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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五帝三皇神圣事”———评说历代帝王
在毛泽东心目中，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作为革命家，他不相信这些，反感之极。作为历史家，他孜孜不倦地阅读、体会。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更乐于从中寻求历史演变的成败得失。于是，就有了关于历代帝王的评说。
1.“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商纣王帝辛
商纣王历来被认为是昏淫无道的暴君典型，直观的依据是：商朝在他手里亡了国。
毛泽东不这样看。
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时，他顺势发挥：“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 ‘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959年2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为商纣王平反，当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有名的翻案文章，较早见于郭沫若的《驳<说儒>》。毛泽东是赞同他的观点的。
郭沫若认为，帝辛（商纣王）“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严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像商纣王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未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的重见了天日。”“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 （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商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 ‘前徒倒戈’。那并不是商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最初发表于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 （1937年7月）上面，后收入作者于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1954年和1957年，该书又先后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这本书他在50年代便读过了。稍后，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又列有郭沫若的三本书： 《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提出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 （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剪伯赞等史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后者说：“今商纣王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通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惮暴虐于百姓，以好轨于商国。”这显然是为了师出有名攻击对手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荀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些，都是很寻常的材料，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褪都漂了起来。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 《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已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
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方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
2.“老粗出人物”——汉高祖刘邦
刘邦以一平民百姓，在秦未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他出身“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押侮，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不凡的意气抱负的“老粗”本色。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人物的出身和生平遭际，对刘邦这样的起于草泽的开国皇帝，尤其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刘邦的成功，与他出身下层很有关系。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点是一路。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一致，高贵者文化高，平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人们熟悉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
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了一个很直率的命题：“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话题。后来他又重申过自己的这个主张。
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之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侯井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 （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司马迁接着叙述，一同起事的萧何、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故总是把刘邦放在首领的位置，把他推到前台。这里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相信毛泽东读《高祖本纪》对这段描述是感兴趣的。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后来他当了皇帝，也曾自我总结道：“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说的“用”，就是肯于纳谏，善于选择。这也是毛泽东特别称赞的地方。他读《史记》很注意刘邦从谏如流的一些事例。前面引的那段话说到的，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此事详载《留侯世家》。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此事详载《项羽本纪》。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人都关中长安，此事详载《刘敬列传》。
最体现刘邦的老粗本色而又善于纳谏的，大概要算《史记·郦主陆贾列传》里的一段记载了。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讲民主集中制时，毛泽东几乎是把这个故事复述了一遍，来教育人们。他说：
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有这么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打败项羽，自然“不是偶然的”。
3.败于不肯纳谏——楚霸王项羽
项羽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大起义中，以暴风骤雨的声势摧毁了强大的秦帝国，当时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已经覆灭了；楚军的主力已经被击破，主将项梁战死；赵国被围困，即将破灭。形势在逆转，秦王朝声势复振，起义进入生死存亡阶段。项羽在这时候成为主帅，完成了陈胜吴广所不能够完成的事业，以他过人的才气，激励士卒，抱着决死的心情，到底击溃了秦军的主力。司马迁也指出了这点，说他“遂将五诸侯灭秦”。灭秦以后，项羽为西楚霸王，刘邦被他封为汉王，随即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楚汉战争，结果项败刘胜。
《项羽本纪》是司马迁《史记》里写得最有声色的一篇。
毛泽东特别喜欢读这篇传记。晚年瞩人印成大字本给他看，同时给几位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
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这封信作为正式批示，于1963年1月由不少中央领导郑重传阅。
项羽的失败，是发人深思的。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曾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
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一个重要教训是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从而在鸿门宴不杀刘邦反而放跑了他，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的时候，反而放弃了。这些，都是他手下谋士范曾极力主张的。毛泽东当然不是就史论史。他讲项羽失败教训，是针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的党的干部。
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得很明白：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个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曾，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曾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戮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从此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党内批评作风不民主的代名词了。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军事力量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优势状态，可最后终归失败。其失败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对其失败原因的看法，我们着重叙述了不肯纳谏，不善用人这个方面。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和他性格上的弱点自然有关。在毛泽东看来，崇尚“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也说项羽有“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多有记叙。而他不肯纳谏的几个事例，恰恰反映出他的“沽名”和“妇人之仁”的性格。
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比刘邦后入关，两军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40万对10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许多学者注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诗句，多以这件事来说明项羽的“沽名”所在。
毛泽东认为尤不可学的是，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荣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同意了。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合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该下彻底击败了项羽。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不可沽名学霸玉”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便曾提出划江而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谈判方案。了解这一背景，或许能增进对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含义的理解。
此外，《史记·项羽本纪》还记叙，楚汉长久相持不下，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百姓的日子难过。项羽便对刘邦说：“几年来，天下旬匈，主灵涂碳，都是因为我们两个为了争天下的缘故。现在我愿意和你单打独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苦煞黎民百姓了。”所谓项羽“沽名”，大体也是指他不忍天下匈匈受昔，从而希望歇兵罢战的心理状态，这就不能不影响他的决策。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两种，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在读 《项羽本纪》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观点的。
项羽失败了，仍不失为本色男儿、堂堂英雄。毛泽东坚信这点。青年时代，他憧憬过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在延安的时候，他说项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宁肯自杀，也不投降，很有气节，远比汪精卫、张国煮之类好，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持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毛泽东 1948年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还把项羽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论说：“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 ‘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洁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民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4.“儒学冶国”的衰国之君一汲元帝刘奭
据《汉书》卷九《元帝纪》载：汉元帝作太子时，柔仁好儒。见父亲汉宣帝用法严酷，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只是说了点风谅话就获罪而诛，便对父亲说：“‘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懦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 ‘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元帝刘爽（公元前76—前33），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 《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开始衰败以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是反感。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毛泽东强调：“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 ‘持刑太深’，主张起用懦生。宣帝生气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 ‘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 （帝）平（帝），更是腐败。”
几天后，毛泽东在召见吴冷西等人时，又重提他4日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里回忆：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卧室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他到《人民日报》作总编辑，并仍然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于涉及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的工作，故毛泽东重提他4月10日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这两次谈话，毛泽东都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班固的《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对汉元帝则不以为然，言下之意，汉元帝以“书生”方式治国，而用“王霸之术”的刘邦、刘彻之类才算得上是政治家的。
10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小范围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这个话题：“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面言，因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凡。东汉光武刘秀、乃为“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
5.“这个菜要翻”，不能贴他的“大字报”——魏武帝曹操
曹操一开始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同时代便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好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粥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毛泽东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 《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释，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释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里面说自己辗转征战，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朽、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引述后却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粥在注里说这是“好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欺人之语”，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粥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不乏偏见的卢粥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
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称衡”。此为近之。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卢弼先人为主视曹操为好雄，自然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称衡》一诗。称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称衡大骂。戏曲舞台上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 《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称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
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同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公正评价，作了更明确的论述，他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9年，文学、史学界曾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伯赞的 《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其中说到：“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又说：“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人民日报》发表翦怕赞的文章时，加了个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门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建国后基本上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依据是他参加镇压黄中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未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中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 《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好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的论者，大都要提到《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剪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奢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好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很关注1959年的这场讨论，井同意郭沫若、曹怕赞的观点。感情的、道德的评价，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
曹操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会被人们贬斥成反面人物呢？郭沫若和翦伯赞都注意到宋以后的封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根据这一历史观写成的《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对这个思路，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林克回忆：“毛泽东还谈到茁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未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辩，是古代文人难以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末至西晋从乱到治的这一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所以，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抑曹扬刘。那么，除了继承传统观点以外，有没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把南宋力倡封建道统的朱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继承朱熹观点的罗贯中所处的明代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个时代在异族边患问题上相同之处。这个看法，便进了一步。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获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曹操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并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曹操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500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 ‘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批道：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也未自贬。可见他也是能说到的未必就做得到。
6.登墓“可谓奇矣”——南朝宋明帝刘或
南朝宋孝武帝死后，其子刘子业即位，世称废帝。这是个无道的昏君，滥杀将相大臣、皇帝国戚，任用奸佞。湘东王刘或是他的叔父，经常受到他的侮辱，被他叫做“猪王”。后刘或在一些人的协助下，杀了应帝，于建康被拥立为帝，是为明帝。
这时，宋孝武帝的另一个儿子刘子勋在浔阳称帝，从而形成了建康与浔阳两个朝廷对峙的局面。
对立一开始，各州郡太守、刺史都纷纷响应刘子勋，刘或派往各处傲说服工作的人，也反过来宣布拥立刘子勋，原来曾宣布支持刘或的人也纷纷归附了刘子勋。真是众叛亲离，史载：“京都无百里地”，“四方贡计，皆归浔阳”。
《通鉴纪事本末》中《废帝之乱》一节，记述了刘或在极端孤立的形势下转而征服天下的过程。毛泽东在这节标题《废帝之乱》四个字旁，用粗重的黑铅笔，密密地加了旁圈，又在天头上批注：
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
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
王道隆、刘励、沈攸之、黄回、吴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
于全胜，可谓奇矣。
刘或依靠一批多谋多策、英勇善战的将相，在政治上分化瓦解对方，在军事上打击对方，终于掌握了全局，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记叙，对战争的发展变化，人物的活动，政治谋略和策略，都详细作了圈画、批注。
7.其做法“蕴藏大乱”——隋文帝杨坚
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541—604年）是隋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位23年，被其子杨广 （即隋炀帝）所杀。《隋书》里的《高祖本纪》，对他的性格和治国之道作了概括：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毛泽东特别注意其中所述“好为小数，不达大体”及不学无术，执法苛峻等内容，批注道：这些做法“蕴藏大乱”。似乎觉得隋朝短命，不只是败在昏庸的隋炀帝之手。算是一史家之言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史，很注重体会国家兴衰成废之道。
在一本李延寿的《北史》中，也留有毛泽东对隋文帝的一些做法的批语。该书卷十一《隋本纪》载，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春，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甫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之事。隋文帝的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的蠢事。
8.“遇事无断制”——唐高祖李渊
在隋末起义的群雄中，李渊不失为一代人杰。在一本《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说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诸语旁，毛泽东则批道：“遇事无断制”。这大概是从李渊“宽仁容众”的性格特点，想到他在整个起兵过程和平定诸雄的战争中，主要依赖他的儿子李世民等，包括起兵反隋这一重大决策，也是李世民的主意；乃至最后不能制衡诸子，导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其兄长，自己也被迫退位，去做清闲的太上皇。比较起来，开国之功，李渊确在其子李世民之下远甚，故《旧唐书》作者在《高祖本纪》里也发议论说：“不有圣子，王业殆哉！”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是很称赞的。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就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二千宫女等。”这个论述，也是把李世民的胸怀谋略，置于李渊之上的。
9.自古以来最能打仗的人——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很欣赏的一代雄主。
《智囊》“孙膑”一条，叙孙膑到齐国住在田忌家里，在田忌同齐国公子比骑射时，他给田忌出主意，让他用最差的马与对方的最好的马比赛，以最好的马同对方的中等的马比赛，以中等的马与对方最差的马比赛。结果田忌二胜一负赢了这场比赛。这种制胜之法被后人称为“驷马法”。
作者在说完这件事后，又引唐太宗李世民自述的“用兵之要”：“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读至此，毛泽东十分有兴趣地批注道：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
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显然，毛泽东对李世民的用兵之道十分赞同，并对他的“以弱当强，以强当弱”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其要旨在以少数兵力佯攻敌大军，再以优势兵力聚敌兵围而歼之。这个观点，也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军事指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对李世民、朱元璋的军事指挥才能做了高度评价。这二人都是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关于李世民军事指挥特征，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毛泽东还看重李世民的工作方法。
据《旧唐书·李百药传》记载，李百药在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时，朝廷讨论封建诸侯，他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中的一段文字，概括了李世民临朝执政的四个特点，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闲暇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一一加以圈点，并批注说：“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
当然，毛泽东也注意总结李世民的一些失误。
李世民手下有一勇将叫盛彦师，别人不敢迎战李密时，曾自告奋勇率几千人在熊耳山甫侧伏击李密，并斩杀之，遂以功封葛国公，拜武卫将军。后在讨伐叛乱的徐圆朗时，战败被擒，徐圆朗让他写信劝降其军，他在信中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达了“誓之以死”的气节，徐圆朗也不得不钦佩他，因而也没有杀他。
待徐圆朗被讨平后，盛彦师竟被李世民赐死。毛泽东在 《旧唐书·盛彦师传》的开篇处批注道：“盛彦师名将冤死。”
毛泽东读《新唐书》的批语中，还批评了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地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才略。这一点，唐太宗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他又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谋杀争权的政治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他封武则天为皇后，自己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当自李治始。毛泽东在《李恪传》上批注说：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懵一时。
10.狡猾过于曹操——后梁太祖朱温
在《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中，毛泽东曾写了这样的批语：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唐代末年，社会动乱，至唐僖宗已达顶点。特别是在王仙之、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唐王朝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之途。曾为黄巢部将的朱温 （852—912），于唐中和二年（882年）叛变投降唐王朝，赐名全忠，次年，为宣武节度使。这时，藩镇割据之势已完全不可控制，同东汉末的情况很相似，军阀们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朱温到宣武镇任节度使时，只有所部数百人，四面都是割据的强藩。所以，毛泽东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朱温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先后攻破秦宗权、时溥、朱王宣、朱瑾、刘仁恭、王师范等军阀，并把势力最大的军阀李克用压制在河东一带。到唐天佑二年，拥有中原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旋即建立了后梁王朝。
11.“生子当如李亚子”——后唐庄宗李存勖
朱温建立的后梁王朝，是被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灭掉的。被唐朝封为晋王的李克用父子，用了 16年的时间与梁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其中反反复复，有胜有败。李克用死后，李存勋整顿军纪，训练士卒，作战时亲自冲锋陷阵，终于迫使梁末帝自杀。李存勖自立为帝，是为庄宗，国号唐。《通鉴纪事本末》中《后唐灭梁》一节，详述其间的几次重大战役。毛泽东读得十分认真，有不少圈画、批注。
公元913年，梁军大势已去，犹作垂死搏斗，分几路大军来争夺李存勖占领的郓州。这时李存勖军粮匮乏，有人向他建议撤军议和，李存勖听后说：“如此，吾无葬地矣。”很不高兴。毛在此批注：“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通鉴纪事本末》作者说：李存勖一即帝位，便宜入大梁，“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毛泽东对这些评价，十分重视，逐一加了旁圈，有的在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
该书又载，李存勋进攻大梁之前，把夫人、儿子都送往后方宫里，诀别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这种破釜沉舟的壮气，毛泽东很赏识，逐字旁圈，在天头上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是很高的评价。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曾给田家英写了这样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索要的，是清代诗人严遂成写的《三垂冈》。
三垂冈之战，是李存勖在其父李克用病死后，嗣位晋王之初发生的一场战役。唐天佑五年（908），李存勖率军埋伏在山西上党附近的三垂冈下，乘天有大雾，攻破后梁拥占的夹城，斩万余人，俘获对方将领数百人，《旧五代史·庄宗纪》接着叙述道：“梁祖闻其败也，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猪犬耳。初，唐龙纪元年，帝 （李存勖）才五岁，从武皇 （李克用）校猎于三垂冈，冈上有玄宗祠庙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凄苦。武皇引满，捋须指帝曰： ‘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毛泽东很可能就是读到这段叙述，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严遂成的《三垂冈》一诗，从而写信给田家英让他查一下，并凭记忆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歌颂李克用父子”的诗读过几十年之后尚还记得，足见毛泽东对后唐这两位开国皇帝的赏识。晚年，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心情恰如“鼓角灯前老泪多”，看来是期望着“风云帐下奇儿在”。
12.“此人不知兵”——宋太宗赵光义
宋初，经常受到契丹（辽）和西夏的侵扰。宋太宗赵灵一即位，便于979年亲率大军讨伐契丹。这是宋辽间的第一次大仗。据《宋史·太宗本纪》记载，起初，宋太宗所到之处，沿途刺史、节度使纷纷来降。毛泽东却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结果，宋军在平定北汉之后，没有得到适当休息，又去攻打幽州。久攻不下，部队过于疲劳，宋太宗又不了解敌情，指挥部署不当，陷于契丹的两军夹攻包围之中。终于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归。所以，毛泽东认为宋太宗“不知兵”，并又批注说：“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总不省。”
13.知识分子型的皇帝“没有出息”——南朝陈后主、隋炀帝、南唐李后主、北宋徽宗
上面这几个人，都是亡国之君，碰巧的是，他们或喜好歌舞，或擅长文章，或能诗会画，好“文”而不善治政治军，属于“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们很反感，经常“敲打示众。”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
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批评“书生办报”说：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很明显，毛泽东反感知识分子型的帝王，同他的“老粗出人物”的主张，是互为补充的。
毛泽东在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中称：“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其实，他读史，却是把这些帝王之事顶当真来读的，他的口味是，欣赏那些马上得天下，于乱世之中建赫赫武功的雄才大略者。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本人的胸怀志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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