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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卷

  27.他们说我是骗子(1991—1992)(1)

  佩妮探头进来说:普林斯?鲁珀特坦找你!

  我几乎是跳向电话,我没听说滚石乐队可以寻找新合约,但他们的经理毫无征兆地打电话给我,只代表一件事。果不其然,普林斯·鲁珀特证实他们正待价而沽,他希望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这样维珍唱片能够提出一揽子报价。挂上电话后,我暗自盘算,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出高价,让普林斯?鲁珀特只跟我们一家谈。我打电话给肯,他开始调查销售数字,滚石

  的旧专辑几乎仍然畅销,我们都认为合约该签三张专辑。经济萧条也影响了音乐界,销售数字较以前为低,肯预计未来的销售与旧专辑可能的销量后,推算我们至少要提出六百万镑预付金才能争取到滚石。虽然这比我们付给珍妮的价格要低,但银行团却毫无资助我们的意愿。

  暂且把英航的困扰搁在一边,我集中精神决心赢得滚石。唱片业的很多人则正把滚石扫地出门,一些文章还质疑一群祖父级的艺人能继续玩摇滚多久,每个人都以为他们准备收山归隐。但是当西蒙、肯和我聆听他们下一张专辑《伏都长廊》(Voodoo Lounge)的歌曲时,我们都承认比以前的还要好,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签约维珍,我们将会重新打造他们,把他们推向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最好的事情是报纸上负面评论已经吓跑了其他一些唱片公司,如果我们行动迅速,并且报出正确的价格,才有可能占尽先机。由于我们手头拮据,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让风声传出我们对滚石有兴趣但却无力筹钱。联络了不少银行,终于设法从花旗银行筹到六百万镑,将于隔年四月偿还,反正我们已经身无长物,不管明年四月能否偿债,我们深信事情终究会有转机,明年总有办法重谈货款,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签下滚石。11月20日,霍莉生日当天,我们在餐厅内举行签约仪式。我暂时把和英航的麻烦和即将出售维珍唱片这两件事请搁在一边,集中注意力来赢得滚石乐队。但是当西蒙、肯和我坐下来听他们下一张专辑“巫毒长廊”的一些歌曲时,我们都承认比以前的都要好。

  霍莉挥手送我们出门时,神色认真地问我:爹地,“谁是滚石合唱团?他们是某个流行合唱团吗?”一时之间,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我回忆起在25年前我第一次同米克?贾格尔会面,我还雄心勃勃地想签下滚石乐队,在欧洲跑了一圈试图筹资四百万美元。现在事实很明显:普林斯?鲁珀特认为维珍是最适合滚石的唱片公司。我希望事情有所转机,否则我就会失去维珍唱片,也会失去发行滚石乐队下一张专辑的机会。1975年未能成功同他们签约后的某个星期,他们来庄园录音,忙了一整夜后,他们正懒洋洋的散坐在录音室外,基思?理查德和他的牙买加女友还在床上。外头的石径上传来一阵吵杂的脚步声,然后是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滚石的其他团员都在喝咖啡,我起身开门。

  一位穿着紫色外套,身材高大牙买加人站在我的面前。本来我还以为那位女孩是基思的女友,现在看样子全然不是,他拿出一把枪指着我:“她在哪里?快说!” 我盯着那把手枪张口结舌,眼角却瞥见两个赤裸的身影正蹑手蹑脚的穿过边门,那是基思和那位女孩,他们看了一下那个牙买加人,飞快地跑过他身后的草地。我简直崇拜他们的速度,基思的头发在他白皙的背部飘动,他一跃而过木篱笆,女孩紧跟着他,两个人拼命地奔跑,似乎命悬一线。他们跃过栅栏,穿过田野,向河边奔去。牙买加人瞧见我的目光,转身查看,正好看到两个光光的屁股,一白一黑,他发出一声怒吼,急忙跑向车里,发动引擎疾驶追赶,从此失去他们的踪迹。

  忽然想到这段插曲,不知他们当年是如何逃出来的。“基思,”我倾身向前问道,“你还记得那个牙买加人和他的枪吗?当年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当然记得,“基思说,”那是她老公。她看见车子开进来,就马上要我快跑,他是个毒贩或者其他什么人物,反正我们必须逃走。我们跑了几里路藏在河边,希望有人能够经过那里。后来来了一艘船,船上载满学生,我们从草丛里爬出来向他们挥手求救,穿上他们的衣服,仍旧人模人样的坐船回到了牛津。“

  在回家的路上,琼试图说服我不要卖掉维珍唱片,她确信滚石下次的巡回演唱将打破所有纪录,而且我们会从他们身上赚到比航空公司更多的钱。这种困境使我简直要爆炸了。拥有滚石乐队、珍妮?杰克逊、菲尔?科林斯与布莱恩?费瑞等乐手,维珍唱片将成为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唱片公司;如果滚石的下张专辑一飞冲天,那么我们将跟着发财,而他们以往的专辑会让我们的财产翻倍。我拼命忘记银行的压力,拒不出售维珍唱片,我决心尽可能长地血拚到底。

  “理查德,你不能相信英航,”罗尼?托马斯告诉我。

  罗尼?托马斯在纽约经营自己的一家豪华轿车公司。1986年我遇到他时,他已经有200辆轿车提供良好的服务。在知道维珍航空要为豪华商务舱乘客提供豪华轿车服务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求全部的合约。他赢得了合同,并且从此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过去几天,他和他的司机们发现,当他们将乘客放下时,英航的员工就会拦住乘客并为从维珍航空改乘英航提供“奖品”。罗尼和英航的员工大吵了一架,接找英航通知他说他的公司被禁止在英航的侯机口服务。

  自从《周日时报》揭露英航的伎俩后,第二个报导这一消息的是《卫报》,头版头条大写着:“英航因维珍备受攻击”,并以全版版面分析报导英航的诡计,标题是:“维珍向欧洲理事会提出的抗议使英航行径更受怀疑。” 尽管有这些报道,这些肮脏的把戏仍然在继续。不管有多少翔实报导出现,英航总能面对批评显得很无辜;面对普通大众,他们对待我的抗议就像是对待一个无法接受竞争的人所作的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而不屑一顾,他们太猖狂了。既然英航极力要将我们赶走,我知道自己只有更强烈地反击,我越来越绝望,开始寻求

  反击英航的法律途径。在美国,这可以构成反托拉斯罪名,但是我们的律师说:这里并没有类似的条例。令人讶异,英国的航空业没有规范竞争行为的条例,公平交易局或专卖委员会在这一领域也束手无策,他们的权力只限于航空公司间的合并,民航局权限则除了航行安全外,只能就航空服务与票价提出意见。虽然英航和英国电信一样都是属于民营化的独占事业,但却没有政府机构监督管理。我们向欧洲法庭申诉,虽然他们可以依据《罗马条约》第85条所载的公平竞争原则来裁断英航的所作所为,但仍然无法强制要求任何公司改变其经营策略,事实上,我们对欧洲法庭的申诉只能产生宣传的效果。

  我并不希望和英航对簿公堂,既花钱又很冒险,他们会聘请一些顶尖的律师以各种统计资料打压我们。其实,我早该认清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维珍航空完全无力筹款。美国的所罗门投资银行曾经非公开销售我们的部分股份,希望能筹足二千万镑,但是,和雷克航空与英航的官司进行时一样,没人会对维珍有兴趣,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和英航对簿公堂。我们还在继续赔钱,当我们努力注意英航在干什么勾当的同时,银行也正在密切注意我们的资金周转。冬天快完了,一切却更加恶化。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正落入英航的股掌间。阻止我们继续成长正是他们的目标之一,而要继续成长则必须不断增加投资,我越是大声抗议,其他航空公司、创业投资公司或投资人就越不可能投资我们,外人也会认为无风不起浪。我们两方面都不讨好:没人会投资一间即将被大公司打垮的小公司,也没人会投资一间即将要花上巨额费用和大公司打官司的小公司。没有金融界提供的后续资金,维珍航空一直缺钱。到了1991年圣诞节,维珍航空艰难度过了冬天的淡季,损失了不少金钱。六家主要的贷款银行持续不断写信给特雷弗,提醒他我们的贷款必须在明年四月偿还;而我们的清算银行罗伊德银行看到大笔资金不断进出,更是变得越来越着急。或许这正是英航的赌注,就算我们采取法律行动,他们也会尽量拖延诉讼时间,好使我们破产。即使在12月11日我写信后,英航还是那么厚颜无耻,嘲笑我的控诉。

  12月21日,罗伊德银行送来的一封信更提醒了我们窘迫的状况,它提醒我们我们最近超过了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贷款额,说银行仅仅因为超出部分是工资而且还有七百五十万英镑第二天到帐的情况下才允许这一超支的;还警告我们,银行不会“再支持下一次突破五千五百万英镑限制的申请”。如果这七百五十万英镑推迟一周到帐,那么罗伊德银行会让我们的工资支票作废;如果维珍航空破产,我甚至不能保证维珍唱片会不受影响。我怀疑航空公司的破产将让珍妮?杰克逊或者菲尔?科林斯印象深刻。

  情况愈来愈清楚,我们必须找到立即的解决方式,而非一直和银行争论小额债务。维珍唱片是我们的行业中唯一最赚钱、也是唯一能够拯救航空公司的机会。由于英航加诸我们身上的负面宣传,我们无法卖掉航空公司,但是我们可以卖掉唱片公司来拯救航空公司,仍有两个强大的公司;关闭航空公司则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公司和一个破产的公司,外加2500名失业员工,维珍的品牌名声也会支离破碎。

  我打电话给索顿,他仍然在接洽几个对维珍唱片有兴趣的公司,我怀着不详的预感密切注意他的进展。索顿告诉我索恩百代EMI现在愿意先支付四亿二千五百万镑,外加从第二年开始的营业所得,这比达比得?葛芬(Dabid Geffen)卖给MCA的价码还少,1990年3月,他以年度营业额的2.6倍——五亿二千万美元卖出他的唱片公司。如果以此类推,维珍唱片的年度营业额三亿三千万镑乘以2.6的话,公司应值八亿五千万镑。1992年1月间,罗伊德银行持续施压,措词强硬说既然我们一年以前就讨论卖掉维珍唱片,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展?我们欠罗伊德银行五千五百万镑,到了二月与三月,航空公司还会需要三千万镑,因为冬天的月份最为困难,我们需要同时维修所有飞机,而旅客的数量却持续减少。另一方面,维珍唱片的钱却不断进来,今年我们的营业额是是三亿三千万镑,利润为三千八百万镑,明年我们预计收入会达到四亿镑,利润会增加至七千五百万镑,但是罗伊德银行不能等,我必须弃守。

  泰晤士电视台将于二月底再次播出有关英航与维珍航空之间的战争,这次将会在他们的全国黄金强档“本周”中播出。威尔和我一月初就与他们的制作人马丁?格雷戈里见面讨论内容,我们尽可能告知有关英航的事,然后让他自己独立调查。马丁同彼德?弗莱明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没有接触的英航员工会谈,并且设法证实了他们的肮脏把戏。英航拒绝参与节目,他们的法律代表写信给制作人的指责他落入了理查德?布兰森的宣传圈套并成了颗棋子,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能激怒一位独立电视制作人。

  我对这节目进退两难,我明白通过向人们公开所有肮脏的把戏,我们会面对他们的两个反应。一个可能的回应是他们能看出我们的脆弱,这样逐渐撤退,就像维珍航空是个失败者;但是同样,公众会把我们当作被压迫的人,帮助和支持我们,这才是我的主要希望。律师还告诉我由于电视观众来源广泛,节目会激起某些人的记忆,让他们打电话给维珍航空,告诉其他有助于我们搜集对付英航证据的事情,于是我组织了30个销售人员来接电话。

  “本周”节目的标题为“侵犯维珍?”,开头的旁白是:“维珍正在叫喊‘抢劫’,理查德?布兰森宣称英航正要让他出局。” 节目中访问了弗莱明,他的脸完全被遮住,声音也经过处理,他描述英航专门打击我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以及隐藏销毁文件的行为;另一位同样被遮掩的美国目击者也证实英航也在美国销毁所有关于维珍的文件;在纽约,罗尼?托马斯说出了英航在乘客从豪华轿车下来时抢夺旅客的行为;一家洛杉矶施行社则描述旅客听说维珍将破产时,如何改乘英航的情景。然后,我们听到巴沙姆对哈金斯的谈话,字幕清楚地打出他的话:“维珍是个脆弱的,非常脆弱的公司。”

  节目组登门拜访英航高级主管,但他们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泰晤士电视台采访了我。“我知道许多故事来源于布莱恩?巴沙姆,他向英航公关部经理汇报,公关经理然后朝金男爵汇报,我从未起诉过人,虽然我们必须打场官司说有人企图破坏我们的业务,但是你知道这会浪费管理的好多时间。我认为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将它公之于众,希望英航的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相反的效果,这样他们将弃用这种方式了。”

  “本周”采访了英航的员工,他们都拒绝回答。节目最后是破旧的飞机躺在沙漠中,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这就是英航想让维珍航空去的归宿。节目结束语说:“或许到了理查德?布兰森大干一场的时候了,否则维珍航空的飞机就会像雷克航空的飞机一样,迫降死在沙漠中。”

  有超过七百万人收看这个节目,我们接到四百多个电话。绝大多数是来电祝我们好运,并且说自己再也不会搭乘英航的飞机了,但是除了祝福外也有许多人说自己曾在机场试图搭乘维珍航空时受到英航的打扰,然后我们中了大奖。

  2月6日,伊冯?帕森斯在家接到某个自称是维珍订票部人员的电话,说她所订的班机超员了。因为她的机票还没有签出,问她是否介意改乘英航的飞机?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伊冯?帕森斯在过去八个月中四次往返美英间,每次维珍都发生这样的“订票错误”。去年10月,一位自称“玛丽?安”的人打电话给在纽约办公室的伊冯?帕森斯说她的维珍航班超员了,为了弥补不便,她可以在不加价的情况下搭乘第二天的英航。帕森斯拒绝了,她定期往来于纽约与伦敦之间,在搭乘过一次维珍的飞机后就喜欢上维珍。她是位忠实的固定顾客,对维珍如此忽视自己她深感惊奇,她要求留在候补名单中,并且要玛丽?安第二天再打电话通知她是否是否可以上飞机。就像在八月份维珍的“邦妮”告诉她航班延迟了,以及在九月份维珍的“拉里”告诉她非吸区的座位全满了一样,玛丽?安并没有回电话。因此帕森斯打电话到维珍订票处,要求找玛丽?安。回答是:“我们这没有人叫玛丽?安,”

  “那么是谁昨天打电话说我10月16日航班的座位没有了?”帕森斯问。

  “10月16日?不会,你的座位已经确定,非吸烟区。”

  帕森斯疑惑不解,同时也对维珍非常愤怒,接下来的那年中她改乘美国航空或是联合航空。当她在今年2月决定再给维珍最后一次机会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接到自称是维珍订票处员工的电话,说她的航班又超员了,问她是否愿意改乘英航。然后她看到了“侵犯维珍?”节目,第二天她就打电话给维珍,电话接到律师处,她告诉律师整件事情。“当我看到这个节目,”她说,“我忽然明白我不过是英航特意使用卑鄙手段欺骗下的牺牲品。他们一直提供英航班机,从来没有其他航空公司,我怀疑这些人是冒充维珍员工的英航人员。”

  “真是份太棒的声明!”记下这个事情后,律师告诉我,“仅仅围绕她的事情,就可以打官司。”

  在2月28日“侵犯维珍?”节目播出后,我又写信给科林?马歇尔爵士,要他重新考虑我在1991年12月11日给英航独立董事们的信,要求他们立刻停止肮脏的所作所为,给出道歉。周五我们正在滑雪度假时,威尔打电话给我:“我这有一份《英航新闻》,头版头条写着:”布兰森的肮脏的指控没有根据‘。他们说你是个骗子。“《英航新闻》的文章中还写到:”泰晤士电视台的报道当今事件的节目’本周‘昨天播出了理查德?布兰森对英航肮脏把戏的指控。英航受到了邀请,但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拒绝参加,原因已经在法务经理给制作人的信中有了充分阐述。“文章后附上了这封信,重复了说制作人陷入我的宣传圈套之内,并说”英航不会被激怒去参加布兰森先生无聊的游戏,也就不会参加节目。“

  “真他妈的胡说八道,他们说我是骗子,这是诽谤!”我们俩异口同声。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威尔从荷兰公园将这篇文章传真给我,我们找到律师,他立即同意英航诽谤了我。与起诉他们在希斯罗机场滥用垄断权相比,向法官起诉英航诽谤要简单得多,而且会让陪审团更清楚这件事情。

  星期一早上,我发现金爵士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所有观看节目后向他质问英航有关肮脏把戏的人,保证说我所有的控诉都是假的。又是次诽谤,而且是还针对公众,我决定应该同时起诉金爵士。

  那天早上,收到了科林?马歇尔爵士的信,声称“控诉肮脏把戏完全没有根据。”我对这封信惊讶不已,或许科林?马歇尔爵士没看到“侵犯维珍?”,或许他乐呵呵地不知道自己

  公司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也非常奇怪:科林?马歇尔爵士是个出名的工作狂,不会忽略公司发生的任何事情。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维珍唱片的出售终于把我压垮。

  28.胜利(1992.3-1993.1)(1)

  桌上有五亿六千万英镑——十亿美金,但我不想要。索顿告诉我:“下午两点前,他们要知道答案。”我看着西蒙和肯,我们一起花了二十年建设这家公司,根本还没有做好准备卖掉它。在很大程度上,签约滚石乐队是过去维珍唱片的顶峰,我们终于拥有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组合。从1973年依赖天才迈克?奥德菲尔德的一家小公司起步,我们现在已经成熟,成为世界上众多著名乐队的选择。艺人们看到我们如何开创菲尔?科林斯的单飞生涯,我们如何推广UB40和简单头脑乐队,以及我们曾经为文化俱乐部和彼得?加百利所做的努力,他们

  愿意和我们签约——但是就在我们正当这个高度时,一切结束了。

  “肯?”我问。

  “你来决定,”他说。

  “西蒙?”

  “拿现金!你别无选择。”

  无论什么时候别人告诉我别无选择,我都会努力证明他们错了。过去几天里,索恩百代EMI的出价从股份(这会让我成为百代的最大股东)到增加部分现金,最后变为全是现金,但我还是更喜欢股份交换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在百代有股份,将来还可能以此为基础买下整个公司。困难的是每个人都劝我,说拿股份担保去融资支持维珍航空太过冒险——索恩百代的股价并非坚若磐石。

  在最后同意前,我打电话告诉彼得?加百利这个消息。我需要他的建议,而且这场出售会影响他的事业。“不要,理查德,”他说,“你会在某个晚上半夜醒来,浑身冒冷汗,希望自己没做,你永远失去了它。”我明白他是对的,这也是琼曾经说过的话,然而英航的压力实在太大了,罗伊德银行要收回我们的抵押权,我别无选择。我最重要的目的是挽救维珍航空,不让它破产,但可笑而残酷的是,我出售维珍唱片的理由是它太成功了,如果我出售维珍唱片,维珍的名称品牌会保存,不会再有一家挣扎中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唱片公司,而是有有一家安全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属于百代的唱片公司。我知道西蒙会离开,我则继续留在公司当总裁,最重要的是,肯会继续在百代执掌维珍唱片,他将守护维珍品牌。

  我给特雷弗打电话,他证实了银行的底线。“现款是唯一的选择,”他告诉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还清所有债务,重新开始,这会给你完全的自由,别忘了股市崩溃。”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如果我接受了百代的股份而它们大幅贬值,那我就无力阻止银行的进入,弗雷迪?雷克爵士曾提醒过我,他的航空公司曾同英航长期作战,就在他需要银行支持时,他们抽走了贷款;他去银行希望增加透支,但是当他抵达时,从房间里的人脸上他明白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已经接管了雷克航空,”他们告诉他。一切都完了,雷克航空的登机口当晚就消失了,销售柜台停止订票,电话被拔走,一生的心血在六小时内就毁于一旦。弗雷迪的经历让我不敢怠慢和忽视银行,一旦让他们取得了控制权,维珍航空就完了,即使曾有十亿美元在桌上也毫无用处。

  “生活在现在,”我听见父母的老话在耳边回响,“未来自然会来。”继续留在维珍唱片、取得百代股份的想法被财务安全的需求代替。所以,维珍唱片已成为过去,我拿起电话打给约翰?索顿对他说:“我选择现金,其他的看你的了!”

  虽然我拯救了航空公司,但觉得自己谋杀了内心的希望。看着西蒙与肯,我非常难过,大家就要各奔前程了,在某些方面,我为肯感到最高兴,他会继续留在百代集团的维珍唱片,很快要发行珍妮?杰克逊和滚石乐队的唱片;我不知道西蒙有什么打算,也许他会享受比较平静的生活。我知道,一旦维珍唱片事了,自己就必须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同英航战斗,记不清我们已经打了多少个回合,只感到自己头晕目眩,筋疲力尽。

  我们在黄昏前签约,第二天早上索恩百代集团宣布收购维珍唱片的确切价格是十亿美元,即五亿六千万英镑。西蒙、肯和我去看维珍唱片伦敦总部的员工。我觉得像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西蒙、肯我白手起家经营维珍,多次在就要倒闭的情况下支撑下来,随着新得音乐发展不断重塑公司,树立了维珍唱片作为业内最激动人心的唱片公司的形象。其他公司还在以甲壳虫与艾比路乐队为象征时,维珍已经从迈克?奥德菲尔德跳到了性手枪,然后是乔治男孩,接着是布莱恩?费瑞,后来是珍妮?杰克逊与滚石乐队,历经每个时代——嬉皮、朋克、新浪潮,西蒙的品味一直引领潮流,而肯则让每件事情贯彻执行。

  肯站起来向员工们宣布他们已属于索恩百代集团,而他会继续留在百代确保维珍的独立性。西蒙想说话,却忍不住哭了出来,每个人都泪眼朦胧望着我,我强忍泪水站起来,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无法告诉他们出售公司的真正原因,如果银行对航空公司失去信任,维珍航空和余下的维珍集团下属集团都会受到牵连。所以我一边痛恨自己表现得成了个钱迷,一边向每个人保证如果他们在百代不开心,一定给他们在维珍航空提供职位。当乔恩提议感谢我、西蒙和肯创造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时,我无法再控制自己,冲出房间,泪流满面地在大街上狂奔。不顾路人好奇的眼光,我奔跑了大约一英里。当我经过报摊时,我看到《晚间标准》的海报:“布兰森出售获利五亿六千万英镑现金”。我跑过报摊,泪水仍然不断流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回到家中。

  除了通过选择固定债务而多赚了一千万英镑外,肯通过给富士产经的现金套汇又为我们赚了九百万英镑。由于百代付给我们的是英镑而富士产经希望我们换成日元,从拿到现款到6月1日完成转交,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必须决定何时换成日元,西蒙和特雷弗都希望马上兑换,肯和我则倾向碰碰运气,将它保持为英国货币。好运降临,英镑对日元升值了,我们直到最后时刻才兑换,为自己赢得了九百万英镑的额外收益。什么都比不上运气!这样危机解除了,富士产经取得了一亿两千七五十万英镑,我们拿到三亿九千万英镑的钱,西蒙

  与肯拿到他们那份进帐后分道扬镳,我则拿这些钱偿付了银行的债务,将剩余部分投资给维珍航空。有关我们必须拿现金买燃料的谣言现在自然破产,我们比英航拥有更多可以使用的现金。银行立刻给我们打电话,重新充满耐心,提出把我的资金放到高利率的存款户头和离岸户头,对我们继续投资,邀请我吃中饭,和我一起做些生意,而且一点不觉得尴尬地主动借钱给我,满足任何我未来生意的需要。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理解这次出售的含义:在我一生中,首次有足够的钱满足我最狂野的梦想。不久我就没空沉醉于此,因为英航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在某些方面我很乐意没空回味维珍唱片的出售,我痛恨生活在过去,特别不愿考虑逝去的友谊。但是压在我肩上的重担没有了,在我脑海中我知道维珍集团现在可以自由选择发展的方向。维珍唱片走了,肯、我和西蒙分开了,但是最好的东西来了。

  1992年3月13日 星期五

  “理查德,我刚收到一盒非常奇怪的磁带,”维珍航空的市场总监克里斯?莫斯说,“我昨天收到的,它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我曾认为这是某个怪人送来的音乐样本,所以直到现在才打开它。”

  “是什么?”

  “两个男人的谈话录音,其中一个是科林?马歇尔。”

  “说什么?”

  “他们在谈论‘侵犯维珍?’节目,他们提到了科林斯?哈金斯和巴沙姆磁带,他们提到这显然是诽谤,自己正准备起诉节目组。”

  我让克里斯送来磁带,一开始我还麻痹不觉,认为有人在帮我们,但是立马意识到这像个陷阱,决定直接把它送回英航,私人提醒一下科林?马歇尔爵士。

  1992年3月14日 星期六

  我们正准备出去吃午饭时,电话响了。“我搜集到你们雇请了私人侦探调查英航,”弗兰克?凯恩说,“我也得到证据你们正在偷录电话,我从维珍内部得到了消息。”

  “别搞笑,弗兰克,”我说,“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有人告诉我,你们雇用了私人侦探社。”

  “弗兰克,我从来没有给记者发过传票,但是如果你刊登这件事情,那么我不得不起诉你。”我很少对记者发脾气,但是我拿着弗兰克?凯恩无能为力,他正要刊登一个破坏我们名誉的疯狂故事。如果他写我们雇用了私人侦探,那么每个人都会觉得维珍和英航一样坏;如果我告诉他录音带的事情,他也会写出一篇难以辩驳的不实报道,宣称科林?马歇尔爵士是电话监听的受害者。而尊敬的马歇尔爵士则会大呼要求警察讯问我,所有的推论都对我不利。我只好给《星期天电讯》的总编特雷弗?格罗夫打电话:“这是个疯狂的故事,你们不能刊登。”

  弗兰克和他一起在办公室,因为他先暂停了一下才回答:“弗兰克告诉我他有这个报道确切的来源。”

  “好,就像我告诉弗兰克那样,如果你们发表,我只能起诉你们。”

  整个午餐我都没有心情,在同英航的战役中我首次被弄得手忙脚乱,我甚至应该坚持在转录前要克里斯?莫斯直接将磁带送回英航,但是我的好奇心抑制不住,我落入了险境,我手上有了磁带,也就可能被判有罪。我应该明白无论谁送来磁带,他一定知道人类的好奇心会让每个人想听到其中的内容。

  那个下午就被这些电话给毁掉了。

  1992年3月15日 星期天

  “玩摇滚太老,玩飞行太年轻!”这是《星期天电讯》商务版的开篇语,我紧张不安地飞快看了全文,没有提到私人侦探和电话监听。

  1992年3月16日 星期一

  早上,我立刻写信给科林?马歇尔,并附上了录音带。信中写道:

  “上周四,就在谈话进行时,一盒匿名磁带送到了维珍。里面录制了你和罗伯特?艾琳对维珍航空和其他事情的私人谈话。我不知道英航内部人员是否继续提供关于我们的错误信息,但是让我们到此为止吧。别再玩危险的游戏。”

  我告诉他们《星期天电讯》如何打电话给我,他们准备刊登有关维珍雇用私人侦探的报道。那天下午我接到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琼?塞可图的电话。“我试图让金男爵上电视同你辩论肮脏的把戏!”她说。

  “他同意了吗?”我问。

  “不,他说自己不会同失败者争辩。”

  我受够了。

  1992年3月17日 星期二

  我写信给金男爵,指明他对“侵犯维珍?”的听众所做的回信声明都是在撒谎,我和维珍航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和侮辱,我也设定了最后期限:

  “我的要求如下:3月18日下班前,你和英航必须正式撤回指控我所说虚假、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不实声明,同时还要对你们所做的声明向维珍航空与我本人道歉。”

  1992年3月18日 星期三

  整个星期三我都在静心等待答复。我知道金男爵绝对不会道歉,实际上,就算是他输掉了诽谤官司,我也不奢望他的道歉。我坐在家里,沉浸在恐慌和绝望中,准备用法律维护我的名声。虽然深信一定会赢,但是法庭的判决不怎么可靠,常常犯错。如果我败诉,那么维珍就会失去自己必不可少的信誉。不管“侵犯维珍”做了什么结论,不管罗尼?托马斯等人给

  出了什么证据,如果我失掉官司,我的名声就会烂掉,而每个人都会同维珍航空作对,英航会嘲笑我们,新闻界也会把我们吃光。虽然我非常自信能赢,但是巨大的代价让我有点头晕。

  星期三下午六点,没有收到英航的任何消息。我最后一次检查传真机,甚至弯腰伸手到桌子底下,以防万一有送来的传真被吹到桌子底下,但是什么都没有,我只好拿起电话:“弗雷迪,我决定接受你的建议,我要告那个混蛋。”

  开始打官司后,我就提醒自己一件事:这是一桩诽谤案,而非经营实践中的争论,我的名誉必须还以清白。集结的证据分为三部分:自己手中的证据;通过合法途径,从英航得到的大量文件;最有力的证据则是一些觉醒的英航员工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它们正逐渐成型。律师杰拉德突然收到前英航雇员沙迪?卡里法的来信。卡里法从1974年就开始在苏格兰航空工作,1988年英航接收苏格兰航空后,他加入了英航内部“特别服务”部,专门负责特殊的旅客问题;1989年他在盖特维克机场当登机员,然后加入热线服务分部。表面上这个分部帮助英航的乘客,协助他们转机,并照顾年长旅客,其实他们另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是偷取其他航空公司的旅客。在希斯罗机场也有类似的团队,呢称为“猎手”。1990年4月,销售与订票部取代了热线服务部,新任经理杰夫?戴走进热线服务的办公室,向卡里法和他的15名团队成员宣布:“帮助老太太登机赚不到钱,你们必须做的是走出去从其他航空公司那边拉乘客。”卡里法告诉杰拉德,八月份时杰夫?戴还特别提议举行第二次秘密会议,其他非热线服务员工无人参加,甚至不能听到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戴宣布一项新任务:尽可能多的收集维珍的情报——里面包括航班讯息、订位旅客人数、实际登机旅客人数、商务航与经济舱的调配、起飞时间等等。每次交接班前,热线服务员工要将每个航班的资料填写在表格内并且亲自交给萨顿女士,由她交给杰夫?戴。那么他们是如何取得这些信息呢?杰夫?戴告诉他们只要用维珍的航班号码,就可以直接进入业内闻名的英航订位系统,由此获得信息。热线服务部的锁头也换掉了,他们要使自己的行为保密。一位和卡里法一道工作的女士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而拒绝加入这些活动,其他团队成员只好替她作掩护。

  杰拉德取得卡里法的证词,我们将它寄给了英航,这是我们案子中一个主要证据。收到卡里法的书面陈述后,英航的一位独立董事迈克尔?戴维斯立刻邀请我共进早餐。在我们会面时,迈克尔开始提到“扫面子”。这是首次有道歉的暗示,显然他被挑选出来并作为独立董事同我谈话。金男爵和科林?马歇尔爵士显然还不愿屈尊同我见面,承认我的控诉中有些是真的,可是我父母的老朋友迈克尔?戴维斯,这位被指定为应付英航困难局面的最佳人选,可能犯了些错误。“我想我们三个可以聊会天,”迈克尔说,“随便聊聊,就我们三个人,你、我和科林爵士。”

  “科林爵士?”

  迈克尔暗示金男爵在英航的日子到头了,但他只承认英航有人干了“扫面子”的事情。不管迈克尔?戴维斯、科林?马歇尔爵士、罗伯特?艾琳和金男爵在英航做了些什么,他们都会收到公司付给他们的薪水,英航股东会为布莱恩?巴沙姆、私人侦探和律师们买单。这或许是笔好投资,如果他们成功地让维珍航空破产,就会物有所值。而维珍航空却是我私人所有的公司,如果英航抢走了一位去纽约的乘客,我们就会损失3000英镑,这3000英镑我们就无法再投资到业务中,而且不像英航,我没有大量的共同储备金来付工资。所以,当所有迈克尔的谈话内容都只是“扫面子”时,他漏过了要点:英航曾努力让我破产,让我的员工失业,还导致我出售了维珍唱片,影响了集团中其他和航空公司无关的人的生活。这让我十分愤怒,这绝不是吃了顿绅士的早餐就能苟同的问题。

  在对抗肮脏把戏的日子里,我一直被指责为“幼稚”:幼稚地相信英航不会采取这种行为,幼稚地认为英航会停止这种行为,幼稚地相信自己可以将英航告上法庭,幼稚地相信自己会赢得官司。“幼稚”这个词在我脑袋上不断回响,在某些时刻几乎让我放弃。或许我幼稚地战斗,要赢得自己想要的公正,或许这过于理想主义,或许我不过是顽固不化。但是我明白英航的行为已经违法了,我应该获得赔偿,我决定让那些将我的立场称为“幼稚”的人收回他们的话。接下来一周,我们同负责案子的皇家法律顾问乔治?卡曼会面。我打电话通知迈克尔?戴维斯,决不会让我的控诉无疾而终,案子会在一月开庭,英航的董事们将接受乔治?卡曼的盘问。甚至还没等我提到乔治?卡曼会如何做,迈克尔?戴维斯就挂断了电话。

  现在我真正相信我们能够击败英航,不仅因为我们发现了许多他们肮脏把戏的证据,而且也找到了英航特别秘密活动的细节。有人打电话给我办公室说自己有关于英航秘密雇用私人侦探活动的信息,内容录在一份电脑磁盘上,记载了私人侦探的行动日志,他坚持要亲手把磁盘交给我。我和一位助理坐进轿车赴约时,在衣服下藏了一支麦克风来记录下将开始的谈话,明白哈金斯和巴沙姆谈话录音的重要性后,我不会错过录制这次谈话的任何机会。然而当初创立维珍航空时,我从未想过必须依靠007的方式来经营公司!

  我们得到了磁盘,它简直是份启示录。私人侦探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曾向英航的什么人报告。日志显示这次行动的代号为“柯分特花园”,第一笔资料是1991年11月30日,上面写着:“在S1位于恩社区(英航位于伦敦中心的总部)的办公室内,首度看到巴巴拉项目”。S1显然是大卫?伯恩赛德的代号,“巴巴拉项目”是巴沙姆交给哈金斯的关于维珍的报告。英航绝大多数高层的名字都被提到,但是他们都被冠以数字和字母混合的代号,真名从未出现。但很容易看出谁是谁:金男爵是“LK”或“C1”,马歇尔爵士是“C2”,巴沙姆是“S2”,还有其他的“R1”、“R2”不知道是谁,后来才发现他们是私人侦探。他们伪装成公司人员,企图找出英航内部泄漏消息给我们的叛变分子。“柯分特花园计划”看来由伊恩?约翰逊合伙公司,也就是“国际安全管理顾问公司”所执行,报告内容详细描述了强森和私人侦探如何向英航的安全总监和法务总监报告这份计划的进度,磁盘也记录了与罗伯特?艾琳和科林?马歇尔的会谈。报告内容的详尽程度让人惊讶,里面纪录了小组成员如何让英国高层确信维珍在进行一场对抗英航的秘密行动,他们估计这场子虚乌有的行动大约花了40万英镑。后来我们发现英航在 “柯分特花园”行动的费用是每周一万九千英镑。

  这次被详细揭露出的行动中最奇怪部分是私人侦探如何运用隐藏式摄影机和录音设备监视某个宾馆。他们想要是要录下伯恩赛德与一位“柯分特花园”行动组认定的“维珍密探”的谈话。报告记录了由于伯恩赛德无法打开窃听器,计划失败!我可以让英航放一百个心:我过去和将来都不会雇用私人侦探,这不是我或者维珍的作风。当我读完“柯分特花园”行动日志后,感到仿佛刚刚从虚幻太空返回。这完全是英航的高层和他们雇用的阴谋家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却花费了这么多钱。我真的开始期望打这场诽谤官司,它已经被媒体宣称为“诽谤官司之母”。

  1992年12月7日

  “英航崩溃了,”卡曼对我说,“他们今天付了约50万英镑,确切地说是四十八万五千英镑给法院。这有效地承认他们自己如控诉的那样有罪。”

  我们后来发觉,就在官司开庭前,英航的律师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希望英打赢,如果他们想避免站在证人席中接受卡曼的询问,或者免受自己所作所为被新闻界曝光的侮辱,那么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向法庭支付罚金,进行庭外和解。一开始我还举棋不定是否该接受和解金,我是清白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英航董事送上证人席上击败他们。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我意识到虽然这种做法很刺激,却可能被认为是报复过度。“你必须记住你要控告的原因,”卡曼劝我,“你希望这种肮脏把戏停下来,你希望恢复清白的名誉。英航已经承认你完全正确,你已经澄清了名声。如果你坚持把官司进行到底,那么有两件事情要出轨:陪审团或许会判决你的损失,但是他们会认为作为个有钱人,你不需要五十万英镑,他们只会给你二十五万英镑,而如果陪审团判给你的金额少于英航付给法院的金额的话,那么你不得不支付两方面的费用。所以你赢了官司却损失大笔金钱,而公众就会怀疑维珍为什么要支付三百万的费用。”他建议的最后部分非常有说服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接受庭外和解的决定看起来有点虎头蛇尾,因为我们不能获得看着那些董事被质询的快感,但是决定接受英航的条件会是一场全面的毫无风险的胜利,可以立刻毫无牵挂继续我的事业。

  卡曼花了一周的时间谈判和解金额,1992年12月11日,我们同意英国历史上最高的诽谤和解金:我个人获得五十万英镑以弥补个人名誉受损,维珍航空获得十一万英镑以弥补企业名誉受损。

  1993年1月11日

  “维珍强压英航”成了《太阳报》的头条,在头版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留给其他事情了。

  我在卡曼的办公室,还有律师杰拉德,以及我最很高兴与之分享成功滋味的父亲,我们沿斯特兰德大道走向高等法院,从一堆摄影记者中挤出路来。在听证会即将举行的十一号法庭走廊上挤满了人,里面却非常安静。英航首脑们的缺席十分引人注目:金男爵、马歇尔爵士和罗伯特?艾琳这三位主要的公司利益维护者不在、大卫?伯恩赛德也没有来,巴沙姆出国了,但是他的律师却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把他的名字从道歉声明中除去。法官问英航律师的意见,他们也同意维珍的意见,认为巴沙姆的名字应该包括在道歉名单中,法官最后裁定道歉声明必须和事前准备的一致。

  乔治?卡曼站起来念出共同同意的声明,当他念到最后部分时,法庭内鸦雀无声:“英航和金男爵现在毫无保留地同意对布兰森先生和维珍有失诚信与廉洁的指责完全不实,对于英航的部分员工以及巴沙姆先生的行为将会危害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商业利益和名声这一后果同样完全接受。英航与金男爵在此由律师代表自己致以歉意,并为弥补因其不实声明所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愿意给原告十分充分的赔偿。同时撤销对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反诉。另外,英航与金男爵已经同意支付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各类诉讼费用,并承诺不再重

  复引起这场官司的诽谤中伤。“乔治?卡曼喘了口气,整个法庭都屏住了呼吸,”英航和金男爵将赔偿布兰森先生个人五十万英镑,赔偿维珍航空的损失十一万英镑。“

  法庭里突然一阵骚动,卡曼不得不提高声音:“考虑到无条件道歉的诚意以及弥补损失的充分赔偿,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认为通过采取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他们的名声得到了公开平反。”

  我看到父亲听到和解方案时泪流满面,他从胸袋掏出的大真丝手帕抹去泪水,我在桌下握紧双拳以免让自己跳起来。

  在英航的道歉声明中,还有条刺耳的注解,他们毫无保留地道歉的同时还在继续逃脱指责:“在这场诉讼进行的同时,英航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员工确实参与了很多事情,英航觉得很后悔,这些事使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航空有理由关切。然而我也要着重指出,”他们的律师说,“英航的董事并未参与任何对付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航空的计划与行动。”

  法庭内的许多人对此嗤之以鼻,英航始终拒绝从道歉声明将这段摘除。“随它去吧,”卡曼最后劝我,“大家都知道它的真正含义。”

  法庭外,我面对着重重包围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激动万分,握紧双拳,挥舞着庆祝胜利的手势。“我接受这项条件不仅仅为了维珍航空,”我说,“也为了所有其他的航空公司:雷克航空、丹航空、欧洲航空、苏格兰航空。他们都是英航的压力下的牺牲品,只有我们幸存了,刚刚幸存。”

  回到荷兰公园,聚会开始。我决定把自己的五十万英镑赔偿金与所有维珍航空员工分享,因为在英航的压力下他们也不得不遭受了减薪和降低红利的损失。墙角的电视里新闻节目全天都在主要报道维珍航空胜利的消息,独立电视台甚至访问了卡里法和伊冯?帕森斯。聚会的人们停下来观看,朝他们欢呼,然后又继续庆祝。过了许久,我正在和别人说话,忽然感到精疲力竭。我感受到我们胜利了,肩上所有的压力突然消失了,我高兴地开怀大笑,倒向一边,进入了梦乡。

  觉得自己象站在世界之巅,我和琼、霍莉和山姆去马略卡岛上的旅馆庆祝。整个星期新闻界都在不断对我拍照,我觉得我们正领导潮流,未来几年内维珍将完全改变,我们将拥有整个世界。

  一天早上,我躺在游泳池边,读着所有传真过来有关维珍的报道,一对年轻夫妇走近身边,紧张地咳嗽以引起我的注意。“打扰一下,”他们边说边打开一个照相机,“能拍个照吗?”

  “当然可以,”我站起来灿烂地微笑,还一边把头发梳到脑后:“你们想在哪里拍?”

  “就在这好了,”他们说。

  我走过去,背对游泳池站好,挺胸收腹,梳理头发。“这样行吗?”我问。

  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看起来有点迷惑不解,小声耳语一阵,没将照相机对着我,反而将它交给我。“对不起,”丈夫说,“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拍照。我叫爱德华,这是我的太太埃拉敏塔,请问先生贵姓?”

  29.维珍的领域(1993及以后)(1)

  对于维珍来说,1993年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维珍首次资金充足;我们有了“维珍”这样一个强势的品牌,并可以将它推广到广泛的商业领域。我们凭着我们的直觉在尚未规划好的领域中逶迤前行,而不是花费所有的时间去劝说他人这样做。一旦我们完成从维珍音像到大西洋维珍航空公司这一惊人的横向跨越,我们便能从事任何事情。从我们第一次在游艇抄写一个老唱片的合同并同麦克?奥得费尔德签约以来,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时代不同了,我们在银行里也有了差不多五百万英镑,但是我并不想把它搁在那儿。

  从这一点说,我当然可以退休,将我的注意力转到学习如何画水彩画或者如何在高尔夫球场上打败我老妈,但那并非我的本性。人们问我:“为何你不去找些乐趣?”他们没有问到点子上,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找乐。乐趣是我喜欢从事商业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开始做任何事情的关键因素——超过其他任何相关因素——乐趣正是维珍成功的秘密。我认识到商业意识充满着乐趣和创造力,它不是开会的成果,也不是在某些商学院教导出来的——在那里商业就是痛苦的折磨,就是大量的“现金流折扣”和“当前净利润”。

  虽然我经常被要求给我的“商业哲学”下定义,但是我一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它并非像“见方抓药”那样可以传授。没有任何因素和技术可以保证成功。遵循那些已经存在的参数,可以让某项商业进行下去;但是你无法清晰地定义我们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把它像一瓶香水那样装起来。一切不是那么简单:要成功,你必须趋时而动,而且,如果你的周围有一个良好的团队和超乎寻常的好运,你也许能取得成功。但是,仅仅遵循他人的模式,你并不能保证获得成功。

  商业充满着变化和流动。据我所知,商业组合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切都那么不可确定,过去的几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前些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许多领域维珍尚未进入,而这些领域现在已占去我这么多时间。只有当你开始写书时,你才能发现你想到达的目标有多远。我对这本书的态度是:它不仅仅是我过去五十年努力奋斗的全面总结,而且是前进中的一项工作和一种生活。

  在我开始写这本书来表述我对生活和商业的态度后,商场风云变幻。但这些事情只能在下本书中出现。过去的几年,维珍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而且它扩张的速度或许超过了欧洲任何一家集团。我们经商的手法也许和以前一样,但内容已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本书一开始就不打算像财务报表那样干巴巴,至少我希望它会给出一个观点——什么对于我的生活和周围的人来说是重要的。1993年1月卖出维珍音像并击败英航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首次意识到:我已经越过了阻碍,渐渐能看到目的地了。这是非同寻常的,对于任何没有资金支持的人来说,成败只有一线之隔。即使维珍取得过不少成功,一直以来它始终都面临着现金枯竭的危险。维珍有盈利,但我经常将利润投入到新项目中以使集团得到更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很少奢望用多余的现金去抵抗风险。

  这些年,我们经历过三次经济衰退,我们承受过巨大损失,我们退出了某些行业并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裁员,但是1993年后,我们获得了财务上的自由,已经没有银行敢指手画脚地教育我们如何经商。而我已经成为少有的一类企业家: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无法在如此之多的领域扩张后幸存下来。当然,在取得财务自由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克服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总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中。

  一开始,我们是一家经营邮购音像的公司,所以很依赖邮政,但不幸的是当时就遇上了六个月的邮政罢工,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开创新领域,我们或许已经失败了。一切别无选择,罢工的期间,我们的第一家维珍音像店开张了,它在一家鞋店上面,要爬过一条又黑又窄的楼梯才能上去,里面也只有一些货架,一个破沙发和一个铁柜。但是通过它自身的运作方式,小店让我们掌握了零售方面的全部知识。我能在这个小店和维珍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旗舰店之间画一条直线。虽然它们只有规模的区别,但是你必须让它有机会诞生。

  同样,早些年维珍音像集中了我们所有的资源,每单买卖不成即败。我们或许没能签下10CC,但是我们仍然不殚将公司置于寻求新乐队的风险之中。然后,我们在不确定和祈祷中启航,要知道,一旦在试飞中引擎爆炸,航行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幸运的是:每次出错时,我们反应得总比银行快一点点。

  然而,你不能不在脑海中有广阔的远景,有关这点最好的证明就发生在1992年经济衰退最严峻的时期。当时,我正努力融资以使我们所有的飞机上每个椅背后装上个人录像带机——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在飞行中提供最好的娱乐——为此,我们需要一千万英镑,维珍航空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所需的资金。那天,正当我们所有人都绝望地坐在克罗利准备放弃这项计划时,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最后赌上一注。

  紧张地拿起电话,我打给了波音公司并要求与菲尔?坎度义特总裁通话。我问菲尔,如果我们购买10架新的波音747-400S,他是否能在经济舱每个座椅后装上个人录像带机。菲尔对于有人在经济衰退时买波音飞机感到很高兴,他同意了。然后,我打电话给空中客车的吉恩·皮埃尔森,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同意了。经过更深入的询问后,我们发现,贷款四亿英镑来买18架新飞机比为贷款一千万去安装椅背个人录像带机要容易得多。结果,维珍航空突然拥有了一个业界最新最现代的机队,而且购买的价格也是我们开始购买飞机以来的最低价。

  彼时很多人问我维珍的极限是什么,我们拓展的领域是否已经超过了它所能承受的范围。因为在死板的规则指导下,他们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公司把它的品牌投放到如此广泛的行业和产品中去。他们绝对正确,但这也恰恰是我引以为傲的地方,要知道,我正是通过生活中此起彼伏的机遇和挑战而获得成功。一些最好的点子就产生于困境中,而且你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去看到它们的优点。就像在1984年一个美国律师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开一个航空公司,1987年一个瑞典热气球爱好者邀请我和他一起飞越大西洋。这些提议来得突然而且

  含混,我无法想到下一步将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听得足够认真,这些好主意在某种程度上都将符合维珍已有的商业组织架构。从本质上说,我对生活充满着好奇,并将这一点业扩展到商业领域。好奇心带着我走上许多无法想象的道路,又让我认识了许多不一般的人,维珍就是这些人的组合,而它的成功也依赖于他们。

  维珍有自身的生命进程,而且我常常尽力提前规划。当我试着将《学生》卖给IPC杂志社时,他们被我吓退了,因为我开始侃侃而谈所有其他我想开发的商业机会:一个将提供比其他航空公司的旅行便宜得多的“学生”旅行社;同时我认为当学生没有任何收入来保护自己时,他们正受到剥削,所以我要开一家“学生”银行;由于英国铁路公司的列车经常晚点而票价很贵,我甚至想从他们那租用列车……即使当时我的资源有限,我仍然企图尽可能地进入这些行业并制造巨变。那时,它都是些理论,已经超过了我能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想法产生了。我创立和经营盈利性的公司,所以我或许是个商人,但是当我试图梦想和超前计划出新产品和新公司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的宏伟计划没有对《学生》产生影响,但是,卖掉维珍音像后,我再次准备去推倒障碍。这次已经有明显不同了:过去在《学生》这个小杂志里我们没几块钱,因而不得不卖掉它;现在我们的大钱柜里却装满了数以百万英镑。这是多么迷人的时刻,凡事皆有可能,我们资金充足,更重要的是,有了维珍这样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品牌,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自身变革,维珍的领域一望无际。

  我从不压制我的直觉,对于任何商业计划,首要的是有趣。如果一个市场被两个寡头垄断,对我来说它就有正当竞争的空间。不仅仅是有兴趣,我还喜欢趟混水,尤其是当大公司提供价贵质次的产品时,我就想从他们的收入中分一杯羹。九十年代早期,在我的记事本里就有了推出一系列维珍软饮料的可行性方案,这些饮料以维珍可乐为首,维珍可乐将梦想代替名列世界十大企业之列的可口可乐;正当此时,科特公司专注于推出自创品牌的灌装可乐并且正在寻找一个全球性的品牌作为合作伙伴。

  “你有因素X和Y,”科特公司总裁格里·彭塞对我说,“人们喜欢维珍,他们相信这一品牌,只要是维珍的产品,他们就会去购买。怎么样?我们已经有了配方,你拥有品牌,你对‘维珍可乐’有何看法?”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优势显而易见,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它也是世界上最具盈利性的公司。它只有一个对手:在美国市场,可口可乐拥有百分之四十的份额;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大约为百分之三十。美国以外的市场,可口可乐完全占统治地位。两个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有数亿美元,而且它们一些最好的广告现在仍然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但是当我近距离研究饮料行业时,我看到它们盔甲上的裂缝。最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告诉你可口可乐只是一个有巨大市场预算的碳酸饮料,而单一性将使它的市场容易受到攻击。对于“什么是真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口可乐公司将原来的可口可乐从渠道中退出,而推出号称有更佳口味的新可口可乐。但是美国消费者的反映迫使可口可乐公司重新使用原来的配方,并起名“经典可口可乐”。但是怀疑的种子已经播下,如果可口可乐公司承认“经典可口可乐”不如“新可口可乐”,那么根据定义另一种可乐的配方更好。对我来说,出击的号角已经吹响。

  双寡头垄断市场的另一方,百事可乐看起来更弱。引人注目的是,当我们推出维珍可乐时,百事可乐首先做出反应:它们将自己的罐子从以红色为主改为以蓝色为主,看起来我们刺痛了它的神经。当我们得知百事可乐准备这样做后,我们在报纸上作整版的广告声明我们已经开发出独特的可乐罐——因为罐子变成蓝色,当可乐不冒泡时,你就能够分辨出来。即使这样,对加入这个行业,维珍内部仍然存在阻力。可以理解,人们这样是想保护我们的品牌,对于维珍品牌的使用,这是它首次受到异议,以后异议发生得更多。

  象往常一样,当人们提醒我别做我想要的某件事时,我反而更加想要去试一试。就这件事而言,我们都承认:将在超市货架上展开每一英寸的争夺战。但是一旦我们估算出,即使我们失败了,财务风险也非常小时,我们决定着手这个项目。我们的产品一点都不输给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而且在一所学校进行的首次蒙眼测试中,大多数人更喜欢维珍可乐,这项测试后来在全国全面展开,因此,我们正式推出维珍可乐。几个月内,我们在全国卖出了五千万英镑的维珍可乐;们继续将它推向法国、比利时和南非,甚至我们打算在时代广场可口可乐标志下放一台维珍可乐售货机。在这之前,我们早已冲破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重重围困,甚至烧掉了时代广场上可口可乐的标志。

  展望未来,我无法想象维珍可乐是否能成为软饮料中的全球领导性品牌,对我们所有的生意,我都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但是,我知道维珍可乐将成为维珍哲学的代表,在贩卖它的乐趣和活力下具备着一份很棒的商业计划作基石。推出维珍可乐的决定基于三个要素:找到合适的人,对维珍品牌的积极使用,以及对市场萎缩的保护措施。

  维珍可乐的商业计划十分清晰:我们从不花太多的钱来卖维珍可乐。不像其他产品,生

  产可乐是那么便宜,以至于制造成本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能通过销售来平衡广告和分销的成本。维珍的财务报表充分表明这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因为有这么大的空白区间,足够让其他人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旁边卖更加便宜的可乐。

  一旦我确信我们能在可乐市场萎缩时有效应对——这常是我首先关心的问题——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推出维珍可乐是否真的能提升维珍品牌。尽管同事们反对,我仍确信可乐可以让人们想到维珍的许多特质——乐趣、自由和激动人心,不仅仅是这些,我们的可乐更好更便宜。我们的成功基于以下事实:我们是面对两个巨人的弱小新来者,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让这一品牌在青年人市场中生存。

  “好的”,当人们听过我对维珍可乐的辩护后,他们同意了,“我能看到可乐是乐趣,它令人兴奋,可以盈利,而且符合维珍的形象,但是人寿保险肯定不是!你卖寿险、抵押品和投资究竟是为什么?”

  我不得不同意在我们决定开设维珍财务之前,来一些关于发展寿险的健康性的讨论。

  “人寿保险?”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想法时,都很不屑,“人们痛恨人寿保险,所有的业务员看起来没有道德,他们闯入你们家,从你身上抽取秘密的佣金。这是一个很糟的行业,它绝不是维珍的生意。”

  “没错,”我说,“但它有潜力。”

  我喜欢同魔鬼跳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建立维珍寿险和维珍银行的想法会吓着不列颠的老员工以及在维珍音像店闲逛的顾客,然而,我能看到金融服务业所有的缺点。无论什么时候,我看到有人做了不公平的买卖,我就想插一脚进去。当然,这不纯粹是慈善事业,它也需要有利可图,但是区别在于,我准备向顾客更多地让利,这样买卖两方才能获得双赢。我的特色也许有点黑色幽默:卖给你性手枪的人也替你管理养老金。另外一件同样有趣的事情是,银行以前曾经差点取消我们抵押品的赎回权,现在,我们则要开一家银行,从那个领域抢他们的生意。

  罗万?果姆利让我第一次注意到金融服务,他也是我邀请来帮助维珍找出新商机的风险投资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评估他认为毫无意义的维珍养老金政策,当他请教了六个不同的养老金专家,试图最好地重新构建这一政策时,六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让他十分困惑。

  “我不能理解”,他告诉我,“我在财务上有三个学位,但是它们所教的没一个对这件事情有用。”

  我直觉感到金融服务领域被神秘和偷窃所笼罩而且没有隐性收入,维珍拥有空间提供没有沾染行业习气的替代品。象我们的其他冒险一样,我们需要一个伙伴,他既了解这个行业又能够提供与维珍品牌匹配的资金。尽管过去与人合作时我们有过些困难,我仍然坚信1:1的合作关系对金融业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当然某些时候出错难以避免,当出错时,双方有相同的动机进行修正。事情也不总是这样,最坏的情况,比如当年和冉多尔夫?菲尔兹公司的合作,维珍最后会将伙伴整体收购;最好的情况,则比如和我们在日本合作开大商场的玛瑞公司,仍然是对半分而且双方一直很满意。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我们已经尝试过绝大多数合作形式,即使你们都有同样的激情投入一个项目,情况仍然会变化。因此和别人打交道时,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对合同重新谈判是商业挑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的金融服务公司——维珍财务,开始是维珍股份和诺维奇联合银行组建的合资公司,双方的股份为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我能毫不谦虚地说这一切无法再次发生,我们取消了所有的佣金,我们提供高价值的产品——实际上,蜂拥而来的投资者令我们招架不住。我们不是在伦敦城里租下一个高级写字楼,而是在诺维奇建立新的办公室,我们从不雇用基金经理,因为我们清楚知道他们严实保护的秘密:他们中的某些人拿着世界上最高的薪水,却从不能联合起来打败股票指数。

  我们强势进入金融领域,而且刚开始一切迹象良好,然而成功之余,我们意识到相对于诺维奇联合银行的实力,我们走得太快太远了,看起来我们比当初预期的要大上两倍。不久,我们安排诺维奇联合银行将股份出售给能匹配我们雄心的伙伴——澳大利亚互助远见银行(AMP)。由于有AMP和维珍财务的优秀团队,我们在竞争激烈的金融服务领域收获颇丰。从1995年宣告成立,维珍财务令人惊奇地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投资公司,迄至1999年,25万人将1.5亿英镑信任地交给我们。

  罗万?果姆利的成功和他对维珍财务的远景规划表明了维珍最大的长处:我们靠特立独行获得成功。当我请罗万为维珍工作时,我意识到他身上的一个特质:他总是主动让事情发生。在他在荷兰公园半岛上的某张办公桌上开始工作时,我们都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将去创立一个金融服务公司。其实事后想起这点倒也并不让人吃惊,当他进军金融服务领域时,我们安排了新的公司结构,让他和他的团队在公司拥有自行处理的股份。和维珍所有分公司的经理一样,罗万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因为他可以清晰地看到成功将给他和他的团队带来财富。对于维珍这样叛逆的公司,维珍财务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如同维珍从音像转到航空一样,这也是横向跨越,但是它仍然还是关于服务、资产增值以及供应简单产品的行业。

  沿着正统途径建立一个有巨大办公室、董事会命令层层传达的金字塔结构公司完全不符合我对维珍财务的远景规划。我不是说这种组织结构错了——远不是这样。该结构造就了从可口可乐到皮尔森再到微软这样令人敬畏的大公司,只是我不喜欢那样工作,我太随便,精力太旺盛,我喜欢继续前进。

  随着公司越来越多样化,我更多地被问道有关维珍的远景构想,我既不想逃避这个问题

  ,也不想很采用保险的回答,比如“我将在下次被问道时再做回答”,我对维珍的远景不是僵止的,而是像这个公司一样在常变常新。我通常列表来过日子:列出需要电话联系的人,列出想法,列出筹建的公司,列出主动制造事端的人。每天我都按照这些表来工作,一个个电话推着我前进。回顾七十年代早期,我大量时间在跟不同的银行和贷款者耍花招,以使他们互不确认并认为我有偿付能力。我仍然这样生存,但是除了银行,现在我做的都是大得多的买卖,依然不过是规模上的差别。

  即使有时我把它放错地方,我办公室的任何人都知道我最重要的财产是一个标准的学生笔记本,这种本子可以在全国任何的一条大街上的任意一家文具店买到。无论在哪,我都随身携带这个本子,记下我碰到的维珍员工和其他人对我所有的意见,我也对电话会议和所有会谈作记录,而且还会起草信件和列出需要打的电话。

  这些年来,我用这种方式所做的笔记已有一书柜,将所有事情记下的戒律让我不得不仔细倾听。现在重新翻阅这些笔记,我发现一些想法离我远去:有人曾建议我去投资一项叫“细节追捕”的木板游戏和一个装有发条的收音机。但是,当我拒绝开设劳埃得斯保险公司进入保险业时,我的守护天使一定眷顾了我。

  无论我是在飞机上、火车上,还是在音像店里,我都四处走动,询问碰到的人是否有改善服务的建议。我把建议记下,一回到家我就会温习我记下的东西,如果有好主意,我拿起电话将它贯彻实施。在机场巴士上,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在飞行中提供咨讯。当我告诉我的雇员这个想法并问他们是否能实施时,雇员们都疯了。他们取消我那是“一张理查德的草根选票”。但是顾客反复地建议维珍提供更多的服务,只要建议有影响,我才不管主意从哪儿来。

  我也坚持我们应该不断地询问雇员们有什么建议,而且我亲自去做他们的工作。当我试着在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走廊里推手推车时,我几乎撞倒了所有的人。在我同机务人员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建议我们应该引入更多的女服务员提供服务,让手推车的数量保持最小。

  某次同我谈话时,彼得?加百利最终总结了我对维珍的远景构想:“真让人无法容忍!维珍在做任何事情。早上醒来,你在听维珍电台;你穿上维珍牛仔裤;你去维珍大卖场;你喝维珍可乐;你坐上维珍航空去美国。不久你还会提供维珍生育,维珍婚礼以及维珍葬礼。我想你应该把维珍重新命名为‘进出口公司’,这样,你从头至尾无所不在。”

  像平时一样,作为机敏的商人和天才的音乐家,彼得非常接近事实。当时他不知道在伊斯特本我们有两百人在生产维珍化妆品,另外一组在设计维珍衣物,还有我们正准备竞标两条英国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以成为英国最大的铁路运营商。我怀疑我们是否推出过维珍葬礼,但是曾设想推出维珍生育。如果有良好的商业计划、有限的市场萎缩、高素质的人员和好的产品,我们就会努力获取。

  在某些方面,依照传统就是受折磨,就像你所注意到的,我对这种所谓的智慧没有兴趣。传统意义上,当你管理一个公司时,你应该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千万别偏离这狭窄的范围,那样我既大受限制又十分危险。如果你只经营音像店并拒绝改变,当象因特网之类的新事物出现时,你将丢掉那份来自新媒介的顾客的销售额。即使在令人兴奋的1999年,我也觉得建立自己的网上音像店给维珍传统音像店带来损失,要远远好过将这块市场丢给别的网上音像店,当然,这不包括各种外部顾问让我们申请一个因特网址,奇怪的是他们建议我们别使用我们自己的名称,“这是一个葡萄干小面包,手提包和果酱罐的时代”,他们说。他们不懂品牌。

  这也部分揭示了我们对公司的分割。除了能互相保护,他们也有共生的关系。当维珍航空的航班开始飞往南非时,我发现我们在那儿能提供维珍电台和维珍可乐;同样地,我们能利用在航空业的经验,使火车票的购买更加便宜和便捷;我们吸收在飞机上招待乘客的经验,用它去为火车上的旅客服务。尽管雇用了三万名员工,维珍也不是大集团——它只是许多小公司组成的一个大品牌。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同那些大的竞争对手恰恰相反,传统上规定一个公司首先应该注意股东的利益,其次顾客,最后才是员工,在维珍正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员工最重要。我的常识是如果你首先有一个快乐、能自我激励的员工队伍,你很容易拥有忠实顾客,可以肯定的是相应的利润将会让你的股东满意。

  传统认为“大即是美”,但是当我们某项冒险太大时,我们就会将它拆分成小的几块。我会对副总经理、副销售总监和副市场总监说:“祝贺你们!现在你们已经是一家新公司的总经理,销售总监和市场总监。”每次我们都这样做,相关人员不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但是不可避免地他们有更强的动机去执行,他们对工作有更多的激情,这种结果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棒了。在卖掉维珍音像之前,我们有多达五十家的音像分公司,但它们中的任何一家的雇员数不超过六十。

  收购以后,肯整合了维珍音像并让它在2002年前成为索恩百代EMI公司皇冠上最具盈利性的宝石。对于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用相同的技术和技巧重新开辟V2音像。我们签的第一份合约“立体声”可能不会像迈克?奥德菲尔德那么有影响,但是,“立体声”仍然被贝瑞特奖授予最佳新秀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在露天音乐节上向大批观众演奏,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维珍之路就是开展许多不同的冒险,并能独特地成长起来。我们大多数的公司都是白手

  起家,而不是仅仅收购现成的公司。我们希望维珍的每一个分支都处于有效可控制的范围中。因此,维珍的分部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办公室里,如伦敦的诺丁山,西苏塞克斯的克劳雷和诺维奇,这样可以集中起来,保持良好的团队精神。当要开新公司时,我的一个优势是本人对商业没有高度复杂的看法,比如当我考虑应该在维珍航空提供什么服务时,我试图设想我的家人和我是否会喜欢自己购买这些服务。通常就这么简单。

  当然,一旦你从有组织地成长中分离,生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近几年维珍收购了一些公司以增大我们创建的公司。对MGM电影院线的购买是我们所做的第一次大型收购,我们还收购了英国两条铁路的经营特许权。相对于我们能够在把MGM电影院线卖给法国UCI公司之前相对较快地修复它,列车是一个长期得多的投资。有意思的是,某些方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成功。因为只要维珍取得列车运营权,乘客们就期望发生奇迹般的改变。很不幸,这项任务的后勤保障同我们作对:我们的两家列车公司有三千五百名雇员,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车队,同时还需同轨道公司谈判他们改进铁轨和信号。尽管铁路业总的来说处于困难时期,我们仍然相信维珍铁路将最终成功并且提供便宜、便捷和高效的列车服务,如同维珍品牌从前所做的那样,维珍铁路将成为最好事业中的一个。我们时速达140公里的新型火车将使全国的旅程大大缩短,而且舒适和安全将会使它们成为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欧洲最棒的列车。

  一旦你有了伟大的产品,小心地保护它的名声尤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将它投入市场的问题。因此,每天我都收到一堆报纸摘要——任何提到维珍的事情。这些摘要和员工信件是我首先在早上读的,当我开辟航线时,我意识到我必须利用我自己提升维珍航空的形象和建立品牌的价值。如果新闻中出现失真的故事,而且还被允许在报纸上开几个专题,那么故事就变成了事实,然后,每次提到你的产品时,这个故事又被再次提起。

  在两个重要的场合我的名誉收到了损害——首先是我在前一章详细提到的英国航空;第二件就是最后赢得经营英国国家彩票专营权的卡默洛特公司幕后支持者,盖?斯诺登和他的公司GTECH.对这两家公司,我是他们工作中的捣乱分子,让它们损失了数百万英镑。GTECH 事件特别关乎名誉。我和盖?斯诺登会谈时,正好英国政府最终同意放开国家彩票的专营。不同的商业团体开始形成,但是我强烈地感到彩票应该被一家愿意把所有利润捐给慈善事业的公司专营,因为这是根本没有风险的垄断。我邀请了约翰?杰克逊一同进行我们具有慈善性质的投标,当约翰还是形体商店公司的总裁时,我和他在健康关怀组织里工作,并一起推出了伴侣避孕套。GTECH 公司是彩票设备最主要的供应商,所以我们与他们商讨万一他们没有获得合同,是否愿意向我们提供设备。

  1993年9月24日,约翰?杰克逊和我同盖?斯诺登一起吃午饭,从那开始,我们举行的这次会谈变得充满了法律故事。因为盖?斯诺登不愿提供给我们设备的报价,我也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团队,会谈陷入了僵局。然后,斯诺登向我们指出如果我们坚持投标,GTECH团队将蒙受数百万英镑的损失,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将准备向运营商收取的营业额百分比从15%降低到13%甚至可能更少。假设每年彩票的年销售额达四亿英镑(他们也做到了),运营商的收入分成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每年就值四千万英镑,危如累卵。

  我们坐在荷兰公园的花园温室里,我注意到斯诺登开始出汗,他移动椅子,注视着我:“我几乎不知道如何表达,理查德。”

  我盯着他,想知道他想说什么。

  “凡事都有底线。我已经到底线了。我能帮你做些什么,理查德?”斯诺登阐明了他的目的,“我的意思是,私人上我能帮你什么?”

  这个问题搞得我晕头转向,我正在受贿。“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镇静而又愤怒,我努力给他机会让他住嘴,但是他没有。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点什么。”斯诺登说。

  “谢谢,”我答道,“我已经足够成功了,我每天只需要早中晚各一顿。你能帮助我们的唯一方法是为我们的竞标提供设备。”说完,我站起身,离开了温室。我不想将深入这家伙的世界了。当约翰和我正努力为国家彩票竞标,准备向慈善事业捐数百万英镑时,这家伙竟想贿赂我,使他的投标通过,少向慈善事业捐钱来助长他和他的公司。我冲下楼梯,进了厕所,胡乱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他刚说的话。我从未被贿赂过。接着我走上楼,和约翰一起把斯诺登请了出去。

  “我没错,是吗?”我问约翰,“那是贿赂,不是吗?”

  “绝对是贿赂。”约翰说。后来,约翰告诉我当盖?斯诺登说那些话时,他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

  长话短说,在法庭上陪审团支持了我对盖?斯诺登和GTECH公司的指控,而且我的名誉恢

  复了。在不久前离任的乔治?卡曼律师的总结呈词中,他向法庭指出任何商业成功之外,一个人珍惜自己的名誉才是最重要的。盖?斯诺登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向一个错误的人说了一番错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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