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所提倡的义利并行的义利观和王霸并用的强国论，既受到后继者的称赞和发展，又受到后来者的批评和反对，到了南宋时代便引发了陈亮、叶适与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我们已经说过，自从扎子提出"君子喻于义，个人喻于利"①之后，"义利"问题便引起了各家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就儒家学者而论，虽有荀子主张"兼顾义利"，"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②但荀子注重的仍然是"以义制利"③和"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④就是说，儒家学者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重义轻利的，他们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李觏在儒家这种思想流行千余年之后，而提倡义利并行的义利观和王霸并用的强国论，自然会遭到正统儒家学者的批评、反对，当然也会受到儒家改革者的称赞、发展，于是一番理论争论便是必不可免的。
对李觏义利观的批评，程颐始之于前，朱熹继之于后。程颐认为：所谓利"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①"惟利禄之诱最害人。"②基于这种认识，程颐批评李觏的义利观。他说：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会非利，李（遘）［觏]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别。程颐认为，天下只有一个利，但有公利与私利之别，"公则一，私则万殊。"④"公利"为"一本"，"私利"为"万殊"。如果人要趋私利，就会害公利。他批评李觏的言利思想，"人非利不生"的观点，"是趋利之弊"，"趋著利便有弊"。
朱熹继程颐之后，总结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学说，并进一步作了发挥，从而提出了"明天理，灭人欲"，理与欲、义与利不可并行，并用的思想，只有人欲净尽，天理才可流行。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在朱熹看来，儒家的圣经贤传，圣贤的千言万语，其思想宗旨就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道心"是"公心"，体① 《论语·里仁》。
② 《荀子·大略》。
③ 《荀子·正论》。
④ 《荀子·大略》。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六。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① 《朱子语类》卷十二。
现天理；"人心"是"私心"，体现人欲。只有以道心主宰人心，才能以天理战胜人欲，以精神控制物欲。朱熹一再强调这个思想。诸如："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②"天理"是"微妙的"、"至善的"，即"未有不善者也"。天理"是心之本然"，体现"三纲五常"的。
"人欲"是"危险的"。"至恶的"，即"恶底心"。人欲是"心之疾疢"，是为"嗜欲所迷"的。"人心"有了毛病，就产生恶念，就要犯上作乱。"天理"与"人欲"是尖锐对立、不能并存的，"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③朱熹发誓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①因此，他反复申明了"天理人欲之辨"的理论。
朱熹在展开"天理"、"人欲"之辨的同时，还以天理与人欲来说明义和利，从而阐发了他的义利观。他在注释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②"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是："君子""见得义分明"，"小人""只计较利害"。所以他说：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小人只管计较利，虽然丝毫底利，也自理会得。朱熹的"义利之辨"，目的是要人安守"天理之所宜"，抑制"人情之所欲"，以便维护万年不变、不灭的纲常名教。
朱熹从其"重义轻利"观出发，极力推行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朱熹把这个理论信条，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要弟子们处处都要按这个学规去做。他自己则反复论证、发挥这个理论的思想底蕴。他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朱熹这里所说的"今人""专去计较利害"者，显然是指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朱熹说："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③就是明证。
针对朱熹的批评，诘难，陈亮和叶适上承李觏的义利并行，王霸并用的思想，有感于南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思想实际，与朱熹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辨"。
陈亮在公元1185 年防问过朱熹之后，在此后三年中，他们有过许多书信② 《朱子语类》卷十三。
③ 《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① 《朱子语类》卷十三。
② 《论语集注》卷二《里仁》。
③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①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②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③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往来，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了讨论，各抒己见。朱熹批评陈亮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他要陈亮放弃自己的学说，丢掉实事实功的理论，而改信"醇儒之道"，做一个"醇儒"。他在给陈亮的信中写道：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朱熹从"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出发，对陈亮代表的"永康学派"的事功之学，极为不满、极力反对，他把陈亮的学说概括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并要陈亮"绌去"、放弃，而做个"醇儒"，"以醇儒之道自律"。
对于朱熹的批评、反对，陈亮接过李觏的理论武器，积极倡导、发扬"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功利主义学说，并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摆开堂堂之阵，举起正正之旗，对朱熹的"义利之辨"，"重义轻利"的思想，进行了反驳、批判。陈亮说：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麄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足差有一日之长。而来教乃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则前后布列区区，宜其皆未见悉也。海内之人，未有如此书之笃实真切者，岂敢不往复自尽其说以求正于长者！②陈亮自己并没有讲"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这是朱熹根据陈亮的思想概括出来的，对此陈亮并不反对。相反他要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伟大气魄，与朱熹就"义利"、"王霸"问题，展开辩论。
在陈亮与朱熹关于"王霸义利辨"中，主要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论争的：
（一）朱熹认为："三代以上""专以天理流行"，"三代以下""专以人欲流行"，"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人，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①针对朱熹把天理与人欲、义与利分割开来，重视前者，否定后者观点，陈亮驳斥道：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不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曹孟德本领一有跷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败相寻，更无着手处。此却是专以人欲行，而其间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间也。诸儒之论，为曹孟德以下诸人设可也，以断汉、唐，岂不冤哉！高祖、太宗岂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①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
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都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根本否认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的绝对对立论，认为天理就在"古今王伯之迹"当中，人的物质**的合理满足就是人的天理，根本不存在超越功利的纯粹义理，义理就在利欲之中。他明确指出："三代以上"的圣人并非纯是"天理"，他们追求富贵，亦有"人欲"；"三代以下"的君主并非纯是"人欲"，他们建功立业，利国利民，就是最大的"义理"。因此，"三代专以天理行"，"以道治天下"，"汉、唐专以人欲行"，"以智力把持天下"，是"不能使人心服"的虚构之论，不过是"腐儒之谈"而已。陈亮进一步肯定："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②
（二）由"王霸义利之辩"而引出动机和效果之争。朱熹认为，陈亮的事功之学是只注重效果，不注意动机，只以成败论是非、论英雄。朱熹诘难陈亮说：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 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饬，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渭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
老兄所谓贱儒者，复安能措一词于其间哉！然于鄙意实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来教云云，其说虽多，然其大概，不过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而其所以为说者，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这是朱熹对陈亮的事功之学的看法，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究其实，陈亮在品评人物时，并非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如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二书》中，对张浚的主张，"誓不与虏俱生，百败而不折"的精神，认为虽"一功可论"，但却是"合于天人之心也"；而对秦桧的主和，虽使"东南赖以无事"，但却是"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其"违天人之心亦甚矣"。由于朱熹过分强调动机而排斥效果，故对陈亮才有此论。
陈亮在与朱熹的辩论中，把道学与事功之学加以比较、分析后，表明自己要做一个对国家、人民有利益、讲求实事实功的英雄，而反对空谈"义理"、"心性"，对国家、人民无利、尤用的醇儒。由于陈亮以功利的"英雄"，否定了道学的"圣贤"，而使功利之学得到了发展。这就使朱熹对陈亮的事功之学产生了恐惧和担心，在辩论之中，产生了惊恐。他说："永康事功，苦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①并惊呼道：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河，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① 《陈亮集》卷二十《甲辰答朱元晦书》。
② 《陈亮集》卷二十《丙午答朱元晦书》。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
① 《朱子年谱》卷三上。
来学者摸索，一上（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在朱熹看来，江西陆九渊兄弟的心学（朱熹目之为禅学--作者注），并没有浙江陈亮等人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可畏、可忧。因为陈亮等人所提倡的功利学说，能解决国家和人民的现实问题，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响，而禅学则离国家和人民现实生活较远，故不能直接解决人们的生计问题。这就使朱熹对于功利之学深感忧惧，于是便与陈亮展开了反复的辩论，并极力反对陈亮的事功之学。
② 《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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