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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普林菲尔德的生活

  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律师除了钱以外,什么都不缺。不过,他要那么多钱又做什么用呢?州议会的政党领袖之一,一位出色律师的合伙人,报社的撰稿者,小城里众所周知的虚心好学的上进青年,多项体育竞赛中的冠军,而且还是个众人喜爱的演说家……他的现状足以令人羡慕了!

  这段日子里,最棒的时候要算在斯皮德的店里坐着闲聊了。聚在一起的有机灵的布郎宁,深谙世故的贝克,如果斯图尔特在家而且又有空儿的话,那他也会加入,此外胚有牧师托马斯。大家都坐在箱子上坐或是店里的柜台上围在斯皮德的周围,听着他手舞足蹈地演讲;有时道格拉斯也会来看看,这个脑筋灵活的民主党人往往会城府颇深地对两个党派的思想都加以肯定。这帮年轻人在小城市里仿佛有用不完的时间,使不完的劲儿,在这个小地方他们的才华似乎无法完全施展,于是他们一头扎进了政治和管理问题中去。时而兴高采烈地读读报纸,时而高谈阔论一番,他们觉得,若是在华盛顿,他们可能会创造出更加理想的业绩。在他们海阔天空闲聊时,林肯总是坐在一边,或者到处走走,谈谈政治,讲几个故事,这可比整天阅读那些乏味的档案材料有趣多了。不久,这儿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论坛,他们朗读自己的新作,没有女人们的骚扰,只有男人们中间才能建立起的真正友谊,慢慢地扎下了根;这个时候,林肯开始真正尝试着写诗,他曾写过一首歌颂女性美德和男人们善施引诱的诗,并用下面这几行诗句作为结束语:气愤的人向谁高声怒骂?

  一定不是女性而是个男人惹恼了他。

  在这样的氛围中,他无疑会发现自己更喜欢做个诗人什么的,而不愿意在严肃的法庭上出庭辩护。他加入了一个清教徒们禁止在城里露面的组织,并免费为这个组织打官司,为他们争取原本属于他们的权力。他还为自己划定了活动的圈子,但从这以后有人也开始骂他是个叛教者了。

  在当时诸多偏远的殖民地上,道义问题与日常生活越来越紧密地纠结在一起。

  对南方体制的愤恨使得许多地区的道德基础更加稳定。南部不是每隔几年都有爆发人民战争的危险吗?现在,总统范布伦,一名亲南方派又举起手中的否决权威胁那些意欲制定反奴隶制法律的议员,南卡罗来纳又有一个党公开宣称,主张解散联邦。

  这个事件弓愧的轰动可谓不小。在圣路易斯,一个混血儿被抓起来烧死了;解放运动的一个先驱被谋杀了……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依靠北方和西部解放南部的呼声日益高涨。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一位忧心忡忡的父亲,为了保护自己反奴隶制的儿子而把他送到西部来,这个十九岁的学生赫尔顿成了众人眼里的英雄,不久后他也成了林肯的室友。在共同的反奴隶制的斗争中,二人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当时,林肯在一所对年轻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中学里,作了一次名为“关于改善我们自由体制”的演讲,准备得十分充分。他铿锵有力地说道:“其他人无法摧毁我们,就算所有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军队都联合起来,以波拿巴为统帅,苦战上一千年,也别想从我们手里夺走俄亥俄河里的一滴水……如果真有危险,那它一定来自于我们内部……我们是要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继续繁衍生存下去呢,还是要自截后路呢?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现在这种对法律日益严重的蔑视,必将毁了我们的国家!”而后,他又提到了杀害混血儿的凶手,说道:“我们这里是公众的法庭,这种恶劣的现象正在我们这个素来以热爱和平,遵守秩序闻名的国度中日益泛滥…

  …该如何制止这种现象的再次出现呢?答案十分简单:让我们每一个美国公民,每一个自由的追求者,每一个希望我们的国家拥有美好未来的人,在独立战争的鲜血前发誓,绝不以任何形式触犯法律,绝不容忍任何此种行为的发生。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名誉来维护宪法和法律……让我们在各级学校中反复教授,在各种书籍和日历上反复印写,简言之,让上述信条成为我国人民的政治信仰,所有的法律,包括那些不得人心的法律,只要它现时有效,就要如同对待宗教一样将它坚持下去!……一心想进入议会,进入政府或是坐上总统宝座的大有人在,但他们绝不是什么雄鹰或者雄狮的后代!怎么,难道你们会相信,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会醉心于这些职位吗?像他们这样出色的天才只会选择无人走过的道路。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满怀激情,但是只有激情是不行的,现在它甚至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智,冷静和三思而后行,我们必须把握自己的未来,保护自己!”

  林肯抬高了音调,气宇轩昂地慷慨陈词,在小城的一隅,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众多年轻人,他情绪激昂,就如同一位国家首脑在祖国遭遇重大的危险时一样。

  或许不久后,就会出现这样一位国家元首以这种口吻讲话。但在当时,人们,至少是演讲者本人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只是在作一种尝试,尝试着更加正式地在众人面前开口。他是如此的满怀激情,以至于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先辈们的身影,感受到了他们寻求共同富裕,理智和自我控制时的急切心情。同时,他也似乎洞察了沉默寡言,爱讲幽默故事的自己平时总是关闭着的内心世界。

  当然,他并非是无缘无故在演说的结尾点出“理智”这个字眼的。青年时代的艰辛,创业遇到的困难,常常出现的踌躇,以及对人性懒惰的认识都促使他理智地抓住一切机会去追求最美好的东西,哪怕只存在着一丝一毫的可能性。

  既然这种理智是为一个善于分析,观察事物时懂得一分为二的头脑所拥有,既然它是从一个懂得如何放弃的心灵中迸发出来的,那么,在奴隶制问题上,这个人也自然应当明白如何谨慎从事。

  林肯看到,深深吸引他的,一向力主解放奴隶的新英格兰地区,现在正在推行一种十分危险的政策,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要求政府对合众国不允许再产生一个奴隶这样一个问题的原因,做出哪怕是最简单的解释。一次,林肯在州议会中阐述本党主张时曾明确地表述了自己颇得人心的立场:“我们相信,奴隶制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同时也是建立在威胁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我们承认,那些反奴隶制的理论事实上似乎正促进了这一体制的继续蔓延。我们认为,议会无权干涉各州做出的决定。当然在哥伦比亚这个直接受政府管辖的州里,政府有权废除奴隶制度,前提是,这必须获得公众的赞同。”

  这是林肯在他的南方之行后,依据历史和现实中的权力分布状况做出的一种较为折中的评论,这正符合了他的先辈杰斐逊在半个世纪之前所表述的观点:“没有人比我更希望看到自然赋予我们黑皮肤的兄弟以及我们自己以同样的天赋了。我相信,我们之间外表上的不同仅仅是他们在非洲和美洲恶劣的生活环境所致。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希望尽快建立一种新制度,在他们恶劣的境况和社会形势允许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地位!”

  林肯的观点是多么深得人心,可以从南部人民的热烈掌声中看出来。在伊利诺伊这个地方,克莱党派成员都是相当明智的;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及他们工作的危险程度,都存在于他们的敌人,也就是南部政党所做出的决定里。

  晚间,教堂和法院大厅的集会上,人们会继续关于奴隶问题的讨论,这时,倘若林肯感觉无聊,就会到自己在法院大厅上层的办公室,通过法院大厅天花板上的一个窗户倾听楼下的讨论。一次,高大的他靠在沙发上,正仔细听着下面的动静。

  忽然,楼下的人大声喧哗起来,林肯仔细一看,方知原来是自己的一个朋友正在揭露民主党人受贿的丑闻。于是这时,大厅里的人们就突然看到窗子那儿有两条大长腿在摇来晃去,一个人从窗子爬了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跨上讲台,此人正是林肯,他大喊:“请安静!这里言论自由!贝克先生有权在这里发言!我为他鸣不平!”

  还有一次,有人要求在州议会中对辉格党的观点进行表决,辉格党的党员只有通过退场才能阻止这种表决的进行。这时,林肯又从法院大厅的天窗上跳了下来,以他的勇气和果敢控制了当时的尴尬局面。

  平常,林肯不仅会以这种方式替人辩解,也能间或有意无意地抹煞一些人的演讲成果。一次,神父托马斯在讲台上演说时,他在一旁模仿,一时间,听众们笑作一团,演讲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托马斯的眼泪都要被气出来了。在这之后,林肯曾就“托马斯的蜕变”这场恶作剧向托马斯道了歉。很久以后,他还深有感触地说:

  “如果我的善意行为也能像这次恶作剧一样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该有多好啊!”

  其实他自己本身也对这种事情十分敏感,他曾说过,空荡荡的大厅会夺走他的一切生机和激情。当他在论战中败给长于言辞,极富竞争力的对手道格拉斯时,他也会十分沮丧,一时间一蹶不振。在和对手的下一场论战之前,必须不断地给自己打气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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