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活着是为了心 > 第十五章老天啊！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
『79』第一节好景不长在
企盼只是企盼，老天的安排却从来不讲情面。1983年的5月19日，那是一个星期天。头一天薇薇就抱着元元回了娘家，吃过早饭，父亲留守在家，母亲、大妹、妹夫、小妹和我带着蔷蔷一块去莲湖公园看月季花展。
下午回家看见父亲就着花生喝闷酒，吃过晚饭说头晕便去睡觉了。到了半夜，父亲突然用不清晰的口齿说他动不了了，弟弟听见赶紧跑了过来，父亲已经尿了一床。弟弟和弟媳妇打电话叫来了急救车送父亲去了四院。
我那可怜的母亲对这突然降临的灾难顿时失去了招架的能力。天啊！小妹才上大学一年级，我又住在娘家，如果父亲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将由谁来支撑！谁又能支撑得起！
从此女儿再也享受不到爷爷时时刻刻的关心和照顾。星期一早上，送走了女儿，进了门市部，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痛苦，索性爬在桌子上痛痛快快抽泣个够。几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地问我出了啥事，我只说了一句：“我爸病了！”竟不知如何才能把话说清楚。母亲把元元送到门市部，急着去医院看父亲的病到底咋样。整个家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一切都乱了套。
父亲被送到医院已经神志不清，大小便完全失控，经检查为脑血栓形成，虽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后果一时还无法推断。父亲病倒后忙坏了全家人，最得力的要算弟弟和弟媳妇，他俩不怕脏不喊累，守护着重病的父亲，特别是薇薇，拿出她泼辣、干练的本领和母亲一块给父亲洗洗涮涮，帮母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段，得到了全家人的好评。弟媳妇的作为胜过我们这些当女儿的，使我在钦佩和感激之时，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愧疚和不安。
母亲除了管理家务还得给医院的人送饭、替换着照顾父亲，已经累得身心憔悴，连续虚脱了几次。父亲的病是一场持久战，哥哥、弟弟、妹夫为了不影响工作，每天晚上只好轮流守护父亲，大妹正在妊娠初期，经不起这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致使反应特别强烈，呕吐得滴水难进，最后只能住院治疗。一家人忙得不可开交，为解燃眉之急，暂时把元元送到了外公家。小妹也利用她的休息日为这场家庭战役努力作出奉献。这是一场全家人共同遭受的劫难。惟独我只能袖手旁观。
半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父亲已经恢复神志，无能的我怀着一颗愧疚的心，带着女儿借着送饭去医院探望父亲。父亲住在住院部一楼的一间大病房里，我的车子可以绞到父亲的病床边，弟弟到病房外去吃饭了，我坐在车子上不知该跟父亲说点啥。父亲让我叫弟弟给他拿便壶，我想把车子靠近点，伸手在床下拿给他，他说啥都不让，还只管催着我带女儿回家。我流着眼泪出了病房，恨自己不能为父亲尽一点孝心。
转眼间，女儿已经在托儿所待了两年，这次放假意味着托儿所将完成它对女儿的教育使命。七月十五日是办退托手续的最后一天，为了不再给家里人添乱，我下午提前下班去办手续，最后一次接女儿回家。
回想女儿这两年的托儿所生活，其实是把孩子最难管的阶段交给了她的老师和阿姨来完成，不仅使我得以安心工作还使女儿受到了在家里难以完成的幼儿启蒙教育，使她安全健康地成长到三岁零八个月，给她的良好成长奠定了基础。如果再送进幼儿园，收费都没有这家托儿所便宜，我实在没有经济能力。
我怀着对老师和阿姨的感激之情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进入了托儿所的大门，进门时小朋友已经所剩无几，女儿站在大门口焦急地等着家里人来接她回家。阿姨用吃惊的目光望着我，万万想不到家里人会让我来给女儿办退托手续。她们帮我去办完该办的一切，又把女儿的东西卷好放在车子上。临出门时我想向阿姨说几句感谢的话，却发现阿姨们对她们的工作已经习以为常，还没等我开口就急着去忙另外的工作，对自做多情的我根本无暇顾及。只好勉强让女儿去跟阿姨道了一声再见，怏怏地出了托儿所的大门。
我望着因为回家高兴得欢蹦乱跳地走在车旁边的女儿，嘴里唱着颂扬妈妈的歌，心中升起了无限惆怅。父亲的病已经搞的全家人乱成了一团，谁还有心管这不懂事理的孩子，今天把她领回家，这不明摆着又给家里添了一份负担。她要是个东西，我可以把它放到谁家去存一段时间，好让我度过这段难关，可这活生生的孩子谁又愿意劳心费神去承担！
霞姐为了给一家人减轻负担，答应先试着帮我管几天，我如释重负，心存感激。想不到这小家伙在托儿所过了两年的集体生活，放纵任性的脾气却依然无改，到了姐姐家一会儿也不待，哭着闹着要回家，姐姐为了跟她拉关系，还专门领她去逛动物园，回来后她还是不向姨妈表示友好，没办法，只好把她又送了回来。
出院后还在不断呕吐的大妹，只好把这小祸害带到她家去住了几天，在妹妹家她也是整天闹着要找妈妈，搅得人家全家厌烦。幸好小妹放了暑假，这才使问题暂时得以缓解。
在家里她也是一不留神就会节外生枝。有一个阴天的下午，下着星星点点的小雨。女儿在家里玩得好好的，突然不见人了，家里人在大门口喊了半天也没见应声，到几个她经常去玩的院子问也没人看见，家里的几个人急得乱了套。弟弟骑着车从菊花园一路过来，找到门市部也没见人影，焦急地在我跟前发着牢骚。我也恨女儿太不争气。门市部的人都催我赶紧回家，我回家对找女儿也无济于事，还得面对一家人焦急的面孔。只好在心里自我安慰地想，说不准她已经回家了，决定等下班再说。又过了一会儿，想不到大妹竟然领着我的那个小祸害走进了门市部。原来大妹看弟弟回家没了辙，就一个院一个院地往巷口找，刚走到巷口时碰到了住在六号的同学大安，没等她开口大安就急急忙忙地对她说：“你快去撵你蔷蔷去，我刚才在端履门碰见了，拿着一把小伞不紧不慢地往东大街那头走。我问她干啥呀，她说要去给她妈送伞，接她妈回家。我叫她跟我回，人家说啥也不跟我走，硬往回拉还跟我急，让大街上的人都看我。我回家有急事，也没功夫跟着她走。打算先赶紧回来给你家人说一声，正好碰见了你。”大妹听了，对大安说：“那你先去给我家人说一声，我去追蔷蔷。”说完话大妹就往端履门追，拐到老孙家泡馍馆门口，才远远瞅见蔷蔷扛着她的小伞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让人想不到的是，我平时上下班总是走菊花园，这个小淘气竟然别出心裁地绕道从端履门来接我。说着话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回家到了大门口，前院姑姑笑着对我说：“李春霞的功成了，你娃都会给你送伞了，真是了不起呀！”听了姑姑的话，我哭笑不得地说：“不等我的功成，早就被这小害人精淘死了！”
『80』第二节为了女儿，我认了
厂里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却越换越混乱，在混乱中，工人中一位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妇女被人们拥戴为一把手。
有一天，新厂长突然来到了门市部，屈尊和我交谈了几句话，使我受宠若惊。想不到厂长回去后没过几天，就颁布了我在门市部“影响市容”，应该继续回家刻蜡版的指令。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个重回鲁四爷家的祥林嫂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如果继续赖在门市部，只能是自讨没趣，但是回家刻蜡版也绝非远久之计，新的形式在不断冲击着国内的印刷工业，别说刻蜡版，就连手工打字也在逐渐被淘汰，厂里一旦撤消了誊印业务，我再到领导跟前去要求上班，到时候领导早就换得根本不知道我是从哪个墙缝里爬出来的了，还不把我一脚给踢得远远的。
当时的我只有三十五岁，女儿还不满四岁，要把女儿养大成人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为了生存我必须维持好自己的经济收入。
经过反复权衡，我下决心到东关的厂子里去上班。路远回家不方便，可以像以前那样先住在厂里，没有灶我可以请工友给我捎馒头吃，只要能达到以上目的，所有的苦我都能吃，唯一的后顾之忧就是我那不让人省心的女儿。但是我还是咬牙把女儿留在时值纷纭的家中，进厂去为自己的命运做一次艰难的挣扎。八月中旬，虽说已经是秋季，天气还是非常炎热，我带着一条褥子和简单的洗漱用品，带着对女儿的牵挂前往厂部上班。
按说我作为一个工人，门市部容不下我，便无条件地回厂里上班，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那新上任的王厂长竟然毫无理由地坚决拒绝我到厂部上班。这件事彻底惹恼了我，决心为保护我的合法权益作一番斗争，和这位女厂长拼个鱼死网破。装订车间的负责人正好是我当年的老组长刘先凤，还有好多工人都是我以前的工友。这些人对我非常了解，自然对我是既关心又同情。中午休息时去了一趟厕所，别看路不算近，但是车能绞到门口，用的时间并不多。顺势在厂里转了一圈，这里毕竟是工厂设施，只要上了车到哪儿都畅通无阻，与门市部相比要方便多了。
下午下班时老组长要把车间钥匙给我，让我还像以前那样住在车间，我没有接受。上班时我已经考虑过，感到这里不像在菊花园上班时大家彼此了解互相信赖，万一谁为了迎合厂长的心理，在车间搞出点小名堂，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因此我决定暂时和门房的老师傅住在一起。
晚上我请印刷车间几个老熟人给我搬了两块夹纸板摞在一起，铺在门房一小块空地上，板的长度有限，我只好把头伸在外面枕着我那个高一点的小板凳，把低的放在另一头搭脚。门外有一个很低的水管，正好可以在那里洗脸刷牙。
印刷车间是两班倒，门房里出出进进人不断，直到十一点多，机房的工人下班后我才躺下。我的“床”离地面太近，老师傅点了蚊香，烟往高处走，蚊子便到低处集中偷袭我一个人，咬得我一夜都没睡成觉。这一天最令我担心的是撇在家里的女儿，父亲还住在医院里，家里乱糟糟的，各人都有忙不完的事，也不知谁能顾上管她！为了工作，为了谋生，为了争一口气，抛下女儿来上班，往后的日子还很长，是凶是吉实在令人难以想像。
早上不到五点半，上班的人进门房来拿钥匙，一夜似睡非睡的我再也没有了睡意。干完起床后该干的一切，独自坐在车子上预卜着新的一天将会遇到的问题。电工苟师傅来得很早，主动走到我跟前开始给我作起了思想工作：“我说李师，你最好还是不要和领导作对，赶紧回去为好！否则领导要是嫌你不服从她，你上班人家不认帐，不给你发工资，到头来还是落了个白辛苦。”我辩解道：“我不是和领导作对，是为了挣钱谋生。她认为我在门市部上班影响市容，来厂里上班总不会也影响厂容吧！再说作为一个工人，上班工作拿工资天经地义，凭啥不给我发工资！”电工看我说话理直气壮，只好说了句：“那你就看着办吧！”扭头进了电工房。
中午下班新厂长端着饭缸来车间转了一圈，只字未提我上班的事。我心想，这回我还真要在你这太岁头上动动土，看看你到底敢不敢不给我发工资。
下班后，侄女小梅来给我送晚饭，顺便问了我上班的情况，她陪我坐了好长时间，我怕她回得太晚会让哥哥操心，催了几次，才忧心忡忡地走出了厂门。
月夜如洗，我独自坐在车间门口的月光下发呆，想不通这新厂长上台不赶紧收拾厂里的混乱局面，竟然拿我这无能的工人开涮，简直是堂•；吉可德在和风车作战！正在这时候印刷车间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我跟她还从未谋面，她却出言不逊地对我说：“领导不让你上班，你就干脆回去！老天给你安排个这身体，就是让你到世上来受罪的。是受罪的命就别跟厂里闹，回去安安生生把你这辈子的苦吃完。”她虽说得刻薄，我却不屑一顾。但我相信自己，不管是受罪还是享福，都会活得比她更有人味。
第三天的傍晚，母亲领着女儿走进了大门。只见母亲胀红的脸上滚着汗水，显现出无限焦急和忧虑。女儿更像个野小子，身上的汗衫短裤脏得难上眼，两个膝盖磕烂了一双，走路一拐一拐好像痛得难受。母亲满腹牢骚地说：“你娃成天跑得都不沾家，吃饭顿顿都得我去找，回来就闹着要你，屋里人都嫌她烦。我看你娃又淘气又可怜，真个就像没妈的娃，干脆把她领来叫你看看。”说着母亲的眼泪只管往下流，女儿站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说：“你爸在医院得要人管，你娃再让人操心，这样下去能把我的命要了。你也别争这口气，墙缝里没有饿死的鸟儿，回去咱再另想办法，先把你娃管好要紧。”看着母亲无奈的目光，再瞅瞅女儿，我感到了做母亲的责任。我为女儿付出了所有的代价，今天不能为了争一口气就丢下她不管，如果让母亲或女儿有点差错，会让我悔恨终生。
母亲说她做好了饭也没顾上吃，就领着蔷蔷来了。女儿害得母亲挨饿受累，我的心里非常惭愧，催着母亲赶快回家吃饭。可女儿说啥也不走，我又不能把她留下，只好对她说：“你回家去给舅舅说，让他明天下班来接妈妈回家。”她听了才泱泱不快地跟奶奶走了。
望着母亲领着女儿走出大门，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段往事……
我们院的对门是一个资本家的大院，前院的房屋不多却种了很多树，后院的一座小洋楼在小巷里是一个别致的建筑，使整个院子就像一座别墅。听大人们说洋楼里的人家，在“三反”、“五反”时资产已经被全部没收，唯一留下的就是这个大院。主人是一个干瘪的老头，在我的记忆中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听说老头有好几个老婆，其中一个是白俄人，解放后白俄女人给老头留下一个儿子自己回国了。儿子一直在外地的老家生活，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西安只有他的一个小老婆和一个和我大小差不多的小老婆的养女。公私合营时除了他家人住的小洋楼，整个大院也被房地局统一管理，院子里便盖满了房，老头不久也去世了。
大约在1960年前后，一个很时髦的女人领着一群黄头发蓝眼睛的漂亮小孩来到了大院，听人说是老头的儿媳和孙子，儿子因男女关系坐了牢，儿媳只好带着众多的孩子来到了西安。比儿媳大不了多少的后娘将她们拒之门外，房地局不得不暂时在前院给儿媳娘儿们分了一间房，让一家人在西安安了家。举目无亲的儿媳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变卖了她所有的家私后，这位一无所长的母亲只好以出卖身体的方法来应对生活，每天只留给五六个儿女一点微薄的生活费，由十二三岁的大女儿给弟弟妹妹们搅拌一锅半生不熟的糊糊。孩子们的生活让邻居们不忍目睹，可是谁也没有能力管教这群“乌合之众”。一群无人管教的孩子，姐姐带着一群弟弟妹妹整天在家里打打闹闹。院子里人多玩不痛快，索性把队伍全开到了大门口，跳山羊、翻筋斗、拿大顶，不是狂疯滥闹就是大哭大骂，朱奶奶家住在街房，被吵得不得安生，说着又不听，气得朱奶奶痛心地骂道：“一群有娘生没娘教的野种！”
更可恨的是孩子的母亲为了摆排场，耍阔气，大冬天的晚上陪着男人上影剧院，竟然让自己漂亮的女儿站在场外给她捧大衣，直至深更半夜。
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坐牢的儿子回来了，妻子和他离了婚。一贯养尊处优的人，难得吃苦卖力，竟然厚着脸皮领儿子在饭店的餐桌上捡残汤剩菜充饥。不久这家人搬走了，以后又听人说父子俩在公共汽车上行窃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往事历历在目，我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意气用事，放弃了对女儿的责任。
第二天我给刘先凤讲了自己不得不舍弃上班的理由。下午弟弟和弟媳妇双双接我回到家中。为了女儿我认输了。
『81』第三节磨难
回到家后我一直无所事事，虽说工资照发，却让人感到心中很不踏实，只担心改革开放后，区上一旦把自主权交给了厂领导，到那时头头们更会弄权到我的头上，把我这长期流落厂外吃白饭的人一脚踢出工厂大门。
回家不几天，历时三个多月住院治疗的父亲病情已经稳定，形成的偏瘫却始终未能恢复，大小便也无法自理。为了便于照顾，只好接回家慢慢调理。
年久失修的大上房，通向厕所的屏风门旁边的一扇坏了门轴，常年靠在夹道里；前面的大格子门常年不关，框架变性，下面的门板脱落，整个一个破破烂烂。有一次一个外县来的小孩问我：“阿姨，你家住的是不是庙？”我四处看了看，大屏风门前的方桌跟供桌相似，厅房的里外用木板相隔，没有顶棚的屋顶看到的是一根一根架泥瓦的木椽，要是桌后再加几�泥像，确实就像一个破庙。弟弟结婚时，只是把作为新房的南屋稍作了一点装修。我们住的北屋依然是没有顶棚，墙皮剥落，服了鼠药的老鼠、土鳖虫经常往床上掉，到了夜里吃了人饭还想睡人床的老鼠常常在床上出没，有一次一只老鼠竟然偷偷地啃我的脚趾甲，从那儿以后我才知道老鼠的爪子是凉的。要是遇到连阴雨，屋漏地湿，母亲就更是愁眉难展。
父亲回家后，除了弟弟三口，余下的人都和父亲住在北屋里，父亲的身边离不开便壶和便盆，身下离不开垫布。为了能让父亲看见活动在外屋的人们，让他躺在西头靠门的一张床上，我和母亲女儿睡在相应的另一头的一张六尺宽的大床上，随时准备接纳大妹、小妹回家来和我们相挤。
父亲为人堂堂正正，工作兢兢业业，几十年工作，连一套公房都不去争。一生方方刚刚的硬汉，今天却只能躺在尿布上，连吃饭喝水都不能自如。望着病榻上的父亲，我心中无限酸楚。
父亲受罪，母亲更得跟着受苦受累，自从父亲出院后，照顾父亲的重担全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除了承担家务还得给父亲端饭送水，抓屎抓尿。我家住在深巷，水管和下水道都在巷口，一家人用水主要靠弟弟往回担，污水也得往巷口倒。父亲的屎尿布太脏，直接到水管去洗会让担水回家吃的人看了心里不舒服。为了节约用水，母亲每天都把全家人洗脸洗脚的脏水集在一起，随时准备给父亲冲洗脏物，然后再端到巷口去清洗。无能为力的我面对这一切，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弟媳妇薇薇热情能干又年轻气盛，心情好的时候，担水做饭管小孩，什么事都干得很出色。她动我静，我俩配合在一起相处得格外和谐。但是如果遇到心事不顺，就会随意吵吵闹闹，母亲也是简单急躁的性格，两个人闹起矛盾来会搞得全家沸沸扬扬。
父亲出院不久，一点小事招惹了弟媳妇，她竟然把爹娘搬来大闹。弟弟没见过这种场合，一时不知如何招架，便采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我看着不善言辞的母亲实在难以应付这一比三的局面，就出面替母亲讨了几句公道，想不到那位阿姨竟然把矛头指向了我，说：“嫁出门的女子住在娘家，还要当是非精！”我这篱下客一向都是委曲求全，哪儿敢多说一句话，今天竟把祸水泼到了我的头上，使我痛心至极。
事过之后我一直都想不通，又不忍心面对弟弟那张抱歉的脸，便让弟弟送我和女儿去了王曲三姑家。进院后看到院子里铺满了被雨水打沾在地上的树叶，一往用鹅卵石铺成的整齐的石径也变得残缺不全，整个庄院一派冷落萧条，再也找不到往日的儒雅。姑姑满目流露着孤独和凄凉，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要是有你姑父在，这院里咋能成这样！”我知道姑姑在思念姑父。
1983年的农村还相当贫穷，虽说已经不再用稻米去换玉米，也难达到温饱。一天早上姑姑给我和女儿一人打了一个荷包蛋，她却用锅里余下的蛋汤泡馍吃，还说自己不爱吃鸡蛋。我认真地对姑姑说：“三姑，以后你吃啥，我和蔷蔷也跟你吃啥，你要是再额外对待我们俩，那就是不想让我在这里住了。”姑姑叹息着说：“唉！实在没啥给娃吃！”住在姑姑家，面对整日操劳的年迈的姑姑，我的心里也很不踏实。
在姑姑家正赶上雨季，有一段时间整天大雨不止。姑姑住的三间上房是早年那间磨房改建的，后面不远就是四五层楼高的大土崖，经大雨浸泡后只管往下塌，房子随时都有被泥流冲垮或倒塌的危险。有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姑姑坐在堂屋的方桌边聆听着雨声愣神。雨无休止地往下泼，姑姑让我和女儿去表弟结婚时新盖的厦房里和他们暂时挤一夜。我问姑姑：“那你咋办？”姑姑说：“我老了，塌死了就算了！”我对姑姑说：“要是眼睁睁地看着你死，我活着也没意思。你不怕我也不怕，真塌下来，咱祖孙三代死在一块，也算是我的活罪受够了，死了我也心安。”姑姑听了我的话，心里好像踏实了许多，泡了一杯茶和我吃起了宵夜。
那阵阴雨总算安全度过了，过完国庆节，天气日渐变冷，在瑟瑟的西风中望着南飞的大雁，我思忖着，在这里难，回家更难，那天夜里要是真被塌死了倒是一种超脱。就在这时，弟弟突然开车来接我回家，说是厂里接了一份表格活，让我回家去刻。
临走时姑姑硬是要把她积攒下来的十几个鸡蛋带回家给父亲吃。
回到家里，薇薇待我一如既往，照样姐长姐短地叫个没完。只是苦了父亲，听母亲说，自从我走后，父亲躺在床上焦急地天天闹着让弟弟接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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