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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潮汛：企业家历史地位变迁（7）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的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生存的**企图冲破一切束缚。于是，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在安徽芜湖，年广久卖起了“傻子瓜子”；在四川新津县，刘永行兄弟用自行车拖着小鸡在大街上叫卖；在广东顺德，梁庆德开始走街穿巷收购鸡毛；在浙江温州，15岁的王振滔便做起了卖米的小生意……
但是，由于私营经济如野草般无序生长，加之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还过于保守，于是各种质疑的声音开始传来，甚至在全国掀起了关于姓“资”姓“社”的大讨论。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温州“八大王事件”便是典型的代表。
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新修改的《宪法》“总纲”第十一条中说：“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个体经济第一次写入了国家宪法，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获得了稳定的法律支持。
1987年，**十三大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指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出台。次年底，全国第一次工商登记，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下子达到了9.06万户。而这之前，只有温州等地的6户私企进行过正式工商注册。
1989年，由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私营经济再次跌入低谷。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刘永行兄弟、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胆”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间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大量企业家纷纷携款外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第二阶段是1992年到2002年，私营经济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轮私营经济的发展，肇始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当年随即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私营经济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真正的融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私营经济有了真正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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