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 5.了不起的唯物主义（读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天说》、刘禹锡《天论》）
［原文］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摘自屈原《天问》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易可言焉！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圮之。
——摘柳宗元《天对》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无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
关于历史。——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
主席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他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我问主席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他说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主席很推崇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他就很欣赏。主席对历史实在熟，说到这两句诗时，立刻说出这首诗是刘禹锡送白居易的。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席给以较高的评价。我问主席，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席说：“可以。”主席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评价与我们想的不同，他都同我们作了具体分析。
——摘自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故鲁迅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荀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廖论。作者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作者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群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的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个。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天问》的“了不起”，在于它提出了问题；《天对》的了不起，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和诗的形式回答了问题，而且《天问》产生以来，就这么一篇有胆识的“对”，这是毛泽东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披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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