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一节为什么我不能上学
我在特殊的生存条件下，走到了人生的七岁半，巷子里同龄的小伙伴都上了学，只有我还傻傻地坐在大门口，期盼着小学生放学后的娱乐时段。七号的蓉蓉、九号的月月、十号的玲玲都和我同龄，她们是同班同学，对面开通巷小学放学时排的队走到巷口就散了，她们三个进了巷子还是边走边唱，看一眼无所事事的我，得意洋洋地走进了各自的家门。我不敢跟她们说话，还自卑地低下了头。
我想上学，又不敢对父母说，明知是因为自己不能走路，何必要揭穿撕破，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想知道学校里的事，又怕小伙伴会问我：“是不是因为你的腿不能走才不能上学？”那些天我的眼里总是装着一窝水，委屈不知向谁诉说。
霞姐知道了我的心事，给我买了一年级一册的语文和算术。课本暂时冲淡了我的忧伤，给了我一些安慰。姐姐给我讲了学习的方法，一开始我学得非常用功，早上学语文，按时读认真写，不认识的字就向母亲请教。下午学算术，十个阿拉伯数字当天就会认会写，一册的算术实在太简单，没过几天就学了半本书。过了些日子，没人讲、没人追、没人查，越学越没劲，索性耍起了小聪明，翻到后面的生字表，几天就把不认识的字全认完了。自以为看小人书已经没问题了，可是翻开书一看还是没几个字能认识。
从母亲给我读的书里，我知道所有美轮美奂的故事都藏在字里行间，可是先学课本认字再读书，实在是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我只好凭着自己的悟性生吞活剥地捧着书瞎看。我不懂书有类别有深浅，只要有书拿起来就读，不认识的字见人就问。有一次朱爷爷看《水浒传》，听他讲武松打虎的故事很有趣。我就要过书像人精一样抱着大厚本从头读。这一看非同小可，不但不认识的字太多，严重的是，问了字也不懂其中的奥妙，真像在读九天玄女的神书。那天我哥的战友正好来了我家，见我抱着本大厚书，问我看啥书，我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武松打虎”，弄得我妈都替我不好意思。
父亲让我学查字典，我想着一个字不认识，要翻那么厚的书，多麻烦。管它呢，身边有人就问，要不就读半边，实在没办法，越过去也能知道意思。
家里人给我买了课本，算术凭兴趣，哪天高兴就拿出来做做题；语文是拣喜欢的读，如“公园里的花开了，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弟弟要摘花”，“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夏天过去了，可是还让我十分想念”等等，凭我的记忆力，只要随便读一读就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我最不爱写字，写字既麻烦又枯燥，再写也没书上的好看。
有一天，我又在大门口坐着，看见那三个同龄的小伙伴都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知道戴上红领巾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只有好学生才能戴。我很羡慕她们，心想：很多人都说我聪明懂事，要是能上学，我肯定也能当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那该多光荣啊！
为什么我不能上学，是学校不收我，还是父母不送我去？我总想知道，可是谁也没有在我面前说过。只是听门口的女人说：“看，这娃一点都不能走，也上不成学，这辈子咋办呀！”
不上学没有同学，不上学当不成好学生，不上学戴不上红领巾，不上学咋办呀！
『9』第二节天上掉下个好姐姐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就在我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之际，三姑的二女儿晚霞来到了我家，而且要长期住在我家上学。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个好姐姐，有了姐姐相伴，从此我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晚霞姐，一双大大的眼睛，两条粗粗的辫子，她身体一点也不胖，只是因为脸圆圆的，她的同学都叫她“小胖”。姐姐比我大三岁，到我家时刚上六年级。跟姐姐接触后，我有了崇拜的偶像。她学习认真，字写得特别整齐，作业本上都是红笔画的勾，姐姐告诉我，那叫“对号”，是老师改作业时批的，要是错了就打“x”。她爱跳绳、踢毽子，抓子儿也是她的拿手好戏；她爱读书、会讲故事，还有一副好嗓子。外人都说她不爱讲话，我俩在一起时话却永远也说不完。
自从姐姐到我家，除了她上学的时间，我俩形影不离，放学后我俩一块儿玩，吃过饭我洗碗她收拾，晚饭后她做作业，我坐在她旁边读书写字，有不认识的字或者不懂的问题随时可以向姐姐请教。姐姐教我乘法口诀，给我出算术题，也像老师一样给我改作业，打对号错号。有时候还给我拟卷子，考试打分。跟姐姐一块儿学习就像做游戏，没有压力，效率特别高。姐姐做完作业经常给我读她的课文，听她背《时光老人的礼物》，对那些拟人的诗句我特别感兴趣，跟着她也背得滚瓜烂熟。夜里我俩睡在祖母旁边的小房子里，一个被筒两头睡，总是在说说唱唱中进入甜蜜梦乡。
姐姐的书包里经常装着借同学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和其它的小人书，要是有时间就读给我听。她读得那么流利，我非常羡慕，要是能把书留在家里，我也偷偷学她那样读，为了和她一块儿读书，我加速认字，在和姐姐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我又提高了我对书中知识的理解力。受她的影响，我让父亲给我们订了《中国少年报》，通过读报，我了解了许多新鲜事物。我和姐姐一起体味着少年生活，这样的时光使我摆脱了不少烦恼和苦闷。
除了读书学习，我们玩起来更痛快。姐姐唱歌特别好听，只要学了新歌，回家就会唱给我听，我也非学会不可。有些是小演唱，我俩便一唱一和，特别热闹。我们一块儿缝沙包、做毽子，她跳我数数，她踢得多姿多彩，我看得全神贯注。我俩抓子儿、打扑克、下跳棋，对峙起来谁也不认输。有时她还背我去巷口的小人书摊看书。
姐姐的到来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太多的趣味，听她讲述学校生活，更增加了我对上学的渴望。
『10』第三节电影使我感受到美好的生活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一部影片是《祖国的花朵》，记得是母亲背着我，领着弟弟去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已经记不清楚，里面的两个歌却还记忆犹新，一个歌是少先队员们种花时在花丛中合唱的，歌名没记住，歌儿还会唱几句；另一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少先队员在北海公园划船时唱的。当时我身在电影院，似在影片中，和影片中的人物分享着幸福和快乐，散场时突然感到特别失落。从此以后，那两支歌成了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使我知道电影可以把人带进另一个境界，感受到生活的激情，比小说和故事更有真实感。于是我开始跟父亲闹着要看电影。
卫生局属于文教卫生系统，文化生活在当时还算活跃，经常包戏包电影。自从我对电影产生了兴趣，父亲经常抱我去看。如果电影院离我家比较远，父亲就用自行车推着我去，到那儿存了车再抱我进放映场。有时父亲还专门买票，抱着我，领着弟弟去看星期天的儿童早场，一次演好几个儿童动画片。
父亲带我看电影一般都去得比较早，怕到点时门口太拥挤，抱着我不好进。提前进去可以坐在候演厅等，候演厅的墙上挂着许多电影明星的相片，照得都很美，我总也看不够。
我十岁前后是中国电影的鼎盛阶段，那时的新片特别多，如《上甘岭》、《天仙配》、《柳堡的故事》、《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只要上映了好影片，父亲总要想方设法让我去看。再往后彩色影片也越来越多，演《女篮五号》时我和晚霞姐都被里边的情节迷住了，姐姐背着我去青年会看复演，足足看了三四次，里面有一首歌《青春闪光》，到现在我还会唱。从那以后，我俩得出一个结论：体育故事片特别有激情。以后又演的《冰上姐妹》、《水上春秋》和《女跳水运动员》，我俩都不放过。此外，《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五朵金花》里的歌也要个个都会唱。
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母亲闹别扭，好几天谁都不理谁。正好卫生局包电影，父亲一下班就告诉我，我没搭理。吃过晚饭父亲要抱我走，我说：“我不去。”说着，眼泪也在眼眶里转。父亲知道我的心思，说：“快走，你妈也去看呢。”我笑了，父亲也笑了，母亲更是得意。
父亲有个干儿子，不但爱看电影还特别喜欢香港和外国片。他知道我也是个电影迷，有一次他特意背了我去看夏梦主演的《新寡》，剧情非常悲凄。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又来我家时告诉我西安正在上演《王子复仇记》，还说要请我一起去看。那时我已经有了羞涩感，想看又不好意思再让他背我，便违心地谢绝了。他的家在蒲城，在西安没有朋友，好意请我却被我拒绝了，至今想起来还感到很对不起他。听说“文化大革命”中，这位善良的哥哥因为出身不好被整惨了，不久就病故了。
霞姐和姐夫谈恋爱时，有一次姐姐让我和她去看电影，因为路远就请姐夫用自行车送我。我坐时只能靠右胯，腰也使不上劲，坐车后的架子很容易摔跤。用自行车推我的人都知道让我坐前梁，这样可以把前腔靠在车头上，两只胳膊撑着车头两边，才比较稳妥。那天我那未来的胡子姐夫送我到电影院门口，姐姐背着我进去看，散场时姐夫已经在门口等着接我们了。回家的路上我的右脚没有放好，被卷进自行车的前叉里，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车轮和叉中拔出来。姐姐生气地抱怨姐夫不小心，其实这根本不是姐夫的错。我看姐夫受委屈，赶紧解释道：“都怪我，是我自己没有把腿放好。”姐姐问我痛不痛，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不痛，一点都不痛。”回家后，姐姐要看把我的脚夹成啥样儿，我笑着说：“看啥呢，又不痛，我瞌睡得不行，等明天再说吧。”那天晚上痛得我一夜都没睡好觉，原以为睡一夜就好了，想不到第二天伤全出来了。早上姐姐看我的脚肿得挺厉害，还有两条血痕，说：“昨天晚上肯定痛得很厉害！”我说：“没有，我睡着了，一点都没感觉。”为了不给好心的姐姐增加负担，又很轻松地说：“已经不痛了，过几天就好了。”为了不让家里人发现，我一直穿着袜子，始终没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电影不但给了我精神享受，还丰富了我的想像力，使我读书时心中有画面，看画时会想到里面有故事；更使我成熟懂事，知道自己能经常看到电影是在享受许多人为我的付出。别看我行动不方便，因为有众人帮助，我进遍了西安的影剧院，电影，戏剧、话剧、音乐会都没少看。我敢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周围的同龄健康儿童也没有我看的电影多。
『11』第四节哥哥
哥哥在我三岁时就参加志愿军了，由于我太小，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只是听母亲说在汉中时，哥哥每天放学回家远远地看见我就会飞快地跑过来，抱着我狠狠地亲个够。
哥哥参军后，家里人想念哥哥时，经常会谈到许多哥哥童年的趣事，更使我对哥哥增加了亲切感。而最值得我为哥哥骄傲的是：大门口挂着的“光荣军属”的牌子和春节前慰问军属时敲锣打鼓的热闹景象。另外，家里还有几张哥哥在不同时期寄回家的英俊的军装照片。
1958年，那时我已经十岁，家里人都说哥哥离家八年了，但却从没听说过哥哥回家探亲的消息。
暑假时，晚霞姐放假回了王曲，还带走了弟弟，祖母还住在三爸家。那年的初夏母亲继弟弟之后又有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妹莉霞。
一天早上大约十点前后，母亲抱着两个多月的妹妹去剃胎发，朱奶奶家也没有人在家。小院内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井边阴凉处的大洗衣盆旁，洗着母亲洗剩下的一些小衣服。就在这时，随着脚步声，一位健壮的小伙子向后院走来，他穿着短衣短裤凉皮鞋，一只手提着一个装有菠萝的大网兜，一只手提了一个旅行包。就在我俩双目相对的瞬间，他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也急切地喊了一声“哥！”哥哥吃惊地问我：“你就敢肯定我是谁？”我害羞地低下了头。
哥哥进屋放下东西，又出来陪我坐在盆边的小凳上，要帮我洗衣服。我焦急地说：“你别动手，这水太脏，再说已经快洗完了。”哥哥看我着急得不行，便没有插手，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听奶奶们说，内裤、袜子之类脏物不能让大男人们洗，我怎能让刚进门的哥哥干这些脏活呢！
哥哥向我询问家里的人和事，我一一做着回答，彼此之间没有一点陌生感。哥哥说：“记得你小时候喜欢吃樱桃糖，这回我还特意给你带了一包。”我若有所思地告诉哥哥：“爱吃樱桃糖的事我已经忘了，经你一提却好像又想起那酸酸甜甜的红圆球。”哥哥望着我积满泪水的双眼，仿佛发现疾病的苦涩已经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是的，对美味我已经不再渴求，我渴求的是能让我的行动得到自由，还渴求人们对我的理解和爱护。
离家八年的哥哥不仅要走亲访友，还要忙着和少年时代的伙伴聚会交流，短短的探亲时间，转瞬就要结束了。他很少有时间陪我。看着哥哥匆匆来去，我心中享受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和快乐。假满该走的那天晚上，很多人都聚在我家，亲人们都想和哥哥多待一会儿，可是谁也找不出令人高兴的话题。我也舍不得离开哥哥去睡觉，和亲人们共同承受着离别的忧伤，为了不让泪水滚出眼眶，我不敢抬头看哥哥，更不敢和哥哥说话。
暑假的探亲生活使哥哥重新感受到家的温暖、亲情的珍贵，1959年的春节哥哥又回家探亲了。就在哥哥走后的深秋，母亲参加了工作，当了食品商店的营业员。寒假时晚霞姐回了乡下，淘气的弟弟也不沾家，阴暗的大厅房里常常都是只剩下我一个人，心中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凄凉。每当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哥哥总是耐心地陪伴我坐在火炉边，给我讲他在朝鲜的生活、东北的老乡以及他所经历的部队生活，直到家中走进了第三个人，他才匆匆出门干自己该干的事。
随着哥哥回家次数的增多，我们兄妹之间的理解也在逐步加深，我向他倾诉自己在家中的苦闷和烦恼、不能上学的后患和未来生活的惨淡。哥哥望着我委屈的泪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眼里永远都是一屏水。”尽管他理解我的心事，同情我的处境，但却只能是满脸的无可奈何，实在无法安慰我。只能说：“你的思想太复杂了，为什么总想那么多？”可是这一切由得了我吗？长期承受疾病的折磨，耳濡目染的都是家庭生活和世俗纠葛，虽然还在孩提时代，所接受的却都是灰暗的人生。
为了让我能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保持一个少年的健康心态，哥哥想方设法地关心我，爱护我。每次探亲总要给我带一两样新奇的礼品：精致的德国口琴、时尚的英雄钢笔、漂亮的日记本……还寄给我许多纪念邮票和信封，鼓励我给他写信。探亲时，他尽可能地抽时间陪我，和我交谈。记得我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哥哥的，当时我用了一个竖着的信封，因为把收信地址和寄信地址写反了，结果信又被退了回来，致使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特别害羞。
哥哥十四岁参军，多年在部队生活，但这丝毫没有淡化他对兄妹之情的注重。从他那充满同情和关爱的眼神里，我想起了祖父、父亲，觉得这样的情愫在李氏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善解人意，注重情感。
『12』第五节上帝的心是铁石铸成的
小儿麻痹后遗症被人们认为是痼疾，属于不治之症。可父亲却从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希望。母亲刚参加工作那年，父亲听别人说中医的针灸疗法对这种病疗效很好，便设法请当时西安有名的郭大夫来家里给我诊治。因为要作长期治疗，郭大夫决定利用晚上休息时间隔一天来给我扎一次针，间隔的一天由父亲在头天扎过的针眼上用艾卷熏炙。那时各单位的政治学习都比较多，加上找郭大夫看病的人也多，他难免不能如期赴约。为了不影响治病效力，父亲只好用增加熏灸来补救空缺。每次要扎十几个穴位，第二天父亲要在每个针眼上熏烤五分钟，加起来得用一个多小时。
那时我已经懂事，知道应该配合治疗，不管是艾炙还是扎针，所有的痛苦都能忍受，可是那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却躺得我实在焦急。我躺在床边，父亲坐个小板凳，点着艾卷一个穴位一个穴位熏得特别耐心。我却感到一个穴位总也熏不完，闹着问：“咋还没到时间？”不管我怎样催促，父亲从不生气，只是想方设法转移我的注意力，给我讲一些读书学习的事，要不就每炙一个穴位让我数三百个数。为了早点儿炙完，我数得特别快，父亲说我不按钟摆的节奏数，不能算。搞得父亲实在没辙，他只好把他们正在组织学习的《鲁迅文选》拿出来让我读给他听。记得第一次读的是《狂人日记》，文章里说他们家的人都吃人，读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恐怖。父亲说那不是真有人吃人，是讲那种社会就像人吃人……父亲给我讲了许多，终究也没能让我摆脱“人吃人”对我的困惑。我就这样生吞活剥地读了《药》、《阿q正传》、《祝福》等文学作品，但却都是似懂非懂，倒是让父亲教我认了不少字，懂了不少词汇。
炙的时间长，艾卷用得特别快，中药店的艾卷比较贵，父亲索性去药材公司买了一大包艾叶，用手一把一把搓绒了装进用麻纸糊成的比大拇指稍粗的纸筒里，再用筷子捣实在，就是自造的艾卷。我也帮父亲搓过，但是那艾叶粗糙，加上我的手没劲，搓的我手痛也搓不绒，只好帮着父亲往纸筒里装。
就这样一直针灸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病情好转，实在不好再麻烦郭大夫，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过年时母亲对我说：“给你扎了那么长时间针，郭大夫说啥也不要出诊费，你爸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只好送去了两瓶茅台酒。”我知道父亲也是嗜酒如命的人，可他每次总是去巷口打散白干过瘾。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又听说有一位祖传中医，可以用中药治疗瘫痪症。于是父亲又请这位中医给我作了诊断，大夫认为可以试治，只是病期太久，得吃一百付药才可看出成效。
那时正是1960年前后，由于自然灾害，家里的经济十分艰难，药方里有几种名贵中药价格相当昂贵，父亲为了一点难得的希望却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困难时期药铺的药也奇缺，一次抓七付，得找好几个药铺才能抓齐。黄芪是每付药共用之品，父亲托人买了大把的上等黄芪，拿到中医院药房请人加工切成片，又专门借了药房的戥子，自己称了一份一份地分放在每付药中。只要父亲不开会学习，就利用晚上的时间亲自熬给我喝，实在抽不出时间才让祖母代劳。父亲熬药特别认真，一晚上守在炉子边熬三道，和在一起分成两大碗，每天早晚各服一碗，除了汤药还有由大夫自配的用黄酒冲服的药粉。怕药不能及时配齐，接不上趟，父亲总是前七付配齐，就开始着手配下一个药方。
企盼着出现奇迹，我含泪吞服着难以下咽的苦汁。有一次我皱着眉，端着满满的药碗，发愁地问父亲：“为什么人的嘴里对各种味都能适应，惟独不能接受这药汤里的苦味？”父亲说：“那是因为人的味觉神经接触的苦东西太少，如果接触的多了，日久天长就适应了。”听了父亲的话，我咬牙承受着，期待着有一天药汁到了我的嘴里会变得像蜜糖一样甘甜。
不知过了多少天，父亲还在默默无声地忙于抓药熬药，丝毫都不间断。锅里的饭越来越稀，成长中的弟弟瘦得皮包骨头，父亲的身体也明显出现浮肿，给我买药的钱却照样源源不断地流向药店，而我的味觉神经不但没有适应苦味，还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每次只要看见那药碗和药粉，就像孙悟空也钻进了我的胃里，在里边搅个没完。
父亲的辛苦、我的忍受都未能感动上帝，病依然照旧，没有好转。我不得不恳求父亲，不要让我再承受无益的痛苦；不要再劳人伤财，让全家人为我挨饿受苦。父亲接受了我的请求，我也得以解脱和心安。而我恢复健康的可能却变得更加渺茫，失望笼罩着全家人的心。
『13』第六节真诚的情谊
晚霞姐住到我家后，霞姐为了照顾妹妹的生活、指导妹妹的学习，来我家的次数更多了。和两个姐姐在一起，使我享受到本该属于我的一部分美好生活，我应该感谢两位姐姐，是他们使我感受到在我的生命里还可以寻求到许多幸福和快乐。
母亲工作后，我和晚霞姐经常需要合伙应付许多生活中的问题，迫使我俩不得不为自己协商的决定共同承担风险。为了能让做错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庇、以求息事宁人。
一天，我俩一块儿洗衣服，姐姐有一件蓝色双面咔叽布的外衣，又厚又硬，我俩谁也搓不动，我建议她用刷子刷，刷时没有把搓板平的那面翻上来，又使得劲太大，晾干后，衣服的背部像斑马一样，全是一道一道的。霞姐知道了，说我俩在一块儿干不出好事，为了怕让长辈发现挨骂，那件衣服再也没有上身。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店供应的大米经常有沙子，有一次家里刚买回半袋大米，我和姐姐学朱奶奶焖了一锅萝卜菜饭，我拉风箱，姐姐做饭，辛辛苦苦做熟了，一吃沙子只咯牙，没办法，只好用开水泡了再搅一搅，等沙子沉下去再从上面轻轻的舀饭，锅底沙子太多的一部分只好偷偷倒掉。
一天晚上，我趴在里屋的写字台上玩，口渴了，请姐姐给我倒了半杯开水，突然看到旁边的茶盘里放着一支体温表，就拿过来放在水里量起了水温。想不到刚放进去，水里竟出现了几个银豆豆，我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头不见了。”吓得我直喊姐姐。姐姐进屋知道我闯了祸，说：“你胡闹，那是人体温度表，缸子里的水太热把表头烫炸了，水里的银珠珠就是水银。水银有毒，水可不敢喝！”怎么办？父亲知道肯定会生气。我俩商量后，把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凑在一块儿，另买了一支放回原处，父母亲始终都没有发现。
五十年代末西安市的多数居民还靠煤油灯照明，我家也不例外。全家除了一盏供学习和做针线活用的带玻璃罩可调光的灯，其余几个都是用墨水瓶改装的用棉花作蕊的小煤油灯（近似于实验室的酒精灯），我和姐姐经常在我俩的小房子里就着那微弱的灯光看小说。有一天晚上不小心把灯碰倒了，煤油全倒在床和枕头上，两个人只好瞎摸着枕一个枕头睡在另一头。第二天用枕头压着油渍，又偷偷添了一灯油放在桌上，只是发愁油渍要是掉不了了咋办？我俩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油渍竟然自己蒸发了，这件事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
我俩同心协力、同舟共济，用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方法逃避了许多“灾难”。和姐姐相处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戏剧色彩，也使我有了精神依托，每当她寒暑假回家，我都会感到格外孤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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