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韶山冲中读书郎
1严父慈母
韶山毛泽东故居。韶山冲一带，曾经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上古时期，贤明的舜帝南下巡视，跨长江，涉洞庭，经过湘中的山野时，被苍松翠竹、奇峰异石所陶醉，命令传臣把乐师们找来，在一片山坡草坪上演奏起新创作的舞曲——“韶乐”，竟然引来了凤凰的翩翩起舞，造成了百鸟朝凤的圣景。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韶山，那陡峭的山尖就叫韶峰，这片狭长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韶山冲南北长约10华里，东西宽约7华里，离县城湘潭90华里，离省城长沙180华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冲里居住着60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人过着贫困的生活。
1893年12月26日，正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在松竹掩映的韶山冲上屋场，在一栋土砖屋子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出世的是一个男孩，这对于这栋屋子的主人毛贻昌和他的妻子毛文氏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按照韶山的风俗，要“贺三朝”。这一天，连平常不信菩萨的毛贻昌，也忙着烧香点烛，燃放鞭炮，还办起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亲朋好友请来吃“三朝饭”。
酒席筵前，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这个新生的婴儿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毛泽东！另外，还起了一个字，叫咏芝(后改润之)。由于毛文氏前两胎男婴都在襁褓中夭折，生母惟恐这男孩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到娘家（湘乡县）那边一座有石观音的小庙朝拜，烧香许愿，认“石观音”为干娘，祈求保佑，并取小名“石三伢子”。
毛家世代务农。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憨厚的种田人，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给别人。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时，孙子毛泽东已长到10岁了。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他17岁就开始当家理事，因家里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一些见识，也积攒了一些钱。回家后，他陆续赎回父亲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在毛泽东10岁时家里土地增加到20亩，每年能收入10担稻谷。他精明强干，善于经营，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后又逐渐典进了别人的一些田地。后来，他集中精力做稻谷和猪、牛的买卖生意，资产积累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里也算是一个财东了。
毛贻昌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铸造儿子，而且管得很严。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砍柴，识字后也要帮父亲记账。特别在14到15岁的两年间，他成天在地里跟家里雇的长工一同干活，练就了一身干农活的本领，犁、耙、耕、耘几乎样样都会。
父亲的暴躁、专制和自私，锻造了毛泽东的叛逆性格。毛泽东回忆说：“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利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善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人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有时，毛泽东与父亲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一次，父亲毛贻昌在家里设酒席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陪客。少年毛泽东非常讨厌这套繁文缛节，不愿意逢迎这些人。为此，父子二人便在客人面前大声争吵起来，毛顺生当众大骂儿子“懒而无用”，儿子便和父亲公开顶撞起来。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13岁的毛泽东一转身便愤然出走。这时，母亲文七妹急了，连忙出来讲和，劝儿子回去。
暴躁的毛贻昌也追出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家。已经跑到池塘边的毛泽东指着池塘吓唬父亲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这倒真的把毛贻昌吓住了，他还不知道儿子已经学会了游泳，生怕儿子跳下去，就同意讲和，但有个前提，就是要儿子下跪，磕头认罪。可毛泽东认为自己没错，内心并不愿下跪，只是看在母亲的面上表示：如果父亲不再打我，我可以跪下一条腿。结果，就这样达成了“协议”，一场父子之争，就在双方互相坚持又互相妥协中平息了。
后来，毛泽东对人说：人有两条腿，一条是爷腿，一条是娘腿，我跪下的是一条娘腿，那条爷腿还是站着的，因为我没错，我就是不向爷认错。
当然，毛泽东对父亲的叛逆，并不是一般纲常伦理意义上的反叛，而是对父亲身上表现出来的自私、专制和不平等观念的反叛。作为生他养他的亲人，毛泽东在心灵深处一直对父亲怀有深厚的爱。再说，父亲后来对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并支持他外出求学。1919年，毛泽东在母亲去世后，曾把父亲接到长沙城里居住。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时，专门来到旧居，深情地站在两位老人的遗像面前，默默地凝望着，然后对身边的人说，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原来他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父亲得的是重伤寒。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来到父母坟前扫墓。没有纸花，他把工作人员扎成的松枝献到父母的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轻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住地，他又对陪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得去看他们两位。”
与严厉的父亲相比，毛泽东和母亲的感情更好，而且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最大。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出身于湘乡县一个小康之家，18岁就同毛贻昌结婚，一共生了5男2女，但4个在襁褓中夭折，只留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文七妹是普通的农家妇女，不识字，一生默默地操劳家务，抚养儿子，她待人接物，淳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她常常背着丈夫送米送饭给逃荒的人，一副菩萨心肠。平时，她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信念灌输给孩子。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就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毛泽东曾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
从毛泽东帮助穷人的一些故事中，可以看到毛家“两党”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争斗”。
一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晒谷忙。吹了几阵风后，忽然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农民们都忙着抢收晒在禾坪里的自家稻谷，惟独毛泽东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再去帮父亲抢收，致使自家快晒干的稻谷被淋湿了，还被雨水冲走了一些。父亲对此十分惋惜，面对晚来的浑身水淋淋的毛泽东发火，责问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回答说：在下面禾坪里帮邻居大娘收谷子。
父亲非常生气，大声说：“哼！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子往外拐，帮人家去收！”说着，就扬起手要来打他。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并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了别个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又比人家的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父亲冒火了，说：“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毛泽东笑着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正好这时，母亲出来劝解，还在生气的父亲也就不作声了。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毛泽东去离家不远的私塾里读书，本来可以不带中午饭，因为发现黑皮伢子离家最远却不带中午饭，而一些较近的同学都带了中午饭，于是，向母亲提出带中午饭的要求。母亲感到奇怪，就说：“你带饭干什么？就是几脚路，还怕迟到么？”毛泽东解释说：“中午带了饭自然好些，一放下饭碗就读书写字，不会耽误工夫。”父亲在一旁听到了，对儿子这样肯读书，感到十分高兴，就马上表示赞成，接着又补充一句说：“记着！我们莫和那些人家比阔气，不要带什么荤菜，只带点酸菜子，再加点剁辣椒就是。”父亲“执政党”决定了的事情，母亲照办了，不过她还是瞒着丈夫每次都夹带一点荤的，埋在米饭下面，好让儿子吃得好一点。
一段时间来，毛泽东放学回来总是说饿肚子，一到吃晚饭，就狼吞虎咽吃起来，好像几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似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感到有些吃惊：带去的饭菜不少，怎么会饿成这个样子呢？于是，把毛泽东拉到厨房里问：“是不是饭菜带少了？”他如实地告诉母亲说：班上有个黑皮伢子的同学，离家远，家里穷，没饭带，就把自己带去的饭菜一半分给他吃了。母亲听后，慈爱地一笑，赞许地说：“你这样做当然好，就是不该瞒着我，早应告诉我，我好给你一个大篮子，每天带两个人中午饭，免得你们俩伢子都吃不饱。”以后，母亲总是让毛泽东带两个人的中午饭去。这是毛家“在野党”毛泽东和他的母亲联合起来办的事，一直不让“执政党”的父亲知晓。
邻近一家农民，把一只大肥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说好了价钱，交了预订金。过了六七天，猪价上涨了，父亲叫他带钱把猪赶回来。他奉“执政党”之命去了，卖主当面唉声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把猪卖早了，要损失好几块钱。卖主进一步说：有钱人家损失这几块钱算不了什么，我家少收几块钱就是一个大空缺呵！毛泽东听了这一番话，很同情，便主动退掉了这桩子买卖。毛泽东空着手回到家里，他的父亲见他没有把大肥猪赶回来就急了，责问毛泽东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只好照实讲了，他的父亲生气地骂他：“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经过母亲一番劝解，才算了事。
毛泽东11岁那年，他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和他的母亲一致反对这桩买卖，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一家渡过难关。毛贻昌却认为用钱买田天经地义，自家不去买来，别家也会买去的。母子两个劝说无效，还是“执政党”父亲说了算，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后，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几次给他讲这件事，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即使是兄弟间也不顾情面，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有严父、慈母的家庭中成长，在“两党”的纷争中铸造着自己最初的性格。
2读经书和“闲书”
1902年，刚满8岁的毛泽东被父亲送到韶山的南岸私塾去读书。其后，又在关公桥、桥头湾、井湾里等私塾就读，1907年至1909年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1909年至1910年，毛泽东又复读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前后总共6年。毛泽东曾说这6年是读孔夫子的6年。
其实，毛泽东就读私塾之际，正是西学东渐之初，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的新式教育正成为时代风气。但韶山冲毕竟是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还很微弱，所以，毛贻昌送儿子读私塾的目的也就非常的简单：继承家业。不过，起因则要从毛贻昌的一场官司说起。
原来，毛贻昌因一片山林与人发生了矛盾，双方争执起来互不相让，毛贻昌便把官司打到了衙门。本来毛贻昌是原告，于情于理他都认为自己是肯定要赢的。但对方是识文断字之人，在公堂上引经据典，强词夺理，说得头头是道。毛贻昌早年虽读过几年私塾，但识字不多，写的状子文不达意，自己有理又讲不出来，在公堂上被人说得云里雾里，糊里糊涂地输掉了这场官司。他眼睁睁看着对方把本属于自己的山林抢走，心如刀绞。在郁闷了一段时间之后，毛贻昌痛下决心，让毛泽东去读书，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今后再不吃这种哑巴亏。私塾离毛泽东的家不远，在距离200米的一座祠堂里，老师叫邹春培，这位50开外的老先生是个传统的私塾先生。开学的那一天，毛泽东被老师带到祠堂东墙下的神龛前，邹老先生指着神龛里的一张写满字的大红纸对毛泽东说：“这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之位，从明天起，你每天早上进来，都要对它作揖。今后你将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按照老师的话，对着神龛作揖行礼。从那以后，孔子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圣贤的书便成为毛泽东初读私塾的启蒙读物。
毛泽东亦由此开始了他持续一生的读书生涯，即使是在紧张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韶山南岸私塾的旧址。初入私塾的毛泽东读书非常刻苦，不知为什么，他对书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往往废寝忘食，白天既要学习还要劳动，他就晚上看，夏天钻在蚊帐里看，冬天围在被子里看。所以，6年的私塾生活，他熟读经书，各门功课都完成得很好。由于他天资聪颖，悟性又好，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毛泽东对所读儒家经典几乎都能背诵，但这些典籍的内容对于一个刚刚发蒙的孩童来说，还是深奥了些。旧式私塾的教学方法也是照本宣科，只求死记硬背，不求消化理解。毛泽东虽能悟出一些浅显的道理，却无法深入地了解。
毛泽东曾说：“我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我们现在已无从查找毛泽东在私塾中所作的第一篇作文，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因“相信孔夫子”而“写过文章”，可见儒家的经典书籍对他的思想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随母亲信佛，因为在儒家的思想中，更多的是关注现世的生存，而拒绝思考死和鬼神的问题。人生活在现实的世界，自身的完善要比寄托于神灵更具有意义。孔子认为：人只有注重自我的修养，通过克己——复礼——成仁这三个步骤，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毛泽东正是崇拜孔孟所表达的这种具有改造社会的巨大的人格力量，才勤奋刻苦地学习的。他想通过学习，努力达到一个目标：作一个完善的人。
在诵读经书的日子里，毛泽东渐渐地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是从《春秋》、《左传》开始接触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后又在最后一个私塾老师那里读到了《纲鉴易知录》和司马迁的《史记》。《纲鉴易知录》是清康熙年间编纂的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它的内容虽不及《史记》丰富和详尽，但对初读史书的毛泽东来说还是读来饶有趣味的。而《史记》等史书的波澜壮阔和鲜明个性，使毛泽东对司马迁的文章及其行为深为倾服。
对于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孩子来说，私塾的教学越来越空洞和枯燥了，冗长的说教，死记硬背的方法，时时使毛泽东感到厌倦。他渐渐对经书产生了反感，同时经书也不再能满足他求知的要求了，而另一种情节紧凑、内容生动的书则紧紧抓住了毛泽东。他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造反的故事。”
在当时，中国的古典小说被视为杂书。因为这些小说大都首先在民间流传，后经过说书艺人补充丰富，由文人加工改写而成。小说概括的是民间文化的精华，反映的也多是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和儒家经典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私塾里除去“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以外，那些古典小说、传奇、演义是不允许阅读的。
然而，毛泽东却乐此不疲，偷偷地读它们，每当在私塾里上课的时候，毛泽东就把经书和小说都放在课桌上，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就在下面津津有味地读他的小说，老师一走过来，毛泽东就把经书盖在小说上面，假装在读经书。可时间一长，老师还是发现了他的“阴谋”，便想办法惩罚他。有时在上课中，老师会忽然叫毛泽东起来背诵一段经书，而且故意让他多背，毛泽东却对答如流，让他背的，他也都能背诵出来，老师拿他无可奈何。
就这样，尽管老师严加防范，毛泽东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书中英雄豪杰那种气势盖人、英勇无比、神威强悍的高超本领和造反精神深深地震撼感化着毛泽东。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阅读这些传奇小说的兴趣点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从上面列举的毛泽东所读小说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反映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小说。毛泽东曾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这种“竞争”与“百变”对日后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不能不说是最初的启发。而另一类小说如《水浒》和《西游记》则潜移默化地使毛泽东沉醉于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造反”角色中。
应该说，毛泽东最早是从中国传奇小说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中朦胧地感受到“革命”的意味的。
转眼之间，毛泽东已在私塾里度过了6年的学习时光。6年中，他所读的书多为儒家经典，虽然他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但这些经典也使他获益颇丰。随着所读的书不断增多，涉猎的知识面不断拓宽，这个昔日顽皮的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也变得日益浓烈了。正当他凭借自己的天资，在书本中对宏观世界的宇宙奇迹和微观世界的人生奥妙，开始了初步探寻的时候，家庭情况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
3辍学，但未停学
随着毛贻昌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他便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他先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然后又同“祥顺和”、“彭原锡堂”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为了商品流通方便，曾自印了取号“义顺堂”的纸票周转，也使用湘乡县太平街最大的商号“吉寿堂”的纸票。家业的兴旺发达，生意买卖的日益昌隆，使毛贻昌迫切感到需要一个好帮手，而帮手就在身边，他就是渐渐已长大成人的儿子毛泽东。毛贻昌认为儿子的书已经念得不少了，能识文断字，写个信，记个账呀什么的，再也不用求人了，自己对他所希望的那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与其说再把白花花的银洋往书的“无底洞”里丢，倒不如停学跟自己学种庄稼，跑买卖，挣现钱。于是，1907年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意愿，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课堂。
当然，毛泽东的辍学，除了家庭的原因之外，也有着他自身的原因。那个时候，韶山方圆数十里，只有几个“蒙馆”和“经馆”，所学的不过是“人之初，性本善”和“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根本难以满足他的求知欲望，而且这些学校规矩极严，除了孔孟的书外，其他“杂书”一概禁止阅读，他感到在这样死气沉沉的学校里实在难以再呆下去。恰好父亲希望他回家帮忙种田，以便腾出手来去做生意，所以他就顺风扯旗，退学了。
人虽离开了学校，可毛泽东渴求知识的愿望丝毫未减，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特别是那超出未成年人负荷的体力劳动，有时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毛泽东渴望读书，但又不愿再回到那陈旧的私塾学堂。这期间，他曾暗中在韶山冲一带打听名师，却没有访到。正在彷徨观望之时，一位“激进”的教师学成归来了，他就是李漱清。
李漱清，1874年生，长毛泽东19岁，家住韶山冲陈家桥（今属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与毛泽东的家上屋场相距五六里路。清末投考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乡间，他常给人们讲述外地见闻，劝说乡亲们不要求神拜佛，并大胆地提出了“弃庙兴学”的主张。也就是说，要把寺庙和宗祠的田地房产，拿出来兴办学堂，让农家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开发民智。而且，他要办的不是过去那种私塾，而是新型的“洋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不拜“孔圣人”，不读四书五经，学的是时兴的天文、地理、生物、算术等新学。
李漱清提出这些主张以后，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和责难，那些掌权的房户族长、封建豪绅们一致起来激烈反对他，都说他在外面中了洋鬼子的邪气，连祖宗都不要了，多半是发了疯癫病。因而，李漱清的新观点、新主张，被他们斥之为异端邪说，他本人也成了乡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毛泽东从大人们对李漱清的纷纷议论中，听出李先生是一位很特别、很有个性的文化人。虽然李先生提出的兴办学堂、破除迷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等主张，他还说不上对不对，但关键是这些见解很独特、很新鲜，是他生平第一次听说过的，这对于对新事物有着天然兴趣的他来说，无疑是颇具吸引力的。因而，毛泽东格外敬佩李漱清的学识人品，赞成李先生的言行，心中窃喜李漱清正是他所求教的老师。
于是，有一天，毛泽东在干完父亲分派的农活以后，专程来到李家屋场李漱清的家里，向李先生请教学问来了。
李漱清多年在外读书，此次初回家乡，对毛泽东还不熟悉，但他却被这位少年走五六里山路登门求教的诚心所感动。他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并询问了他的家庭和学习情况，当他听到毛泽东因不满旧私塾的教学方法及因父亲不让继续读书而被迫辍学时，心情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李漱清想：这个十几岁的少年资质聪慧，读书的天分是很高的。他已经读了5年私塾，对于经书已有比较强的理解能力了，如果有一所好学校，让他继续深造，完全可以造就成一个杰出人才。真可惜呀，家长是这样的固执，韶山冲是这样的闭塞，即使是盖世英才，也要无声无息地在这山沟里被埋没掉的。想到这里，李漱清深深为眼前这个农家孩子而惋惜，同时也为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而怨艾，不禁喟然长叹。
毛泽东被李漱清那激动的情绪所感染，他着急地问：“李先生，你办的洋学堂怎么样了？我到你那个学堂里去读书行吗？”
“只怕没有用！”李漱清摇摇头，苦笑着说，“地方上的大人先生们不让我开馆，我要是不讲孔夫子的书，只教维新派的文章，他们就会给我加上一个‘毁谤僧道，背叛孔孟’的罪行，不但我自己要吃官司，还会连累你们呢！”
听李漱清这样一讲，毛泽东深感进洋学堂读书的希望已经破灭，不由得更加着急。李先生看到他这副求知若渴的样子，劝慰他说：“润之，你不用急。从今往后，你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读书习文，我这里新书不少，你想看什么，就尽管挑！”听了李漱清的话，毛泽东欣喜万分，连忙谢过李先生，并恭恭敬敬地向李漱清鞠了一躬，行了拜师之礼。
从此，李漱清这位特别的老师，便收下了毛泽东这个半耕半读的特殊学生，陈家桥李家屋场成了毛泽东的课堂，他隔三差五地来这里借书、还书，向李先生请教学问，听李漱清讲述读书做人的道理和那些维新救国的有志之士的事迹。在那段时光里，李漱清为教育毛泽东这位学生，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新书，灌输新鲜知识，辅导他阅读诗书，帮助他修改作文……那时，每当傍晚时分，在李家屋场旁边的打谷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师生二人兴致勃勃地交谈读书心得、切磋学术的身影。天长日久，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比一般师生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对特殊师生，为历史留下的那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感人场面，韶山韶水大概也会铭记不忘的！
二、艰苦的乡村自学生涯
1半耕半读，手不释卷
自从结识了李漱清老师之后，毛泽东就不再急于找学校读书了，而是采取半耕半读的形式，忙里偷闲地挤时间去刻苦学习。
那时，毛泽东家里田地多、人手少，他的父亲毛贻昌一向精打细算，为了少雇一个工，硬是让年纪尚小的泽东和泽民跟着他干农活、种阳春。白天，毛泽东要挑粪、犁田、播种或插秧，还要砍柴、舂米、喂猪和放牛……似乎有干不完的农话；晚上，则要替父亲记账，跟着父亲学打算盘，难得有片刻的空闲。从李漱清那里借来的一摞书，也没有时间去看。
毛泽东(右一)、毛泽覃(右四)同父亲(右三)、伯父在长沙合影。李漱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虽然很为毛泽东的学习而担忧，但鉴于学生的家庭现状，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他解决没有时间读书的问题，只能鼓励他克服眼前困难，见缝插针地挤时间抓学习。为了帮助毛泽东树立刻苦学习的精神，李漱清特地给他讲解了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用古人读书治学的典型事例教育毛泽东勤奋学习，希望他以古时圣贤为榜样，勤学博习，修身利行，学成一艺，得以自资。
受到李漱清老师的教育和启发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学习的决心，采取了多种方法用功读书。白天没有时间看书学习，他就等父母睡觉后点着桐油、梓油灯夜读。对于他这种耗油费神的夜读——读的又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的经书，自然遭到父亲的反对；母亲怕深夜读书有伤身体，出于疼爱儿子也加以反对。毛泽东就用蓝布被单遮住窗户，使父母亲看不见灯光，有时就干脆躲到存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去。
夏夜，蚊虫叮咬，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子，凳子上搁着灯盏，将头从蚊帐里伸出来，趴在床头，读得不亦乐乎。可是，他的“秘密”还是被半夜起床给猪牛添饲料的父亲发现了。父亲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他虽然看不见灯光，却听出了儿子翻书页的声响，便悄悄地走近窗户，揭开那块遮挡灯光的蓝布印花被单，于是，房里的一切便“曝光”了。脾气暴躁的毛贻昌隔窗对儿子斥责道：“你一夜熬掉我一盏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搞下去，一份家产怕是要败在你的手里！”好心的母亲听到吼声，披衣起床给儿子打圆场，这才解了他的围。
夜里不能看书，毛泽东就白天把书带到田间地头，得空便躲到一座古坟后的毛栗树下面，读得心醉神迷。毛贻昌开始发现儿子经常溜号，不由得“盯梢”起来。一天他终于当场“捉”住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书，两只空粪筐齐齐摆摆地放在他身边。父亲不由得火冒三丈，两人便争吵起来。这时，恰好毛泽东的母亲来喊他们父子俩回家吃午饭，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下午，毛贻昌仍然分派毛泽东去挑粪，还规定他必须完成15担。太阳落山前，毛泽东不见了。这一次，毛贻昌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他，可是毛泽东看书正看得着了迷，根本没注意到父亲的到来。这下，惹发了毛贻昌的火暴脾气，他几步冲上前来，一把抢过儿子手上的那本线装书，厉声吼道：“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你倒好，躲在这里看这些闲书。”说着，他又把那本线装书的封面看了一下，原来是一本《西游记》。这个他懂得，这是一本讲孙猴子保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书，这孙猴子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精怪。儿子小小年纪看这样的书，不学坏了才怪哩。想到这里，他越发生气了，他顺手抓起毛泽东挑粪的扁担，就要对儿子动武。
毛泽东一看父亲要打他，赶紧用一双大手拉住扁担的一头，一边向父亲解释道：“父亲，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读书。我保证先做事后看书。你要我挑的十五担肥我已经完成了，要是不信，你先到田里去数一数，如果不够数，要打要罚都由你。”听了儿子的话，毛贻昌觉得颇有道理，他放眼往平整的水田一望，心里默默数了数，足足15担。
毛贻昌虽然平日对儿子态度比较粗暴，但毕竟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也有一颗爱子之心，他想到儿子为了省出时间读书，大半个下午挑了15担粪，的确够辛苦的。所以，他没有再责备儿子，只是说了声：“天不早了，还不快回家去。”说完，先自走了……
这件事情过后，父亲再没有干涉他读书的事情了。毛泽东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办事：白天，发狠做田里功夫；晚上，帮父亲结算一天的往来账目。农活干得漂亮，账目算得清楚，不给父亲留下一点责难和挑剔的把柄。遇到雨天或农闲空余时间，毛泽东就到李漱清的家里，向李先生请教学问，听他给自己讲课、接受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上完课后，毛泽东又把李先生借给他的书籍带到家里。多少个夜晚，他在上屋场那间土屋里，点亮那盏古老的竹络小油灯，发愤攻读。
这段时间，毛泽东完全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凡是李老师这里有的小说，他都借来了；李老师这里没有的，由他开出书单，毛泽东就到相隔十多里远的湘乡唐家圳圫八舅家去借。他看过的书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他都爱不释手，有的书看过还不止一遍。后来，毛泽东又在李漱清的指导下，开始看一些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救国图存方面的书，如《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并深深为书中的内容所吸引。
2与李漱清畅谈心得
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中，毛泽东辍学务农两年了，通过李漱清的悉心指导和他的勤奋读书，他的学业不仅没有荒废，相反还有了长足的进步。渐渐地，他的思想出现某种升华……
有一天傍晚，毛泽东按父亲的吩咐薅完秧后，就跑到李家场屋去找李漱清。他最近读完了好几本书，很有些“心得”，要向老师说说。
毛泽东来到李家场屋，李漱清正躺在晒谷场上的一张竹睡椅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聚精会神地看书。看见毛泽东来了，就急忙放下书本，站起来笑眯眯地同他打招呼。
毛泽东坐下以后，开门见山地对李漱清说：“李先生，您最近让我看的书我都读完了，有几个问题我弄不明白，想请教先生您。”
“润之，你有什么问题呀，请讲吧！”李漱清知道毛泽东有好学多问的习惯，就含笑鼓励他讲下去。
毛泽东向李漱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李先生，我看了这些小说和故事书，所有的人物为什么都是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呢？”
说老实话，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老师也从未考虑过，所以李漱清一时答不上来。
毛泽东似乎是早有主见，他继续说道：“对这个问题我以往搞不清楚，现在开始明白了。我发现，书中颂扬的这些文官、武将和书生们，他们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自然有佃户交租子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也多半是出身富贵人家，他们没有种过田，没有受过人生艰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人的书呢？”
李漱清没想到，这个“小学生”竟然提出这样大的问题，而且有了这样深的见解，他不禁暗暗感到几分惊讶。少许，他点头赞同道：“是的，润之，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受到老师的鼓励，毛泽东谈锋更健：“我希望，在将来的有一天，能够出现专门写农夫和工匠的书。我甚至想，假如我长大以后能够写书的话，我一定要写农民的书，写受苦人的书，一定要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他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眉宇间充满着一股难以抑制的自信与豪迈之气。
若干年后，毛泽东曾对人说起过他当时的心境：阅读“闲书”和“杂书”时的知识发现，在他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波澜，成为他为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最初的朴素思想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日后的毛泽东终于践履了当年向他的老师李漱清许下的诺言——“写一本农民的书”，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是一部亘古未有的鸿篇巨制。这本书，便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大书。在这部书里，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觉悟了，站起来了，他们拿起了锄和镐，挖掘了埋掉旧世界的坟墓，建造了一座崭新的社会主义大厦！自然，这些都是后话。
毛泽东继续向李漱清先生谈起他的读书感想：历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精华与糟粕并存，有的地方他的确非常喜欢，然而有的地方又让人看了很是扫兴，还有的甚至叫人很生气。他很喜欢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十分痛恨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百姓的奸臣。他认为牛皋比岳飞有气魄，岳飞比不上他。岳飞明明知道秦桧要加害于他，却偏要跑到风波亭去送死；牛皋的胆子大得多，他敢于拉起人马，上太行山落草，造皇帝老子的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不过，总的看来小说还是比经书好。就拿这些年来我读书的情形来说吧，我过去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不仅没有读懂，反倒越读越糊涂了。你看《学而》上是怎么写的？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居然也说出这等的蠢话来！贫困的穷苦人怎么能够快活？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理施利呢？读这样的书，人怎么会聪明啊？相反，那些小说则好看好懂得多，书中所写的人和事让人过目不忘，它的影响比那些经书可大多了哩！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学堂里为什么不准人看小说呢？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杂书’呢？”说完，他不解地望着老师，似乎在等待答案。
李漱清呷了一口茶，说：“你问得好！这也是我们大清帝国的怪现象。在长沙，我听维新派的先生们说过，西洋人是十分推崇小说的，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伏尔泰、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都是很有名气，很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只有我们古老的大清王朝，只晓得崇拜两千多年来老而又老的孔夫子，只晓得抱残守缺，容不下一点新的东西。那些大人先生把小说看成杂书，写小说的人被斥之为下九流，至于那些描写造反和离经叛道的新书，则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禁之而后快……”
“反叛那些恶人和坏人，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书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清王朝还有公道吗？”毛泽东年轻气盛，直言快语，把心中的话吐了出来。
李漱清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觉得也有同感，心里极为赞成。不过，他没有直露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他知道上述这些问题多少有些敏感，有些“犯忌”，而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流露出愈来愈浓的反叛意识，所以他不想以激烈的言行去刺激他，因为他还很年轻，摆在他脚下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作为人师再不能去增加他的偏颇与冲动，这样于他今后是不利的。
想到这里，李漱清感到有必要提醒毛泽东注意——在性格中应该溶入韧性，防止锋芒外露，真正做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于是，他起身来到屋内用毛笔书写了一幅条幅，送给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接过一看，条幅上写道：
硬就硬，莫激烈；
软就软，莫投降。
毛泽东手捧条幅，品味着、沉吟着，他仿佛要透过这通俗的字句悟出深奥的人生哲理。渐渐地，他感到手中这件馈赠物的分量重了，它不是一张纸，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丰厚礼品！
是的，这是一份厚礼，它让毛泽东终生受用。“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毛泽东后来提倡的“既要有松柏的原则性，又要有杨柳的灵活性”，不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吗？
毛泽东在谈了自己读小说的感想后，接着又同李漱清讲起他最近借阅两本新书的经过和读书体会来。
毛泽东告诉李漱清，他前几天去了一趟唐家圫外婆家，找八舅借了两本新书，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本是《盛世危言》，他阅读之后很受教益。
《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真叫人怵目惊心！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分析了世界列强的侵略野心和内政外交政策，叙述了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亡国的经过和亡国以后的痛苦与屈辱。也写了大清帝国朝纲紊乱，官吏昏聩，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等现状，提出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警告。
毛泽东对着暗淡的桐油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激动得一整夜没有合眼。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从这一刻起，他第一次产生了政治意识，开始感觉到：救国，是每一个国人的天职！
《盛世危言》是一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是1893年出版的。说来也巧，它正好和毛泽东同岁，在读者中间它已流传十五六年了，可在十分闭塞的韶山冲，还是一本难得的新书呢！
这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盛世危言》和一张还书的便条。毛泽东在李漱清这里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就翻山越岭到唐家圫外婆家，好不容易把它借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叫郑观应，广东省中山县人，是一个办理中外贸易的官商。他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作过一些考察。由于痛感满清王朝积弱不振和几十年丧权辱国，触景伤情，满怀忧虑，才积30年精力写成这部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的办法。
郑观应认为：中华古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开矿山，筑铁路，繁商业，办报馆，兴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这些观点，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分子维新变法的要求，在当时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现在，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宣告了改良主义思想的不可行性，在这辛亥革命的前夜，君主立宪的主张显然是落后很远了。不过，在闭塞的韶山冲，能看到这样一本触及时事、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改造中国社会设想的书，还真令人耳目一新，也叫少年毛泽东感动不已，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治乱之源，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力；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薪税敛，使物尽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毛泽东一边朗朗背诵着《盛世危言》的自序，一边由衷赞叹道：“这本书写得多好啊！中国要富强，只提倡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良。应设议会，制宪法，实行‘君民共主’；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众文化；开矿山，修铁路，发展工商企业。李先生，你看是这样吗？”
李漱清默默地听着，他从毛泽东那颇有见地的谈吐中感到：书本像只船，已载着毛泽东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他所关心的不再是小小的韶山冲，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生存出路，而是整个国家的强盛和振兴。一个乡村少年能有此悟性实在难得！想到这里，李先生那黧黑而清瘦的脸庞，渐渐泛起了欣慰的哭容。当听到学生毛泽东似在小结自己的论述，又似在征询老师的意见时，李漱清进一步诱导道：“是呀！你说得很好。像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一介书生，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努力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但是，只有在学到更多的知识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啊！润之，十几岁的年纪，正是立志向上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外出求学深造，那就是最好的了。”
李漱清先生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毛泽东那颗奋进向上的心；像一团火，燃起了毛泽东复学求知的欲望……
告别李漱清先生后，毛泽东一回到家里，就找父亲谈继续读书的事。
可是，毛贻昌并不理解儿子渴望读书的心情，没有应允毛泽东的正当要求。李漱清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来到上屋场，做毛贻昌的说服工作。他劝毛泽东的父亲：润之天份好，会读书，宁可大人自己苦一些，也还是要让孩子进学堂念书。就这样，在李漱清、毛宇居及毛泽东的一些亲戚的劝说下，毛贻昌终于让毛泽东在乌龟井、东茅塘又读了一年私塾。
3“学不成名誓不还”
当毛泽东见识初开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帝国主义正从中国沿海迅速侵入中国内地，他们和当地的地主老财、土豪劣绅相互勾结，疯狂搜刮民脂民膏，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
1910年，湖南发生严重的水灾，农民颗粒无收，开始逃荒，大量饥民不断拥入长沙城，他们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土豪劣绅、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大量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导致湖南长沙、湘潭、衡阳等地米价暴涨。一时间，市场粮食奇缺，长沙城饿殍遍地。
有一位叫黄贵荪的挑水工，好不容易凑齐了一笔钱，让他的妻子去粮店买米，米店老板以钱中有几枚不通行的货币为由拒不卖给，黄贵荪的妻子只好回来向邻居借钱，等再去粮店买米时，米价又上涨了许多。黄贵荪的妻子悲愤至极，想着面黄肌瘦的一家老小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她带着米回来，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走投无路之中，她一头跳进了湘江。黄贵荪闻讯，如晴天霹雳，绝望之中，他带着几个瘦弱的孩子，也一起投江自尽。
惨讯立刻传遍了长沙城，饥民们怒不可遏。他们冲进抬价的粮店，捣毁碓房、米店，要求平价。他们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和抚台衙门谈判，要求得到政府的救济。但抚台老爷的回答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有饿过。米卖什么价，那是米店老板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不交租税，我拿什么救济你们？饥民们忍无可忍，他们愤怒地砍断了官厅前面的旗杆，放火烧了衙门官府。他们高叫着：“官逼民反，只有烧尽而已。”抢了奸商囤积的米，又捣毁了帝国主义驻长沙的领事馆。
清政府大为恐慌。他们调集来军队，英、美、日、法、德五国也从厦门、上海、汉口等地调来十几艘战舰，残酷的镇压开始了。长沙城一时间血流遍地，被捕饥民不计其数，许多人的头颅被高高地挂在城墙上示众，长沙城成了一座屠城。
这件事，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他和同学们议论了好几天。他说：“大多数同学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几十年后，毛泽东总结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也许，正是这种饥民反抗的行动，使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民众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中的伟大作用。同时，他也在思索：为什么洋人、地主老财、贪官污吏能为非作歹？为什么勤劳善良的百姓却贫困交加任人宰割？正是这种对劳苦大众的朴素深厚的阶级感情，对残暴的统治阶级强烈的不满和憎恨，使他产生了一种改造社会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毛泽东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他开始渐渐懂得，兴民必须兴国，国家的命运是和个人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他开始从对农民的思索转而思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了。
正是在经历了许多严酷的事件和认真的思索之后，毛泽东的思想由朴素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转化为立志救国的爱国主义情感，并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意识到，要想探求真理，学习更多的知识，光缩在韶山这山中的一隅是不行的，国家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自己要想学得知识就要走出韶山，到更加广阔的世界中去闯荡，去学习。
正当毛泽东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的时候，毛贻昌则不准备再让毛泽东上学了。他认为，上得几年私塾，能够识文断字就可以了，科举已经废除，再继续读书，既没有仕途功名，也没有一技之长，不仅浪费家里的钱财，而且耽误毛泽东成家立业。所以，他决定送毛泽东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希望将来毛泽东能掌握一门手艺，进一步发家、赚钱、致富。毛泽东(右一)、毛泽民(右三)、毛泽覃1919年同母亲在长沙合影。
一日毛泽东正在东茅塘私塾里读书。他的父亲毛贻昌跑到私塾去，同老师说妥后便对毛泽东说：“你莫读书了，快点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跟我回家去！”毛泽东对父亲突如其来的决定很不理解，闷闷不乐地随父亲回家。路上，父亲对毛泽东说：“你呀，就莫给我再闯祸了，快点走出韶山冲，明天就送你到湘潭去，我和老朋友讲好了，让你到裕盛米店去当个徒弟，学点成家发财的真本事！”父子俩回到家里，母亲文七妹忙着给儿子出门准备换洗衣服。毛泽东坐在母亲身边，默默地想着心事，忽然站起来大声说：“妈！你莫收拾了，我不到湘潭去了！做生意的事，你们再也莫要提起了。”母亲不明白地问：“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我宁愿做一世的作田汉子，不去学什么米店生意。你想，穷人拿几个血汗钱，到米店里来买三五升米，老板总要克扣斤两，有时还要掺泥砂，这种昧良心的真本事，我不想学。”母亲深情地望着儿子，很同意儿子的想法，但又很为难。这一点儿子看出来，他说：“湘潭我是想去的！要么，就在那里读书，做生意我是不学的！”母亲想了好一阵子，对儿子说：“我看，你到外婆屋里去打个转身，要是觉得再读点书好，就跟两位舅舅商量商量，看他们有法子没有。”
毛泽东听了母亲一句提醒的话，高兴地跳起来，说：“要得！好办法，还是妈妈想得周到！”于是，母子两个都会心地笑了。
来到外婆家，毛泽东便焦急地与两位舅舅商量对策。恰在这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座新式的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韶山冲学不到的知识，文运昌自己就在那里学习过。毛泽东一听说可以学到新的知识，内心已激动起来。他多么希望多学些知识，解答他内心中许多难以揭开的问题啊！可是，怎样才能说服父亲呢？
毛泽东动员了他所能动员的所有亲朋，开始对父亲进行轮流的劝导。大家也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他们以毛泽东聪颖、刻苦为证明，说润之这孩子既吃得苦又读得懂书，本就是一块读书的料，多读些书对这孩子有好处；将来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做的也将是更大的事业，当学徒虽可以早一点为家里赚钱，但那又能赚几个钱？一辈子下来充其量和你毛贻昌一样还是个贩米的；人都说青出于蓝胜于蓝，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不读书怎能站得高？没知识何能看得远？前程远大了，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毛贻昌虽是个固执的人，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些话也确实在理，说得他也心有所动。见毛泽东态度坚决，硬让他去米店学徒看来是不可能了，他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毛泽东到外地去求学。
毛泽东的企盼终于有了结果，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临行前，他特地留诗一首赠与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年的秋天，毛贻昌一家站在私塾前的河岸边，目送着16岁的毛泽东踏上出乡关的征程。这一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走上了通向山外的羊肠小道。他带走了父亲的遗憾，也带走了母亲的离愁，一个全新的世界渐渐向毛泽东打开。
三、新式教育的熏陶
1就读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
由于获得父亲的首肯，毛泽东很顺利地跟着表兄文运昌来到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关于他在这所新式学堂的求学生活，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有详细介绍：
东山学堂旧址。“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对谁都开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一千四百铜板，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五十里之远。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况。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画图。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一切了。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豪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毛泽东开始渴望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入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
1910年冬，毛泽东请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介绍他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恰逢贺岚冈老师应聘到了那里任教，于是两人便一同步行前往长沙。“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半是担心自己遭到拒绝不能入学，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一名学生，使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
初到省城长沙，年仅18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了许多，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着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川汉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人民对立宪的要求日益广泛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皇帝仅仅下诏设立一个谘政院。在我的学校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他们用反对留辫子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掉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别的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没有守约。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在这个剪辫子的插曲上，我和一个法政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用经书来为他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2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
毛泽东初进长沙读书的时候，正值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酝酿着辛亥革命。国事纷纭，政局混乱。为了提高认识能力，辨清时局，毛泽东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当时，他很爱看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毛泽东在潜心读书、不断思考的过程中，渐渐地由君主立宪制立场，转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革命胜利的消息当夜传到了长沙。两三天后，毛泽东所在的湘乡驻省中学的校长，专门请了一位来自武昌的革命党人到校讲演。
这位革命党人激情满怀地痛斥了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和误国误民。他向师生们详细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并分析了当时武汉三镇的军事政治形势。他说，虽然站到革命一边来的新军将领黎元洪就任了湖北军政府都督，但北京的朝廷已任命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正领着冯国璋和段祺瑞两员北洋大将，兵分两路，水路兼程，向武汉三镇扑来，湖北的局势正值燃眉之急。他鼓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国家，为了革命，参军援救湖北起义军，响应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政治纲领。
生动精彩的演说结束后，有几个同学非常激动，当场站起来发表政见，表示由衷地敬佩湖北的革命党人，说他们是发扬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民前锋，实在了不起。还有人表示，湘鄂两省唇齿相依，湖北起义成功了，湖南应当立即响应，大力声援。
可毛泽东在沉默之后冷静地说：“是的，武昌起义成功了。可是，离革命的胜利还远得很呢。我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要靠实际行动，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湖北起义军呢？”
一句话把同学们问住了。一位大个子同学急了，瞪大了眼睛问毛泽东：“你快点讲呀！到底有什么好办法呢？”
毛泽东提高嗓音说：“我已经想好了，当兵去！”
“当兵？！”从没走出过校门的同学们惊奇地望着他。
“对！当兵。”毛泽东坚定地回答，“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现在，武汉三镇的局势很危急，袁世凯的北洋兵，分两路南下，采取包抄战术，企图箝住武汉。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困难一定不小。我们既然要革命，就不能空口讲白话。光喊口号，是打不倒宣统皇帝的。要革命，就要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干！”结果，有4个同学决定和毛泽东一道投笔从戎。
第二天，即10月22日，正是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湖南新军起义，长沙光复。
10月22日深夜，各路会党首领在抚台衙门开会，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同盟会会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可是，立宪派的官僚和士绅们十分不满。一番争吵后，两派达成协议，决定再成立一个湖南省参议院，由立宪派头领、原翰林院编修、外号“水晶球”的谭延闿当院长，其他一些富绅和社会名流当参议员。
军政府成立后，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光复，并且开始招募新兵，扩充军队，准备援救武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的胜利，云阳门因此被改名为兴汉门。
长沙城渐渐地平静了。原来准备当兵的同学中，有3个人以为革命成功了，想赶快找个进身之阶，因此放弃了当兵的打算。毛泽东和那个高个子同学仍然坚持参军。毛泽东说：“现在，宣统皇帝还没有退位，新军起义的还只有两湖，武汉战事正吃紧。我还是要参加战斗。湖南新军起义了，正在招募新兵，援助湖北，我打算就参加这支队伍。”高个子也爽快地说：“好，我也在长沙参加新军算了！”于是，他们两个就地报名参了军。可是当时参军也非易事。
那时，负责接受新兵的长官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有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
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不少同学都参加了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不行，没人担保，我不能收。”那位长官仍这样坚持。
若非没有早在军队中当兵的朱其升、彭友胜的帮助，毛泽东参军的愿望怕是难以实现。
朱其升，1891年生于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镇岩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他12岁随人到湖南一个叫做田江的地方当学徒，学打铁兼修雨伞。
1909年，湖南大部分地区发生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朱其升终日劳苦，吃不上一顿饱饭，只好离开家乡，闯荡天下，到外地混饭吃。
这年深秋的一天，他流浪到长沙附近，加入新军，被编到彭友胜那个班当战士。彭友胜是湖南衡东人，比朱其升早参军，当年彭友胜已是副目（副班长）了，但他与打铁出身的朱其升感情很好。队伍训练时，朱其升能吃苦耐劳，专心受训；行军打仗时，扛枪抬物，肯出力气。不久便提升为上士，每月饷银8元。
正在这时，朱其升从军营出来，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同长官争执，便走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来到跟前，他听到毛泽东生气地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朱其升看见毛泽东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就和蔼地问：“这位兄弟，你有么事对我说说，行吧？”
毛泽东看见这位军人讲礼貌，说话和气，就将前来投军的想法，自己的身世如实地告诉了他。最后还轻言细语地对朱其升说：“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难道不行吗？”
朱其升频频点头称是，他很同情这个青年，准备帮他这个忙。他询问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后，就进兵营找到彭友胜说：“这位弟兄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行吗？”彭友胜表示同意。就这样，经彭友胜、朱其升担保，上司同意，毛泽东以“毛润之”的名字编入革命军，当了一名列兵。
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军队为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在新军里，毛泽东和朱其升关系密切。朱是老兵，在生活和军事方面处处关心毛泽东，帮助指导他。毛泽东刚入伍，没有发军衣和毛毯，朱其升将自己新发的蓝棉衣给他穿。天气转冷，朱其升又要毛泽东与自己同床共被。有时还帮助毛泽东擦拭枪支，就像亲兄弟一样。毛泽东聪颖过人，又有文化，对军事常识，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在一次训练打靶时，获得优良成绩。
军营休息时，毛泽东、朱其升、彭友胜时常在向阳坡上，谈天说地。毛泽东也发挥自己的长处，常为他们讲《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故事。朱其升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有些听不懂毛润之讲的古文，不热心，听着听着，慢慢地睡着了。可他讲的“曹操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坂坡”，“孔明虚设空城计”，“关公败走麦城”以及“宋江怒杀阎婆惜”，“孙猴儿大闹天宫”等故事特别爱听。毛泽东口才好，边讲还边做手势，把我深深吸引住了。
毛泽东热爱读书看报，他每月领到的7元饷银，除向挑夫买水用外，大都用于购买书报。有一次，他在鼓吹革命的《湘江日报》上，看了一篇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就给朱其升、彭友胜他们讲。他们随即讨论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但是，谁都没有说清楚。
天气转冷，冬训暂停。毛泽东利用空余时间，教朱其升他们读书、写字。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只读过3年私塾的朱其升进步很快。解放后他还常说：我之所以现在能记账，写字，做生意，办工厂，多亏毛润之的帮助。
尽管有朱其升、彭友胜两位好友相伴，但是军营里的生活仍然过得很呆板。每天三操两讲，点名训话，一切都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稍有辩解，就会遭到打骂，毛泽东很不喜欢这种生活。然而为了援助湖北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朝统治，实现五族共和的理想，他坚持勤学苦练，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掌握了军事常识和基本训练。他盼望着队伍快点开到武汉去。可是，时间在流逝，军队却依然驻扎协草坪，不见动静。
后来毛泽东才知道，就在他参加新军的前夕，以“水晶球”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搞了一个政治阴谋，派人暗杀了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接着把大批革命党人排挤出去，谭延闿自己担任了湖南都督。他表面上拥护革命，内心却并不那么赞成革命，因此一直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以不变应万变，静观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不久，毛泽东又从报纸上了解到，武汉的战局已经缓和，湖南新军不会开拔到湖北去了。他还知道，南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满清王室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1912年2月中旬的一天，所有报纸都刊登了一条重要新闻：大清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把末代皇帝溥仪赶下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与此同时，南方和北方议和，南京的临时政府随之解散。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辛亥革命就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他对一个战友说：“……现在革命已经过去了，今后的革命，究竟要怎样‘革’呢？这里面还有很深的道理，我还没有搞清楚，我要去学习，要去探索。”就这样，1912年春，毛泽东结束了短暂的军营生活，怀着沉重的心情重新走上求学之路。
3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省立一中
年届19岁的毛泽东退出新军后，决心继续求学。但是，投考什么学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呢？毛泽东颇费心思。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报名费。”
“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很多美愿，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担保三年期满学生可以立即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对我赞扬这个学校，一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我向法政学堂交了一元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又进行了一次干扰，这次是通过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果真被录取了并且在那里注了册。可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阅读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它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
“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另一个障碍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毛泽东的“下一个求学探险是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很有名的学校，他在校门前徘徊许久之后，最后还是慕名前往省一中应考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入学考试中，他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省一中学校长符定一和老师们都非常欢迎毛泽东这位“头名状元”入校读书，但当毛泽东报名入学后，他们看了他粗壮的身材和土里土气的装束，却不相信毛泽东这个生长在边远山村、只读过半年小学堂、进中学几个月又退学入伍的青年，能考得出那样的好成绩。于是，便由符定一校长作主，加演了一场面试新生的插曲。
次日，符定一让一位国文教师把毛泽东叫到一个单独房间，他们二人当面商定文章题目，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符定一校长亲自监考、面试。毛泽东不知底里，看到先生这样重视自己，决心全力考好。写文章本是毛泽东的“拿手戏”，但见他略一思忖，便顷刻文思泉涌，一篇文章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复试的结果证明，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作文还要好。
符定一执教十余年来，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中学生写出这样文采斐然、妙笔惊人的漂亮文章，阅卷时他禁不住拍案叫绝！他欣喜若狂地对语文教师说：“了不得，了不得！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呢。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梁之材呀！”说完，他来笔一挥，将毛泽东这个退伍的列兵正式录取了。
就这样，毛泽东这位“秀才兵”在结束了半年多的军旅生活之后，终于进入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求学了。从此，他开始接受符定一先生在语言文字方面给予的指导，开始进行比较严格的政论写作基础知识训练，同时也开始了他与符定一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
在省第一中学，毛泽东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学生。这不仅是由于他在1000余名应考学生中名列榜首，而得到学校的格外看重；更主要的还在于，入学后他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美名，而备受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青睐。
毛泽东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柳潜，是一个颇有学问的前清秀才。他对毛泽东的文章十分赏识，常常在校长符定一面前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符定一校长也认为毛泽东是位可塑之材，他希望柳先生着力培养毛泽东。于是柳潜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津津有味地读完了这部116卷的丛书，感到收获很大。
恰好，当时学校正准备举行一次全校学生作文竞赛，符定一让柳潜先生通知毛泽东，要他务必参加这一活动。为了使毛泽东能赛出好成绩，符定一要求柳潜督导毛泽东进行强化训练。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毛泽东就在柳先生指导下，全力进行论说文的写作练习。在参赛前的两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柳先生则认真批改，及时提出意见，从而使他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作文竞赛如期举行，毛泽东果不负符定一和柳潜先生所望，他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论和新颖别致的立意，赢得了评委们的极高评价。
毛泽东作文比赛夺魁，符定一校长满心欢喜，他更加喜爱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性格沉静的“小老乡”，决心认真栽培。
当时，由于课堂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他便常到学校图书馆借阅书刊。符定一听说毛泽东喜欢课外书籍，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阅读，还利用大量的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授古文、历史等课程，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这种特别的教育方式，引发了一个让符定一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毛泽东对平平淡淡、按部就班地呆在学校里读书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由自在地精读一本书，比在学校上课更有益处。由此，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念头，即变学习各科基础知识为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变课堂读书为自由读书，研究“大学问”。
4自学在省图
像上次在湘乡驻省中学退学一样，毛泽东虽然有退出省一中的打算，但并未贸然行事，而是准备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符定一等几位亲近的先生，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行决定。这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重大事情自己拿主意，但不急躁冒进，放在一边冷一冷，待认真倾听他人意见、博采众议之后，再做出最后决断。
1912年夏日的一天，也就是在学校快要放暑假的前些时，毛泽东找到符定一，向他谈了自己退学的想法。符定一听说自己平素最喜欢的学生提出退学请求，颇感惊讶。他不解地询问毛泽东：“润之，在这里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了呢？是不是先生们对你照顾不周呀？”听符定一这么一说，毛泽东倒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只好把自己觉得学校课程太浅，内容略嫌陈旧，常感课堂“吃不饱”，以及难以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不愿受烦琐的校规束缚等情况，坦率地向符定一校长谈了。
符定一自然不愿放这位高材生走。毛泽东才华出众，心性很高，小小一所中学留不住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符定一不想过早地让他离开省一中，他想亲手栽培他，让他受到较好的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然后送他上第一流的大学深造。这样，为国家培养了一个栋梁之材，也算是尽了一份人师的职责。想到这里，符定一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的情形是有些特殊，我们可以特别看待，你大可不必退学。从今往后，只要对你的学习有益，可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至于学校内容则可以革新，教学方式也是会不断改进的嘛！你中学尚未毕业，便要中途退学，锦绣前程岂不要白白断送掉！润之，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呀……”
符定一言辞恳切，真心诚恳地极力挽留，使毛泽东深受感动。他诚挚地说：“校长，谢谢你的美意！我不会放弃学习，离开省一中，书还是要读的，只不过学习的方式不同罢了。”接着，他向符定一介绍了在家乡韶山自己半耕半读的情况，以及在东山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和半年兵旅生活期间的自学情况，认为自修是他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最后，他和盘托出了自己准备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的学习计划。
听完毛泽东的话，符定一明白学生选择的是一条适合他成长的独特道路，并且去意已决，就不便再勉强挽留了。他双手抚着毛泽东的肩膀，依依不舍地说道：“润之，既然你去意已定，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相信你这样做总是有道理的。不过，一中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着的，以后望你能常来常往……”“好的，先生！”毛泽东深深地向符定一鞠了一躬。
他，终于谢绝了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好意，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一条攀登知识之巅的崎岖道路。
退学后，毛泽东借住在长沙南阳街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到位于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去看书自学。
当时的湖南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楼上是藏书房，楼下是阅览室。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外书籍，毛泽东又惊又喜，他下定决心，尽量多读一些书。湖南图书馆距新安巷约三里路，那时刚开办不久，去读书的人还不多。毛泽东风雨无阻，早出晚归，每天总是第一个去那里读书，最后一个离开。只是中午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当午餐。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拼命地读书，他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菜一样，拼命地读书！毛泽东的勤奋，感动了图书馆里的一位管理员，他不久便成了毛泽东的好朋友，并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每天必到，又来得最早，而且在门外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赶他，他还不走。
在这里，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名着。中国的经史子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他无所不读，还穿插着读了不少诗歌和小说，以及古希腊神话。不过，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学习和研究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还有严复译着的《天演论》等，以及世界地理、历史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天演论》了。
《天演论》这部书，是严复为了适应中国的需要，对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所选择取舍，并发挥了自己的见解编译而成的。书中阐发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论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今不如古”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这些同封建主义文化对立的、崭新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使年轻的毛泽东大开眼界。他联系社会实际去博览群书，比较、分析、研究、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提高了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思想境界越来越宽广。
毛泽东在当时读过的部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代表着作。看到世界大地图，也是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期间的一大收获。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好友周世钊在《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中回忆，毛泽东曾对同学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说、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这些话，显现了19岁的毛泽东的宽阔胸襟。
后来，由于毛贻昌不满意毛泽东的这种自学的方式，并且严厉宣布，如果再不谋职，又不进学校，就断绝一切费用的供给，加之湘乡会馆又被军队占领了，“栖身之地”成为问题，1913年，毛泽东不得不结束了在定王台的半年自学生涯。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他学习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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