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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摘自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10—13页)

  [解析]

  毛泽东这段批语,无疑是由此及彼的借题发挥了。

  毛泽东由青年文学家王勃的创作成就而联想到的其他“英俊天才”中,贾谊、李贺,我们有专条叙述。

  批语中提到的王弼(226一249),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大族后代。王弼幼年聪慧,十几岁就爱好《老子》,通辩能言,对答如流。官至尚书郎,但事功非他所长,得病而亡,年仅24岁。他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较多,除《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及《老子指略》的佚文外,还有《论语释疑》一书的片断,保存在梁人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正义注疏》中。王弼是魏晋玄学开风气的哲学家。

  批语中提到的夏完淳(1631—1647),明末诗人,抗清将领。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脊)。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夏允彝是江南名士,老师陈子龙在当时文坛上声望很高,他们二人创立“几社”。夏完淳从小受到他们的学识、文章和气节的熏陶,加之天资过人,聪明早熟,5岁知书史,7岁能诗文,受到前辈赏识。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南抗清义师蜂起,他仅14岁,便随父亲及老师在太湖起兵抗清复明。上书南明鲁王,鲁王授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兵败,只身流离。顺治四年(1647)在家乡被捕,押解南京。当面痛骂洪承畴,被杀时,年仅17岁。他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著作也很有成就。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作品风格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特别是被捕后写的诗《南冠草》、文《狱中上母书》等,皆为血泪浇成的正气篇。后人编刻有《夏节愍集》。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感叹过一些早天的英俊天才。1916年12月4日致黎锦熙信中,为说明强身健休的重要性,毛泽东说:“颜子则早天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再次抒发一大堆感慨,确实反映了他一生的一个重要主张: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他们是事业的希望所在。基于这个认识,他一生都反对压制青年人,反对瞧不起低贱的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说的,他在195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曾吐了一次”,是指他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破除迷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举了古今中外29个年轻有为和有发明创造的例子。其中也谈到: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27岁;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初唐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轻人;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18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24岁。毛泽东又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1958年的讲话和批示,自然具有大跃进的热情想象成分。但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主张。在他看来,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创造力,因此我们要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们,这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并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问题。这样,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中,他又说:“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

  青年人、贫贱的人为什么有充沛的创造力?毛泽东的批语里包含了明显的政治伦理哲学。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

  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揭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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