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儒家政治伦理观的认识

　　知几尊重孔子，尊重儒家思想，其最根本的一条是信奉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并把它的一些基本思想作为指导自己一生言行的准则。

　　知几信奉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其核心是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和规范。

　　知几撰《史通》，"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论史之际也要涉及"王道"、"人伦"的大问题。

　　故《史通》不仅仅是部史评的书，也是一部阐述知几关于"王道"、"人伦"认识的书。

　　"王道"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他们倡导通过实行仁义道德、推行仁政来平治天下的政治方案。"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即儒家的人伦学说。孔子讲人伦，要求处理好君臣父子等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局面，于是提倡"仁"。仁的第一层意思是"爱人"，这个爱人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而是有范围的差等爱。用来调整君臣、父子关系，使君臣之间、父于之间彼此相爱。仁的第二层意思是"克己复礼"。注重自我的道德修养，把自我的道德修养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又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我道德修养的归宿。这就是作为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之基本内容的"内圣外王"，其基本路数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则修己，一则安人。修己以仁，安人以礼。仁的另一层意思是指各种道德品质的修养。通过学习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和文化知识素质。

　　封建统治阶级一贯重视儒家所倡导的人伦学说，并把它作为封建礼教的主要内容，成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思想和制度。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就其本质来说，它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第一，它本身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有精华，也有糟粕；第二，它自身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孔孟所讲的政治伦理和后世封建社会各个历史时代所讲的政治伦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不能笼统他讲儒家政治伦理，必须具体地分析刘知几对儒家政治伦理的认识。

　　知几在谈到人时，总是首先考虑人的道德品质，并且作出善恶、邪正的区分，判定是君子还是小人，比如他说："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①"人禀五常"，就是说，人之为人，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为人正直，就是具备了君子的道德。什么是正直呢？就是"不避强御"，敢于"彰善痒恶"。因此，他特别表彰南、董："彰善贬① 《交通·直书》。

　　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②刘知几牢记孔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教导，联系到自己从事的史学工作，感到"儒诚有之，史亦宜然"，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吴均、魏收，小人之史。

　　两者，"薰获不类"，相去甚远③,在知几看来，象史官魏收，"曲笔诬书"，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恶直丑正"④，书为秽史，人为小人。而司马迁等，敢于好善嫉恶。知几说："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孤、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⑤这都是从为人说到治史。

　　关于君臣关系，知几一方面坚持君臣之间的名分，君是君，臣是臣，不能"君臣相杂，升降失序"⑥，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君、臣都是可以区分的。君有明君、贤主和淫君、乱主之分，臣有忠臣和乱臣之别。如他有时说"贼臣逆子，淫君乱主"①，有时讲"忠臣义士"。他说：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未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齐兴而有刘秉、袁桨，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日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这里表彰的东汉的董承、耿纪，西晋的诸葛诞、毋邱俭，刘宋的刘秉、袁粲，北周的王谦、尉迟遇，都是忠于本朝的忠臣，而《三国志》、《晋书》、《宋书》、《隋书》等追叙其事皆目为叛逆，知几认为这实有违于封建名教，且不合史法。

　　知几所讲的君臣伦理比较符合儒家伦理的精神。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要求君臣之间忠诚相待。他并不要求臣下绝对地服从君主，"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④说明忠君是有原则的，不是盲从。

　　这个原则就是"道"。孔子的忠君思想往往以孝梯为前提，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孝慈则忠"⑤，就反映了宗法伦理的特点。荀子忠君思想深得孔夫子正传，不过时移世异，其忠君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时代特点。他专门论证过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作为君，要"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认为这三者是"君人者之大节"①；作为臣，要"以礼待君，忠顺不懈"②。按照道德之高下，他把君区分为圣君、中君、暴君三种，把臣② 《史通·辨职》。

　　③ 《史通·杂说下》。

　　④ 《史通·曲笔》。

　　⑤ 《史通·杂说下》。

　　⑥ 《史通·世家》。

　　① 《史通·直书》。

　　② 《史通·曲笔》。

　　③ 《论语·八佾》。

　　④ 《论语·先进》。

　　⑤ 《论语·为政》。

　　① 《荀子·王制》。

　　② 《荀子·君道》。

　　区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圣臣四类。③作为一个忠臣要"内一民，外距难"，"上忠君，下爱民"，"民亲之，士信之"，如果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争，"从道不从君"。在这里，忠君的涵义已超出了忠于君主个人的范围，已推广到忠于国家、爱护人民。

　　荀子的学生韩非首次提出了三纲的思想。他说："臣事君，干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④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强调了君臣伦理中那种绝对服从、**的因素。这思想也被儒家吸收到"三纲五常"的名教思想之中，这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肯定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也肯定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⑤"序君臣父子之礼"、"正君臣上下之分"都谈了君臣关系，不过一者强调是礼，一者是明分职，有所区别。后世封建社会统治者所强调的尊主卑臣的绝对**主义，倒是来源于法家的主张，而明君忠臣的道德要求，则是受到先秦儒家思想的薰陶。刘知几所理解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则是先秦儒家思想。

　　刘知几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信奉者和贯彻者，他的贡献不在于对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之理论的阐释上，而在于他紧紧结合史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认真付诸实行。唯其如此，他在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和史学编撰、史学评论两者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史学和政治、史学和儒学的关系，由此达到了理论的升华。这里指出几点：其一，儒学是史学的灵魂。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知几进行历史评论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表现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上，也表现在对史学编撰的要求上。他说：马迂撰《史记》，项羽僭盗而纪之日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自兹已降，讹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这显然是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对《史》、《汉》等书提出的批评。在刘知几的思想上，历史撰述，尤其是纪传体史书，要贯彻儒家政治伦理观念，反映封建等级制度。"以天子为本纪"，以诸侯为世家，以人物为列传。纪者编年，传者列事。"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入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①纪传史体例之纪、传之分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史学上的投影，尤其是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反映。《史记》五体的体制结构，形象地反映了大一统的封建等级秩序。纪传之关系，犹如北辰与众星，车毅与辐条一般，具有统属关系。刘知几高度赞赏司马迁"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的贡献，严厉批评司马迁有时违背了原则，造成"疆域不分"、"君臣相杂"的毛病。

　　比如，他说"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且名曰西楚，号止霸王，是个诸③ 《荀子·臣道》。

　　④ 《韩非子·忠孝》。

　　⑤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 《史通·称谓》。

　　① 《史通·列传》。

　　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②。又说"陈胜起自群盗"，不应以世家相称。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知几史学评论的重要内容。刘知几在《史通·书事》中讨论了史书记事的范围，提出了"征五志之所取""更广以三科"的看法：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日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之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日：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导。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荀悦立典五志，申明其撰《汉纪》的宗旨，在于宣扬封建主义的伦理、典则，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表彰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汉纪》一书以西汉为正统，"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并通过史论反复申明鉴戒之意，全书贯穿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是史学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典型代表。而千宝之释五志，同荀悦五志的精神大体符合。知几在五志基础上，广以三科，更强调了史书彰善罚恶的作用。可见，儒家道义、人伦是史书要大书特书的内容，也是史家评论史书的是非标准。知几便以上述五志三科去衡量历代史书，检验诸史书事在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辨别事理的认识水平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检验它们是否体现了儒家政治学术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比如，他说：班固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好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傅玄批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知几认为，班马上智，犹有此失，何况庸庸之辈，魏晋已降史书，"论王业则党悸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①。这些都是违背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的。

　　其二，史家的责任在于彰善瘴恶。

　　刘知几经常强调史家的责任，要"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彰善瘴恶。

　　他说：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则善恶不分。如果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善恶事迹如在，使后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如同"《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史的功用博大，"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①史家的责任在于彰善瘴恶，表彰明君圣主忠臣孝子，批评淫君乱主贼臣逆子，这是实现儒家王道人伦理想的实际行动。

　　② 《史通·本纪》。

　　① 以上均引之《史通·书事》。

　　① 《史通·史官建置》。

　　史家"记功司过，彰善瘴恶"②，则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识见，因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③如果一个史臣，"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④，又怎么能彰善瘴恶呢？知几非常重视史家自身素质的修养，其中特别强调史家的道德修养，以为这是良史的必备条件。这实际上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中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贯彻。

　　② 《史通·曲笔》。

　　③ 《史通·鉴识》。

　　④ 《史通·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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