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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策略分析很重要(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原文]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渭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苔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俊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佗已了之,吾夏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薄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97页)

  [解析]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初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后累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知江陵府。其《通鉴纪事本未》一书,给史籍著述开创了一种新规格。北宋以前,我国史书体例,不外编年、纪传两种,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读者如果要集中了解“一半之木未,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因此很不方便。于是,袁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干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几二百二十九目。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扯挦者可比”。这就使每个历史事件的“前后始末,一目了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上,融编年与纪传的特征为一体,给读者带来较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总括1360余年的史绩,分类编为239个题目,凡42卷。毛泽东读的,是光绪戊戍年出的湖南思贤书局校刊的版本,在上面留下了不少图画和批语。

  《石勒寇河朔》这一节目中、记载了西晋时石勒杀王浚的有关情节。王浚字彭祖,晋惠帝时任安北将军,后任幽州都督。他生活奢侈,不亲躬政事,任用苛刻小人,滥杀无辜,更加上连年蝗旱灾害,民不聊生,处境不稳。这时,后赵的石勒强大起来了,想攻讨王浚却又心中无底,于是他先派人假装投降,给王浚送去许多礼物,以探听虚实,但仍十分犹豫,迟迟下不了出兵的决心。谋士张宾说:“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你下不了出乓的决心,是不是怕刘琨和乌桓在后面袭击你呢?刘琨是西晋的并州刺史,幽州和并州是西晋当时在北方仅存的两个重镇。石勒回答张宾说:“是啊,我该怎么办呢?”张宾献策,这就是前面引述的原文。张宾对石勒与王浚、刘琨的力量对比,作了分析,指出:王浚和刘琨虽然都是晋臣,但相互间实为仇寇,我们可假装和刘琨修好,以讨伐王浚来报效他,然后轻军奇袭,打完王浚就回来,那时刘琨想来攻我也来不及了。毛泽东对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写下了“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批注。

  石勒接受了张宾的决策意见,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王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己与猗庐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毛泽东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其后,石勒进攻王浚,王浚不听左右抗击石勒的劝告,反误认为石勒是来投降的,直到被石勒捉住才恍然大悟,终被石勒所杀。4年以后,石勒又攻败刘琨,消灭了西晋在北方最后的军事力量。事态的发展,完全和张宾的分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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