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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痛苦的玛丽

  玛丽的失望与日俱增。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白宫无法像她当初想像的那样一天到晚歌舞升平。即便是什么时候可以在某个节日庆祝一下了,她也听不到多少掌声。她的神经质和林肯的不拘小节使得两个人根本没法协调地接待上百个客人,就连他们的那些知心朋友们也说,一切被搞得乱七八糟。对玛丽来说,最令她心驰神往的莫过于权力,然而就算时至今日,她所拥有的也仅仅是权力的象征,而不是权力本身。倘若她是个具有奉献精神的人,能帮助自己的丈夫摆脱那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重重压力,不让他总感觉,仿佛是他一个人在承担着整场战争的责任,倘若她能更聪明些,让自己的丈夫能时时向自己倾吐心声的话,那她一定会比在眼下这种变幻无常的生活中得到更大的满足。她现在的生活缺少了一个平和家庭所拥有的基础,也就是无忧无虑。

  再者,她生长在南方,所以有人怀疑她与南方有染,协助间谍活动,虽然这是毫无根据的。除了首都,其它地方的人也都知道,总统夫人的兄弟和亲戚都在叛军中任职。军队的士兵也瞎编了一些针对她的歌谣,捏造了一些她和情人们的故事;

  人们还把她的名字和杰斐逊。戴维斯相提并论。由于人们的这种情绪,她自然感觉自己和北方人民形同陌路,难以接近,这和林肯的感觉大不相同。

  其实,即便听到自己的兄弟在南军中阵亡的消息,她也不能表示悲切。就在维克斯堡一役中,她的二哥中弹身亡,南方州的城市也陷落了,她却必须要表示喜悦;而后,她丈夫在战场上取得的第三次胜利又把她南军中的另一个兄弟送进了坟墓;紧接着,她的妹夫也阵亡了——就是她的这个妹夫,当初林肯曾劝他留在北方,而他却拂袖而去,毅然加入了南方阵营。后来,就是他的遗孀,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要到肯塔基州探望母亲,虽然格兰特将军马上就给她签发了通行证,但她却坚持拒绝宣誓。林肯不得不发封电报说:“把她送到我这儿来!”于是,她来到了华盛顿,南北作战三年之后,在痛失了三个兄弟之后,又和姐姐见了面。最后,虽然她没有发誓,林肯也放她来了北方。

  然而,次年夏天,她在肯塔基州的行为却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于是林肯马上电告那里的驻军总司令:“我今天听说,你想逮捕赫尔姆夫人,但是,因为她出示了我给她的公文而未果。对她在肯塔基不忠于联邦的所作所为,我丝毫没有袒护之意。

  如果我给她的公文被滥用了,那就请你酌情撤销此公文吧!请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处理她吧!”

  玛丽的另一个姐妹也从林肯这儿拿到了通行证,但不久后就有人指控说她在凭借此证私运货物。为此,玛丽和她断绝了往来,林肯也拒绝再次接见她。当她变本加厉,又在下榻的旅馆里为南方鸣不平时,林肯派人捎信去说:“如果她不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华盛顿,那她就会被关进议会大厦的监狱。”

  这些插曲更加深了人们对玛丽一贯所持的怀疑。为了保护她免遭非议,政府决定,凡是玛丽的来信均由林肯的一名秘书开封检查。与其说这种方法可以保护她免受怀疑,不如说,它给林肯夫妻二人原本就不和谐的生活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两人之间书信往来的语气越来越冷淡了:“你回不回来你自己拿主意。对此,我现在的意见和你走时一样。”而林肯给玛丽的信也是这样。一次,他给当时正在纽约的她发电报说,她是呆在那儿还是回来都由她自己决定;次日,他又发电报说:

  “不过你要回来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因为玛丽误解了他的第一封电报,而且在回信中也一定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所以隔了一天,林肯不得不再次发电报给她说,他这儿的空气十分新鲜宜人,而且“我真的很希望见到你”。

  一次,他们二人一同乘车外出。在他们上车时,维尔斯十几岁的儿子恰好站在车边,听到了他们的一段对话。玛丽急切地再三要求林肯提升某位军官,当林肯又一次拒绝了她时,她便咆哮着说:“如果你不答应我,那我就跳到那片泥地里去!”

  结果,无奈的林肯只好让步。在留下的记录里玛丽这种歇斯底里的情形不只一次。

  在她儿子夭折之后,她就几乎发了疯,不愿再进儿子逝去的房间。在她悲痛到极点无法自持时,林肯常会指着远处的一所疯人院,像个父亲似的说:“你看到那所白房子了吧,孩子他妈?如果你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话,那我们就得把你送进那座‘

  白宫’里去了!”

  她时常看到幻像。她曾和妹妹说,自己看到过夭折的儿子和阵亡的兄弟们就站在自己的床前。此外,她也一直替林肯担忧,一方面出于迷信,另外也怕有人会来刺杀他。一次,他们和几个客人一起去福特戏院看戏,——有时,林肯也会去那里消遣消遣——路上,车轮碰到了什么障碍物,颠了一下,玛丽马上疑神疑鬼地说是有人要偷袭他们。她的女友好不容易才让她安静了下来。这时,有一位客人问总统,他那八名贴身护卫是不是足以保护他了。林肯回答说:“很难,我想如果我命该绝,那什么也不可能让我逃脱厄运。只是,别人只有给我配上卫兵才会安心些罢了。”

  其实,玛丽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他们抵达戏院时,人多得前面必须得有人给他们开道,后来,玛丽的那个女友说,那种情形下,实在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奇怪的是,在这弥漫着仇恨气氛的四年里,虽然有着上千次刺杀林肯的机会,林肯却一直安然无恙。对于四伏的杀机,玛丽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迷信的她怎么也忘不了林肯首次当选之后在镜子里看到的两重影像,当时她不就曾猜测,那第二重影像预示着林肯将活不过他的第二次任期吗?不过,在她回忆往事的时候,她应当自问,在丈夫为是否连任而思想斗争时,她为什么没有帮助他,让他坚强起来?

  她甚至还从未说过一句哪怕是肯定丈夫具有领导才能的话呢!当她发现,白宫虽然外表富丽堂皇,内部却笼罩着一种阴暗的神秘气氛,而它已经无法吸5 !自己了时,她为什么还要坚持留在这里?在丈夫孤独地自省时,作为他爱着的女人,玛丽的劝说一定会让他决定抽身隐退的。

  但她没有那么做,林肯的身边是一片冷漠。今天的这所大宅子和当年那所小房子一样,林肯的一生中,妻子所赋予他的惟一礼物便是他们的孩子。林肯是很爱他的儿子们的。一次,一个在战地上度过的夜晚,他给一位朋友念了《约翰国王》的片断,当他读到国王说,他将在天堂再次见到自己可爱的儿子时,林肯突然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闭上了眼睛,仿佛是想起了自己早夭的儿子们。他幸存下来的两个儿子中,罗伯特正在大学读书,塔德则呆在林肯身边,是他的宝贝。塔德简直就是他的“贴身护卫”,有一段日子总和他形影不离,小塔德会给卫兵们讲故事,和大家一起喂山羊吃草,穿着小小的制服骑着小马“鲍尼”走在大人们身边,当着父亲的面逗卫兵们说笑……他离开林肯之后,林肯总会想起他,替他担心,他给妻子发电报说:“告诉塔德,爸爸和山羊过得都不错,特别是山羊!”

  老朋友们死的死,背叛的背叛,剩下的就只有三个人了。一次,他给纽约的维德写信说:“新近,我很怕自己的行为或是命令伤害到你,我对你一向是友好的,几乎从未反对过你的思想。如果我的哪些作法让你产生误解了的话,请相信,那不是真的,只要我们见一面,就一定可以冰释前嫌了。永远是你的……”赫尔顿和斯皮德对他一无所求,一直和他荣辱相系,但却都身处遥远的异地。再次当选之后,他任命斯皮德的兄弟当了总检察官。有一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突然发电报给汉娜。阿姆斯特朗,说:“我刚刚听说,你的儿子威廉被释放了,现在正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无论是他的老友们还是一直在跟他作对的故乡都离他那么遥远了。

  如果他要帮助某个相识,他有时会去求助一个中间人。有这么个代理商,据说他卖掉了国家的木材和石料,却把钱占为己有,因此,他丢了饭碗,想要帮他的林肯没有给那儿的州长,反倒给当地的一个邮政局长写信说:“他是我的一个老相识,您若能花上一天或几天的时间,为此事寻找证据,我将不胜感激……请您务必帮我这个忙!”

  在一封信里,他往日的幽默感又表现出来了,这在他每天都要写的数封信件中是很少见的。“亲爱的迪克上校:很久以前,我就把绿色钞票的来历公布于众了。

  我一直都想向全世界宣布,那是迪克。泰勒的主意。您对我总是那么友好。记得在那最艰难的岁月里,虽然我自认为自己的肩膀宽阔有力,但仍感到了自己能力有限,我被人和事压得透不过气来,全然不知该信任谁,在那个时候,我说,我要派人去找泰勒将军,他会给我出主意的!我想那是六二年的一月份,十六号左右吧。我那么做了,您如期而至。我问您,当务是什么。您反问我,为什么要放弃最好的银行汇票,去发行什么根本拿不到任何利息的国库券呢?应该把汇票宣布为一种合法的支付手段,而后用它来支付军队的开支。蔡斯认为这样做很冒险,但最后,我还是照您的话做了,这给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处。您理应被称作‘绿色钞票之父’,永垂青史。一想起您开我的玩笑——我太懒了,除了做律师外做不了其它事情——我就会开心地大笑。您忠实的。”

  诚然,他写这封信是为了去回忆一下旧时的情形,可是,他为什么要重新去找这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顾问,就好像要设法取悦对方一样?只有一种寻找正确道路的本能,只有内心的平静安然才能让他保留住这份旧时的情怀。

  这份使他的内心平衡的安然是由笃信宿命论产生的。有时,他会以宗教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宿命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比以往更频繁地的提到“上帝”。

  一次,他对一个神父说:“倘若我没有一种对命运的坚定信仰,那我就无法在这繁忙的工作中保持我的理智。我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安排,而且会把它们都付诸实施;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它们都是最明智的计划,而且对我们也最有益处。”

  当另一位神父向他说起,希望上帝能够站在“我们这边”时,林肯像个新教徒似的这样回答说:“我不会为这种事情费脑子,因为我知道,上帝总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但很久以来,我却担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否能够站在,上帝这边,我愿意为此而祈祷。”

  这种话题,别人谈起来总是千篇一律,而林肯却独出心裁:“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说明,上帝正在引导我们。我总感觉,我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驱使做事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力量来自于天堂。我经常感到自己作决定时思路十分清晰,虽然我无法预言,那样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也举不出一个例子证明,那是错误的;反倒是那些我按照别人的意图做出的决定,日后的结果往往不尽人意。所以我相信,如果上帝想要我去完成一项事业,那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找到了完成的方法,并且一定会让我了解它。”已经很明白了,自信和宿命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在他这样一个坚强的人身上相辅相成的。是的,这个自认为是受上帝操控的人的安全感几乎是所有伟人都有过的。对此,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一定要赢,但却必须保持真实,我不是一定要建立丰功伟业,但却必须遵守自己的原则!”

  和过去一样,毫不矛盾,迷信一直作为宿命论的补充对林肯的思想起着作用。

  一次败仗之后,他说对此他早就预料到了,“我觉得,我总能事先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次,他在演讲中解释了为什么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日”直至今日备受重视,他说:“当时起草和支持《独立宣言》的两个最著名的人物是杰斐逊和亚当斯。在五十五个支持宣言的人中只有他们二人被选为了美国总统。恰好是他们起草这一文件五十年之后,全能的上帝又把他们拉下了人生的舞台。又过了五年,另一位总统也在同一月的同一天被召离了这个舞台。而现在,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七月四日,我们又给了叛军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个日子真是不寻常啊。”

  也同过去一样,有时他会被恶梦惊醒。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恶梦,次日清晨,他就给妻子发了电报,只写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你最好把塔德的手枪拿开。我做了个关于它的恶梦。”于是,玛丽把塔德的手枪丢在了旅馆里,而后带着他回了华盛顿。不久后,林肯又给那家旅馆发电报说:“塔德一直缠着我不放,想要回他的手枪。不知可否请您把那只手枪寄过来?”就是这样,他在迷信和父爱,预感和温情之间徘徊着。至于最后儿子又拿回了手枪,或许也是上帝的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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