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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吾甚盼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则其人之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虽谓之不死可也。若乃国民有时而灭亡,世界有时而殄灭,则奈何?时则人生价值之甚,不且一切为之破坏耶?夫国民生活之阶级,不能免于循环,与一人无异,而仅有大小之别,此不可易之论也。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积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性及太阳系统,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有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蛮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默,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99—202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毛泽东把他的生死观推及到对国家、民族、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存和毁灭的看法。在他看来,对一个人来说,既然无所谓生死,那么,扩而言之,对世上一切事物来说,也自然“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例如,人们常说,国家“灭亡”的问题,其实,这只是国家现象发生了“变化”,因为其土地、其人民“未灭亡也”。他还举公元前5世纪欧洲的日耳曼部落的一部分,演变成今天的德意志国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正是日耳曼部落的“变化”,形成了今天强大的德意志。可见,“变化”是“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提出国家、民族无所谓生灭而只有变化,具有强烈的现实动因。这就是他在批语中说的,他曾经忧虑“中国之将亡”,但新的生死观使他“今乃知不然”,“无忧也”。国家民族永不会灭亡,重要的是如何使它在“变化”中更加强大起来的问题。泡尔生谈到,“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与时俱增。”毛泽东批注说:“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这就是“变化”来临前的征兆。毛泽东说的“变化”,不是自动的,而是人们的主动行为,即“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他当时对中国的设想,就是“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由此“染而新之”。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背景,毛泽东在批语中不惜宣称,“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这一信念无疑在后来转化为他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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