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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会谈走向关系正常化
从日内瓦会谈到中美大使级会谈50年代，尽管美中关系处在僵硬对立之中，但是，这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却开始了对一系列问题的长期会谈，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和探索，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全面展开外交工作的新时期已经到来。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出席有苏、美、英、法和中国参加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会议期间，杜勒斯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态度傲慢狂妄。但是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对中国代表团表示了友好态度。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酒吧间，主动找周恩来的秘书浦寿昌攀谈。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很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同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史密斯的友好态度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第二天休息时，在酒巴间，周恩来主动和史密斯打招呼，史密斯虽然避免和周恩来握手，但他笑容可掬，和周恩来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他又一次赞扬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周恩来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恩来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史密斯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敬佩。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尽管外表上激烈反共，内心却有兴趣探索同中国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一些盟国也认为，中美双方如能接近一些，将会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为此，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采取主动，向新闻界发表了中国愿意就美国扣留我国侨民和留学生，及美国在中国被押被俘军人和犯了罪的平民问题进行谈判。这个建议得到了美国代表团的响应。
6月5日至6月21日，中、美方面在国联大厦进行了四次会谈。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接触了两次。中国方面态度积极主动，并通情达理地处理了一些问题。而美国方面，在遏制和反共的总政策制约下，表现出固执和僵硬的态度，以致常常把自己置于被动地位。尽管如此，日内瓦会谈，打开了中美接触的大门，为中美会谈作了铺垫，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意义深远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对中美关系发表了历史性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同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的声明，表明了中国致力于缓和远东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中美关系的立场，受到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赞赏。许多国家希望美国响应中国的声明，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美国在国际国内压力下，也希望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了解中国在若干问题上的态度。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方面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从8月1日开始，美国派出约翰逊大使，中国派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会谈中，中国采取主动步骤，在第一次会谈时，首先宣布中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欢迎，也使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所作的真诚的努力。会谈首先围绕遣返侨民问题进行磋商。9月10日，经过艰苦努力，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这份《协议声明》写法独具一格，别出匠心。正如当年参加会谈的王炳南大使指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以后尼克松和周总理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①..
周恩来对这个《协议声明》表示赞赏。50年代末，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②..
9月20日至12月12日，会谈继续进行，从第一次会谈到12月12日，会谈共进行了73次。第二轮会谈进入了中美关系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中方提出台湾问题和周恩来直接与杜勒斯进行会谈问题；美方则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的问题。约翰逊根据杜勒斯的指示，把这两个问题故意纠缠在一起。他要求中国首先必须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才同意举行中美外长级会谈。中国方面严正指出，美国侵略台湾己酿成中美争端，美国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己威胁东南亚和平、安全与稳定，威胁中国的安全和建设，美国应从台湾海峡撤退其一切军事力量。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中国在台湾问题的上述立场，和美国的遏制与反共政策、霸权政策相抵触，美同不可能接受。其间，尽管中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协议草案，均为美方拒绝。中美会谈陷入毫无进展的僵持之中。12月12日，美国方面宣布约翰逊调任驻泰国大使，无端停止了中美会谈，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针对中美会谈和中美关系作了一段总结性谈话。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美苏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
①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5页。②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6页。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未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①..
毛泽东对中美会谈和中美关系，抱着一种远大宽阔的胸怀。他相信，事情总是在起变化，中美关系也处在变化之中。中美之间的困难不会是永久的，终究会得到克服，中美尽快建交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急于求成就容易丧失原则，反而不利，时间会帮助克服困难，只要具备条件，水到渠成，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必然的事情。
1958年，台湾海峡发生第二次危机。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进行骚扰，制造紧张局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对叫嚷“反攻大陆”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惩罚，调动了美国的巨大的军事力量。为了缓和中美关系，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中美之间举行谈判，解决两国争端。9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政府表示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
为了准备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8月底，毛泽东召回了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谈判代表王炳南。两天后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听取了王炳南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报告。毛泽东对王炳南的报告表示满意，并指示拟定重新开始中美会谈的新方案。在王炳南返回华沙时，毛泽东接见了他，指出在会谈中应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1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指示王炳南，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①毛泽东把中美大使级会谈看做是中美双方互相了解、中美人民建立和加深友谊的机会，他的着眼点始终在中美人民。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中方谈判代表仍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谈判代表为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由于美国方面始终坚持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60年9月6日，中美大使级举行了第100次会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回顾了中国在谈判中的真诚努力，对美国在谈判中所持的没有诚意、拒绝解决问题的立场表示深深的遗憾，并表示“只要美国政府还愿意谈下去，中国方面是愿意继续同它谈的。”
此时，艾森豪威尔因大选即将来临，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表示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他亲自到台湾访问，美国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海，并把武装或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为此，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对于这种反华现象，没有什么可怕。他说，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了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华，也有间隙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问题可惜，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的建设搞得好，国家强大起来，这种较大的间隙性就会到来，这时美国就会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毛泽东要求全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要被暂时的反华现象迷惑，要努力做好国内的工作，创造解决中美两国关系的条件。
①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72—73页。
1961年美国新总统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华沙会谈继续进行。1961年9月，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卡伯特接替比姆继续会谈。1962年，蒋介石集团借中苏不和及国内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机，积极准备窜犯大陆，蒋介石决心很大，关键还要看美国是否支持。6月23日，王炳南向卡伯特表达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严重关注，指出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玩火，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表示，将把会谈情况尽快电告美国政府，并强调，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美国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它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①卡伯特的态度，不是他个人的态度，而是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不愿意因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而承担引起世界大战的风险，破坏它的全球战略。这就再次证实毛泽东关于美国政策具有虚弱性的一面的论断。
中美会谈136次，在这漫长的谈判中，中美双方仅就侨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皆元结果。
但是，中美会谈在两个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旷日持久地进行了10多年，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通过这个渠道，两国政府保持了外交联系和经常接触，交换了双方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看法，沟通了信息渠道增进了双方人员间的友好交往，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既为中美双方互相了解提供了机会，也为中美双方进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会谈，作了一定程度的准备，提供了经验。它也为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中美关系的解冻，美国和中国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竞选获胜，担任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1月上台。
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而著称。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他支持杜鲁门一系列重大的反苏反共措施。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所谓“揭露共产党人渗透和颠覆阴谋”活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谴责杜鲁门政府1949年“丢掉了中国”。50年代他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支持麦卡锡，大力推行迫害运动。1953年到1961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积极推行者，对于中国表示很大敌视。他曾对《纽约每日新闻》发表谈话说：“我愿非常明确地表明，我反对给共产党中国以外交承认，我同样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从1967年起，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兴趣。1967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了解到许多外国领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0月23日，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经不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这个现实。”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表现出清醒的态度。
①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9页。
中美关系继续索绕在尼克松脑际。1968年8月初，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不管准是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8月9日，尼克松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职后12天，便向基辛格表示：“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①之后，3月7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谈到美对华政策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有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和不断发展的核能力”，“我们继续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进行有益的对话方面取得进展，以缓和紧张关系，解决我们的分歧，并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欢迎恢复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会谈。”②罗杰斯的谈话，被称为尼克松政府“第一项政策声明”。看来，尼克松政府将把探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它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历史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尼克松所以热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有诸多因素。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全球扩张和称霸的一贯战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从国内看，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己出现衰退的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巨额的战争费用开支，大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使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减弱，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美国在经济上的“喜马拉雅山”正在倾倒，这不能不使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们优虑万分。从国际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到处碰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由于它的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使它的脚陷在了亚洲。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致战争失败，使其国际地位明显削弱。在越南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军费开支浩大，士兵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反战浪潮席卷，使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美国在日本的情况也每况愈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强劲对手。西欧对美国越来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美苏之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己失去了控制能力，争霸全球战略的方针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内外情况，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①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②转见李长久、鲁施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210页。尼克松在调整外交关系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是他重点之一。在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必要性在于：
首先，尼克松认识到，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继续把它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奉行的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西欧国家也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愚蠢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然无视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一意孤行，继续孤立和不承认中国，到头来只有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尼克松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认识到：美国是改变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候了。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美国需要在与苏联的抗衡中，减轻压力和负担。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愈演愈烈，双方不仅进行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且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角逐。这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都保持着敌对状态。苏联把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上的分歧，并且用霸权主义威胁中国。在中国北部边疆阵兵百万，造成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在美苏争霸中，中国成为一个制衡力量，中国和任何一方和解，都会使这个世界性的三角发生倾斜。尼克松认为，中国北部边境的紧张状态，是中国人可能倾向于和美国和解的重要动因，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和解将有利于美国和苏联的抗衡。尼克松说：“我相信历史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的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似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①尼克松认为，实现三角外交具有可能性也具有重要性。他感到向中国打开大门不会危及反而会促进美苏关系。尼克松还意识到，对中国采取主动会给他政治上带来好处；选择最佳时机访问北京将使美国的自由派感到震惊，打乱他们的阵脚，从而保证他再度当选。如果他能闯入这个拥有地球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大门，那么他的形象就会骤然“高大”起来，压倒所有那些呆在国内无所作为的民主党的反对派。基辛格也指出，我们受到警告说，打开中国的口子会使美苏关系倒退；事实上，打斤这个口子在几个对苏关系的问题上反而会打破僵局。①
最后，尼克松政府认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竞争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广大而潜在的市场将会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和好处。在未来的亚洲竞争中，美苏日中四国将成为互相竞争、制约的力量，从而造成亚洲的均势，保持亚洲力量的平衡和稳定。
尼克松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出发，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纳入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之中，承认中同将是他任期内期望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向其阁僚们解释：“我们与中国的疏远，尽管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再也承担不起意识形态这个奢侈品了。”②..
①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259页。①基辛格：《白宫岁月》（节选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9页。
尼克松积极推进对中美关系的探索。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自1969年11月起，美国与中国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至双方总是可以说他们之间还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
1969年初，尼克松以总统身份所进行的第一次国外旅行，便开始试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他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时，戴高乐告诉他：“对你们来说，与其在中国强大起来后而不得个承认它，还不如早点承认。”他认为戴高乐的话是对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7亿人口的巨大潜力无疑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和军事巨人。他请求戴高乐通过法同驻华大使把一个口信转达给中同人，说他将结束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状态。1969年4月新任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把尼克松的口信带到了北京。
接着，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从7月23日起放宽对美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月23日，尼克松在白宫的草坪对一批学生说：我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那时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及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能走在一起，一起谈话。
11月初，尼克松命令美国海军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12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邀请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使馆会谈了一小时，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这使美国人感到欢心鼓舞。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从12月23日起，允许美国拥有的公司的外国于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的物资。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中国大使馆内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了会谈，这使自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以来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会谈宣告恢复。在2月20日举行的第136次会谈中，斯托塞尔向中国建议，由美国政府派出一位高级代表到北京进行更深入的会谈。他遵照指示告诉雷阳：“美国在台湾有限的军事力量对贵国政府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我们希望，随着亚洲日益走向和平和稳定，我们将能够减少我们目前在台湾的军事设施。”雷阳在宣读的声明中，则建议双方继续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或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渠道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国政府将乐于接受美国总统派出特使深入研究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4月7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公报中根据国外资产管制条例，规定国外子公司和外国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允许装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的部件输往中国。
正当中美关系出现转机，朝着关系改善方面发展时，出现了曲折。4月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将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会见尼克松、罗杰斯和莱尔德。接着，4月28日，美国派兵入侵柬埔寨，发动了所谓“第四十二号全胜作战行动”。5月9日，在华盛顿白宫南面广场爆发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美国群众反战示威。18日，中国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鉴于美国在4月30日悍然出兵柬埔寨，“扩大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的侵略战
②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三联书店，1989年，第238页。争，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对美国在印支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毛泽东对尼克松和解的真实性表示了深深的怀疑。
但是，尼克松决定打中国这张牌，为他再次当选总统作铺垫。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华沙会谈的中断，给他们提供了避开国务院与北京直接联系的机会。6月，尼克松指示弗农·沃尔特斯中将与中国驻巴黎官员接触，中方没有予以答复。6月4日，美国众议院从其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国会表明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同的协定。这是14年来的第1次。7月10日，尼克松在回答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的问题时，公开表示，他赞成给中国以外交承认。8月26日，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表示了他的强烈的访华愿望。他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我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尼克松通过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向北京传递信息。10月25日，他在白宫会见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时，他要求叶海亚·汗向中国政府传话，他认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表示愿意派一位美国高级使节秘密访华。第二天，他在为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上谈到中国时，他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个名称。
11月中旬，叶海亚·汗抵北京进行国事访问，随身带来了尼克松的亲笔信，信中正式提出了美国总统访华问题，并建议基辛格在此之前访问北京，他将被授权“讨论台湾问题”。叶海亚·汗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11月的晚些时候，周恩来接见了罗马尼亚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这位高级官员带来了尼克松托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
对美国一系列表示，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了积极的反应。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将亲自掌握未来中美关系的进程。
10月1日，斯诺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让斯诺站在他身旁观看了浩大的群众游行。毛泽东以独特的方式向美国政府传达了中国接受尼克松和解的要求。尽管中国通讯社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也照例记录了这一消息，但是美国政府不理解毛泽东的独特的表达问题的方式。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它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12月8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格哈·希拉利在基辛格白宫办公室向基辛格宣读了一封周恩来给尼克松的正式个人信件。周恩来在信中强调，他不但代表他自己，而且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说话的。信中说，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方式谈判。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曾经通过各种途径收到来自美国的许多其他的信件。但是，这是第一次由一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很重视来信。①..
①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节译本）第36页。
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斯诺进行长时间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欢迎尼克松来，因为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必须他解决。尼克松如果想来北京，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毛泽东说，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的。毛泽东最后告诉斯诺，如果你看到他，请告诉他，我欢迎他来。
看来，中美之间的沟通，正在朝最高层直接接触的方向迅速发展。中美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具备良好的准备。
毛泽东的乒乓外交和墓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一开始，虽然尼克松在越南战争中推行“狂人理论”使南越军队入侵老挝，这对中美会谈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中美双方都坚定不移地促使向关系正常化方向迈进。
2月25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美国将“准备与北京对话”，声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他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他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他在美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宣布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
毛泽东看准中美关系的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对于美国的种种表示，是作出中国式反应的时候了。
4月初，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乒乓球队向中国队领导表示想进行访华，希望受到邀请。报告从日本名古屋送到了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并转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让不让美国乒乓球队来？毛泽东颇费思考。他考虑的是战略问题，而不是策略问题。是让尼克松先来中国？还是让美国乒乓球队员先来中国？是让美国官方先来，还是让美国民众先来？美国官方和美国民众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必须作出决策。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先让美同乒乓球队来中国。毛泽东此举大处着眼、用意深刻，反映了他一贯的思路和战略。首先，毛泽东历来注重中美人民的友谊，增进和发展中美人民的友谊是他制定政策的一贯出发点，中美人民的友谊，是中美两国发展正常关系的基础，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强大动力。让美国乒乓球队先来中国，反映了中国对美中友谊的一贯重视，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其次，让美国乒乓球队先来中国，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取消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禁令的一个积极响应，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早就主张，尽管中美两国暂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不应当妨碍两国人民的往来和交流。为此，中国政府早就对美国新闻界、知名人士和其他友好人士敞开了大门，欢迎他们到中国来访问、参观、旅行。但由于美国的禁令，使中美两国人民长期隔绝。现在美国政府宣布取消了禁令，两国人民交流有了条件，中国政府采取实际步骤，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参观
访问，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和做法，有利于实际改善中美关系。最后，毛泽东决定让美国乒乓球队先来中国，也是给美国政府传递信息的有效方式，美国政府可以从这一举动，了解到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两国关系采取的积极主动的姿态。毛泽东的外交显示出稳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气势。他是采用中国的表达方式，向尼克松政府表达中国政府的意愿。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小球的推动下，迅速地转动起来。
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宋中遇到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对美国队访华的正式邀请。尼克松获悉了美国队接到访华邀请后，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基辛格在会上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作了概述，但是为了向国务院封锁消息，并没有介绍两国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真正谈判的情况，尼克松立即批准乒乓球队访华。美国国务院为此发表声明，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发展”，并表示美国“将以欢迎的态度看待中国体育队进行任何对应性的访问。”
4月10日至16日，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北京，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周恩来在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谈话时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中国的乒乓球外交使尼克松受到鼓舞，激起了他迫不及待的访华的愿望。为此，尼克松进一步加快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
4月14日，尼克松发表一项声明，决定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如下五步骤：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将放宽货币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使用美元。
——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或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
——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外国旗帜的运输工具可前往中国的港口。
——要求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批准这个清单上的具体项目以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
4月16日，尼克松在同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员谈话中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结束。”他再次表达自己想到中国看看的愿望，并希望他的子女有机会能尽快地到中国“看看伟大的城市和人民及那里的一切。”
中美高级领导人直接会晤商谈中美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表示要去密西西比河河日去游泳，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北京来看看伟大的人民和城市，中美两国最高层的沟通在双方的信号中已表明水到渠成。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方面发出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得到中国政府邀请后，极为高兴。4月29日，尼克松除口头表示接受邀请外，5月17日，又请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基辛格“将被授权讨论以下问题，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创造最有益的环境、会晤的议程、访问的时间，并开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尼克松要求这一切都必须绝对保密。
中国政府原来主张基辛格公开来中国。毛泽东说：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周恩来也认为，他们很难保住密，从美国原来与中共的谈判经验便可以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美国回信坚持秘密来，我们只好说在中国境内可以保密，在中国境外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5月31日，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尼克松：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22日的口信，并向毛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周恩来表示，尼克松有可能会见毛泽东。并强调，不言而喻，中国和美国之间首先要具体地解决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这个关键问题。
中国方面的复信是6月2日到达华盛顿的。周恩来的复信使尼克松再次感到欢欣鼓舞。基辛格热烈地向尼克松祝贺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接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为能会见毛泽东而无比高兴，在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他的声望将重新上升，无数选民将向他欢呼。他抑制不住兴奋，马上取来陈年白兰地，破例地在晚饭后同基辛格干杯祝贺。看来，毛泽东已鼓舞起尼克松的巨大的希望和热情。
6月4日，尼克松回信表示，他十分感谢中国邀请他访华，但由于时间仓促，并且需要为基辛格失踪找到借日，建议基辛格7月9日到达北京，11日离开。基辛格将从巴基斯坦秘密搭乘波音707飞机，由伊斯兰堡直飞北京。6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同意。
6月底，白宫新闻秘书在新闻发布例会上宣布：基辛格奉尼克松总统命令，将前往亚洲进行一次“了解情况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身份进行这种旅行。基辛格的访问将从7月2日开始，预定在西贡、曼谷、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等地停留。他将在巴基斯坦假装得了胃病，7月9日从那里飞往北京进行两天会谈，然后赶回来飞往巴黎参加与黎德寿的秘密会谈。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绕过国务卿罗杰斯。尼克松将把罗杰斯请到圣克莱门蒂去，等基辛格顺利上路后，才把此行的真实目的告诉他。
7月1日基辛格离开华盛顿，经过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到达伊斯兰堡。8日晚上，在叶海亚·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按照预先安排的计划，装起肚子痛来。叶海亚·汗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里休息，以摆脱记者的追逐。9日凌晨4时半，基辛格由中国外交部的章文晋等陪同，乘已基斯坦民航707飞机直飞北京。当天12时15分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中国官方代表叶剑英、黄华、熊向晖、韩叙等在机场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
年以来，第一位来自美国的官方使者。基辛格在北京48个小时，先后与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毛泽东亲自
掌握会谈情况，显示了中国对会谈的高度重视。①
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5号楼进行。美方参加会谈的除基辛格外还有霍尔德里奇（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斯迈泽（主管印支事务官员）和洛德（基辛格的特别助理）等，中国方面参加者除周恩来总理外，还有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基辛格说，他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宣布美国的基本立场是：（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后来以崇敬的心情描述了他初次接触周恩来，周恩来潇洒自如、精明强干、无懈可击的外交风度给他留下令人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写道：
他脸容瘦削，但神采奕奕，两眼炯炯发光，让人感到他是精神贯注而又十分安详；既是小心翼翼而又泰然自若。他举止文雅庄重，他使举座侧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风度和钢铁般的自制力，宛如一根收紧着的弹簧。他表现出一种轻松随意的神情，然而细心观察，却又并非如此。他脸上常常露出笑容，还常常表现出明白语意的神情，从而清楚地表明，他不需要翻译就可以懂得英语；他思想敏锐，使人一见就能感觉到。这些特点说明，半个世纪来的风霜阅历，已将这种非常可贵的自制而沉着的品质，深刻地铭刻在他身上。
周恩来在会谈中强调，中美双方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他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必须废除。
当晚，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对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指示。当周恩来谈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一点军队时，毛泽东诙谐地说：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汇报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时，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①以下情况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和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第二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就世界性的大问题和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根本态度。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周恩来指出，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领黄河以北，美国占领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基辛格感到周恩来的谈话有一股凛然正气，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可侮的。他说：请你们放心，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当晚，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在向毛泽东汇报，当说到基辛格表示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当汇报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当周恩来中途赶来，向毛泽东汇报，须和基辛格发表一个公告，他谈到公报草案时，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经过中美双方讨论，中方提出一个公报稿，翌日毛泽东看了公报稿后很满意。他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象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基辛格对公报稿感到满意，认为这一稿设身处地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他要求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的发表，正如毛泽东预言，震憾了世界。
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们谈哲学问题7月15日，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宣读了基辛格访华时达成的公报。尼克松以庄重和颇为自得的口气说：“正如我在过去三年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之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他满怀自信地说：“我将进行一次我深深希望成为谋求和平的旅行——不仅谋求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而且谋求我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将来世世代代的和平。”
7月3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赞扬美国总统由于决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从而在促进美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和平方面采取的主动行动。
尼克松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访华日子的到来。8月4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他即将访华的意义时说：“这是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对抗时代走向进行讨论和谈判的时代。这并不是说，我们双方中任何一方在举行这些会谈时对我们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分歧存有任何幻想，我们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他又说：“当我们看着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和下一世纪的世界和平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联系，并进行某种谈判，否则是不可能有全世界人民能够依靠、同他们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世界和平的。”尼克松再一次承认了一个不容抹煞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今世界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他要抓住机会、创造历史，在中国问题上走一步活棋。
中美双方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出积极准备。根据双方的议定，有关事项的协商，通过“巴黎秘密渠道”进行。由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为美方代表，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为中方代表，渠道往来的口信都将绕过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双方通过巴黎秘密渠道进行了频繁接触，到1972年3月，共接触45次。基辛格1971年来黄大使官邸三次，1972年来过一次，陪同基辛格来的有温斯顿·洛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
基辛格第一次来访，他向黄镇表示，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黄镇大使赞赏这种态度，他指出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关于基辛格中期访华问题，黄镇向美国传递中国的口信：同意基辛格1971年10月下半月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并进行有关政治会谈；周总理将亲自同基辛格会谈。双方商定自10月20日起访问四天。关于基辛格访华预报，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或10月5日发表预告。美方倾向于前者。中国获悉，9月联合国开会时美国将提出一项所谓“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为避免不利于我国的舆论，中国主张10月5日发表预告。同时中方认为，尼克松访华应主要集中于重大问题，枝节问题留在以后再谈。
10月22日，基辛格到达中国。尼克松授权基辛格代表他来谈判他访华的公报。基辛格带来的公报是经尼克松批准的。公报用空洞的陈词滥调掩盖两国的分歧，用模糊不清的词语强调了两国的共同点，表面上搞得很热烈，实际不能解决问题。10月24日，周恩来向基辛格指出，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会具有一种“不真实的外貌”。
周恩来向美方提出中方的公报草案，它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准确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和中美分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寸步不让。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是世界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但是冷静思索之后，基辛格不得不承认，公开表明分歧，表明了双方的真诚，公报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双方的盟国和朋友也能放心。它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双方能形成一些共同的立场，那么，这些立场将显得双方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的信念。这是解决中美难题的妙法，是中方方案的高超之处。基辛格不能不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坚定原则性和不可企及的外交艺术水平所
折服。他发现，中国在原则立场上从来坚定不移，不存在讨价还价，但在非原则非根本问题上，中国乐意照顾对方，对于对方合理建议，中方总是高兴接受。基辛格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巨人的胸怀和宏大的眼光。
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华前夕，传来联合国对恢复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表决的结果，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联合国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驱逐出去。周恩来耽心基辛格知道了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在他离华前一直没有告诉他。
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先遣组，即使经过压缩以后，人数还是庞大得可以。基辛格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中国过去虽多次受到野蛮部族入侵而没有被征服，但却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先遣组。在基辛格看来，甚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他们也没有遇到过一个总统的先遣组，特别是由尼克松的白宫政府中疯狂地热衷于公共关系的人员训练出来的先遣组。情况确实如此，但是，犹如对待入侵者中国自有办法一样，对待尼克松的先遣组，周恩来也自有他的办法。
197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的18人的先遣组到达北京。他们前来安排尼克松总统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问题。
关于安全，保安小组的头头出了一个洋相，他们要求中方为可能访问的地方，开出一分捣乱分子的名单，基辛格为他们的洋相大为恼火。他写道，这个要求引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保守的共和党人毫无疑问会被中国人列为捣乱分子，而如果我们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的同情者，我们会得到令人不安的答复：八亿。
关于卫星转播，周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并向使用者收取费用；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美国方面对周恩来处理问题的巧妙方式感到无比惊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他表现了高度的警觉性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当黑格一行完成打前站的任务返回美国时，毛泽东亲自指示给美国客人每人送一盒十斤重的水果糖，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先遣组成员一人抱着一个大糖盒笑咪咪走上飞机，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对待第一个来中国的总统先遣组的绝妙办法。
尼克松访华的日期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急迫。他阅读了有关中国的大量资料，并约见了曾会见过毛泽东的法国大作家马尔罗，听他谈对毛泽东的印象。他力图准备好一些，以便把去中国的心理负担尽量减轻一些。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在白宫草坪举行了访华的简短仪式。他说：“这将是一项谋求和平的旅行。当然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二十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将到那里进行的一周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瞻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接着，尼克松乘上直升飞机到安德鲁机场，换乘总统座机，开始了他盼望已久的中国之行。尼克松及其夫人率领15名正式随员和300多名美国人的大队人马，飞跨太平洋，于21日上午9点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在上海机场
逗留一小时，继续起飞，于上午11时30分在北京降落。
当尼克松和夫人下到舷梯的一半时，站在舷梯下的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也按中国习惯鼓掌相报。尼克松心情激动，他认为应当主动弥补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规定美国人不许与中国人握手的过失，当他走完舷梯最后一级时，他远远地、主动地将手伸向周恩来。尼克松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我被介绍给所有的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尼克松下榻二个小时后，毛泽东立即和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去中国，最为耽心的是毛泽东的会见。因为事先并未说定毛泽东一定要会见他。尼克松记叙道：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地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们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们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当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尼克松，说周恩来在楼下，毛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到尼克松时，尼克松的顾虑打消了，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
尼克松、基辛格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他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泽东的坐椅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毛泽东站起来，他以特有的斜视的眼光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并和尼克松握手，他们两手相握大约一分钟左右。世界上长期隔绝的两个大国领导人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尼克松为这动人的时刻大为激动。
毛泽东虽然有病，谈话吃力，但他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而非凡的印象。基辛格写道：
就一个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身材算得上是高大魁梧的。他凝视着客人，脸上露出一副洞悉一切而又带点嘲讽意味的微笑，神态之间似乎发出警告，他是熟谙人性弱点和奸诈的行家，如想欺骗他，那未免是徒劳了。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散发出粗犷的而凝聚的意志力，可能夏尔·戴高乐是个例外。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有一位女服务员在旁搀扶着他。他主宰着整个房间的场面——大多数国家都是用富丽堂皇的排场使领导人增添一定的威严，但他不是这样，而是靠他那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来胜过对方。
尼克松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与基辛格有所不同。如果基辛格从学者的角度，突出地感到毛泽东超凡的智慧、钢铁般的意志，作为精神领袖身上散发出的是压倒一切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话，尼克松突出的感受到的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伟大人物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宏大的气魄和控制历史进程的不可置疑的自信力。尼克松是这样描写他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的：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他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腊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了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看表，因
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眼里，毛有一种谈吐随便而深奥的风度，这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他是一个胸中同时盘算着各种思想的人。他提出他的观点，声调安详平板。他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显然，他有着一种天生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仍然象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正在进行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主席叫他什么？”
当尼克松提出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泽东和周恩来说到蒋介石时，如此轻松、幽默，略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他们把和蒋介石的斗争不当一回事，显示了他们应对裕如、思虑广阔高远、视野远远超过这类在外国人看来应当是最重大的问题之外的更远的地方，这使尼克松不能不感到毛泽东气魄宏大、眼光深邃。
但是，毛泽东的特有幽默和无所不知，又使客人感到轻松。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象一个特工人员。”尼克松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在巴黎吗？”毛装着不相信的样子。
“凡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尼克松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尼克松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客人们哈哈大笑。
谈到美国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说，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尼克松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想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尼克松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着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尼克松说。
毛说他投了尼克松一票，他说他喜欢右派，其实有深刻的寓意，显示了毛泽东看问题的辩证观点。资产阶级的右派当权，往往直截了当地、毫无掩饰地在他们的政策中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对外政策的反共色彩鲜明。毛泽东认为右派当权，更能暴露资产阶级政府的实质，比所谓左派羞羞答答来得直截了当，容易使人看得穿，更能教育人、提高人。他们的功利主义来得更加鲜明，只要于他们有利，他们就能去实行。正如尼克松所说，“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这样，他们反而能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采取行动。毛泽东欣赏这种做法，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共产主义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放弃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全力以赴地努力。大家都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声称他喜欢右派。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转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象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当谈到具体的同际问题时，毛泽东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毛泽东略带嘲讽地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以后，毛泽东真的谈起哲学，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国际问题讨论时，毛泽东客气而又坚定地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他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但都是从哲学的角度谈的。
尼克松要和毛泽东讨论哲学，他在毛泽东这个世界性的大哲学家面前，应该说是他选择了一个艰难的题目。毛泽东对东西哲学的精通程度，即使是大政治家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与之匹敌的。毛泽东对美国杜威、詹姆士的哲学如此熟悉，并作过深入研究，甚至亲耳聆听过杜威、罗素这些大哲学家的讲演，因此，即使和尼克松讨论美国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也绝不会败在尼克松手下。至于说到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尼克松便很难与毛泽东匹敌了。好在他们的会见只有一个小时，否则如果真正进行一场哲学讨论，其结果如何，便可想而知！
在会谈结束时，尼克松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尼克松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周哈哈大笑，尼克松觉得自己免不了又要听一番贬低自己的空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象我这种人”，尼克松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身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客人告辞的时候，毛对尼克松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一个小时的会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身体很差，正在病中。但他清晰地记得尼克松已抵达北京，他躺在病榻上不时地问尼克松专机抵达时间以及到京后的情况，工作人员把了解的新情况及时报告了他。毛泽东在尼克松到达北京后4个小时内，便由卫作人员搀扶着病弱的身体，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尼克松。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把毛泽东1944年想和周恩来一起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的愿望来了一个颠倒。28年后，美国总统亲自到中国来会见了他和周恩来。历史从它的起点出发，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不过已经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闭路沟通。
22日的美国《纽约时报》，以《出乎意外的会见和周总理的方案》为题及时报道了这次历史性会见：如果说尼克松还因为北京机场没有出现盛大的欢迎场面而感到有些惆怅和不快的话，那么当主人改变了日程，让尼克松总统享受在开始的时候就去毛主席的寓所进行会见这种殊荣，他原先无论怎么不高兴，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事后宣布说，这次会见从下午3：00——4：00，持续了一个小时。照共产党人的说法，宾主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不只礼节性的交谈，而且还表明会谈中不时出现不一致的见解。白宫除了重复主人的说法之外，拒绝对会谈的气氛作更多的解释，也不说毛先生的寓所在什么地方。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使尼克松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很快进入了高潮，在周恩来为客人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毛和尼克松会见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记者们纷纷猜测，尽量打听，总想了解到更多情况。
在宾主吃过一道三鲜鱼翅的菜之后，周恩来总理站起来致欢迎词。他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他“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他热情地“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他称赞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
的人民”，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中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接触、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周恩来的讲话，简捷凝炼地概括了历史经验，高度肯定了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意义。的确，尼克松访华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而且，他也是第一位为谋求中美平等关系而来，而不是为了谋求殖民利益而来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这本身就表明世界处在天翻地覆之中，昨天的中国已经不能与今天的中国同日而语了。
吃过油闷大虾之后，尼克松致答词，他称赞受到的款待无可比拟，赞美这次盛大的晚宴以及人民解放军乐队演奏的美国音乐，说是在外国听到奏得最为动听的美国音乐。
尼克松声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能改变世界。他说，我们正在设法搭起一座桥，以便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他肯定中美两国过去曾经敌对，今天还有分歧、但此时的“共同利益”是超过一切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尼克松引用毛泽东的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请求：“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决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或统治。”尼克松的答词受到热烈欢迎。
就在尼克松总统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两天，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中美人民的友谊的使者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湖畔寓所去世。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们的美国朋友表示了深深的哀悼之情，毛泽东在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盛赞斯诺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他第一个冲破重重障碍，热情地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给美国和各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来访，报道了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他在病重期间，仍然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周恩来深情地说：“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尼克松访华顺利结束了，中美公报发表了，中美关系长期冻结的坚冰打破了。中美两国人民为谱写的中美关系新的友好篇章而盛情赞美。美国报纸对尼克松访华中的种种插曲，充满了美好的感情。当周恩来在钓鱼台回访尼克松时，尼克松满面笑容，主动伸手为周恩来脱掉呢大衣，美国电视观众为尼克松的热情友好举动表示赞赏，好些报纸刊登了这幅脱大衣的照片。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从争取选民的角度来说，一幅电视画面顶得上一万个字。”
当尼克松从亚洲腹地访问英勇归来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机场热烈欢迎他，他成为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尼克松自己也认为，对中国的访问，实在不虚此行，其收获是多方面的、巨大的。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
尼克松的访华的确说明，世界正在改变着，这是任何人也抗拒不了的潮流。
尼克松的访华，使那些二次大战的中国通们不禁感慨万千。巴巴拉·塔奇曼说：在二次大战期间，从中国写情况报告的那些人现在看到一位美国总统，竟路途迢迢地前往中国，谁能不意识到强烈的讽刺意味，以致哑然失笑呢？谁要是记得往日的态度，而现在又看到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在照片上双双并排地坐在一对沙发上，怎能不由衷地意识到事实确实比虚构更加不可思议吗？
一年以后，5月30日，在美国国务院8楼庄严的富兰克林大厅里，有250人应美国外交协会的邀请，举行了集会，这是一个为四十年代的中国通们举行的集会，由于希望参加的人很多，大厅容纳不下他们，不得不在大楼的其他地方，通过闭路电视向600名观众转播。外交协会理事会主席哈罗普在措词不同寻常的请柬中，对受邀的客人说：总统的北京之行和开辟的中美关系的新时代，使人们注意到1942年到1945年，在中国工作的驻外处的内行们所写的许多报告的预见性。
历史学家赞扬在那个动乱时期，驻在重庆使馆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外交官们所具有的洞察力和直截了当。然而，他们所报告的事不为国内所欢迎，许多这样的外交官在国内遭到粗暴的批评，不能继续他们的事业。
美国外交协会将于1973年5月30日（星期二）中午在国务院8楼举行午餐会，宴请40年代初期在中国由于如实报告情况，而表现出他的职业尊严和诚实正直的外交官..。
午餐会开得隆重而热烈，谢伟思受到大家起立欢呼。这样的欢呼声是意味深长的。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毛泽东为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不懈努力，他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最后的难忘的印象尼克松访华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正如预言那样，毛泽东把中美关系奠定在崭新的基础上，中美必须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关系。毛泽东虽然已经步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但是这件大事不解决，他是放不下心的，他必须把这个大事业推进到底。他继续拖着病体接见美国客人，给他们留下了最后的难忘的印象。
1973年2月13日至19日，11月10日至14日，1975年7月19日至23日以及10月下旬，基辛格多次来华访问。这几次访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处在相当恶化的状态，但是，为了推进中美关系朝着最后实现邦交正常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每次都抱病接见他，和他进行了广泛的谈话。
基辛格对毛泽东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感到毛泽东的人格伟大和极具感染力。他在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追忆说：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基辛格在每一次会见毛泽东时，都深切地感到尤如处在一种力场之中，不能不受到巨大的震颤，受到巨大力量的作用，毛泽东的语言总是充满力度和深度的。即使他几乎不能讲话了，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基辛格感到，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他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毛泽东也不象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进几句时而寓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规避了义务。他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种情况竟象是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一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当他对邓小平说，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时，第二天，毛泽东便有力地批驳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们和你们的总统？”
1973年2月17日已是晚上11时，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明确地感到毛泽东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把中美关系解决好。
基辛格认为，这次会见的用意是为了强调美中友好关系要在毛还健在时确定下来。毛很快就表明这一点。当基辛格问候毛时，毛说：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来了。基辛格深思其语，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寓意深刻。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无神论国家的领袖，唯物辩证法大师居然谈起上帝来了。基辛格觉得，这话也并不突兀，除了上帝老子，谁敢中断这位主席的伟业？！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毛很随便而合乎实际地谈到他的统治行将告终的问题，暗示必须把需要他亲自过问的事情赶紧办完的意思。
基辛格记下了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的基本看法：
——毛泽东强调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已建立起来。他说，哈里·杜鲁门和林登·约翰逊这两位前任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毛泽东幽默地说：“那个时侯，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现在我们把我们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
——毛泽东要求中美双方都不要采取一种近视的政策，要从大处着眼处理中美关系。他强调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
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说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一句话，大的目标需要高瞻远瞩的政策，玩弄策略是不行的。
——毛泽东主张处理中美国家间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按和平共处的原则行事。他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并不妨碍国家间应有正常的关系。我们两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顾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方面，双方必须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表示赞同地提到尼克松1972年时对他所讲的，中美两国互相接近是出于各自的需要。
——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前进的症结。美国如果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基辛格认为，毛泽东是在间接地要求我们提出能够把统一中国的原则同某种适应现状的实际安排结合起来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国将实行开放政策，必须向外国学习，当然也包括向美国学习。基辛格认为，现代化已是毛感到紧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倒不是中国国内问题的症结所在。毛在其最后那些日子里面临如何使中国现代化这个几百年的难题。他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在晚会上演奏贝多芬音乐的象征性意义所在。他要求派更多中国人去外国留学。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而且还必须努力简化汉字，以使中国人能更好地掌握外国的东西。①
基辛格发现，毛泽东提出的解决中美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阐述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实际上成为中国政府后来解决中美关系遵循的一贯方针。
基辛格还发现，毛泽东对美国内的问题，欧洲、世界各地的问题了如指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年迈的领导人对遥远国度里的国内政治居然如此熟悉，以至不用任何提纲就能以无可抗拒的力量推演出结论。他用一种优雅的、精雕细刻的语言讲话。每句活都很费力气。或许他是由于中风以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使用对话方式，使他可以从容思考。也可能他是一贯喜欢把对方扯进去一起谈，无论原因何在，他的话段落很短，每一段结尾，几乎都是一句问话。问话本身就包含着答案——同时又使谈话者不得不陪他进行这种智力旅行，一直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毛泽东的谈话就象紫禁城里的庭院一样，每个庭院都引向一个更深的庭院，庭院之间只有面积上微小的区别，而最终的意义寓于整体之中，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才能抓得住。
1975年10月21日，当基辛格再次来华访问，为美国新任总统福特访华作准备时，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后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也有机会会见了毛泽东。布什对这一次访问也形成了深刻印象。
他和基辛格在毛泽东的书房里见到了毛泽东。当时已经81岁的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两名女服务员扶他站了起来。这是布什到中国以来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远远看上去，客人们对他的身体状况很吃惊。毛主席迎接基辛格时只在喉咙里出了一点声音。
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对客人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
毛泽东和基辛格、布什讨论了国际形势，讨论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给客
①以上内容参见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及《白宫岁月》。人的印象是，他并不着急，他说这个问题到时候就解决了，大概需要“一百年”甚至“几百年”。客人们感到，毛泽东是要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他们把时间和他们的耐心作为对付性急的西方人的武器。
12月1日——5日，美国新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毛泽东会见了福特，布什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
12月29日，前任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到中国访问。31日，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在除夕的钟声敲响十二下，在紫禁城的深处，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神明般的人物，而是一位态度安祥而健谈的老人。这位82岁高龄的老人，在两位年轻的美国客人眼中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巨人。美国人谈到他时，绝对把他看成一个巨人。砸碎一个世界的人就可以称为巨人。他砸碎了，而且相当彻底。可现在，巨人垂垂老矣，连头发都要别人替他抚平。
——他面孔的上半部是智慧的。前额宽阔而平坦，夸张地说，不仅能跑马、能跑汽车呢，耳朵很大，紧贴在头上，耳垂薄薄的，这种形态本身对那些想朝里面灌谎话的人的就是莫大的威胁。眼睛里有火。
——他对尼克松表示问候，他的话里含着温情，并表示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他并不在乎什么水门丑闻，他认为西方政治充满虚假味。
——他是两位年轻美国客人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位不伪称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完美社会的人。尽管这位主席经过82年的艰苦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他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巨大的动乱和变化、死亡和天翻地覆。但是，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这就是两位年轻美国客人最后的结论。
1976年2月23日，尼克松夫妇应中国政府邀请再次来华访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但是，他的思想依旧是敏捷和清晰的。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时刻会见尼克松，尼克松的最后印象是：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他感到毛泽东始终不渝地在为他们的利益和理想而为之战斗和牺牲。他的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他的意志力产生了他超凡的魅力。他对斗争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以他的品质鼓舞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任务，这使他因而也使他们成了似乎不可战胜的人。他有一种轻松的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又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品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毛，就会缺乏神秘性。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尼克松深切地感到，毛还在奋进，在追求，他谈到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感到他明白自己快要与世长辞了。
尼克松是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位美国客人，一位美国前总统。是他、周恩来和尼克松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毛泽东奠定了中美新型关系的坚实基础。但他没有等到中美关系邦交正常化这一天的最终到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带着许多放心不下的事，带着许多遗憾离世而去。
但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毛泽东在他一生中，特别是在他晚年时光中奠定的中美人民友谊的丰碑。
大洋彼岸，9月9日，美国总统福特就毛泽东逝世发表声明：
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其行动深刻地影响了他本国的发展的领导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同美同一起采取行动，结束了一代人的敌对情绪，在我们两国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和更为积极的时代。毛主席帮助创造的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趋势，将会继续对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
同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毛泽东逝世发表声明：
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终年八十二岁，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
一九七二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我们两国的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
他不仅对他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我最后一次会见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笑慰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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