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庐山谈判秘情

　　◆杨虎城被逼出洋，对部下说：“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的手里？能缠下蒋的只有中共，去找周先生，他对付蒋的办法多，而且高明。”

　　◆蒋介石叹气：“周恩来的确是个人才。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1.周恩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谈判生涯

　　蒋介石在西安见到周恩来时曾答应，如国共谈判，周可直接去南京找他。可蒋介石回南京之后，很快食言，不但扣留了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是避而不见。他把谈判事宜都交给了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可顾祝同做不了主，有事就给蒋介石打电话：“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

　　蒋介石倚在沙发上，对着电话喊叫，他总嫌电话声小：“你告诉周恩来，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

　　“他还提出共军驻地及收编问题……”

　　“这些你不要给他明确答复，等以后视情况再作商量。”蒋介石想站起来，像平时发指示那样，但被拉直的电话线拴住，他又坐回沙发，厉声吩咐顾祝同：“总之，你要掌握大致方针，现在对内要避免内战，尤其是大规模内战。但是，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周恩来听到顾祝同转达的蒋介石的话，非常不快。他向中央提出，去南京同蒋介石直接交涉。毛泽东接到电报，在窑洞里转悠了好几圈，放心不下：如今张学良已经被扣，恩来如再去南京，蒋介石能信守诺言吗？他几经犹豫之后，打电报给周恩来：“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电报发走了，毛泽东还在犯愁，突然意识到什么，半夜从土炕上一骨碌爬起，叫来秘书：“你马上再给恩来发一封电报，就说，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要谈，就欢迎张冲到西安来与恩来同志协商。”

　　于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就在西安开始。蒋介石委派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代表，以后，又增派张冲、贺衷寒参加。中共方面，仍以留在西安的周恩来为代表，后来叶剑英也参加。双方代表，除了张冲，几乎成了黄埔师生的会谈。总的说，顾祝同态度还算平和，对共方要求在西安设办事处、不再迫害民众团体都作了允诺。张冲临来时，虽有蒋介石当面交待“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三师九团，不可再加”等语，态度也友好，所以双方很快意见趋向一致。3月8日，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

　　当晚他们还请了另外一些黄埔同学一同吃了一顿饭，气氛和谐。

　　可等了两天，不见顾祝同回话，周恩来去催问，第三天，突然由贺衷寒出面，拿出另一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周恩来粗粗看了一遍，发现许多难以接受的，如红军改编成三个师后，每师只能有一万人，共三万人；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选派；把停止进攻河西红军的一条也删去了……周恩来有些激动，一口气高声说了出来：“这样的改法我不同意！”

　　贺衷寒也挺直了他不太高的身子站着，望着就要走开的周恩来的背部。

　　周恩来霍地转过身来，扬起了他那直直的黑色浓眉，盯着这位曾在黄埔军校相处过的学生。贺衷寒也算得上是个风云人物。当学生时加入过共青团，与张国焘闹对立，被开除；他加入国民党后，成为黄埔一期学生中的“三杰”之一；后来又成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以理论界领袖自居，但在西安事变时主张轰炸西安，从此被蒋冷落，觉得他有野心，不让他带兵，只让他去和共产党磨嘴皮子。他办什么事好别出心裁，一意孤行。周恩来也感到了他的“寒气逼人”。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周恩来问，在他的话声中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困惑，不如说是质问。

　　“因为，”贺衷寒清晰地、好像报告似地说，“共产党既然承认蒋委员长为唯一领抽，就应该一切服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他住了口，寻找他更需要的准确字眼，“……红军和苏区应该完全置于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陕甘宁行政区只能算一个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

　　他见周恩来目光直逼着他，便不响了，等待着对方大发雷霆。在黄埔军校，作为政治部主任，完全可以劈头盖脸地骂他的学生一顿，当时是家常便饭。

　　但是，周恩来并未出声。他望着这个站得笔直的、两眼直瞅着他的蒋军少将，现在，毕竟不是黄埔时期，贺衷寒也不再是他的“学生”，而是对方的代表。他有话只有找蒋介石面谈才能生效。他回到住处，当即电告中央：“贺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即愈难在蒋面前讨价，特别是以河西问题胁迫我们 ……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毛泽东也很生气，在第二天的回电上特为加了几句：贺、顾所改各点太不像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像通常那样，他开始讲得相当平静，后来就忍不住冲口而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我希望你以原提条文电告蒋先生，否则，只有请你回南京见蒋说明此间的事。”

　　张冲稍感意外，思考了一下问：“周先生的意思是这个修改案已经危及到两党关系……”

　　“我只是说明我党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没因贺案而有所动摇。”周恩来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略带讥笑地说了一句：“偌大两个党，又经过这么多曲折才坐下来，岂能因贺衷寒一纸空文给搅散了。历史会原谅我们稍稍耽误了一会儿。“

　　“既然这样，我们五个人是否再坐下来谈谈?”

　　“我看西安也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有直接去见蒋委员长了。“

　　3月下旬，周恩来来到上海，在宋子文公馆见到了宋美龄。

　　宋美龄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风采——西安事变后她一下瘦了五磅。本来她最怕发胖，没了体型。在她屋里有个磅称，她经常称一称。听人家说抽烟能减肥，她就常抽带薄荷味的凉烟，但不起什么作用，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后就抽得少了。她还有个减肥的办法就是发现体重上去了，就停止进食油腻，专吃几天青菜色拉，直到体重下来为止。事变那几天，她出门梳妆打扮也不像从前那样费时，所以脸上显得格外僬悴。蒋介石脱险归来，她不但一块石头落地，而且本身也成了世界性的人物，心里自然高兴，脸上也有了光彩。尤其是美国人更加热衷于她。和蒋介石总闹别扭的史迪威将军就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又见到了美龄夫人，她比我以前所见到的更美，苗条、雅致、动人，白白的瓜子脸像木兰花瓣那样白皙。鬈曲的黑发，松软地从前额梳向后颈，在那儿打成一个光滑的发髻。同夫人讨论了一下战术。我觉得蒋夫人焕发着引人的魅力，在那罕见的美貌后面，蕴藏着魄力、才能和力量。同她相比，蒋介石将军和他的同僚们都显得顽固、不老实，为了鸡毛蒜皮的面子问题耿耿于怀，只关心权力，其军事战略毫无章法，同西方大相径庭。对于蒋介石腐败军队挽救的办法，也许就是由蒋夫人担任国防部长。”除去西方人惯有的夸张，宋美龄的确不一般。

　　当周恩来把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请她转交蒋介石时，宋美龄满口答应，并且无顾忌地说：“委员长在杭州休养，我很快转给他。依我看中共可以合法存在。”

　　不几天，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来到杭州。

　　3月的杭州，空气清新，艳桃浓李，花云如织。脱去钢架背心的蒋介石浑身轻松。周恩来进来时，他一直迎到门口。

　　周恩来颇有兴味地观察着蒋介石，寻找着对方心理上的变化。在问候之后，周恩来直奔主题：“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因此，那些所谓‘改编’、 ‘投诚’ 一类用语实在难以接受。”

　　蒋介石嘴边挂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我承认中共是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入侵，分家之责在于鲍罗廷。我们都应反备过去的错误。我承认我过去也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于没有造出干部，我现在已有转变。”

　　周恩来说：“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活动，但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便实现和平民主。”

　　蒋介石又摇开手：“不必与国民党合作，这只是我与你们之间的事。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 10年20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党说话不算话。”

　　“蒋委员长怎么能这样说呢？西安的事情就是例证嘛。”

　　“我的意思是希望中共改变政策后，与我，而不与这个党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造成因内乱而使英、日联合瓜分中国。所以我说要研究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蒋介石似乎不想多谈：“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

　　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

　　“没有。你们中共先商量。”

　　周恩来顺势将中共的几点具体要求陈述：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要增加……

　　蒋介石变得少有的宽容，立即表示：“这此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必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我不来干涉；军队人数嘛，我不同你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只同你们联络；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

　　蒋介石意外的爽快，反而使得周恩来多了一份戒心。从与蒋介石多年打交道的经验中，他知道蒋介石“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谋略。现在，蒋的意图是承认他为领袖，其余的自可放松点。

　　谈判是连续进行的，但有一天，蒋介右忽然通知说今天不谈了，要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莫干山风景区去游览。周恩来心中纳闷，不知蒋介石又要玩什么花招，或者谈判情况有变。在游览中，他和张冲边走边聊，一会便知道今天是蒋介石给夫人宋美齡做生日。周恩来不由得一惊：怎么宋美龄生日同他是一天？（周恩来的生日是1898年3月5日，宋美龄比他大一岁，也是3月5日）奇怪的是，蒋介石为何在3月底给她过生日呢？他干脆不去想它，尽兴玩了一天。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络用的密码，飞抵西安。4月初，返回延安。

　　毛泽东快步走出窑洞，把周恩来拉进来，指指椅子，让周恩来快坐，快讲讲外面的情况。周恩来除了与蒋介石谈判外，和国民党各个派别都有接触，要说的话很多，他呷了口茶，先从南京方面说起：

　　亲日派的活动，较以前改变了一些策略，这是反映了日本解散议会以前的外交面目。欧美派的活动，较前增高。抗日派对我们虽表示好意，但迄未形成政治集团力量，对蒋亦甚畏惧。CC派是我们在民众运动中，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强硬对手，他们最不愿意我党公开，虽然他们并不反对合作。黄埔系分为军官系与政训系，前者如关麟徵、宋希濂等较易接近，后者如贺衷寒、邓文仪等常捣乱我们与蒋合作。士官、保定、陆大各系中亦有接近我们者。

　　毛泽东对此分析时常点头。俩人又交换了对各省情况的了解。大致是：东北军已陆续开往豫皖驻防，一般的对我们关系均好；杨虎城部队改编后，托派分子尚未肃清，拟再向其严重提出，否则必会分裂；阎锡山与我们有商业来往，其守土抗战主张确能深人民众，惟甚限制我党活动；韩复榘向蒋提议开六省会议，搞五省联盟，蒋恐不会允许；广西方面现在转坏，胡汉民的新国民党残余入桂进行所谓“清血运动”，所有左派分子均被排斥，其策略是反对南京容共，反对我们联蒋，有接近日本可能；四川刘湘与南京的冲突不致发生战争，伹刘左右极落后，与我们关系尚能保持……

　　“我看把这些情况整理后，向国际书记处报告一下，免得人家说我们不尊重他们。”毛泽东提议后，又开了句玩笑，“人家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嘛。只不过有点天高皇帝远罢了！”

　　说话间，周恩来已经拟好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稿，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小声念道：“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他把电报递回周恩来，“你告诉他，我们会后你即南下晤蒋。”说完，毛泽东又哈哈笑起来：“如今我们也变成小媳妇了，办一点事也要向远方的‘公公’和南方的‘婆婆’请安了……”

　　毛泽东突然敛起笑容：“还有个重要情况，就在你回来的途中，我们西路军大约六千人在甘肃凉州被俘，我准备让张文彬同志赴平凉开展营救工作。”

　　周恩来凝眉一想：“我给顾祝同打个电报，要顾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

　　毛泽东补充道：“对被俘人员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残部，应允其转赴新疆。”

　　周恩来忽然想起一件事：“听说蒋经国已经回来了，我看让在西安的叶剑英，同张冲去上海见一见小蒋，他在苏联呆了10多年，希望他能以民主思想影响影响老蒋。”

　　“我看可以，等叶剑英与顾祝同交涉完西路军的事，就叫他飞上海找蒋经国，”毛泽东侧过身面对周恩来，“不过我对小蒋不很了解，他到底有多少民主思想？能影响老蒋几分?”

　　●2.杨虎城走了，把斗败蒋介石的希望寄予周恩来

　　蒋经国是4月中旬抵达上海的。

　　他的回国是得到斯大林特许的。斯大林是在得到中共和国民党两方面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对于蒋介石来说，尽管蒋经国在苏联写文章、演说骂过他，但毕竟是他的亲骨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宋美龄又不生育，思子之心日切。西安事变时经周恩来一说，可替他要回经国，父子团聚的念头更重了。蒋介石对侍从副官居一侨说：“经国明天到上海，请陈立夫、戴笠去接他。”陈立夫、戴笠回话，说不认识经国。于是蒋介石又叫来侍卫官、族侄蒋恒祥，问他：“你对经国比较熟悉吧？”

　　“小的时候看见过，在一起玩过多年。”蒋恒祥答道。

　　“好，很好！你到上海去接一趟，要经国一下轮船就来杭州。嗯，另外，你劝劝经国夫妇，见了夫人，叫声姆妈。”

　　“知道了。”蒋恒祥含笑退出办公室。

　　可当蒋经国真的来到上海，近在咫尺，蒋介石又犯了嘀咕，不想见到儿子。

　　陈布雷看出蒋介石的心思，规劝道：“委员长不必太介意经国以前的事，当年他还是个孩子，说什么，写什么，常常是一时之话，为形势所迫也在所难免，还是早些见见吧。”布雷先生说这番话，虽说是劝解蒋介石也是宽慰自己：他的女儿陈琏也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他心里忐忑不安，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他就只好总把她看作小孩子，并不割断父女之情。直到国民党快垮台时，还暗暗地求周恩来保护她。

　　蒋介石抬脸看着陈布雷，觉得这个干瘪“秀才”说得在理，没说什么，同意相见。

　　一天下午2点半，两辆黑色奥司汀轿车，穿过葱茏翠绿的环湖公路，停在澄庐别墅门前。蒋介石身着深灰色派力司长衫，坐在楼下会客室沙发里阅报。宋美龄身穿紫色绸缎旗袍来到门口迎候。

　　蒋经国从车里出来。他中等身材，微胖四方脸上有几点白麻子，穿着一身咖啡色西装，系着一条花条子领带。下车后，他连忙把夫人扶下车。宋美龄笑迎上来，蒋恒祥赶快向蒋经国介绍：“这是夫人。”

　　蒋经国有礼貌地向宋美龄问候：“您好，妈妈。”

　　芬娜也走上一步，躬身向宋美龄问侯，用汉语说了声：“妈妈，您好!”

　　宋美龄笑着点头：“您好，芬娜!”随后弯身吻了孙儿的小脸，又抱起孙儿向楼房走去。蒋介石坐在沙发里，手里拿着报纸，耳朵却听着外面的动静。

　　蒋经国进屋后，按中国的传统礼教，双膝跪下，叫了声： “阿爸!”眼圈一红，忍不住哭了起来。

　　蒋介石本来威威地坐着，板着脸，被儿子一哭，又被身旁的宋美龄戳了几下，心软了下来，禁不住也落下老泪。

　　蒋经国把在苏联带回的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装饰品递给蒋介石，又把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宋美龄。蒋介石看了一眼比蒋经国略髙的芬娜，她金发蓝眼，穿一件蓝底大红花连衫裙，随着蒋经国叫了声：“阿爸。”蒋介石急忙用手帕揩了揩眼睛，把混血儿小孙子拉过来拍拍脑袋，又把芬娜怀里的小孙女抱过来亲亲，脸上露出笑容。宋美龄把一些小礼品送给两个小孩。

　　宋美龄看了看蒋经国夫妇的衣着和行李，笑笑说：“这衣服过时了，等会儿到街上挑两件合适的，再买两只箱子，在杭州多玩两天。”说着，转身叫副官蒋富寿过一会儿陪蒋经国去购物。

　　蒋介石说：“芬娜这个名字按蒋氏家谱改一改吧，就叫蒋芳娘吧。”后来，媳妇的名字里带个“娘”字，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觉得俗气，就做主改成了方良。蒋氏家族，从曾祖父起，都按一首五言诗续谱。诗曰：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因此蒋介石是“周”字辈，蒋经国是“国”字辈，再接下来是“孝”字辈，所以蒋介石又将蒋经国的儿子艾伦取名为孝文，怀中的小女儿爱理，改为孝璋。

　　热闹了一番，蒋介石言归正传，摆出为父的尊严，训斥道：“你的学问、经历，以及到俄后至今回国之间，10余年来，每年每月个人之经历，可先作具体系统的报告，再述你以后个人所抱负之志愿，以及能力所及与你所希望的工作，以备考略。”

　　蒋经国中文已经生疏了，写报告有些为难，蒋介石要先找个人帮他补习学业，并嘱咐：“先去奉化，看看你娘，休息休息再说。你出国多年，中国的事也不晓得，中国的书也读得少。你回家可以读些古书，把‘四书’好好念念。我派徐道邻到奉化辅导你。徐道邻是我的侍从秘书，德国留学生，德文好，中文也好。他在幼年时，他的父亲请了两位饱学之士，教他读四书五经，还教他新的科学和外语。他10年不下楼，专心学文，对古典汉学极有根底，是中西文兼优的学者。但我要他对你不要讲外文，要讲中国古书。明天你到溪口去。” 蒋经国郑重地答应下来。

　　经国一家走后，蒋介石召见戴笠，问道：“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蒋介石问得含糊，戴笠却答得明白。他知道蒋介石想知道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谋杀；二是出洋。蒋介石对杨虎城的暗杀，本来是件容易事，但他不能采用过于露骨的手段，他怕引起舆论谴责，所以打算寻找第三者来实现。就在杨虎城3月份见蒋前后，中统特务头子季源溥，在南京找到当年坚守西安时因主和而被杨虎城枪毙的西安大绅褚小毖之子褚龙吟，把他关在一个秘密住所，给以特别优待，并安排陈立夫接见他，极力鼓动他为父报仇。并明确告诉褚说：“事情有人去干，只要你将来出面承认是你因报父仇而为即可。”褚龙吟虽是个文弱书生，却颇负正义感，回绝了特务。特务们见阴谋难遂，经过一番恫吓之后将褚发出。褚龙吟不敢在南京再住下去，便逃回他的家乡陕西富平县乡下暂住。特务们还策动甄士仁（杨虎城人陕后枪杀的地方武装首领）的女儿甄芝彦，借父仇对杨进行谋害。适陕西旅沪进步学生彭毓泰在渔关与甄相遇，闻知此事，晓以大义，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的策动。所以蒋杀杨的蓄谋一直没有得逞。他先是电催杨无条件辞职，4月16日，他又致电顾祝同，催杨离陕出国。

　　戴笠告蒋，杨辞职之后，巳答应近期启程出国。

　　“好!”蒋介石抖擞起精神，“以我的名义电告他：所请辞职一节，业已另电知照。并准派兄出洋考察军事，尚希即日摒挡，以赴事功为盼。”

　　杨虎城是不得不走了。许多人劝其缓行，都被拒绝。临走前，他对来上海送行的干部留恋地说了许多话：“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捉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 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靠你们了。……发动了双十二事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采，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要知道，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介石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共，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与红军毗连）是朋友，南边 (指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就断然倒向共产党，通过部队中的（王）炳南、（阎）揆要等人去找周先生，他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多，而且高明。兄弟！我要走了，你们好自为之！……”他不再说了，紧闭的双眼已含满泪水。军官们也都泪如泉涌，几乎忍不住要放声痛哭。

　　●3.周恩来劳山遇匪

　　西安事变——蒋介石口口声声将其贬为“土匪劫持领袖”；其实不然，真正遭劫的是周恩来，打劫的是名符其实的土匪。这件事与西安事变相隔不到半年，地点也离西安不远：

　　1937年4月25日，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开出，朝着西安方向进发。驾驶室里坐着司机老李和周恩来副主席。他要经西安到南京去同蒋介石继续谈判的。车厢里坐着张云逸、孔石泉、周恩来的警卫参谋陈有才，还有几个进步的记者和保卫处派的一班警卫战士，共20几个人。张云逸是要去香港、孔石泉是去西安办事处的，本来昨天有三辆大卡车一起走，因周恩来有事，两辆汽车先走，这辆卡车推迟到今天出发。

　　卡车在公路上疾驶，车后卷起的烟尘遮天蔽日。周恩来在驾驶室里打瞌睡，车厢里却热闹得很，这些红军出身的警卫战士多数没到过西安，也没坐过汽车，所以车一开动，话就特别多，咯咯的笑声播撒在原野。过了三十里铺，进人劳山，路高低不平，车像坐轿子似地左右摇摆起来。

　　劳山并不高，也不险，可因为沟壑纵横，满山都是密林和齐人深的荒草，使得行人路过时不免心惊胆战。此地兵匪出没，也是交战双方的必争之地。现在是大白天，车上人人带着枪，所以虽入了险境，却并不怎么害怕。车到了劳山，正行驶在一个拐弯处，车速慢下来。有一个战士听见一声枪响，同伴就笑话他： “别神经过敏，什么枪响，哪个羊倌抽了一鞭!”

　　“深山野林的，谁敢在这放羊!” 一个战士话还没说完，就听枪声炒豆似地爆响起来。战士们同时拔出枪。他们带的是一色的驳克枪，没有长枪。

　　驾驶室里的周恩来猛一激灵，意识到不好。他欠身朝车玻璃前观察，发现卡车正处于一个簸箕形的山坳里：“敌人伏击呀，老李，快，冲出去！”

　　老李一踩油门，咕咕地朝坝梁上冲。这时，埋伏在山梁上的敌人也开了火，子弹飞蝗似地乱窜，有一颗当地打在车玻璃上，击中老李。老李身子一歪，倒在座位上。周恩来一骨碌滑出车门，借着茅草朝前匍匐了几步，抵着车帮指挥反击。

　　车厢里的张云逸，也断定是敌人伏击，他大声命令陈有才和一名警卫员：“快！快保护周副主席转移！”又命令警卫排长陈国桥：“你组织战士抵抗！”

　　听到命令，战士们翻身下车，抢占有利地形，向山上回击。

　　可敌人有二百多，又多是长枪，还有机关枪。红军都是短枪，又在明处，很快便倒下了几个人。陈有才刚要下车就被打中腿部，他挣扎着爬起来，挥臂示意警卫员掩护周恩来撤离。车上唯独他头戴礼帽，身穿在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时穿的那套西服。敌人误以为他是“头”，集中火力向他射击。陈有才也意识到敌人专打他，奋不顾身地同敌人左右周旋。

　　周恩来已经从地上爬起来，带领张云逸、孔石泉，还有一个新闻记者，迅速插向右侧一个开阔地，到达对面山上的丛林中，凭借着茅草、梢林的掩护，转进一个小山坳。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几个并未集中走，而是拉开距离，相互看得见就行。敌人还在后面射击。他们转过几个小山头，来到一个山谷。糟了！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前边沟掌里有个两丈多高的土崖，满是树丛和茅草，密密麻麻，连条羊肠小道也没有。追上来的一名警卫战士小曹急得满头大汗，他凭体力可以爬上去。可周副主席……张云逸手上还被敌人子弹擦破了皮，满是血；孔石泉衣领被穿了两个洞，好在没伤着，可要往山崖上爬……

　　“不要紧张，好好想想，办法总会有的！”周恩来鼓励他。曹鸿都朝崖上一看，发现崖上有棵树，树梢搭拉下来，离地面只有丈把高。他纵起一跳，一把抓住那根“救命”枝，一摇一荡，脚在崖壁上蹬了几蹬，上去了！他把绑腿解下来，伸下悬崖，把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记者拽到崖顶。

　　这时，驻在延安三十里铺的红军骑兵也听到枪声，飞速赶来救援，周恩来喘息着，命令骑兵：“你们派出一部分队伍，赶到劳山，一定要将负伤和阵亡的同志运回延安！”

　　张云逸纳闷：“是不是蒋介石又来破坏谈判，搞暗杀的名堂？”

　　“杨虎城最近几天就要被逼出洋，难道又要来个杀鸡儆猴？” 周恩来琢磨着。“不过从进攻的枪声和不来追我们，倒像是打家劫舍的。不管怎样，车是不能坐了。”周恩来要孔石泉回延安后同国民党交涉，派飞机来接。“我要建议中央直接给蒋介石去电，挽留杨虎城出国，不然凶多吉少。”

　　周恩来的猜测不错。拦车的的确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李清伍。在这一带是有名的土匪头，前两天还劫了东北军的一辆军车，23日又得到情报说有辆共产党的卡车要通过，便预先设了伏。

　　陈有才、陈国桥被打死后，土匪们围上来，爬上汽车就搜索财物。可车上除了几件不值钱的行李外，还有两个铁皮箱子，撬开锁一看，既不是银元，也不是烟土，而是一堆书和文件。李清伍气丧地瞪起牛眼，举起大刀朝一条毛毯乱砍乱剁了十几刀。这条毛毯是周恩来随身带的。它是宁都起义后董振堂送给朱德的。西安事变后，朱德见周恩来经常顶风冒雪往返于西安、延安之间，就把这条毛毯转送给周恩来御寒。红军骑兵消灭了土匪后，把毛毯送还周恩来。抗战爆发后，朱德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红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它在朱德身边又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

　　土匪不肯空手而归，又在死者身上寻摸，摸到陈有才时，见此人相貌堂堂，先有些嘀咕，等摸出他口袋里的一张名片，有识字的过来一看，喃喃读出声：“周、恩、来……”

　　李清伍一听，两只手僵住了，脱口惊呼：“坏了，这下敦下乱子了，快，快跑!"

　　其实那张名片是陈有才在西安联络工作时，为周恩来携带的，土匪们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了。

　　这次遇险，周恩来受惊不浅。直到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还谈到劳山遇险：“我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有才等同志扫墓，但不知何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没有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仰起脸说：“陈有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枪声也震动了延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下令把集中喂养的马匹通通牵出来，马上去营救。毛泽东手里夹着颗烟，大步流星朝这边赶，招呼警卫团长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骑兵们出发了。朱德、张闻天、李富春都站在南门外广场上，翘首眺望劳山方向。一向幽默风趣的毛泽东一反往常，一言不发，面色严肃，急躁得走来走去，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你蒋介石不肯谈，就正面打，何必搞对付史量才的一套!”民主人士史量才就是蒋介石下令，被特务用强力手枪打死在沪杭公路的汽车上。毛泽东当时也怀疑是否是蒋介石在幕后指挥。——当时红军要是失去周恩来，或者说是毛泽东失去了周恩来，那中国革命的进程不知要受何种影响……

　　●4.蒋介石、周恩来再会庐山

　　陈布雷为蒋介石编完《西安半月记》，自己也熬煎得病倒了，就在杭州休养。夫人王允默陪着他游览湖山，他的心情稍稍宽怡，但是接到侍从室的来函，说的都是人事间的倾轧之情，心里又忽忽不乐起来。他带上夫人返回南京，继续休假。休假快完的时候，蒋介石问陈布雷：

　　“布雷先生，你为我写的《西安半月记》很好，国外都有登载的，使人明了真相，夫人也很满意。”《西安半月记》是陈布雷八易其稿，于2月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印刷了80万册。蒋介石用它洗刷了自己当时的狼狈，也洗刷了对张杨许下的诺言。 “我拟去庐山，”蒋介石发出邀请。“你在7月里也来庐山吧。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谈话会不设秘书处，由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张群、曾仲鸣负责，你不必劳心。你一定要去的，也可以带夫人去，顺便可以避暑、休养。”

　　陈布雷整个上身低了两下。对庐山他还是向往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5月27日乘坐专机“寇蒂斯BT-32大兀鹰”号，由南京飞抵庐山脚下的十里铺机场。这原是一架美国制的轰炸机，1933年购入，曾经轰炸过江西红军根据地。后来改成座机。因宋美龄晕机，改装时特地隔了个单间，里面有张床，供宋美龄躺下休息。这次同行的有侍卫长钱大钧，经委会委员王世杰。

　　庐山成了蒋宋每夏必到的“夏宫”。他们固定的住处是牯岭河东路12号别墅。这是一幢英国古典式建筑的楼房，原房主为英国传教士巴瑞女士。1934年，她将这栋别墅送给了蒋宋夫妇。蒋宋甚合心意。1948年夏天，蒋介石心血来潮，给别墅提了 “美庐” 二字，并由匠人镌刻在门前一块天然巨石上。

　　安顿下来，蒋介石就召见中统的张冲和别动队的康泽。他把两份文件交给康泽，一份是中共的宣言稿，一份是中共军队改编后的若干问题。蒋介石指着第一份文件对康泽说：“这个宣言稿，我交给邵力子先生看过，他说没有什么意见。你拿去研究一下，看有什么意见没有?”他又指着第二份文件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红蓝铅笔打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一道研究一下。”

　　康泽将文件装进提包。

　　蒋介石仍然盯着康泽：“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淮南（张冲〕一道去和他们谈。”

　　康泽和张冲回到南京，到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家时，吃了一惊：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都住在姚家。张冲与周恩来等人多次打交道，态度友好地握了握手。康泽与共产党情绪对立，对周恩来的和平方案仍很怀疑。便应付地笑了笑，应酬了几句，吃完午饭就走了。

　　周恩来望了一眼康泽的背影，轻蔑地一笑：“如今康泽也成气候了。一个戴笠的特务处，一个贺衷寒的政训处，一个康泽的别动队，三足鼎立了。”

　　6月4日，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达九江。庐山北麓的莲花洞前，已经备好几乘轿子。张冲指了指轿门，请周恩来入轿。周恩来摆摆手：“用不着。我们步行上山吧，顺便还可游山逛景。”

　　轿夫们为难地互相看了看，握住轿杆不知所措。周恩来回头笑笑：“你们就跟着走，脚钱我会照付的。”

　　“最怕登庐山的是黄仁霖。”张冲说起黄仁霖的笑话。黄是励志社和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总干事，供奉于蒋介石的内廷。所以蒋宋每次来庐山，他都跟着。可他是个身高一米九十以上、体重240多磅的大块头，一顿夜餐能吃12碗馄饨。一登庐山，只有坐轿，非八名轿夫不可。轿夫一见他来，个个望而生畏，既不敢不抬他，也不敢多要脚钱，只好中途多歇几回。所以，他每次乘轿上山，都要比别人迟到一小时左右。有时陪着蒋宋夫妇一起上山，那就更难为他了。蒋、宋的轿夫都是奉化人，身强力壮，健步如飞。而江西籍的轿夫抬得上气不接下气，却依然落后一大截。这时，黄仁霖生怕上山太迟，未能侍奉左右，就趁轿夫休息时，自己徒步先行，叫轿夫抬着空轿追他。不一会儿，他就跑得大汗淋漓，窘态百出。因此蒋宋对其忠心从不怀疑。

　　周恩来、张冲在前面走，轿夫们抬着空轿跟在后面。在好汉坡，张冲擦着额上的汗珠子，感慨地说：“你的体力比委员长好多了。”

　　“他年纪比我大嘛。”周恩来也走出了汗，他脱掉中山服外套，架在左胳膊上。那年周恩来离40少一岁；蒋介石比50多一岁。

　　周恩来被安排在牯岭镇河东路94号仙岩饭店。这个住处在南昌起义前，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都住过。周恩来在各个房间走动了一遭，想起1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心里不免百感交集。张冲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告诉周恩来，蒋委员长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要他稍等几天。周恩来对蒋的怠慢，只在齿间咬了咬，没有多说。

　　其实蒋介石和宋美龄并非忙得不可开交。黄仁霖是个能干的家伙，他知道宋美龄最爱看美国电影，从南京调来了许多英语对白的美国影片，有歌舞片，西部武打片，爱情片，历史片，也有少数几部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影片。在放映正片前，还加映蒋介石的演讲片，大多讲四维八德、曾国藩家书等。有时蒋介石和宋美齡还到庐山军官训练团礼堂，观看励志社演出的文明戏，也就是没有写出对话的幕表戏。有出戏名叫《唐明皇游月宫》，是黄仁霖的杰作。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因扮演唐明皇而获得美国煤油大王的赏识，那是他用英语演出的《长恨歌》。在庐山演出《唐明皇游月宫》时，他把小提琴独奏、男声独唱、合唱、垫上运动、叠罗汉和武术表演全搬上了舞台，后来又出来了京剧清唱, 大得蒋介石欢心。

　　8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冲和戴笠陪同，来到蒋介石下榻的12号别墅。有了西安事变的“教训”，蒋介石这次特意把戴笠带来，对庐山周围的三万居民作了调査，凡有嫌疑者一律请其下山。康泽的别动队集结待命，每日出操的号声脚步声相闻，一派草木皆兵。

　　蒋介石穿着灰色长袍，面带微笑，站在石阶上迎候周恩来。宋美龄和宋子文也站在路边，笑脸相迎，把周恩来请进楼下的会客厅。稍事寒暄，蒋介石先问起中共对时局的估计。

　　周恩来扼要地说明：“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严重。帝国主义现在进入特种萧条，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正在逐步重新瓜分世界。中国首当其冲。日本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的怒潮，所以蒋委员长在西安能够表示赞成团结抗日，就能取得全国的谅解，才能很快返回南京，绝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蒋介石不愿重提西安事变，哼哼几声又问：“你们认为日本会动手吗？”

　　周恩来回答：“具体日期很难预料，但从历年来国际侵略势力的逐步进展来看，是步步逼近了。估计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已迫在眉睫。所以许多政治问题，应该尽快解决。”

　　“我提过，”蒋介石在内心里控制着谈判的进程，不想过早接触实际问题，但对周恩来答中有问不能回避：“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毛先生不至于认为我没有诚意吧?”

　　“委员长的态度有大的进步，但是半年内还是发生不少事件，影响不好。”

　　“我这半年在老家养伤，好些事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大好的事呢？”

　　“委员长或许不清楚。希望以后不要发生不利团结抗日的事就好了。”周恩来列举了几件事。

　　蒋介石唉声叹气：“哎，有些事情很难说，我受了伤以后检点不周到，不过张学良……不久以后就回去了，不必担心。杨虎城自己要求出国，别无他意。他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会照顾他的。北平陶希圣、杨立奎还打人？很不对！我一点都不知道。王以哲是个理想的抗日先锋，可惜！双方打起仗来，难免发生误会。”……

　　第一天的会谈成了空谈，没有任何结果。周恩来心里烦躁, 不爱多说话。上庐山之前，他就接到洛甫、博古、毛泽东的来电，要他力争办到，边区政府九人名单能通过；红军要设个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朱德；副总司令是彭德怀；至少保证有四个师: 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制度照旧，增加红军防地……

　　这些问题都很棘手。他已从交谈中发现蒋介石大有食言的可能，完全不像杭州会谈那样随和了。要蒋接受比杭州会谈更高的条件，实在是难上加难。他浓黑的眉毛轻轻跳了几下，默默无语地站在窗前，窗外细密的雾如雨丝一般，遮蔽了整个山头。什么鸟在树林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啁啾……

　　房门轻轻推开，蒋介石的侍卫送来一篮水蜜桃，说是从蒋的家乡空运来的，请周先生品尝。周恩来让卫士把桃子分给其他人，自己仍坐着沉思。

　　第二天，周恩来把早已拟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提交蒋介石。蒋介石目光冷峻，并不多看，却拿出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来。“主张”条文里写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和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同盟会将来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像扑过来一阵热浪，周恩来全身一阵不快。他说：“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必须请示后定。”

　　交谈不欢而散。以后几次交谈，蒋介石没有任何松动，周恩来只好摊牌：“我们不能同意蒋先生的提案。”

　　蒋介石毫无顾忌，连杭州答应的红军三个师以上设司令部的诺言也推翻了，只同意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指挥。

　　天并不热，周恩来的一排扣子全解开了，全身靠在椅背上，反问道：“政治机关如何指挥军事？”

　　蒋介石气冲冲地：“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妥，此案终究不妥。”周恩来合上面前的文件夹，不想再谈下去。

　　“我看可以，这个政训处由你来当主任，康泽辅之……至于毛先生，朱先生，可以请他们出洋。”

　　周恩来站起来，用文件夹的背脊敲了一下桌子，脸上浮现一种令人惶惧的威严气色：“一个杨虎城已经出洋了，再请朱德、毛泽东随之，蒋先生，岂非你把我们党也看作一个地方军阀而已?”

　　蒋介石惨惨一笑：“言重了，言重了。在党与党之间我们是对等的嘛。现在只是我与你，或者说我与你们共产党讨论问题。”

　　“看来我只有回延安请中共中央讨论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夹上文件夹，朝门口走去，回头说了一句：“此问题不能解决时，只有请张冲先生进苏区去谈了。”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毛泽东的窑洞里又是烟雾腾腾。在一番争论之后，毛泽东拿出一顶刚刚得到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帽，戴在头上试了试，说笑起来：“看来蒋介石是一定要我们戴他做好的帽子，我们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还在我们身上，不行就走嘛。”

　　●5.蒋介石挠头：“恩来的脾气还是这么大! ”

　　陈布雷是7月1日上庐山的。他住在牯岭河东路54号，离蒋介石不远，隔壁就是谈话会的招待所，来访他的客人经常满座。陈布雷先去晋见蒋介石，蒋介石满面春风：“布雷先生，你来了，好好，好好休养，有时间再为我撰几篇文章。”蒋介石坐在藤椅上，手挡住嘴，叹息道：“周恩来在6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叫他们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日寇。”说到这里，他凝思着，“我与周恩来打交道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陈布雷对周恩来这个传奇人物早已有所耳闻，传说中的周恩来从容大方，足智多谋而不失政治家风度。他很想能有机会见一见。

　　“不久他还会来的，你不妨与他交谈一番。他也是我们江浙一带人，若与我们同心同德便好了。”蒋介石对陈布雷说着，自己也陷人遐想。

　　6月26日，蒋介石已去电再邀周恩来上庐山。7月初，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到达上海。就在这天晚上，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本来庐山谈话会的各种论调都有，如何应钦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中国必亡；孔祥熙也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还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十四字箴言”，即“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蒋介石自己对日也存有幻想，缺乏抗战信心。可是卢沟桥的枪声一响，谈话会被震了一下，蒋介石自己也被震得不轻。

　　也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名中共领导打来的要求收复失地的电报。

　　第二天，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即刻改为国民革命军，授名为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你不要再走来走去的了。”宋美龄起身的时候，灰白的晨曦已显现东方。“该下决心了。”

　　蒋介石仍像关在笼里的狮子，不停地来回地走着。

　　“也不必伤心，大令。”宋美龄收拾着头发。“你这样伤心，咱们都要哭了。可我相信，丽日天光还准会临照在咱们头顶的，还会的。”

　　7月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来到庐山。因为谈话会的230多人陆续到达，庐山道上轿舆如梭，牯岭市街冠盖云集，一时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他们被分别安排在会场附近的美国学校、仙客饭店和胡金芳旅社三处居住。自有别墅的来客和陪客则下榻私邸，每人发给一枚特制的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会徽。

　　周恩来他们住在陈诚别墅，与一些会员仅一墙之隔，一出门就碰见。博古、林伯渠都说：“何不利用此机会，以我们党代表的身份参加谈话会?”

　　周恩来就去12号别墅找蒋介石交涉。

　　蒋介石拒绝：“你们是秘密来谈判的，还是不露面的好。”并且说：“谈判的事，我与你先谈，林祖涵、秦邦宪就不要来了。”

　　再谈的时候，蒋介石果然不要林、博二人参加。周恩来向蒋递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其速转国民党中央社立即发表。

　　蒋介石不紧不慢，翻了翻，推给邵力子：“你看看吧。”又转向周恩来，“我有什么意见，会让淮南（张冲）转告你们的。”

　　周恩来有些着急：“上面的日期可是7月15日广蒋介石手一扬：“这好办，可以改。你们今天刚到，我谈话会那边的事也很忙，就谈到这里吧。”

　　第二天，已经7月15日了，蒋介石那边毫无动静。看来，蒋介石抗日的步伐要向前了，谈判的步子却要倒退了。周恩来不轻易伤风，这会也鼻子囔囔的了。“不好不好，今天要坏事，来点来点。”他的话，只有警卫明白，就是拿茅台或是别的酒。这也是周恩来治感冒的偏方，喝上几口，鼻子马上通气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茅台酒滴几滴在雪糕冰淇凌上，味道奇特也有效 (据说这是红军打下贵州，水壶里灌足茅台，在爬雪山时的发明〉。头脑清醒后，他的主意也多了： “有些话当面不便于说，蒋有意避而不见，我给他写封信，表明我们的态度。”信不长：

　　蒋先生賜鉴：

　　来庐后所陈宣言，已荷阅正，从此露布四方，当能使举国同慰。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时蒙面示张淮南君转达各节，其中关于同盟会纲领，承允讨论，极为欣慰。惟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于党中同志。缘上次在庐，承告三师以上不能设指挥部时，来即陈说红军在改编后无统率机关以管理人事、经理教育、指挥等事的困难。先生当答以可由政治机关如政治主任不管理联络。来彼时曾反问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先生曾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面谒后，来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究嫌不妥，曾向子文先生及蒋夫人再三陈说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因先生坚持未允，来乃归陕北磋商，中间并一度来电申前请，得慕尹（钱大钧）主任代复亦仍嘱以庐山所谈办法解决。来即据此再三向党中军中诸同志解释，告以只要政治机关能够统辖人事、经理教育、指挥各军，名义如何应勿计较，各同志始不再争。乃昨据张君转告，部队在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林、秦两同志若能同时晋谒，更所切盼。专肃。崇棋！

　　周恩来启七月十五日

　　17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反复考虑之后，终于发表了一篇向日本人宣战的长篇讲话。其中有几句被传颂一时的名句：“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宑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 到会的167个来宾和坐在台上的汪精卫也为之激动。

　　周恩来的老师、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来了。蒋介石讲完话，他率先提议：“我们应该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于是，到会的人纷纷在宣言上签字。周恩来来看望张伯苓时，张问：“你是否同惫我的提议呢?”

　　周恩来点点头，并在旁边加上“拥护蒋委员长”几个字。这天，叶剑英转来了洛甫、毛泽东的来电：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下午，周、秦、林去12号别墅再与蒋介石谈。蒋介石坐在桌子另一端，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便装聋作哑，谈判又陷入僵局。

　　“你弄那么个人在这干什么？”宋美龄来到蒋介石办公室时，生气地说。她指的是蒋介石的“替身”。这个替身叫何云，是陈立夫找来的，因为外表像，一穿上蒋介石的军服，活脱一个“委员长”。蒋介石也很满意，时常带他外出，在不重要的场合扮演他，以防刺客行凶。可是宋美龄对此人却很反感，文化低，又是一口难懂的四川方言。现在要誓师抗战了，宋美龄要蒋介石打发走他。蒋介石还念旧情，把何云调出侍从室，给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头衔，让他回家赋闲，吃份白食。

　　蒋介石从宋美龄手里接过周恩来草拟的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时，问：“他怎不来找我？”

　　宋美龄要回自己的屋去：“早走啦！”

　　蒋介石挠头：“恩来的脾气还是这么大！”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到南京研讨抗日对策。

　　7月28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于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大声疾呼：“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无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賊，驱逐万恶的倭寇！”

　　——这其实是陈布雷的代笔。陈布雷私下跟侍从室的副官说过：“我自人蒋幕10多年，自己认为只写过两篇好文章：一是《告黄埔同学书》，另一个就是这篇《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我最痛苦的是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把文章改得鸡零狗碎，文不成文!”北伐期间，郭沫若曾为蒋介石写过一段文章，说过：“为蒋介石弄笔杆儿，不是个好差使。”陈布雷深感此话是由衷之言。

　　蒋介石把康泽叫来，让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焦急地布置：“应该叫共军去和日寇拼。你去通知周恩来，叫他们赶紧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副职人员、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也不派了。”

　　康泽出了蒋官邸就去给叶剑英打电话，让他火速转告周恩来。

　　叶剑英回话：“现在陕北正在集中三个师，装备好了，每天可以出发一个旅，由潼关以北的一个渡口渡过黄河，经过同浦路到山西东北部八路军作战的地区去。”

　　康泽又把情况回报蒋介石，顺便提到：“不如给他们一些给养，使他们在精神上来个愉快。”

　　蒋介石不及多想：“可以。”

　　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是7月28日返回延安的。8月1日，毛泽东招呼周恩来到自己的窑洞，递给他一份电报：“你看，蒋介石邀请你、我和朱老总马上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周恩来一看电报上的署名是张冲，稍思片刻，说：“我们三人一同去，恐怕不合适。我看，如开国防会议，我同朱总司令、剑英去；如系谈话，我还同博古、林老、剑英去。”

　　“我看合适。”毛泽东赞同地说：“你快打电报问一下。”

　　8月4日，张冲回电称：开国防会议。

　　6日，周恩来、朱德到西安，9曰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飞抵南京。住在南京付厚岗一号一一这座小楼原是张伯苓的住宅，临时借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使用。

　　12日，康泽一猫腰进来了，说是他代表蒋委员长来谈判的。

　　坐下后，出言毫不客气，针对周恩来7月间给蒋介石的《宣言》指责道：“委员长的意思，大敌当前不宜提‘民主’，应一律改为 ‘民用’，为民所用嘛。你们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有悖于我党宗旨，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语亦不妥，这实际上只是委员长同你们共党之间的谅解，政府开诚接纳任何党派……”

　　康泽说着，把修改过的《宣言》交给周恩来，脸上一副身肩重任而信心百倍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不说话。他习惯于后发制人，尤其对某种突如其来的事情。他的本事是再意想不到的事，也不会让他卡壳。他翻阅一遍《宣言》，当即表示：“把三项政治主张全部删掉，只留下共产党向国民党的四项保证，请你转告委员长，我们反对如此修改，并主张《宣言》暂缓发表。你刚才所说的意见，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康泽硬着脖子走了。这一段时间，康泽成为蒋介石的红人，接受过许多差事。但后来与蒋经国有隙，被冷落。他意想不到的事是1948年被解放军俘虏。最不可思议的事是被俘前，他所在的地堡上面曾落了不少炮弹，地堡内也被解放军投入三颗手榴弹。第一颗手榴弹炸去了他的一颗牙齿打坏三颗臼齿，但由于他的嘴是张着的，弹片在打了四个牙齿之后无力量，所以唇颊均无损伤；第二颗手榴弹把他从地上震起来，落下地时身体还靠墙坐着；第三颗把他震起后落下去倒卧在地上，他的右臂、腹部和头发里面被弹片擦破及渗入多处，但均甚轻微，仅右臂一处中弹片有创口。当时他对此遭遇一方面心有余悸，一方面也不胜窃喜。直到被关在战犯改造所中还津津乐道此事……

　　康泽坚持修改《宣言》的强硬措施并没得逞。原因是第二天——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威胁着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区。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而不决的状况被日本人打破了。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彭为正副总指挥，立即开赴前线。

　　9月下旬，蒋介石通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博古、张冲、康泽在南京城内孔祥熙公馆相见。蒋介石被淞沪抗战搅得寝食不安，那几天常常健忘、疲劳走神。他说到“宣言双方都同意，签了字，是很好的，剩下的这个问题一‘政府’和‘国民党’几个字的问题，这个一一是，这是个，本来不是要紧的问题”，竟说不下去了。康泽马上机警地接下去，以提问掩饰过去：“这个问题，委员长今天不作决定也可以，考虑一下之后，批下来也好。”

　　周恩来和博古先后说：“还是今天决定好。” 蒋介石恢复神志后说：“用‘国民党’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但还是用‘政府’好些。”

　　从蒋介石那里出来，8月1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南京的 “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土。当天，将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三人营救出来。随后，陶铸、钱瑛等也分批获释出狱。周恩来又去上海会见刚从国外归来的叶挺，请他出面做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工作。

　　为了防止日本人的轰炸。蒋介石的办公室不断转移，最后设在南京富贵山防空洞内。富贵山地下室在中华门外铁道部的后面，抗战前就开始营建，山丘不高不大，十分干燥。地下室前是条长长的走道，经过二三道警卫，才能到达里面的椭圆形的办公室。

　　傍晚时分，宋美龄常陪蒋介石在山林小道散步。这时便四处戒严，警宪沿路站成两排，另有一名侍卫长、一名侍卫官、两名侍从副官和几个警卫人员跟随。

　　康泽热汗岑岑地跑来，报告他的新主意：“委员长，发表共党宣言时，我看最好以你的名义发表个谈话。”

　　蒋介石抿嘴一想：“是个好主意。你看说什么？”

　　“我看有三点可谈。一，对共产党表示共赴国难，予以称赞; 二，说明这是由于我们三民主义的伟大；三，要求共产党对自己的宣言用事实表现出来。”

　　蒋介石颇为满意：“可以。你去写出来。”

　　康泽又献一计：“布雷先生写得好些。”

　　“好，你去找他，要他写。”

　　于是，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了陈布雷以蒋介石名义写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至此，经过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艰难的五次谈判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终于实现。

第07章 庐山谈判秘情

第07章庐山谈判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