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魂惊华清池

　　◆蒋介石强直起腰：“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给毛泽东回电：“蒋一向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 ‘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

　　●1.为御外寇，国共间已在寻找合作

　　虽然到西安事变时，才有干戈化玉帛，才有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再次和平相见，但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因素却早在萌芽。尽管这种朦朦的欲念在周恩来那里是暗火一簇，在蒋介石那里只是火花一闪……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在蒋介石背上猛击了一掌。他盘算来盘算去，觉得在国际上也要搞点平衡。既然日本成了敌国，能与之抗衡的除了英、美外，与中国近邻的苏联不可小视，他不想四面树敌。所以，1932年12月当宋子文和孔样熙鼓动他恢复中苏邦交时，他答应了。过了两年日蒋矛盾更显尖锐，他不得不召集近臣商议：“看来与日本人的战争已不可免，所以与苏俄的联系要加紧，我们不能面对两个强敌。我看第一个步骤是派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他有与苏俄打交道的才能。”

　　在座者频频点头。

　　他们知道，邓文仪在蒋介石眼中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从黄埔一期毕业后，被蒋介石保荐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成为“复兴社”的主要支柱十三太保之一。他在当蒋介石的随从秘书期间，只是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蒋对他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使去，时而呼之使来，他从无怨言，并对人解释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固然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精忠的那个精字。”邓文仪好以“理论家” 自居，还喜欢四处演讲，一讲起来就没个完。所以有人便给他编了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一讲四点钟，个个头发晕，精神训练害死人!” 一个部下实在憋不住，劝他： “你讲话能不能简短点？”邓文仪不以为然：“讲了总比不讲好，讲得多总要听进一两句，不就达到目的了吗？”部下无可奈何： “你看人家都喜欢听蒋经国演讲，往往言简意赅。”邓文仪亮眼一翻：“蒋经国箅什么？他懂的哪有我多！”邓文仪仕途并不畅。 1934年，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飞机场停存的五架军用飞机，突然一夜焚毁成灰。蒋介石闻讯大怒，责令行营谍报科长邓文仪彻查。在调查过程中，邓竟与机场主任徐培根串通一气，把这件事说成是汽油库发生爆炸引起的。与邓并称为三大巨头的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秘书长杨永泰内部矛盾尖锐，举报邓文仪有接受徐的贿赂嫌疑。蒋介石在震怒之下，将邓文仪一切公开职务撤消。

　　邓文仪衔命再度出国，不敢马虎，在莫斯科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秋天回国述职时，他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

　　蒋介石对邓文仪的工作勉励了一番，忧虑又袭上心头：“日本在华北步步进逼使得南京政府也岌岌可危，我们不得不准备抵抗。要抵抗，必须取得苏俄的援助，就像当年黄埔东征一样，但现在的形势已非同那时，我们只有缓解一下，有机会再剿共。”

　　邓文仪领会这个意思：“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只有和中共疏通关系。”

　　“对，必须首先设法同中共缓解。据我观察，这个工作在国外做比国内有利。做得成，与我们有利，做不成于我们也无害。既可避免党内攻讦，说我们与中共如何如何又可使共党不至于在国人面前有得势之感，高我们一头。” “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

　　“你即刻返回莫斯科，要在国际上争取苏俄对中国的谅解，想办法与中共在那里的代表接上头。国内的联络我另有布置。”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凡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或者过去曾在中国担任过顾问的人，以及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他都一一联系，与之恳谈。他把这些私人谈话毫无保留地整理成一个详细报告，派李副武官专程送回国内，供蒋介石参考。

　　中共方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潘汉年在红军占领遵义后，即由朱德、周恩来派往白区，临行时周恩来曾叮咛：“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同年夏，和陈云、陈潭秋等一起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此时正准备回国与邓文仪接上了头。

　　蒋介石做事总喜欢两手。在邓文仪于国外寻找与共产党对话的同时，国内也开始了活动。蒋介石将此事交给了CC派陈立夫主办，陈立夫又委派曾养甫具体负责。曾养甫时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他又叫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当联络员。谌既是曾养甫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又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觉悟社成员，还一度参加过共产党，认识不少共产党人。曾、谌两人的交情很深。当曾把“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提出来时，谌一拍胸脯： “放心，包在我身上！”他先去找他的湖南老乡、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剪伯赞搜肠刮肚，提了好几个线索，谌小岑都感到不合适，突然一拍脑瓜想到北平中国大学很有名气的教授、也是湖南人的吕振羽。剪伯赞也说：“吕振羽替《丰台》写过稿，你可能见过。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你不妨写封信去试试。”

　　谌小岑回去就写：

　　……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吕振羽那时是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这个大同盟是北平临委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由北平临委周小舟负责联系。周小舟是湖南湘潭人，与剪、谌早就相识。吕振羽一看信，知道信中的“姜”指蒋，“龚”指共，事关重大，立即将信交给了周小舟。周小舟请示北方局。北方局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派周小舟、吕振羽去谈。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后，回电同意。吕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政治上十分可靠，当即辞去教职，去南京探明究竟。他于1935年11月底到达南京，与曾、谌接上了头。

　　第二年1月，周小舟赶到南京，住在新街口北面一家大旅馆，向吕振羽传达了有关谈判的两个先决条件：第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第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周小舟让吕常驻南京，他自己往返于天津、南京之间，上传下达。吕振羽此时正式向周提出入党申请，并通知对方，说谈判线索已经找到，故意表示要很快北返。曾养甫急忙叫他留下，充当中间人。吕面有难色：“哎呀，既然留我，我在北平的饭碗就丢了，这生活费……”

　　“这好办好办。”曾养甫爽快答应。随即送来函件，聘请吕为铁道部专员，每月车马费银洋二百元。吕振羽把钱交给周小舟： “这是咱俩的生活费。”

　　过了几个月，周小舟高兴地告诉吕振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没有候补期，为中共正式党员。周还带来了任命吕为这次谈判代表的训令和密写药水。吕振羽为之一振。他俩立即投入紧张的活动。首先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白绸信件分送到收件人所在机关，或托人妥交。信中附有中共的“八一宣言。”

　　曾养甫为双方的交往正高兴，一看“八一宣言”，脸色陡变，指着“宣言”上称蒋介石为“人面兽心的败类”和“卖国贼”的字样，对吕振羽大发雷霆：“为什么定要这样攻击委员长？”

　　吕振羽答道：“宣传是双方的事情，这边不也在骂共产党是 ‘共匪’吗？报纸上天天有‘朱毛匪’的字眼，是不是事实？至于历史上的是非，后人自有定论。”

　　曾养甫胸脯还在一鼓一鼓的：“共产党有什么了不得，一共不过几万条破烂的枪枝。历史上，力量就是是非。吕先生，你是个历史学家，难道还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吗？”

　　吕振羽摆手：“哎，曾先生，共产党的力量不在枪枝的好坏和多少，在于深得人心。”

　　曾养甫说不出再多的道理，把话题转到周小舟身上：“共产党为什么这样不郑重，派一个小孩子来！”

　　吕振羽大笑：“中共的干部年轻的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你管他是大是小。周小舟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

　　这一年，周小舟不满24岁，温文尔雅，身穿长衫，很有风度。毛泽东也很欣赏他，后来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秘书。他与国民党要人见面时总是递上一方名片，上印“周小舟”三字。其实他本名周怀求，因为年纪轻，别人老喊他“小周”，于是他改名为“周小舟”。周小舟人城后，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成为省委书记黄克诚的得力助手。可惜当他47岁当上湖南省委书记后，被错误地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到了 “文革”，更是横遭摧残。一天晚上，他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间。那时，他才不过54岁。

　　●2.周恩来与张学良—见如故

　　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把东北军作为最大的统战目标，周恩来担任了东北军工委书记。一天，他接到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发自洛川的电报。电报说，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正是隆冬季节，窑洞里炭火烧得太旺，周恩来解开衣扣，不时喝着水。他欣慰地点点头：“好哇，高福源开了一个好头。”

　　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他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月，思想起子变化。他主动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那双躲在镜片后面的神秘的眼睛一闪，断定高的话不会有诈，马上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刻同意他的要求。

　　高福源在1936年1月初离开瓦窑堡，到洛川见到了正急于找到共产党的张学良。俩人谈了一个整夜。最后，高福源已困乏地抬不起眼，被少帅一擂桌子惊醒：“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高福源赶回甘泉的红军政治部汇报，彭德怀接到政治部电话，立即向中央报告，并建议李克农前去与张学良会谈。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李克农合适。李克农去和张学良商谈后，给周恩来发来了上述电报。随后李克农也回到瓦窑堡。

　　“克农，你还得去洛川跑一趟。”周恩来叫李克农到自己住处来。

　　“你对前景估计如何？”李克农心里没底。

　　“根据前面的接触，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周恩来看着李克农把挂手枪的皮带解下，束到棉衣里面，叮咛道，“但危险性是有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半个月后，李克农到达洛川，先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五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他穿的是一身中式便装，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镜，手拄文明棍。李克农一见他这身打扮，不禁笑了起来：“张将军你这是解甲从商?”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张学良顺茬开起玩笑。

　　“是零售还是整销？”

　　“当然是整销。”两人朗声大笑。

　　话很投机。可谈着谈着张学良突然制止李克农关于反蒋的想法：“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要反蒋哪有力量去抗日？”

　　“问题是他在阻碍抗日。”

　　“我看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抗日必须联蒋。”

　　“这是个大问题，这样大的问题我想不是我们俩能决定的，以后再谈。”

　　“那就请你们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

　　李克农没想到张学良口气这样大，顿时脸上不悦：“这好比让蒋介石到我们的营地去，安全问题谁负得了责？”

　　“不必请他们来，我可以到肤施（延安）去。或者到靠近你们的中间地带。”张学良更显潇洒。

　　会谈一结束，李克农就向中央发报：一、张学良今日晤面结果甚佳；二、你们与张学良见面地点已约定肤施，一星期之内由我方选择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中可到一人出席；三、互派代表到苏联，张学良方人选二三日内可派定，由张学良方电告；四、为扩大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便利接洽多方关系起见，我方可选择一灰色而能负相当责任者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常驻西安；五、去苏联路线已电告盛世才，商讨并询飞航线。中央当天复电，同意谈判结果，并要他到山西石楼前线当面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都随军东征在山西前线。周恩来也在 3月初渡河来到石楼，准备参加中央政洽局会议。李克农赶到石楼，把情况一说，毛泽东脱口夸赞：“搞得不错，很有成绩。”又转脸望着周恩来：“全权代表的事，大概非恩来莫属了。”其余红军将领也都点头。李克农仍然作陪。

　　1936年4月9日下午，张学良同王以哲和卫队长孙铭九，秘密来到肤施。他们在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候着。当延安的宝塔被夜幕掩没后，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他俩人都换上了便衣，周恩来穿着黑色中山服。双方的卫士长对问暗语：“天空落一鸟，来客是何人?”

　　“为持苏武节，关中曾牧羊。”

　　双方寒暄后，在教堂一个套间的桌子两边坐下。张学良的卫队长在外面警卫，红军的警卫部队控制了飞机场，在会谈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

　　周恩来反觉奇怪：“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毫不避讳：“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我拜张伯苓为师。我和你是同师了。”

　　周恩来打量着张学良，看他微胖，满面红光，不像传说中的 “花花公子”和扎吗啡针的样子。

　　张学良幽默一笑：“我这里还有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

　　周恩来向来有记人名不忘的特点，可怎么也记不起有个叫刘鼎的人。当“刘鼎”往他面前一站’他一把握住“刘鼎”的手，这不是阚尊民么：“原来是你呀，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首长好！”刘鼎强抑着激动，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此时只说了三个字。他1930年初从苏联回国，就是向周恩来报的到，而后又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在上海特科工作。1931年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后，他们四年多没见面了。而这四年中，他们各自经历了殊死搏斗。阚尊民从敌狱中出来后，经人介绍到张学良那里工作，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会谈极其保密，屋内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和周恩来、李克农五个人。

　　张学良谈到抗日须联蒋、联阎时，周恩来聚神地听，目光闪烁，说：“有道理，但是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对此，张学良闷了一阵，暂时没说什么。

　　对互派代表问题，张学良也同意：“请你们赶快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厚的人常驻我那里。”张最苦恼是缺乏干部：“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我派一个人去，身边就没有人了，^我一个也不派。”

　　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又低，很多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在你们那里不成问题，军事知识、政治知识也很丰富。由于我们穷，才不得不随时随地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否则更不行了。”

　　张学良还是恳求一番。

　　周恩来又说：“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

　　张学良高兴起来。

　　会谈一直谈到翌日清晨4时结束。夜餐是每人一碗面，由孙铭九和当地驻军团长赵绍宗送来的，王以哲在旁边递碗筷。

　　临分手时，张学良把他带来的《申报》60年纪念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彩色地图册送给周恩来，说了句：“共同保卫中国！” 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不久再送20万法币，以支持红军抗日。周恩来准备派叶剑英常驻西安，协助张、杨训练部队。

　　刘鼎也与张学良道别，随周恩来一行奔赴延安。路上，周恩来显得很兴奋：“谈得真好，出乎意料！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10日这天，行抵十里铺，遇上大雨，只好住下。周恩来一天一夜又没睡，详细向刘鼎询问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11日，周恩来起草给中央的报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张学良）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

　　4月22日，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让刘鼎带去。

　　三天后，张学良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拆开一看，开头写着：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顿时热血沸腾。他读罢信，心情仍不能平静：“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就好了！”张学良将信小心装好，又对刘鼎感叹道：“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3.蒋介石认为和谈是因为共产党已经“山穷水尽”

　　张学良与红军的来往，蒋介石巳经有所耳闻。日本人的得陇望蜀，也让蒋介石心中恼火。7月，国民党开五届二中全会时，他当众说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台下的人，听众自然受到鼓舞，也有些吃惊。蒋介石进一步解释：“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话音一落，台下响起一阵如潮的掌声。

　　散会后，他又找来陈立夫和戴笠，指示戴笠：“要密切注意东北军动向。与中共的接洽，只能由中央出面，张学良出什么风头！”

　　陈立夫接话：“委员长，曾养甫已经同中共的潘汉年会晤，局面正在打开。”

　　蒋介石仍为不满：“要他直接与中共最髙领导联系，要抢在东北军、西北军前头，不然一切都没有意义！”

　　陈立夫已经布置曾养甫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写了信，7月19日又专门给周恩来去信：

　　翔兄：

　　黄君（即张子华，上海党派出的联络员）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屏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顺颂时褀

　　弟养上

　　7月19日

　　8月8日，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来到保安，带回一个消息：曾希望潘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见陈果夫。

　　“小开，”毛泽东抽着烟，乐呵呵地喊着潘汉年的绰号。“蒋介石以后别再把枪口对准我们，我们也不会骂他‘该死不该死’ 了。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扔继续这个方针。”

　　周恩来专心一致地在思索，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无动于衷。他在斟酌思考他丰富想象力揭示的种种办法，力图从中找到一个最佳线路。“我认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应该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那提什么？”毛泽东躲开呛人的烟雾，眯眼望着周恩来。

　　“张学良提的是联蒋，我们是否可以提逼蒋抗日？”

　　“要做到张学良所说的，让蒋介石明白抗日须联共，恐怕不可能。”

　　“人民愤恨他，这种处境使他多少有些进退两难。要使他醒悟到，如果不抗日，他的朋友和他的支持者迟早会离他而去，也就是被历史抛弃。从他自身的利益考虑，也许他会回心转意…… 他不是一个蠢人。”

　　烟蒂燎到毛泽东的手，他疼得抖了一下，扔到脚下，碾灭。 “现在再提抗日必须反蒋，不合适。我们可以根据会议的精神，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国民党中央发信，承认蒋介石对领土完整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但要指出其退让政策之不足，全国人民对其抗战态度之不满足。” 他又告诉潘汉年：“鉴于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联蒋抗日，转告张学良，他们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又问：“你电报中说张子华已经出发，怎么至今未到？”

　　三天后，张子华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保安。周恩来看完信后，于8月31日给曾养甫回信，说明很愿意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具体谈判，只因外出不易，故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并负全责保证安全。第二天，他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巳可窺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张子华）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曰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颂时祉！

　　周恩来

　　9月1日

　　国共两方的最髙级谈判，眼看就要促成，却因苏联驻华大使的几句戏言而急转直下。

　　9月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逐渐成形。在陈立夫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中说道，在一次讨论会上，困乏的苏联驻华大使、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伸了个懒腰，对着陈立夫说道：“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

　　陈立夫瞪大眼睛，以为听错了。可鲍大使还在喋喋不休：“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鲍大使漫不经心地收拾着文件，准备退场。陈立夫张着嘴，半天没动窝。

　　陈立夫跑到蒋介石那里一说，蒋介石也愣住了。连连追问： “谈判中喝酒了没有？”

　　“没有。”

　　“鲍先生有无精神病史？”

　　“没听说过。”

　　“翻译有无错误？”

　　“我找两个翻译核对过，况且鲍大使也懂不少汉文。”

　　蒋介石在摇椅里来回晃着，似乎在筛选自己的想法：“你能确准他说的是真是假吗？”

　　“他说的是真的！”陈立夫类似喊叫地答道。他眯起眼回想着，“在谈判时我跟他说过，如果中国将来共产化，对你们苏联有什么好处？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三倍的中国吗？他并没表示反对，而且还同意让我将此话密告苏联政府呢。”

　　蒋介石听得出了神。他在3月27日就曾接到阎锡山的告捷电报，电报谎称：“我军于24日攻下各要隘。据俘虏供称：毛泽东见各要隘不守，即率军五百余西窜，中途被我军截击，毙三百余人，毛泽东及其妻（贺子珍）及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仅以身免 ……”蒋介石对此半信半疑。他一直在想着自己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那乍念头一消灭共军，毕其功于一役，此刻，他在这种念头驱使下说道：“与中共的谈判只可虚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无援之时，将其彻底根绝。我要亲自出马督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灭共匪！”

　　督战途中，蒋介石接到周恩来9月22日的来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今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坠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屡屡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曰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曰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蒋介石把信纸丢在桌上，喃喃重复信中的话：“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 ……”对身边的将领说：“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急于同我妥协。我不会上当。”他又电告陈立夫，他将以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一面继续调集部队“围剿"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中共回电，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蒋介石得信更加振奋：“穷途末路还讲什么条件！命令部队加紧进攻，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阶段！”

　　周恩来自然无法成行。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周恩来将此电告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转告曾养甫和陈立夫。

　　陈立夫也是利令智昏。当潘汉年带着周恩来的书信，如约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面时，陈立夫一反平日和蔼态度，板着脸屁股扭到一边，口大气粗：“我现在是代表蒋委员长答复你, 既然你们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

　　潘汉年一愣。

　　陈立夫已在宣读条件了： “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

　　潘汉年额头罩上一重阴影，愠怒地说：“这是蒋先生站在反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例，哪里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陈立夫：“如果军队如此解决，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蒋先生有目前这种怪想，大概以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了吧？”

　　潘汉年这句活一下击中了陈立夫的要害。陈立夫搓着他精心保养的白嫩的手急忙转换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意和他当面谈。”

　　潘汉年一一拒绝：“暂时停战问题都解决不了，四处炮火连天，他根本就无法出来！”潘汉年把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眼睛则一眨眨地盯着陈立夫的脸。陈立夫抬脸碰了一下潘汉年的目光。自然地瞅着地。

　　●4.延安欢呼：“蒋介石也有今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时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进行，有时在张闻天的窑洞里进行。议题多是研究蒋介石的对策。不管在哪里开，几个抽烟的委员都会把屋里弄得烟雾腾腾。越是理不清头绪时烟越抽得凶，不抽烟的周恩来便常常挨着门或靠着窗坐。

　　毛泽东使劲搔动长发，向委员们报告前一阶段联系情况： “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张学良，向蒋说了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也说了，都碰了钉子。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怎样处理^：军的问题，焦点是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的报告，我完全同意。我们的战略基础是在促成统一战线的成功，不管所遇的困难怎样，每个行动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出发。逼蒋抗日是要有很大的力量，现在力量还不大。蒋企图控制各种矛盾而维持他的统治。他现在只能控制，我们应使他控制不住。”

　　委员们基本上赞同毛、周的说法，却苦于对蒋介石难以“控制”。

　　这样的会已经开过几次了，时常开到深更半夜，并无太大进展。正好在前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一个月，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把毛泽东也一时弄糊涂了。正午时分，他拿着刘鼎发来的电报，说蒋已被张、杨捉住了，急等中共高见。毛泽东把电报递给周恩来，疑惑地问：“你跟张、杨接触过，有没有这个可能?”

　　周恩来也颇为兴奋，但肯定地说：“完全可能。张学良年少气盛，敢作敢为，他做得出这样的事。据王炳南的报告，杨虎城对蒋介石看得很透。张学良要做这件事，他会全力支持的。不过这件事不会太简单……”

　　毛泽东点头：“我看也是。再看一下事态的发展，最迟今晚或明早要开个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一下我们的大政方针。”

　　消息已在高级领导们中间传开。他们像年轻人一样跳跃着，呼喊着：

　　“蒋介石也有今日？”

　　“张学良确实干的不错!”

　　受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人也谈笑开来：“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好说的，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很多人在最初一瞬的想法，就是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

　　然而中共首脑们还是很快从狂喜中平静下来一重要的是下一步。周恩来的意思是：“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作主，主要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是啊，”毛泽东附和，“主角是张、杨，我们要在后面支持他们。”

　　由于路线错误受到批判的张国焘似乎一夜间恢复了元气，激动之余，突发奇想：“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

　　无人响应。

　　第二天，保安的窑洞里聚集着政治局的重要人物。惊喜之后，由于事发突然，又没有更多的消息来源，委员们着急起来。毛泽东倒背着手，在土炕和桌椅间踱来踱去。他往土炕上一坐，喷了口烟，仰天长叹：“反了！天翻地覆了！我看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恩来同志你情况熟一些，你重点谈谈。”

　　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担心的是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 “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想办法力争蒋之大部，如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对冯玉祥更应该争取，孤立何应钦……”

　　张闻天很同意：“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我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好，就这么定了。具体政策等恩来同志到西安后视情而定。”

　　会议对如何处理蒋介石，没有定出明确方针。

　　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徵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

　　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西安时，并没想到能被扣留。他仍住临潼华清池。附近有秦始皇陵墓，自唐代以来就流传杨贵妃在此人浴，白居易《长恨歌》中“温泉水滑洗凝脂”所咏的温泉就是此地。

　　蒋介石这次来，调集了30余万嫡系部队，和刚从墨索里尼那里买来的一百架飞机；胡宗南、万耀煌的重兵堵住了西安东西咽喉要道。同时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众多国府大员、军政要人，把个西安城搅得还挺热闹。他兴致还挺高，听说张学良得了宁夏军阀马鸿逵送来的八匹好马，其中有一匹菊花青，四尺多高，七岁口，据说两头不见日头，中午喂一次，还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人称“盖西北”，蒋介石非要试一试“盖西北”的速度不可。他搞了个车马赛跑，赛程二百里，路线是从西安到华山附近的华阴站。蒋介石和张学良从西安乘火车，张的副官刘海山骑“盖西北”，火车开起来以后，刘海山骑马开跑。当火车到达华阴站，蒋介石从车厢走下来的时候，刘副官已经牵着马在车站向他敬礼。蒋介石大为赞赏。

　　7日，他又接待《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张曾担任过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是政学系的头面人物，自1928年以后一直支持蒋介石。他已来西安10天，从当地气氛中仿佛感到有些不安，他提醒蒋介石：“听说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过，东北军有些不稳，如有其事，恐是共产党使用的反间计，委员长须加注意。”

　　蒋介石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的事，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还有什么重要消息吗?”

　　“谣言很多，但我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张季鸾欲言又止， “这些谣言不说自然会止息的。”

　　“你所渭谣言，是否是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么？”

　　张季鸾脸上一惊，吞吞吐吐地说：“是的。”又马上说，“我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张汉卿还不立即报告中央？他决不会越过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要不就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小心防范。” 蒋介石脸色稍沉。

　　张季鸾仍在叨叨：“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

　　蒋介石鼻子一哼：“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剿共完成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的目的。抗日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你们报馆主笔应将此意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

　　“我是否可将你的意思先告诉我在西安的一般朋友？”

　　“当然可以的。我也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10日，张学良又一次到临潼，对蒋进行最后一次劝告。当张走进华清池五间厅，把9日学生请愿内容报告蒋介石时，蒋不等张学良说完就大发脾气：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命令士兵开枪？对待这些学生，只有开枪打他们才会明白！你怎么对他们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你为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讲话！你到底代表政府还是代表学生？你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蒋介石越说越冒火，竟拍着桌子谩骂起来。

　　“怎么劝他也不听啊！”张学良从蒋介石那里出来，无奈地对赵一荻说。以前他从不让眷属过问政事，这一次却什么也不瞒她了。

　　11日早上，蒋介石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两人向这边站了 10分钟，蒋介石起异心，急忙返回厅里。中间又有几个东北军师、营长来约见。晚上，蒋介石在行辕召集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来会餐，商议“进剿”计划。但杨、于均未到。蒋介石询问张学良。张学良说他们今晚也宴请来陕的中央长官，等这里散了再请到那边去。蒋介石见张学良精神恍惚，以为是昨晚遭斥而不快。

　　宴毕，张学良亲自驾车，把几位军政大员送往西京招待所。

　　车过灞桥时，张学良说：“你们的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众惊问何故？张笑着说，我的手一偏汽车掉在桥下，你们不就都完了吗？大家为之一笑。实际这正是张即将举行事变的双关语。

　　到了凌晨5点半，蒋介石的侄儿蒋孝镇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忽听行辕门前有枪声，知道事情不好，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往骊山上跑。院墙内高外低，蒋介石一落地，脊骨跌坏了，脚也碰破了，鞋也跑丢了。蒋孝镇脱下自己的鞋给蒋介石穿上。蒋介石说两个人目标大，分开跑。这下可苦了蒋孝镇，他跑进了一片荆棘地，两脚扎得钻心，只好咬牙忍着。

　　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知道蒋没有跑远。就命令搜索全院。忽然一名卫士跑来报告： “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

　　孙铭九就带人上山去搜。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孙问他：“委员长现在哪里？”

　　钱有气无力地回答：“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啊!”

　　钱大钧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依在假山的石头旁。

　　孙营长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张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扣蒋之前，张学良因怕孙铭九是学生出身，没打过仗会有闪失，又布置了土匪出身的刘桂五、白风翔去指挥。这二人号称红胡子，枪法好，胆子大。路上，士兵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孙铭九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被扣在西京招待所的军政大员，外面有卫兵包围，不准他们自由行动。曾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邵元冲，妄图爬墙逃出，被士兵一枪击毙。后来其他大员都释放了，邵并不是带兵的人，反而丧了性命。偌大的西安事变就这样死了以上两个知名人物。

　　孙铭九跑上山去之后，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孝镇，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哆哆嗦嗦说不知道。孙铭九掏出枪：“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

　　蒋孝镇一听，赶紧回头往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按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索。一个班长突然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孙铭九应声跑过去，只见蒋介石刚从一个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四周围满了卫队营的士兵。蒋介石抬眼看了一下孙铭九，又赶紧避开目光，说：“你打死我吧……”

　　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睡裤，浑身上下满是尘土。他一瞥眼，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啊，你就是孙营长，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意识到这些人不会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孙铭九解释道。“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介石身子一歪坐在地上，发怒道：“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孙铭九又劝道：“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孙铭九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进西安城。孙铭九就和几个卫士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

　　孙铭九和唐君尧坐在蒋的两边。蒋皱着眉头刚说了 “太挤了” 一句话，又把后面的话咽下去了。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介石不断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孙铭九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望着窗外：“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介石声音很小。“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越说越气。

　　孙铭九反驳了一句。

　　蒋介石更动气了： “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激动起来，怒形于色：“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不要再和我说话了！”说完闭上眼睛。

　　到了灞桥附近，路上军队很多，汽车时停时走。蒋介石朝窗外看，自己打破沉寂，问孙铭九：“这是哪里的军队？”

　　孙铭九也不愿多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

　　“十七路军。”

　　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孙铭九扶蒋下车，进入早已准备好的住室。

　　张学良、杨虎城亲自检查了蒋的行囊，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大量的是书。有《韩非子》、《管子》、《礼记》等。张学良翻了翻，发现《韩非子》、《管子》中有不少蒋介石作的眉批。——后来抗战期间，蒋仍常常看这些书，还请一些学者来给他讲《韩非子》之道。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规劝过蒋：儒家文德之道尚不足以治国，奈何要学王霸之道以乱天下？蒋不语，乃放下书。

　　12日零点，张学良就告诉刘鼎紧急行动的消息，刘鼎一刻也不敢耽误，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他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来时，蒋已被抓到了。他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张学良得到中共回电后，17日派刘鼎坐他的波音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一行。驾驶员是美国人。飞机降落后，当地民团凑上来，要请他们进城休息。刘鼎谢绝了。等了一个小时，还是不见中共代表的影子。飞行员急了，说发动机老开着，飞回的油就不够了，只好停开一个发动机。又过了一会，城墙上的民团喊红军冲下来了！听到喊声，县长命令赶快关城门。刘鼎告诫县长，不准开枪，出了事你要负责。县长立即转告民团不准开枪。这个时候，周恩来和同行的人员骑着马，从南山转过来到达机场。都快冻僵的刘鼎将飞机运来的几箱弹药卸下来，交给红军，催动飞机起飞。

　　这架飞机可坐10人，但是坐进去12人。怕飞机失去平衡，驾驶员就把“飞机鼻子”的盖子揭开，让代表团的两个随员钻进去就躺在行李舱里。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三四点了，天正下着雪。一路上，周恩来向刘鼎详细了解西安和张、杨的情况，西安的军事部署等。刘鼎汇报说，张学良在扣蒋时，向执行者明确交代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

　　“这个情况很重要，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周恩来捻着长须说。“蒋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希望不要酿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张、杨不知飞机何时飞回，也忙得抽不开身，不能到机场迎接。他们就乘张学良在机场的汽车到金家巷。到了张公馆门口，一些人已经进去了。

　　周恩来问刘鼎：“有没有个落脚的地方?”

　　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就让严格的校规陶冶出一生遵循的法则。他曾在南开学校宿舍的一面大立镜旁贴了一张纸条，上写“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宜正，肩宜平，胸宜宽，背宜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只要有可能，他一定衣冠整洁。刘鼎事急没想到这些，但觉得与孙铭九住在同一排房子的涂作潮处比较合适，是一间老百姓的房子，距张公馆又近，宪兵不敢靠近，比较安全。同去还有二三个人。周恩来弄了点热水，要刮胡子，可刀片不行。又找了把剪刀，剪刀也不好使，凑和着剪去大胡子。旁边还有人不断在催“副司令在等”，周恩来刮完胡子就去张公馆。

　　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周恩来。一见面，张学良指着周恩来的脸,玩笑道：“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 “剪了。”

　　“那样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张学良摸摸自己的胡子茬，“我都忙得没工夫收拾了。第一次见面，我刮去了小胡子，这次见面，你又剪了胡子，真有意思……你们饿了，快吃饭吧。”

　　吃完饭，张学良同周恩来、罗瑞卿等到另一所房子里去谈话。晚上，接着又谈。

　　张学良说：“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我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且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你的意见我很赞同。”周恩来明确表态，“这次扣蒋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但他的势力还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里，对蒋的处置极需慎重，不然还有引起新的内战的危险。”

　　张学良很高兴：“共产党给我作了很好的参谋部，是为未来考虑的。”天快亮了。张学良打了个哈欠，看看表，“你旅途疲劳了，早点休息吧。”

　　周恩来并无倦意：“再谈一下，再谈一下。”

　　张学良走后，周恩来洗了把脸，兴致勃勃地对罗瑞卿说：“我原先最担心的是内部，现在看来不成问题。张学良这个人了不起，没有个人野心，确实是中国很好的少年将军，是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得力助手。”

　　他吃了点东西，开始给毛泽东拟电报稿：毛并中央：

　　甲、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

　　己、蒋鼎文今早放出，持蒋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我们商定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庚、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出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辛、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曰见杨。冯动摇，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组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要红军加入。余禀告

　　恩来十七日

　　第二天，周恩来拜访杨虎城。本来杨虎城与红军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因为两件事红军处理不当，引起杨的不满。同时，他对蒋介石的本性也了解深刻，知道蒋的报复心重。周恩来一坐下，先就杨虎城窝心的两件事道歉。一是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时袭击了有合作协定的十七路军部队；二是杨部警三旅旅长张汉民被红二十五军误杀一事。周恩来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作了自我批评，特别说到张汉民的死：“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他的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同志，不只是张汉民同志一个。”

　　杨虎城以一种异样的目光望着周恩来，又谈到蒋的问题： “这老汉（指蒋）是政治流氓，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 ‘缠不下’（陕西话，对付不了或斗不过的意思），只有共产党才够得上他的敌手。你们能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对蒋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既然他同你们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从杨处回来，迅疾将情况电告中央。提到蒋时说：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亦转取温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5.新城大楼里尴尬的会见

　　蒋介石被扣之后，自忖生死难卜，想方设法打听外面的消息，想收买看守的副官未成之后，便要求见省主席邵力子。邵力子也被扣押。张、杨也想借邵向蒋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同意邵去见蒋。

　　蒋介石关在新城大楼。邵力子走进蒋的卧室，看见面容僬悴的蒋介石，颓丧地蜷曲在床上。

　　“他们的事，你预先知道吗？你现在是否自由？”蒋介石焦急地问。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几年我从不过问他们军队里的事，事前我也没有看出什么迹象。现在，我自己也在被监禁中。”邵力子回答，“不过，事已至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要求停止内战，各党派团结抗日，释放爱国领袖、一切政治犯，遵守总理遗嘱等主张，我看委员长似乎是可以考虑的。”

　　蒋介石呼地坐起来，两眼怒逼邵力子：“你和他们一起这么久，在平日交往言谈中，就一点也看不出两人的思想变化？你怎么不把他们两人的情况告诉我？你，汉卿，有负党国，未起到我希望起的作用！”

　　邵力子忍着，等蒋介石发完火，又劝道：“张汉卿，杨虎城，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他们的政治主张，我看可以接受。”

　　蒋介石一扭身，腰痛得呲了一下牙，又火起来：“让他们杀死我好了，杀死我好了！”

　　邵力子扶扶眼镜，说了些安慰的话后要告退。

　　“等一等。你把这封信给我转交。”说着，蒋介石挪到桌边，给宋美龄写了份“遗嘱”。

　　蒋在新城大楼住了几天，张、杨决定把蒋转移到西安玄风桥高桂滋的房子去住，命令孙铭九、宋文梅执行。这天晚上孙、宋去见蒋，要他搬家。蒋介石一见孙、宋表情严肃、腰插手枪，以为今晚要杀他了。立刻上下牙托相击格格作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死，就死在这里，我……绝不搬家!” 一边说，一边向后退，退到床边坐下，又往床里边退，把被子拖过来压在身上，闭上眼睛。后来由张、杨亲自来劝，才狐疑地搬到高宅。

　　蒋介石时常闭目养神，脑子却一刻不停地转。他见张学良总是一个人来见他，想到是否张、杨意见不合？于是要求见杨。杨虎城到来后，蒋介石问：“你事前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杨虎城说不知道，蒋介石就有空子可钻。可杨虎城直言不讳：“知道。”

　　蒋介石的最后一丝希望落空了。他本来就对杨抱有很深的成见，到西安从不住在杨的防区之内，后来认为这次事变也是上了杨虎城“这个土匪”的当，没斗过他。他又闭上眼睛，任杨虎城说什么都一言不发……蒋介石自忖生还的可能性小，又摆出一副 “可杀不可辱”的架势。

　　12月14日下午4时，西安上空出现一架飞机，盘旋几周后投下一个掷信筒。警戒部队把它交给张学良。张打开一看，是英人端纳写给他的。信上说他（端纳〉受蒋夫人的委托乘飞机来西安希望与张一见。如同意，请在机场燃一堆烟火。张派人点了火，飞机徐徐降落下来。

　　端纳是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和英国的情报机关也有联系，在中国的活动前后达二三十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前，任张学良的顾问。张在热河失陷后，下野出国，端纳随行。此后，端纳又成为蒋介石的顾问，颇受宋美龄的信任。由于这层关系，宋美龄才让端纳飞往西安，以探明虚实。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致张的信中，是希望张能顾全蒋介石个人和国家的两重关系，不要乱来。给蒋介石的信，大意是说：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是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直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样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 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信的最后附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

　　蒋介石看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这几句话，当着宋子文和端纳的面，呜呜地哭了起来。

　　宋子文到西安时，没想到周恩来已来西安，心里十分不安对人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和他同来的郭增恺主张他去见周恩来，因为周是个关键人物。但宋子文顾虑会被南京的何应钦抓把抦，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郭增恺向宋子文一说，宋子文大喜过望，第二天就飞回南京报告。

　　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在飞机即将着陆时，她从手提包里抽出一支左轮手枪，交给端纳，请求他在军队企图抓她时，就把她打死。走下飞机，她冷淡而有礼貌地向少帅问候。然后她转向迎接的官员，不许他们检查她的行李，她说她不能容忍把她的衣服弄皱；并提出要带茶叶，要求在见蒋之前先梳洗一番。

　　蒋介石一见宋美龄走进来，大惊失色，如在梦境，他喃哺道：“我不是嘱咐你，叫你万万不可来西安，你怎么敢冒这个风险而入虎穴呢?”说完，惆然摇头，泪潸潸而下。

　　宋美龄强抑着感情，保持常态：“我来看看你。”她知道蒋一直不肯同张杨谈判，一谈就要寻死寻活，宋美龄便理智地劝道：“你呀，以后不应该再随便说寻死这类话，你的责任是在救国，为此更应珍惜生命。你好好合作，事情会马上解决的。”

　　蒋介石脸上顿时轻松了许多，两手叉在脑后，说他今天清晨偶翻《圣经》旧约篇，其中一篇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芋”云云，妻子果然到来，要不是受宗教信仰极深，决不可能……

　　宋美龄随即会见了张学良。张向宋透露，他当前的苦衷是蒋怒气冲冲，闭口不愿发一言，请宋从中做一做工作。宋美龄一口答应：“我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委员长不愿见的人，我都可以代他见。”

　　宋美龄、宋子文马上又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开始还是不情愿，宋美龄急了：“你现在不要过虑，最重要的是你要取得自由。”

　　蒋介石这才同意谈判，愿意改组政府，重新联俄联共，但又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我本人不出面，由你兄妹代表我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但我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宋美龄啧嘴：“你不签字，人家怎会答应？让我同他们讲讲看。”

　　对方为了照顾蒋介石的面子，同意了。23日上午，双方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宋子文仔细听完最后一个条件，说：“我个人同意，回头转达给委员长。”

　　下午，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犯、放蒋等问题进行讨论。宋美龄也到场，她的注意力还在蒋的问题上。她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

　　周恩来说得很明白：“只要蒋委员长同意抗日，我们当然可以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先生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美龄听到这点，特别欣慰，和宋子文交换了个眼色。如释重负地将后背靠在椅背上，微笑着点头。

　　第二天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情绪颇高，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我等皆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该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子文也愿出面重组政府：“委员长也同意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不再剿共。一切政治犯将分批释放，具体办法由我与美龄再商。抗战将全面发动，共产党也可公开。”

　　“蒋先生不签字，由你们代达，是可以同意的。但委员长回去后，要发表通电自责，以示诚意。行政院既拟改组，蒋先生应辞去院长一职。”

　　宋子文：“一定转告。南京亲日派势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也吁请中共，请你们作我反亲日派的后盾。你们也派出专人驻沪。好与我秘密接洽。”

　　“没有问题。”周恩来答应。秘书进来在他耳边小声报告，说叶剑英、博古、李克农三位谈判“高手”已到，并把一份电报递上。电文并不长，但周恩来看了好一会才一声不响地递还秘书。

　　这个细节被与会的杨虎城看见。他在会上发言不多，不像少帅那般潇洒，心中却很有路数。与周恩来几次交往，十分钦佩他的办事效率，回到公馆，一摘军帽，向部下长叹一声：“张副司令年轻有为，我本已佩服，今日见周先生一举一动乃知其为‘圣人’ 也!”

　　24日晚，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说周恩来先生来了。蒋介石—惊，立即摇手：“不见不见!”

　　张学良莞尔一笑：“还是见一见吧。你们是老交情，我们是近年新交。”

　　蒋介石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焦躁不安。还没等他再次拒绝时，周恩来已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走进屋来。窘迫不安的蒋介石想从床上坐起来，可摔伤的腰不给劲，只好半靠着，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上前握了握，脸色颇为惊讶：蒋介石面容衰老，因没带假牙而瘪着嘴，远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样子。“蒋先生，我们十年不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摇头：“能不老吗？你看……你看这些事情。”他竟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稍稍平静之后，他又端起架子：“在我们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我常常想起你，即使在内战期间，我仍然回忆起你曾经为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能再次一起工作。”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这番表白从心里赞同，握着手绢拭着眼窝，不住点头。

　　周恩来稳稳地坐着，只是眼中的锋芒一闪：“我们多次要求停止内战，可你为何不停呢？”

　　蒋介石惊了一下，顺口答道：“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两手交叉在胸前，干咳了两声，又回到老话题：“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不满地瞥了一眼蒋介石，蒋介石顿时收回目光。

　　周恩来说：“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10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千百万革命者，我这颗头颅也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他一说。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又从激流转入平缓：“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

　　蒋介石实在无话可说，垂下眼帘：“我后悔，杀人太多了。”

　　宋美龄见气氛不对，连忙打圆场：“周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不要剿共就是了。”

　　周恩来说：“我们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各党派无论过去有什么旧怨宿仇或不同政见，都应该捐弃前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去赴国难。我这次来西安，不是来算旧帐，而是来商谈今后的救国大计。”

　　宋美龄拿胳膊碰碰好像睡着的蒋介石：“周先生和你商谈救国大计，你听清没有？”她不等蒋介石开口，又转朝周恩来说道， “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见面，要互相谅解。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亲自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啊！”

　　在轻松的气氛中，周恩来和蒋介石拉起家常：“蒋先生，好些年没有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苏联的经国接回来。”

　　蒋介石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最挂念的要数经国、纬国两儿。周恩来一说，蒋介石马上鼻子一酸，要落下泪来，许久不说话，最后压低嗓音说了句：“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来找我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困顿不堪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

　　蒋介石连连说好好。

　　这一夜，蒋介石和宋美龄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醒来时，蒋介石望着窗外射进来的朝阳，禁不住笑了。这是他被扣留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后来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1936年西安御驾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

　　这一段，周恩来睡得很少，所有预定的交谈进行完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向延安的毛泽东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6.毛泽东担心放蒋。少壮派围攻周恩来

　　毛泽东得知要放蒋的消息，不免担心起来。虽然他与蒋介石打了多年仗，但是直接谋面的机会极少。所以对蒋介石个性方面的了解很少。他只有去电询问周恩来：“蒋说话算不算数？周恩来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回电说：蒋一向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毛泽东接到电报，无异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电报拿给张国焘看，张国焘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毛，一个周，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何等默契！他惊奇：毛氏能如此彻底地向周吐露心中所想及所盼；周又哪来的那么大本事，竟能根据外面如此复杂的实况，逐一实施……毛泽东也感慨：“恩来同志办外交所受的气，比我1926年3月20日事变以后，在广州受的气还要多。”

　　可是周恩来并没料到张学良会如此快捷地把蒋介石送走，并由此酿成了张、杨的历史性悲剧！直到1946年国共再次和谈，周恩来对此还是耿耿于怀：一天下午，讨论团结问题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刚说了几句，降旗的时间到了，响起“达达”的立正号音，全场肃静礼毕后，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他在发言前先感慨万千地长叹一声，然后以动人的感情说出下面的一段话：“在刚才一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讨论团结问题，这个人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固为促成团结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

　　周恩来回公馆不到10分钟。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急匆匆来找：“少帅到机场送委员长回京，你知不知道?”

　　周恩来大惊：“不知道，几时走的？”

　　“有10来分钟了。”

　　“你怎么不早来告际我?”

　　“我也是刚刚从卫士那里知道的。”

　　周恩来抬腕看看表：“走快到机场。”

　　赶到西郊机场。已是下午4点多钟，飞机早已消失在高天深处。这位颇具燕赵豪情的张学良发动了引擎，亲自驾机送走了蒋介石。

　　“晚了。”周恩来感叹不已，“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要像窦尔墩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呢。”

　　“这件事杨虎城知不知道？”周恩来问孙铭九。

　　“不清楚。”

　　原来蒋介石下午3时要去机场，张打电话请杨去，等杨到达时，张只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杨虎城虽感突然，向以张学良的意见为主，当着蒋的面更不便争执，只好陪同张到机场去送蒋。蒋到飞机场后，在上飞机前对张、杨还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蒋介石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最后说了句：“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由你们负责。”

　　放蒋的消息传遍了西安，人人惊讶。十七路军总部军法处长米暂沉将信将疑，去问杨虎城：“蒋介石走了吗?”杨嘴皮一嘟囔：“走了一个不算，还跟了一个去。”

　　周恩来急电毛泽东：我们只认为在（蒋）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电报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惊得不轻。他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至，而且会很迅速和惨酷。他抱着双拳，在桌面上撑着，仿佛他自己正经历着两种命运的争斗：

　　“糟了，张学良跟到南京去，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将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再一次把拳头落到中共头上……”

　　他起身在窑里走了几步，又镇静下来：“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

　　东北军是一个由张学良为惟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张一走，群”龙无首。虽然张走前曾指定于学忠代替他指挥全军，可于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不起什么作用。在西安的王以哲和何柱国，虽被称为元老派但在东北军里，真正有号召力的是少壮派，即被称为“苗疯子"的抗日同志会的负责人的苗剑秋；政治处处长应德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为首。张在时，他们深得信任，张不在，元老派就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在如何救张的问题上矛盾很大，少壮派硬拼的主张一时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金家巷东楼会客厅里，周恩来不知说了多少话，却扭不动少壮派的念头：少帅不回来，决不撤兵！

　　周恩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甚至动了感情：“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能忘记吗？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能忘记吗？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他回来，不见得对他就有好处……”

　　这些话并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了一阵疯话：“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你们要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他那愤怒的目光环视着在场的人，特别斜睨了一眼周恩来：“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

　　大家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射到周恩来身上。以往，当他在场时，从来没有人会对着他这样大声讲话。

　　周恩来默不作声。他那由于失眠而显得十分疲倦的脸苍白无声，嘴唇紧闭着，使人觉得他在内心花费了极大的气力才达到这种沉默。

　　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过半夜，直到周恩来答应：“容我们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他们才走了。

　　少壮派刚走，天还没亮，在杨虎城处工作的党员南汉宸又火急火燎地赶来了。他向周恩来报告：凌晨3时，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们替我打算打算。”

　　周恩来颇为紧张地急急追问：“难道他也要变卦?”

　　“他有他的难处。”南汉宸把杨虎城的话学了一遍：“他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你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已经强烈地感到张走后的严重局势，杨虎城哀怨的声调不能不刺痛他，对方的担心已经不是对准某一个人，而是对包括他周恩来在内的整个共产党人的抱怨了。他立刻对南汉宸说: “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三原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没有别的办法，不答应帮他们打仗，就可能导致敌对情势，红军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跟他们一起打一仗。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又一遍遍地劝他们团结一致。

　　少壮派愈加激烈。

　　31日晚，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级会议，参加的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少壮派在室外旁听。

　　会议一开始，何柱国先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们说吧。”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呼吸和咳嗽声。

　　杨虎城拿眼挑了挑周恩来，请他先讲。

　　周恩来从膝上抬起手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他忐忑不安地期待着。其余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 30分钟无人发言。

　　会议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只好又请于学忠讲：“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

　　于学忠这才表示：“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

　　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决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再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

　　于学忠接着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 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

　　杨虎城又要王以哲作最后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吧。”

　　杨虎城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

　　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在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

　　杨虎城又问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有些担心地最后说了几句：“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出问题。”

　　门外的少壮派一听这个结果，一个个青筋突露，看得出里边的血在流动。他们只听任发热的头脑支配了。

　　一天，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50几个少壮军官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恩来威逼过来，质问道：“我们的少帅哪里去了？”

　　周恩来心里也似滚水沸着怒意。他并不欣赏这种挑斗性的、嘲弄的眼光，尽管人群里也不乏闪着盈盈泪光的同情者。他的许多委屈到了嘴边话就软多了： “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我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

　　“少帅是不是你们出卖的？”有人狂叫。

　　周恩来一下火了：“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10年的血债，仇恨难道不比你们深！”周恩来呼喘着，坐下，静一静：“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会主张释放蒋介石？希望大家理智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性命难保，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是有所畏惧的，不敢难为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将存在，发挥作用。”

　　周恩来的话起了作用，一些军人想告退。但另有几个不依不饶，非要周恩来对救少帅说出具体方案。

　　这期间，周恩来已给蒋介石写了两次信，敦促他实现诺言，可是蒋一字不回。

　　周恩来目光森严：“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这里，党中央没给我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来答复你们。”

　　发难者疑惑地看着周恩来，找不出更多的辩词，憋闷地怏快走了。

　　狂躁却并未因此而中止，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2月2 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力主和平解决“救张”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东北军内部矛盾顿时呈对抗性，在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周恩来赶到王以哲家时，王已倒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

　　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人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亲属。随后，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

　　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中央一来电报或来客人，就要叫他起来，不准不叫。好在他当时只有39岁，正当壮年，不论遭遇何种磨难，当他出现在各方人士面前时。依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

　　西安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孙铭九也发毛了。以前他都听应德田的，此时应德田也手足无措。苗剑秋跑来告诉孙铭九：“周先生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铭九一听更着急：“这怎么办？只有请周先生想辙了！”

　　“周先生已经来了，在副司令公馆。”苗剑秋说。孙铭九和苗剑秋一头扑向张公馆，在楼上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圆眼怒睁，斥声道：“你们这是办的什么！”

　　如闪电灼于头顶，孙铭九扑通一声跪下，叩头请罪：“请周先生宽恕，我做错了！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谈判……”

　　周恩来赶紧招呼他起来，问：“谁的主意?”

　　“我和应德田，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

　　周恩来凝眉想着对策。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也慌了，经过彻夜商量，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 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2月3日清晨，周恩来、杨虎城和南汉宸等商议，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的功绩，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再发生火并，自相残杀，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

　　张学良得知此事，摇头慨叹：王军长死的冤枉。这三个人，苗是疯子，应像头牛不听话，孙像个小孩子，他们怎能办好事情！

　　●7.蒋介石将愤慨泄进回忆录

　　送蒋走的那天下午，蒋介石变得温和有礼，他寒暄着，请张学良留下。

　　“不。”少帅英雄气十足，“人家会说我犯上，但我是清白的。我要跟您同机回去，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我可以证明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国家着想。”

　　不到片刻功夫，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有历史意义的飞机回南京的是罗亚尔.伦纳德，他描绘了这批乘客的种种神态。少帅拉长了脸，不大自然；蒋介石形容憔悴，在飞机的单人起居室熟睡；蒋夫人望着窗外，嘴边露出幸福的微笑；端纳窃窃自喜；宋子文偶而翻看一些报纸……

　　他们在洛阳降落，受到地方军政长官的欢迎。他们在这里过夜，次日飞赴南京。当飞机朝机场下滑时，机场周围已经挤满人群。记者们蜂拥而上，追着这一行疲惫不堪的人们采访。到场的人形形色色，连事变后主张炸毁西安的何应钦也来了，他表情复杂地向蒋介石伸出表示庆贺的手，蒋介石也是一脸平和，把对他的忌恨掩饰得严严实实……

　　到机场迎驾的还有陈布雷。他随蒋介石回到官邸，蒋介石在沙发上躺了一会，立即布置陈布雷：“我这里有夫人速记的一张草稿。你拿去参考，另外你再和夫人谈一谈，整理一个我在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时间嘛，蒋介石看了一下表，还有三个小时，5点钟之前交给我行不行?”

　　陈布雷嘴唇蠕动了一下，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拱着背走了。

　　两个小时之后，陈布雷又拱着背来了，唯一不同的是手里多了几页纸。蒋介石腰痛得起不来了，半躺在沙发上，让陈布雷读一遍。

　　“好，马上交给报社发表。”蒋介石在开头又加了几句关键词：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巨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他把这份编造的“训词”递回陈布雷，闭目想了一下：“这件事不能由此结束。当年总理中山舰遇难，我千里驰救，后来留下我写的那篇蒙难实录。可惜此次布雷先生没有与我同往，不过你仍然可以代我补写一篇半月记。”

　　陈布雷提起拳头堵住嘴轻轻咳了一声。他十分清楚西安事变的全部经过及张杨举措的动因，尤其佩服张学良送蒋回京的豁然大度，编造“训词”已属心中不愿，再杜撰什么半月记，实在于心不忍。可是他无论如何不会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只好答应下来。

　　“先生想在半月记中多写些什么？”陈布雷请示着。

　　蒋介石硬撑着坐起来，愤愤不平地说：“一定要把事情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知道我是怎样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

　　陈布雷心里一紧，再问：“关于中共方面先生有何……”

　　“一个字也不要提！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与中共无关，包括周恩来，一个字也不要提!”

　　陈布雷回到家里，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一直不开口。想了个大概，拿起毛笔，写了几行，便难以为继。他张开抽烟抽得发麻的嘴，盯着笔，突然抓起稿纸揉成一团。他一反常态，把狼毫插进笔筒里乱搅，一连戳断了两支笔头，最后掷笔长叹。夫人来劝，妹妹来劝，全被他粗鲁地轰了出去。几天后，他气消了重又坐回桌前，默默地为蒋介石代笔《西安半月记》。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他将这违心之举记在日记中：“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做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熟能甘于此哉！”

　　另一个心口难一的苦主是邵力子。

　　他和陈布雷都是浙江人，报业出身，都是小小的个子，戴副眼镜。

　　他这次可以说是同蒋介石同甘共苦的，可感受却不大一样。他回到南京，对朋友说起西安事变，总是说：“张杨这次做事固然太冒险、太卤莽，不能说没有错，但要求抗日御侮，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不宜看作乱贼或土匪。”

　　一位他过去的秘书一听这话，惊讶不已，对旁人说：“老夫子呀，真是莫名其妙！他在西安受到这样的打击，回到南京还说张杨的好话！”

　　蒋介石对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满。1937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奉化溪口，蒋又召邵力子去陪伴张读书，要他教导张 “读书明理”。外界对此作法，颇多猜测，认为是别有用意。邵的夫人傅学文认为是蒋要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不过邵力子这人还是豁达得很，他与少帅相处得十分融洽，少帅对他也是无话不谈。一天闲谈，张学良说起当时送蒋的动机：“我这次冒生命危险，送委员长回来，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砸了……”

　　邵力子望着少帅似兴奋又似懊丧的神情，只觉得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

　　仲春时节，邵力子要回故乡绍兴一趟。动身前，他向张学良辞行。张学良虽被囚禁，性情仍很开朗：“听说绍兴不仅是文物之邦，而且是鱼米之乡，美味的土特产特多，可否给我带一两样来？”

　　邵力子办事又极认真，回到家乡，专门向他的一个旧生打听：“你说咱们家乡有什么既美味可口、东北人极少尝到，又携带便利的食品？”

　　旧生们受他治学严谨的影响，这么件事还专门研讨了一番，认为绍兴香糕和桂花素蛋卷最好？，张学良可能没吃过。尤其是绍兴香糕，清代曾为贡品，故有“进京香糕”之称。于是，邵力子就采购了绍兴香糕和桂花素蛋卷数斤，随身带往溪口。

　　不久，邵力子给绍兴的旧生们回信说，张学良一向吃以面粉制作的糕饼食品，一尝以米粉所做的绍兴香糕，就觉得别有风味，非常好吃，说以后如有便人，还想多带几斤呢！

　　过了一时期，邵力子回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就和张学良分别了。可是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事仍与西安事变有关。

　　当陈布雷呕心沥血撰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时，宋美龄也在加紧撰写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蒋要宋先看他的《半月记》，矛盾之处按他的说法为准。宋美龄不依。经过西安事变洗礼的宋美龄，已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一位美国政治家称颂她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后的气质”。宋美龄不愿把自己仅仅当成蒋介石的陪衬，也不想把塑造自己的《回忆录》变成蒋介石《半月记》的简单注脚。

　　蒋宋的矛盾推给了邵力子，蒋让这个宣传部长替他做工作。两本回忆录已经合印在一起。邵力子不时翻过来翻过去，中央开政治会议他也拿着。坐在他旁边的陈公博问他看什么。

　　邵力子随手将那本草稿递给他：“你看看吧，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

　　陈公博花了半个小时一气读完，说：“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

　　“我也这么想。你说说看毛病在哪里？”

　　“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有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却在回忆录中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漏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陈公博告诫邵力子，“你是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你的责任可逃不脱。”

　　邵力子想着对策：“你说得对。”

　　于是，这两篇回忆的合刊印刷好了，又停止发行。

　　宋美龄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找到蒋介石，半天不说话。时间一长，蒋介石坐不住了，又把邵力子叫来，指头朝外弹了弹: “发行发行!”

　　邵力子又望了望宋美龄。宋美龄明白他的意思：“你所说的矛盾之处责任在我们，你不用担心。”

　　邵力子总算脱了干系。

　　二二事件以后，去广西了解桂系情况回到西安的解方，先向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汇报，而后由刘带解方去见周恩来。

　　解方的公开职务是五十一军的中校参谋，他还是第一次面见周恩来。他听说周恩来留着大胡子，但今天周恩来穿了一套黑色中山服，留着短发，胡须刮得很光。解方坐下后，周恩来急切地问起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态度。

　　“他们对放蒋很失望，说是没戏可唱了，是纵虎归山，蒋介石是决不会饶恕张学良的。”

　　解方将与李宗仁、白崇禧的交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李、白都说：（张学良）回不来了，老蒋决不会饶他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交道多年，上他的当太多了！这次张先生又上当了！他们希望东北军不要分裂，坚持下去。李、白还把他们得到的情报告诉解方，特别是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以后，催汪精卫快快回国的消息，他们说，光是何应钦干不起来，何应钦要拉上汪精卫一起干。当时汪精卫在德国得到何的电报，幸灾乐祸，立即决定回国。但是行至中途得知蒋被释放的消息，马上在新加坡给蒋介石打电报，假意祝蒋获释，同时说，他要去广州为胡汉民扫墓。其实这是故作姿态对蒋讨好，也是掩盖他对蒋被扣时幸灾乐祸与何应钦勾结的用心。蒋接电后怕汪到了广州与两广联合起来反对他，急忙派张群、周佛海为特派代表去香港迎接汪精卫，说蒋急盼望汪速去南京共商大计，并将以大任相托。汪便未到广州直去上海，那知汪落到蒋的手心以后，就被冷落起来，等等。

　　周恩来仔细听着解方的叙述，沉重地呼着气：“根据你讲的桂系和汪精卫的情况，放蒋总的来说是对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但蒋介石的反共本性不会改变，排除异己的伎俩不会收敛。”周恩来举起例子：比如张汉卿先生送蒋到洛阳以后还要陪蒋到南京去，蒋介石使用了激将法对张汉卿说：“你到南京去很危险，在我左右的人不会饶过你的。”故意劝张不要再送。愈是这样张先生愈是要送蒋到南京，哪知道蒋回到南京就把张先生软禁起来，以委员长蒋中正的名义下令朱培德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张先生。以对上官胁迫违反国法纲纪罪名，判处10 年徒刑。接着假作人情，用蒋中正个人名义呈请政府特赦，然后又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宣布准予特赦，交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这是蒋介石亲自导演的丑戏。周恩来加重语气说：“在国际国内的舆论之下，蒋介石不敢公然杀害张先生，还会伪装成以德报怨的样子，以欺骗人民，实际上等于无期徒刑！现在只有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才有希望争取张将军恢复自由。”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见到宋子文，还质问他：“当时你担保张学良到南京后的自由，为什么没有做到？”宋无可奈何地回答：“其他事情都做了，就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表示了歉意。

　　解方接受任务，到南京去做于学忠的工作。于学忠告诉他，张副司令受军事法庭公审判罪被押解到奉化后，逐渐后悔了。2月间给东北军将领写信，开头两句是“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中间大意是“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最后两句是“西望云天，不胜依依”！于学忠又说：“我到奉化见张副司令时，因为有特务监视，副司令便在报纸边上写了几句话：只要东北军紧紧团结，实现抗战定有希望。”于仰靠在椅子上，大为感叹：“可惜咱们东北军有些人对不起张副司令呀！”

　　解方记着周恩来的交代，乘此机会说：“蒋介石实在逼人太甚，分化了东北军，说的话不算数，还硬要把爱国的东北青年斩尽杀绝！百十师（即抗日先锋队）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张副司令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委托给你了，百十师是直接归你指挥的，如果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了，可怎么对得起副司令呢!”

　　于学忠一拍胸脯，大吼一声：“包在我身上了！如果蒋非要解散不可，那我也不干了！”

　　经过几番周折，这支抗日队伍总算保留下来了。

　　●8.复仇之剑落到了张、杨的头上

　　没有多久，蒋介石的复仇之剑就落到杨虎城头上。

　　在这之前，蒋先放出一些和平烟雾：杨部在陕的一些人员原封不动，并且让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除对抗情绪。杨虎城也渐渐平静：“现在和平解决了，在这一事变中，我们得罪了一个人，可是振奋了千百万爱国人士，他们就会继续奋斗，实现抗日。”3月的春光里，他紧锁着的眉头舒展了，希望仿佛已在枝头绽出绿芽。

　　春风似乎也吹醒了蒋介石蜇伏的种种念头，吹走了折磨他的病痛。他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主动去看他。这个信息通过宋子文发出之后，并没引起杨的太大注意。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杨这才觉出这就是“命令”，才决意与蒋见面。

　　3月29日，陕西省政府委员李志刚陪杨虎城乘飞机到杭州谒蒋。

　　蒋的公馆临近西湖，和暖的春风吹起湖上层层涟漪，柳絮似云团在街面上浮游。杨虎城走进客厅时，一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坐定后，杨先问候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蒋介石很快转入借题发挥，“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他易怒的本性又出现了，对着杨指桑骂槐地数落起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虎城面上不好有任何表示，一任蒋介石叨叨：“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

　　蒋介石越说声调越髙，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明显是对杨的，连宋美龄听着都不入耳，一趟一趟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吃，并且不断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在蒋介石嘴边，和他打浑，蒋的语调这才慢慢轻下来，可还是堵不住他的嘴，他咬了几口苹果，又拾起旧话题：“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杨虎城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介石对于学忠讲话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孝侯只知听从长官的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路，十分可惜。不过，处在那样的环境，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他抚摸着椅把，情绪稳定下来，最后说：“张汉卿这些天反省，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己的过错。我以为无论哪一个人，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只要改掉过错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比方，唐孟潇（生智）也曾背叛我一次，可是，他表示了真诚悔过，我还照样信任他，这是我向来的作风。”

　　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直到最后，杨虎城才表示了极简单的几句话：“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从公馆出来，杨虎城对李志刚说：“蒋说的话都是表示宽大，还不是想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他一贯对人没有诚意，别对他抱什么幻想。”

　　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

　　于学忠和李志刚想知道谈了些什么坐近来问。杨虎城叹了口气，告诉说，蒋和他的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无益处，或者起反作用，还不如不提。第二，是问他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得有不方便之处。杨还没有答话的时候，蒋就抢着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大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抬头望了望于学忠和李志刚，解开军服衣领，让冷风吹进胸脯。他的话略带讥讽：“早就料到会如此的。”

　　杨虎城被逼出洋，回国后被秘密关押在重庆息烽。杨十分苦闷烦躁。一天他去周围的杨家山散步，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杨大为惊愕：“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杨虎城触景生情，连连慨叹：“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回到重庆时，军统毛人凤请示如何处理杨虎城，问是否要解送台湾。蒋介石丝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叮嘱毛人凤。要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蒋介石十分清楚：“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

　　就这样西安事变中的两位千古英雄，一个长期被蒋幽禁，直至蒋自己离世；另一个被监禁数年后秘密杀害……

　　1961年12月为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邀请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学思及夫人、杨虎城儿子杨拯民及有关人士20余人座谈。便宴席间，张学思因台湾报纸发表了经国民党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感情异常激动，在向周恩来敬酒时，竞泣不成声。周恩来的酒杯颤抖了一下，也流泪了。他举起酒杯向众人说道：“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

第06章 魂惊华清池

第06章魂惊华清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