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无耻勾当（1991.2—1991.4）（1）
“我接到一个来自英航的男人的电话，”维珍航空的市场经理克里斯？莫斯告诉我，“彼得？弗莱明观看了泰晤士电视台的节目，说他能证明所有英航做过的事情。”“他会写下来吗？”我问，“这是否是有力的证据？”“他说维珍航空是英航最大的敌人，而且自从巴格达的飞行后他们建立了一个特别的队伍来专门破坏你们。”“你能写下来吗？”“我试试。”
整个二月和三月，我们与交通部长马尔科姆？瑞金德讨论了东京航道的争论和我们进入希思罗机场的问题。他是位实际的苏格兰人，公正地听了我们的陈述。我觉得他和我们完全一致，他指出希思罗和格拉斯哥之间定期航班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我现在有合适的餐具，吃一顿象样的饭，过去常常是有点潮湿的白色三明治。”虽然我们的工作午餐进行得不错，但是结束时他说：“理查德，你必须承认，英航干得很棒。”“是的，他们改善了不少，”我同意，“但是他们吃的是免费的午餐：比如他们免费得到协和飞机，没有任何负债，还被允许专用希思罗机场。”“是的，”马尔科姆承认，“但是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陷入了沉默。我争辩道：“这与任何国家利益无关，现在英航是个大公司，归它的股东所有。只是因为曾经是国有时才所得到一切，形成垄断。但它不再是民航总局的了，想想你在格拉斯哥飞机上所吃的白色三明治吧。”或许我走得太远了，因为马尔科姆尴尬地点着头，我明白他不会乘坐维珍航空，因为政府鼓励所有的国会议员、公务员和所有的军人乘坐英航，似乎某种程度上它仍是“国家运输公司”。
“好消息，理查德，”马尔科姆1991年3月15日说，“政府同意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经营，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将授权你们作为英航运输公司来经营飞往东京的两条航线。”
这是我们一直等待的重要的转折点。“太棒了，”我喊道，“佩妮，让我喝点香槟！给威尔打电话，通知每个人。”
当每个人聚集在我的办公室庆祝时，我拨通了休？维尔本的电话。休曾经写文章指出希斯罗机场对航空公司是多么重要，因为盖特维克只有一条短跑道，缺少联运的航班，而在希斯罗机场同样的航班会比盖特维克机场利润额增加15%；维珍航空能从希斯罗机场更长的跑道上空运更多的货物，从而得到更多的税前收入，这些都给马尔科姆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赢了，”我告诉休，“终于进入了希斯罗。”休很高兴也很惊奇，他在航空业做咨询已经有很长时间，告诫我说：“虽然这是你们的突破，但是得当心，英航不会善罢甘休。”在我们喝香槟时，得到消息的记者们接二连三打来电话，他们也打给金男爵，接下来周末我饶有兴趣地读到他的反应。
“政府交通政策？”在他女婿马文任商业版编辑的《观察家》中，金男爵对此嗤之以鼻，“什么是交通政策？看起来每次我们建立一条盈利的航线，就有人凑过来说，‘我也要点儿，’于是政府就施以恩惠。”我对这个访谈哭笑不得。金男爵估计马尔科姆决定允许维珍航空开辟飞往东京的航线将使英航每年损失两亿五千万英镑的收入，他严词谴责道：“我们的股东损失的两亿五千万英镑将直接落到理查德？布兰森的腰包里！”但愿收入是直接进了我的腰包。盛怒之下，金男爵忘记了在收入和利润之间还有个东西叫“成本”。在《观察家》中，金男爵还拉长着脸争辩说每次政府试图培养第二强大的航空公司都以失败告终，他举出了雷克航空、苏格兰航空和欧洲航空的例子。这太虚伪了，所有的三家航空公司被迫限制在盖特维克机场，远离竞争视线，让英航渔翁得利。
同一天《星期天电讯》评论道：“本周金男爵正为允许维珍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最终决定大动肝火。维珍航空长期被限制在盖特维克，这对英航是个保护政策，现在人们明白了，由于国有航空公司的管理思想，英航的服务死板，而维珍具有年青企业家的厚脸皮、坚韧劲和创意，这些都击中了英航的要害。就食物和服务质量而言，维珍豪华商务舱的相当于英航头等舱。”
我的父母常教育我的格言是：“不冒险就一无所得。”通过拼命挤进希斯罗机场，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同英航相比，维珍航空还是个小公司，但是我们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长远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英国苏格兰航空从未做到这点。虽然马尔科姆已经在理论上开放了希斯罗机场，我们仍然需要战斗，寻求如何真正获得起飞的频段。
从英航雇员彼得那儿拿到的信件周一早上到了，彼得在3月18日的信中说：“毫无疑问，英航的英国销售管理层将维珍航空公开视为头号劲敌。在海湾战争中营救人质使理查德？布兰森取得了良好形象，真正的危机开始了。我在英国销售管理层的一次会议中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队伍去破坏‘布兰森的形象’”。彼得曾经是英航在维多利亚的高级市场经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确切消息，英航在内部建立了一个小组来破坏我的名誉，并且已经下令撕毁同维珍有关的一切文件。那些文件有什么罪，需要他们去销毁？我们静观英航挑起的战役如何发展。
同时，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运营，我们不得不设立登机柜台、行李处理器和一支工程队，提供工作日程表给我们的乘客。这意味着要获得频段，只有当我们的频段到位时维珍航空才能制定时间表，然后出售机票。如果我们要赶上繁忙的夏季运输，就必须最迟在四月前一切到位，每一个项目都是场战争。首先，没有登机柜台了。而我却在第三终点站看见一整排空余的登机柜台。“这些是谁的？”我问。“英航。”这就是回答。即使空置，英航也转租给我们。我向英国机场管理机构投诉，它在八十年代私有化开始时就改革了，负责管理英国所有的机场，总经理是约翰？伊根爵士，他曾经管理美洲虎公司。我认为约翰爵士会有点同情我，因为他是个企业家，曾经把美洲虎公司经营得很兴旺。我们通电话，我告诉他我只想拥有同英航公平竞争的机会，不想让他们从我身上踏过，他许诺尽力帮忙。最终英国机场管理机构分配给维珍航空一些登机柜台，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自己的行李处理器，得在英国内陆航空和英航两家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选择了英国内陆航空。
最困难的事情是频段的分配。在一个拥挤的机场里的频段分配系统给那些已经建好的公司以“历史优先权”，虽然1993年欧洲委员会修改了些许以给予“新进入者”优先权，但是事实并未改变。我们申请了64个频段运营我们飞往洛杉矶、东京和纽约的航班，尽管所有的新闻都欢迎维珍来到希斯罗机场、乘客们翘首以待，但希斯罗机场的频段协调员彼得？莫瑞索（它是从英航借调来的）仅仅向我们提供了23个频段，这23个频段无法工作，绝大多数成天杂乱无章，还有些倒是可以让我们起飞却没法让我们着陆或者返航。“这些不能工作，”我
告诉彼得，“它们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在凌晨两点从希斯罗机场起飞，而在早上四点抵达纽约！”“你们不该来希斯罗，”他说，“应该留在盖特维克。”这种抵制我进入航空业中心的行为激怒了我。整个三月和四月，我们同频段协调员陷入了僵局，通过讨论相关的法律依据，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整个系统是自愿的，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有权拒绝接受这种固定频段的分配，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第二，这个系统违背了欧洲竞争法，因为它阻止高效率的新竞争者进入像希斯罗机场。没有实质的起飞和降落，取得希斯罗机场的进入权只是虚伪的胜利。在政府层面，马尔科姆已经给了美洲航空、联合航空和维珍航空共同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机会，他清楚地表明三家航空公司必须凭借稀少的频段来获得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英美航空公司。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希斯罗机场规则的建立者和他们的频段分配系统。经过一系列的相互威胁和利益衡量，彼得和我终于在一次周日午餐中取得了和解。维珍航空终于可以在希斯罗机场经营了。
在我同希斯罗机场频段委员会争论不休时，经营我们美国唱片公司的乔丹？哈里斯和杰夫在电话中对我说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唱片签约。同进入希斯罗机场之于维珍航空一样，这对于维珍唱片也是一次美妙的突破。珍妮？杰克逊是世界上顶级女歌手，她一心一意想保持地位，甚至想比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更加成功。除了天分，决定歌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意志力，而珍妮意志顽强，她再出了许多唱片后才取得了成功，对于一个艺人来说，花长时间取得成功更好，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学习如何适应它，也会有更广泛和更忠实的乐迷基础。
当珍妮来到内克尔岛时，她坚持不去阳光下以免损毁她的肤色。虽然在维珍群岛几乎无法避免晒太阳，但是珍妮还是设法避免日光直射——即使有点不合适地呆在沙滩上时，她也会找个遮蔽物坐下，而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享受乐趣。虽然珍妮愿意同维珍签约，但是她依然在观望我们的报价，虽然是笔大数目，但我们必须签下她——签约珍妮？杰克逊将确保维珍作为世界最性感唱片公司的地位。如果让银行家们的保守小心阻止我们，那么我他妈的就死定了。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常常努力控制成本，尽可能地防止衰落。恰恰因为经常严格地控制现金，维珍集团才幸存下来。但是同样地，我也明白有时一定要打破这些规则，毫不吝惜地花钱才能奏效，同珍妮？杰克逊签约的机会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不能错过。同西蒙和肯讨论后，我决定向珍妮？杰克逊提供从未有过的报价，另外，我也决定打破唱片业的规矩：我们没有捆绑上她未来的唱片，而是仅提供一张专辑的合同。事实上这从未有过，我想打败所有的竞争者，我自信一旦珍妮开始同维珍一起工作，她就不想去其他地方。签下珍妮？杰克逊不仅牢固树立维珍唱片是最好的唱片公司的地位，而且会把正确的信息传给伦敦的人以及认为维珍集团正陷入现金危机之类谣言的国家航空管理局。唯一的麻烦是我们确实正陷入现金危机，如果申请扩大贷款额来同珍妮签约，从罗伊德银行得不到任何帮助。在同银行开了许多短会后，特雷弗最终赢得新斯科舍银行的支持。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支助珍妮？杰克逊的合同。我们给珍妮？杰克逊的报价是一千五百万美元，签约时付五百万。然而，这次竞拍价格扶摇直上，我们不得不上升到两千万，最终用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只买下了一张专辑，比任何一家唱片公司为一张专辑的付费要高出几百万美元。我们向银行指出，珍妮是世界第一女歌手，她的上一张专辑中拥有的前五名单曲数目超过了其他任何歌手，包括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新斯科舍银行向我们保证他们会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当报价达到两千五百万美元时，珍妮遵守诺言，选择了维珍，合同属于我们了，但我们必须在签约时找到一千一百万美元。怀着愉快的心情，在复活节里我让特雷弗在伦敦完成同新斯科舍银行的谈判，让肯留在洛杉矶和珍妮的律师在一起，自己则带着家人和彼得？加百利去瑞士采尔马特村滑雪度假了。彼得最初是起源乐队的歌手，目前已经作为单独艺人同维珍签约，并且成为我的密友之一。我们在周四到达目的地，周五早上开始滑雪。我们回到旅馆早早吃完午饭，经过接待处时，旅馆老板亚历克斯叫住了我：“理查德，有你的电话。”是特雷弗打来的：“恐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收集不到足够的钱同珍妮？杰克逊签约。正如你知道的，我们预定在今天签约，但是新斯科舍银行拔腿溜了。我们需要一千一百万美元，肯认为我们最好告诉她，我们今天筹集不到这笔钱。”我一边听特雷弗的电话，一边看着我的靴子上融化后在平整的地板上留下一滩水。我在想可以把什么资产转移过来筹集这笔钱，我既不愿推迟到下星期，也不愿放弃前言，这会让我们的对手有机会偷偷溜进来同她签约。彼得？加百利走过来，我下周还要付给他大约两百万英镑的版税。
24.我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1991.4—1991.7）（1）
等彼得消失在视野外，我才询问版税的事情。他说：“下星期我们大约要付出五百万英镑，包括给彼得？加百利的一大笔钱，”“好的，我们可在那上面做些文章，我相信彼得不会介意，”我企图让自己相信，“我会给他买杯酒，但是还需要什么？”如今伦敦正值早上，而在瑞士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必须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完成洛杉矶的生意。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唯一对我们有利的是洛杉矶还没人醒来，我们还有十五个小时筹集资金。我们很快地比较了种种选择：我们可以要求富士产经给维珍唱片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要求西武集团
给维珍航空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看看从维珍通信能剥离出多少现金。我又想出些主意：出售内克尔岛，出售我在伦敦的房子，把我们的一些艺人转签出去。问题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知道富士产经和西武集团都不会随便给出一百万美元，更别提一千一百万美元了。实际上，西武集团在酒店业的大量投资由于海湾战争正蒙受巨大的损失。看来我们没其他任何方法募集资金，只有再去依靠新斯科舍银行。“你还在伦敦同银行家们谈吗？”我问。“是的，”特雷弗说。“好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我建议，“如果你去见多伦多的主席，那么他或许会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我去见他们的副主席布鲁斯？伯明翰，”特雷弗说，“我十分了解他。我去找航班。”“航班是什么时候？”我问。“一点有一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
新斯科舍银行的布鲁斯？伯明翰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我打电话给在洛杉矶的肯，那边还是半夜，但显然肯还没有睡。“特雷弗正在去多伦多，”我告诉他，“我们正努力让新斯科舍银行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来。” 肯沮丧地说：“我们必须在傍晚之前完成这笔生意。”他已经非常努力地谈成了这个合同就只等签署了。
飞到多伦多需要八小时，在瑞士的午后喝茶时间，肯已经起床，在比华利山庄开始同珍妮律师进行最后的会谈，他们最后再次检查了合同。彼得、琼、孩子们和我一起吃了顿晚饭。特雷弗在多伦多时间下午三点到达多伦多，在新斯科舍银行停止业务之前到了这所银行。早上三点前，采尔马特村的旅馆大厅里一片寂静，孩子们和彼得都睡熟了，连值夜的守门人也消失在背后的办公室。我坐在投币电话旁的塑料沙发上，焦虑不安，想象着特雷弗和布鲁斯进行的会谈。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特雷弗和布鲁斯从新斯科舍银行的食堂打过来的，我盲目地保证珍妮？杰克逊下张专辑的销量会达到她的兄弟迈克尔的《Thriller》的销量。虽然布鲁斯？伯明翰明白这张专辑对维珍的价值，但是他不愿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对他来说，安逸的选择就是骑墙观望。
“我们需要现在做出决定，”我说，“我坐在旅馆大厅里，这儿将近凌晨四点。感谢上帝，肯在洛杉矶谈判，如果他在香港签约，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失败了。如果我们要签下珍妮？杰克逊，就必须在洛杉矶下班时间之前拿到银行汇票。”“这大概就是信任，”特雷弗说，“维珍从来没有拖欠你们的任何贷款。这次也一如既往。”
“特雷弗，”布鲁斯说，“我能信任你们吗？否则我会死的。”“是的，你可以。”接下来陷入长久的沉默。“我猜想伦敦支行的人会对我无比愤怒，”布鲁斯最后说，“但是无论怎么样，珍妮？杰克逊是位了不起的女士。让我们继续完成这笔生意。但是我可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又花了烦人的两小时从新斯科舍银行的洛杉矶分行取得银行汇票。洛杉矶时间下午五点，当特雷弗和布鲁斯在多伦多欢度晚餐，而我正在补觉时，一张一千一百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到达了比华利山庄的会议上，并且转给了珍妮？杰克逊的律师。珍妮？杰克逊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任何问题，她和肯愉快地签署了合同。“该死，”她的一位律师说，“我们应该早点。我们要等到周一才能把它换成现金。”
由于我们仍然需要在珍妮制作专辑时付给合同中的费用，所以我们继续想法子把资产套现。特雷弗和罗伯特设法将世家电脑游戏在欧洲的经销权卖回了母公司——日本世家公司，我们需要现金，虽然没有银行家对该经销权估价很高，但是我们卖出了三千三百万英镑，这次出售的时机也非常好：一年后电脑游戏市场到了谷底，而日元飞速升值，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经销权变得一文不值。
1991年6月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看到一捆简报中一份叫《对维珍的控诉》，记者是弗兰克·凯恩，他说：“维珍的一位乘客显然对上星期豪华商务舱的服务不够满意。在来宾登记簿上有一条这么写到：”不奇怪你们的老板会用热气球环游世界。‘“
我蜷曲在货车里等待信号。这时是1991年7月7日凌晨四点，希斯罗机场外的环形路上。我们雇用了一台起重机，把印有维珍商标的红旗慢慢地挂在停机坪上的协和飞机尾翼上，把写着“维珍领地”的告示牌放在英航告示牌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纷纷从我们旁边的货车中跳了出来，架起了自己的设备。为了庆祝这个时刻，我穿着织锦缎双排扣常礼服，一只喂饱了的鹦鹉在我肩上晃动，我还在左眼蒙上眼罩，别着一把有剑穗的长剑。
交通越来越繁忙，经过的汽车都停下来拼命按喇叭，司机们高声欢叫，不久警察过来看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笑得非常开心，”警察说，“但是英航要求我们逮捕你。”“那么你们会逮捕我吗？”我问。“当然不会，”警察笑道，“我告诉英航，世界不再受他们控制了。”
我打扮得象个海盗，因为金男爵曾经这么叫我。他觉得我正在“抢劫”他的航线和在应
该属于英航的收入。我决定按照他的话，通过把维珍标志放在尾翼上来“绑架”协和飞机。我之所以这么打扮的原因之一是让摄影记者好拍照，登上报纸来推广维珍品牌。
1991年7月7日维珍开始在希斯罗机场飞进飞出。就像休曾经预言的那样，我们提供飞往肯尼迪机场、东京和洛杉矶的三条航线的销量增长了15%.7月14日英航的内部刊物《英航新闻》登出《维珍四处抢频段》的文章，再次抱怨说允许低价竞争者同他们竞争是多么不公平。接着7月16日，金男爵在英航的年度大会上宣布英航将停止给保守党的年度捐款。金男爵没有料到这恰恰泄漏出真相，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给保守党的捐款保证了他们的特权。一些评论家指出自1987年英航私有化以来所捐出的18万英镑曾帮助他们在交通部的听证会上获得同情。
实际上，英航不仅仅是捐款给保守党。这个夏天，我同一群下议院议员喝酒，听到其中两位聊他们的假日计划。“你见过你的旅行代理吗？”一个问。“不，我只是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一张免费机票。”“谁是旅行代理？”我问。“当然是英航！”他们齐声回答。当金男爵停止捐款给保守党时，我希望事情对他们不利，也希望政府鼓励更多的竞争。英航年度大会后一天，英国内陆航空主席迈克尔？毕晓普爵士和我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祝贺英国政府放开了希斯罗机场并支持这项计划。
然而，1991年7月，希斯罗首航的兴奋劲过后，我们三年内都受到压制未能开辟新航线，直到1994年开始飞往香港的航线。总言之，这是一个航空公司攻击自己的弱小竞争者采取的最无情、最激烈、最狠毒的攻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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