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王明与他们的恩师
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当然不可能完全由老师来设计，但是，人生旅程中，不可能不留下老师的痕迹。一个伟人身后，必定有几位、乃至更多的对他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师，懦夫亦然。青年时代，老师的作用尤为明显。
毛泽东在求学生涯中，遇到过10位好老师。可以说，毛泽东能从韶山冲里走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师的指导。在这些老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杨昌济和陈独秀。
杨昌济（1871—1920年），号华生，字怀中，湖南长沙人，出身于板仓农村的一个读书人家。他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著作。19岁中秀才，后几次参加举人应试均不中，遂在乡授徒。1889年入岳麓书院，参加谭嗣同等人组织的维新改良运动。1903年去日本留学，1909年考入英国北淀大学，毕业后，曾赴德国短期考察。1913年回国后，当时的湖南省政府打算聘他做官，但他拒绝了，并毅然来到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等校任教。
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作为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教育家，杨昌济以其严谨的操行和优良的品德、广博的学问影响着他的学生，同学们听了他的教诲，都树立了一种奋斗向上的人生观，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新民学会奉杨昌济为精神导师。
杨昌济“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曾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诗句以明志。在一师求学时毛泽东那远大的抱负，刻苦好学的精神，俭朴谦虚的作风，坚忍顽强的意志，得到杨昌济的赏识和钦佩。他对家里人说：“我在第一师范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由此出发，杨先生对毛泽东特别钟爱，不仅免费向他提供《新青年》，向陈独秀推荐毛泽东的习作，而且常和毛泽东等亲切交谈，到了北大后，仍时刻惦记着毛泽东，希望他能入北大学习。
毛泽东与杨昌济从相识到永别，只不过五年时间，但他们建立了超坚强的情谊。杨昌济在临终前不久，还特地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恳切地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毛泽东、蔡和森——作者注）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杨先生不愧为有眼光的教育家，毛、蔡也不负恩师重望，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杨先生去世16年后，毛泽东和那位有名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还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杨先生去世的同年冬天，毛泽东娶了他的掌上明珠杨开慧为妻。先生在天之灵如有所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这种影响贯穿毛泽东后来生活的始终，尤其在教育方面，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杨昌济的教育观在一定意义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另一位恩师是安徽人陈独秀。
陈独秀（1897—1942年），字仲甫，号实奄，笔名顽石等。早年曾四次去日本留学，1903年7月，与章世钊等在上海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5年创办并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他曾参与过暗杀清朝大臣的密谋，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团体。辛亥革命爆发后，安徽省随即宣布独立，陈独秀被新任安徽都督孙毓筠特聘为都督府秘书长。不久，柏文蔚继任都督，陈仍执秘书长职，并实际主持都督府工作。由此可见，陈独秀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极富革命精神、擅长以文笔作投枪的革命分子。
1916年12月26日，曾名噪一时的光复会会长，担任过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深知：要使这所最高学府焕发生机，就必须要由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有识之士占据学校讲坛。于是他四处网罗人才，陈独秀也成了其中一员。因为在这之前，有人向他推荐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他一口气翻了十来本，深为杂志的思想倾向和丰富的内容所感动，是啊，青年人的变化不可估量，想不到当年在暗杀团共事时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几年不见，竟长进得如此睿智而博学。他心中一亮，北大文科学长一职非他莫属。
事有凑巧，此时陈独秀正在北京。求才若渴的蔡元培听到这一消息时，正是他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于是他匆匆赶往陈独秀下榻的中西旅馆看望陈。两人寒暄一番后，蔡校长说明来意，可陈独秀并不领情，委婉地谢绝了北大新校长的美意。
蔡元培已铁了心。他想，要使这位晚辈应允就得靠诚意。作为长辈和校长，他太看重这个年轻人的才气了。他施展了三顾茅庐的战术，首先在心理上俘虏这位江南才子。没过两天，他又早早地来到中西旅馆陈独秀居住的房子外面坐等。待陈独秀开门来，见此情景，心中立即被一种负疚感侵袭，眼前这位戴金边眼镜、留长山羊胡子的学者，仿佛一下子高大起来。这次，他不得不向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掏心里话了。原来，他担心自己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很难胜任博士、教授云集的北大文科长。还有一点，就是他为正办得红火的《新青年》担心，每月一期，编辑部在上海，脱不了身。
蔡元培听后，轻松了许多。他原以为陈独秀有什么大的难言之隐，或者会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为自己不愿意就职找借口，原来却是这两件都不难解决的事。他痛快地说：“凭先生的学识，完全可以授予教授职称，到北大后就可办手续。至于《新青年》也可以搬到北大来办，在人才济济的北大，一定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在这位善于排忧解难、惜才如命的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面前，陈独秀还能说什么呢。他只得乖乖就范，愉快地答应了。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10天，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了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仅过两天，北京大学布告栏里又贴出了校长蔡元培签署的关于陈独秀任职的布告。陈于1月下旬赴京上任，挑起了北大文科学长的大梁。他的到来，给北大的历史写了光辉的一页。
从蔡、陈第一次面谈，到陈独秀上任，前后只有一个月，效率之高，现代人也为之咋舌。
蔡元培得陈独秀，北大文科面貌为之一新，尤其是《新青年》，被蔡言中，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办得更红火，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蔡元培爱才，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也不亚于蔡元培。他对毛泽东的特殊关照，使其成为毛泽东处在人生关键时期的引路人。
1917年3月，陈独秀正在寓所兼《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编审稿件，他被一篇寄自湖南、署名“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而吸引。几千言的文章，从体育的定义、地位及如何开展体育锻炼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有理有据，史论结合，更可贵的是把他自己实践的“六段操”的体会直言陈述。在众多的理论文章中，此文文字尚欠练达，但善于求新的陈独秀被文章中独特的见解所驱使，决定采用，于是在《新青年》1917年四月号中就有了《体育之研究》。
陈独秀当然不可能知道“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也不会知道毛泽东在几十年后会成为左右中国历史的伟人。也许他也不知道他采用的文章是一个年仅24岁学生的“处女作”。他凭的是直觉，是对自己事业的严谨负责的态度。从这时开始，陈、毛结下了文字之交。尽管在这之前，毛泽东早就从杨昌济赠给他的《新青年》中知道了陈独秀。从此以后，他无时不想面见这位自己所崇拜的人物的尊容。
机会终于来了。1918年8月，毛泽东为他的战友们——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为了生计，他必须找份工作，于是只好求助他的老师。杨昌济在向李大钊推荐毛泽东时，仍不忘他三年前写在日记中的称毛泽东“资质俊秀”的话，李大钊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从此，毛泽东成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比他大14岁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他曾经去拜访过陈独秀，毛泽东试图和来图书馆的名流学者交谈，但他们却没有功夫听他讲湖南话。陈独秀却不同，他不仅给了这位湖南青年陈述己见的机会，甚至乐于和他交谈。他们每次见面，文科学长对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提出的问题，表现出极大兴趣。以后毛泽东来访，他总是放下手上的工作与毛泽东热烈交谈。通过短暂的接触，毛泽东为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而钦佩，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进步很快。他后来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对此，他深深地感激陈独秀，他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人。”
诚然，毛泽东的转变主要原因是他本人内因的作用，但外因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如果说在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中，杨昌济等人是教他如何做人的启蒙老师的话，那么陈独秀、李大钊则是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共同的追求，使他们的关系日渐密切，后来虽天各一方，身处异地，但却经常保持联系。
1920年3月，毛泽东和陈独秀联名在《申报》上登载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重申了他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5月，毛泽东途经上海，立即找到陈独秀商讨组织“改造湖南同盟”的计划。陈独秀除对该计划提出详细的意见外，还谈了自己的建党计划。毛泽东在后来回忆起这次相处时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看起来，那个时期不仅是“可能”，而且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关键时期。
在组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和毛泽东配合默契。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陈独秀即给长沙的毛泽东寄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并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绝对信任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作为湖南地区建党的负责人。
在党的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名正言顺地担负起领导全党的责任。11月，他在起草中央局通告时，要求长沙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五区，在近两年内发展组织30人，以便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可见，在陈独秀眼里，长沙是建党初期的几个重要区域之一，也可以说，陈独秀把毛泽东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而以重任相托，毛泽东也对陈独秀表现了极大的尊敬。毛泽东接到通告后，先后到衡阳、安源等地从事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时，全国121名党员中，湖南占了三分之一。为此，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并为毛泽东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工作实绩而高兴。
由此可见，陈独秀这位当年思想界的明星，不但在思想上给了毛泽东很大影响，而且在实践中也精心指导，使毛泽东能更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为后来毛泽东迅速成为执掌中央部分大权的人物创造了条件。
1923年4月底，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奉命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显然，这与总书记陈独秀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党的三大上初露锋芒，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执委会秘书长。
根据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长负责党内外文书和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由委员长及秘书长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和秘书长召集之”。从此以后，毛泽东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日常事务，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王明的学历比毛泽东高，但他在国内求学期间，拜的老师却没有毛泽东多。王明天资聪颖，记忆力强，不到10岁就能撰写对联，并能赋诗作词，从小学到大学，凭着自己的天分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成绩一直优秀，因此，也博得一些老师青睐。在一些进步老师影响下，他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学好本领。因此，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他很快成了他的崇拜者，并成为中共党员。可以说，这个时期尽管王明内心深处也有不健康的东西，但他的生活轨迹是奋斗向上的。
但是，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王明在其“恩师”米夫的扶持下，两人气味相投，表演了一场场闹剧，可以说，米夫是对王明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我们在后面再详细叙述。
◆2.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国民党内，毛泽东都是公认的农民问题专家
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是毛泽东的性格，也是他和王明的主要差异之一，对此，王明望尘莫及。
毛泽东的务实精神，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形成了。在新民学会中，他强调会员要取潜在务实的态度，不图虚荣，不标榜；在刮起出国勤工俭学风的时候，他没去赶时髦，而是决心要把本国的“书”读好；参加革命斗争后，他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下矿井、去车间，力求把自己与工农的差距缩得最短。最能体现毛泽东默默耕耘精神的，要数对待中国农民的问题了。
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大部分成员都把注意力放在工人运动上，这无可非议。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忽视农民运功。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他们不同，他在注重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注重农民运动，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来看待，正因为如此，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内，他都是公认的农民问题专家。他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对他最终选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被人忽视的领域探索正确的途径，正是毛泽东默默耕耘的结果。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冲的一把火，把穷苦人民的心里烧得亮堂了，也把土豪劣绅烧得坐立不安了。吃了哑巴亏的成胥生更是把毛泽东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他把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的情况通过关系，密报给了军阀赵恒惕。
赵省长火冒三丈，想：当初我赵某人把谭延闿赶下台，搞“湘人治湘”时，很多文人墨客都喝彩拥护，在报上撰文支持，就是这个毛泽东却要对此评头品足，在组织示威游行后，还把省政府戏弄了一番。因为当时自己刚上台，不好众目睽睽之下整治这个在省会兴风作浪的人物，现在还在为此后悔呢。“这一回算你撞在我枪口上了”，赵恒惕想，“组织过激党，罪该万死，恰好又在偏僻的韶山冲，杀他十次也没人知道”。
“湖南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赵下定了决心，他立即命令湘潭团防局，迅速派兵，捉拿毛泽东，就地正法，以清除心腹之患。
一切布置妥当后，赵恒惕脸上露出了狰狞的奸笑，洋洋得意道：“毛泽东啊毛泽东，这回你就是插翅也难逃了！”
赵恒惕又失算了!他的精心策划被开明绅士、湘潭县议员郭麓宾探悉了。这位郭议员富有正义感，也欣赏毛泽东的人品和才华，认为毛泽东是湘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希望毛泽东遭人暗算，于是，立即派人将这一紧急情况送到韶山。毛泽东得知后，从容地对韶山今后的工作向韶山支部负责人作了交代，掌灯时分，在三个农民护送下离开了韶山。随后，杨开慧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也被接离了上屋场。
当团防局的枪兵们提着灯笼赶到上屋场时，这里已是人去屋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们来的路上，毛泽东就是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的。
毛泽东的这些经历，对王明来说就好像是天方夜谈。
很多年以后，一位美国学者在台湾采访了赵恒惕。学者问道：“你当时完全有机会杀掉毛，为什么没有做到呢?”
这位当年的赵省长耸了耸肩，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大了。”
赵恒惕总算客观了。但他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有能量，且有很大的能量，但当时，比起有权有势的一省之长而言，毛泽东的能量就小得多。当然，他不愿承认自己太无能，尽管这种无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回到韶山点火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兴趣更加强烈了。不久，他就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论文，并发表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文章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而写的。第一种错误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他们只注重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第二种错误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只注重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他们都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同盟军。因此，毛泽东在文章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分清敌友是革命首要问题”。
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期望全党和革命同志关注农民问题，毛泽东接着写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发表在1926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上。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没有分析城里各阶级，集中笔墨分析农村中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他的结论是：我们组织农民，乃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突出问题的解决。切不要逼其跑向敌人那边，做了反动派的力量。
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农民的认识，在当时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正因为如此，1926年2月，他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为实现本党政纲及指导全国农民运动”而设立的，并决定由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农讲所，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由国民党农民部主办。1924年7月开始，已办了五期，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谭植棠、阮啸仙先后担任过农讲所主任，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李立三等曾在农讲所担任教员或讲课。
1925年在广州毛泽东被任命为第六届农讲所所长。他于2月上旬即开始筹办。选定广州市番昌学宫为所址，决定向全国招收300名学员。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等是农讲所教员，毛泽东任命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
一切准备就绪。3月底来自20个省的学员到达广州，考试录取了327人。5月中旬正式开学。本届农讲所共设25门课程，毛泽东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占总课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担任了“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的教学。
“中国农民问题”课程共分五编。毛泽东在讲授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受学员的欢迎。从盘古开天地到辛亥革命，都没人专门研究过农民问题。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中国四万万人口中，农民有三万万多，占了百分之八十。因此，中国国民革命，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
在注重课堂理论教育的同时，毛泽东十分注重实践，这是他的特长。在为期四个月的训练中，他组织学员到韶关、海丰等地实习了三个星期，培养学员理论联系实践的工作作风。
9月中旬，农讲所的学员毕业。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学员，回到各地后：要“拜农民为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样才不愧为我们农讲所培养出来的好学生。这些学员绝大部分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各地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
因为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深入研究，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宣传员养成所、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官学校第二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练员养成所、广东大学附属中学、国民党广东青年部夏令营讲习班，都请他去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农工政策”等课程或作有关农民问题的专题报告。他的课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语言幽默诙谐，深受听众的欢迎。
在讲授的同时，他还写了诸如《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取得了广泛影响，在全国各地，尤其在他的家乡湖南，很快形成了一股农民运动的猛烈旋风。
他此时已不愧为农民运动专家了。
1926年10月底，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随即携妻儿离开广州赴上海就职。
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是1925年9月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决定设立的。一年多来，困难甚多，组织尚不完备，实际形同虚设。待毛泽东上任，才正式决定以阮啸仙、彭湃、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及团中央二人组成中央农委。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各省农运工作。
毛泽东上任后，一面组织农委机构，一面制定农运计划，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此，他于11月下旬从上海溯江而上，视察江西、湖南、湖北农运情形，于12月到达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
在会上，对农民运动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估价。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到更充分的证据，反击诬蔑农运的倾向，毛泽东决定回乡考察农民运动。此时正值湖南省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电邀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于是，他起程回湘，于12月中旬到达长沙。随后在湖南工农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农民运动的讲演。
1927年1月初，毛泽东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运动。在这以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专门召开常委会议，为这位该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考察作了周密安排，并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开展这一工作。
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从长沙乘船到达湘潭，于1月5日到了银田镇。一年前，他在家乡点火时，这里曾成功地进行平粜阻禁的斗争。在这里举行的调查会上，一位农民说：“宁乡事露乡国民党区分部实行‘二民主义’。”
毛泽东不无惊讶地问：“什么‘二民主义’?”
那位农民回答说：“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斗闹平粜米的鞋匠欧二保抓进了县监狱，就是不要‘民主主义’。”
听到这，毛泽东连连点头：“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
参加会议的农民看到中央来的人都支持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要求立即找区党部算账。
毛泽东对坐在一旁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揭露那‘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运的错误。”
与会者见有中央的人给他们撑腰，纷纷把满肚子的怨气倒了出来。银田寺乡农协负责人反映：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杀了两个叫花子开张，他当团防局长时，杀了50多个人，还组织保产党，破坏农民运动，农民对他恨之入骨，都要求法办他。
毛泽东听后，十分气愤，他说：“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全县震动，这对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汤峻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番话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农民的革命热情。
第二天，毛泽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年多前，农民运动被赵恒惕视为洪水猛兽，北伐军打败了赵恒惕，这里的农民运动又高涨起来了。去年，这里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他，如今却毫无遮掩地为他举行欢迎会。他在欢迎会上说：“民国十四年开展农运以前，人家说我们八字好。才几个月光景，我们突然走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个巧得很!如果不要农会，只要关圣帝，观音大士，能打倒土豪劣绅吗?现在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呢!信神呀，还是相信农民协会呢!只有靠农民、靠团结、靠斗争。”
信惯了神的乡民们，如今都亲身体会到信农会比信神管用。
15日，毛泽东一行来到衡山白果，白果的农民具有反抗的光荣传统，很早就起来对抗地主恶霸了。1923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就派了刘东轩、谢怀德等来这里开展农民运动，9月就建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第一个农会组织，有6000多户农民参加，后来会员达10万人。阻禁平粜、减租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就像在统治者的心脏上插上的一把刀。因此，毛泽东在白果的座谈会上说：“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衡山人）的胞衣盘里闹革命。你们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引燃其他各‘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毛泽东这次考察，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每到一地，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组织以及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骨干开运动会，还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交谈，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得出一个结论：“农民运动好得很。”这个结论，为井冈山道路铺垫了基石。
◆3.颇有才干的王明赢得了米夫的赏识，一个培养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想法开始付诸实施
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原是沙俄时期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整个楼房完全采用俄罗斯建筑风格，楼前是个大花园，宏伟气派，对面是莫斯科大教堂，庄严肃穆，两幢建筑交相辉映，使得这里的环境寂静、别致。这就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王明在国内争吵着要来的就是这个地方。
王明和他那即将成为同学的一帮人经过长途旅行，于1925年底到达了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刚来的王明对莫斯科的一切比起他第一次到武汉感到更新鲜和好奇。尽管学校对中国学生特别关照，但生活上的不习惯，语言的不通，使王明他们仍感到陌生，感到困难重重。好在中山大学都是自己的同胞，要不，他真不知道怎样过下去呢!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为了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学校开设了经济、历史、地理、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课程。王明入学后，被编在第一班学习。
中山大学的教员几乎都是俄国人，中国学生首先面临的是语言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安排学生到俄国居民家里实行一段时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然后，把俄语学得比较好的学生组成一个速成班，由教员直接用俄语教课，培养速成翻译。善于博闻强记的王明，在学习语言上，又发挥了自己的天赋，他凭借原有的英语基础和刻苦钻研，俄语水平提高很快。因此，他自然就成了速成班的学生，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克劳白夫。
速成班只有十多个人，开设四门课程。给该班讲授马列主义课的就是中大的副校长米夫，米夫和克劳白夫揉合在一块，在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恶作剧。
米夫（1901—1938年），原名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出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1917年5月，刚中学毕业即投身革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先后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专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论，后在该校当研究员，并兼东方大学研究员。1925年，他被调往中山大学任副校长。此时。他才24岁，真可谓是坐直升飞机的人物，年纪轻轻，却经历辉煌。也正是这一点，对王明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也许是罗森塔尔效应的作用，在学习中，王明对其他课程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成绩也一般，但对俄语却肯下功夫，不到半年，他就达到了能说会谈的程度。对米夫讲授的列宁主义课程，王明挖空心思，认真揣摩，死记硬背，很快取得了发言权。该门课程以自学为主，由老师列出学习提纲，指定阅读参考书目，然后学生看书，再组织全班讨论。在其他课堂上很少发言的王明，一旦上列宁主义课，就沉不住气，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的同桌同学庄东晓回忆说：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爆出，口水四溅。……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课的主讲人是该校副校长——米夫。原来，这一切正是王明为了讨好任课教师米夫，而精心设计的表演。
这位副校长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位“优等生”的此番表现，他对这些中国学生中有这样一位俄语流畅，对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如此谙熟的角色而暗自高兴。他庆幸他那干巴巴的讲授有了听众，庆幸有了一位来自中国的黄皮肤的知己，他脑海中掠过一个大胆的设想：中山大学既然是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就应该培养出一流的领导人才，这个目标能实现，既可以使中山大学声名大振，作为副校长，往后对中国的事情也就有了发言权。想到此，他觉得眼前这个小个子就是他要栽培的最好的苗子，他虽个子小点，但却才华横溢、能力超群。
他下定了决心，他要把克劳白夫作重点培养。
于是，米夫开始实施他的培养计划。每当列宁主义课的小组讨论发生意见分歧时，米夫总是指定王明就分歧问题发表意见，实际上就是让王明作结论。而王明则以米夫做靠山，每次都眉飞色舞地长篇大论一番，以显示自己的本领。如果说米、王这种关系还算正常的话，后来就心术不正了。
中山大学成立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当时的负责人是后来叛变、成为反共斗士的任卓宣（叶青）。任卓宣凭他的老资格，以及在中共旅欧支部时积累的那点工作经验，对“旅莫支部”实行官僚主义、家长制的领导，错误地认为中山大学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思想、触及灵魂，为此，党员之间要互相揭发、互相批判。任的这种认识和做法，在广大党员中引起了强烈不满，终于导致了1926年春的一场大争论。
对任的做法，王明也表示了极大不满，因此，在讨论会上，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站起来与任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当时参与这场辩论的西门宗华回忆说：“他紧紧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开始同任卓宣辩论，他讲得有条有理，富有煽动性。当年在火车上呆得像块木头，如今成了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露出了锋芒，显出了才华，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后来就选他当了学生公社的主席。”
看来王明的进步还真快：过去只善于舞弄笔墨、赋诗作词，而今却能凭着他那有些过大的舌头滔滔不绝、语惊四座了。这成功之中不能不有一半应归功于米夫，归功于米夫对他的怂恿和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
这场辩论产生了两个直接结果：一是该校校长拉狄克在作了长篇的结论性讲话后，宣布旅莫支部解散，任卓宣彻底败北。另一个是学生公社在改选时，在有相当多的老资格、有名望的党员中，王明得票独占鳌头，他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同学们的公认和肯定。米夫更把王明视为得意门生，从此以后，他们沉醉于权力斗争的旋涡中，越陷越深。
◆4.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们要当共产党领导的特殊的“山大王”
国民党新军阀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四一二”，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记载着蒋介石的“功绩”和国民党的“荣耀”。
汪精卫迫不及待了。7月14日夜下达了“分党”密令。为了求得蒋介石的谅解和信任，也表示自己“觉醒”太晚的内疚，汪精卫大开杀戒。“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7月15日，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尸街头，武汉三镇充斥着血腥味。
鲍罗廷和临时中央虽然觉醒太晚，但毕竟是觉醒了。
7月18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1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庐山休养了一个星期后回到武汉，当天鲍氏宣布增加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
瞿秋白（1888—1935年），江苏常州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访苏，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俄三年，写下了大量报导，著有《赤都心史》等著作。1923年初回国后，出席了中共三大，并主持起草党纲。刚回国时，担任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时，才36岁。
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俄租界【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俄国人，29岁）、纽曼（德国共产党员，25岁）、洛蜀莫娃（俄国人，罗的助手）参加了会议，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问题和各地党的工作。会议决定，毛泽东回湖南传达此次会议精神。毛泽东异常兴奋，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决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毛泽东早就有了这种准备。武汉正吃紧的时候，湖南也因“马日事变”而使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为重整党的组织，他自告奋勇回湖南，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指定他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6月下旬他回到长沙，后又到湘潭、衡阳等地了解工农情绪，恢复党、团、工会组织，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的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在湘的活动，引起了唐生智的忌恨，他电告汪精卫，请求处置。陈独秀得知后，急召毛泽东回武汉。毛泽东到武汉后参加了7月4日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在会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瞿秋白的重视。
在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但毛泽东坚决要求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8月12日，毛泽东与杨开慧离开武汉，连夜乘火车赶回长沙。安顿好了妻儿，嘱咐她们坚持斗争后就匆匆开始了他的使命。他们谁也没料到，这竟是两人的永诀。
18日，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在沈家大屋召开的新省委会议，会议对秋收起义又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
8月30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安源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并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即领导这次起义的最高指挥者。
毛泽东到处奔波，开始了起义前的各项准备。30日夜，连夜赶到株洲，向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暴动计划，布置了株洲工农在暴动中的行动。随后前往安源，组织起义的骨干军事力量。
当时，党领导的湘东赣西革命武装，主要集中在修水、铜鼓、安源三处。
安源是毛泽东早年从事工人运动的地方，基础好。此时党在这里培养了6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还有醴陵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等。毛泽东到达安源后，在张家湾召开了安源市委及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宣布了负责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研究了起义军的军事行动，明确了起义军的编制和进军路线。会议决定，参加起义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以驻守在修水的原武汉国民革命政府警卫团，以及未能赶上南昌起义的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以安源工人武装及附近的农军组成；第三团以驻扎在铜鼓的部分警卫战士、浏阳工人义勇队等组成。三个团共计5000余人，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会议决定，起义部队配合各地工农武装，计划分三路进攻长沙。
会后，毛泽东在潘心源、易子义、刘建中陪同下，直奔铜鼓。为了防止万一，毛泽东化名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即使如此，当他们到达浏阳和铜鼓交界的张家坊时，仍被当地团防军缠住了。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和那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详细谈起了事情的经过：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心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局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二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 有五六次我已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领导秋收起义时的毛泽东这位“张先生”好在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好在团防局的兵也不认识他这位呼风唤雨的农民王，要不，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立大功的机会的。
命大福大，虎口脱险，死里逃生。至于没有了鞋子，脚被严重损伤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毛泽东抵达铜鼓，在县城萧家祠召开了三团干部会，布置了起义各项事宜。
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按预定方针行动。第一团和第四团（起义前，师长余洒度收编的邱国轩部）向平江进军，到金坪时，第一团突然遭叛变的第四团袭击，损失极大。第二团去浏阳后也因麻痹轻敌，陷入重围，突围后全团星散。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团在去浏阳东门后，休整两天，即和反扑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恶战，部队突围后拉到上坪。
在此种情况下，再进攻长沙，无异于自投罗网。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并写信给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毫无希望的省城暴动。同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路起义军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会合。
至19日，各路起义队伍先后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在该校上过学），召开师、团干部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师长余洒度坚持要打长沙，指责退到农村是想当“山大王”。
毛泽东反驳说：“历史上从没有消灭过‘山大王’，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他是共产党领导的，有办法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向萍乡退却，沿罗霄山脉南下的主张。
20日，毛泽东给起义部队全体官兵讲话，阐述了革命武装和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他耐心地说服大家：“目前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积聚粮草，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力量。”
士气高涨了，抖落掉失败的阴霾，意气风发地向井冈山进发。经芦溪镇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年仅22岁。
卢德铭，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上中学时即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岁时投靠黄埔军校，因考试时间已过，他要求见孙中山。孙中山召见了他，当场面试，十分满意，于是，他成了黄埔第二期辎重队学员。在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科员。叶挺独立团成立后，他到该团任连长，屡立战功，升任营长、团参谋长等。进入武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部警卫团团长，在秋收起义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现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战略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牺牲，使毛泽东痛失了一位好战友，好助手。
26日，部队攻克莲花县城。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
10月27日，部队进驻井冈山中心——茨坪。从此，毛泽东以此为据点，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这里开始铺垫。
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能顺利开进茅坪，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正处在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毛泽东所以选中这里作为据点，是有其道理的。井冈山周围地区受大革命影响，中共地方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有群众的支持，就容易落脚；井冈山以宁冈为中心，周围500里，纵横80里，山高林密，峭壁耸立，地势险恶，易守难攻；山周围都是产粮区，便于军队筹集粮草，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井冈山离长沙、武汉等中等城市较远，反动统治力量薄弱，便于利用敌人矛盾，而革命的影响又能迅速传播开来。
这是搞武装割据再好不过的地方了。然而地方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人好。井冈山虽有一定群众基础，但毕竟交通不便，当地的山民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而山上有两支势力不小的绿林军。在当时，在起义部队遭到反动武装追击的情况下，能不能在山上站稳脚跟，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和这两支绿林军的关系。
毛泽东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还在三湾改编的时候，他就派人送信到宁冈，绿林之一的袁文才就驻扎在那里。袁接到信后，立即派他的文书，原武昌农讲所学员、也即毛泽东的弟子陈慕平为代表，随同宁冈县委的负责同志，到三湾与毛泽东谈了县委组织的状况和袁文才部的情况。
10月3日，起义部队抵达宁冈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现在我们在作战略退却，来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生养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世界。”
会议在议论与井冈山两支绿林军的关系时，很多人主张强攻力取，上千人的部队对付百十号人、几十条枪的绿林并不困难。但毛泽东却坚持智取。最后，会议决定对袁、王两支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袁文才（1898—1930年），宁冈人，幼年时上过私塾。19岁时参加本地人胡亚春组织的“马刀队”，后任参谋长，从事杀富济贫的活动。1926年9月，和共产党人龙超清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行政委员会委员，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率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百人。
当毛泽东从龙超清的汇报中得知袁文才是共产党员，且是革命的有功之臣时，他对收编袁文才部充满了信心。10月6日，毛泽东只带了少数几个随从，前往大仓村会见袁文才。毛泽东赞扬了袁文才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精神，并当即送给袁108条枪。这一举动，不但消除了袁对工农革命军的疑惧，且使他十分感动，他回赠毛泽东600块大洋，以充军费。袁文才还要求毛泽东派中共党员去训练他的部队，毛泽东也愉快地应允了。会谈取得成功。10月7日，袁文才欢迎工农革命军进入他的驻地——茅坪。
几个月后，袁部接受改编，袁文才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兼一营营长。
王佐（1898—1930年），与袁文才同庚，江西遂川人。裁缝出身，识字不多，武功不错。1924年组织绿林武装占据井冈山茨坪，干起了劫富济贫的营生。比起袁文才来，他这位把兄弟就要难对付多了。王生性多疑，处处设防。当他从袁文才那里得到消息，说山下来了工农革命军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来了对手，但当听说袁文才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100多支枪时，又使他垂涎三尺，也想冒险和毛泽东接触接触。
10月24日，王佐派自己的代表朱持柳到井冈山西侧的荆竹山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集合部队欢迎这位朱使者。而当毛泽东如约到双马石去与王佐见面时，王佐不是列队欢迎，反而将兵卒都安排在四周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以防不测，直到毛泽东和他讲了一番革命道理，并当即给他70支枪时，才喜不自禁，马上让毛泽东的部队过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的双马石哨口，上了井冈山，并给了毛部五万斤谷，权当回报。
10月27日，王佐亲自带领毛泽东部进入井冈山中心茨坪，从此以后，毛泽东以此为根据地，指挥部队在井冈山周围纵横驰骋，开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而王佐对工农革命军完全放弃疑虑是在1928年初。当时，毛泽东派到王佐部队去的何长工用计帮助王佐杀了他多年的死对头、井冈山七县民团总指挥，解了他的心头之恨，从此，他对工农革命军深信不疑，并在2月接受改编，任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副团长。
与绿林结盟，收编袁、王部队，是毛泽东建立根据地雄才大略的一部分，他扩充了革命队伍，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此时的王明，正在莫斯科起劲地鼓吹城市暴动呢！
◆5.有米夫撑腰，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以王明伟主要代表的教条宗派，即后来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使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10万人，兵分三路北伐，正义之师势如破竹，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至第二年春，战线已推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中国革命已成燎原之势。
国共合作的主意是共产国际出的，革命的发展是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分不开的。共产国际的作用还从来没有对一个东方大国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形势越来越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研究和了解中国，将在共产国际的发言席上赢得重要的发言权。
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很想拥有这种权力，他早就想通过研究中国问题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七次扩大会议。米夫在这次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米夫提纲”，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斯大林认为“米夫提纲”虽然对这一政权的反帝性质强调不够，在中国广大农村建立苏维埃的提法也欠妥当，但肯定了“提纲”对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贡献，从此，米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也开始得到了斯大林等人的赏识，这更加促使了米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勃勃雄心的急剧膨胀。
1927年春，在莫斯科开往海参崴的列车上，坐着联共宣传家代表团一行五人和四名翻译，王明正用流利的俄语和代表团团长米夫亲切交谈。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两年前的那个寒冬，也是在这条铁路线上，王明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时还呆得像块木头呢!可如今，他是克劳白夫了，是苏代表团团长的随行翻译了。
为争夺这个贴身翻译王明可谓煞费苦心。代表团组成时，配了四个翻译，他们的分工是：潘克鲁（潘家辰）给米夫做翻译，负责搞党的材料，刘少文搞工会的，王明搞团的，庄东晓随米夫的夫人搞妇女工作的材料，后因庄患病住院，另派了一位男同志。
按理说，中大学生能被如此规格的代表团选中当翻译已是够幸运的了。但王明却不满足，因为团长的翻译是潘克鲁，而不是王明，可他早就盯上了这个位置，他要达到目的。于是他在米夫面前，不是说潘翻译有问题，就是说潘挂念爱人、影响工作等。米夫看透了王明的心思。这还不容易，米夫团长一句话，跟在他后面的就由潘换成了王。
代表团到达海参崴后，改乘苏联轮船，经由自辟的特殊航道，直开广东。3月到达广州。但国民政府已于两个月前迁往武汉，他们一行只好返回上海，直奔武汉。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米夫和他的翻译王明列席了这次会议，这是王明第一次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在此期间，米夫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对这位苏联代表团团长的要求，陈独秀不愿接受，但也不好推辞，只好安排王明在宣传部当秘书长，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编辑。从此，王明以“绍禹”为笔名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按照在苏联了解的有关共产国际政策对中国问题进行评论。
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6月5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6月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6月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反共会议；19日，冯又与蒋在徐州会议，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在这种情形下，代表团再也不能、也不想在这块是非之地待下去了。7月初，他们离汉赴沪，乘船北上，按照来时的路线，8月初回到了莫斯科。
离开半年多，学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革命的形势急剧变化，引起中山大学乃至苏共上层意见的严重分歧。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与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围绕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留学生也转入争论，并有一些人接受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为了稳定中山大学，斯大林严厉地指责了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中大校长拉狄克，拉被解职，校长由原教务长阿古尔代理。中山大学学生思想一片混乱。
“乱中夺权”机会难得。米夫和王明回到中大后，无暇整理从中国带回的大量材料，就立即投入了反对“教务派”的斗争。
米夫和阿古尔早有分歧。因拉狄克很少来校，学校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米夫主持。米夫的工作主要靠中山大学大学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和王明等中国同学。阿古尔主持教务工作，在繁杂、具体的工作中，他依靠在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等，帮助制订教学计划、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这样中大就被分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两派在1927年6月的学期总结会上，相互指责，争论不休，会议连续开了七天，仍互不相让，直到放假，双方仍耿耿于怀。
米夫和王明自然不会放弃这一极好的机会。王明向米夫献上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首先把没有卷入两派斗争的“第三种势力”争取过来，以联合他们对付“教务派”，这样，既可以使“党务派”更驯服，又可彻底搞垮“教务派”。
不愧严师出高徒。行动的结果，果然击垮了“教务派”，阿古尔被撤职离校，26岁的米夫正式升任中大校长。不久，就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成为中山大学权力的绝对支配者。有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教条宗派，他们自诩为真正的理论家，布尔什维克，共29个，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正是依靠这28个人为骨干，又欺骗、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取得了有生以来第一个“辉煌”的胜利，他为此感到快慰。
“教务派”的被挫败，使王明进一步取得了米夫的信任。对王明来说，实际控制中大的支部局只是他要走的一小步，他不会满足的。当常常听到同学指责他充当“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时，他恨之入骨。但他在同学中的孤立地位，又使他不敢发作。他采取了非常措施，要置那些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于死地。这样，既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又可以扫除日后晋升的障碍。
经他精心策划，中山大学这所本来是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干部的学校，却成了“反动社团”和各种“投机分子”聚集的场所。因此，当国内的共产党人正为大革命的失败而痛心疾首，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时候，王明在莫斯科也不甘寂寞，积极发动了同反对他的人的斗争，为后来回国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积累了经验。
王明为了整垮反对他的人，使用了极为卑鄙的手段。他把年纪大的、且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和多是江、浙籍的同学，如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等打成“江浙同乡会”，而把那些工人出身的同学打成“工人反对派”，把那些年纪小的共青团员说成是“青年先锋主义者”。这还不够，他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把上述三部分人合起来，称作“第二条路线的联盟”。在这方面，王明不愧为才思敏捷的高手，要不怎么会想出这么一大堆新名词来呢。
王明先从年岁大的同学开刀，以求惩一儆百之
俞秀松（1899—1938年），这位早年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工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的老资格共产党员，来中山大学前，在党内已颇有名气。对莫斯科，他也不陌生，1921年3月他在这里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中大后，得到教务长阿古尔的信任做了大量的教务组织工作，在同学中影响比较大，因而引起了米夫的不满和成了王明嫉妒的对象。
董亦湘（1896—1939年），也是一位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上海、无锡等地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到中大后，是阿古尔办教学的依靠对象。因此，也成了王明的眼中钉。
俞秀松、董亦湘等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要打倒这些人并不容易。精明的王明抓住党内最忌讳组织派别这一点，捏造了“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派别，以置他们于死地。
“江浙同乡会”是这样编造出来的。据被打成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孙冶方介绍：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去学习，极少数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与兰夫……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们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同学外，董亦湘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出去了。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的陈启礼、左权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山大学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人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一顿饭的工夫，就是“江浙同乡会”成立的经过。王明如临大敌，又如获至宝，要求中大支部局调查这一事件，并请来苏联安全机关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认定，“江浙同乡会”存在，对其成员要严惩不贷。
王明急急忙忙跑到当时在莫斯科参加筹备中共六大的向忠发那里表功。得到王明的报告后，向忠发立即来到中大，专门就“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因此，必须“取消其组织”，“对组织中的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
向忠发这位识字不多的工人领袖，在这里讲起来倒是滔滔不绝了。他是八七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莫斯科方面器重的大红人。在随后召开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虽然他的晚节极不光彩，但这番歇斯底里的表白，就像扔下了重磅炸弹。比起王明来，他还算诚实，因为他在公开场合也毫无隐讳地承认这些是听说的材料，但就是凭这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等于判处了“江浙同乡会”部分成员的政治死刑。随后，12名中国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王明等人的恶劣行径，引起了中大广大学生的不满，他们向中共代表团和联共中央反映，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后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江浙同乡会”事件。1928年秋作出结论：“江浙同乡会”纯属乌有。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参加了三大审查委员会，他秉公执法，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王明等人的宗派阴谋。米夫、王明从此对他怀恨在心，又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到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身上。
“工人反对派”是王明强加在他的反对者头上的又一顶帽子。国共合作破裂后，在中大学习的国民党学生纷纷回国。在片面的办学方针指引下，中大在招生中强调产业工人出身的不得少于一半。因此，中共中央在选送学员时，十分注意这一点。一批优秀工人骨干被送到中山大学。同时，在法国的一批华工也进入中大学习。从国内选拔的工人学员，具有实际斗争经验，在学校看到王明脱离中国革命实践夸夸其谈，十分反感。因此，他们常去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成员那里反映情况。王明看到这些工人学生居然不听他的话，就给他们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并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其后台，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对其进行恶劣诽谤和人身攻击。
在这件事上，共产国际偏听偏信，没作认真的调查，就草率地作了结论，当时的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做出了令米夫、王明欢欣鼓舞的决定，坚持原则的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
“先锋主义”是王明给反对他的青年团员准备的一顶帽子。据原中山大学团的宣传部长西门宗华回忆说：有一次，我召开团的宣传会议，决定请外面的苏联人来校演讲，演讲之后搞娱乐活动。当时报告人已请好，娱乐活动也准备好了。这时王明突然来通知，说有党的活动，叫我们改变计划。按理团的活动应当服从党的决定，但是由于我当时年轻气盛……我们团的总书记是苏联人，名叫华根，这个人很老实直率，我就对他说，你去开党的会议的时候，讲王明破坏我们团的活动。我是一句气话，哪知华根真的在会上直率地讲了，这一下恼了王明，说我不遵守党的决定，是先锋主义。西门宗华因此被开除团籍。
为了不但从精神上，而且从肉体上整垮自己的对手，王明把与自己唱对头戏的人搅和在一起，安上了反对“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反动的“第二条路线同盟”的帽子，根据王明把持的校党支部局的建议，从1928年10月起，“第二条路线同盟”成员大都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几年的异国生活，王明算是春风得意，他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矮个子“木头”，成为后来左右他人政治生命的铁腕人物。这都归功于米夫的支持和他们卑劣的伎俩。他虽学会了言必称马列，常常手捧经典著作，引经据典，但他却不愿意研究中国革命。因此，王明四年的大学生活收获的是四个字：“教条主义”。王明把与他意见不同的人，称“会”“派”或“盟”，而实际上是他自己罗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山大学制造事端，兴风作浪，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以“中国列宁”“真正的理论家”自居，目空一切，1929年3月回国后，以教条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使共产党人付出了极为沉重的、血的代价。
◆6.毛泽东、王明的婚恋
毛泽东的首次婚恋是杨开慧。1901年9月26日出生的杨开慧，是长沙东乡（现开慧乡）板仓人。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理想的毛泽东正好来到一师求学。毛泽东的伟大抱负、雄伟气魄和精湛学识，深得杨昌济的赞赏。当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一些进步同学常到“板仓杨寓”学习和讨论各种问题。
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深深打动了随父在长沙念书的杨开慧的心，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学习和讨论，还把自己写的学习笔记和日记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奔波于长沙、北京等地，为使学生在北京生活有个落脚的地方，1918年夏已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让毛泽东到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元。这时他与杨开慧接触更多，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还见到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从此开始到1921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已有数年书信往返，寄托相思。
杨开慧在她的无题自传散文中，对这段恋爱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想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他们结婚前夕，毛泽东曾有情浓词美的《虞美人》写与开慧，表达其孤身异地、辗转反侧、长夜不眠的刻骨相思：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杨开慧不顾家里的困难，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同事送的祭奠费，捐献一部分给毛泽东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湘区委的秘密机关。杨开慧担任湘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同毛泽东一起战斗和生活。
当时反动军阀极力查禁进步书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已经不能在文化书社公开出售，毛泽东于1922年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段时间，毛泽东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杨开慧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挑起家庭重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当时，毛泽覃、毛泽建、何宝珍、张琼等一些青年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感到整个长沙城是一片黑暗和冷酷的世界，而在这城郊的清水塘，他们生活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身边，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1925年2月，杨开慧随同毛泽东回到韶山，这是杨开慧第一次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茅屋草房，以及花草树木，她都感到特别亲切，她更关心和热爱这里的贫苦农民。按照当地风俗，她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杨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在很短的时间里，韶山地区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她理着短发，穿着青衣短袄，领口露出一线洁净的白边；下穿灰色长裤，一双天足穿着白袜套布鞋，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杨开慧讲的这些通俗生动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乡亲们。此次回韶山，她还当过这年成立的中共韶山支部的四个支委毛新枚、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的入党介绍人。宣誓仪式就是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小阁楼上秘密举行的。韶山地区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1925年秋，毛泽东去广州，杨开慧于同年冬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家里没有请保姆，因此，杨开慧除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还得照顾家务，抚养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攻克长沙，10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北伐，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到武汉，12月17日，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杨开慧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运动作工作。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进行三十二天农民运动考察工作。杨开慧对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和整理。
2月，毛泽东和杨开慧先后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杨开慧由于工作忙，加上怀孕，身体不太好。但她仍然拒绝同志们要她单独开伙的建议，不搞特殊，和大家一起吃饭。她生下孩子后只二十来天，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关山远隔，夫妻俩从此就断了联系，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
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1930年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江西）得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立即写信给烈士亲属，对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的第二段感情是在井冈山上与“永新一枝花”贺子珍的婚恋。
1927年10月6日，初上井冈的毛泽东带了四五个人来到长期活跃于井冈山的红色绿林袁文才据点大仓树，村口站了一大帮人，他们看到毛泽东等人进村，忙不迭地迎了上去。原来袁文才已把毛泽东上山的消息通告了当地的一些共产党员和他的部将，并在毛泽东来到时列队欢迎。毛泽东与袁文才握手问候后，先介绍了身后的几个随行人员，袁文才也把自己的部将向毛泽东及其随行的同志作了介绍。最后介绍的是贺子珍，毛泽东有些惊讶，想不到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还有这样一位娇美俊秀的年轻姑娘。
袁文才看透了毛泽东瞬间的心境，接着介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前不久，她从永新带了一支队伍与我们会合，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是老革命啦。”
听了这番介绍，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
他原以为这个小姑娘只不过是袁文才部将的女儿罢了，想不到她还能拉起一支队伍上山，因此，他打心眼里赞赏贺子珍。
站在旁边的贺子珍被袁文才的介绍涨得满脸通红，搓着刚被毛泽东那只大手握过的右手，更显得妩媚动人。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原来，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在永新县城也算是有头有面的人物。早年曾捐官当上安福县县令，但因不谙官场，受人排挤，回到永新，捡了个“刑门师爷”，又因牵涉两桩官司，坐了班房。从此，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出狱后弃官从商，在县城开了个卖杂货，兼营茶馆的小店，以此支撑家庭门面。
贺焕文对子女教育看得很重，贺子珍初小毕业后，又进入福音教会子弟女生部学习，并读至毕业。1926年春，16岁的贺子珍已成为母校秀山小学的国文教师。此时，她已出落得亭亭玉立，被公认为“永新一枝花”。
在共产党人欧阳洛的影响下，贺家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共党员。国共合作后，贺子珍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才16岁。
1927年3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不久，调任吉安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和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6月10日黎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县城捕杀共产党人。由于叛徒告密，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80多人被捕入狱。
为营救贺敏学，她给兄长的同班同学袁文才写信求援。袁接到贺子珍的信后，会同结拜兄弟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城。7月26日，他们攻占县城，救出了狱中的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从吉安赶回永新，随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山。
毛泽东在茅坪住下后，在那个不大的山村与身染疟疾、在家休养的贺子珍接触逐渐多起来。
1928年6月，贺子珍痊愈后，即率领一支工作队到永新县夏幽区西乡塘边村，从事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不久，毛泽东也率部分战士来到这里，进行分配土地的社会调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毛泽东也被安排住在贺子珍的房东家里。
安顿后，毛泽东要开调查会。贺子珍自告奋勇承担了调查会的准备工作。她感到，跟毛泽东在一起能学到很多东西，同时，在她心灵深处正萌发着一种少女微妙的情感。
有一次，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他正在写东西，便不声不响地倚在门槛上，深情地注视着毛泽东那全神贯注的神态，看着他那宽阔的后背，少女心中升起的不仅是敬意。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使她感到，他有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在他身躯里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朵红云挂到脸上，她觉得浑身发热。
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在舒展腰臂之际，一眼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贺子珍。贺子珍赶忙把目光移到自己脚尖上，极不自然地抚摸着自己的上衣纽扣。少女的这种反常举动，毛泽东自然明白，他坦率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呢，这是自己暗恋着的人的应允，是一种共鸣，是两颗相恋的心的撞击!
贺子珍坐下后，毛泽东讲了自己的身世和追求革命的经历，贺子珍也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和家庭情况，他们谈了很久，时间不知不觉就这样过去了……她更敬重他，他更爱慕她，两人倾心相爱，心照不宣。
从此，毛泽东的生活多了一个姑娘的细心照料。一天，经毛、贺同意，袁文才亲自掌勺炒了几个菜，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正热闹的时候，袁文才当众宣布了毛泽东、贺子珍的婚事。此时毛泽东35岁，贺子珍19岁。
婚后，贺子珍担任了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在井冈山开始了甜蜜而又艰苦的生活。他们是幸福的，但有时也拌嘴，吵过后，毛泽东总是那句话：“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这种“响叮当”的性格，为他们日后婚姻的不幸埋下了种子。
与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的感情生活相比，王明与孟庆树的婚恋要艰难得多，甚至具有某种传奇色彩。
王明到莫斯科后，一切还算顺利。从进俄语速成班，到得到米夫的器重；从与任卓宣的辩论，到当选学生公社主席；从给米夫充当随身翻译，到斗败“教务派”，成为中大的“无冠之王”，在众人面前，他总是扮演成功者的角色。尤其是给米夫献计后，他更是踌躇满志。得意之余王明也有一块难以启齿的心病，那就是丘比特之箭总是不肯光顾，这使他感到沮丧。
他以前想，虽然他没有让女孩看得上的伟岸身躯，但他要凭着自己超群的才华，在事业上做出一番令人刮目的成绩，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尽管现在还谈不上功成名就，但在堂堂的中山大学，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也算得上小有名气了。然而，他还是没有得到女孩子的爱情。
王明有些耐不住了。他不是那种要爱情不要事业的人，但他毕竟23岁了。本来，到中山大学来的大多正值谈情说爱的年龄，加之远离祖国和亲人，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莫斯科舒适的环境，使中山大学恋爱风盛行。和王明一块来的人，有的正在热恋，有的正在物色目标，以发起攻击。看到人家成双成对、卿卿我我的热乎劲，王明说不出是羡慕还是嫉妒。
1927年11月，中山大学又招了一批学员，这是中大的第三期学员。他们中的女学员很快成了男学生追求的目标。王明也不甘示弱。他了解到，女学员中有一个叫孟庆树的，是自己的老乡，来自安徽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才16岁，出身地主。王明想，出身不好，但能被派到莫斯科来学习，足见思想进步，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再也不派人来中大了。
孟庆树，身材适中，五官端正、秀美，虽然算不上校园里的美女皇后，但青春的优势和落落大方的风度，赢得了不少男生投来的目光。王明对这位老乡尤其关注。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接近她，以期得到她的垂青。但孟庆树对小个子王明不感兴趣，她很快找了一个男朋友。王明落了个单相思。
也许是对爱的专一，或许是这位老乡太值得王明追求了，表明与孟的男友之间展开了一场爱情竞赛，王明不相信那么多有影响的人都被他征服了，难道就不能征服一个女孩子。同时，对王明来说，越是难得到的就越想得到。因此，他仍然顽强地向16岁的小老乡发起了更猛烈的爱情攻势。
还是米夫给了一个机会。如果说王明对米夫爬上校长宝座有功的话，那么王明能赢得孟庆树的好感，就应该感谢米夫了。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需要在中山大学挑选几名学生做工作人员。米夫把挑选学生的任务交给了王明。能作为中共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一种荣耀，王明利用这个机会，首先就把自己喜欢的孟庆树安排进去了。当时，孟庆树还只是团员，很多党员同学对此很不满意，但王明为了爱情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影响和对爱情的执著赢得了孟庆树的好感。转而，她和原来的男友分手了，爱情的天平逐渐向王明身上转移。但是，王明小小的个头、其貌不扬的外表，的确引不起她的兴趣和激情，她也没有最后拿定主意。直到王明回国时，孟庆树也没有给热烈追求自己的王明以肯定的答复。
王明回国后，先被安排在上海沪西和沪东区委搞宣传工作，工作上的不得志，使他更加思念远在异国的恋人。
1930年，孟庆树回国，也分配在上海沪东区委妇委会工作，几乎和王明待在一起了。王明的相思成了咫尺追求，如何赢得女友的芳心，可费了王明不少心思。
天有不测风云，王明由于本职工作消极，不能很好地完成区委交给的任务，在区委会上经常受到同志们的批评，这位当年名震中大的“白马王子”，再也威风不起来了。王明的处境，使多少有些势利眼的孟小姐爱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她开始有意疏远王明。
上海沪东区委妇委会书记是女工出身的朱秀英，孟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她经常深入到附近的纱厂调查情况，参加劳动。王明知道孟庆树是有意躲着他，工作上失意，使他不愿再接受爱情失落的现实，他经常去找孟庆树。孟庆树被王明缠得心烦，干脆把住房退掉搬到朱秀英那里和她一块住。
痴情的王明并不知道孟已搬家，当他再一次来到孟的住所时，只剩下了一所空荡荡的房子。他在房子里来回踱着步子，突然，他发现了孟庆树用过的几支发卡子，他小心翼翼地拾了起来，细心包好，作为纪念品，珍藏在贴身的口袋里。
1930年7月30日，孟庆树不幸被捕入狱，关进了上海龙华看守所，王明得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半个月之内，他冒着生命危险三次去探监。他后来回忆当年的情形：
化装三探龙华监，亲结背心递我穿。
高语家常低语党，铁窗加紧两心牵。
患难见真情，王明不顾自己安危，多次来监探望，使孟庆树深受感动，她终于答应了王明的求婚，在出狱的第二天（1930年11月23日）便和王明结了婚。对此，王明写道：
出狱两天便结婚，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银汉女郎不可分。
王明对爱情的追求和忠坚，令人钦佩，他们结婚后，风风雨雨，共同生活了44年。王明虽屡犯错误，不得志，但他们恩爱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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