对澳大利亚的责任，以及为什么用笔比用来福枪做得更好。这些使这位英国将军感到有些不舒服。
凯思在那个地区呆了不到一周，大部分的时间他呆在记者站里。在那里，他与伦敦《电讯报》的记者埃里斯·巴菜特混得很熟，成了好朋友。巴莱特同样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战地记者，消息灵通，他将自己听到的所有重要消息都记录下来，并透露给凯思。
一天，巴莱特告诉凯思，他准备给英国首相赫怕特·艾思奎斯写封信，抗议这场战争的指挥情况，并将此信的副本给了凯思一份，但是，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知道了该计划，他驱逐了巴莱特，此时凯思已经离开了前线。于是，汉密尔顿又给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打电话。因而，当凯思到达法国的马赛港时，他遇到了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这位官员迫使凯思交出了那封信和记者证。
在紧急情况下，凯思给自己的总理费舍尔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这封信的语言尖刻，夸大其辞，有许多不实之处，将伤亡夸大了40％。他在信中还没有根据地指责英国军官，说如果士兵掉队，他们就“朝自己人开枪”。说他们把年轻人投入了战争游戏，这些士兵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不应评价汉密尔顿，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他的无能，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以无能来谋杀”。与此相反，他赞扬了澳大利亚人，“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澳大利亚军队的真实情况..”
凯思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给澳大利亚总理，但在伦敦，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一个编辑。该报的老板是洛德·诺斯克利弗，他于1908年买下了《泰晤士报》，成为最早的报业大王之一。他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在达达尼尔的角逐，而这位记者的信，成为诺斯克利弗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
在诺斯克利弗的鼓动下，凯思将他给费舍尔的信的副本寄来了，成为一份内阁文件。经过英国内阁的讨论，认为凯思的信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以改善达达尼尔的情况。
尽管汉密尔顿将军力图证明这封信里所说的许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撤换了，取代他的是查尔斯·蒙罗将军。不到3个月的时间，澳大利亚军队从这个半岛撤出了。
很难估价凯思这封信的影响。这一系列事件使凯思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幸运的是，直到他去世15年后，这封信才被公开发表。他后来也承认，他犯了一些错误，夸大了事实，并为此感到遗憾。从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时，他就对英国人非常痛恨。当时，他在伦敦没有找到医治他口吃的办法，又没有工作，他把罪责推到了英国人身上，而澳大利亚士兵在距离海滩三英里远的地方“遭受屠杀”也加深了他的这种仇恨。
1989年，当鲁珀特被问及他父亲的那封信时，他回答说：“那是一封伟大的信，它也可能有些不太公正，但他改变了历史..”
1990年3月3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刊载了两篇长文，纪念加里波利登陆战役75周年。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终止了一场战争的记者》，颂扬凯恩·默多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称他“几乎是一手停止了战争”。由于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凯思在澳大利亚成了一个著名人物，一座纪念碑。他的儿子鲁珀特·默多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了不起的英雄。
50年代，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作家西德尼·诺兰曾描述过加里波利的故事，“作为现代澳大利亚伟大的里程碑，是当时澳大利亚人都经历过的感人至深的事件”。80年代，鲁珀特资助拍摄了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加里波利》。
凯思在伦敦度过了战争其余的时间。他对他的“杰作”自鸣得意。在比利·休斯接替安德鲁·费舍尔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之后，他任命凯思·默多克为澳大利亚驻伦敦首席非官方通讯员。当休斯来到伦敦时，凯思举行了超级私人晚会，有劳埃德·乔治和诺斯克利弗参加。凯思的感觉简直是妙极了，在诺斯克利弗那里，他学到了许多报业知识，他后来将这些知识用于自己的事业，并传授给了他的儿子鲁珀特。
凯思·默多克在第一次访问伦敦时。曾在l909年的帝国新闻联盟会议上见过诺斯克利弗，但当时他还没有机会认识诺斯克利弗，他给父亲写信说，原因是他“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
诺斯克利弗成了凯思·默多克的好朋友，他对凯思的生活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朋友，又如同父子。诺斯克利弗让凯思担任了联合电报公司的伦敦分部的编辑，年薪1200英镑，合同是三年。凯思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将新闻业务扩展到了印度和南非。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热情奔放的澳大利亚人。
到了1920年，凯思引起了墨尔本《论坛报》和《泰晤十周报》公司总裁的注意。公司总裁给他提供了《论坛报》编辑职位，年薪为2000英镑。诺斯克利弗敦促他的门徒接受了这一职位。
《论坛报》最初是一份早报。
1869年，戴维·希姆买下了它。将其改为晚报后又卖掉了，因为他自己有一份早报。即《时代报》，这样就等于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当凯思接手时，《论坛报》的发行量达到约10万份，它的第一版是下午两点半开印。第二版是4点开印，城市外面的故事通过电话传人电话间，记者迅速将稿子念完，以节省电话费，再由电话间打印下来，然后送到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加工、润色，甚至重写，最后才能交给印刷车间，排成铅字，印刷出版。
这份报纸没有竞争力，它的版面设计很差劲，文章缺乏特有的风格，很乏味，内容枯燥，不充实，并且不重视新闻版。有时印刷负责人出现在编辑部里，告诉编辑：“文章似乎没有结束。”管理着报纸的是印刷者，而不是记者。
在凯思·默多克到来之前，记者们被报纸的老板认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几乎是吃闲饭的人。凯思改变了这些。他认为记者应当是绅士，而且他自己也试图这样对待他们，很快，他开始张贴公告，每天批评某人，或是表扬某人，让记者们知道，他是注意他们的。
当他担任主编后，他开始加强《论坛报》商业方面的管理，并按照诺斯克利弗的建议，开设了一个妇女专栏，建立了竞争机制。他压缩了评论的篇幅，使文章灵活、明快。出于对墨尔本正统势力的蔑视，他甚至进行了一次漂亮的进攻。在他就任编辑的几个月后，在墨尔本的小科林斯大街，发现有一个年轻姑娘遭强奸后，被残忍地杀害了。《论坛报》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用大标题，甚至悬赏，要求人们提供破案的线索，这一系列举动使其发行量大增。
在凯思·默多克的手里，《论坛报》的发行量一年内从10万份增加到约14万份，就连一个批评者都写道：“确实，他干得很漂亮。”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承认这一点。有人指控凯思·默多克是一个“黄色记者”，说他把英国《每日邮报》的方式的新闻带进了澳大利亚。默多克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给诺斯克利弗的信中说：”我希望我做到了。”
澳大利亚新闻界的竞争一直是相当野蛮的，他使《论坛报》成为更积极地进行竞争的一份报纸。诺斯克利弗到墨尔本访问了凯思，在《论坛报》的董事会的成员面前，高度地称赞“他为该报纸找到了赚钱的唯一途径”。他说：“你们必须支持他，这个年轻的默多克是值得你们支持的。”
20年代未，凯思·默多克开始扩大《论坛报》集团的帝国。这个集团发行或收购了许多杂志，包括《全球体育》、《澳大利亚住房建筑》、《飞机》、《美丽的澳大利亚》和《野外生活》，等等。1925年，该集团又买下了《论坛报》的对手《太阳新闻画报》，这份报纸也成了《论坛报》集团中最盈利的报纸。
《论坛报》集团的董事们非常高兴。1926年，他们让凯思成为董事会成员。两年后，他又成了执行董事长。
1929年，他让《论坛报》集团收购了SBD电台，因而也使《论坛报》集团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家进入广播事业的报纸出版商。他还引进了新式的印刷机械，出版了第一份广播画报。
凯思注意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报纸“连锁店”，他也决心在澳大利亚建立起这样的网络。在他的领导下，以《论坛报》为基础的一个辛迪加，先是“接管”了西澳大利亚，然后又在阿德莱德发动了新的“战争”。经过残酷的竞争，他先是买下了《记事报》，然后又“劝降”了早报《广告商报》和晚报《阿德莱德新闻》。他成了《广告商报》的总裁，《广告商报》成了他的领地，他开始封侯，挑选了一个名叫劳埃德·杜马斯的年轻人担任主编。《广告商报》有限公司和新闻有限公司仍是处于独立状态，各自有自己的股东和工厂。
1933年，凯思加入了阿德莱德新闻公司的董事会。这时，布里斯班的两个早报也加入了这一集团。凯思还在塔斯马尼亚买下了很大一片森林，并开始创建澳大利亚新闻纸制造工业。这时，他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诺斯克利弗的年轻人”了，他是凯思·默多克。
到20年代未，在他40岁时，看起来他有可能不会结婚，将过一辈子的单身汉生活了。他执著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独自生活。他在墨尔本郊区买了一栋大房子，有一个仆人。他在伦敦进入诺斯克利弗的小圈子时，染上了搜集古董这一花费钱财的嗜好，热衷于搜集各种各样的东西。“文物贩子”们一见到他，就把价钱提高许多。他不在乎价钱，只是喜欢讨价还价，最终会买下来。他得到了中国宋朝的瓷器、唐朝的三彩、西班牙齐朋达尔衣柜、格鲁吉亚银器、一面英国查尔斯二世时期的镜子和澳大利亚最古老的银器。
1927年，他的一份杂志《恳谈》计划刊登一张照片，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这张照片是一位年仅18岁、名叫伊丽莎白·格林的年轻演员的照片。凯思被她那严肃、清秀的面庞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后他安排在一个舞会上接待她，他没敢邀请她跳舞，但邀请她第二天开车去海滩。
伊丽莎白小姐很痛快地答应了，但这给她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她的家庭很保守，父母认为一个年轻姑娘与一个43岁的男人在一辆汽车里呆上一整天，简直是前所未闻。那还是20年代。最后，这一对情侣于1928年6月结婚，由凯思的父亲帕特里克为他们主持了婚札，担任证婚人。凯思的选择非常明智，伊利莎白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后来成了一位贤惠的妻子，一个慈爱的母亲，是墨尔本社区的名人。
她的祖父威廉·亨利·格林，是一位爱尔兰铁路工程师。他后来到了英格兰，然后于1860年左右移民来到澳大利亚，被任命为铁路助理督察员。他与芳妮·格沃特结婚。芳妮的父亲叫乔治，生于1798年。父亲因乔治的身体不好，将他送到了澳大利亚。10年后，他结了婚并有了4个孩子，他们住在墨尔本附近。在这里，他的女儿芳妮遇见了威廉·亨利·格林，井同他结婚，于1870年生下了伊丽莎白的父亲鲁珀特。
鲁珀特·格林小时候营养不良。他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长大后，他成为一名羊毛专家，为一家新西兰公司服务。他的同事们都非常喜欢他。他花钱没有节制，嗜赌博，不是赌马就是赌牌，总是背着一屁股债。他与兰西·福思结婚、伊丽莎白是他的第三个女儿，鲁珀特非常疼爱她。
鲁珀特的赌博瘾头太大，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把房子出租出去，而将全家搬到公寓里去住。生活来源从来就没有保障。伊丽莎白从小就老是提心吊胆，为生活担心，后来，鲁珀特在墨尔本最大的赛马俱乐部当发令员，这才限制了他的赌博，但他仍然是一个很粗鲁的人物。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他都与帕特里克·默多克和凯思·默多克格格不入。
整个30年代，随着《论坛报》集团的日渐扩大，凯思·默多克的权力和影响也在增长，1933年，他被授予爵士勋章，就在这一年，由于心脏病他躺了好几个月。当身体恢复后，他常常离家外出，拓展《论坛报》集团帝国。
到1935年，凯思和《论坛报》集团在澳大利亚的65家电台中的11个拥有股份，正如《澳大利亚全国传记词典》中所写的：“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利润、权力或说教——凯思·默多克促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媒体网络。”
他还促成了原有的电报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集团、即澳大利亚联合通讯有限公司，他担任了该集团的总裁。后来，他又使它成为路透社的一个合伙人。
l938年，他又与悉尼的《论坛早报》一道，建立了澳大利亚新闻纸有限公司，为这个国家生产新闻纸。
在政治上，凯思转向了右翼。他喜欢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保守派人士”，鲁珀特后来也将这个概念用于他自己，凯思已经成为一个“制造国王的人”。在20年代未，他就与他的老朋友和保护者、恩人比利·休斯决裂，并转而支持工党领导人约瑟夫·莱昂斯。凯思·默多克从诺斯克利弗的书里学到了另外一招，开始介绍一些政治家，通常他们都听命于他。在莱昂斯成为“联合澳大利亚党”总理之后，经常去《论坛报》的办公室与凯思共进午餐。莱昂斯的一个秘书问他，为什么不让默多克先生来拜访他，“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总理啊！”莱昂斯回答道：”噢！我喜欢默多克。在他的办公室，我会让他高兴，而且我去那里也没有什么坏处。”1931年末，莱昂斯成为工党政府内阁总理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默多克在幕后推波助澜。作为报答，1933年6月默多克被授予爵士衔位，跻身贵族行列。然而，莱昂斯也并非等闲之辈，许多人都感到凯思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
到了30年代未，默多克确信必须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战斗。由于莱昂斯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凯思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替换他，“我把他推上来，现在我要把他赶下去。”他发誓说。几年后，凯思·默多克的动机再次受到检验：另外一位工党政治家J·T·兰格，曾经两次出任新南威尔士省省长，1957年他在悉尼的一份报纸《真理报》上撰写文章说：“默多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他需要成为澳大利亚最有权力的人。如果他能够制造总理，然后让总理围着他转悠，那么他就是‘大老板’，就这么简单。”
凯思爵士和费尔法克斯两家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费尔法克斯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新闻界的“大哲学家”。但是，凯思也许并不那么真诚，他曾经表露过他的真实想法：“我们必须与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合作，但我现在感觉受到了压抑。”
另外一个伟大的王朝是帕克家族。1939年，弗兰克·帕克，联合出版公司的老板，出现了财政困难。他的《每日电讯报》亏损，而《澳大利亚妇女周刊》还不能填补它。帕克开始同凯思·默多克谈判，准备将它出售给《论坛报》集团。费尔法克斯一家人对于让凯思扩张到悉尼很是紧张，他们决定补贴帕克。当时，帕克需要的是将《每日电讯报》的价格提高两个便士，而《悉尼论坛早报》并不需要这样的价格。但为了支持帕克，在1942年2月费尔法克斯同意他的报纸也同时提价，纯粹是为了阻止凯思。鲁珀特后来说，他父亲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也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悉尼报纸老板。”
1940年夏，他接受了一个奇怪的任命：鉴于他在加里波利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他成为首席新闻检查官，在罗伯特·蒙泽斯的战时政府中担任情报官。他立刻把时间用于制作新闻公报，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全国性和商业性电台播放，当时，各报纸已经有自愿的检查员。现在，凯思公布了一项国家安全规定，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以强迫一家报纸刊登他发表的声明，并必须按他的要求做。这样，凯思·默多克不可避免地树敌。
除《论坛报》集团控制的报纸外，几乎每一家报纸都愤怒地抗议，它们声称，政府正在试图垄断报业。《悉尼论坛报》指控情报部门独裁。随后，一些规定被修改了。几个月后，凯思辞掉了这一职务，并回到了《论坛报》。
他的敌人给凯思画了一副画像，把凯思画得如同一个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几乎是充满奴性，崇拜像诺斯克利弗这样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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