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第一节总算给了我“登堂入室”的待遇
星期一的早上，我让父亲把车子给我搬到大门外，又让祖母给我包了两个夹着辣子炒咸菜的馒头，出门到公社去开介绍信。所谓介绍信其实是一张盖了公社劳资公章的便条。他们让我去那儿找一个姓赵的主任。拿到介绍信我二话没说，直奔西一道巷一号。
我从马场子进去，找到了那条小巷，原来那小院就在和平路边，从门口就可以望见大差市口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此上班期间，我有幸目睹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令人震惊的场面，自然也对这次运动更加感到恐怖。
到了门口，看到旁边挂着一块裂了缝的牌子，上面写着西三道巷居委会三八装订社。一目了然，肯定只有“半边天”。再看看大门，台阶虽说有好几个，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车子无疑可以被抬进去，只是得给我未来的工友添麻烦。
我把车子停在门旁边，自己用板凳上了台阶，看样子那院子原来是对着和平路的四合院，马路拓宽时前面的街房被切掉了，门才从侧面开到了西一道巷。大门斜对着南厦房的窗户，里面干活的工人看见我蜷缩成一团，迟缓地向院内挺进。有几个人走出来好奇地看着我，我抬头用颤抖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她们：“这里哪一位是赵主任？”这时所有的工人都走出了房间，像看稀有动物似的站在两边，搞得我实在不好意思继续挪动，只好停在小院的中心，调节了一下心境，强忍着将要流出的泪水向她们出示了“介绍信”，并说：“我是被公社安排来这里上班的。”有人告诉我：“赵主任不在。”又有人问我：“你是咋来的？”我回答：“门口有我的车子，我是绞着车子来的。”心想，反正我是铁了心了，主任不在我也不走，今天非等主任回来不可。
看我没有走的意思，其中有一个三十出头的妇女无奈地说：“你要是不想先回去，就进屋等吧，院子里挺热的。”说着又指使几个人帮我把车子抬进了院里。她让我进了南屋，问我能不能坐高板凳，我说可以。于是让我坐在对着房门的案子边，说：“你闲着等也着急，给你点活干。”便给我拿了许多压了折痕的药袋，取过一小打，告诉我那一打是一百个，教我用铅块压住药袋的一边，用左手把另一边提高一点，用右手的食指醮一点海绵上的水，把左手提的那边一张一张按折好的痕拨得折回去。只见她嚓、嚓……一会儿工夫一百个药袋就折好了，做得特别简单。可是到了我手里却一点也不听使唤，不是拨了双张，便是拨不下去，要不就把铅块拉脱了，一打药袋乱成一堆。她看我挺尴尬的，笑笑说：“别着急，你先慢慢学，等主任回来再说。”说着去了对面屋。
这时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虽说还没有面见赵主任，但事态的发展要比我预计的好多了，我原来打算主任不在，我就只能坐在门口守护着车子，等主任回来再说。想不到这位师傅不但给了我“登堂”的待遇，还把我的车子也接收进门，看来哪里都有善良的人。她能这样出面做主，也许是个实力派，说不定是个好的前照。
我抬头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对面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长的白净端庄文文气气，别看穿着很一般，在这里却显得与众不同，只是人太瘦了，脖子特别长，背也有点弓。她发现我在看她，对我笑了笑算是打招呼。在我后面靠窗处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一圈坐着六七个四五十岁的妇女，正在糊药袋。从这些人的窃窃私语中，我知道她们并不欢迎我加入自己的行列。
我只管低着头，拨弄着不听指挥的药袋，考虑着怎样应付自己将要面对的环境。几个钟头才折了不到十打。直到下班也没有见主任回来，对面屋里那位教我干活的师傅过来问我：“下班了，你先回去吃饭吧？”我说：“我带着馍和菜，不用回家。你们把门锁了，我出去坐在院子里。”她说：“要不回去，就不用锁门，你就在屋子里休息，下午主任肯定要来。”
能在屋里度过午休时间，是对我一份极大的恩惠。人们都走了，我取出作为午餐的馍夹咸菜，可那大热的天，一大早到现在口里滴水未进，渴得我一点也不想吃。想向上房的房东讨一碗水，一家人都在屋里，我又不好意思大声喊。坐在我对面的师傅那儿倒是有一个大茶缸，打开看了看，里面有满满一缸凉茶，我犹豫了一会，想着她肯定是专门晾凉了下午上班来喝的，我如果喝了又不能再给她晾一缸，第一天来就做出这样讨人厌的事，多不好。只好先咬了一口馍充饥，谁知那口馍只在嘴里打转，就是咽不下去，再嚼都能把嘴里的皮粘掉，眼睛盯着那缸茶转都不转。这回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上甘岭》战士的滋味了。实在耐不住又热又渴又饿的煎熬，决定先喝了它再说，一不做二不休端起茶缸一饮而尽，那种清凉甘甜简直是一生中最美的饮料。
昨夜因为担心今天的遭遇，害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咬了几口馍�得再也吃不下去，便爬在案子边打算先睡一会，屋里的酸浆糊味却喷得我一点也睡不着，不由得又担心起将要面对主任的问题，和善和狰狞两张面孔在我眼前直晃。
快到点时，走进一个黑脸白发的胖女人，看年龄大约五十岁出头，人到是挺精神，操着一口河南话，说话声音特别大，跟河南戏里的佘太君的派头有一拼。看到我强装着笑脸说：“你就是公社才安排来这里的？我听老何说了，没想到你会这样‘艰难’。我们这里才开始办，条件太差，对你来说很不方便。既然来了那就先试试，要是不行你再去找公社另想办法。”我没话可说，只是笑了笑，听口气我想着此人可能就是赵主任。说话间上班的人已经陆续进门，她又去了对面房间。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师傅告诉我那位跟我说话的就是赵主任。我顾不上和她答话，赶紧抱歉地对她说：“对不起，中午我太渴了，把你那缸凉茶全喝光了，你快去再续一缸晾上吧。”她温和地笑着说：“没关系，喝就喝吧，我也不能喝太凉的。只是我有肺结核病，怕对你不好。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因为喝一缸子水就会受传染。”听了她的话我感到很意外，也领悟到她的一片善意，终于明白为啥这个案子上只有她一个人。于是便很轻快地说：“不要紧，我的抵抗力强。”
整个下午赵主任再也没有到这边房子来，直到下班时才又过来叮咛我：“要是太难为你，不想来明天就别来了。”她让那些工人帮我把车抬出大门，人们照顾我出门上车，充满怜悯地念叨着：“多艰难。”“真可怜”“病把娃害的。”“这样的身体，家里人还叫上班干啥！”这些近于长辈的善意我都理解，可让我听起来咋就那么别扭。
回到家里，母亲急忙问我：“咋样？能干成不？”我说：“还可以，再说吧。”总之，我说不清，母亲也不理解，俩人也都不了了之。
说心里话，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那种环境里工作。一群家庭妇女围着一个大案子，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时的开一些粗俗到不堪入耳的玩笑，屋子里弥漫着浆糊的酸臭味，诚然是高尔基《在人间》里的面包作坊。这且不说，再看这一群没文化的老妇女集在一起不紧不慢地糊着那轻飘飘的药袋，哪天要是找不来活还不说散伙就散伙，到那时我又该咋办！
但是我已经说过决不挑拣工作，如果辞了这份工作再去找公社根本没有理由。回家学中医吧，父亲这位“老运动员”如今在运动中已被折腾的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我的事。再说自从父亲被调到急救站，和卫生局那些老中医没有直接关系，不知父亲还有没有那闲情怡性找人给我指点。那“望、闻、问、切”没有人指点能学好吗？“八纲辩证”在患者身上如何应用？靠我在家闭门造车有成功的可能吗？这一系列的问题萦绕着我，搞得我不知所措，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中，我感觉还是随遇而安比较稳妥。于是我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决定埋头咬牙坚持在装订社干下去，但愿这条路能一通到底。
做好了抉择，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香甜。
『38』第二节我的作坊
第二天早上，我轻装上阵，毅然决然地再次登上了去装订社的路。赵主任见我又去了，知道我是死心踏地了。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善良妇女对我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好认了，索性坐在我旁边开始教我糊药袋，只见她划浆线刮浆糊，糊得就像挽花一样轻松，我非常羡慕。我也学着糊了一打，却是既划不开浆线又涂不匀浆糊，手抓不住散成了一堆，好不容易整到了一块儿，一检查，不是开口就是一个和一个连成了手风琴，整得我返了半天工。头天让我进屋的那位师傅过来看见了，说：“你别急，干装订是跟纸打交道，先要摸纸性，摸熟了干起来自然就会顺。”
为了不出废品，我还是继续练习第一天的工序。中午休息时偷偷糊了二百，没有人盯着，心不慌，效果还不错。下午快下班时，我对面的师傅把糊好的药袋搬过来检查质量，然后再一打一打用纸条箍成小捆，我也学着跟她一块干，初学起来都有难度，倒觉得挺新鲜，干的也努力。
我数了数，这里共有十五个人，对面屋的人少，但都比较年轻，有三个三十岁上下的。其中包括第一天让我进屋的那位师傅，她叫李淑静。
有一天我到对面屋里去看了看，李师傅正在用木棒给药袋砸折痕，还有一位比她稍显年轻的张文芝师傅也用木棒敲打着专用的凿刀，把药袋刻成糊前的形状。她们把张师傅的工序叫“开”，把李师傅的工序叫“腰”。另外几个比糊药袋的人年轻一些的站在案子边配联单。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所谓装订就是把印刷出来的半成品加工为成品。
师傅们看我好奇，告诉我印刷装订的种类很多，书本、帐本、联单、公文袋……药袋是装订活里最不起眼的，才发给我们这些小摊摊干。干装订也需要很多机器，我们现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力量，也就没有能力接大活难活。听了师傅们的话，我突然想起了电影《槐树庄》的郭大娘，感觉赵主任是一位很刚强的妇女，但愿她也能带领我们大家顶着困难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经过几天相处，我了解到这十来个人虽说大多数都没有文化，家庭妇女意识比较重。但是出于她们勤劳朴实的本质，工作起来都很踏实认真任劳任怨。而且这些人都有着母亲的胸襟，每当上下班时，年轻的嫌我拿板凳挪着急，主动要背我出出进进，其余的人急着给我抬车子拿板凳，谁也不愿意把我落下。她们的热心感动着我，我也尽力用多干活来补偿自己对大家的亏欠，不久彼此之间都产生了好感。
一天下午，坐在我后面的卫师傅给一圈干活的人讲了一个故事，因为听故事，案边的人显得特别安静，我不知不觉地也跟着听了下去。故事里讲的是一位才女用生辉的妙语损一个迂腐的秀才，雅趣横生，幽默叠出。我这毛泽东时代的学生还是第一次接受如此别致的情趣，由于颇感稀奇听得也特别认真，一遍听过，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从卫师傅有条不紊、不紧不慢的讲述过程中，我自愧自己的叙述口才和文学修养远不如一位家庭妇女。
经过几天的彼此了解，赵主任对我的态度也日趋好转，开始让我跟我对面的马师傅学看生产通知单、记帐单、算产量。她说：“你克甲姨身体不好，要是万一休个病假，你就可以顶着干。”那时，公社给它的下属单位每周布置两次政治学习，自从我上了班这个任务便交给了我，再也不用难为上气不接下气的马师傅了。
我们的“作坊”里到处都是纸，属于易燃物品，为了安全，公社要求晚上得有人值班。工人们都是家庭妇女，又有一群孩子在拖累，到了晚上谁都脱不开身，再说那时的贫民家庭，都是几口人盖一床被子，值班的得自带被褥，这对她们也是个难题。主任无奈，只好天天都替人值班。有一次她见我每天上下班车子出出进进很不方便，就对我说：“春霞，干脆你就住在单位吧，这样省得每天回家麻烦，也可以解决我们晚上值班的问题。”听主任一说，我也感到是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正好我有一套住校时用过的卧具可以派上用场。从此周一至周五我都不回家，周六和周日由赵主任接替，顺势用我的卧具，不用愁被褥问题。
单位虽小，我为自己能得到单位的认可，能为集体出力而自得其乐。
『39』第三节马克甲
在我上班的第二天，坐在我对面的师傅就向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我姓马，叫马克甲。”我笑着说：“看你是一个文弱女人，名字咋又这么男性化。”她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当时家里人为啥给我起个这名字。”而我从名字里却感到她不是一个庸俗的人。我叫她马师傅，一开始她不同意，说：“这里只有张文芝和李淑静是师傅，咱们都是徒弟，你就直呼我的名字吧。”看她最少也比我大十五六岁，当然不愿意，就说：“这里的人都比我大得多，在单位喊阿姨又不好听，还是叫师傅顺理又顺口。比我早上一天班的都算是我师傅吧！”
马师傅是装订社里唯一一个能写会算的人，看通知单、记产量、结算……凡是要看要写的琐碎事都要找她，她从来都是不急不躁。因为她态度和蔼，加上案子边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有了问题总是向她请教，我俩很快就混熟了。刚来的时候整天听到的都是丈夫、孩子、热炕头，感觉既无聊又厌烦。马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慢条斯理的提醒我：“这些人都是刚出家门，虽然上了班，一时也改不了她们的意识，听不惯的话你就当没听见，过一阵就习惯了。”要不就说：“这些人年龄都比较大，在你跟前都像长辈，你一定要尊重她们，她们也就爱护你。”“没文化的人心眼小，你要多和她们打打招呼，要不她们会误解你认为自己年轻、又有文化，看不起她们家庭妇女。”我看她是真心地关心我，无形中竟把她当成了长辈。经过马师傅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只有这样才能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我看她有气无力地坚持工作，好像又特别累，就担心的提醒她：“肺结核现在可以治好，但是得认真治疗，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她竟然说：“我的病已经到了三期，肺上有一个鸡蛋大的洞，要想彻底治好很不容易。”我听了特别吃惊，而她却像谈论他人之事一样平心静气。想不通她的病为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忍不住又问：“你啥时候得的病？为什么不早点看？”她若有所思地说：“我第一次得这病时才十四五岁。”她的回答虽然简单但却流露出深思和沉痛，也更增加了我的同情和好奇，由不得又问：“哪你刚得病时你家人没有给你看？”
我的追问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她向我追述了自己悲惨的生活经历。
“我是山西人，家里有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父亲长期在北京做生意很少回家，也不给家捎钱。母亲实在无力维持生活，只好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上北京去找父亲。到北京后，才知道父亲根本不务正业，他为了甩开拖儿带女的母亲，竟然又跑得不知去向。出于无奈的母亲听说当时流行于北京的一贯道会里招收童女练沙盘书迹（就是在铺着沙子的盘里写字），想着在那里不但能混口饭，还可以学点文化，便把我送了进去。
“当时我还不足十二岁，一贯道的头把我安排在他家里。在那里，我除了每天练习写字、背好多难以理解的诗句，还得给他家人洗衣、做饭、干家务。就像一个使唤丫头，指到哪儿就得干到哪儿，要是背得不熟、写得不好、或者活干得不顺他们的心，就得挨骂受训斥。顿顿饭还得侍侯他们全家人吃完后，再让我吃他们的残汤剩菜和窝窝头。北京刚解放时，一贯道被定为反动道门，这帮人就忙着往西安逃。我不愿意跟他们走，他们恐吓我说，要是不走，共产党抓住后会杀头。自己年纪小，心眼实，经不住人家一吓，只好跟着跑到西安。
“不久西安也解放了，也开始打击反动道门。那些人一边负隅顽抗，一边东躲西藏。远离亲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再加上惊吓，我生病了。开始是发高烧胸闷咳嗽，紧接着又停了月经，全身酸困，一点劲都没有。女主人骂我能吃不能干是没病装病，吓得我连饭也不敢吃，最后终于病得卧床不起了。有一位信一贯道的西安农民，看我躺在床上咳得缩成一团，知道病得不轻，他主动给头提出要领我去看病，那头看我已经奄奄一息，只好答应了。经医生诊断后，说我得的是干血痨，好在年纪小，又看得及时，只要抓紧治疗，就能很快康复。农民帮我付了医药费，还给我留了四十元钱，告诉我不要让主人知道，自己用那些钱好好看病。经过一个多月的打针吃药，我又有了月经，身体也慢慢恢复健康。那位农民救了我的命，我一心想向他当面表示感谢，但却再也没有见他来过主人家。
“病好不久，这个反动道团伙就被破获了，经过审查，政府知道我是为了混饭吃才被骗进来的，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就给我安排了一份缝纫社的工作，还帮我就近租了一小间房。从此我开始靠工资生活，虽然不富裕，倒很平静安稳。我给北京老家写了几封信，都没有回音，只好先孤独地留在西安。
“1957年公私合营时，缝纫社里来了工作组，组里有一个年轻人叫韩永，他有事没事就来找我问长问短，站在我的机器旁边不走。我怕别人说闲话特别烦他，低着头干活不理他，希望他快点走开。有一天下班后，他竟然把我单独留在单位，我不知道他找我有啥事，心里非常紧张。他却嬉皮笑脸的对我说：‘工作组对你作了审查，发现你的个人历史有些问题，政府虽说没有追究，但迟早总是个事。我看你人还不错，很想帮帮你。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你结婚。我的出身好，是贫农，你要是嫁给我，就会改变你的政治处境。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听她讲到这儿，我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她，想着她当初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端庄大方，肯定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大姑娘。她发现我在看她，就不好意思地停止了叙述。看她讲得挺累，我没有催她。沉默了一会，我急于想知道下文，忍不住又问：“那你当时就同意了？”
她说：“我当然不会同意。对他说：‘我不但有历史问题，身体也很不好，你和我结婚肯定要受连累。再说你又比我年龄小，咱俩根本不合适。将来你一旦变得比较成熟时，一定会为自己现在的行为后悔的。’我怕他还会和我纠缠，说完扭身就走。可是他并没有罢休，从那天以后，每天晚上下班他不是把我堵在单位就是追到我家，只管没完没了地烦我。不管他咋说我一直都不肯答应，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又追到我家来纠缠，到最后竟然跪在我面前向我保证，只要我答应嫁给他，他肯定会一辈子对我好。还说；‘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我被搞得不知所措，只好答应了。”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
这回我更放不下了，迫不及待地问：“婚后他对你真的很好吗？什么时候你的病又犯了？”
她只好又接着往下讲：“刚结婚那两年还可以。到了自然灾害期间，我每天除了上班还得回家做饭干家务，生活劳累伙食又差，我的旧病又复发了。这回没有闭经，却天天发低烧，还咳得不停，去医院检查发现肺上已经有了一个洞。身体虚弱，长期休病假，使我失去了工作，看病用药还得花很多钱。韩永他家只有他一个儿子，除了惯得啥事都不会干，一家人还急着抱孙子。他呢，不但不知道体贴我、关心我、照顾我，也嫌我不给他生小孩。为了补贴生活，我买了一台缝纫机，在家接点小活干，不管我有多忙，他回家从不帮我干家务，还说要是我再不生育，就要和我离婚。
“前几个月和我住在一个院的赵主任要办装订社，知道我有文化，让我给她当帮手。我担心自己身体不好，不能胜任。她说：‘我又不让你干重活，只是帮我写写算算，要是你感到累只上半天班也行。’我想了想，自己在家也得干活挣钱。病已经成了这样，一时半会也好不了，与其在家一个人生窝囊气，不如出来散散心，就答应了。幸亏当初来上班，要不现在街道上天天都在开批斗会，我要待在家里整天都得提心吊胆，担心哪天那些造反派突然想起来也会把我拉出去批斗。政府虽然知道我没有问题，可是在那些造反派跟前就有口难辩了。在这里上班，不用去开批判会，也就不会引起街道上两派的注意，也许能逃过这一劫。”
听了她的悲惨遭遇，我恨透了那些不养育儿女的父母，这些人竟然给儿女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想到她那无情的丈夫和她严重的疾病，我不寒而栗。我非常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对她充满了同情，却又没有能力帮助她。只企盼她能躲过眼前的政治浩劫，不要再出现冰上加霜的意外事故，让她承受不起。
厂子合并到菊花园后，“文化大革命”造反的风暴已经开始缓解，但是四处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浪潮却更让她为少年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担心。在这个时候，她那虚荣而自私的丈夫不但不安慰她、体贴她、帮助她，竟然还梦寐以求的希望她赶快怀孕，给他生儿育女。为了缓解夫妻之间的矛盾，她不顾自己病体的承受能力，托人在医院抱养了一个初生的女婴。
人们常说，肺病是富贵病，除了吃药打针、精神舒畅，还要高营养高休息。可是善良的马师傅在本来就不宽余的经济条件下，为了维护小生命的茁壮成长，不得不用节衣缩食来满足嗷嗷待哺的婴儿的需要。从此她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在喂养孩子上付出更多地操劳。
不久她被承受的精神上的负担、生活上的劳碌、经济上的拮据耗尽了最后的精力，导致身体不支、病情恶化，大量吐血后，带着她对人生的哀怨、对丈夫的迁就和对女儿的牵挂，永远告别了这没有给她丝毫温暖、幸福和享受的世界。
我深信，马克甲师傅凭着她那颗善良的心和认真做人的态度，如果她从小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并且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肯定会成为一位卓越的女性。
『40』第四节善良，为人之本
那时的社办企业都是先上班后发工资，每月二十五日结算考勤，二十八日发工资。装订社是初级组合的手工作业，工人们的工资都很低。张文芝和李淑静两位算是应聘的技术工人，享受全社最高待遇，也只有三十五元。赵主任要出去跑活，上下应酬多，定为三十元。马克甲等个别“创业元老”是二十五元，其余按时间顺序为十八、十六、十五元不等。我到得最晚，自然只能拿十五元的最末级。我只是想初试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在乎钱的多少，自然并不在意。唯一的希望就是单位能发展壮大，好让我早日有一个牢靠的栖身之所。
二十八日那天，赵主任领到钱已经是下午，因为快下班了，马克甲写着工资袋，主任就让我按袋子上写的数目把钱装进袋里，一边装一边叫名字发，没等发完已经到点，领到钱的人都陆续走了。装最后一个袋子时我傻眼了，想不到竟然少了五元钱。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告诉了马克甲，马克甲也只好给主任讲了。主任当时也急了，她说：“在公社我是看着出纳点的钱，接到手我又点了一遍也没有错。从公社出来就直接回这里了，咋能会少？”
有几个走得迟的看着我，我感到特别委屈，想赔给人家，我才发了四元五角钱，还不够赔。马克甲说：“算了，我拿出五元吧。”主任说：“还是从我的工资里拿出五块钱补上再说吧！”可是，不管谁拿，也澄不清这不白之冤。我刚来十几天，又是第一次接触钱，除了应受不任职的指责，肯定还要被人们当成第一怀疑对象。搞得让过手的赵主任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愧疚地把自己口袋里的零钱拿出来和工资加在一块，说：“这钱理应由我来赔，不赔别人也会认为是我拿了，再说也是我工作失误造成的。”可主任说啥也不收。
人们都走了，我独自坐在屋沿下，恨自己无能，才上班几天，怎么就会出现个这事！恨我当时不该干这瓜田李下的是非之事。搞得全体上班的人心里都不舒服，还不知这些人会怎样想我。如果真是多装在谁的袋子里，她能够告诉我，让我再给她补更多的钱，我都心甘情愿！
我从六点下班一直呆坐到七点多，为自己所干的窝囊事生闷气。就在这时李淑静师傅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我心里很纳闷，她家小孩多，每天下班都是赶死忙活的往家里跑，今天这时候跑来干啥？谁知她一进门就问我：“工资发完了没有？”我说：“发完了。”她又问我：“钱对不对？”我懊丧地说：“不对，少了五块钱。”她却笑着说：“这就对了！”听了她的话我若有所悟，但是又怕高兴得太早，就尽量平静地问：“为啥？”她说：“我下班时急着回去看娃们的，领了钱往兜里一放就往家跑。回家又急着做饭，安顿他们都吃着饭，才想着把钱收起来，一查钱数咋多了五块钱，给我发的都是新钱，想着可能是你没划开多装了一张。害怕你着急，我连饭都没有吃，就赶紧跑来给你打招呼。”听了她的话，我激动地流出了眼泪，高兴地说：“我太感谢你了，你这些话不但还回了我的清白，也免除了大家的相互猜疑，你太好了。”她却安慰我说：“就是错了，也没有人会怀疑你，你和克甲坐面对面，咋能把钱抽出来往口袋里装！再说就是真拿也不会只拿五块钱。”说着，她把一张崭新的五元钱掏了出来。出于感激我真诚地说：“这钱你就装上吧，缺得由我来补，算是对我不任职的惩罚。你用这点钱给你娃买点好吃的，以示我对你的感恩。我应该好好感谢你，你确实太好了。”她说啥也不收，留下钱又匆匆忙忙走了。
五元钱在现在来看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字，可是在那贫困的岁月里，也足够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李师傅家孩子多，生活紧，早上上班时总是只带一个玉米面馍，干得却是抡棒子的力气活。有一次她告诉我们：“昨天下了班回家做饭时我实在饿得不行，看看馍篮子，连个馍渣也没有，不知道啥时候都让娃们吃光了。只好倒了一碗水充充饥，好有劲做饭。空肚子喝水也不是味，又想着放点味精可能会好喝点，谁知道还更难喝，倒了吧，觉着可惜，只得硬着头皮往下灌。别说，喝了那碗水做饭还到底有了劲。”听了她的话，逗得大家都笑她。
今天她得了多余的钱却一点也不稀罕，还怕我着急，发现后又赶紧跑来送给我。做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贫贱不能移”这句古训她恐怕没有学过吧，但却做得很实在很本份，这件事使我领略了一位妇女真诚善良的心。回想我刚来时的情景，就更加敬仰她的为人。
『41』第五节行路难
住在单位后，倒是解决了我上下班的出入问题，但是吃饭问题却成了大事。住单位以前，我可以早上带一顿干粮，晚上回家吃饭，父母亲如果上晚班，回家还可以和妹妹一块做饭，帮助照管弟弟妹妹。如今我不但不能给家里帮忙，还得天天让家里人给我送饭。母亲在解放路甜食店上班，上下班倒是都从装订社门口过，可她的工作是两班倒，只有上晚班时，可以在三点上班时再把饭给我捎来。
轮到母亲上早班，只好让大妹莉霞送。那时大妹才八岁，端着热饭缸得走三条街，实在让人不放心。有一次妹妹给我送饭时，走到马场子，一群小男孩围上去要打她，幸亏有个中年人看到了，上前哄走了那群孩子，否则我的饭非但保不住，大妹还不知道会被那群不懂事的孩子打成啥样。吓得妹妹端着饭进门就哭。我想到这一切都是因自己所致，情不自禁地搂着妹妹，愧欠的眼泪再也擦不干。便对妹妹说：“以后你哥要是不在家，你千万别再来给我送饭，吃饭的事我会自己想办法。”大妹哪里会听我的话，每次要是没人送饭她比谁都着急。如果父母其中有一个人在家，她送了饭还顺势留下来和我做伴，早上起来帮我倒便盆，和我洗漱完毕再回家。我要给她钱让她买些零食吃，她还从来都不要。妹妹越是懂事，我就更感到对不起妹妹。
马克甲拖着生病的身体上一天班，回家再做两顿饭，到了晚上已经累得不行，可她只要知道没人给我送饭，做好饭总要先盛一碗让赵主任给我送过来，第二天还要特意解释：“我怕我家的碗给你用了不好，是用老赵家的碗给你盛的。”有一次下班后，赵主任知道我又没人送饭，从她家拿来了一个刚烙好的茄子饼，进门告诉我：“我家人多，吃抢食。我怕烙完了也就吃光了，烙了第一个赶紧拿来咱俩先吃，剩下让俺老汉去做。”我想想也就是，号称五男二女的家，一群人等着吃饭，做的再多也不够吃。以后每当我没有人送饭，到了快下班时我就提前请师傅们帮我买两个馒头当晚餐，只要饿不着她们也就不操心了。
朱爷爷的女儿在和平餐厅小吃部上班，一天晚上她的两个女儿小兰和建安到餐厅去玩，过来看我时已经快九点了，我的肚子正饿得呱呱叫，就请她俩给我买了一碗阳春面和两个大花卷。一碗面姑姑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缸，没等吃完已经饱得不行。两个大花卷便留到第二天当干粮。人到饿的时候总想多买些吃的东西，似乎买多点就永远不会再挨饿。
九月二十八日，我终于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挣到了整整十五元人民币。别看钱不多，却足以证明我在十八岁时就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单位虽小，它能够留下我，给我发工资，也足以证明我不是多余的。
在我怀着自豪的心情给父母亲交工资时，父亲却坚决表示：“春霞的钱咱不要，让她自己存起来。”不收钱等于还在靠家里养活，我当然不同意。便不服气地说：“我要求工作就是为了自力更生，现在我有能力交饭钱，就应该交。再说我也是在咱家人的帮助和支持下才能工作的，得到的待遇理应共同分享。”父亲竟然坚持说：“饭我包了，零花钱我也可以给你，你把工资全部存起来，就当是我给你存的。”
我却认为自己挣钱是为了体现自我能力，如果全给自己存起来，其结果还是家里的蛀虫，别说对不起父母，连竭尽全力帮助我的弟弟妹妹我都对不起，就态度坚决地对父亲说：“你们不要我也不会去存，今生今世我要是能养活自己就痛痛快快的活，哪天要是失去了养活自己的能力，绝不苟且偷生。存款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你不收，我也要把它在我认为该用的地方用光。”
父亲不收倒成了好事，我把钱放在腰包里，可以自行享受消费和购物的痛快。给祖母买点零食，祖母夸我孝顺；给弟弟妹妹点零花钱，他们认为还是姐姐工作了好；星期日和妹妹逛逛菜市场，回家一块做顿改样饭，全家人都高兴；再留一点活动经费，用我这“创造者”的收获在同学和伙伴面前还可以肘一把。总之不用伸手可以有十五元的花销，倒显得潇洒自如。父亲看我把钱用个净光，终于知道他根本改变不了自己女儿的生活观点。
就这样，转眼已经从八月混到了十月，国庆节后天气渐渐变凉，上班时还感觉有点热气，下班后我一个人冷冰冰地坐在屋门口等待着家里人给我送饭，面对日益早降的夜幕，既担心家里没人做饭，又担心妹妹给我送饭时的安全。随着冬季的降临，这让家里人送饭的日子，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家都会感到一天比一天难熬。更担心在这冰冷的屋子里我一个人将怎样熬过那寒冷的日子。
就在这时候，装订社的加工活也开始接不上趟，赵主任急得团团转，只好让大家先回家休息几天再做打算。好在李淑静和张文芝家都是几代印刷装订出身，动员家里人帮忙，两天后总算又有了一批活，才使生产暂时恢复正常。
两位师傅认为，没有设备不求发展，大工厂有活咱也不敢接，要保证十五六个人手下活路充足，只靠糊药袋根本不可能。再说糊药袋是装订活里最不赚钱的活，即便是长期有活干，不但不会有积累，就连眼下这点工资也难保证。听了师傅们的话我感觉很有道理。
无可奈何的赵主任一面鼓励大家提高生产效率，积累资金；一面向公社要求解决厂房，提供贷款购置设备，力求扩大生产。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车间里失去了以往的热闹气氛，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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