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怨刺旨趣，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作家关注家邦国事，以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美刺讽戒比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更具有正视现实的品格。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既有"游扬德业，褒赞成功"①歌赞君主盛德的作品，又有表示对君主贪纵暴虐、残贼人民行径的不满而"发愤之所为作也。"②但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暴显君过的作品并不为每个统治者所容忍，安闲浑穆、雍容典雅的称颂之作受到了大多数当政者的垂爱。汉代以美刺论诗。司马相如等人因讽得志，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疾呼"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舵，坐积薪而待燃。"对时政予以"金刚怒目"式的批判而没有致祸获罪，主要是由于秦朝二世而绝的前车之鉴还清晰可见。赋家们在怨刺的同时，还对汉家王朝倾注了殷殷关注之情，因此，统治者才不以为咎。白居易在唐代较宽缓的政治气候中，可以作《太行路》以"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慨叹"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诗经》"六义始刷矣。"①指出诗歌的讽戒作用不存的现实。因此他作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②宋代以后，朱熹认为刺诗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下以风刺上"的风气渐趋消歇。其后，即使间或有论及刺诗的，也十分强调美刺的统一，免得产生"轻躁险薄之可疑"。③如清人程廷作曰："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① 《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③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宋学士全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 年版。① ［梁］萧统：《文选序》，《文选》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①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9 年版。② ［唐］白居易，《寄唐生诗》，《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37 页。③ ［清］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青溪集》卷二，金陵丛书本。关。"④试图证明刺诗无妨儒家诗教。因此，"刺"、"讽"在宋代以后己锋芒弩钝，只是力图寻求与儒家诗教的契合点，以尚存一席罢了。如元人郝经说，诗歌必须"美而不至于谈，刺而不至于詈，哀之也而不至于伤，乐之也而不至于淫。"⑤虞集则认为深于怨者，长干情者，善感慨者，"是皆非得性情之正，唯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⑥但刘基论"刺"则不同，他说：或语予曰："诗贵自适，而好为论刺，无乃不可乎？"予应之曰："诗何为而作邪？《虞书》曰：'诗言志。'卜子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果何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国风，使为诗者俱为清虚浮靡以吟莺花、咏月露，而无关于世事，王者当何所取以观之哉？曰："圣人恶居下位而讪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挟其诗以弄是非之权，不儿于讥乎？"曰："吁，是何言哉？《诗》三百篇惟颂为宗庙乐章，故有美而无刺。二雅为公卿大夫之言，而国风多出于草茅闾巷贱夫怨女之口，咸采录而不遗也。变风变雅大批多于论刺，至有直刺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使其有讪上之嫌，仲尼不当存之以为训。后世之论去取，乃不以圣人为轨范，而自私以为好恶，难可与言诗矣。"①又曰：予闻国风、雅、颂，诗之体也，而美刺风戒则为作诗者之意，故怨而为《硕鼠》、《北风》，思而为《黍苗》、《甘裳》，美而为《淇澳》、《缁衣》，油然感生于中而形为言，其谤也，不可禁其歌也。②刘基有关诗歌"风"、"刺"作用的论述，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对朱熹所谓"讪上"之嫌进行了驳洁，肯定了刺诗的地位。
程廷祚在《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三·再论刺诗》中曰："从晦庵之说，以国风之刺诗斥为讪上，为无礼于君，世之好事者，将援其说，以及小雅而并累大雅也。"可见，刘基所谓"讪上之嫌"是直接针对朱熹的。刘基虽然也奉"天理"，但又兼融朱陆，旁及道家，对朱学并非笃信无疑。刘基驳洁其"讪上"之说采取"宗圣"的方法，以"圣人为轨范"。所谓"讪上"之说，仅是后人的"自私以为好恶"。显然，刘基的文论也是"焚香对六籍"①，祖述原典，发以已义，从而为"刺"诗正名。
其次，突出强调了"刺"诗的社会功能。刘基针对宋代以来文坛怨刺之声消歇的状态，论《诗》以独标"风"、"刺"为特色。认为"诗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风论"，而不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范则。充分肯定了"直刺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的《节南山》、《十月之交》诸诗的地位，认为《诗经》中唯《颂》有美而无刺，其余"大抵多于论刺"。当然，这一观点并非刘基首创。《国语·周语》中记载召公谏厉王使卫巫监谤，就有这样的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替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④ ［清］程廷祚：《诗论六·刺诗之由》，《青溪集》卷一。
⑤ ［元］郝经：《五经论·诗》.《陵川集》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⑥ ［元］虞集：《胡师远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之三十四，四部丛刊本。① 《王原章诗集序》，《文集》卷五。
② 《书绍兴府达鲁花赤九十子阳德政诗后》，《文集》卷七。
① 《连江陈子昂师古斋诗》其二，《文集》卷十三。
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出斟酌焉，是以事行之不悖。"文学的"观"、"怨"作用，核心内容是"风"、"刺"。事实上，《诗经》中比较明确地涉及作诗目的的十一例中，讽据其八，其余三例，也具有讽的含义。汉儒论《诗》，虽然有正、变之分，但"国风、雅、颂并列圣经"①，可见"变风"、"变雅"的刺诗并没有被目为异端。但是，自朱熹认为刺诗"轻躁险薄"，有"讪上之嫌"后，文人论刺，往往缄口慎言。这样，刘基的复古之论便不是简单地祖述前人，而是在**统治进一步加强，文人不可讪上的背景下，对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重新申论和发扬。元代正统文学，由于作家无论在朝在野，大都属于封建士大夫，和"躬践排场、面敷粉墨"②的戏曲作家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诗风一般浮靡清虚、流连光景，吟莺花、咏月露，内容平淡空泛。刘基的诗论，当时同调不多，而整个明代文坛也是或追求"格古调逸"③，或"敷张神藻，润饰洪业"④，或抒写性灵，对刘基的诗论，应和者寥寥。因此，刘基阐论刺诗，可谓别具只眼，切中了文坛萎靡冗闒之弊。
事实上，刘基元末的作品，一般都是"寓而讽之"⑤之作。何镗论其作品曰："痛心茶毒，于是乎卮言《郁离》"，"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诮玄，托称《覆瓿》。"⑥他不但猛烈抨击了贪毒的胥吏，而且在《楚妃叹》、《王子乔》等诗作中，将锋芒直指宫廷之上。他的寓言体散文《郁离子》也是屡受谴顿后的托喻刺世之作。如《灵丘丈人》写一位养蜂老人，爱惜蜜蜂，勤于管理，悉心照料，结果获得甚巨，富比王侯。老人死后，子嗣父业，但对蜜蜂的态度判若天壤。其子只知坐收渔人之利而毫不爱惜，结果蜜蜂举族而去，家道因此中落。最后，作者通过陶朱公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寓意："为国有民者可以鉴矣。"是规谏，也是讽喻。
刘基的怨、刺理论及其作品都集中于元末，这与怨刺作品产生的基本条件有关。
其一，怨刺之作一般创作于昏主乱政之时，是文人们有感于统治者的过失而发。因此，先秦时代，魏、唐以俭啬治国，魏风、唐风中就没有刺淫之作。元季国势颓危，君主昏债，各级官吏多方诛求。公元1345 年，元顺帝在诏书中也说："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法，民瘼滋甚"，元末世况可见一斑。因此，风、刺之论发于元末是情理之中的。
其二，"风""刺"之论是与忠君观念交融在一起的。程廷祚曰："诚有爱君之心，则虽国风之刺奔刺乱，无所不刺，亦犹人子敦谏父母而涕泣随之也。"①怨刺之作往往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因此，黄巢的《赋菊》不能算是刺诗。元末虽然败象裎露，但由于自古忠君与爱国的观念交混为一，因此刘基虽然仕途坎坷，抱负难酬，但仍努力不辍，忠君之心不泯，往往借诗文抒写忧世情怀。而自从应招赴金陵后，便与元王朝彻底决裂，当然便再无怨刺① ［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广雅书局丛书本。
② ［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元曲选》，四部备要本。
③ ［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本。④ ［明］徐一夔：《陶尚书文集序》，《始丰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⑤ 林富：《重锓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⑥ 何镗：《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① 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青溪集》卷二。
元王朝的作品。
其三，刺诗一般出于阎阎百姓之口，或下层文人笔端。《毛诗序》曰："下以风刺上"。位居要津的朝廷命官、勋策大臣，或可以秉笔上书，或直言劝谏，以诗歌的形式"主文而谲谏"①，虽然在先秦、两汉较为经见，中古以后，朝臣所作则大多是雍容浑穆、粉饰太平的作品。但"公卿大夫之口可溃，而匹夫匹妇之口不可杜。"②刘基虽然有出仕蒙元的身世，但久沉下僚，对百姓疾苦体察较深。因此便有怨刺之声。而自从辅弼以后，"受心膂之寄，掌惟幄之机"③，自然不需陈诗谲谏。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高压统治，文狱屡兴，刘基的学生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在刘基去世后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胡乱猜解而斩首（因"圣"与"僧"、"则"与"贼"音同）。因此，晚年的诗文优游闲雅，仅聊以自适而已。
刘基有感于元季时运而发出的风、刺之论，在元、明两代，如空谷足音，几无嗣响。虽然有些文人偶有感愤之作（如李梦阳等），但都乏于论"刺"，文坛风气并未改变。直到明末的陈子龙等人起而力矫竟陵文人幽深孤峭的诗风，蒿目时艰，强调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认为"诗之本"是"忧时托志之所作"④，应"导扬盛美、刺讥当时。"后期的作品大多感时抚事，多慷慨之音，抒写"满目山川极望哀"⑤的国亡家破之痛，刘基的托讽刺世的文学思想才得到真正的承绪。刘、陈二人政治生涯不尽相同，虽然都处于王朝更迭的时代，刘基弃元而佐明，而陈子龙则致力于抗清复明，最终赴水殉节。但他们都明辨夷夏之大防、对现实生活十分关注，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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