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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因一些人或者一些事而改变。人与事,在冥冥之中,都可以互相充当背景的。李鸿章也不例外。就事物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及晚清诸多事件都可以充当他的人生背景;就人而言,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一生的背景,在他命运的航行中充当风帆的作用。这个人是一个湖南人,他的名字叫曾国藩。

  有一种评价几乎已成公认了,那就是说李鸿章之于曾国藩,就像管仲之于鲍叔牙,韩信之于萧何。曾国藩与李鸿章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枭雄。他们亦师亦友,相濡以沫。论学问人格,当时无出曾国藩其右者;论人情练达,处事敏锐,李鸿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国藩应该说是对李鸿章一辈子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曾国藩逝世时,李鸿章接受了替曾国藩撰写碑文的任务,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又从千里之外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评价,对曾国藩来说,是非常合适的;而对李鸿章来说,也是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在李鸿章的《入都》组诗中,有一首诗,用来阐述后来与曾国藩的友谊与缘分倒颇贴切: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曾国藩1811年生,比李鸿章大12岁,同属羊。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一年的进士,也是朋友。在辈分上,曾国藩算是李的长辈。李文安虽然资质平平忠厚老实,但他却慧眼识人,他知道曾国藩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在京时便有意跟曾国藩交好。李鸿章到了京城顺利考中举人后,时任刑部郎中的李文安便有意识地带李鸿章拜见一些在京城的安徽籍显赫,比如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这种经历,在李鸿章的《入都》诗当中,同样有提及:“遍交国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果然应验了他的初衷。然后,李文安又带着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让曾对李鸿章进行教诲和照顾。当时,曾国藩正患肺病,暂居城南报国寺养病,闲暇之余常与经学家刘传莹等坐而论道。这座又名慈仁寺的闻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栖居所,住在这里,曾国藩有意感觉一下顾炎武曾经的气场。曾国藩一直有着大儒之风,面对内忧外患,他经常以顾亭林自喻。曾国藩毕生所考虑的,是在乱世之中,在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强烈冲击下,如何推动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学向前发展。后来,曾国藩曾经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一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气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即是如此。在北京,当曾国藩第一眼见到李鸿章时,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李鸿章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儒雅、举止倜傥,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备的乖觉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心中很是喜欢。在读到李鸿章递上来的诗文后,曾国藩更是“大爱之”,料定李鸿章今后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就经常来曾国藩所居的报国寺走动了。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巧是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之一。虽然李鸿章此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和才学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后来曾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随后,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在这一时期受曾国藩的影响,一在于诗文词章,兼及治学方法;二是讲求经世义理之学。两年后,李鸿章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捷报传来,曾国藩非常兴奋,他将李鸿章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科的主考官为潘世恩,副主考为杜受田、朱凤标、福济,房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为孙锵鸣。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苏南世家,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这些乡情师徒关系,对于李鸿章日后势力的增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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