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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不怕“鬼”的背后
1.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说“鬼”？
已故文学家何其芳先生，在1977年辞世前留下一篇文章：《毛泽东之歌》。这是篇珍贵的文字，后发表于《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文中谈到因撰写《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序言”，毛泽东于1961年1月4日和1月23日同他的两次谈话。
《不怕鬼的故事》在60年代前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曾是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毛泽东为什么给以这样的注重？在一本书的背后，透出沉甸甸的历史内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思想心态，以及一代伟人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特点，还有那悠长的文化积淀。
有些外国学者指出：“鲁迅无疑背负着某些鬼魂，……甚至隐藏着一种秘密的爱恋，他对目连戏鬼魂形象的态度就是一种偏爱。很少有作家能以这样大的热忱讨论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的确，鲁迅爱说鬼，考证“无常”，为“鬼话”《何典》作序。
毛泽东也有同好。他爱谈《聊斋》里的鬼，对其中《席方平》里的一个细节特别欣赏，认为作者蒲松龄在书里是借鬼狐说教。晚年，他又把自己比作别人打鬼借助的钟值。说起这些“毛骨悚然”的主题，他始终是津津乐道。
我们知道，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鲁迅，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绝不可能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鬼神，鲁迅曾有“踢鬼”的经历，毛泽东从小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的劲头，晚年更有“打鬼”的号召。他们为什么会热衷于谈论子虚乌有，且有封建迷信之嫌的“鬼”呢？
鬼和鬼的有关传说、故事、禁忌、仪式是中国民间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中缺了鬼，可以说就不成其为民俗。农村的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就接受“鬼教育”，或者说受鬼文化的熏陶，尽管被吓得战战兢兢，但很少有哪个乡下孩子不爱听鬼故事的。
民俗中的“鬼”，一般说来有两种表征，即“爱”与“畏”，所谓“人心有所爱，则为祖考眷属之鬼神，人心有所畏，则为妖异厉恶之鬼神。”为前者，则鬼可亲，可近，可谑戏捉弄，但鬼又是可怕的，或者说，主要是可怕的，因为鬼与死亡相联系，牛头马面，狼牙锯齿。人在描绘鬼时极尽其对可怕恐惧事物的想象。鬼能祟人、祸人，引人上吊跳河寻替代。鬼狰狞恶厉，阴森森，冷冰冰，地狱里有刀山火海加油锅。活着的人纵使对自己死去的亲人 （家鬼），也是敬畏多于爱怜，家人生了病，首先会怀疑是哪个在阴间的亲属来要钱。
每个乡下孩子，都会受这种鬼文化的熏染，在潜意识深处打上深深的印迹。凡成人后敢于不避忌讳，慨然谈鬼、嘲鬼、戏鬼者，大都是小时候不信邪的“野孩子”。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一个“野孩子”。在他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之后，意识中的神鬼信仰是去掉了，但鬼神本身却化为一种文化符号，积淀在他心理结构中。正如鬼在民俗文化中具有二重性一样，毛泽东在使用“鬼”这个符号时，也具有双重性。
在通常情况下，鬼是狞厉、邪恶的象征。青年毛泽东在办《湘江评论》的时候，曾大声疾呼：“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40多年后，毛泽东再一次喊出：“不怕鬼，不怕魅，……奇儿女，如松柏。”（《八连颂》）这里，“鬼”、死人象征一种需要反抗的压迫力量。
有时，在毛泽东那里，“鬼”似乎又变成了被压迫者，可亲近。比如他说《聊斋》中奉冥王命令要把席方平锯成两半的鬼，就富有同情心，敢于不从邪恶的冥王，故意锯偏，以完整地保存席方平那颗不屈抗争的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号召群众造反，也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应该说，毛泽东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谈鬼，都是借鬼说人。但谈人非要借鬼，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世上可谈的话题很多，干嘛非要说“鬼”，而且还要堂而皇之地把鬼故事编出来，印给大家看。作为党的领袖竟一点也不在乎“迷信”的嫌疑，这说明，鬼文化在毛泽东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意无意之间，这些童年的阴影就会滚露出来。解放后毛泽东对“阶级敌人”贬意词用得比较多的就是“牛鬼蛇神”，牛鬼者，民间最恐怖的勾魂使者“牛头马面”是也。借鬼讲哲学，恐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中也不多见，也只有毛泽东这样出身中国农家的思想家才会如此。
鲁迅谈鬼，热衷的是鬼里的谐趣；毛泽东谈鬼，则要挖掘“鬼话”里的人生哲理，竭力让人“不怕鬼”。
毛泽东一生遭遇各种风浪，似乎就是一场不歇的捉鬼、打鬼的战斗。
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把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和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所构成的“神权”，作为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封建绳索之一，认为是农民革命运动必须冲决的罗网。所谓神权，就是鬼神崇拜，一是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奴役着现实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在自己幻想出来的神鬼力量面前感到无比自卑，陷入异化状态。于是，他串入乡间，抽着烬同农民聊灭，向他们灌输这样的信念：“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坤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上豪劣坤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这是破坏旧世界的打鬼倡导。建设新世界似乎也需要时时扫荡挡在路上的妖魔鬼怪。1955年，他是这样来嘲弄那些怀疑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人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犹如“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
毛泽东似乎有理由蔑视鬼。1957年初，他大力倡导百花齐放的时候，不少人并未想通，譬如，认为戏台上就不应出现鬼戏。毛泽东则不然，这期间，“牛鬼蛇神”成了他的口头掸。我们且按日程罗列一下。
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宣布：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 《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人物座谈时，有人请他讲讲继承遗产的问题，并说有人传达，说毛主席曾讲过在剧目中演出些有牛鬼蛇神的戏不要紧，不致影响农业合作社减产，因此大家对这个问题弄不清楚。毛泽东在回答中先后讲到：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过去的办法是压，现在出来则害怕了。一些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 《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目里有也不稀奇。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拿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又拿不出来，还是让它演吧！否则，等于是不让他们演戏。戏是看，鬼不一定信。老百姓天旱信龙王，风调雨顺，他又不信了，雨多了他更不信。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能力。不要怕，如果每个舞台都是牛鬼蛇神，人民不反对？！
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 ‘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3月18日，在济南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牛鬼蛇神跑到戏台上来了。这些东西慢慢会淘汰的，现在让它演一演也可以。戏台上出现各种不正常的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就少了，它那个东西就不演了。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用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3月19日，在南京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说：上海唱的《狸猫换太子》，许多妖魔鬼怪都上来了。妖魔鬼怪，很多人没看过，我也没看过，我很想看一下这个戏，为人在世不可不看，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搞一点见见世面。让它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不必因为那些东西我们去着急。何必那么急？写了几篇小说，几篇诗歌，演了《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让他们经过社会评论，逐步使那些作品、那些戏曲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说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是想消灭它，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一下，让社会大家公评，真理就会慢慢上升，逐步改造。过去我们用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搬上来了，可见禁止是不灵的，硬禁是不灵的。
4月15日，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说：谁说要牛鬼蛇神？谁说要《火烧红莲寺》？看问题要有一个过程。问题是群众要看。普陀山仍在拜佛，基督教、天主教仍在信，我们也有迷信，脑子里有个框框，即是信佛教信回教可以，但戏台上不可以，总认为搞不得，这不也是迷信吗？为什么那么些人信教拜佛都可以，就不可以在演戏当中也拜一下、迷信一下呢？他们有观众，不能压，只能搞些好的东西，与它唱对台戏嘛！应该让群众复杂些，各种对立物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大家的科学知识，提高了，迷信就要逐步减少了。
几次讲话，中心意思大体一致。“牛鬼蛇神”这一概念，虽然有时是泛指旧剧目，但总是同人们迷信的那个鬼，乃至同现实社会中的坏势力联系起来的。毛泽东坚信，让牛鬼蛇神跑出来让人们看看，也成不了气候，反而会让人们擦亮眼睛，主动地去驱逐追打。
不过，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谈鬼，并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则有特殊的背景和具体的所指。
2.多事之秋在四方电讯上的批示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进入多事之秋。
一度意气风发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一堆堆不成材的钢铁散在各处，派不上用场。
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充满希望的尝试——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平二调，损害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公共食堂，炊烟散尽。
与此同时，国际国内有了议论，党内党外也有了议论。有些议论还不大好听。
祸不单行。国际局势在这个时候趋于恶化。
1957年底，中美之间关于相互放弃使用武力的外交会议中断，台湾国民党军队加紧对大陆骚扰破坏。1958年8月，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美国增兵台湾海峡。
1959年3月，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同印度的边界纠纷渐趋尖锐，边境冲突战争不可避免。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炮击金门后，赫鲁晓夫深恐妨碍“苏美合作”，给中国施加压力；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不间是非曲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7月，苏方照会中国，单方面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随即是中苏论战，打嘴巴仗。
这个时候，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了！
这一凝重的气氛，也笼罩了毛泽东那充满诗意的笔端：“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
对这一切，应该怎么看？怎么应付？在毛泽东心目中，不啻是对人们的意志和信心的考验。
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编印的第2504期《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手上。这类内部简报资料，是他了解国内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平常的一些指示，就是读了这类材料后在上面写的批语。在这期《参考资料》中，以《美官员竭力诬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说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为题，刊载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其中说：“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毛泽东正在孤注一掷，看这个制度是否能养活这个国家。鉴于一再发生的旱灾和水灾——这些灾害已经使中国的饥荒，几乎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这是一种冒险的计划。”“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在把社会组织成最有效的生产单位——在纸面上。但是他也是在把潜在的反革命基础聚集起来，在事情不顺利时推翻他。这个制度的成功或失败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中国的疆界。南斯拉夫的 ‘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正如渴望从莫斯科获得较多的自由的东欧卫星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关切地注意着这一发展。”
合众国际社这则电讯的意思，中国的安危存亡，系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败。但它的结论是明确的，这是“冒险的计划”，而且使“反革命基础聚集起来”，很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毛泽东在上述几段话下面划了横线，有的还作有着重号，以示注重。这是他读文件材料的习惯。
像往常那样，自然还应有些批语。不过，这次不同。他含蓄地在这则电讯旁边，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
高髻危冠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首诗题为 《赠李司空妓》。是当时任苏州刺史的刘禹锡赴吴台时，扬州大司马杜鸿渐设宴招待，命妓侍酒，歌唱一首《杜韦娘》（曲名），刘在席上有感而作。毛泽东引此诗来评合众国际社的电讯，粗看似费琢磨，细读则觉他是举重著轻地作了回答——我们搞的旨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却让别有用心的人痛心断肠。
这个意思，毛泽东不久便明确的说了出来。也是新华社编印的 《参考资料》，在1958年11月14日的第2513期上，刊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发表的一个演说，其中对中国的集体劳动和公社化进行了直接的批评。在11月28日于武昌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前夕，毛泽东找来杜勒斯的这篇演说，在其各段内容前重拟了几个标题，其中便有：“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然看指示，把这份演说印发中央全会的与会者。
毛泽东1946年8月6日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2年后，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觉得有必要重申这个论断，因为尽管多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这些人为什么还想不通呢？因为我们面临着新的困难，新的挑战。
12月1日深夜，毛泽东奋笔疾书，赶写出两千来字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除重新强调“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外，还说：历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尽管曾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写罢，他又给负责中央日常事务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封信：“小平同志：写了一篇短文，请你看一下，如以为可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当然，毛泽东不是单纯的乐观主义者，当时的形势也不容过于乐观。辩证法大师毛泽东深知此点。在这篇印发八届六中全会与会者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哲学课题，告诫人们：
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
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
这似乎是不关痛痒的泛泛之论，其实深有所指。所指，就是中国形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在写这篇文章的头10天，即11月21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给党的干部们打过“预防针”：“我是怀疑派，……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公社要亡国，我看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当然，亡是暂时的。”又说：“食堂、托儿所可以垮，公社不可以垮。我看什么时候都有两种可能性，一好，一垮。”
12月9日，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他把“两种可能性”的话挑得更明：
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
这是毛泽东留下文字的讲话提纲里的活，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多么的注重。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毛泽东又引用了被他视为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对现实有忧虑，但更自信。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基调，也是他随后提倡“打鬼”的心理前提。
3.“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书”
1958年这一页，翻过去了。
1959年春，由于在西藏平叛，西方舆论大肆攻击。冰雪覆盖的北欧小国挪威，在报刊上两次登出攻击毛泽东的文章，并载有毛泽东的漫画，还在他的脸上打大白X，说毛泽东是比希特勒还希特勒的独裁者，人们可以骂神，为什么不能骂毛泽东呢？难道毛泽东比神还厉害吗？如果中国对此如何如何不眼，西方就会有一千张报纸大骂毛泽东的独裁云云。
4月27日，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向挪威政府递交照会抗议。有关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人及负责新闻工作的同志阅读，还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我意应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万家、十万家报纸挑战，让他们都在我的面上打白X，骂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认为如此极为有益，将此事闹大闹长，让世界人民注意……。这是个好题目，不应放过。”
又说：“挪威的两次漫画及其凶恶论点都应登在人民日报，并加驳斥，引起挪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复，和我们的反报复。”
反观国内，1959年，毛泽东继续沿着纠“左”的思路做工作，但同时又担心由此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似乎要进行两面作战。
不管怎样，鼓励志气，增强信心，是需要的。特别是在应付国际压力这条战线上。
这年4月15日，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这个国家最高级的讲坛上，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说：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接着回忆起1958年炮击金门，打死打伤对方高级将领的事。这自然是令人快慰的，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说到这里，毛泽东来了灵感，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成为他的语言素材：《聊斋志异》里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讲话现场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
这是毛泽东在郑重的会议上，第一次讲不怕鬼的故事。
这里说的是 《聊斋志异》里一篇叫《青风》中的片断。讲有一个叫耿去病的书生，借住在朋友家里时，听说有一间屋子时常有鬼出没，他不怕，偏要去住。于是，“生乃自住，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毛泽东讲起来，就生动多了。
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反复讲不怕鬼的故事，旨在鼓舞人们的志气。
1959年5月6日，中南海紫光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这里会见11个兄弟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以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这是个高规格的会见。3月份刚发生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武装叛乱，中印关系也陡然紧张，这是兄弟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也是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的态度。在会见中，周恩来、陈毅向外宾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武装叛乱的经过，介绍了中国的立场。在介绍得差不多的时候，毛泽东说：已经讲很多了，我再讲你们的肚子就要饿了。
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对中国的态度及中印关系做了总结，他的话别具一格：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说到：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接着又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面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
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不怕鬼的话题，似乎特别感兴趣，四天后，5月10日晚上，他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又专门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自然又谈到西藏问题，以及中印关系。毛泽东说得很轻松，他认为发生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有好处，可以让全世界看看、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
不等对方国答，毛泽东偏头间特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的大使：“最近在紫光阁接见外宾时，我讲了不怕鬼的故事，大使听见了吧？”
这位大使说：“我和我们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过完‘五一’节后，到蒙古、朝鲜去了，这才回来不久，所以没听见。”
毛泽东接着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
言下之意，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任何鬼都是可战胜的。
5月13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周、陈5月6日的谈话整理打印了出来，分送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把自己的那一份批给江青看，特别要她注意第13页，第13页上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井说要把中国小说和故事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这说明，在1959年四五月份，毛泽东就在考虑并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了。
他说到做到。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让他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把编选该书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启的《语林》，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儒的《玄怪录》、裴骃的《传奇》、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张师正的《括异志》、郭彖的《暌车续志》、上官融的《友会丛谈》、洪迈的《夷坚志》，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 《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程麟的《此中人语》，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例如，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西的那个人物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说：“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说一个叫姜三莽的人听别人讲到一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孤兔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没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评论道：“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选自《子不语》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写一缢鬼“耸立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龀，灯荧荧青色将灭。”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轻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一个鬼作了这样的一个表白：“鬼实畏人。”这很像这些故事的总结。至于前面引述的狂生耿去病夜坐顶鬼一篇，更是表现了人依靠自己的勇气或智慧战胜鬼。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
不久，庐山会议上出现意外变故，《不怕鬼的故事》的编选定稿工作暂时中断了。
4.打鬼：庐山会议上有人替毛泽东“找到了几挺机关枪”
1959年6月末7月初，各路要员先后登上庐山的时候，心情是轻松的。因为从去年11月起，毛泽东和党中央逐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许多问题在解决中，政策逐步有所转变，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这次会议，可以让大家来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安排好明年的工作。毛泽东6月29日由九江上庐山。一上山，便把自己刚刚写成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写给他的秘书胡乔木，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附信征求意见。还点了三出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在庐山礼堂演给与会者看。有意思的是，三出戏的内容都是“超现实”的神仙戏。他还安排了这样一件事：让杨尚奎和方志纯的夫人于7月8日将贺子珍接上庐山，随即同贺话旧，长谈一夜。
人们的游兴很高，诗词唱和之风颇盛。开头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一向繁忙操劳，这时也颇有情趣地指着挂在东林寺的康有为书写的匾额，问李锐，康有为的字是中年写的，还是晚年写的？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7月2日在庐山开了一次中央常委会，他承认：“去年做了件蠢事”，当然，形势“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但是，1958年那样大的举动和失误，人们免不了要有所议论，有所评价，评价自然有不同的声调。还有些人，试图希望这次会议从根本上解决“左”倾问题。弄成那样的局面，是不是毛泽东常说的“一个指头”（错误）和“九个指头” （成绩）的关系。反正，有些人是认真的。这个“认真”的结果，取决于毛泽东对形势评价的那个“度”——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问题是，这个“度”只是原则性的，最终是由人来掌握和运用的。渐渐地，有些言论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越出这个“度”了。庐山，虽未雨却密云。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送给毛泽东的那封信，终于捅漏了密去。
开始，毛泽东似乎没说什么。但他断然将此信印发，可见是有了决心。
7月23日，召开大会。毛泽东劈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接下来，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到：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各种议论，把问题似乎搞得更复杂了。这里有作为中央主要领导的毛泽东，是不是有责任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更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积极性的问题。在7月31日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大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他一生遵奉的，恰恰是：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为也。
说到这里，彭德怀承认，他对鼓气之说，“领会不深”。林彪凑热闹：“气难鼓易泄，泄了更难鼓。”
却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在忙着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7月中旬，为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赴波兰庆祝。对波兰来说，这是不小的荣誉；对赫鲁晓夫来说，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四处走走，看看，免不了要讲话，宣传等等。
7月18日，赫鲁晓夫来到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在群众集会上，他据苏联的历史对农村公社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了农业公社。当时有人的论断是：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
苏联和东欧对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来就有看法，这段话，虽然说的是苏联20年代初的做法，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中国。波兰方面注意到这一点，在公开发表赫鲁晓夫这篇演说时，删去了这段敏感的话，苏联《真理报》却于7月21日发表了全文。
属于另一个阵营的报纸，自然有了反映。据 《纽约时报》称：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是错误的办法，赫鲁晓夫的这番活，可以认为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的。
7月28日，一份载有赫鲁晓夫的讲话的《内参》，送到了毛泽东手上。8月1日，他把这份材料批转给王稼祥，写道：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在这份材料上，毛泽东又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各同志写下了以下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这里不仅是在同赫鲁晓夫进行争论，更重要的是，在上庐山之前，彭德怀和张闻天都去过东欧，都经过苏联，彭德怀还同赫鲁晓夫碰过面。“党内反对派和怀疑派”云云，每一个与会者心里都很清楚，说的是谁。
毛泽东当时这个判断的明显失误，是把当时国内外的议论搅在了一起。
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国外是从根本上嘲笑，国内则是有批评和议论其带来的不好的实际效果，无论后来人们怎样说这是错误的，但在当时，谁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而这里面，对“三面红旗”的具体议论，程度也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对大跃进说得多些，对人民公社相应少些，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为它只是个口号性质的，且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个口号字面上并没有什么可议论之处，也没有人对它说三道四。1959年7月23日，就在彭德怀开始受到批判时，周恩来找他谈过一次话，彭还说：1070万吨钢，脑子热了一下，他 （指毛泽东）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
可毛泽东把国内外、党内外的议论都视为一体，甚至看成是有联系相互配合的。8月11日在庐山会议上，他就毫不隐讳他说：“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
1959年9月1日，在给臧克家和徐迟两位《诗刊》的正副主编回信时，主动把自己新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录上呈正，如以为可，可上诗刊。”从整个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情况来看，这是没有先例的，由此可见他当时迫切“回击”彼他认为是错误思潮的各种言论的心情。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到：“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的激愤之情，已然是溢于言表了。本来，这两首诗写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前。从诗的情调来看，确也没有反映因大跃进的失误所带来的沉重局面和沉重心情，写景抒怀，都是一派明朗，甚至还畅想着“桃花园里可耕田”呢。
可是，成熟的政治家，真正在作决策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受一时的情绪支配的。这两首诗，当时并没有发表。大概是后来觉得这两首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吧，用它们来“回答”“错误思潮”有些勉强。
就在庐山会议的最后阶段，北京送来一份毛泽东和列宁有关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语录，题目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说：“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枪。”
庐山会议在“乒乒乓乓的枪炮声”中结束了。
在毛泽东看来，这无疑是不怕鬼的人们在现实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
但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
1960年，饥饿的岁月来到了。
越是困难，越激发他的意志，越坚定他的信心，越涌出挑战的渴望。
在不同场合，他反复申明他的主张。
1960年3月7日.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他说：对他们也要证明，他们不相信总路线，不相信大跃进，不相信人民公社，也难怪，因为现在还没有充分证明。再有多少年，大概总得10年，他们可以相信的。用这种路线去工作，赶上了英国，他们看看，还不错呀，赶上了英国，也许那个时候他们就服了。
5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非洲外宾。他说：我们高兴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又说：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迷信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觉得我们不行，他们西方世界才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怎么不行呢？我不相信。他们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的好些。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白种人并不都是坏人。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们认为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高兴的一面看不见，你说美国人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中国有一句俗话：他们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他们，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这是在战略上讲。在战术上讲呢？我们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研究，要重视它，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5.“我也六十多了，就是不怕鬼”
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了。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将这年春天既已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六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解。
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一万字的序言。
其中说到：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是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谕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
正像编选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一样，这篇序言无疑是很像样的不必借桑就可骂槐的政论文章。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点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他。
何其芳到的时候，已有两位同志在那里，同毛泽东谈农村政策问题。说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 《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接着，毛泽东又举《聊斋志异》里一篇《妖术》为例，说：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妖术》写一个叫于公的人，不信街上算卦人说他三天就要死的预言，但他回家后也不是毫无警惕。第三天晚上，他夫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了一个“小人”来害他，于公挥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个纸人。接着又来一个狰狞的怪物，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个土偶。后来又来一个屋檐高的巨鬼，它一推窗户，墙壁便震动欲塌，于公就开门出去和他搏斗，并打败了它，原来是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术和武器的准备，他或许是会被算卦人施妖术派来的“鬼”谋害的。
说完，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最后，毛泽东又向何其芳等人谈到他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据何其芳回忆，这两首诗当时没有公开过，他是后来读到的。
这是两首什么样的诗呢？
从至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来看，具有“反修”主题的作品，是从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开始的，以后有《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等。很明显，这些作品都写于1961年1月同何其芳谈话之后，所以他不可能当时就看到。从“近体诗”的概念上讲，是指律诗、绝句，不是词。何其芳说他后来看到的，肯定也不是后来公开的这些作品。
毛泽东是诗人，也是政治家。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他都愿意公开，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
反苏忆昔闹群至，今日重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
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
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
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槁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冶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 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高兴他说：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印己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诅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从这段增写的话里，体会到毛泽东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乐观的，尽管也说到“世界上的妖魔鬼怪还多得很”，“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
毛泽东感到乐观，有两个特殊背景。
一个是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被毛泽东称为“不怕鬼的声明”。《声明》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发展阶段、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革命、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国际共运等问题。其中又一次“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 ‘理论’的集中表现”，说南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会议的召开和《声明》的一致通过，使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11个月的中苏两党矛盾缓和了下来，出现了改善的转机。会议结束之日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苏联，苏方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访问活动。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时，都表示愿意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关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等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还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在1961年8月以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缓解中国的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毛泽东觉得让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一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但是，《声明》这个重要文件，毕竟是矛盾双方相互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作一定妥协的产物，事后仍然可以自作解释而强调某一侧面。不久，随着1961年10月苏共22大的召开，中苏两党矛盾重新加剧，进一步牵动国际共运的分裂，中苏两党走上了相互指责对方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纷争之路。
于是，毛泽东在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里，不无所指的告诉人们：“一从大地起风雷……只缘妖雾又重来。”
使毛泽东当时感到有些乐观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 《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里增写的话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这个会议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重要的成果是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大概就是他在增写的话中所说的“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打鬼”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对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加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丈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人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然后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作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 ‘鬼’。当着他们还是 ‘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芙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日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从这封信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 《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作用。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8页第1、第2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经过这样一个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不仅是以读者的身份介入，而且实实在在地是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中可概括出这样几点： （一）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
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花了不少精力，因此他对这本书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书，并多次向外宾推荐。
例如，1962年1月3日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毛泽东高兴他说起：“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引注）这个鬼了，不怕池田 （即池田勇人，时任日本首相——引注）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 《不怕鬼的故事》。”说着面向陪同的廖承志，吩咐道：“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几天后，1月14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 《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
毛泽东对自己的打鬼比喻，很为欣赏，认为这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未来的大事，免不了挂在嘴边。1961年12月5日接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郑重提出：世界上的鬼，有三种……不破除对这三个鬼的迷信，革命就没有希望。
编选古代鬼怪故事，竟如此奇妙而恰当地同现实斗争融合一体，这种充满“幻想同一性”的政治艺术，在其他政治家、革命家身上恐怕是相当罕见的，然而对于具有博大的诗人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的毛泽东来说，却是那样的合乎情理，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迸发和高扬人定胜鬼的精神，正是他那有着超凡魅力的自信和意志所在。
但是，当我们的评价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精神价值走向历史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对国际国内矛盾在判断上的某些失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这就使毛泽东的不怕鬼进而打鬼的比托，并不完全妥当，特别是把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不同看法的同志纳入“鬼”的范围，更是明显的判断错误。打鬼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便转化成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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