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央全会上，王明引经据典，与李立三展开论战
1929年3月，一艘由北方开来的轮船缓缓地停靠在上海轮渡码头。船刚靠岸，一个留着小分头、个子矮小、身着中山装的青年就急匆匆地跳了下来。
此人就是王明，他于1925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红都莫斯科经过四年的潜心苦读，今天终于回国了。
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冠之王”，王明是带着米夫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厚望，被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回国的。米夫对王明回国作了周到安排。在王明回国之前，他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
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坐三等舱。”
王明先由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又由海参崴乘船到达上海。3月上旬到达上海后，这位有着特殊背景的年轻人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回国后的“冲霄壮心”：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西问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心正昂扬。
不过，王明这位毫无国内斗争经验的留苏学生，并没有像米夫和他本人想象的那样得到中共中央的器重。接到关于王明等回国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王明的工作按照中央历来对回国留学生的安排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安排。中共中央在当时曾经有过规定，凡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而是先安排他们到基层工作，锻炼一段时期后，再根据他们在基层工作表现的能力，考虑调到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
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战争年代，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学生出身的干部确实需要到基层锻炼，逐步了解和掌握革命斗争的特点与规律。当时中央的这一规定是正确的。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当时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秘书长恽代英、秘书余鸿泽又专门研究了王明的工作安排，决定按照中央的规定，安排他到基层工作。
于是，王明被派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7月底，王明又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任《红旗》报通讯员。
王明在写作当时党的基层地下宣传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秘密散发传单标语。
1929年7月27日，在离开沪西区委之前，王明写了一首七绝，描述当时的工作情景：
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
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
王明本来心高气傲，自认为满腹经纶，回国应委以重任。对党中央安排的这份差事他很不满意。
其实，王明这种清高自傲由来已久，特别是在中共六大后，这种情绪更进一步滋长。
那是在1928年，恩师米夫的帮助，使王明得以参加了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服务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在六大召开前夕纷纷抵达莫斯科。此时，中国革命刚从1927年大革命惨败中恢复一点元气，如何估量当时的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路线?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时刻困扰着这批年轻的中共党员。
瞿秋白书生气较浓，李立三脾气暴躁，张国焘刚愎自用，这些中共巨头聚在一起，围绕上述问题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三人互不服气。结果找到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布哈林交谈，仍然统一不了意见。
他们干脆找到了当时最高权威斯大林。一向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斯大林面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的求教，也显现出了极少有的热情，耐心地与他们探讨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
“斯大林同志，您看中国革命需要多少个马列主义理论家才能胜利呢?”当时有中共领导人问。
斯大林微笑着：“大约五十个吧!因为你们中国很大，没有五十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并能独立地适用马列主义去解决问题和领导工作的同志，是不行的。不过，这五十个要真懂马列主义，而不只是在马列主义外衣下喊革命口号的人。”
当时在中共六大秘书处服务的王明被米夫安排为这次会见的翻译。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王明找机会接触斯大林，接触中共主要领导人。这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呆了近三年、已能熟背不少马列经典的王明一边翻译一边暗暗发笑。心想：中国领导人的水平真是太低了，连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弄不清楚。
他看不起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更看不起当时已深入偏僻农村广结绿林豪杰、准备当“山大王”的师范生——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这是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老大哥的一致看法，也是王明的想法。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集中产业工人80多万。当时，党在上海没有专门设立市委，而由江苏省委兼管上海市委工作，下辖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浦东、吴淞7个区委，140多个基层党支部，1200多名党员。
沪东是上海的工业区，从提篮桥以东到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其中有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永安纱厂、三新纱厂等工厂，还有英商电车公司和海港码头，上海也是产业工人的集中地。
这时，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的是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的老共产党员何孟雄。
何孟雄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早期党员，曾经是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从北京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又随同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到江苏省委工作。何孟雄从1929年4月由沪西区委书记调到沪东来，把区委的工作重点放到从事工人运动方面。他经常深入工厂进行调查，和工人广交朋友，巩固与发展工会组织。他组织沪东区委出版了《沪东工人》杂志，积极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领导沪东工人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而且在斗争中注意防止一些“左”的做法，深受沪东工人爱戴，在工人当中威信很高。
其实，中共中央对于王明的工作还是重视的。周恩来为安排王明到沪东区委工作一事，特意向何孟雄交代，要他对王明给予帮助和培养。
何孟雄热情欢迎王明来沪东区委工作，殷切希望他能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的理论和沪东工人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发挥作用。工人出身的区委组织部长金伯棠也欢迎王明的到来。
区委宣传干事的首要工作是深入基层，到工厂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和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王明曾到过沪东韬朋路码头工人中了解情况和参加会议。但是，在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王明热衷的是理论，擅长的是笔杆子。本来中共中央鉴于他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才让他深入基层学习锻炼。但是，王明却借口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而不愿到基层接近群众。在沪东区委工作期间，他很少深入工厂和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对于自己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的职位深感不称心。
在王明看来，中央这样安排他的工作，简直是把共产国际极端器重的人才给冷落起来，是有才不用，浪费人才。
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夸夸其谈，艰苦斗争生活的考验，白色恐怖的严重困扰，使他时刻提心吊胆，夜以难眠。
不久，王明果然被捕入狱。他贪生怕死，为了活命，违反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受到党的警告处分。为了挽救他，党给他重新工作的机会。不久，党中央把他调到了全国总工会工作。
野心勃勃的王明并无悔改之意，到总工会后他不思工作，而是热心于扩展自己的关系。他找到全总党团负责人、毛泽东的同乡——罗章龙交谈。
王明企图充分展示他当年锻炼出来的拉帮结派本领，当着罗章龙的面，指责中共党的领导人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没有懂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历届的中央工作都没有成绩，现在党处于深刻的危机中，提出借鉴苏联的“清党”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才能布尔什维克化。
王明看着罗章龙毫无表情的脸，故作神秘地说：“共产国际对我很信任，有意让我担当改组中央和领导新中央的任务，希望全总能给予支持。全总如有什么困难，可以向我提出，我可以通过中央直接写信给国际，保证能解决问题。”
王明讨好罗章龙，罗并不吃这一套，论资历和年龄在党内他都是王明的长辈。当年，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的就是他。后来又参与“新民学会”。1920年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中共三大即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岂容王明这个小个子年轻人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
王明在总工会碰了个硬钉子，并不灰心。1930年6月又经过一番钻营，得以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高层领导。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兼任，王明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起来。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回到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们之中走动，私下议论。王明根本看不起1928年中共六大被选上来的总书记向忠发，骂他是“傀儡”，也看不起李立三，说李立三哪能“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大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认为“普遍全世界的严重的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说明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已逼近到我们面前了”；“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了”，“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代表罗伯特对决议中一些具体问题和李立三有不同意见，反对下发决议，李立三大骂罗伯特“右倾”，不理会他的意见。不久，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也发来函电，批评中共中央不尊重国际领导。李立三不服气。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出抗议信。信中除对共产国际要求停发这一决议表示“提出严重抗议”外，还数落了罗伯特一顿，说“罗伯特同志存在一贯的右倾路线，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的确妨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妨害中国共产党与远东局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王明在李立三手下工作以来，一直支持立三中央的“左”倾冒险计划。他在《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过于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鼓吹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冒险主张。
这时，善于见风使舵的王明风闻李立三跟共产国际有了纠纷，心中暗自高兴，他早就想把李立三弄下去，现在可是一个绝好机会了。拉帮结派很有一套的王明连忙找到原中大校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提出趁机向李立三发难。不过，这时观点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并不认为李立三犯的是“左”的错误，却以为李立三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直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王明在抛出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通译为“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仍指责李立三没有真正为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创造条件和进行准备，并重复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建立“真正的红军”和“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的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1930年7月9日，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明联合刚从莫斯科归国不久的伙伴博古等人向李立三的权位发起了第一次冲击。
会议宣布开始后，他们就把马列著作摊在桌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一省与数省政权问题和反右倾问题，与李立三展开论战，批评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长期习惯于一言堂、家长制领导的李立三对几个年轻人发动的突然袭击没作任何思想准备，感到非常震惊，当场气呼呼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要搞什么名堂!”
李立三理论根底有限，在会场争论中根本不是莫斯科中山大学训练出来的“高材生”王明、博古的对手，没争论多久，就被王明等人逼得瞠目结舌、面红耳赤。不过，他毕竟手握大权，当即用“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大帽子，把王明等人压了下去。当即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宣布：中央决定给四人纪律处分，四人同时调离中央。王明调往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何子述、王稼祥分调天津、香港，不得不离开上海。
王明仗着有共产国际撑腰，并不服气。他还在等待时机，搞垮李立三，进而问鼎中共主要领导权……
1930年8月中旬，赴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和中共当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被派回国，着手纠正“左”的错误，李立三离开了原有的领导岗位，瞿秋白成为中共新领袖。
可是，事情陡然起了变化，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说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共产国际调子的变化，使原来回国已对立三问题作了冷处理的瞿秋白、周恩来处于十分尴尬的地步。
显然瞿秋白的地位保不住了!谁将取而代之?
这时，早已为共产国际看好的，时年26岁的王明认为夺权时机已到，异常兴奋。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他首先自诩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几次写信要中央给他平反。
王明还与从苏联回国的沈泽民、夏曦、凯丰、陈昌浩、李竹声互相串联，到处活动，掀起了反三中全会的声浪，要求改组党中央。
他还以未来的中共新领袖自居，“不失时机”地抛出了赶写的预备上台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文中除重谈“左”的老调外，把主要矛头对准了瞿秋白，其目的就是要把他赶下台。
当时在中共党内，江苏省委负责人何孟雄、全总巨头罗章龙也要求像召开八七会议解决陈独秀问题一样，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解决立三“左”倾错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党中央决定，12月9日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对王明上台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悄然来到上海。他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米夫的到来，打乱了会议既定的议程，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历史拖入了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岁月……
◆2.毛泽东与中央代表彻夜长谈，陈述不能攻打长沙的原因，并提笔致信党中央
就在王明先是积极支持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趁机向李立三发难，企图接掌中共中央权位之际，在闽西沉默了半年多，现在率领红四军在江西中部、南部驰骋，开辟了赣南根据地的毛泽东却遭到了李立三的猛烈抨击。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17年毛泽东在校园张贴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当时正在长沙广益中学读书的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和许多提倡新风尚的青年一样，见面不谈客套废话，一句寒暄也不说，就态度严肃地讲起了对国家大事和读书修身的看法。他虽然也还是一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但比李立三大六岁。李立三觉得毛泽东已经是一位大先生，而自己则是一个从刚县城里来的小学生，因而十分拘束。他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他的一个征友启事，征得了三个半朋友。李立三就是他这时结交的半个朋友。不过1921年积极投身进步活动的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在安源领导路矿工人大罢工后，他们已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李立三的“时运”似乎比毛泽东的更好。他1925年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1928年中共六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时毛泽东只是普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四军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当年的“小弟弟”如今成了毛泽东的上级。
这时中央领导班子年纪都比较轻。周恩来赴共产国际后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算是政治局中的长者，也不过30多岁。这批年轻的革命者热情很高，很有干劲，但革命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都比较缺乏，看问题的片面性，使他们容易过于夸大某些方面的情况而忽视另外一些情况，缺乏韧性的战斗思想准备，使他们早已不安宁于革命低潮形势下的细小的具体的工作，很是向往轰轰烈烈大干一场，而夺取戏剧性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李立三，他更加渴望革命高潮，好动敢干的性格，更使他极易接受和发展“左”的主张。共产国际反右倾的鼓声对他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力。
而在前方主持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头脑则比较冷静，对“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贸然提出攻取敌人中心城市的计划，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定表示反对。1930年4月以后，毛泽东对李立三命令红四军放弃闽浙赣根据地向长江流域推进的冒险计划有意推诿，拖延执行。这无疑犯了李立三的大忌。
1930年6月9日，“柏山”（亦即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时，对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李立三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上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的毛泽东，他有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切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
李立三挖苦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路、走”，再三要求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进攻”，并指派了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向红四军传达、督战。
在李立三毫无商量余地的指令面前，憨厚的朱德不禁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他提醒毛泽东：“我们这样硬顶下去恐怕不好，是否可以往北挪挪?”
毛泽东心里不觉一惊。在红军内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承受不了压力的情况下，朱德的思想一动摇，将会影响整个部队，便对朱德说：“中央要我们打南昌，进九江、攻武汉，凭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据悉，目前我党在武汉还只有200个党员，赤色工会也只有150个会员，而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势力就有10个现代化师。南昌、九江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去打，那是鸡蛋碰石头。”
毛泽东处于左右为难之中，执行中央的命令吧，红军将付出血的代价；抗拒不从吧，与组织原则不符，也将妨碍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关键时刻，毛泽东显示了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7月11日，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城北雨坛召开了红军和地方武装人员的万人誓师大会，发布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
在向南昌进军途中，红四军一路歼敌，一路发动地方武装，先攻占樟树，后又两渡赣江，攻占吉安，然后又折回南昌附近，拉开攻打南昌的架势。
8月1日，毛泽东派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的中行车站，鸣枪示威。南昌城一阵紧张，正欲派军反击，毛泽东已不见踪影。
正在此时，头脑发热的李立三已急电彭德怀进攻长沙。7月28日，彭德怀乘长沙守敌空虚之际，攻入湖南省会长沙。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以李立三为主席。但不久何键调15个团南北夹击，彭德怀率部被迫撤离了占领仅11天的长沙。
李立三看到计划逐步在实施，先是高兴了一阵，又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大骂他们右倾，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再攻长沙。
这时红一方面军亦只有了三万多人，仍然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不宜强攻敌人设防坚固的长沙城，但中央有令不得不执行。
为避免大的损失，毛泽东建议围而不攻，设法诱敌出城，聚而歼之。经过几天的等待，终于引出敌人一个师，一举全歼，士气大振，全军强攻长沙的请战情绪与日俱增。加上李立三的连连催促，毛泽东不得不于9月10日签署《强攻长沙的命令》。
指令发出后，红军战士如猛虎一样向城池强攻，在敌人密集的弹雨下，红军损失惨重，毛泽东坚决主张撤退。
就在这个时候，李立三派来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再度对长沙发动进攻，切断湖南敌人与武汉的联络。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陈述了不能再攻长沙的原因，并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力主中央放弃再攻长沙的主张，要周以栗带回去。然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折回江西，准备攻打吉安。10月3日，一举攻克吉安，使赣南大片地带成为新的红色根据地。
10月17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中共湘东特委9月以及9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再度进攻南昌的指令。
毛泽东感到十分为难，一方面扎实做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工作，劝导大家认清形势，说明立三主张的冒险性；另一方面又复函湘东特委，对中央指令虚以周旋。
所幸的是，这时中共中央的人事已发生重大变化，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毛泽东又重新恢复了在党内的地位。
但1931年回国不久的年轻学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代表、教条主义的典型——王明，借助“恩师”米夫的帮助，夺取中国领导权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着力开辟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就厄运难免了……
◆3.为了圈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能顺利通过，米夫主导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采取了几个非同寻常的手段
1930年12月10日，一个王明朝思暮想的人神采飞扬地出现在上海滩。他，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
这次是米夫第二次来上海了。
1927年2月至7月中国大革命后期，他曾率一个宣传代表团，到中国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并出席中共五大。但这时他还主要是考察了解中国革命，无权过问中共党内的事务。如今他已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钦差大臣”，是共产国际分管东方（包括中国）事务的东方部负责人了。
作为中国支部的上司，米夫这个共产国际代表要履行自己的职权了。
1930年12月11日，风尘仆仆的米夫就撇开中共主要领导人，在他下榻的饭店单独召见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明，听取了汇报，向王明面授机宜。
12月16日，米夫又压制中共领导人，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位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为王明公开平反。米夫还以提拔“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干部”为借口，于12月26日，通过党中央委派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博古（秦邦宪）为团中央宣传部长，为攫取中共领导权，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米夫为名正言顺把王明扶上台，还否决了中央原定的召开紧急会议的方案，他以“太上皇”的姿态向中共中央指令，现在召开紧急会议已无必要，只有召开四中全会才可以解决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任务。
几乎就在同一时候，远在苏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同样在“关注”着中国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就“立三问题”展开了讨论，离职前往苏联反省的李立三成为会场的焦点。尽管他作了深刻的检查，但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仍不满意，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公开表示不信任。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幼稚”的，原有的领导人都不行了，需要有中国的列宁、斯大林。那么，谁能成为这样的人呢?曼努意斯基没有明说，但共产国际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已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王明身上。
米夫和共产国际意见合拍，他所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提议，就理所当然地被批准了。
米夫在王明做好了一系列准备后，开始了攫取中共主要领导权的行动。
1931年1月7日的上海，寒风飕飕，阴雨霏霏。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一间大的房子里，挤满了前来开会的37位代表。
会议是由米夫一手操办的，基调是否定三个多月前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反瞿”成了会议主题。
会前，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米夫早就起草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打着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招牌，拟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决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
这一切准备就绪后，米夫指令当时的中共中央突然召集代表开会。有的代表在会前20多分钟临时接到通知才知要开四中全会，有的却连开什么会也弄不清楚，云里雾里来到会场。对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他们使出“杀手锏”，干脆不要他们来开会。
如唐宏经是东北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罗章龙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时，他是领导成员，两者关系密切。唐宏经曾任满洲省委工委书记，出席了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通知满洲省委让唐宏经到上海开会。当时唐宏经正在哈尔滨工作，满洲省委从沈阳去信，要他急速回省，到中央开会。
据唐宏经回忆说：我看开会的时间很急，就立刻从哈尔滨坐车回沈阳。到沈阳后，我没回家，就在车站内，省委同志给了我路费，告诉我接头的地点，于是，我就坐着火车赶赴上海。可惜，我一直不知去开什么会。我在指定的日期赶到上海，住到了指定的旅馆（四马路日升客栈）。可是，我一连住了五天，没有人来接头。第六天早上来了一个人，才算接上头。来人问我：“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吧？”我答：“是参加会的。”他又问：“参加什么会？”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是参加四中全会的，会已开过了。”这样，出席“四中全会”的37人中，竟有15人不是中央委员，而一些正式中央委员却无资格出席。
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当他刚一宣布六届四中全会开会，早就心怀不满的罗章龙一派就结伙起哄，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在国际代表领导下，改期召集会议。接着围绕会议的性质和议程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王明与罗章龙两派激烈争论中，米夫马上跑出来制止争论，把反对意见压了下去。
中共新的领导班子人选，是这次会议的实质问题。
米夫费尽了心机，在发言中他表面上对犯过“错误”的原中共领导人表现了出乎意料的温和态度。米夫“诚恳”地说：“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出去，党内就没有人了。忠发、锡根、向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一锤定音。“工人同志”向忠发仍保留了他傀儡总书记的职位，周恩来在“打他的屁股”之后，也算是留了下来。
米夫之所以显得这样“仁慈”，让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仍留在中共领导岗位，他是有其用心的。其目的是想揪住他们的辫子，迫使他们接受国际指挥棒，拼凑必要的多数票，支持他早已圈定好的中共领袖上台。
米夫心目中的中共新领袖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他抛出了自己一手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
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被踢出了政治局。
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他们是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罗章龙、韩连会、何孟雄坚决反对米夫拟定的名单，针锋相对提出了另外一份政治局委员人选：徐锡根、何孟雄、罗章龙、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徐畏三。
显然，罗章龙是与王明争夺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强行压制，加上罗章龙对原中共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罗的名单难以为大家所接受，表决结果，米夫操办的名单获得多数票通过。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会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进一步巩固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成员如下：
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
中央宣传部长 沈泽民、张闻天（继沈泽民后任，1931年4月）
中央组织部长 康生
中央军事部长 周恩来
中央职工部长 卢福坦
中央妇女部长 周秀珠
中央农民部长 张闻天（1931年5月重建）
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 王稼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林育英
团中央书记 博古（1931年4月）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罗登贤
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向忠发的总书记职务，但他缺乏领导组织才能，加上这时他思想不求进步，贪图庸俗的生活方式，实际并不管事，而有共产国际撑腰的王明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
党的创始人之一，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者，资历、经验、学识、威望均高出王明一大截的毛泽东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不为第三国际所赏识。
1931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静安寺英商“探勒”汽车行被捕。尽管他当即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供出了一些中共领导人，但一颗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中共中央总书记缺位。
按理，有国际代表撑腰，王明取而代之是很有可能的。可是，情况已非比往昔，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已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先是中央特别负责人、掌管党中央大量核心机密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事隔两个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落入敌手。在此之前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何孟雄，湖北省代理书记林育南，著名左翼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共24人殉难于上海龙华刑场。
王明原已有过被捕的历史，清楚在敌特横行的上海立足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接二连三的人头落地，更使他心惊胆战。他和妻子孟庆树躲进上海郊区的疗养院，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
王明曾写过一首《尼庵小住》的诗：
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
据王明一位远房弟弟陈绍杓回忆说：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元现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戴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们在小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国民党悬赏通缉王明等中共要人的公函虽然“党人本领通天大”，中央有关部门也全力保护王明的安全，但王明清楚在白区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王明也感到在中国党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事业已经达到了顶点。恰好此时共产国际也需要中国共产党派一个负责人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决定离开国内，再次去苏联。
为了保证自己离开后所奉行的方针政策能照样推行，王明在组织上进行了安排。
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责。
博古当时，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尽管毛遂自荐，要求担此重任。按资历，确也够格。卢福坦1926年入党，1927年即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中共六大，他凭着工人的金字招牌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举进入中共高级领导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成了政治局委员。
但王明对卢福坦不太放心，他早已选择了自己的接班人——博古!
博古是1926年末到达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第二期学生。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列席身份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博古虽然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但却于1931年4月接替同年3月被撤职的温裕成，担任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王明去莫斯科后，这位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年仅24岁的少共书记，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同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坚、卢竟如离开上海，秘密乘着日本船奔赴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从此，王明、米夫坐镇莫斯科，博古坐镇上海（后搬往苏区），王明通过无线电台发指示、定策略、遥控中国革命，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
王明、博古年仅20多岁，在中共党内无资历、缺威望，为何一举能在党中央居统治地位?
首先是共产国际不正确的政策干预的结果。中共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当时把共产国际指示当做“圣旨”是情有可原的。米夫又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实现了改组中共领导班子，推举王明上台的目的。
其次，大革命失败，无数共产党员牺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的教训，短短的时间内使他们明白了武装斗争、创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浓浓的血腥味也助长了党内的“左”倾情绪，当时从小资产阶级堆里生发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许多人还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与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
我们的党还缺乏革命经验，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仍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解。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就显示了它特有魅力，俘虏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
王明、博古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就大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整套政策，对待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具有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的毛泽东厄运在所难免了，一切严重斗争在等待着他……
◆4.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免去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他的军权被剥夺了
王明上台后，为推选进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赴中央苏区，代表团共三人，即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人称“三人团”。
任弼时，湖南汨罗人，毛泽东的同乡，这位留着八字胡、戴着近视眼镜、刚满27岁的年轻人，于1921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总书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由于他有留苏经历，被王明认为是同一战线的朋友。他是派到中央苏区“三人团”中掌管实权的人物。
王稼祥，是王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自然算是他信得过的人。
顾作霖不过23岁，出生于上海嘉定徐行。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任、王、顾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执掌苏区中央局大权的是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派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而王明就是反三中全会才上台的，很快，项英就遭到王明新派来的“三人团”的排斥。
在中央苏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这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总政委。虽说王明、博古并不一定看得起毛泽东这个满口南方音、一副农民打扮的“山大王”，但慑于他在红军、群众中的声望，还不想得罪他，甚至还想拉拢他，利用他手中的枪杆子和已有声望，为推行王明一套“左”的方针出力。
1931年4月17日，当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订制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一般是正确的，是执行了中国党六次大会的工作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革命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
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撤去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项英任副主席。
10月11日，毛泽东到瑞金后，又取代项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毛泽东一时成为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领导人，加上他成功地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一时声望大增。本想拉拢毛泽东的王明，一看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发觉毛泽东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线和见解，根本不可能搜罗在他的麾下。加上，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和根据地都在向前发展，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王明深感控制中央苏区大权的重要性。否则好不容易夺来的中共领导权就有可能被驾空。
为此，他们准备对毛泽东下手了。
这时红军从公秉藩手中夺来的一百瓦特收发报机，跟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接通了，终于沟通了“瑞金——上海”的无线电联系。
正愁无法与中央苏区联系、难以下达指令的王明听到这个消息确实高兴了一阵子。这样，他可以用无线电报直接、迅速地对中央苏区实行遥控!
1931年9月，正准备躲避白色恐怖、前往苏联的王明为解除推行“左”的一套阻力，给中央苏区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目的就是要把他那一套强加给中央苏区。
9月1日，王明给中央发出长达一万两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10月，王明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1月1日至6日，接王明的指令，“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的赣南会议，又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是“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当时王明对地主、富农实行斩尽杀绝的态度，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认为应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乃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
第三个罪名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
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这样毛泽东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在战场上大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却连遭挫折，是不是毛泽东不擅长党内斗争，无法斗过王明呢?情况并非如此。
在战场上，尽管蒋介石兵强马壮，人多势众，但双方毕竟是平起平坐的对手，毛泽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可以得到尽情发挥。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却不能不处于劣势。因为王明代表上级，可以对他发号施令。毛泽东尽管看不起王明这位没有实际经验、不了解中国国情、却喜欢发号施令的党内新贵，但为了党内团结，他服从组织，服从纪律，忍辱负重，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
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手中还握有兵权，此时已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还在密切注视着中共党内的情况，通过无线电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喜欢“另搞一套”、经常与他们发生纠纷的毛泽东，不把他整倒，他是不会就此罢手的。
对毛泽东活灵活机动的路线方针，“左”化之教条主义者一直心存看法，为此，他们还从临时中央驻地上海发来了长长的指示电，对毛泽东进行无端指责。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对毛泽东指名道姓地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进攻路线，争取党和红军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王明遥控的临时中央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电、开会、批评毛泽东的主张，一是想借此打击毛泽东，削弱他的影响，另外也是错误估计敌我力量，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他们不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盲目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
毛泽东根据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重在保持、发展红军有生力量。这一套灵活战术，自然不能被王明、博古等接受，被一再指责为右倾，而遭到了批判。
但毛泽东不为所动，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更信奉实践反复检验得到的结论。这样，毛泽东与王明临时中央一场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932年夏，在前三次围剿中惨遭失败的蒋介石又调集了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准备向红军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怎样打退蒋介石新的进攻?
头脑发热的临时中央按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和敌人决一死战为核心的所谓“秋收进攻路线”。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套“左”的做法，他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设想。即利用蒋介石把进攻的主力放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的时机，迅速开展工作，争取使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扩大红军，为反“围剿”准备好充分的条件。
1932年8月，红一方面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歼敌三个旅。
这时，苏区中央局后方的负责人却不顾当时实际情况，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城打援，取得速胜。
身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后方：“在目前敌情与一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
9月25日，后方又回电，坚持要前方“积极地出击敌军”！
红军好不容易建立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前方指挥作战的方便，此时却成了前后方首脑进行争论的工具。
眼看大好的作战时机就会在争吵中丧失，前方领导人忍无可忍。
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撇开后方首脑的掣肘，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
《训令》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命令部队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战场，抓紧时间，向北部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
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首脑大为震怒。当时，项英和邓华到闽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给前方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
为解决任弼时、项英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当时对红军行动问题的激烈争论。
1932年10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全体会议。
宁都，地处瑞金之北、广昌之南。在10多个月前，曾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事。那就是驻宁都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其中实力最强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季振同秘密加入中共。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率部一万余人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团。国民党中大部队在前方宣布起义，这还是第一次。此举令蒋介石瞠目结舌，宁都从此名扬中外。
眼下，宁都将又一次被载入史册。
披着战火硝烟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刚从首府瑞金赶来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坐在一起，讨论着红军行动方针和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会议开始，有着上海临时中央支持的后方首脑占了上风。此时王稼祥从“三人团”中已退出，他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慢慢被毛泽东的魅力和魄力征服。项英已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这时不能理解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为王明“左”的一套所迷惑。当然，后来他们都先后转变过来，任弼时还成为毛泽东忠诚的拥护者和亲密的战友，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王明控制中共中央的前段时期，为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的确也做过一些错事。这些都无损于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后方首脑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对前几次反“围剿”中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会议几乎被他们所控制，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这时正在前线，未能赶来出席会议。
后方首脑们对攻赣州以来红军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攻赣州，本来是战略上的错误，毛泽东当时就竭力反对，但后方首脑们却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把红军撤围赣州归罪于毛泽东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定，指挥犹豫。
红军撤围南城，分兵做群众工作，为粉碎第四次“围剿”创造机会，却被指责为“完全脱离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恐慌动摇，失去胜利信心，专候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
受到点名批评的毛泽东不停地吸着旱烟，一脸严肃，态度镇静，对来自“左”的批评，他毫不妥协，据理反击，分析了整个战场的形势，说明红军早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话音刚落，后方首脑们就站了起来，“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方针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我主张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政府工作，前方由恩来同志负责”。
许多人在“左”倾错误的压力下沉默了，不敢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时，原“三人团”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勇敢地站了起来，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王稼祥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看到自己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便和缓地淡淡一笑道：“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深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会议主持者不满神色溢于脸上。一时会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正在这时，周恩来赶来参加会议。他作为中共苏区最高首长，显然要担任“裁判”的角色。
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
他来中央苏区之前，一直在中央机关担负领导工作。先后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事，有着多年的高层领导经验。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王明对他另眼相待，没要他“滚蛋”，就是要拉拢他，为他们干事。王明派他到苏区，自然也是为了要他贯彻王明路线。周恩来向来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的党性原则。
周恩来与毛泽东1923年底相识于广州，交往不多，这次来中共苏区后，和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
后方中央局的首脑要周恩来负责前方军事领导之责，毛泽东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周恩来感到左右为难。在发言中，他先是批评了毛泽东，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但他同样据理力争：“泽东积累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坚持毛泽东在前方“负主持战争责任”。并提出两种方案供后方首脑选择：一种是他自己负主持战争之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外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之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求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否决了后方首脑们的意见。
最后会议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周恩来留在前方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作“助理”。
会议结束后，后方中央局改变了宁都会议的决定，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并于10月12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
毛泽东的最后一点兵权，竟然在最需要他的紧急关头被剥夺了。毛泽东被调回后方“养病”。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毛泽东，离开了战斗的岗位，由警卫员扶他上了心爱的黄驹马，准备经瑞金赴福建汀州养病。
周恩来、王稼祥把他送出了宁都城。临别时，他回望着宁都的山水，显出眷念的神色。
作为一个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怎么不钟情他谙熟的领域?怎么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呢?但是，毛泽东为顾全大局，还是忍辱负重，服从了临时中央的无理安排，他掉转头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
一向幽默的毛泽东这次再也无法笑出声来。他心中充满了苦涩，但还是服从了临时中央的决定。
◆5.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突然遭到博古的批判，背后的矛头实际是指向“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毛泽东
宁都会议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毛泽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松了一口气。
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叙述了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失去实权的态度：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引者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法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加紧对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进行侦破，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相继来到红都瑞金。
刚刚从中国的大城市到达偏僻的小县城，博古对这里的一切都还看不惯，对这里的工作也很不满意，尤其使他感到气愤的是：令他头痛的毛泽东虽然已相继被剥夺了党权、兵权，但在中央苏区还有很大的影响，在群众中还有相当威望。这一切都是他推行王明路线的巨大障碍。
他指令，以前根据地那种“农民习气”的非正规化的山沟里的东西应当毫不保留地抛弃。“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在他看来，毛泽东那一套消除得越早越彻底越好。
为肃清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把毛派的人物打下去，更加畅行无阻地推行王明路线，博古又一手导演了一场批判“罗明路线”的斗争。
罗明，又名罗善培，最初是广东党、团区委派往厦门的特派员，后又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还未进入中央委员名单。博古怎么心血来潮，要发动对罗明的批判呢?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博古无非是杀鸡给猴看，真正的矛头还是对准毛泽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2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纠集63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在敌人三面夹击的情况下，闽西特别是杭永岩，面临相当严重的情况。
8月，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到了长汀，找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调查了解福建党和红军的情况，总结回忆了前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毛泽东听罗明告之闽西、闽南目前红军兵力单薄，便建议福建学学江西，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接着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是怎样取胜的，讲述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战略，讲集中兵力、诱敌深入、择弱而打的方针。毛泽东很严肃地说：“罗明同志，闽西很重要，杭永岩是老区，干部、群众基础很好，要协助他们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与广东军阀，粉碎敌人围剿，保卫中央苏区。”
毛泽东的谈话使罗明茅塞顿开。他当即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决定派罗明到杭永岩当全权代表，指导各县开展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1日，罗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在新泉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不久在旧县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送给省委。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信。两个报告和一封信反映了边区斗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抓紧时机、赤化和巩固新的根据地、因地制宜扩大红军、注意党政区分的正确主张。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这些并不欣赏。1933年2月，他就以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闽浙赣省委的决定》，认为省委内一小部分人已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把罗明的意见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攻击罗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向后方逃跑退却，公开取消党对群众革命斗争的领导。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就在福建苏区迅猛开展起来。
这一切，连首当其冲的罗明也感到莫名其妙。
福建省委、省苏维埃的干部对反“罗明路线”持不同态度，而分成了三派：
一派是支持罗明；另一派是取消抵制；还有一派是口头应付，实际支持。
眼看反“罗明路线”斗争难以进行下去。
“左”倾教条主义者决定把罗明从前线调到瑞金审查。一到达叶坪，罗明便被软禁起来。
有人威胁恐吓，对罗明说：“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党籍，撤销你党内外一切职务。”
罗明不服，但这时一切为时已晚，他白天遭到中级干部开会批评，晚上又遭一般干部开会批斗，一连批斗了好几天，把人折腾得够呛，甚至有人提出把罗明“枪毙”算了。
这时，刚来瑞金不久的博古也来找罗明谈话。在谈话中，才知道他错误的“实质”。
博古提及了罗明1933年1月在旧县写的从《关于杭永岩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的严重错误。
报告中，罗明写道：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而不注意很好地配合，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摧残的地方对群众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斗争的情绪！博古最不感兴趣的毛泽东，竟然被罗明称为“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不使他感到恼火呢？
他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显然，这个“更高级的领导干部”就是毛泽东。
罗明完全明白了自己所犯“错误”的实质。
罗明被撤职后，原来跟罗明观点相近、支持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福建省委郭滴人也难逃厄运。他先是被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调到省军区宣传部，再调到一个地方去监督几十个人筑工事，还说他不行，最后把他调回军区宣传部，当勤务员的教员，先后四次受到打击摧残。
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也未能幸免。
在强敌压境面前，为保卫苏区，谭震林提出了省军区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这是切合实际的。但却和“罗明路线”命运一样，被诬蔑为“纯粹的防御路线，向后方退却逃跑”。
1933年6月12日，在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上，“左”倾教务主义者对谭震林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谩骂谭震林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之一”“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江西‘罗明路线’的同道”。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前后，王明派往苏区的负责人博古、李德又宣布撤销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的职务。
毛泽东的支持者被撤换下来后，一批能够忠实执行王明教条主义的干部被换上去。
曾洪易任福建省委书记，钟循仁接任省苏维埃主席，省军区由龙腾云接任司令，万永诚接任政委。
◆6.“毛派”人物邓、毛、谢、古纷纷被贬
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派”人物邓、毛、谢、古也实行“无情的打击”。邓即邓小平，毛即毛泽覃，谢即谢唯俊，古即古柏。
批判邓、毛、谢、古是从批“毛派”的头子——邓小平开始的。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23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广西百色起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8月，他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6月调任“会寻安”三县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之所以挨批，是因为他在“会寻安”实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
对于他在中央苏区这段经历，在“文革”中，邓小平复出时，毛泽东旧事重提，1973年8月4日曾写了如下批语：他（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1933年2月20日《斗争》刊载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发出批邓信号弹。
2月28日，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委出于无奈，只得批评“会寻安”县委所犯纯粹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
而当时，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合中心县委书记的便是邓小平。
可是，中共临时中央对江西省委的表态深为不满，认为邓小平就是“江西的‘罗明路线’”。
于是他们一边改换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一边决定甩开省委，直接令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张闻天去“会寻安”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主要内容是反对邓小平。
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了“会寻安”，并于1933年3月31日通过《决议》，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
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随即，“会寻安中心县委”便进行改组，邓小平被调离。
1933年4月15日张闻天在《斗争》上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文章又一次批评中共江西省委，“对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始终没有公开地指出来”。翌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下，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会议”，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
斗争升级了，扩大到了邓、毛、谢、古。
批毛泽东，批毛泽东路线，批“毛派”，中共临时中央正在一步紧逼一步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排名第二的是毛泽东之弟毛泽覃。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毛泽覃1923年加入中共，1925年后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曾任县委书记，红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委员。
1931年6月，毛泽覃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遭到批判时，他已调往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
为批判毛泽覃，《红色中华》《斗争》发表重头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指责毛泽覃实行的是“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点名批评毛泽覃，实际是批判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覃在黄公略牺牲之际，曾代他指挥全军，担任过红军独立师政委、师长。
“毛派”的另外两人谢唯俊和古柏与毛泽东是同行，因为他们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秘书，追随毛泽东左右，跟毛泽东有密切的关系。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6年年仅18岁的谢唯俊加入了中共。1928年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在红军中先后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的秘书，经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古柏则是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9年1月，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古柏连夜赶去跟毛泽东见了面，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0年5月，毛泽东搞农村调查到达寻乌，当即找寻乌县委书记古柏。他和古柏朝夕相处了20多天，相互加深友谊。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多次提到古柏对他的帮助。
此后，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就让古柏担任了前委秘书长。1931年古柏调离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
邓、毛、谢、古分处不同地方，岗位相异，怎么会成为“反党小组织”呢?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跟毛泽东都有着密切关系。直接的原因，则是出于他们四人对博古、李德等人当时的工作深为不满，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称呼。这自然惹恼了他们，于是他们四人成了批判毛泽东的“替罪羊”，受到挞伐。
◆7.肖劲光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和军籍，判刑五年，毛泽东说：“打击肖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
为了消除毛泽东的影响，使毛泽东威信扫地，“洋房子先生”使出了一招又一招，制造“右的典型”“罗明路线的代表”，但这仍不能使他们满足，在当时对党内斗争和根据地存亡起关键任用的军队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肖劲光，就是他们在军队中找到的代表。
肖劲光，湖南长沙人，曾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军事修养，任过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政委、红十一军政委、红七军团政委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等职，在红军和根据地均颇有影响。
肖劲光长期浴血于前线，熟悉实际情况，对“全面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左”的一套很不满意，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主张深表赞同，在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即将进犯黎川之际，他不顾“左”的喧嚣，大胆地提出和“左”倾军事指挥权完全不同的建议，即把红军主力集中于黎川之侧，从侧面给敌人以打击，而不应死守黎川。肖劲光的建议正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战术的翻版，也是“洋房子先生”所不容许的。
“洋房子先生”慑于毛泽东的威望，不敢直接把矛头对准他，而找定了肖劲光。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同罗明和肖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肖劲光是毛泽东比较亲近的同乡。毛泽东曾就此说道：“打击肖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
博古、李德揪住肖劲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为了推卸黎川失守的责任。
1933年9月，蒋介石在组织第五次“围剿”中首先猛攻黎川，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肖劲光断然带兵撤退。黎川宣告失守。
“洋房子先生”们深感对黎川失守这样首战不利、丢失城门的事总得有个交代，于是在黎川失守后40多天，借浒湾失守之故，把肖劲光当做“替罪羊”。
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本来就对肖劲光不满，在总部一看到黎川失守的消息就大发雷霆。“肖劲光，这个人擅离职守，胆敢放弃黎川，这是有意破坏我们反五次‘围剿’的整个部署，应该军法从事!军法从事!”
博古、张闻天赞同李德的意见，并把黎川失守扯到了“罗明路线”身上，扯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提出肖劲光“是红军中罗明路线的执行者、领导者，并且是发扬者”，是“红军中罗明路线”最典型的代表。
尽管毛泽东支持肖劲光，但无奈并不掌权，胳膊拧不过大腿。
当即，肖劲光被撤销了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调往建宁总部审查，12月初又被送往瑞金。
经过批判与围攻，1934年1月6日上午，在瑞金由最高法院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进行公审，书记官以黎川失守为由控告了肖劲光的罪名。
肖劲光站在被告席上，神情坦然，据理申辩：“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只有70余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也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快要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有什么错误呢?”
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博古、李德早就要找借口打击“毛派”的支持者，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个机会。审判庭骚动了，不断有人呼喊口号，甚至喊出要“杀掉肖劲光”。
审判结果，肖劲光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权上诉。对肖劲光的公审轰动了整个苏区。1月13日，苏区《红色中华》报，报道了公审实况。
毛泽东多次过问此案，但博古、李德毫不理睬。在肖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又派贺子珍来探监，她转达了毛泽东的安慰——“黎川失守是‘左’倾路线造成的，你在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左’倾路线的指责和审判是不公平的。”
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红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等也对给肖劲光的处理表示不同意见。王稼祥就拒绝在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的判决书上签字。博古后来也稍为转变了态度，借口工作忙，不再过问此事。
李德因慑于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威望，加上支持者甚少，不得不于2月初把他下放到红军学校当教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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