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日大局，谁主沉浮？毛、王意见相左
毛泽东是崇尚实际的。当他带着红军长征遗留下来的一点“家当”，落脚延安后，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的日甚一日，就一直在深思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除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
1936年初，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带着国民党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秘密来到瓦窑堡，正在前线的毛泽东致电表示欢迎。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陈当前全国全民族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带来的。必须尽快改变。表示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救亡图存。毛泽东这时合作的意愿是诚恳的，但不是无条件的合作，是以国民党相应改变其反动政策，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为条件。
这时，身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抛弃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左”倾关门主义立场，转而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奔忙。不过，这位他在得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主力红军由10万锐减到了3万多，实力大为受损的情况和苏联有意依靠蒋介石抗日的信息后，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他贬低红军和共产党的力量，抬高国民党的力量，有意无条件奉蒋介石为盟主，共图抗日大计。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国际共运的领袖斯大林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这位领导苏联人民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圈中艰辛开拓、营建社会主义堡垒的红色巨人，面对来自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威胁，心存忧虑。解除东方法西斯的威胁，避免苏军两面作战的困境，是他当时思考的一个重点。
在东方战线挡住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袭击，只有靠当时正与日本作战的中国。
在中国，又靠谁呢?
斯大林主观地认为，只有靠蒋介石国民党，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担负不了抗日的重任。而拉住了蒋介石，即使不能打垮日本，也能把它拖住。
老奸巨猾的蒋介石自然也有他的打算，他想和苏联把关系搞好，这样共产党就孤立无援了。最后自然逃脱不了他的掌心。
斯大林和蒋介石尽管各自打算不同，但合作的意愿是一致的。
1935年11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恢复外交关系。同年12月，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放出口风，中国全力抗日，苏联可提供武器援助。
共产国际、苏联的态度在变，靠共产国际支持起家的王明当然也不得不随着苏联战略策略的转变而改变着自己的观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王明考虑问题时着眼点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也有差异，就必然带来指导方针、政策策略方面的严重冲突。
于是，当1936年6月和蒋介石积怨已深，拥有30万之众的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举起抗日反蒋旗帜，毛泽东就给予热情支持。6月9日，他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称西南当局的发动是“值得庆幸的壮举”。他号召“全国人民及一切真心爱国的党派团体与军队，一致起来响应西南的抗日救国行动，推翻汉奸头子蒋介石”。中国工农红军对两广出兵亦表示声援。
而苏联却怕两广事变把蒋介石搞垮，对其大泼冷水，王明更是大张挞伐。说两广事变“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帮助日寇实行“以华灭华”的毒计。
对于国共如何实现第二次合作的问题，蒋介石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接受改编；红军解除武器，毛泽东在他手下称臣。毛泽东则提出联合抗日可以，但蒋介石要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改革内政和经济，尤其主要的是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地位，陕甘宁边区和红军保留相应的独立性。
而苏共和共产国际为拉拢蒋介石，对中共中央越来越冷淡，提出要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以统率全国军队达到拖住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王明亦步亦趋，对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对蒋介石期望过高，1936年又对法共提出的“一切为了人民阵线”的口号和行动赞不绝口，抗战时期更照搬法共的口号，提出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
法国人民阵线是1935年7月由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总工会、统一总工会、人权同盟等几十个组织联合而成立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人民阵线建立初期，共产党占据相当重要地位。提出一切经过人民阵线，是为了约束其他党，但在中国统一战线中，蒋介石国民党实力占优、地位占优，蒋介石是统一战线中的首领。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与法共的口号大相径庭，这实则是自己捆起自己的手脚，与毛泽东的主张唱对台戏。
对西安事变，毛泽东也与共产国际、王明的态度相异。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与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乃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这是顺乎民心的。
中共对张、杨的举动热情支持。毛泽东充分肯定此次事变。在事变第二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针对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提出要杀掉蒋介石的主张，当即表示不同意见，指出不能把反蒋与抗日并列，“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共产国际，苏联则不跟中共商量，谩骂西安事变的功臣，把张学良、杨虎城斥责为“恶棍、强盗、叛徒”，谓此次事变将酿成长期内战，抵消抗日力量，而中国急务为抗日，领导之责，非蒋委员长莫属，严令中央营救。斯大林甚至粗暴地致电中共中央，要我党以他们的名义施加影响，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否则，就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
苏联的这种态度使当时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特别指望能获得苏联支持的张、杨大为丧气。
显然，苏联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为拉蒋介石抗日，对中共的态度也已失去了国际共运领头人的风范。
后来，中共采取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蒋介石在口头答应联共抗日后，平安回到南京，才避免了苏共与中共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独立性，斯大林仍很为恼火。他担心不太听话、不惧压力的毛泽东会惹恼蒋介石，共产党的力量发展会使蒋介石不高兴，这样，可能导致国共合作化为泡影。日本在中国长驱直入。转而把枪口对准苏联，使自己陷于同日、德两面作战的困境。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把抗战成败系于蒋介石身上，要求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实行运动战，配合蒋介石正规军和服从蒋介石、阎锡山的调遣；在组织上，要求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军队同国民党政权、军队合并，归蒋介石统一指挥。
毛泽东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清楚蒋介石的为人，知道按苏联、斯大林这一套办，共产党将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如果让蒋介石征服了共产党，那抗日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未来中国的命运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所主宰。
显然，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毛泽东、王明看法不同，观点相异，一开始就决定：有着深厚背景的王明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将和毛泽东有场激烈的较量。
毛泽东在战胜了张国焘对他的权位挑战后，又面临着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斯大林派来的“钦差大臣”王明的新的一轮权位挑战。
一方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谙熟中国国情、在全党具有崇高的威望，是中国土生土长，为全党推崇的领袖。
一方长期在十月革命的故乡生活，熟读马列经典，为中国共产党顶头上司共产国际所信任和推崇的中共“新星”。
他们的较量将是扣人心弦的。而结局是怎样的呢？
◆2.王明路过新疆，“新疆王’盛世才顶礼膜拜，言听计从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孟庆树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一行乘坐苏联飞机回国。
王明一行回国的第一站是新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中亚地区有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历史上两国就有密切交往。辛亥革命后，新疆虽“归附民国”，因与内地交通不便，中央政府鞭长莫及。
1933年，新疆发生军事政变，握有重兵的盛世才，被推举为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上台初期，对手林立，危机四伏，为巩固政权，千方百计地争取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基于地区安全和稳定，不仅向盛世才提供飞机、装甲车、机枪和弹药等军火援助，而且直接出兵新疆，协助盛世才平定内乱。几经危殆的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才得以站稳脚跟。
1936年4月，盛世才正式颁布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这一政治纲领，是苏联与盛世才建立联盟，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鉴于苏联与盛世才的密切关系，共产国际早在1934年就指示中共中央重视新疆工作。这可能是毛泽东当年力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干部经常要去莫斯科参加会议，听取指示；莫斯科也经常派人到中国指导工作，提供帮助。新疆成为国内与苏联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
新疆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苏联和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受斯大林之托，王明路过新疆，特地与盛世才会谈。
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又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
1936年3月15日，盛世才给王明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述说自己的敬佩之意，忠诚之心，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出谋划策：
敬爱的革命导师王明：
1.我本人虽然从未见过您，但我不仅由衷地敬重您，而且早已确认，您是中国青年实际的领导人，读过您的大作《新形势与新政策》、《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与《苏维埃中国》后，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中国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
2.您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有历史意义的指导世界革命的总部——共产国际的工作，而这一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光荣事业是多么伟大，多么受人尊敬。世界被压迫人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光焰不仅已照亮全世界，并且已迫使可恶的帝国主义列强恐慌不安……
3。在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中国时，当蒋介石、汪精卫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出卖中国人民时，当出卖国家的国民党丧失中国青年的信任时，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是集合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因此所有对中国国际局势有清楚认识的青年男女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共产党，以便同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叛卖中国人民的国民党进行殊死的斗争，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自主，达到中国卓越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
王明途经新疆，受到热情欢迎。盛世才请求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回到延安后，王明向中共中央反映了盛世才的要求。1938年，党内干部奇缺，中共中央先后抽调三批干部进入新疆，帮助工作。盛世才提出的另一个要求，令王明大吃一惊。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郑重提出在新疆组织一个党的省委会，由邓发、黄火青、盛世才、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组成，讨论新疆各项工作，一切决议由盛世才出面执行。
王明认为，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沃野千里的新疆，不费一枪一弹便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新疆在国际国内舞台上十分微妙，不是王明马上就能答复得了的。
当时，苏联对新疆格外垂青与关注，国民政府也虎视眈眈。盛世才地位举足轻重，中共中央无法单独决定，须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批准。1938年3月，任弼时经新疆赴莫斯科时告诉盛世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非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可。
斯大林没有批准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却批准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这一点，王明、盛世才都没有想到。
1938年9月前后，盛世才应邀秘密前往莫斯科，直接和斯大林会谈有关新疆的全部问题，包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在莫斯科，斯大林曾三次会见盛世才，这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没有得到过的荣耀。
盛世才后来回忆说：当我正准备返回新疆的时候，一位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是给我特殊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言书，而在这之后我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犹豫不定的心情安静下来之后，就表示了同意。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直没有下文。
盛世才回来后，亲苏亲共政策进一步坚定。他把自己领导的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并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自封为“天才英明领袖”，并把自己的照片与斯大林、毛泽东、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并列悬挂，称之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
王明路过新疆时，盛世才给王明1万美元，支持八路军抗战。之后，他又多次给八路军物资援助。1941年下半年，盛世才送给延安几千件皮衣，并要求中共中央再派顾问。毛泽东回信，表示将尽力挑选出能够帮助工作的干部派驻新疆。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对苏德战争的前景和结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苏联完蛋了，斯大林靠不住了，战争的胜利属于希特勒德国，于是摇身一变，走上了彻底反苏反共的道路。
◆3.“钦差大臣”降临延安
1937年11月29日，一向冷清的延安机场人群如潮，人们不时仰视着黄土地上的那片蓝天，希冀找到飞机的影子。久居陕北偏僻山村的老百姓难得碰上这样的热闹场面，脸上显露出激动、兴奋的神情。当时聚集延安的中共党政军要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也在百忙之中莅临机场，伫立静候。等待着一位“大人物”的光临。
终于，一个黑点出现在天际，隆隆机声响过来了，一架苏式十六座大型运输机抵达延安机场上空。飞机飞得很低，可以看到里面活动的人物。飞机将要着陆了，没看过稀奇的百姓一下围了上来，这样飞机又起飞了，在天空中盘旋了两圈，终于稳当地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人群一片欢呼。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年约30多岁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鞋，显得格外醒目。他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
此人就是王明，这位中共“后起之秀”，1931年10月18和妻子孟庆树赴苏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还在上海。那时，虽然在闽、浙、湘、赣等地均已建立了一块块根据地，但王明却未曾在那些简陋的苏维埃政府的茅屋里生活过。正当毛泽东在苏区和长征中经历磨难、备受艰辛，与国民党蒋介石展开激烈较量之际，王明却在莫斯科住洋楼、吃面包、拥娇妻，过着优裕的生活。6年匆匆而过，33岁的王明身体也开始发胖起来。当王明步下飞机面对黄土高坡上身着黑、蓝粗布衣，头扎白毛巾的欢迎人群时，又矮、又白、又胖的王明与迎上来的高大瘦弱的毛泽东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作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回来的钦差大臣，王明与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仅从外表上就体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作为代表不同利益主体、持着不同态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过间接而又激烈的较量，现在当王明被斯大林作为钦差大臣派回国，掣肘毛泽东时，他们又一次的较量将注定要展开了。
王明、陈云、康生回国，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在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了毛泽东和王明见面的情景。
在热闹的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诙谐幽默的毛泽东用他那湖南湘潭方音发表了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引者注：指苏联顾问和机组人员），欢迎从苏联回国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毛泽东对他的敌手，过去曾对他多方打击、排斥的王明是宽容的。回延安的当晚，作为中共的领袖毛泽东设便宴请王明、康生吃饭。以后在陕北公学，毛泽东、张闻天又主持召开欢迎大会。
身居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王明，看到毛泽东对他很热情，很谦让，中共其他同仁也对他执礼甚恭，更是欣喜万分，此行他就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旨意，回国监督中共对共产国际决策的执行，他的目标是争夺中共的领袖地位。在欢迎会上，他就初步显露了动机。他首先说，他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同时他又故作姿态说，“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的确，王明、康生回国前，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特地抽暇会见。在谈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持什么政策时，王明曾问斯大林：“中共应当遵照您的指示（主要指有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和进行斗争等主张），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说：“应束之高阁，不要再理会它。”斯大林还就王明回国后施行的策略面授机宜。
王明回国后，以为带着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指示，自居“国际路线”代表，俨然“钦差大臣”气派，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就连一向霸道、权位欲颇强的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他在后来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王明回国之初，趾高气扬，盛气凌代表，深受共产国际赏识，党内一些人不识他的真面目，为他所俘虏、迷惑，曾对他相当谦让。中共中央首脑们当时的合影，毛泽东总是让王明居中，而自己总是站在旁边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上。
而王明并不因此收手，反而得寸进尺，就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毛泽东的权位发起了冲击和挑战……
◆4.毛泽东与王明短兵相接
王明回国后，觉得中共自洛川会议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基本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指示对不上号，而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更是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相距甚远。他急于扭转局势，推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主张。
1937年12月9日，在王明的多方提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与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陈云、康生。
会上，王明一马当先，以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为口径，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
王明口才极佳，煽动力极强，他以极富感染力的口气在会上兜售其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攻击党自洛川会议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坚持山地游击战的主张。
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央政治局陕北洛川会议和毛泽东为会议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指出：“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当局开始实行抗战政策，但国民党对人民党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仍然不愿做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真诚合作的程度，对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依然没有什么转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却只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如何英勇抗日，避谈他反动性的一面；不讲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不讲中共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而大肆宣扬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不讲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独立性和开展地方游击战的必要性；却盲目无条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蒋介石、阎锡山。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国统一的”国家军队。
王明还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说：“我们党虽然没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他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帮助了日本。在全国的政权与军事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水平，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这是将来的力量对比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是不行的，空喊只能吓走同盟军。他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到，现在尤其要注意保持红军的独立性。他解释说：第一是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是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是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是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我们要将自己的军队扩大到30万，当然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
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他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很少注意到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革命的前途，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将来要争取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王明在谈论统战策略手法时表现出来的灵活性，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当深的印象。自洛川会议之日起，毛泽东就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因而提出一系列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王明捧着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其讲话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尤其他提出红军应成为打胜仗的模范，不少人十分认同。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认为我党目前领导的军事力量决不可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上面。可是，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大胜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的报告与这些人的愿望相吻合。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过去那些防范国民党的主张在会上很多被否定。多数领导人检讨了过去不够策略的做法，认为毛泽东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
听了王明的讲话，坐在王明对面的毛泽东阴沉着脸，一支接一支的抽烟，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已经觉察到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王明的不断挑战，使一场公开的斗争将不可避免，但他没有想到较量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烈。王明在大会上完全否定中共中央和他围绕国共合作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这是毛泽东没有估料到的。但人们的认识毕竟有一个过程，这时候维护党内的团结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王明的咄咄逼人，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到抗战的胜利。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这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神情严肃地望了望与会代表继续说，“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对的。”
会议表决结果：王明这一套从共产国际搬来的“左”倾主张居然得到了与会中共大多数首脑的赞同，原来在关键时刻支持自己的战友竟然也接受了王明的意见。这位历史巨人真正感到了一种难觅知音的悲凉……
拂去历史的尘埃，深究过去的历史，王明之所以在会上占据上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回国之前又受到了人们敬仰的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王明在报告中有意无意地声明是代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来讲话，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顶头上司的意见毫无疑问影响着与会代表的思想倾向。
其次，党内一些军事干部对毛泽东坚持我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存在不同认识。面对日军猖狂进攻，有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国共关系的特点提出的这一正确方针一时理解不了。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打几个胜仗，振奋全国民心。王明的报告正好和党内这些人的愿望相吻合，自然也就赢得了他们的赞同。
毛泽东与王明在会议上严重分歧，与会者印象是深刻的。
事隔20多年后，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与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时间很长，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的，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证明吧。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就选举候补中央委员作讲话时也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
抗战初期，12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
12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初次亮相就占了上风，他的主张在党的领导层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会上，王明没同任何人商量，拿出一份包括16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由于这份名单变化不大，在领导层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由原来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改组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也有一些新的安排：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刘少奇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
会上，张闻天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总书记职务，有意让给王明。由于季米特洛夫有言在先，王明有意谦让。
会议最后决定，中央暂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集体领导。书记处初步分工：党的工作由张闻天负责；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的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又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这种安排，实际是认可了王明在党内的特殊身份，把他置于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地位。
◆5.王明、康生的诬陷，给陈独秀极大的刺激，打消了他回归党内的念头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亦是中共第一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大革命失败后，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对革命前途失望，一度接受托派观点并组织托派小集团。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陈独秀是中共首脑，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的。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不错，即使在他脱党后，对毛泽东也是很尊重的，没有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毛泽东对这位恩师和引路人也是念念不忘的。直到1936年他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起他人生经历时，他深情地回忆：与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1937年8月，以“危害民国罪”被关押了近六年的陈独秀经过中共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得以出狱。当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各团体纷纷出马劝说陈独秀，企图把这个极有号召力的著名人物拉向自己一边。
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和好友胡适，拉他去美国，说是美国有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陈独秀说他生活简单，用不着去美国。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又拉陈独秀进国民党参政会，还说蒋介石已答应给他五个名额。陈独秀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引者注）。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言外之意是想要他寄蒋门下，为其效力，没门!蒋介石还想让陈独秀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严词拒绝，斥蒋真是“异想天开”。蒋介石还不死心，又打发亲信朱家骅去找陈独秀，请他另组一个“新共党”，答应给陈独秀提供10万元经费，陈独秀不为所动，又一次让蒋介石吃了闭门羹。
托派分子也闻风而动，纷纷找上门来要陈独秀出面“把托派组织起来”，陈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派头目、原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登门拜访，陈独秀托辞不见。托派另一头目彭述之拉陈独秀去上海参加托派“临委”，他明确表示自己跟托派组织脱离关系。后来托洛茨基约陈独秀去美国会面，陈独秀也没有前往。
给官不要，施禄不享，出国不去，再组党不愿，那么，出狱后的陈独秀到底要去哪里?干什么呢?
这时年近花甲的陈独秀已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人了。他不愿低眉弯腰事蒋，继续搞托派又无前途，改造党的努力和企图也已失败。这样争取回到1921年他一手创立的中共对维护他本人的声望和形象是最佳选择。
出狱不到一个月，陈独秀就派了他的私人代表罗汉到南京傅厚岗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找中央代表团，要求恢复党籍，“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中共代表团深感已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共总书记的回归非同小可，不便自作主张，就给罗汉路费和介绍信让他到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以便直接跟党中央联系。
毛泽东，张闻天获悉这一情况后，致电林伯渠：“可以让罗汉来延安一谈。”但因天气关系，罗汉未能成行。9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致电林伯渠提出与陈独秀联合抗日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行动；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中共代表本着这三条原则先后在南京、西安、武汉等地同陈独秀及其代表多次谈判和接触，以诚恳的态度，“规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弃成见，回党工作，一致抗日”。
陈独秀本人也和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见面表示赞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倔强的陈独秀却不想承认和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要求中共无条件地恢复其党籍，不声不响让他回到党内。
毛泽东对这位恩师是有感情的，也很欢迎陈独秀回归延安，一起共事，但他深知，对于一个被开除党籍、后来从事托派活动的前中央首脑回归党内，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有个交代，否则将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引起新的矛盾和不安，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他要求中共代表坚持原则，也反复规劝，做好说服工作，争取陈独秀态度的转变。
正当党中央积极团结陈独秀等犯过错误的人共同抗日之际，一贯忠于共产国际而为斯大林信得过的王明回到国内。他获悉毛泽东正与陈独秀洽谈恢复这个前托派首脑中共党籍的情况，感到十分吃惊。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就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实际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当时负责中央实际工作的毛泽东。王明的得力助手康生也积极配合，诬陷陈独秀与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日本特务机关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并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
王明、康生的诬陷，给陈独秀很大的刺激，断绝了陈独秀回归党内的念头，在当时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那么，王明为什么坚决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呢？
首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以势压人。对于王明的居高临下，毛泽东立即意识到了，称他是昆仑山上下来的人；和王明的第一次集体合影，毛泽东站到了后排。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严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联合除汉奸外的一切力量抗日，这是王明把汉奸的帽子强加给陈独秀，把不是汉奸的陈独秀硬说成汉奸的原因。为了反对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王明不择手段，不惜触犯众（民主人士）怒，诬陷陈独秀是“汉奸”。
其次，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到延安工作，一石二鸟，实质是在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谈到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观点针锋相对。由于党内思想不统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的一段时期，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李维汉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这些都说明，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是王明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6.坐镇武汉，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武汉，地处“九省通衢”，为华中重镇。1937年12月后成为国民党的临时陪都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云集，一时热闹非凡。
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孟庆树从偏僻的延安来到了武汉。
王明这次来武汉，是应蒋介石电邀，作为中共代表前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对王明的如期赴约，蒋介石是欢迎的，他清楚王明有共产国际、斯大林撑腰，在中共党内也有一定影响，是中共党内唯一能与毛泽东相抗衡的人物；他更了解王明那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有利于国民党，有利于巩固他自己统治地位的。长期与毛泽东打交道的他清楚，单靠军事手段难以驯服毛泽东；现在他看准机会，想利用王明的影响和背景来掣肘甚至整垮毛泽东。
12月21日晚，蒋介石出面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一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中共代表王明向蒋介石介绍了目前抗战的形势、两党关系与合作任务，共产国际活动情况及苏联的一些建议。王明所谈颇合蒋介石的口味，一向表情严肃的蒋介石亦微笑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会好转，彼所想亦不过如此。”并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我国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蒋介石希望王明能“在汉相助”。
不回陕北小山沟，留在武汉这样的大都市，是王明十分乐意的事。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合并，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经中央同意留在武汉工作的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下设五个机构：（1）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2）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3）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4）组织部，博古兼部长；（5）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
从此以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各个方面积极地开展了工作。在这期间，王明也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第一，积极宣传坚持抗战、抗战必胜，宣传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武汉所作的许多报告和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宣传了右倾主张，但他对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宣传，对于驳斥投降派的“亡国论”和挑拨，对于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广泛接触了国内外的各界人士，频繁参加了各种会议和慰问活动，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国外的影响，团结各方面的人士一起抗战，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同国民党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些较好的建议，同时又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斗争。王明本来是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到武汉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他到武汉后，同周恩来、博古等与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重要的问题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第四，对南方中共党的工作和新四军工作给予了一些指导，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
第五，对逃跑到武汉的张国焘做了一些工作。对于王明和长江局所做的挽救工作，张国焘在回忆中也承认，他说：“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
从以上活动可以看出，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和中共代表团代表期间，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加强国共合作并与其反共及投降妥协活动进行斗争，与各方面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指导新四军及长江流域的斗争，开展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宣传党的主张与扩大党的影响等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成绩是主要的，武汉时期是国共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也有王明的一份努力在内，对于这方面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王明在武汉期间也宣传和贯彻了他的右倾主张，在很多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从而给长江局的工作以至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尤其是他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屡屡不经中国共产党实际领袖毛泽东的同意，就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甚至随意起草和修改毛泽东的文章，在长江局闹独立性。
1937年12月，王明于汉口会见了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在共产国际见过不少世面的王明回答记者的提问，已是驾轻就熟了，他口若悬河，讲起来头头是道，颇得在场人士的赞叹。但王明只顾单方面赞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中国共产党极力赞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而对国民党仍在实行的片面抗战只字不提。与毛泽东在1937年10月25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分歧。
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中国的抗战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广大人民群众依然被政府捆住手脚，不准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
王明不与中央商量，一味迎合蒋介石国民党的口味，与毛泽东唱反调，使党中央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1937年12月25日，王明又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的精神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在党中央早已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六大纲领。
27日，善于舞文弄墨的王明又撰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他避开党的独立自主原则，避谈国民党对中共的种种限制和有意的摩擦，只讲统一战线的一致性，对国共之间出现裂痕，不问情由，各打五十板。
1938年1月14日，中共采取先斩后奏的手法向国民党蒋介石通告了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的情况。王明又不满意，1月28日，王明从汉口致电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认为晋察冀边区以此采取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2月9日，王明致电中央书记处，告之决定由他本人起草，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因时间仓促又长约万字，不得先征求毛泽东及书记处审阅”。
对于王明在武汉擅自发表与中共中央主张相矛盾的意见谈话，毛泽东是清楚的，也了解它的恶劣影响，对王明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甚至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毛泽东是很反感的。以毛泽东的性格和脾气而论是不能容忍的，但经历长期摔打的毛泽东毕竟有高深的涵养，也善于敏锐地判断形势。由于王明错误的危害性还未完全暴露出来，身上罩着光环的王明在中共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还得与王明周旋……
◆7.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提议被否决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汇集延安。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康生、张闻天、凯丰、任弼时、张国焘和从武汉赶回的王明、周恩来参加了会议，重点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
刚刚从武汉赶来的王明利用毛泽东的谦逊，成了会议的主角。短短的三天会中，先后两次长篇发言。他认为国民党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居于领导地位，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提出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统一”的军队，实施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
毛泽东发表不同意见，重申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领导权，无论何时不能忘记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主要应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
对杀害过自己的妻子、杀害过自己的兄弟姐妹、杀害过无数党内战友的蒋介石，毛泽东是了解其本性的。抗日初期形势扑朔迷离的情形下，毛泽东能透过种种表面现象，把握国共合作的关键，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管遇到什么压力、阻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动摇，坚持山地游击战，创建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原则不动摇。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没有毛泽东的深邃的战略眼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抗日战争中党和红军的力量就得不到相应的发展，1945年后，共产党能否与国民党相抗衡就很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了。
然而在1938年初，由于国民党广大将士仍在前线浴血奋战，国民党军队先后在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与日本军队短兵相接。蒋介石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表面形象有所改变，对其反动性的一面大多数人认识不足。
这样，以共产国际政策代言人身份出现的王明在会上提出的主张仍被多数人接受。
毛泽东被晾在一边。凭着他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感到王明的这些主张流传开来，将对全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加上从1938年1月起，日军开始空袭武汉，从安全角度出发，同时也考虑把王明留在延安将便于制约其右倾主张更广泛的流传，毛泽东又提出“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的建议。
久居大城市的王明不愿生活在延安这样偏僻的山村，他更担心自己若身居延安，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将难以贯彻实施；他要求继续留在武汉。
一个要留，一个要走，相持不下。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提议进行表决。结果，毛泽东又一次败北。除康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外，多数人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同时也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后再回来”，多少给毛泽东留点面子。当然王明后来并未执行中央决定，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才返回延安。
3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又一次向毛泽东“挑战”成功，使他有点飘飘然，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对取代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抱有巨大希望，从而更加凌驾于党中央、毛泽东之上，在武汉另搞一套。
3月11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大肆宣扬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同时利用职权向其管辖的广东、湖北党组织传达其右倾投降主义观点。
3月2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王明又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未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商量的情况下，就将提议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中共中央接到提议，不太满意，认为提议没有正确提出困难，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和悲观失望的问题。3月25日，中共中央另行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要王明按这个口径与国民党对话，重新提出八项建议。4月1日，王明反而复电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巳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影响。”
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理应服从中共中央的指挥。王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本应服从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但王明俨然以党的决策人自居，对党中央的正式提议既不递交国民党，对自己越权行为又不予检讨，反而对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首脑指手画脚，暴露了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宗派主义行为，显现了他自居为中共领袖的心态。
王明控制的长江局自行其是，很多人心知肚明。对于这种状况，当时仍在延安的红军“洋顾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下同）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李德的表述不一定准确，但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长江局与延安中央弹奏的确实是不和谐的音符。
◆8.王明不同意在《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打正规战、不作长期抗战的打算、企图利用国民党正面战场决战来扭转战局，是王明回国后的一贯主张，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当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东北、华北相继沦陷后，王明仍执迷不悟。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军兵进华中，“九省通衢”的重镇武汉成为会战的中心。面对日军长驱直入，蒋介石政权危机四伏的状况，1938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准备在武汉外围与敌周旋五六个月，消耗敌军，阻止敌军继续向西的攻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准备在武汉与日军一搏，并非打算坚守武汉，而是想阻挡一下日军的攻势，巩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身居武汉、没有经历过战争烽火的王明，对保卫大武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提出要“誓死保卫武汉”，并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他认为：如果武汉失守了，即使中国还能坚持抗战，也会元气大伤，民族凝聚力会受到严重挫伤。
还在1938年3月22日，正值日军采取南北牵制、两翼包抄的战术，大举进攻武汉之际，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明确指示长江局，要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准备游击战争上。要求安排学生、失业工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回到农村老家，在那里组织并领导游击战。在武汉的大部分干部，也要派往农村地区，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即使党的工作在武汉受到一些损失，也必须在所不惜，按这一指示办事。
毛泽东的电文，与王明的主张大相径庭，被王明置之脑后。
5月19日，徐州失守，武汉成为日军志在必得的囊中之物。毛泽东在半个月内一连五封急电，要求长江局部署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王明不以为然，他相信国民党不会丢弃武汉，相信国民党能在民众的协助下，会把武汉变成中国的马德里。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回忆：长江局成立后，河南省委属长江局领导，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准备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部署，并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这一部署，派专人去河南，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
当时，武汉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很多，仅码头工人就有18万，武汉沦陷前返回农村的工人也多。如果按中央指示及时组织他们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
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王明没有向有关省委传达，反而把保卫武汉作为现阶段的战略中心。按王明的说法，武汉失守将对国际国内局势产生极坏影响，守住武汉，对维持抗战以至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他号召武汉人民，像马德里市民一样抵御兵临城下的侵略者，阻止日军的进攻步伐。
著名作家马识途回忆：“我听过王明的报告，他要我们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支持国民党抗日，大量的人要留下来，跟着退到大后方去，批评我们都想到农村去打游击。”
1938年夏，中日战争如火如荼。战争向何处去，国内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楚。毛泽东登高望远，洞若观火。此时的毛泽东不再将游击战争停留在争论上，而是将它组织实施。
华北大地上，各种各样的支队、游击队、武工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毛泽东并不满足以山地为基础的游击战争形态，他的思路由山地转入平原。他致电一二九师主要负责人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面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发展抗日战争，坚持平原地区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发出这一指示时，毛泽东经过了长时间考虑。最早，刘少奇根据华北地区山地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向毛泽东提出了适当时候，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1938年初，聂荣臻电告延安，开展游击战争，光靠山不行，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多一些，但人民群众比山可靠。此后，徐向前针对“人山”观点加以补充：“假若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这样的山好！”
前线将领一封封较为成熟的电报，证明毛泽东山地游击战争思想开始成熟，中共武装力量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延伸。
点燃了北方全面抗战的烽火，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南方游击战争的指导。
5月4日，他给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发出指示，告知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并充分注意指挥机动灵活，也能克服困难。
毛泽东的战略主张逐渐为军队指挥员广泛认同。
抗战开始10个月中，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论调。亲日派汪精卫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两国援助不到、军队节节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们又叫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时局的发展，迫切需要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中日战争的走向。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在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开始思索时代提出的重大政治与理论课题。
坐镇延安的毛泽东始终在冷静观察中日战争的发展态势，对中日战争的现状、前途进行了冷静分析。这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笔耕不止，写了很多东西，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他第一次拿枪以来的很多军事思想，特别是针对王明等头脑发热企图取得抗战“速胜”的速胜论者和部分人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亡国论”，写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鸿篇巨著——《论持久战》。
他的一名警卫员亲眼目睹了毛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蜡烛的微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有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小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大家生怕他累倒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他多休息。
又到了半夜时分，该是毛泽东吃饭的时候了（到延安后，毛泽东养成了晚上工作后的习惯，这个习惯直到他晚年），警卫员把准备好的热饭菜给他端去，轻声对他说：“主席，吃饭吧。您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毛主席头也顾不上抬，一边写一边答道：“你先睡吧，我等一会再睡。”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会儿吧!”警卫员出于对领袖的崇敬和强烈的责任感继续恳求道。
“好，等一会儿就睡。”主席抬头看了看警卫员，微笑着说。
一顿夜餐，警卫员前后热了三次，毛主席都没顾得上吃。
就这样，毛泽东连着五天没有睡好觉。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去了，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了一层淡淡的黑色，饭吃得更少了。
到了第七天，警卫员怕毛主席冻坏身体，弄了盆炭火搁在他的脚边。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警卫员听到毛主席叫他，连忙跑过去看，原来毛主席的棉鞋被烤着了，他正在弯着身子脱那只冒着青烟的棉鞋。鞋子脱下后，他用暖壶里的水把火浇灭，棉鞋是不能再穿了，只好换上单鞋。
毛主席似乎这时才醒过神来，“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了”。他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
在警卫员的一再请求下，毛主席才躺到了床上。
第二天，毛主席就病倒了，头疼，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医生诊断是累坏了。吃药休息了一天。他又开始了伏案疾书。
八九天后，毛主席交给警卫员一卷用摄纸卷好的纸卷，让他过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这就是《论持久战》的手稿。看了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经过，用“废寝忘食”是远远不能形容那番情景的。
文稿写成后，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演讲。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全文发表，引起极大反响。
《论持久战》列了21个问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前8个问题），主要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色、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部分（后13个问题），主要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最后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文献，对于广大民众认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
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后，毛泽东又派人将文章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同时，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持久战》。
《新华日报》是王明任长江局书记时于1938年1月1日在武汉创刊的机关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王明兼任该报董事会董事长。可当时长江局书记王明却以文章太长为由，不予刊登。后来，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人仍不同意。而就在这段时间，他自己和别人撰写的保卫大武汉的文章、社论、新闻报道却连篇累牍在《新华日报》上亮相，从6月到9月仅《新华日报》发表保卫武汉的社论就有17篇，几乎垄断了报纸的版面，说到底，没有版面是假，文章太长了是借口，而王明与毛泽东的认识有分歧，认识不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才是问题的关键。
事过三年后，1941年10月，毛泽东仍没有忘记这回事，他在与王明的一次谈话时对王明的做法提出了批评。10月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对这小册子（《新群丛书》出了《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引者注），一点是因为西安和南京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当有的同志又对此事提出批评时，王明完全把不刊登《论持久战》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好像我是同意发表的，不同意的只是别人，我没有任何责任。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王明不同意《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主要是他不同意甚至反对毛泽东在文章中表述的观点。
1938年7月7日，全面抗战一周年之际，王明曾提出“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侵略”。
1938年夏，王明又专门写诗攻击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诗曰：
四亿弗凭斗志哀，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苏联人途经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希望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事隔36年后，做贼心虚的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乌鸦的翅膀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论持久战》不但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在国民党内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就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向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白崇禧是国民党内的实力派，素有“小诸葛”之誉。白崇禧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十分感兴趣，他让周恩来一定送给他一本。在得到《论持久战》小册子后，白崇禧进行了认真研读。读完后，白崇禧拍案赞赏，对程思远说：“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他按捺不住心里的高兴，想立刻推荐给蒋介石，但转念想了一下，暂且按下不表。与毛泽东相反，蒋介石很少有长篇宏著，他的文章基本都是由人代劳，记日记也是三言两语。一次，一篇冗长而务虚的报告递给蒋，他看了几页，批了一句“我非纸篓”。基于对蒋的这些了解，白崇禧决定先营造个舆论以“先声夺人”。
白崇禧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时有军事权威之称的白崇禧为毛泽东“论持久战”理论和观点所折服，甚至还将毛泽东叹为军事天才，这些都逐渐传到了蒋介石耳中，并引起他的注意。白崇禧趁此向蒋介石转述了《论持久战》的主要精神，并让程思远送了一册过去。不出所料，蒋也对《论持久战》深以为然，武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抗日战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段”。于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成为国共两党领导抗战的共识之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寄了一册给香港的宋庆龄。读完文章后，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雄辩地证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设想的那样发展的，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侵略者，100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历史见证了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和预测，更历史地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列入了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
◆9.受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
就在王明急切地盼望共产国际的指示，企图获取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进而在与毛泽东交锋中占据上风之时，长期以来，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往莫斯科，目的就是向共产国际和苏联全面汇报我党的情况，改变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认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代表，留俄学生王明信任有加，认为他熟读马列经典，理论水平较高，更主要的是他“尊重”上司，肯卖力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旨；与此相比，对有主张、有见地、长期转战于偏僻山村的毛泽东，看法上存在着明显偏见，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没有成熟，不可能掌握复杂的形势，认识不了今天的中国。
共产国际在众多的场合都是有意抬高王明，冷落毛泽东的。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毛泽东仅仅当了个普通委员，地位不仅比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王明低得多，甚至比康生还要低，康生由于紧随王明而担任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
苏联十月革命20周年前夕，共产国际发表各国共产党的文章，对中共，他们不向毛泽东约稿，而发表了王明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抗战》一文，把王明抬高到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
王明回国前，斯大林在百忙中，特意接见了王明和康生，季米特洛夫作陪。
王明回国后，由于有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撑腰，很是唬住了部分人。他的错误主张一度模糊了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李维汉说：“王明回国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当时毛泽东曾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毛泽东被“晾起”的现象持续了半年多，他没有采取强硬的反击措施。现在毛泽东怎么主动起来，同意派任弼时赴共产国际寻求支持呢?据我们分析，原因主要有：
一是因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高度信任和支持的王明，回国半年多奉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产生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逐渐为中共党内同仁所认识，纠正王明错误主张的时机已逐步成熟。
二是王明仗着有共产国际撑腰，不听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劝告，顽固执行一套右倾主张，如不采取得力措施坚决纠正王明的新投降主义，我党就不能掌握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将严重危害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因此，很有必要派人将我党的情况全面地向共产国际汇报，改变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认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一整套抗战主张。
三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领导艺术日臻成熟，在党内外享有相当的威望，他所提出的维系抗日大局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验证。共产国际有可能正式接受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样一个事实。
1938年3月16日，任弼时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乘飞机取道新疆赴苏联，前往共产国际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任弼时原是王明路线的得力推行者，后来在血与火的洗礼、考验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义无反顾地叛离了原来的阵线，转而坚定地支持原来的对手——毛泽东，成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中坚人物。毛泽东考虑他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在共产国际具有较大的影响，办事既讲原则性，又不呆板、拘泥，是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理想人选。
任弼时果然没有辜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期望。到达莫斯科后，他首先拜会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他详细地汇报了中国国内的情况，4月14日，又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汇报的主题是：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任弼时还多次拜会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共运的领头人斯大林，共产国际执委的主要头面人物莫洛托夫、曼努伊斯基、库西宁，向他们着重介绍了毛泽东创建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模式、灵活多变的战略策略。任弼时还广交朋友，穿梭于兄弟党代表团，并把当时在苏联学习的我党部分干部分别派到各国党代表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各兄弟党代表团听了，既感到新鲜，更觉得有道理。兄弟党的许多同志都说：“毛泽东最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任弼时的出色工作，赢得了丰硕的成果。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举行专门会议，通过了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赞同中共的抗战路线和政策，支持毛泽东为中央领袖。季米特洛夫在此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从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享有崇高威信，遵义会议后在中央一直起着实际领导核心作用的情况，坚定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看法。他还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当着任弼时、王稼祥的面，公开批评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又喜欢自以为是，拉帮结派，想当领袖。
7月6日，苏联《真理报》破天荒头一回刊登了毛泽东的照片，不久，王稼祥即将回国前夕，在克里姆林宫客厅，季米特洛夫又亲自接见任弼时、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语重心长地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为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就在这时，一向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怀疑、保留态度的共产国际，也一改往日的冷面孔，用前所未有的热情连续发表文章和报道：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地位和作用，宣称“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艰苦努力，中国的内战才得以停止”。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战胜日寇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共产国际的明确表态，标志着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成功，毛泽东的地位稳固了。而王明采取“恶人先告状”，向共产国际、斯大林打小报告，企图整垮毛泽东，自己取而代之的愿望落空了。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信任，使王明从此失去了与毛泽东相抗衡的实力。王明向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挑战随着1938年8月王稼祥的回国而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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