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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适脚的旧鞋

  林语堂有很多关于婚姻的妙论。

  在《罗素离婚》中,他说:“婚姻是这样的叫人烦难,所以今日婚姻问题,算是社会问题中之最复杂问题。婚姻强叫生理上情绪上必然不同,实际上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这两人对文艺思想人情事物,必有不同之反应,兴会好恶,必然不能一律。叫这些时浮时幻之兴会感好,息息相应,脉脉相关,若合符节,真非易事。万一两方情意好合,相迁相就,互相体贴了解,经过十年八年的操练,也就像一双旧鞋,适足无比,这就是所谓美满姻缘了。”

  在《说青楼》中,他说:“婚姻制度是永久不完美的,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

  在《读书阶级的吃饭问题》中,他说:“女子出嫁,只能靠碰。最自由的结婚,还是乱碰的结果。你想二万万的女同胞中,决不是二万万个都是某青年可能的日后妻子,至少有一万五千万,或者太老,或者太小,到年纪相若的,虽有几千万,有机会相知的还是寥寥无几,相知中看上眼,又要对方同意的,真无几人。到了青年想娶亲而可以娶亲的时候,某位女子来得凑巧,或因搬家相识,或因路上相逢,或者刚刚学成回梓,年华相若,相貌也差不多,一经撮合,婚事成矣。”

  在《红牡丹》中,他说:“你在娶一个女人之前,决不会知道她的真面目。”

  …………

  一个能对婚姻发堂堂宏论的人,只会是婚姻美满者。因为大半婚姻不幸的人得靠讥讽婚姻美满者过生活。

  林语堂就是明证。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有一个贤惠的妻子,他的婚姻决不像他写的那般无奈,反而是一首和谐的钢琴协奏曲。

  “哥伦比亚”号就是这段乐曲开始的音符。

  船上有不少和语堂一样,靠清华奖学金留洋的人,包括桂中枢、钱端生、郝更生等。旅途漫漫,相似的背景和学历让清华人结成了一帮,他们一起吃饭,聊时下的话题。

  廖翠凤是惟一的女人。

  她必须得尽快学习西餐礼仪,什么刀切面包,什么刀切牛排,错不得,错了是要闹笑话的。餐布如何放,红酒如何品,也不是小问题。她不要问语堂,因为她聪明的丈夫不拘小节,虽然吃惯西餐,可基本的礼仪还经常弄错。翠凤张大了眼睛,向周围的人学习一切需要注意的规矩,她还得时不时地提醒语堂:“堂,你的刀用错了。”或者是“堂,你的发油该抹抹了。”

  没多久,翠凤闹上了肚子疼,疼得很厉害,在床上滚来滚去。医生过来检查后,才发现患上了盲肠炎。医生建议尽快开刀,语堂也这么想。他对翠凤说,经过夏威夷时,他们下船做手术。

  翠凤坚决不同意。她是在钱庄长大的,对经济敏感。语堂冲动,不管任何的事,带着妻子就上了船。可她要管。

  本来,清华的公费留洋很充足,除去治装费、川资杂费,每个月还有80个银元。一个银元大约相当于一美元多,可以保证留学者在美国过得很舒服。可是,语堂只申请到半奖,也就是只有40个银元,紧巴巴的就够一个人过活。现在,夫妻俩都出来了,一人一月只有20银元,怎么够?语堂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告诉翠凤,临行前,北大的胡适找过他,说只要回国后愿意离开清华到北大任教,北大就每个月资助40银元的津贴。而且,廖悦发给了翠凤1000银元的嫁妆,慢慢补贴进每个月,勉强也够两人生活。

  可要开刀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外国的医院贵,翠凤粗略地估计,开刀,加上护理,1000银元的嫁妆就得去个七七八八,那下了船怎么办?

  翠凤把这笔账详详细细地算给语堂听。她告诉语堂,反正是慢性的,先吃药撑撑看。

  语堂很吃惊,他不知道钱庄长大的女儿也能这么精打细算。他明白,翠凤对经济的计较劲,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关心。

  翠凤还是时常肚子疼,语堂就在房间里陪她。他陪着翠凤说些家长里短的闲话,给她端水,有时连洗衣服等杂活也帮忙着干。

  船上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新婚蜜月,见他们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常常拿他们开玩笑。语堂心疼翠凤捱病,哪里还有什么心思解释。

  所幸,翠凤的病情慢慢缓轻了,两人顺利地到了美国。

  语堂和翠凤在波士顿赭山街51号租了两间房,真正开始在一起生活。

  翠凤是个好管家。她把每一个银元都掂了又掂,仔细地计算花出的每一分钱。她熟知哪里有便宜的新鲜蔬菜,哪个超市的肉要便宜几美分。她每天只是想着,语堂上学很辛苦,营养一定要跟上,吃的东西也不能重样。翠凤把在厦门廖家学的十八般武艺搬到了波士顿的两个小房间里,她要语堂无后顾之忧。

  语堂则和卫德诺图书馆干上了。修课写论文之余,语堂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卫德诺的藏书浩如烟海,有几百万之多,语堂的房东太太骄傲地告诉他,若是把一本书顶一本书地排,可以排好几英里呢。

  他随心所欲地看任何他想看的知识,从文学评论到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吃饭的时候看,躺在床上看,连上厕所都拿着本书。他的住所刚开始空荡荡的,现在也被书堆得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对语堂而言,卫德诺就是哈佛,哈佛就是卫德诺。他说:

  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

  语堂每天都泡在书里,对所有的外在生活都视而不见。有时候翠凤和他说话,没说上几句,语堂的心思就回到了书上。翠凤一点都不在意,她只需管语堂**上所需的一切就行了,精神上的她管不了。语堂看书看到精妙处,手舞足蹈,和翠凤大讲海涅的情诗、歌德的小说、莱布尼兹的哲学。翠凤多数时候不知道语堂在说什么,可她仰头看着丈夫激动得涨红的脸,她也跟着会心地笑,仿佛她也觉得这实在是世上最好的文学。语堂看得不痛快,她就跟着着急,觉得那个不知什么名字的作家是乱讲一气。

  语堂有些话也让她害怕。语堂对她说,基督不是童女所生,上帝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人要信耶稣才能进天堂一点都不对。翠凤半信半疑,她只是庆幸,幸亏是出国了,要是廖悦发听到这些,还不知道发怎样的脾气呢。

  语堂忙于读书,没什么社交生活。翠凤也只和负责照顾外国学生的教授夫人往来密切一些。一次,教授夫妇发请函邀语堂和翠凤吃晚饭。两人匆匆准备了一下就去了。到了之后才发现记错了日子,早来了一个星期,双方都很尴尬。翠凤也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语堂就更不用说了。夫妇俩傻傻地呆在教授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教授夫人只得叫佣人草草地准备了晚餐,款待了他们。

  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球票,两人连哈佛对耶鲁的足球赛都没有看过,那可是每个哈佛人必修的“功课”。

  有时候,翠凤也会想起厦门的娘家。母亲性子弱,老是被父亲骂,是不是又在偷偷抹眼泪?妹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廖家的女人们该聚在一起做肉松了吧,廖家的肉松可是出了名的好,又松又软,那味道可比波士顿的强多了。未出阁前的日子历历在目,可又觉得隔了好几个世纪,午夜梦回,翠凤感到很寂寞。

  波士顿的冬天冷,家里条件简陋,没有取暖的设施。两人哆嗦着蜷在床上,相互取暖,这时候,翠凤才觉得安全了,空空的心被塞得满满的,她知道,语堂需要她。

  翠凤的盲肠炎把他们更紧密地拴在了一起。

  在“哥伦比亚”号上,盲肠炎就狠狠地折腾了新婚的语堂和翠凤。症状减轻后,翠凤觉得可能没事了。谁知到美国不出半年又犯了,这回是急性的,必须马上开刀。

  语堂把翠凤背到医院,想都没想,立刻支付了医药费和住院费。然后,他把所有的口袋里里外外摸了遍,只找到13块钱。

  为了不让翠凤担心,语堂什么也没有说。他安慰第一次做手术的妻子说,割盲肠是个小手术,不用紧张。

  把翠凤交给了一位天主教的医生后,语堂拿出本安格卢撒克逊文字的文法书,在手术室外温习。三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还没有动静。语堂觉得不对劲,割盲肠根本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他静不下心了,急得团团转。

  手术总算结束了。原来那位医生从来没见过中国女人,拿着显微镜把翠凤的内脏仔细搜寻了一遍,才动手割了盲肠。

  翠凤在医院休养了一个星期。

  语堂拿那13块钱买了一盒老人牌麦片,顿顿煮点麦片充饥。头两天还勉强吃得下去,后几天,语堂闻了麦片的味就想吐。他就闭上眼睛,硬着头皮吞下去。

  翠凤回家,发现语堂居然靠一盒麦片过了一个星期,又难过又感动。她赶紧给二哥发了电报,要家里电汇1000个银元,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从此,语堂的肚子对麦片产生了抵抗力,再也吃不下任何麦片了。

  翠凤很得意。语堂是为了她,才吃了那么久的麦片。这种毅力颇有英雄断腕的气概,也许只有她的丈夫做得到呢。

  这事还没完。

  可能因为做手术的时间过长,不久,翠凤的伤口发炎,要做第二次手术,还要留院观察很长时间。

  美国的医院向来是大门敞开,无钱莫进来。1000个银元经不起花,转眼就没有了。翠凤这回怎么也不肯向家里伸手了。她了解父亲,上次若不是二哥,廖悦发是不会管出嫁的女儿的。她不想让父亲和亲戚说些难听的闲话。她对语堂说,就是不治病,也不向家里要一个铜板。语堂很佩服翠凤的骨气,他四处举债,看能不能筹点银子。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都不富裕,住院治病也不是小数目,到哪里能借到那么多钱?一筹莫展之余,语堂猛地想起胡适来。他已经答应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那他能不能向北大预先支付工资呢?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语堂忐忑不安地给胡适发了电报。胡适很快有了答复,汇过来1000美元。翠凤有救了,语堂捧着支票,高兴得大叫。

  翠凤到次年二月才出院。刚下了雪,明亮亮的,银装素裹,很漂亮。语堂担心路上滑,弄了辆雪橇,自己拉着,带翠凤回家。他像个孩子一样,滑得很快,有时还故意做一些惊险的动作。翠凤吓得心都快跳出来,她紧紧抱住语堂的腰,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整个世界好像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翠凤觉得异常的温暖,她抱住的这个人虽然有时候不懂事,可却是她最亲的人。

  第一学期结束时,语堂以全A的成绩通过了哈佛的考试。比较文学的系主任很看重林语堂,他认为,这么聪明的学生留在哈佛上课,是浪费时间,于是对语堂说,只要他愿意到德国的殷内大学修一门莎士比亚课,就可以得到硕士文凭。语堂并不看重文凭,但是,有哈佛硕士学位,总是好的。

  这个意外的好消息让语堂夫妇很兴奋。

  接下来的事,真的是意外了。

  语堂的半公费奖学金突然取消了。晴天霹雳!语堂忙给清华写了封信。可山高水长的,清华一时半会也没有回应。他四下打听,才知道:清华在美国的监督施秉元拿留学生的津贴去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后,上吊自杀了。施秉元原是清华的校医,靠了自己的叔叔施肇基是驻美大使,才谋到了这份肥差。清华校方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想大事化小,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没有了津贴,语堂的经济立刻陷入绝境。他只得又向北大求助。胡适又一次雪中送炭,寄过来1000美元。在这期间,《哈佛中国学生月刊》举办征文比赛,一等奖有25元奖金。语堂连续投了三次,每投必中。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就停止了投稿。

  美国是呆不下去了。林语堂又不愿意打道回府,于是向基督教青年会申请工作职位,想先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再继续求学。

  “中国劳工青年会”聘用了语堂,让他到法国教中国劳工读书识字,且愿意支付夫妻俩从美到法的旅费。这真是天下掉下来的好差事,两人拾掇拾掇就来到了法德交界的乐魁索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北洋政府加入了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向法德战场派出了约15万劳工,主要是清理死尸,协助法国对德作战。战争结束后,法国男青壮劳动力奇缺,很多中国劳工就留了下来,不少还和法国姑娘结成了异国姻缘。

  语堂为他们编了本千字文的课本,教基本的入门知识。夫妻俩住在青年会外面的房子里,床很高,床垫子又极其厚,住得很舒服。糟糕的是屋子里没有厕所,上厕所得跑到后花园之外。

  工作很轻松,语堂带翠凤到附近的凡尔登战场参观。法德在那里打了三四年的壕沟战,炮火席卷了每一寸土地。一棵树木也找不到,光秃秃的,刺刀、弹壳、断成两截的枪支却随处可见,任人拾取,可见军队撤退时的仓促。语堂想起,法国自信马其诺防线坚不可破,却在德国的铁蹄下化为乌有,战争的荒诞真让人可悲。他还想起元曲中的一段,“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翠凤在战场上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把残余物拿起来仔细看。语堂还以为她要捡一件做纪念品,翠凤却说:“堂,你的靴子裂了缝,不能穿了,我给你捡双旧靴子。”

  语堂从漫无边际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妻子,这位钱庄长大的女儿居然在捡别人穿过的旧靴子!语堂心里涌起阵阵暖流,翠凤说“没有钱不要紧”不是随口说说,她在用自己的吃苦耐劳证明这句话。

  闲暇时光,语堂翻看了大量在法劳工的资料。他有一点私心。语堂的祖父被太平天国的军队拉去当脚夫,下落不明,不知哪里来的消息,说他到了法国。语堂很希望能找到素未谋面的祖父的资料,当然,这只是语堂的一厢情愿而已。

  林语堂还自修了德语。他有语言天赋,又熟悉语言学,学起德文得心应手,短短几个月,他居然能写信了。在乐魁索存了一点钱后,语堂就写信申请入德国的殷内大学。

  翠凤充分发挥了钱庄女儿的本色,她敏锐地意识到,德国马克的大贬值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把所有的积蓄换成了美元。可惜,她没有经验,美元卖得太早,获益不多。

  殷内是大文豪歌德的故乡,一个很美丽的小镇,保留着欧洲旧大陆的风光。居民还以决斗为乐,身上的伤痕越多,越值得骄傲。旧式的古城堡、狭窄的街道、布鲁塞尔的大教堂、比利时列日城繁华的市街,语堂对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很着迷。他爱上了旧大陆的风光和声音。在美国,不管是在纽约,或是在旧金山,看见的都是一个模式,同样的冷饮柜台、同样的牙刷、同样的邮局、同样的水泥街道,欧洲则变化多端。

  殷内消费低,生活很闲适。语堂和翠凤手牵着手去上课,在街上散步,到附近的地方郊游,有时也看人决斗。周末,两人到火车站的浴池好好地洗个澡,再买点点心祭五脏庙。他们租的公寓有壁炉,翠凤向房东太太学习怎样生火,使房间暖和。没有水管子,到室外取水成了语堂的任务。他不仅不厌烦,反而自得其乐,他猜想,歌德、席勒没准就是拎水拎出来的灵感。

  翠凤照料着语堂的衣食住行,她保证语堂营养适当,对自己,则是能省就省。她对语堂的外表整洁很在意,常逼着他换衣服、剪头发。外国人看来,还以为他们是兄妹。他们的朋友,一个离了婚的女音乐批评家问:“林先生,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吗?”语堂笃定地回答:“没有。”

  惟一让翠凤烦心的是,结婚一年多了,她却始终不见有身孕。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可能不能生小孩了。翠凤哭得死去活来,语堂轻抚她的背,起了无限怜悯之情。

  在殷内大学读了一个学期,林语堂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1922年,他转到以印欧比较语法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

  莱比锡大学的中文藏书汗牛充栋,林语堂又过上了整天泡图书馆的生活。

  他们依然经济拮据,为了维持生活,翠凤只得变卖嫁妆。她的母亲长得小巧,喜欢戴玉首饰。翠凤嫁的不是有钱人家,又要远走他乡,母亲偷偷贴了不少作陪嫁之物。可外国人很少用玉器,翠凤的首饰卖不上好价钱。每卖一件,翠凤就像割了一块肉,要心疼好久。语堂总是安慰她:“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翠凤苦笑不已,她怀疑这话的可靠性。

  在莱比锡,中国人很少,语堂居然还遭受了“性骚扰”事件。在莱比锡工业展览会期间,语堂住在郊外。他的女房东守寡多年,孤独寂寞,有点色情狂的倾向。她每时每刻都在抽烟,就着咸肉喝啤酒,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硬拉着语堂,事无巨细地讲她和情人之间的乐事,还说她的情人是媲美歌德的文学天才。女房东的女儿已经成年,非常讨厌母亲的行为。那位寡妇还给语堂看她作的诗,存心引诱语堂。一次,语堂从她的房门口经过,她故意倒在地上,语态暧昧地叫语堂进去扶她。林语堂吓着了,赶紧叫翠凤代劳,寡妇就装着刚刚苏醒,自己站起来了。

  廖翠凤终于怀孕了。她高兴得像变了个人,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因为钱不够用,再加上盲肠炎的可怕经历,翠凤怎么都不肯在国外生孩子。林语堂同意,“我们还是回家去,否则我的女儿将要成为德国人。”他只得在短短几个月内准备博士考试。

  考试及格,对于语堂,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他居然事先定好了船票,打算在口试的当晚离开。翠凤收拾好行礼,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等他。语堂从一个教授室,跑到另一个教授室,紧张而不慌乱。正午12点,语堂满脸笑容地跑到翠凤身边。

  翠凤担心地问:“考得怎么样?”

  “过了!”语堂答。

  翠凤当街给语堂一个响亮的吻!

  然后,夫妇俩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庆祝,晚上就离开了莱比锡。

  他们到威尼斯、罗马、拿波利斯等地游玩两周,然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这段游学的时光,据林语堂回忆,是十分甜蜜的。两人就像没有经验的水手,在婚姻的船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探险,由陌生到熟悉,由熟悉到更熟悉,两人真的是同舟共济的夫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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