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刘知几评传 > 三、史家文风的基本要求
在刘知几看来，史家文风应当是"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他在《叙事》篇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言，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干此乎？"他肯定《尚书》疏通知远之旨，意指深奥，浩训成义，赞赏《春秋》属辞比事之言，微显阐幽，婉而成章，因言"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继而表彰《史》、《汉》是"继圣而作，抑其次也。"以为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刘氏推尊《尚书》、《春秋》为叙事祖法，举马、班二家为史体宗法，正表达了他在史书宗旨和史家文风上以《五经》、《三史》为模楷的主张。孔子主张文质相称，知几继承孔子以来关于文质统一的意见，强调史文"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便是得求一个文质相你的文风。
时移世异，质文递变，魏晋以来史文烦富，尚浮丽，效古语，知几以矫时弊，强调"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这是作为史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在《叙事》篇中，知几对史家文风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叙事以简要为主。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这里，史书叙事，以简要为主，乃针对史书"烦芜"而发。提倡尚简，有鉴于魏晋以来国史之文日伤烦富，流宕逾远，冗句烦词，充斥字里行间。本来书事记言，为了"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一旦烦富而不可收，便忘记了治史的根本目的，即是说"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①当然，《尚书》、《春秋》，文词简约，较之后世典籍，质朴无华。
儒家经典被后世奉为模楷，学者从中引出简要之义自是原因之一。
② 《史通·鉴识》。
③ 《史通·杂说中》。
① 《史通。书事》。
然而时移世异，记事日趋烦富是历史趋势。诚如知几所言："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②为什么呢？知几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透察书事记言的大势，指出：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否则盖不得而知。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于秦、燕、楚、越诸国，地理偏僻，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因此他总结道："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并非丘明故为简约，而是随闻见而成传罢了。乃至汉代，天下一统，情况不同了。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所以汉代之史倍增于《春秋》。降及东京，作者弥众。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谍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所以中兴之史又广于前汉。至于魏晋，虽地之偏小，年之窘迫，反而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故小国之史亦不盛于大邦。由上可知，近史烦芜，势使之然。因而史家对书事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缺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①由此可见，知几尚简，并非越简越好，而是"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妄载而流于棒芜不行；言有缺书，伤于简略亦不行。他曾经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②这是对"简要"之最好的解释。"文约而事丰"，这是述作的一个最高境界，今日看来，也应当是记事者奋力争取的目标。在文字简约上，知几注意到省句、省字。以为省句为易，省字为难。如果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则必然烦芜。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自然，一篇文字写得精粹，还不仅仅是文字的提炼，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提炼，是识见的升华。
二是"用晦"，基本意思是言简而意赅。刘知几认为，行文有显、晦之别。所谓"显"，就是"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所谓"晦"，就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用晦之道"就在于"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靡漏。"这实际上是以高度的文字概括包涵丰富的内容，犹如前言文约事丰之义。他列举《虞书》"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为例，指出其"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丘明师范尼父，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如"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之类。知几总结道："斯则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们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这就是用晦的奥妙之处。至于《史》、《汉》，亦时值斯语。如"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扎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等等。由上述可知，只要注意"略小存大，举重明轻"，那么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缺。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当然，这样的要求是高标准的。史家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便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史家要不断锻炼自己的思维概括能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
② 《史通·烦省》。
① 《史通·烦省》。
② 《史通·书事》。
三要提倡质朴，反对夸饰。在近世史学中运用夸饰手法形成风气。或"假讬古词，翻易今语"，或"持彼往事，用为今说"，或"虚引古事，妄足庸音"，或"事不类古，改从雅言"。上述种种，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模仿古人言事。"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决不能生搬硬套。
刘知几说："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述今事，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①明识之士在于求似，"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而不是生硬地模仿，"貌同而心异"。生硬模仿、搬用的结果，"用使周秦言词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同，真伪由其相乱。"②这样，使后来的学者亦无从"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③看来，夸饰和模仿的结果，就混淆了古今的发展变化，违背了史家实录直书之义。
此外，知几也主张史家记事要用时语，反对以骈文撰史。
采用当时口语，如实记载历史，方能反映时代特色。对此，刘知几在《言语》篇进行了系统论述。采用时代口语编撰史书，本来就是我国古代史家撰史的优良传统。知几以为，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所以如此，乃因"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时人出言，史官入记"，即是怎么说就怎么写，写出来的文字，纵然曾经润色加工，仍充满着时代的气息。《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这样，"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正因为《左传》和《史记》坚持运用口语世语，遂使它们在语言艺术上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两部历史文学的杰作。但是魏晋以来史家通无远识，丢掉了左、马的优良传统，他们"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刻意仿古，失彼天然。诸如魏收、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更有"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结果是华而失实。刘知几批评这种文风说："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①他以历史进化观为思想武器，对表现在文风上的复古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从而捍卫了史书的时代风貌和客观真实性。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从魏晋南北朝弥漫史坛的不正文风笼罩下，发现了不随波逐流的王劭和宋孝王，并大加表彰其"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在提倡采用当时口语的同时，刘知几对魏晋以来以骈文俪句撰史亦深表反对。他说："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文非文，史非史，譬① 《史通·模拟》。
② 《史通·言语》。
③ 《史通·叙事》。
① 《史通·言语》。
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①所谓"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体兼赋颂，词类徘优"云云，就是指以骈文入史。此等文风，以南朝梁代为盛，"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②刘知几对以骈文入史的批评曾得到后代史家的赞扬。清代学者浦起龙在《史通通释·叙事》篇释刘知几的论断时说："此节撇尽后史简且不能，更何处说起用晦耶？今试取诸史读之，信有八代之衰之叹也。"刘知几评论历史编写中的文风，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发。这种浮华的文风积弊日深，严重地影响了历史著作的实录求真之义，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时候了。刘知几对浮华文风的批评，说明他改变文风的要求已相当自觉，在他这个时代，社会酝酿着变化，文风也酝酿着变化，至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便是文风变化酝酿成熟的结果。
但是，既使是文风的变化，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骈文之深刻影响，至使刘知几一方面反对用骈文撰史，另一方面他本人又基本上是用的骈文撰写《史通》，因之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对此，史家多有察觉，张舜徽先生对刘知几批评骈文的言论评论说："知几此论，道尽六朝文敝，切中膏育。然自魏晋以下，士习华靡，要亦时尚使然耳。??然观《史通》全书，亦重在修辞炼句。凡四字可尽者，必足成八言。一句能毕者，辄联为二语。所谓'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之病，累牍连篇，靡不然矣。使知几当日自成一史，亦未必能黜华崇实，屏绝绮语，而反之三代两汉也。盖习尚移人，有不期然而然者。何用深责六代诸史乎？"①这里既肯定了刘知几对骈文的批评，又指出了他自己深受骈文文风的影响，既对骈文之敝表示了否定，又以为骈文成风乃时尚使然表示理解，其看法是相当辩证的。
当然，学术界也有另外的看法。姜书阁先生征引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关于刘知几"对于骈文的不满"之后说："说他对骈文不满，恐无根据，且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是他的《史通》，从序起到全书终了止，基本上都是用骈体写的。他如果真的对骈文不满，就不会用骈文写这部耗费了半生精力的史学巨著。"②我以为应该承认刘知几批评过骈文，且批评相当严厉，然而确切地说，刘知几主要是反对以骈文撰史。他是位史家，任务在"商榷史篇"，包括史家的文风。他并没有把骈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去反对。所谓"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只是说明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知几从史家实录直书之义的要求出发，拨浮华，摭真实，捍卫史家求实存真之旨，因而反对以骈文撰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本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自幼选择了史学志愿，留意于名山事业，因而关心、思考史家撰述的宗旨、方法和文风，在文、史之间更倾注于史，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的的确确，他并没有在整体上去否定骄文，至少说从现存《史通》中看不到他全面否定作为文体的骄文，而只是反对以骈文撰史。
① 《史通·叙事》。
② 《史通·杂说下》。
① 《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卷三第75 页。
② 《骈文史论》第45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
为了更深入了解刘知几关于骈文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有必要从更广的视野上讨论一下骈文的来龙去脉。唯其如此，才能更切合实际的估价刘知几关于骈文见解的是非。
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体裁，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也带来过消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它来有源，去有踪，源远而流长，对它应作具体的分析，客观的评价。先秦文章，本无骈散之分。秦汉以还渐有骈意，经七百年发展演变，始达成熟。至南朝徐陵、庚信，出现高峰。隋至唐初，沿袭未改，但其势渐衰。中唐韩愈倡为古文，欲以振八代之衰，应者甚众，实效可观。然科举应试之赋，已由骈而进入严格的律体，应世之文亦全限于"今体"的"四六"，即使古文家也不能免。具体唐代文章的发展变化，《新唐书·文艺传》曾有详实的评述。大体言之，唐初百年间，沿袭六朝文风，一直是骈俪文占据着文坛。玄宗即位前后至代宗大历以前，为崇雅黜浮唐文初变时期。大历、贞元间，韩、柳提倡古文，造成声势，骈文衰而新古文兴起。骈文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起了变化，而终致为新兴的散体古文所代替，而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新局面。刘知几既然处在骈文占据文坛的时代，他以骈文行文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既反对以骈文撰史，又在《史通》的写作中崇雅黜浮，推进了骈文的改造，因之开了唐代文学宽博宏伟新风的先河。我们不应该把知几的骈文与六朝的骈文等量齐观。
综上所述，我们从知几关于史笔的系统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家的卓越的史识、明确的宗旨、严格的史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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