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是史学家在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史学工作作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总结。它体现了当时先进史学家的自觉意识和时代精神，势必对后世发生深远影响。
从《史通》问世之日起，千百年来，人们认识纷纪，褒贬不一。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
在《史通》行世之前，"见者亦互言其短"①，只有他的好友史学家徐坚深重其书，读之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②刘知几面对学界的冷落，感慨万端。他以扬雄自况，"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因而"抚卷涟而，泪尽而继之以血也。"③刘知几死后数年，唐玄宗敕河南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①，该书始行于世。至唐末昭宗乾宁四年（897），柳璨即著有《史通析微》讥诃其失。北宋宋祁为知几作传，批评他"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史通》一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被人了解，《旧唐书·经籍志》未曾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却附列于集部，《崇文总目》载之于杂史，自《郡斋读书志》始列入史评类。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上距《史通》成书八百余年。是后万历五年（1577），张之象见无锡秦柱家藏宋刻《史通》，校而刊之，较为完善。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家有抄本"，又于莆田吴氏得陆刻本，校勘删定，较为可读。明清学者训释《史通》者不少，清人浦起龙吸收了前人评释成果以《史通通释》取代各家而独行于世。近人研究《史通》的成果越来越多了。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史通》对历史的批判隐含着对现实的政治的批判，对儒家经典也敢于质疑，知几的笔锋触及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隐秘的矛盾和黑暗，因而招致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非难，致使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很大影响。这样的论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是缺乏说服力的。
诚然，上千年来，《史通》曾受到过批评，有时也的确因为他思想和理论的锋芒触到了一些封建卫道士的痛处而遭到攻击，但这些批评是否一律视之为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非难，我看就不一定。举例说吧，宋祁并不是非难刘知几，他在《新唐书·刘知几传》中说："子玄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朝有论著辄豫。"这难道不是表彰？诚然，宋祁在刘知几等史家传后有一段赞，其中有批评知几的话。这里从唐代三百年史录仍不能避免"疏外残余，本末颠倒"等不尽人意说起，又谈到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的情况，或许由于秉笔之人"有所讳而不得骋"，或许"因浅仍俗不足于文"，或许也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何知几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钦。"作者无非是在说明为史之难，故应体察史家难处，不要苛求古人。这意见是非常对的。指出知几工诃古人这点，也不算就攻击他。历代评《史通》者，大都兼有褒贬。我以为郭延年《史通评释序》和黄叔琳《史通训诂补序》的两段话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全面，可代表历代① 《史通·自叙》。
② 《新唐书·刘知几传》。
③ 《史通·自叙》。
① 《旧唐书·刘子玄传》。
的评论。
郭云：约而言之，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筒古，议论慨慷，《史通》之长也；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河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然则徐坚所云"当置座右"者，以义例言，良非虚誉；而宋祁所云"工诃古人"者，以夸诩言，亦非诬善矣。
黄云：观其议论，如老吏断狱，难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识高下；如神医眼，照垣一方，洞见五脏症结。间有过执己见，以裁量往古，泥定体而少变通，如谓《尚书》"为例不纯"，《史》论"淡薄无味"之类。然其荟萃搜择，钩釽排击，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
尽管史家对刘知几的评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得当，然从总体看来还是实事求是的，有褒有贬，一分为二。人们关心着《史通》，徐坚"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的评论几成为千余年史家的共识，这不是很高的评论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和中国的史学传统的大环境的制约，也由于《史通》理论的超时代性，其史学理论的社会价值很难得到很好的发挥。它的直书实录之义便难为统治者们接受。只是到了今天，才具备了认识刘知几和《史通》的充分条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会越发清楚地认识《史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刘知几的史学理论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对此，我们可以从史家义例的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先说史义。
这里指的是史家的指导思想、治史宗旨和史学理论，也就是研究知几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中国古代史学有一个概括的评述，在叙述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主要成就之后，叙述"史评"。他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梁氏征引三人之言，慨叹三子"自信"且有"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认为"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他最后的结论说：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刘知几以其《史通》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知几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是一个总的估价。
知几的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郑樵，其牵牵大者，有以下几点。
其一，"会通"的思想。
郑樵在《通志·总序》开头便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郑樵把这种"会通"思想作为治史的基本原则，也是他评论历代史书的基本标准。他推崇司马迁，贬抑班固，提倡通史，反对断代史，就是从会通的原则出发。在他看来，《史记》能会通古今，而《汉书》断代为史，遂失会通之旨。
郑樵所谓"会通"，即会通诸史，总辑一书。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时间先后加以整理、编排，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了解各种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
这种会通思想自然不是郑氏的发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刘知几"通识"等都含有类似的思想。知几撰《史通》，"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成其一家独断"之学，其"通识"之旨与会通是极为吻合的。"通识"中包括古今变革的观点，也包括人物品汇的观点。这两点，郑氏都有继承。前者他叫"通变"，后者他叫"会同"，二者结合即为会通。"极古今之变"，就是弄清古今变化，即通变。郑樵强调会通的重要性，把它作为治史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实践上会通诸史，力图"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就比前人大大前进了。
本来，郑樵重通史贬断代史，同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等篇的意见尖锐对立，因此他在《通志·总序》中也批评了刘知几"尊班而抑马"。不过，知几实际上是走了一条通史家的路子，通识同会通是完全一致的。
其二，批判的精神。
象刘知几一样，郑樵也颇富有批判的精神，他敢于批判历代学者的学术见解，敢于批判传统的观点和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想，提出自己独创的见解。
在这些方面，他深受刘知几的启发和影响。比如，郑樵深刻地批判了阴阳五行灾祥之说，指责了这种"欺天之学"。认为天文、灾祥不是没有意义，但必须摆脱迷信思想的羁绊，使之变为对人们有用的东西。他写《天文略》"正欲学者识重象以授民时之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①他写《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②此外，郑樵对《春秋》和历代史书中的任意褒贬美刺的情况加以批判，视之为"欺人之学"。他说："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③泛滥于史书之中那种"专事褒贬"的① 《通志·天文略》。
② 《通志·灾祥略》。
③ 《通志·灾样略》。
记载"伤风败义"，认为"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纪传之中，既载善恶，是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④这种见解自然有局限性，但较之那些任意褒贬曲笔为史的史家要好得多。于此，郑氏显然是受了刘知几直书实录之义的启示。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更深深影响了章学诚。这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继承了刘知几的历史进化思想。
刘知几在论述史体时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历史在变化，情况也不断变化，因而史家著述，必须知人论世，因时制宜，通情达变，切勿墨守陈规。学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变化、发展。比如典章制度就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宪自黄帝以来，代为变更"⑤，周公立《官礼》，虽鉴于夏、殷，而必"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①章氏用历史进化的观点论证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以及史体的变化。他说："宪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②其二，继承了刘知几通识的观点。
学诚论通，多有发明，这是司马迁以来"通古今之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主张通史撰述，对通史要求能"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③他高度赞扬郑樵的贡献，认为"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④其三，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
刘知几提出史家三长的理论，章学诚加以继承，并提出了"史德"。他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⑤肯定了刘氏三长。但他又认为"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⑥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即史家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要求史家心术端正，忠于史实，据事直书，不要曲笔为史。魏晋以来，文人修史，繁华失实，曾遭到刘知几的批评，知几曾提出文人不能修史的主张。章学诚再次提出文人不能修史的主张。对此，章氏的论证较知几更深入具体。他认为"辞章之士，不可与论经史专门之学久矣。"①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史家叙述之文，本于《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自陈、范以上不失师传，沈、④ 《通志·总序》。
⑤ 《文史通义·易教中》。
① 《文史通义·礼教》。
②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③ 《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④ 《文史通义·申郑》。
⑤ 《文史通义·史德》。
⑥ 《文史通义·史德》。
① 《章氏遗书·信摭》。
魏以还，以史为文，古文中断，虽韩氏起八代之衰，挽文而不能挽史。欧阳作史，仍是文人见解。然则古文变于齐梁，而世界已一易矣，文人不可与言史事。而唐宋以还，文史不复分科，太史公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无其人矣。"②他的总的精神都是阐明文人不能参与修史，因为"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观，而事则全非；或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③，都不符合史家撰史的宗旨。
其四，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的历史编纂学。
对知几历史编纂学的观点和方法，章学诚有批判，有继承，也有发展。
比如他对纪传体的论述，肯定司马迁创立的这一史体"实为三代之后之良法"，又指出后来学者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使之不能进一步发展。为克服二体缺陷，提出一种"别录"的方法。再如，他高度重视纪事本末体。他说："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伦，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它的长处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因而在这种史体的启示下，计划创立一种新的史体。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深深影响于后世，当然不仅仅是上面我们所列举的郑樵和章学诚两人。如果一路说来的话，中唐的杜佑，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郑樵，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顾炎武、王鸣盛、钱大听、章学诚等，都深受刘知几的影响。从史学思想去看，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一是实录直书之义。
这里以欧阳修的主张为例。欧阳修明确指出《春秋》义例的根本精神就是"不没其实"。他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则人之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深；为言信而善恶明也。"①这同知几"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的见解完全一致。欧阳修肯定《春秋》"不没其实"，表明了他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
二是辨伪考实之义。
刘知几疑古惑经，欧阳修继承刘知几的传统，以反神学的疑古精神从事金石考据及古籍辨伪工作，促进了有宋一代疑古求实学风的树立和发展，发扬了我国古代历史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而司马光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考异之法，辨别史料的真伪，参考同异，辨正谬误，也就是如他自己所说，"抉挞幽隐，校计毫厘"的极其繁杂的细致的史料考辨工作，以求得史料的真实可信，作为撰写《资治通鉴》的基础。《通鉴》的史料价值很高，就是因为它的史料绝大多数是可以相信的。这是对我国古代王充、刘知几等历史考据学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
三是史家三长之义。
一部《史通》，相当具体地阐述了刘知几关于史家才学识修养的意见。
关于史才，着重区分了文士之文同史文；关于史学，着重论述了博采与择善、② 《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信摭》。
③ 《章氏遗书》卷十九《庚辛之间亡友列传》。
① 《魏梁解（论）》。
辨伪的关系；关于史识，特别强调了直书，强调了通识的重要性。而且就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证。所有这些，对唐以后直至今天的史家都有深远影响。我们指出，章学诚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这方面的思想，使他的史学理论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而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梁启超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遗产。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设专章论史家的四长。他说："刘子玄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今天所讲，就是用刘、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再说史书体例。刘知几的《史通》着重讨论了历史编撰，在这方面对后来的史书编撰工作影响至为深远。浦起龙说："继唐编史者，罔敢不持其律。"后世史家虽或"显皆其书"，而莫不"阴用其言"。浦起龙举出十例证明后世史家"阴用其言"。这就是："自其以编年、纪传辨途辙也，而二体之式定。自其以《史记》、《汉书》昭去取也，而断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纪》于末帝之先也，而开创无冒越之篇。自其拟世家以随时所适也，而载记有变通之义。自其论后妃称纪或寄外戚皆非也，而传首始正。自其论篇赞复衍，更增铭体尤赘也，而骈韵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灾祥屏谶纬之芜。自其痛诋魏收之标题也，而称谓绝诞妄之目。自其以书地因习为失实也，而邑里一遵时制。自其以叙事烦饰为深诫也，而琐噱半落刊章。"①这十条例证，讲的都是历史编撰中关于史书体例的问题，尤其是纪传史的体例问题。它涉及于二体、断代之例、纪传诸体以及论赞、称谓等。这就是说，《史通》规定了纪传体体例的模式，使唐后史书悉遵其法。
平心而论，后世史家"阴用其言"者不在少数。应该承认，经刘知几对纪传史体例的论证，大家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而有的甚至成为史家的共识，成为史家共同遵守的史法。比如，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形式问题，关于纪传体断代史诸体例的基本要求，唐后的史书基本上是按照知几的意见处理的。再比如，关于篇赞后的铭体，除个别史书如《旧唐书》外，"骈韵都捐"。上述情况，说明知几的史学见解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不过，这些影响也需要具体分析，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就好的方面而言，知几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有益于史学的发展。在史料工作方面，主张博采、择善、辨伪。在史书体例方面，不仅指出编年、纪传为两种主要的体例，并予以深入细致的分析评论，使后来史家对史体的认识更加明确。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关体例问题的建设性意见，要求史书体例谨严、合理，这对提高历史著作的质量是有帮助的。在史书的内容方面，以"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为选材原则，在文史关系方面，强调文、史有别，不能以文藻损害了历史记载的真实。这些建议，丰富了封建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但是，也有不好的影响，其一，他往往以一种封建正统观念对待史书体例，使得他对史书体例的评论充满浓厚的正统思想，从而给后世史家带来不良影响。其二，他过分强调了体例，泥定体而少变通，从而使史体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后世史家的创造性。以纪传体正史而言，刘知几之后，史家多沿袭旧法，很少创造精神。诚如章学诚所言："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① 《史通·自叙》浦氏案语。
①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由刘知几来负责，但刘知几批评史迁通变化，肯定班氏守绳墨，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确实是肯定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扼杀了创造精神。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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