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项英之死，毛泽东与王明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为解决党内分歧，一场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1941年初，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遭遇国民党方面7个师8万余人的伏击。新四军被迫抵抗，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惨遭杀害。
消息传出，国际国内哗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项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也是新四军的创始人和主心骨。
得知项英遇害的消息，王明写下了一首悼念诗——《工人柱石》：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海上同风雨，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思望前程。
项英之死，王明认为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也有学者认为，王明的有些诗词是后来所作，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恨。
而毛泽东则认为，项英一命身亡，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苦果。
1月15日，在讨论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斗争过，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毛泽东这里所指的有些同志，自然包括王明在内。他早就断定，蒋介石本质上是反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愚蠢的。情绪激动的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在座的王明肯定不会顺耳。
毛泽东明确地告诫全党：一切好转的可能性没有了，蒋介石把我们推到完全对立的位置，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情绪激怒的毛泽东，已不在乎国共第二次合作能否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不在乎，斯大林却很在乎。皖南事变发生后，苏联仍源源不断地给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并再次干预毛泽东采取同蒋介石尖锐对立的立场。
1月20日，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中央严格注意把握政策。言下之意，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应过头了。
1月25日，季米特洛夫再次给毛泽东发来紧急电报，对毛泽东的反蒋倾向加以约束，告诫毛泽东必须在国共合作的大框架内活动。电报继续强调了利用蒋日矛盾的重要性，要求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以免上亲日派的当。
莫斯科反对国共破裂，既有利于苏联，也有利于中国。
不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多少不满，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对中共仍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蒋介石后来多少有些示弱，而日本军队又在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起进攻之后，毛泽东的怒气总算平息了一些。
皖南事变，毛泽东痛定思痛。他认为项英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过去认为是个别错误，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和抗战初期的右，内容很不相同，但这两个时期的错误项英都有份。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项英这样由左到右，则说明两极相通，源于同一思想方法，那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一味地听从莫斯科的指示。
六届四中全会后，大批留苏学生走上中央领导岗位，这些熟悉理论教条的留苏学生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非常之大。毛泽东认为这种风气对党的事业将会造成严重影响。
1941年春天，在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要求全党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决定政策。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能片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毛泽东在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后，又剖析和列举了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各种表现，他说：
“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做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某些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拿来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接着毛泽东给这种人画了一幅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
王明再也坐不住了。毛泽东虽然是在大会上讲的，也没有点他王明的名，但他心跳加剧脸上发烧。毛泽东讲的“这种人”虽然不是指某一个人，但他王明肯定是属于“这种人”之列，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吹响了延安整风的号角，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江西挨整的历史，毛泽东始终记忆犹新。江西红军和根据地是他和大批地方干部千辛万苦创立起来的，一批自称代表“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来了，排斥了几乎原来所有的领导人。博古到达苏区后，毛泽东被挤出中央领导层。遵义会议，博古下马，只纠正了部分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路线上的错误。当博古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又主动承担责任之后，毛泽东没有能够把这个问题继续下去。但在毛泽东内心深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数领导人同意对江西时期的领导责任进行一次历史性总结和讨论，在党的七大上对全党有一个交代。
毛泽东把江西时期“左”的错误提到一个相当高度，他认为江西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博古坦然表示对当时的错误负责，希望有机会时能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
张闻天认为，苏维埃后期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斗争，还是在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
显然，要解决江西时期的错误，仅批评博古是不够的。毛泽东开始把目光集中在张闻天身上。
1941年，毛泽东不止一次批评张闻天主持的宣传教育工作，教条主义这顶帽子，常常戴在张闻天的头上。尤其在这次整风动员会上，他尖锐地批评延安宣传教育理论脱离实际，“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谬误流传，误人不浅”。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后来被人们认为是全党整风的动员令。主管新闻宣传的张闻天，没让延安的新闻媒体公开报道。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首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批评难以理解，认为江西时期的错误应该由博古负责，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由王明负责，自己一直支持毛泽东，想不到毛泽东首先公开地批评自己。
张闻天几次私下地向王明和政治局其他人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看人走极端，一件事办得不好就什么都看不上了。经其他人劝说，张闻天终于下决心与毛泽东当面交换意见。
第一次谈话时，毛泽东没有思想准备，态度比较温和。几天之后，毛泽东和任弼时、康生、陈云就张闻天的问题交换意见，得到众人一致认同。毛泽东约好这几人一同与张闻天谈话，这一次，毛泽东历数张闻天过去政治上不能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态度摇摆，进而严厉批评张闻天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中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却自视清高，热衷于空谈。
尽管毛泽东语气相当尖锐，他还是让张闻天把自己的意见当面讲清楚。张闻天除对个别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稍加辩解外，相当痛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
毛泽东成功地解除了博古的思想疙瘩，但要彻底解决党内的教条主义，尚非轻而易举之事。他知道，党内教条主义的真正代表，首屈一指的要数王明。王明有莫斯科的特殊背景，尽管莫斯科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并不等于认定王明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况且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做法也并不完全认同。
对于毛泽东的党内教育，王明虽表示予以合作，内心里还是有抵触情绪。在中国女子大学传达毛泽东的整风动员报告时，他要求今后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要注意，但强调仍应注意好好地学习理论，适当地联系实际，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
他还说，不要怕人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到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条都记不住，一条都不会，哪能谈得上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
王明在内心深处对清算党的历史不满，对毛泽东批评党内教条主义也有怨言。毛泽东决定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突然出动190个师，在3700辆坦克、5000多架飞机、45000门大炮配合下，铺天盖地般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党和人民奋起自卫，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苏德战争，莫斯科无暇他顾，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毛泽东开始加足马力，肃清党内教条主义，与王明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
◆2.毛泽东与王明展开正面交锋，两人互不相让，扬言要到莫斯科去打官司
秋天的延安，成熟的庄稼遍布田野，灿烂的野花点缀着山坡。杨家岭山脚下的一片桃林，硕果累累，压弯了枝头。
1941年9月10日，著名的“九月会议”拉开序幕。
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全部到会，李富春、李维汉、叶剑英等人列席。这次会议时间跨度一个多月，实际上只开了五天。
在第一天的会上，毛泽东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这是他连日思考的结果。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党很长一段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苏维埃后期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主观主义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党风则是宗派主义。
毛泽东认为，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面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提议，取消过去所谓的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理论家。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很有分量，是有感而发，有气而出。也有人说，毛泽东把延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说得似乎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准备这次会后，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集中力量反对两个主义，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人出面讲话。既然如此，政治局成员就得人人表态。
平时诙谐、幽默、随便的毛泽东，这天的神态，颇为义愤，大有不打倒两个主义誓不罢休的样子。
在这种场合，大家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对待。
既然毛泽东提到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遵义会议后的遗毒，贯穿这两个时期的负责人张闻天，主动第一个检讨。张闻天说：对苏维埃后期工作的估计，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自己是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应负更多责任。过去，共产国际把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必须要还。
不久，张闻天主动去农村调查，在陕北神府、米脂、绥德和晋西北等地，调查了一年半的时间。
张闻天之后，博古紧接着发言。
博古说自己在苏联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年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四中全会上反对立三路线，只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用洋教条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
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承认要负主要责任。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这次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在邓发检查之后，王明做了一个表白式的自我批评。他认为江西时期博古中央路线自己不仅没有沾边，而且还有批评纠正的功劳，因为毛泽东也承认，他对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功不可没。至于抗战初期的错误，那毕竟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承认错误，岂不是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王明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自己有很大好处，承认在莫斯科学的都是洋教条，但回国比博古、张闻天都早，参加实际工作的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转变。以后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能够看出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泽东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的两条道路决战的观点，并且较早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的全套办法，只是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
第二天接着开会，王稼祥首先发言。
王稼祥承认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当时不过是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过去主观主义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王稼祥发言后，朱德接着说：四中全会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四中全会的中央，是书生式的领导。
尽管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因这次会议并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的任务，只是要求与会者对照自己的问题，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明确表态。因此，大多数与会者心情比较轻松。王明见无人批评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李维汉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立三路线和江西苏区时都在中央担负领导工作，这两个时期的错误主张，都较为积极贯彻过。他认为自己在检查和认识错误之后，感到轻松愉快。
王明批评李维汉说，“轻松愉快”就会检讨不诚恳、不彻底、是想马虎过去。不等李维汉申辩，他又谈到与会的和没有与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似乎唯独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性质的错误。
王明义正严词地提到博古、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继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最后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夺走了。王明说他在莫斯科对这件事深感不满，并认为张闻天、博古当年领导的中央是不合法的。
王明说，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张闻天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气氛陡然起了变化。当时就有人提出把在重庆南方局的周恩来调回延安。
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思想方法与党的历史，原定的全党动员计划暂时取消。一场触及灵魂的党的历史大讨论，在党内高层迅速展开。
十多天后，中央高级学习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多数人对王明上次的检讨不满，尤其是他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明确地讲：自己所犯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确有篡位之嫌。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助长了这种错误。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江西后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莫斯科不予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这些事件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
康生也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犯有相似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一致。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说王明不听劝告留在武汉，在武汉期间所犯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在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唯一没有认错的只有王明。眼看大家把矛头对准了他，毛泽东也期待王明能够有所表现。
毛泽东见王明转不过弯来，决定会后采取个别谈心的方式，或许效果更好一些，于是提议休会。
就在这时，季米特洛夫来了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向中共中央一连提出15个问题。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措施打击日本，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进攻苏联。
毛泽东来到王明居住的窑洞，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王明看了一下电报内容，略加思索后说道：“这有何难？加强抗日军事行动，改变游击战略，加强运动战，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将日本势力牵制在东方，使其无暇顾及对苏联的进攻，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的嚣张气焰。”
“运动战当然要搞，搞多了会吃大亏。”毛泽东认为，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之后，元气损伤比较严重，加上日军集中力量报复，华北根据地已陷于困难境地，如果八路军再采取大规模行动，有可能使华北根据地陷入更加严重的灾难之中。为此，毛泽东对王明的建议不以为然。
王明认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苏联是中国共产党天经地义的任务。如果苏联被打垮了，中共也就难以为继。于是，他接过毛泽东的话争辩道：“要抗日，我们就不要怕丢血本，要抗给国民党看，抗给斯大林看。我们若三心二意，蒋介石怎么看我们，斯大林怎么看我们？”
“抗日要抗，立场不变。你不怕输血本，我可怕输血本。不保存实力，革命如何继续下去？”
本来，毛泽东还要和王明谈一些其他问题，因对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产生分歧，两人不欢而散。
毛泽东深感王明顽固，唯莫斯科是从，要打通其思想关节，并非一日之功。
几天后，他又约王稼祥、任弼时，一同与王明交谈。
“那天，我的态度不好，要检讨，你的态度同样不好。今天我们不要动怒，尽量心平气和。”毛泽东首先开腔，来了一个君子协定。
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各自谈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谈了对苏维埃后期政治路线的认识，并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希望王明不要固执己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全党统一认识。
王明一听，三人观点接近一致，认为他们事先商量过，于是按捺不住对毛泽东发起攻击。
“目前，我党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作战，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的事，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反帝、反封建、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不能混为一谈。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介石摩擦。”
“王明同志，你怎么认为中共处于孤立状态？”任弼时打断王明的话，不满地问道。
“怎不孤立！国共合作的黄金阶段是武汉时期，那时两党关系基本融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现在两党摩擦不断，难道还不孤立？蒋介石再坏，总比日本人好，现在不能和蒋介石斗，斗垮了日本人，再和蒋介石斗也不迟嘛！”
毛泽东接过王明的话：“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对于反动派，你不惹他，他要惹你；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打他，他要打你。新四军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教训还不深刻吗？”
“不管怎么说，苏维埃时期四中全会路线，抗战初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政策制定的，没有错。这个问题，我要和你们争论到底，不行，就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毛泽东见王明又拿共产国际作挡箭牌，毫不示弱：“这场官司，到哪里去打都行，真理只有一个，若要打官司，我毛泽东奉陪到底。”
◆3.王明指责毛泽东过“左”，毛泽东批评王明太右。任弼时、王稼祥联手出击，王明如坠万丈深渊
毛泽东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他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介绍了头一天晚上与王明谈话的情况。
王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底气十足，他重申了同毛泽东争论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讲得更明确。他说：最近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原因的。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有可能的。国民党固然反对我们，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敌人，但也反对日本，反对中国革命的民族敌人。毕竟在现阶段，民族敌人是主要敌人。因此，即使在国共摩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仍然是应当拥护蒋介石的。王明接着指责毛泽东太“左”了，把反帝与反封建相提并论，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种两面作战的路线，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
王明讲话后，毛泽东发言。他说，最近和王明同志谈了几次，都没有谈通，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让步是弄不好的。
谈到武汉时期，毛泽东说，王明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毛泽东把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归纳为四条：
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
二、处理国共关系，没有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
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四、长江局与中央关系不正常。
显然，毛泽东有备而来，并与书记处主要成员交换过意见。因此，他对王明公开表露反对自己的态度，显得冷静，他简单地总结了“我们”同王明之间的分歧之后，要求与会者讨论。
针对毛泽东的批评，王明不甘示弱，逐条进行解释和反驳。
王明坚持认为，毛泽东批评的许多问题，都是国际提出来的，他只是转达而已。对国民党强调斗争性不够，但在武汉工作中他不仅坚持了独立性，而且进行了很多斗争；对片面强调游击战争有看法，但部分军事领导人反对洛川会议精神与他无关；对《论持久战》中的个别观点确有不同意见，但并不是他不让发表这篇文章；在武汉许多事未向中央请示，具体原因很复杂，多数与他无关，主观上并没有闹独立的想法，客观上使长江局形成半独立局面。
与会者明白，王明把一些责任推给了周恩来。
王明最后强调，他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这个范围内给他任何处分，他愿意接受，自己的错误自己负责。
王明发言时，不时有人插话。他一讲完，凯丰、陈云就明确表示不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与中央的关系，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
头天晚上和毛泽东一同见过王明的任弼时、王稼祥，认为王明拒不认错，是因为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
王稼祥和任弼时说，王明在传达共产国际意见时，有许多地方不准确，有些关键地方没有谈到。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开展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搞好关系。另外，季米特洛夫还委托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共产国际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当成大家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实际经验等。
王明本想拿共产国际的招牌与毛泽东抗衡，想不到任弼时和王稼祥道出共产国际对自己如此不信任，他一下子被动了，仿佛坠落万丈深渊，陷入孤立无援之境。
毛泽东见王明的思想没有解决，又作了一次耐心等待。他在会议结束时说，王明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事关重大，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现在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供会议检查讨论。
会议又一次改变了方向。
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和王明斗争不是三两个回合可以解决的。张国焘有军队，公开反对中央，后来又叛党投敌，令人一目了然。王明没有一兵一卒，但有一批追随者，他自称代表共产国际，有更大的欺骗性。
会后，毛泽东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准备以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突破口，逐条批驳王明的观点，并对王明在武汉时期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语气也变得尖锐起来：
一、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
二、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全然忽视他们反共，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没有阶级立场，离开了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说好一点，是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张国焘主义，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
三、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上空谈“五个统一”，对中央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指示置之不理。
四、在处理党内关系上，闹独立性，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到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
毛泽东准备的这个提纲，是要对王明武汉时期的错误来一个总清算。
三天后，政治局会议于10月12日举行。会前几分钟，王明心脏病突发，休克病倒了。王明不能到会，会议被迫推迟。
13日上午，中央书记处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参加医院会诊。医生们提出，王明目前的身体状况，至少应当卧床休息三个月。王明托李富春转告政治局，请求休养期间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听了李富春的转告，立即派任弼时去医院看望王明。
此时的王明，已失去往日风采，抗争的勇气荡然无存。他向任弼时明确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在武汉时期错误所作的结论，即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王明抱歉暂时不能参加会议，但关于目前时局的意见，仍可请政治局同志到医院来谈，然后由政治局讨论，病好之后再看记录。他最关心的还是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拐弯抹角地向任弼时打听，季米特洛夫到底还说了些什么。
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听取任弼时汇报王明的病情。毛泽东宣布停止原定的讨论武汉时期王明的错误，并对前段中央学习组讨论江西时期的问题小结。
毛泽东对王明的反抗虽有许多不满，但王明既然已经承认了自己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对王明还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毛泽东肯定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是个别的，工作路线是对的。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博古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在后来的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至于其他人这一时期的错误，则属于不自觉的。
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王明。他认为对中国革命危害最大的、最需清算的那些“左”的错误，应该从博古临时中央成立之日，即从“九一八”以后开始算起。四中全会至“九一八”王明主持工作期间，中央路线基本正确，但有几个严重原则错误。
对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毛泽东并没有上纲上线。他认为不能一棍子将王明打死，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的批评，毛泽东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上也不要再讲。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要从这次检查过去的讨论中得到经验教训，要治病救人，使犯错误的人能客观地看问题，逐渐纠正过去错误。
初步战胜了王明，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全党。从1941年冬季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运动，普遍发动起来了。
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急剧发展。到1942年初，全国有党员8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扩大到57万，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民族浪潮高涨时参加革命队伍的，新党员、新干部占了九成。毛泽东说，如果全党干部在这个时期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
病倒的王明，对于整风运动十分反感，他不好明确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在字里行间发泄自己的感慨。1942年2月16日，他在中央医院作了题为《忆牡丹》的七绝诗一首：
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诌不低头。
寄物明志，言诗抒怀。王明歌颂牡丹“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诌不低头”的气节，显然是在抒发他的对抗情绪。如果说王明的真情实感在这里流露得还不够透彻的话，他同月在中央医院作的一首口语诗，更加一目了然：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
王明在诗后注明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党内个人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失，也不管它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
王明在诗中，发泄出内心极端强烈的个人化情结。
◆4.王明肝肾损坏，成为长期病号，由此引发一场医疗官司。三十年后，王明说这是毛泽东谋害所致
延安中央医院，位于城北4公里。依山而建的一排排窑洞，层层叠叠，从山麓延伸而上，直逼山梁。尽管当时条件简陋，医生奇缺，这里却汇集了一批医学博士和外国专家。
由于长年奔波劳累，东西转战，党的不少高级干部病魔缠身。中央医院成立后，一批领导人相继入院。王明住进医院时，就有八路军的两位师政委——张浩和关向应，他俩都是中央委员。
张浩在延安组织上给王明安排了三孔窑洞，他自己住一孔，孟庆树和孩子住一孔，警卫和秘书住一孔。在当时，这是中央医院的最高待遇。
病中的王明，知道张浩也在住院，决定去看看这位老战友。四个战士用担架将王明快要抬到窑洞前时，张浩的儿子林汉雄正在洞口玩耍，他一眼认出王明，马上退回窑洞，对父亲说：“王伯伯来了。”
张浩冷冷地说：“是王明吗？我不见！”
这时，担架已摆在窑洞面前了。王明坐在担架上，林汉雄对他说：“我爸爸不想见你。”
王明没有理会林汉雄，隔着厚实的棉布门帘，大声朝里喊：“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是特地来看你的。过去的事就算了，不要记在心里。”
张浩听到王明说出这句话，心里更加生气。
病中的张浩，这时双脚水肿得厉害，不能行动。前几天，他特地约关向应来谈心，谈到自己的堂弟林育南被王明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与何孟雄、李求实等人一道壮烈牺牲，要求中央清算“左”倾遗毒，予以平反。
张浩气愤的另一件事是：王明在武汉时，指责他假传圣旨。
1935年底，张浩奉王明之命回国，传达“反蒋抗日”的指示。可张浩回到瓦窑堡后，共产国际根据形势的变化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这些变化张浩并不清楚，后来却遭受王明的责难。
想到这些，张浩怒不可遏：“你这个人，我不想见，还是快回去！”
王明还在求见，可张浩就是不答应他进门。王明伤心地在担架上哭了一阵，让警卫员抬着回去了。
王明走后，张浩写了个纸条，要林汉雄交给关向应。病中的关向应展开纸条一看，见上面写着：应兄，王明来缠，我没见他。
关向应满意地笑了，也写了个纸条：林兄，你做得对！
不几天，张浩病逝，毛泽东亲自守灵、致哀、抬棺、执绋，延安万人空巷，为其送行，王明没离开窑洞一步。1946年7月，关向应去世，王明勉强支撑着稍有康复的残弱之躯，随棂护送。
王明住进中央医院，病情时好时坏。他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炎，也影响心脏。为防止心脏病继续恶化，医院组织有名望的医生会诊，决定动手术，割掉扁桃腺。
当时，中央医院没有耳鼻喉专家，白求恩到前方去了。李富春和医院院长傅连暲决定由妇产科主任、外科医生金茂岳主刀。在此之前，金茂岳做过这一类手术，效果很好。
方案定下来后，金茂岳开始手术前的准备，将所需药品列了一个单子。手术所需的麻醉药、消炎药、静脉注射葡萄糖，这三样东西医院没有，王明得知军委卫生部有这类药，亲自给军委卫生部写信，派警卫员把所需药品领了回来。
可还没有动手术，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喉咙又疼痛，又咳嗽。手术不能做了，金茂岳医生让王明吃消炎的磺胺药，一次半片，一天三次。
吃了二片药，王明感到肝脏的右边有些疼痛。他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肝区疼痛的情况，检查也没有其他问题。医生认为可能是吃了磺胺片引起的，把磺胺药停了下来。
到了第二天，王明不但肝区疼痛没有停止，而且又发生了黄疸。王明有慢性大便秘结，而且有痔疮，有时还带血。金茂岳和几个医生研究后，认为可能是便秘、痔疮引起的，决定进一步治疗黄疸，治疗肝区疼痛。
内科治疗黄疸的一般办法是清泻，金茂岳用甘汞加点苏打给王明治疗。两天后，王明病情有所好转，肝区疼痛减轻了，黄疸也减少了，孟庆树比较满意。
使用甘汞有一定危险性，长期服用，会发生慢性中毒。过了一段时间，王明的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增无减，发烧、流口水，谁也没想到是甘汞作怪，反而认为是甘汞剂量不够。
孟庆树的父亲是名中医，当时和王明生活在一起。他号了王明的脉，说肝火旺，应吃点中药，其他人也有这样的建议。刚好李富春牙痛，也住进了医院，听了医院的汇报，明确表示：既然中医有此建议，西医暂时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可以请李鼎铭先生看看。
李鼎铭是延安有名的中医，看后同意肝火旺盛的说法，并说可以开方，也可以医治，前提是停止一切西药。
王明吃了李鼎铭开的中药，第二天体温下来了，肝的疼痛也减轻了，黄疸也下去了。王明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整个状况没有彻底的改观。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反映后，斯大林特地派阿洛夫来延安，给王明治病。
阿洛夫毕业于莫斯科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医科大学教授。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阿洛夫参加了战伤救护，是一位出色的野战外科专家。
金茂岳将治疗经过和用药情况，当着王明的面一一向阿洛夫博士作了介绍，阿洛夫对治疗方案没有表示异议，让王明继续吃他从苏联带来的磺胺药，只是吃法不一样，一星期一个疗程，叫七六五四三二一，即第一天七克，第二天六克，依次递减。
第二天，王明肚子疼得厉害，疼得直叫，并且尿血。
李富春组织中央医院、和平医院、八路军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会诊。金茂岳首先介绍病情和治疗经过，并将病历资料、病情记录和护理册子拿出来，请大家过目审查。
八路军后方医院小儿科医生李润诗，曾留学日本。她在查看护病记录时，发现从1942年9月起，王明已服用了半年时间的甘汞。她认为服用甘汞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使用。低汞和苏打在胃肠内可转化为有毒的高汞，量虽少，长期使用，会发生慢性中毒，引起口腔炎和损害肝肾，这是病情加重的根本原因。
李润诗发表意见后，在场的人震惊了。
陈应谦医生对王明作全身检查，发现全身呈衰弱状，并伴有血压增高、口腔炎等症。王明诉说，两侧腰痛，小便稀少，精神不振，掉牙齿等。并说，所开处方，每次开一两个月的药量，大量积压，久置变色，主治医生仍坚持要病人服下……
原因查出来了，通过调查，护士也承认了这件事。金茂岳感到很痛心，他认为自己不仅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发生了医疗事故，跪在王明面前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王明说：“这也不光怨你。”
不久，孟庆树将情况反映到中央，认为金茂岳政治上值得怀疑，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
毛泽东非常重视，要求康生主管的社会部调查处理。
毛泽东与王明政治上虽有意见分歧，但对他的生活与健康还是十分关心的。王明住院后，毛泽东经常到医院看望。1942年夏天，毛泽东来到中央医院，王明午睡未醒。特别护士李坚见中央首长来了，便要去叫醒王明，毛泽东说：“不要喊醒他，让他多睡一会儿！”毛泽东在院子的石凳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王明醒了，才进入病室。
王明住院中毒，中央有关部门特地组织了一个审判委员会，王明因病未能到场。孟庆树声称：王明病情恶化，是医院院长傅连暲和主治医师金茂岳所害，并断言金茂岳来历不明。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七七事变”后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辗转于安庆、汉口、西安等地救护抗日伤员。1938年1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北上延安。中央医院创办时，筹办妇产科并担任主任。
金茂岳医术精湛，还担任了中央负责人的保健工作。后来，西安红十字会发来电报，命令第23医疗队返回西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金茂岳还是决定留在延安。1942年3月，经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介绍，金茂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孟庆树在审议庭上含沙射影，大骂金茂岳和傅连暲。在此之前，傅连暲上门赔礼道歉，孟庆树举起凳子要砸，逼着傅连暲承认谋害王明，被王明制止下来。
王明政治上失意，又患重病，孟庆树焦虑不安，心烦意乱。后来她向中央检讨，承认自己脾气不好，党性不强。同时声明，她从未对中央对党不满，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有时感到为给王明治病，党花费了很多钱，只要延安有的，要什么给什么，只要延安能办到的，都办了。如果没有中央的关照，王明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如果她有时还有些牢骚的话，王明连牢骚也没有——在治病方面。
当时延安正在审干，一度发生反特扩大化的错误，康生指示将金茂岳抓起来，罪名是“蓄意谋害王明”。
金茂岳知道社会部把他当成了政治问题。他白天写申诉材料，晚上接受审查，在严刑逼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1945年，法院反复核查，宣判金茂岳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而是一次医疗事故。金茂岳无罪释放，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当他去给毛泽东看病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金大夫是好同志！”
30年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毛泽东为了“消灭他的主要政敌”，通过李富春指使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自己，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蓄意谋害”，目的是“置我于死地”。
他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从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指毛泽东——引者注）那里吃一顿饭。8日，我的胃由于大量出血而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很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病状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经很重了……10日我就躺倒起不来了。”
“同时，毛泽东借口必须加紧兴建中央会议大厅和中央办公厅，吩咐李富春立即动工。在我住院的数十几天内，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采石，震耳欲聋的响声昼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开始恶化了。
“10月14日，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强迫我住院治疗。”
10月21日，王明在中央医院写的《阴谋败露》一诗，也记载了这件事：
李电力争尚未完，王突病倒毛开颜，
会轰岩石山腰畔，直逼我窑门面前。
日夜炮声无止息，身心疾患更加添，
因知理屈阴谋使，危害行污共党员。
时间、地点、事件；症状，诊断、住院，似乎千真万确，偶尔一看，天衣无缝。殊不知，白纸黑字也是可以造的，弥天大谎也是可以撒的，暂不论王明为了拒绝承认错误而躲进医院，看看事实就可以真相大白。
金茂岳，当时任王明的主治医生。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是：他赶到王明在杨家岭的住处时，傅连暲、马海德等都在那里，他们说：“王明发生了休克，正在抢救，心脏有点不好。”王明在中央医院住下后，我就问病历，检查身体。经检查，因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炎，容易感冒影响心脏，心脏有点肥大，有点杂音。再一个就是得过胸膜炎，肺部不太好，有时感冒时有点咳嗽，没有其他什么病，吃饭、睡眠还可以，自己还可以活动。
这就是说，王明是病了但不是中毒。
至于“令轰岩石山腰畔”，使王明得不到休息，导致病情恶化，就更是牵强附会了。延安时期并不是享清福的时期，修建中央会议大厅和中央办公厅是“重点工程”，且不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都住在离工地不远的地方，王明病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还都给予了关心，但是，总不至于为了王明的安逸而下令停建重点工程吧。倒是王明该反省一下，提出这种要求，甚至把它说成是蓄意谋害的一部分，让人看了后，感觉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王明“风格”太低了，要求太苛刻、太过分了。
至此，王明编造的故事还没有完，更耸人听闻的还在后头，他在书中写道，金茂岳在会诊之后亲自向他坦白交代了事件的所谓“真情”：金茂岳在结论签字后，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说：“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你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您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
这时屋里闯进了两个军人，其中一个冲着金茂岳喊道：“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里。你跪着干什么，哭什么，还嘟囔什么?走!到枣园去!你是个犯罪分子，没有权利同别人讲话!”
他们揪住金茂岳的衣领把他带走了。
王明说得有板有眼，好像“蓄意谋害”铁证如山。
但是王明也许忘了，当时除他和金茂岳在场外，还有巴方廷在。巴方廷是王明从苏联回国途经乌鲁木齐时就跟随他的警卫员，在王明身边达七年之久。
巴方廷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金茂岳在给王明治病时由于用药不当，感到很痛心，确实曾经来向王明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金抢着叫他哥哥，叫原谅”。但是，当时“并没有听说别人要他来害王明，也并没有来了两个军人把金茂岳带走这一情节，而是我把他拉开劝走的”。
王明这次生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医疗事故，这是事实。王明住院后不久，除心脏不好和扁桃腺炎外，又出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疸，根据延安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清泄药服用甘汞。治疗几天后，王明的病情有了好转。
问题就出在服用甘汞上。据原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医疗主任黄树则回忆说：“金茂岳是妇产科医生，擅长妇科，一直在妇科工作，不熟悉内科，本来用甘汞应用粉末剂，可是金茂岳都用了水剂加重曹。用的时间较长，这种药是不宜长久使用的。后来检查，发现王明尿液中有汞，这就出来问题了。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告到中央。毛主席当时很注意此事，要求一定要弄清楚，叫傅连暲组织人会诊。”
事情很明白，如果毛泽东、李富春要蓄意害王明，即使王明尿液中检查出汞来，恐怕他根本就不会知道。
与王明编造的相反，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王明的病情是很关心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医院或家中看望王明。及时解决医疗中遇到的问题。对此，王明的妻子孟庆树是十分感激的，她在1943年11月15日给党中央的信中说：“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假使说我有时还有些牢骚，王明同志却连牢骚也未有过——在治病方面。”信最后写到：“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都已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到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位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情真意切，如歌如泣。也许王明在写《中共五十年》的时候，忘了还有这么一封留在中央档案馆里的信，成为谁也改变不了的铁证。
◆5.周恩来对王明的批判，有理有据，给王明教条主义错误以致命打击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王明“左”右倾错误已大白于天下了。王明本人虽然因病住院，但清除他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在一小部分同志思想上的不良影响仍在继续进行，一批同志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批判王明的错误，把整风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成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成立有25人参加的高级学习小组，开始了整风学习，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担任组长，董必武担任副组长。学习组按照中央的部署安排学习、使运动不断深入。
1943年上半年，周恩来回到延安，8月至11月参加了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作为一个老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都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他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指挥若定，在毛泽东被贬的情况下，仍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工作的关系，周恩来也和王明共过事，对王明是比较了解的，尤其在中央长江局相处近一年之久，因此，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在整风运动中，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
9月21日至27日，周恩来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写出了《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指出：在国际上，王明急于要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急于要转变；在时局估计和任务上，王明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急于实现全国的进攻路线；对长沙事变，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证明，而怪立三事先未作准备，所以不能坚持。
王明是凭借批判立三的资本而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的，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王明的“左”比起李立三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周恩来认为王明对李立三错误的批判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李立三的观点本来基本正确或“还不很错”的（如关于革命对象问题），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的作用，“反而更错了”。
第二种，李立三的观点已接近托洛茨基的观点（如否认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或者就是托洛茨基观点（如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王明同李立三一样，“也是个急于转变论者”，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急于向非资本主义转变，把李立三的“左”倾观点保留下来。
第三种，李立三的观点确实错了（如在促进革命形势问题上），可是，王明同他也“只是程度之差”。
总之，“王明对当时李立三路线的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倾的不正确的观点上去发表意见”，“这就给了新立三路线以全部思想根据与理论根据”。
对王明小册子中“关于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一节，周恩来指出它在许多方面与事实不符，他用历史的眼光，对三中全会给予评价。他说：“三中全会说立三错误是‘个别’两字很不对，但‘左’倾并未错，而王明却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是大错。”
很显然，本来很“左”的东西，而被论成是“一贯的右”，除非是别有用心，否则只能说明他比原来“左”得更“左”。
任何坏的事物只有找出产生的根源，才能彻底地弄清它、根除它。周恩来对王明的批判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浅层次上，他对王明错误的种种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民族战争即农民战争的长期性，他们企望一下子就能进入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一点就产生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王明李立三都急于要转变）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或者就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不惜任何代价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政策上的投降性。”周恩来认为正是基于前一种情况，产生了新立三路线（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错误）；基于后一种情况，便产生新陈独秀（也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错误）。
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召开的，王明由此上台，并开始推行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周恩来在与刘少奇、洛甫等人座谈了四中全会的情况后，对四中全会通过的由米夫起草的决议案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次全会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处于新的高涨，任务是进攻，这说明“仍然不认识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表示：
一、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攻占某些大城市将来会被提到日程上，但绝不是四中全会前后的任务。
二、在配合援助苏区粉碎敌人“围剿”的任务上，全会有“极不正确的了解”，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两个口号教条式地搬到中国来，“这两个口号不是空喊，便是自损其力。”
由此，周恩来的结论是：四中全会决议“并没有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无穷的恶果”，“给了以后整个内战时期以失败的主要因素。”
周恩来对王明的批判，有理有据，分析透彻，系统深刻，给了王明教条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那些受王明影响的同志的觉醒，促使了整风运动健康深入地开展。
◆6.在与王明的较量中，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刘少奇脱颖而出
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磨难而死，这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刘少奇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同王明错误作斗争中而成为中共领导层中的一颗新星崛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我们不免用点笔墨简要描绘一下这个时期王明同刘少奇、毛泽东三者的关系。
刘少奇（1898—1969年）出生在离麓山冲不远的宁乡县花明楼的一个富裕的农家，是毛泽东的老乡，他比毛泽东小五岁，比王明大七岁。刘少奇青年时毕业于长沙高等中学，在华法教育会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大潮中，他到河北保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但最终未能如愿。旋即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被选派赴苏联学习，也就是说，他比王明早五年去苏联，但他们走的是同一条线路。刘少奇到莫斯科后进了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因为那时中山大学还没有创办。后来和王明打得火热的米夫，此时正兼任劳动大学的研究员，不过他没看中刘少奇，刘少奇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的工作，是毛泽东上级机关的工作人员（毛泽东是湖南分部的负责人），不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是书记），被派往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主任，参与领导安源工人罢工斗争和大革命时期的几次大的罢工斗争，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抵制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参加长征，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表现还是不错的”。1936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8年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3年回到延安，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成为党的核心层的一颗新星。
刘少奇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正是王明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可以说，刘少奇是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主要成员。不过，此时刘少奇本人因出席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秋天才回国。回国后，在工作中逐步认清四中全会形成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并进行抵制。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更加深刻，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同“左”倾错误作斗争。
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一味宣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首先遭到了刘少奇的反对，形成了六中全会上关于“口号”的争论，对此，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有详细的记载：“1937年12月9日，我从莫斯科到延安，在12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顺便谈了以下情况：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我们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时期的经验，并建议在中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也说过同意这口号。”“但是，在这个报告之后，我在自己的文章和报告里再也没有提过这两个口号。”
事实上，他在以后的六中全会上发言仍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刘少奇对王明的这两个口号提出了批评，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
王明对此很不服气，他说：“究竟为什么少奇在党的这项政策和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画上等号?少奇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理解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这正是由于他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蒋介石和阎锡山混为一谈。按着少奇的这种解释，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政策，难道还能想得出比这更荒谬的说明吗?”
“按着少奇的说法，结果就是‘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等于‘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口号，所以是不正确的，但同时他又说，‘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按着他的逻辑，这就等于是‘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口号）是不对的，难道天下竟有这样的逻辑吗?”
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理论家，似乎把“谬论”和违背“逻辑”一类的词都搬出来，人家就理屈词穷了。但是王明也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可能靠玩文字游戏而得到真正的解决。王明在武汉的实际行动，是他“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注脚，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
在刘少奇与王明的争论中，毛泽东态度鲜明地支持刘少奇，他在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说：“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毛泽东的结论无疑是使王明挨了不轻的一棒。
1940年，为了说明自己是反立三路线的有功之臣，王明又将他的得意之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再版发行，供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
刘少奇看了这本册子后，在上面批道：“这本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材料不少，然而它使我们能从这些材料中窥见了四中全会及其前后党内斗争的内幕，使我们对党内这段历史有完全新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这本材料将党内这些历史重新写过，并作出结论说：王明这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任何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
刘少奇与王明的争论不是偶然的，1943年春，刘少奇回延安后，王明曾想法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在交谈中，他又把两年前同毛泽东谈过的意见，大略地告诉了刘少奇（即接到季米特洛夫信后对中央反扑时提出的那些问题），刘少奇认为这些都是原则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可是当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同他谈这些问题时，他又放弃自己的意见，不愿再说这些问题，原来他只是试探刘少奇，看他是否跟中央和毛泽东有矛盾，以便从中进行挑拨。阴谋败露后，他只好退却。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他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和在实际工作中对“左”倾错误尤其是对王明错误的抵制和批判得到全党的公认，在1943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他成为书记处三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之一，而且担任了统管中央组织部、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书记。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任军委副主席，并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
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高度评价了刘少奇的功绩和能力。王明被解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只留住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资格与毛泽东抗衡了。
◆7.在毛泽东得心应手、王明焦虑不安之际，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到延安
在中共历史上，高层人事变动都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意，陈独秀、瞿秋白、博古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事先都是共产国际安排的。即使在与莫斯科失去电讯联系的情况下，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后也专门派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
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变动王明等人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事先并没有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王明通过苏联在延安的联络小组，接连不断地向莫斯科发密电，希望莫斯科对毛泽东施加压力和影响，干预正在日益深入的整风运动，挽救王明在党内的领导危机。
令王明不解的是，莫斯科竟然没有什么反应。
当时，决定苏联命运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激战犹酣，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正全力对付希特勒的疯狂进攻。季米特洛夫不相信毛泽东会与莫斯科分道扬镳，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性质的，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是他的既定方针，况且，自毛泽东“当家”以来，中共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壮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就在毛泽东得心应手、王明焦虑不安之际，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到延安。
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共产国际将于22日宣布解散。当翻译师哲将来电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重大胜利，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斯大林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等国的援助和支持，在欧洲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为消除英、美与希特勒作战的政治疑虑，斯大林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中国人民是不能忘记的。它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形成，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声援了1927年至1937年处于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它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中国反对侵略战争，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不可能会有今天。
然而长期以来，共产国际一直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尽管中共日益成熟起来，但作为其下级支部，仍旧难以摆脱其权威的制约。双方的关系常使毛泽东感到束缚和不快，他甚至还不能不为自己与王明的关系而感到担心。
共产国际的解散，对毛泽东来说确是一次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解放。他的双手可以放开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没有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
既然共产国际不复存在，毛泽东再也不用担心对王明的严厉批评，会引起莫斯科不高兴。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解散，他越来越觉得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其一是对党的历史，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二是必须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全党才能巩固团结，才能攻而不破，战无不胜。
毛泽东对王明的批评，迅速升级。
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陆续有中央领导人来探望。当着毛泽东、任弼时的面，他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恳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甚至刘少奇，他总是大吐苦水；特别是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一有机会就打听莫斯科有无新的指示。
王明对王稼祥说：毛泽东这人太厉害，睚眦必报，你过去反对过他，你是跑不了的。
在周恩来面前，王明说：现在整风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到时一定会整到你头上来的。
见到博古时，王明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边就有文章。
1943年初，张闻天被通知返回延安，听说王明身体不好，和夫人刘英去看望。
王明见到张闻天，又发泄一通：“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共产国际说你是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了。你的教条比我多，我嘛，只是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犯了毛泽东的忌讳。”
起初，毛泽东对这些不怎么了解。当他知道王明背地里串联的情况后，渐渐意识到不把王明问题彻底解决，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研究苏维埃后期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并写下批判笔记，与九个文件相对应分为九个部分，各部分既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整体，又可独立成篇，也称九篇文章。只不过，他的矛头当时是对准博古的，情绪也较为平和。这个时候，毛泽东带着愤怒重读了这些文件，大大地修改了原来的笔记，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视为“左”倾路线的元凶。
第一篇是评论王明1931年9月20日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文件。毛泽东一改以往的估计，否定六届四中全会，肯定王明是这个时期“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博古、张闻天等人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这个笔记是喜、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纯粹是激愤之作，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
下列笔记中使用的语句，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深恶痛绝的激愤心情：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内闹得乌烟瘴气，……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
毛泽东这个时候写下如此激愤的批判笔记，除了发泄其内心的激愤和郁闷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发动批判王明时，需要政治局主要成员给予理解和支持。他曾将这篇笔记送给新成立的书记处另外两位书记刘少奇、任弼时过目。
关于批判九个历史文件的九篇文章，一直没有公开过。1964年春，中央档案馆找出原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冠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题目，并写了一段前言。他说：“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当时没有发表……甚至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传阅，就不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在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毛泽东把改好的稿子送给当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过，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将其中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直到逝世前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给他读过一遍。
毛泽东修改完九篇文章后不久，又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来批判。他在7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异常尖锐地说：抗战以来，党内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国民党的进攻，对大后方党员被屠杀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假马列主义。
毛泽东对王明左右开弓了。
1943年9月，又是一次九月会议，再度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成员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缺席，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等19人列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坦率地道出了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一是他的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后，延安实际上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说怪话，批评中央。
毛泽东认为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6人，只有他和刘少奇是受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中央码头，并且打着国际旗号，欺骗了党十多年。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抗战时期的中央路线。
毛泽东讲话之后，王明宗派的主要追随者博古，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抗战时期党的路线，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是新陈独秀主义。他当时参加了长江局的领导工作，根据今天的认识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
王明因病未能到会，博古主动首先表态。
没有沾染王明路线的人，讲起来比较随便。既然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大家便在毛泽东讲话的范围内对王明的错误作不同程度的揭发和批判。
叶剑英在谈到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说：我们主要做一篇半文章，即民族民主革命的半篇文章，与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国民党只做半篇文章，对抗战也是想半途而废，因此我们同国民党应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
朱德在总结了党领导下革命近20年的经历，批判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时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
朱德也认为王明路线是新陈独秀主义，并比较了两者的异同。相同点是都不要革命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都是空想；看不起自己的力量，把资产阶级看得很强大；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怕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怕打烂家当就会产生投降心理。对两者的不同，朱德认为，王明有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外衣，把人吓住了，陈独秀则是反共产国际的。
9月13日，康生首先发言，他不满意前三天的会议，认为要好好地研究会议的开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小册子，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发行全党，使新干部新党员误以为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他说自己最近花了两天时间看这本书，发现这是一大骗局。王明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而是反立三路线的右，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
第二，要联系实际工作造成的恶果来检讨。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线，并影响到华北，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更多地揭发。他批评博古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是不对的。王明称自己有三大功绩，一是反对立三路线，二是起草《八一宣言》，三是办《新华日报》。康生说，《新华日报》完全是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时时、事事、处处帮助国民党，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
第三，要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检讨。他认为博古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是不行的。
阴险多变的康生康生要求别人自我批评，自己却一再辩解。他说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自己要篡位，他当时岂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王明在组织上有阴谋，想抓军队，自己是知道的。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再得势十年也是说不清的。抗战以来，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有执行王明投降路线，真是一个幸福。假如换一个环境，遇上的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常想的一个问题。
有人对康生把《新华日报》说成是一张国民党的报纸，持不同看法，但也不好直说，因为毛泽东对《新华日报》也批评过，但经康生发挥，性质就变了。
前三天的会议，毛泽东认真听取大家发言。这次会议，他认为该讲话了。他说，四中全会后，就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
毛泽东认为，对教条宗派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犯个别错误的；有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这个宗派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地改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长征途中，王稼祥、张闻天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遵义会议撤了博古，书记换为张闻天。遵义会议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在活动。
关于经验宗派，毛泽东说：他们大多是正派人，也有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如张国焘，整风以来就是反对教条宗派。王明对张闻天说：“整风是整你和我的”，这话既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是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对有错误的同志还是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人都按这个思路检讨，其他人也按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10月6日，毛泽东对上一个月的整风学习进行总结，认为收获很大，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重视。他要求参加学习的人扩大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的隐私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有成效。
这天的会上，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他认为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只有遵义会议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好的，缺点是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党内斗争方法，刘少奇强调，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展开。
毛泽东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团结问题，他认为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言论一概自由。二是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
此后，政治局整风会议暂停一个月，进一步研究党的历史，学习和思考相关问题。
11月13日政治局复会，领导层的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在严厉批判王明宗派后，进一步评论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列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关头时各中央领导的基本表现，认为有的是一贯犯错误，有的只有个别错误，有的是不断犯错误又改正错误，有的是长期坚持错误；有的功大过小，有的有功有过，有的有过无功。
毛泽东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不要光是解释，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前途才能光明。
听了毛泽东最后几句话，博古的心情极为复杂。康生上次批评他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他认为自己罪责难逃，于是又作第二次检讨。
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在苏维埃后期，在国内也是第一；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他接着回顾了教条宗派形成的一段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认为教条宗派是从中山大学开始的，回国后掌握着党的重大权利，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管对错，一律照办，有的还有发挥。
博古的检查，比起第一次来，应该说深刻多了。他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也没作任何解释，他在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争取别人的理解和原谅。
出乎博古的预料，好几个人对他的发言并不满意，又把历史旧账翻出来大谈一通。有人说，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有什么资格在中央负总责？也有人说，博古参加革命后没搞过工运，没搞过农运，更没搞过武装斗争，读了几本马列著作来领导中国革命，哪有不失败的……
批评博古检查不深刻的人，用语相当尖锐，几近刻薄。博古在一阵重炮轰击之下，几乎抬不起头来。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对妻子说：“一次、两次检讨都不深刻，不知要怎样才算深刻，自己一直勤奋工作，现在明明要算老账了。”
“王明不到会，你当然是批评的重点对象！”妻子安慰道。
“他倒好，安心养病，听不到那些难听的话。”博古心情不好，感到压力很大，心情颇为沉闷。
博古自我检讨及大家讨论提意见，用了整整两天时间。
张闻天见博古在会上的检查又被批了一通，深感不安。按毛泽东所批评的教条主义排名，第一王明，第二博古，第三是自己。他认为博古检查还是比较认真的，态度也是端正的。但就是这样，博古都难以通过，轮到自己该怎么办呢？
细心的张闻天利用会后时间，断断续续地写整风笔记，实际上是一份反省笔记。他对自己参与所有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的表现，作了无情剖析，一一诉诸笔端。
政治局整风并未因博古思想不通而暂停，会议仍按计划进行。博古检查之后，李维汉与其他几个人也分别作了检讨。
11月21日，轮到张闻天了，他根据尚未写完的反省笔记，扼要谈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博古等人的关系及分歧，回国后又写了一些带错误倾向的文章，为王明路线张目。长征途中，经常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思想开始变化。遵义会议不但未受打击，反而被大家抬出来代替博古。由于处在这个特殊顺利的环境，长期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错误，以至教条主义思想未能根除，一有气候和土壤，就会又冒出来……
与会者对张闻天的检查也不满意，提了许多意见，有的意见也相当尖锐。
张闻天一一记录下来，准备在他未写完的《反省笔记》里再认识。
11月27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整风检查，仅准备检查的发言提纲就有两万多字。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中间，他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历最老，了解情况最多。
周恩来的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个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五大讲起，一直讲到当时，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整整讲了五天时间。
11月29日，政治局就王明错误性质达成一致意见，委托李富春与在养病之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供政治局讨论。
李富春走进王明的窑洞，转告了中央的意见。
王明送走李富春后，对妻子孟庆树说：“看来，这回老毛是下决心整我了，怎么办？”
“你应该有个态度啊，李富春来的意思是什么？还不是叫你送个检查，不然，如何能过这一关？”
王明只好让妻子代笔，自己签名，于12月1日向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表示全盘放弃过去提出的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他在信中说，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他的主要是哪些问题，他还不知道，等得到中央正式通知后，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
王明这次主要检查了两个问题：
1.1941年9月底10月初，因为有同志提出一些关于有否改善国共关系可能的问题，我曾向毛主席提过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中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只能把这些政策意见提供给毛主席作研究问题时参考，我不愿把这些意见提到会议上去讨论，故后来毛主席在书记处会上提出并指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时候，我只略为谈到关于上述问题的部分意见，会后我又向毛主席声明过：既然毛主席认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不愿再谈这些意见。可是我后来未能经常把握住这一点，是个很大的错误。……
2.1941年夏秋之间，毛主席曾和我谈过几次话，后来并约任弼时、康生、陈云、张闻天等同志谈过，指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就是在政治上犯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同时指出我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上有许多缺点。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指出我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王明这时尚不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称：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反党活动，王明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
中央文件对王明问题的表述是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与王明进行了一次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了解到中共中央的结论，感到颇难接受。第二天给周恩来写信，表面上感谢周恩来的帮助，但又不服气地提出了一些问题：
（一）关于四中全会至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我有下列两点，请给我解释：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即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的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党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我认为从四中全会我当选为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后，我对中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那些由我看过和同意通过的文件，如其中有错误和缺点，而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
（二）关于在莫斯科作代表时期的工作，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但决无大过……此部分问题，虽中央不准备作结论，但我必须反省和说明清楚。
（三）关于十二月会议及武汉时期的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显然，王明对中央的决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8.就在王明受到空前批判之际，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一份电报
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改任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主任。他认为自己不应干预中共党内事务，但从私人友好感情和关心中国革命的愿望出发，他还是对中国的事情和王明的处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就在1944年1月份，他曾接到王明通过苏联军事记者的电台给他的一份电报，王明在电报中称：我于1937年11月底回国后，在最近的五年里，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这一年多来他搞的所谓整风运动，实质上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运动。对自己受批判的处境也有诉苦。
作为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还是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标明“亲启”的信，为王明说情。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建议：不要指控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的斗争，主张把他留在党内，尽量利用他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洗办法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是在为国民党效劳。
应该说，毛泽东发动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除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但不是反共产国际，更不是反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把握整风航向，严格防止有人把批评王明教条主义与共产国际挂起钩来，特别是防止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联系起来，避免给人提供“不尊重斯大林”、“不尊重苏联”、“不尊重共产国际”的口实。
毛泽东知道王明错误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的内在关系，但他的思想主流，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尊重的。在谈到王明的两次错误时，都回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时的错误，维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威信。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他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一面把矛头尖锐地指向莫斯科的代言人王明，一面继续维护莫斯科的权威，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不同点。后来他说得很明白，当时的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我们一字未提。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是尊重的，特别是对季米特洛夫还有一种知遇之恩，感激之情。如果当初不是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而是站在王明一边，那会是一种什么结局？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驻延安联络员孙平那里看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当即挥笔写了复电稿：
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里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和慎重的。
我向你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对王明和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他明确告诉孙平，这份电报不要对任何人讲，包括康生本人。当孙平提到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康生有看法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些人。
电报发出去后，毛泽东似乎有些不安。第二天，他又来到苏联红军联络处的窑洞，询问复电是否发出。他告诉孙平，那份复电可能不妥当，担心季米特洛夫不满意。在谈到王明问题时，他虽然仍旧强调王明的错误，但再没有提到王明“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
毛泽东对王明的定性十分慎重，一直在考虑是否再给季米特洛夫补发一份电报。
7日上午9点，毛泽东再次走进孙平的窑洞，又起草了一份复电，以挽回第一份电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在电报中真诚地感谢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并表示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在谈到党内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将采取团结的方针，当然也包括王明。可惜，季米特洛夫关于康生的劝告，毛泽东还是没有听进去。
康生本是王明的追随者，后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又成为王明的忠实助手。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后，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康生带头举杯，带领与会人员高呼“王明同志万岁！”宴会后，他又借机提议，拥护王明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并精心组织了一场签名活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
康生随王明回国后，见地位日益巩固的毛泽东要批判王明教条主义路线，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王明路线的受害者，并通过种种手段，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利用职权，在肃反审干中大搞逼供信，任意罗织罪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更有甚者，康生见王明大势已去，为显示自己与王明势不两立，竟然要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戴到王明头上。对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对康生说，思想问题、路线问题，认识了就好，王明是有代表性的，不能乱整。
陕北高原的严寒，悄然而去；春姑娘披着春风，翩翩来临。
1944年初春，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对重大历史功过作出客观评价：
一、党内党外问题。在整风期间，有人怀疑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外问题，毛泽东肯定是党内错误。
二、合法与非法问题。毛泽东说，有人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国际”来电批准过，是合法的，但其法律手续不完备。至于四中全会，经过“国际”与中央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毛泽东说，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适当。过去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要弄清思想。
四、关于六大方针。整风学习中多数人要否定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五、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是对的，也应当承认它。
六、宗派问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经验宗派也没有了，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历史上的东西已经不是主要东西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党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
◆9.王明第一次向党中央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
至1944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3年的历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现在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是该认真反思和总结一下了，这对统一全党认识，开辟未来，必不可少。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通过前修改过三次，三次草案都给王明看了。王明回忆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两次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和我谈话，他自己也来过一次，他们都建议我写一个声明书，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承认要交代自己的错误。”
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主要经验，对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
总结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是《决议》的重要内容，《决议》指出：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斗争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王明同志的领导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1929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王明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中，实际上是指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新的“左”倾路线。
这样，王明就以其“左”倾路线而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为党的历史上连续时间最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损失最大的“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从此，王明成了党的历史上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名词。
《决议》在提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前一天，王明写了封信，要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并扩大到七中全会各位同志。信中表示同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检讨自己的错误。信中说：中央要我写一个我对这个决议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的文件。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要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其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钱，都作了明朗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念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的，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接着，王明找了他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他接着写道：“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的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
看来，王明还是读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毛泽东在讲演中对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
在这之前，王明对人家批评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错误，他一概不予接受，相反，他自己从不认为四中全会有错误，因为否定了四中全会，就等于彻底否定了他王明，这一点，王明还是很清醒的。
但这次他不抵赖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写道：“四中全会的确不仅是对党毫无功绩，而且是对党造成严重错误的会议，是使‘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成为‘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开始的会议!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
此外，王明认为自己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时期内，中央所犯的错误，应该负责任。
信的最后说：“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我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学习，向全体干部和党员同志学习，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
应该说，王明能够在病中向中央写这么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并且有脱胎换骨、改恶从善的思想准备。对王明来讲，这也算是整风运动的收获。如果他的这封信是发自内心的话，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一个精神焕发的王明，但却太让人失望了，这个王明没有出现。这就说明他不是真心实意的，他后来披露了“实情”，这封长信是权宜之计，是应付中央的一种手段。因为中央主要领导都给他做工作，追使他不得不承认错误，承认《决议》草案。
事实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中共五十年》里写道：“臭名昭著的中共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可以认为王明当时写的长信只是为了过关而虚晃一枪罢了。人的禀性难移，尤其像王明这种有脸面的人物，他压根就没有准备改，这就为他自己设计了一条走向深渊的不光彩之路。
◆10.毛泽东领导地位完全确立
遵义会议上，博古再也站不住脚了，从此以后，中共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这种形式一直维持到1943年3月，这是中共历史领导层的特殊时期，负总责的负不了总责。在战争年代，这种状况也是正常现象。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的调整及精简决定》，这个《决定》与遵义会议具有同等意义。《决议》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决议》还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泽东同志为主席。”并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这样，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又是中央书记处主席。从组织形式上说，他也是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尽管自遵义会议后，他的这种领袖地位事实上已确定。
在中共党的历史上，在中共中央设主席，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之前，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是“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或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首先，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被全党和人民群众公认的。
其次，当时党内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张闻天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被“抬出来”，但因“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到延安一段时间后，他出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团长，带队到晋西北农村“补课”去了。并且在这以前，当他听到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后，就主动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此后也逐渐把总负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而此时的王明，在党内完全失去了市场，中共领袖非毛泽东莫属。
再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这一点，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党内，尤其在高级干部中，共产国际的指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然而，“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年代具有积极的一面，并且毛泽东在开始行使这特权力时，也十分谨慎，实际上，他对这一特权用得也并不多。可是后来，尤其是建国以后，他对这种权力就加快了使用频率，甚至有时滥用，这是造成他晚年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
毛泽东在组织形式上取得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是以其思想方法、领导艺术和理论建树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远比形式上统一要难，而没有思想上的真正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即使一时统一了，也是暂时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可谓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遵义会议，实际工作中已经宣告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终结，如果说在这以前，党内是“左”倾思想占领导地位的话，那么遵义会议以后，虽然解决了组织路线，在指导思想上也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但由于战争频繁，毛泽东不可能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在延安立足以后，环境相对稳定，在清除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的影响之后，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已刻不容缓，因此，中央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到议事日程。
这是因为，延安的斗争比以前任何时期的斗争更为复杂。在江西时期，红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蒋介石。而延安的情况就不同了，红军既要肩负抗日救国的重任，又要防范国民党军阀的进犯，还要和具有抗日意愿的西北军、东北军和平相处。这就决定了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怎样打，先打谁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显露出来了，这就要求党制定出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否则就会陷入困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使党掌握了抗日战争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主动权。
众所周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共与蒋介石集团有尖锐的斗争，在党内上层由于“神仙”王明的降临，也出现了严重分歧。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统一全党的思想，彻底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而王明是一个言必称马列，行文如流水的理论家。他熟读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他犹如“鹤立鸡群”，成了党内的理论“巨人”，回国之初，俘虏了不少的人。王明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使这样一位人物退出历史舞台，谈何容易。
毛泽东没有退却，并且越战越勇，这是他的性格，作为伴随着党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成长起来的领袖，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他熟知中国各个阶层的特点和斗争的复杂，他虽然没有读王明那样多的马列经典著作，但在党内，他也算是最早接触马列主义的，并且善于领会马列著作中的精神实质，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把那些高难深奥的理论化解成人人都可接受的道理，人们听了他的报告演讲，或读了他的文章，虽然不如王明那样“高深”，但却使人感到灵气十足，合情合理，实际可信。但是，毛泽东深知，要想把人们从王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还得靠学马列主义，即必须让人们懂得什么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应该怎样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因此，必须通过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教育活动，普遍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才能达到目的，为此，毛泽东这位总设计师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又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即使是在长征途中的担架上仍手不释卷，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延安时期成了他的理论成熟和收获时期。据统计，收录《毛泽东选集》的158篇文章中，其中有112篇是他在西北写的。范围包括：哲学、经济、文艺、战略战术等等方面，这不能不算奇迹，而毛泽东创造了这一奇迹。
整风运动的目的达到了。
人们从另一个层面开始真正认识毛泽东。
更多的人需要了解毛泽东。
党需要宣传自己的领袖。那位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反对毛泽东的凯丰，从实践中真正体会了毛泽东的正确，他从内心信服毛泽东，很快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并在批判张国焘斗争中一马当先，在与王明教条主义的较量中勇往直前，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萌发了大张旗鼓宣传毛泽东的设想，并很快制定出宣传计划，准备在毛泽东五十寿辰前后，在全党掀起学习宣传毛泽东的高潮。
凯丰独具匠心的宣传计划，被毛泽东否决了。
1943年4月22日，他复信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还没有成熟。伟大的谦虚!
但无论毛泽东怎样解释，人们已自觉地用他“没有成熟”的思想武装起来。
1941年3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第二年3月，他又在文章中提出“毛泽东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时报》发表社长兼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社论中提出了“毛泽东主义”，并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1943年“七·一”临近，王稼祥7000字的力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脱稿了，他让警卫员送给毛泽东过目。文章中写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毛泽东看了全文后，觉得有些提法不妥，亲自找到王稼祥府上“请教”，王稼祥坚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只好同意了文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从此，在中共党史上，中国现代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名词——毛泽东思想。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被写入了党章。此后，在中共党史上，这个词与马列主义一样，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这应该给王稼祥再记一功。
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央党校学员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展开了讨论，毛泽东发表意见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我也会犯错误的。比如，我写的一东西。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为什么改了又改呢?就是因为有错误嘛。”
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七大完成的。
党的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
这时，离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已16年。在那次大会上，共产国际干涉中共党的内部事务，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现在，共产国际已解散两年了，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有利于彻底清除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在历时50天的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闭幕词和长篇政治报告，集三个讲话于一身，在党的历次大会上是罕见的，这也说明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以极为热忱的语言，颂扬了毛泽东，赞扬了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写上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倾向。
从此，毛泽东思想在法定的意义上也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七大召开时，王明正处在病中，他被用担架抬进大会会场。参加完开幕式后，就离开了会场，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席时间大约15分钟。
毛泽东对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没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善于团结他们，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王明。尽管代表们对王明所犯的严重错误和他不认真检查错误的态度有很大意见，但毛泽东还是动员大家投王明的票，选举结果，王明以321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博古之前，位居倒数第二。
王明虽在病中，但他表示了对七大的极为不满，他在5月写了一首《所谓七大》，大肆攻击七大和七大制定的方针、路线，说什么“毛丢马列独登台”“一马横行万马哀”，对动员代表选他当委员的毛泽东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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